一、江苏金融运行稳健有序（论文文献综述）
牛淑豪[1]（2021）在《科技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长江经济带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文中研究表明科技金融是“第一生产力”与“第一助推力”的有机结合,承担着带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使命。区域经济发展协调符合宏观经济战略要求,利用科技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已成为重中之重。一段时间以来,科技金融存在产权不明晰、保护意识不足等问题,我国科技金融的发展亟需完成高质量、高效率转变,这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基础。其中,营商环境是科技金融所在外部环境中的核心组成,而优化营商环境已成为科技金融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理论上,营商环境优化对科技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简化审批程序,强化政府监督,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外部条件为地方创新企业的技术产权提供保障,加快科技金融发展。鉴于此,本文引入营商环境做为调节变量,构建科技金融和区域经济增长的框架模型,实证检验三者的关系。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较为深入地分析科技金融、营商环境和区域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关系的问题。首先对科技金融、营商环境和经济增长的概念界定以及理论基础进行总结后,以长江经济带为例,阐述长江经济带发展现状,并从市场和政府两方面介绍科技金融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营商环境在科技金融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调节作用。鉴于此,通过文献梳理找到衡量指标,构筑科技金融和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的概念模型,并将营商环境视为调节变量,对指标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根据实证结果,得出:（1）科技金融对地区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对这一促进作用有显着正向调节效应。（2）行政效率和法治环境在科技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中有负向效应调节作用。（3）科技金融对地区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市场化水平对这一促进作用有显着正向调节效应。（4）营商环境总指数分析结果发现,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的科技金融都对地区经济增长有显着正效应,但这一正效应从地理位置的由西向东看,是呈现递增趋势的,上游地区科技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小,中游地区次之,下游地区最大。因此,长江经济带需要加强科技创新型人才投入,加大企业科研经费投入,完善政府干预和行政效率,建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建设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建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更加稳健发展。
顾典[2]（2021）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视角的比较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处于至关重要的阶段,传统的高投入、高增长的模式作用在逐渐弱化。自2015年起中国开始倡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任务十分明确。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粗放发展方式已经较难适应今后的发展需要,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已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影响,另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再难对经济发展形成先前那么显着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状态、生态效率或者生态福利绩效的提高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也是很多学者研究的方向。他们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或者生态福利绩效提高的动力机制已经进行了一些比较深刻的研究,同时选择某个产业对生态效率或者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本文旨在进一步验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分别存在什么影响,并且比较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这两个视角进行研究时有什么异同。本文探寻产业结构与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同时也针对这两组对象之间的间接影响进行专门研究和定量分析。本文的重要创新点;首次提出了产业结构的绿色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得到了绿色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绿色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本文共分八个章节,按逻辑顺序逐步展开。第一章为导论,按四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包括对当前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分析,从而引出了生态发展和产业结构等有关的概念。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提高与我们强调的五大发展理念里的协调发展是统一的,也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定要经历的过程;第二部分陈述了选题意义,选题正确是文章有价值的前提;第三部分、第四部分说明了该文的研究技术路线以及研究内容。导论这一章提纲挈领地讲述了本论文存在的价值,以及主体部分将按照什么样的思路开展研究。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本章阐述了以下概念及其之间的关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产业结构对生态效率或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福利绩效或生态效率之间的间接影响。在通常的研究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般包括两个方面,它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合在一起的整体性的概念。生态效率的概念来源于可持续发展,西方最早开始对生态效率进行研究,国内的研究发展也十分迅速。生态福利绩效源于福利的概念,诸大建首次在国内提出了生态福利绩效的概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研究成果见仁见智,总体来讲趋于更加科学与全面。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原本是不同的研究范畴,对它们的研究看似诞生于两个不同的阶段,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又存在内在联系。在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都是我们努力追求的发展方向。为此发现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或者直接影响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间接影响并加以运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所以本文在综述部分通过对前人研究的分析,试图找到一个合理的研究方向。第三章是经典理论及相关理论分析。本章分两大部分,首先分析了产业结构、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的经典理论,然后对本文要研究的问题进行有关理论分析。产业结构经典理论部分介绍了克拉克、库茨涅兹、霍夫曼、钱纳里等人的观点及研究成果。生态效率经典理论部分介绍了鲍尔丁、科斯坦萨等人的观点及研究成果。生态福利绩效理论部分介绍了Daly、诸大建等中外学者的观点。这些经典理论一直是经济学的闪光点,启发了许多后来的学者,为相关的经济学领域研究指明了方向。以这些经典理论为基础,计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指标就有了理论依据。而且本章后面的相关理论分析与这些经典理论一脉相承。这些理论分析针对的是解决产业结构状态与生态效率的对应关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乃至他们之间的间接影响的剖析。本章为全文的理论打下基础,从而保证文章的出发点在理论上是正确的、有意义的。第四章围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状态）、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测度,并且对生态经济的两个指标视角下的脱钩和收敛性进行了分析。通过比较分析发现,干春晖[1]倡导的泰尔指数是计算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较好的方法,而刘伟[2]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也是较好的计算方式。本文利用DEA多阶段方法对生态效率进行了测度。本人借鉴诸大建[3]的方法对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测度。中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梯度现象,产业结构高级化东部地区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测度数据来源包括《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等。生态效率、生态福利视角下的脱钩结果不一样,但都是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破坏脱钩的衡量方法。虽然我国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但通过收敛性分析告诉我们,只要努力生态经济向更高水平迈进是可以实现的。第五章内容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生态效率对应关系的实证分析[4],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直接影响的实证分析。本章在第四章的基础上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二者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同时排除了内生性。为了提高生态效率,在全国范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需要采取的措施不尽相同。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比较显着的差异。生态效率具有明显的一阶滞后效应,不同的地区控制变量影响的显着性存在差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存在空间影响。同时本章还实证分析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生态化的内在需要和导向,所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生态福利绩效就不难理解。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不一样,生态福利绩效也相应地处于不同的趋势。一般来讲,在工业化进程中如果生态福利绩效还没有跨过拐点,那么生态福利绩效还将继续下行。当生态福利绩效跨过了这个拐点,生态福利绩效就将重拾升势,真正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生态福利绩效的良性循环。在此章处于第五章和第七章之间,是本文主干承上启下的部分。通过stata分析,本章发现产业结构状态与生态效率有显着的对应关系,所以可以通过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适当的调整,为生态效率提升创造有利条件。本文还发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有显着的影响作用。本章内容也为第七章探索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等间接影响机制奠定了基础。第六章是间接影响的实证分析。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对电子信息技术、金融产业发展、清洁能源利用有促进作用,从而间接促进生态效率提高。相比较这些产业,在国内清洁能源相关的经济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几乎是空白。在研究过程中,本文作者借鉴与分析了他人选取的控制变量,发现虽然个别指标也较有代表性,但总体来看还是不够宏观与全面。所以本文尽量挑选最权威、最能涵盖清洁能源整体效果的数据,在实证后得出结论:清洁能源与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且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对于生态效率的提高具有显着的影响作用。清洁能源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我们可以通过促进清洁能源的发展来提升影响机制的作用。本章还利用倍差法对清洁能源的影响机制进行了验证,验证结果与前文分析结论一致。此外本章另外一部分是验证了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经济增长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福利绩效之间具有显着的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整体来讲促进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耗中占比提升,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而这些间接影响效应的提升进而又促进了生态福利绩效的进一步改善[5]。同时,本章还针对清洁能源、循环经济这两种因素进行了门槛效应分析和、DID分析,通过分析可以知道,二者可以互不干扰、因地施策。第七章是国际经验分析。本章旨在从他国找到可供学习借鉴的经验,对几个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分析,指出他们的成功及不足之处。本文还对美国休斯顿和德国鲁尔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案例进行了深度分析,这两个案例对中国来讲极具现实意义。中国的中西部等地区正在经历痛苦的转型过程。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地区的成功转型对中国现阶段的转型与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指导价值。第八章是本文结论的总结。本文重点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梳理了相关文献和理论,二是计算了生态福利绩效、生态效率、产业结构的状态指标（含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三是定量测算了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对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四是对前人没有专门研究的领域清洁能源进行了定量分析。作为政策咨询,本文认为中西部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均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中西部地区可以加强清洁能源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加强对新兴产业的扶持培养。在东部地区需要对落后产能进行淘汰和输出,从而进一步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本文还呼吁加大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拓展循环经济,提高循环经济的规模效应,从而使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更加协调快速的优化发展。
周贺[3]（2021）在《中国产业集聚对区域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产业集聚作为既能够影响房地产市场需求又能够影响房地产市场供给的重要经济变量,与房地产价格上涨存在着紧密的理论关联。同时,产业集聚作为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典型化特征之一,代表了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因此,研究产业集聚对我国区域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包括为解释我国房地产价格上涨提供新视角与新证据,发现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区域分化现象背后的原因,以及为不同城市结合实际开展房地产市场调控和制定产业政策提供有益参考。本文在界定人口集聚、房地产和房地产价格相关概念后,对国内外有关产业集聚对房地产价格影响的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重视现实对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历程进行阶段性分析;运用经济理论分析产业集聚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以及产业集聚影响房地产价格的作用机制和门限效应表现;选取合适经济变量,以中国35个大中城市数据为样本,应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和门限面板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本文获得主要研究结论如下:一是我国产业集聚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和产业差异,房地产价格也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产业集聚在东中西三大地带间差异明显,除北京和海南外,东部地区的制造业产业区位熵指数明显大于1,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除了河南、安徽、内蒙古、陕西等省份表现较好外,包括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其他省份制造业集聚水平均较低。与制造业不同,以开发建设为主导的中西部地区,建筑业普遍具有较高的集聚水平。而金融业因其强大的中心集聚力,导致金融业集聚不仅存在明显的东中西差异,也存在着明显的地带内省际差异,来源于第三产业的房地产业集聚表现出与金融业相似的特点,且其与地区的房地产市场冷热密切相关。根据各地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数据,对比发现我国东部地区房地产价格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且东部省份的房地产价格分化严重,35个大中城市的土地成本数据也表现出了相似的特征。二是产业集聚对房地产价格具有显着的影响。理论上,产业集聚能够影响居民的房地产购买能力和数量,从而提升房地产的市场需求,同时产业集聚能够影响土地供给和房地产开发融资成本,从而影响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因此,产业集聚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影响房地产价格。以35个大中城市数据为样本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制造业和建筑业集聚对房地产集聚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金融业和房地产业集聚影响不显着,这反映了以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发展更能够长期影响房地产的价格水平,我国房地产价格水平的上涨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实体经济支撑的。考虑到房地产价格对产业集聚的反向影响关系,对模型内生性进行讨论,并采用新的核心解释变量测量方法和变更样本时间跨度的方式再次进行估计,发现研究结论是稳健的。此外,工资收入、财富水平、建筑成本、土地成本均对房地产价格具有显着正向影响,房屋竣工面积对房地产价格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与房地产价格的供需决定理论的预期结论相一致。三是人口集聚和土地成本是产业集聚影响房地产价格的重要机制变量。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是经济集聚理论成立的两大基础,经济因素是人口迁移流动的主要原因,产业集聚导致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推动了人口集聚的发生,人口的居住需求又刺激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扬。产业集聚推动政府平衡工业用地与住宅土地供给,由于新增土地出让收入具有政府财政平衡和补贴工业用地基础设施建设的功能,这强化了政府提高土地价格的城市土地经营动机,进而推高了房地产成本和销售价格。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人口集聚和土地成本能够部分的传导产业集聚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人口集聚和土地成本是产业集聚作用于房地产价格的重要影响机制。四是产业集聚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门限效应特征,符合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城市在自然条件、区位条件、产业结构等多个方面存在差异,城市异质性能够影响产业集聚对房地产价格的作用大小,即产业集聚对房地产价格存在着异质性影响。选取产业集聚水平、人口集聚水平和土地成本等反映城市异质性和房地产市场发展条件的变量为门限变量,实证结果证实了产业集聚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是异质的,研究还发现对于大多数正处于发展中的城市来说,城市总体产业集聚水平较低、人口集聚水平较低和土地成本较低,产业集聚对房地产价格的正向影响更大。分产业来看,制造业集聚在城市产业集聚水平不高时对房地产价格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大,而金融业集聚在城市产业集聚水平高于某一门槛后对房地产价格的正向促进作用则日益增强,这与产业升级理论下的城市经济发展现实相一致,对于北京上海等产业集聚度高的城市来说,金融业集聚对房地产价格上涨起到了更大的作用,而对于大多数普通城市,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集聚发展能够显着的拉动房地产价格上涨。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结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与房地产市场发展实际,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的政策建议:一是促进各区域均衡协调发展,缩小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产业集聚差距和房地产价格差距。二是重视人口集聚对大中城市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尽可能采取多种形式保障好大中城市流入人口的住房问题。三是重视大中城市土地成本持续上升导致的房地产价格攀升问题,合理解决地方政府用住宅土地出让收入补贴工业用地开发成本,用住宅土地出让收入弥补财政赤字的问题,彻底遏制地方政府提高土地价格、助推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土地经营动机。加强顶层设计和对财税制度、官员晋升评价、中央地方事权划分、土地性质变更出让等多项重要经济制度的系统性改革,将房地产回归到居住属性的普通商品,实现“房住不炒”的房地产市场发展目标。
龚一莼[4]（2021）在《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及生计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提出水库移民是因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而产生的非自愿移民。随着172项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的推进,我国水库移民的人数目前已经达到2502万人次,该群体数量庞大,大部分集中分布在社会经济发展欠发达、地域发展不均衡的农村地区,水库移民家庭普遍存在生产资本薄弱、生产效率低下、生计能力匮乏等问题。受非自愿搬迁安置的影响,水库移民家庭经历局部生产生活环境改变与社会经济转型的双重作用,其生计活动被迫停滞或终止,生计资产受到损失;同时人地资源的日益紧张和搬迁安置政策滞后等客观因素,导致水库移民家庭的贫困风险增加。目前,关于水库移民生计问题的研究理论支撑较为单一,研究视角较为分散,系统性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因此需要通过系统化思维对水库移民家庭在搬迁安置全过程的生计与发展问题进行分析。本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系统演化相关理论,构建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以水库移民家庭为研究单位,以搬迁安置全过程为时间尺度,按照“搬迁安置政策干预—生计系统响应—特征分析—发展预测—路径规划”的逻辑思路,并结合对QP水库移民的连续跟踪调查结果展开理论与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在对可持续生计理论和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观点进行总结和提炼的基础上,本研究构建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是在可以与其他系统和机构进行交互的背景下,以家庭为单位,以生计资本作为输入,基于家庭自身的生计能力,采用一定的生计策略开展生计活动来满足家庭基本的生计需求,并输出生计结果的微观社会-生态系统。在此基础上,利用理论推导的研究方法,分析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边界范围、逻辑结构、运行机制和系统属性。通过整体系统的思维模式构建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为加深对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过程（演化过程、发展态势、发展路径）分析与机制（运行机制、风险响应机制、发展动力机制）探讨注入全新视角、提供研究平台。（2）基于恢复力思想,从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属性视角诠释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受到搬迁安置政策干预后的风险响应机制,分析并测度了系统风险响应的一般性和差异性特征。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属性——持久性、可转化性和适应性可以表征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吸收和抵抗生计风险、转变生计模式、主动适应安置地环境与变化的内在能力,从而诠释水库移民家庭在整个搬迁安置的不同阶段的响应行为,描述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经历缓冲风险、主动变革和适应安置地环境的演化过程,因此被视为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风险响应的一般性特征;本研究构建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属性的测度模型,用于计算研究区域内各家庭生计系统的持久性、可转化性和适应性,以及生计恢复力的得分结果;并根据结构动力学的思想,将生计系统内部要素分为“资本存量”、“内部控制”和“组成结构”三类,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对比分析显着影响持久性、可转化性和适应性的核心要素的异同;同时,本研究通过对比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演化过程中一般性特征的差异,分类分析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风险响应的差异性特征——保守型、稳健型、创新型和灵活型,并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探究家庭禀赋、发展需求和资源供给等内容对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差异性特征的影响作用。以QP水库移民样本户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1)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属性可以解释系统状态的动态变化,测度结果表明研究区内各水库移民样本户生计系统的持久性、可转化性和适应性结果存在差异但分化程度不高;2)按生计策略和安置模式对303户水库移民家庭分组后,发现持久性的组间差异较适应性和可转化性更为明显,具体表现为纯农户或乡内出村安置的家庭持久性均值较高,而纯非农户或县城安置的家庭持久性的均值较低,反映了农业生产活动活动和与原住地相似的安置环境对维持生计系统状态稳定方面的优势;3)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持久性、可转化性和适应性的核心因素各有侧重,说明三属性分别表征了搬迁安置不同阶段生计系统状态的变化;4)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风险响应类型的分类结果说明研究区域内水库移民家庭的生计类型以创新性居多,说明大部分家庭具备自主管理和自主调整,以应对搬迁安置风险的能力;其中纯农户和第一类兼业农户的生计系统风险响应特征以保守型和稳健型为主,而第二类兼业农户和纯非农户的生计系统风险响应特征以创新型和灵活型为主,说明非农业生产活动的开展有助于水库移民家庭自主优化生计策略和适应安置地新环境;5)无序多分类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影响生计系统四类特征的显着因素差异明显,回归分析的显着性和参数结果也可以用于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类型的分类和预测。（3）基于系统演化视角,构建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货币价值转移的网络流,评估水库移民家庭搬迁安置后生计系统的发展状态;基于贫困陷阱理论,提出“发展潜力”概念和测度模型,预测水库移民家庭未来的发展趋势。本研究借鉴生态网络分析方法,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抽象为流量网络来刻画系统的结构特征和发展态势。通过构建水库移民家庭生计活动的投入产出理论分析框架,分析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内部主要要素之间的价值转移,并在此基础上搭建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货币价值转移的网络流,从而计算得到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货币网络流的可持续性结果;其次,本研究基于贫困陷阱理论,将“发展潜力”定义为水库移民家庭在面对各种压力或冲击的作用后仍能保持向可持续发展方向演化的能力,选择以二阶多项式规范来构建包含可持续性一阶马尔可夫过程,以及家庭禀赋与失业风险相关解释变量的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可持续性函数以及发展潜力测度函数模型。并采用系统广义矩方法（GMM）进行参数估计和高阶中心距的计算,从而利用互补积累密度分布函数计算得到各水库移民家庭发展潜力的结果。利用QP水库移民样本户的调查数据进行实例分析的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内的303户水库移民样本户生计系统的可持续性均远小于随机网络系统的最佳可持续性值,说明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本身结构薄弱、功能简单、核心要素之间的约束能力不强,也反映出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运行效率较低,缺乏增长的动力和发展自组织能力;本研究推断大部分水库移民样本户在搬迁至新安置点后,其生计系统尚处于自适应循环过程中的开发（r）阶段,因此建议帮扶政策需从提高系统连通性和自组织能力两方面入手,推动水库移民家庭向最佳可持续发展状态演化;2)对比四类不同生计系统特征的水库移民家庭的可持续发展状态,其各类家庭生计系统的可持续性大小的排列结果为:灵活型>创新型>稳健型>保守型。说明高适应性和高可转化性对于水库移民家庭在搬迁后促使生计系统朝可持续方向演化的重要作用;3)对可持续性进行GMM估计的结果表明了上一期可持续性、固定资产价值、流动资产价值、非农就业率、社会网络对本期可持续性具有显着的正向效应,且上述解释变量对可持续性的边际效应依次递减;失业风险、抚养比对当期的可持续性具有显着的负向效应,且边际效应也依次递减;4)对可持续性方差进行的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表明,水库移民家庭所面临的失业风险将降低各家庭发展的可持续性;根据对发展潜力进行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不仅推断出可持续性具备动态的非线性发展路径的特征,也得到失业风险会显着影响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发展潜力的结论;从家庭禀赋中的人口特征和家庭资产情况看,抚养比高的家庭发展潜力较小,而非农就业率高、户主高学历、流动资产价值高,或社会网络关键节点较多的家庭一般具有更高的发展潜力;5)计算得到303户水库移民家庭中具备发展潜力的有254户,不具备发展潜力的有49户,其中具备发展潜力的家庭中,以创新型与灵活型的水库移民家庭居多,同时不具备发展潜力的家庭中,以保守型和稳健型的水库移民家庭居多,说明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高适应性和高可转化性能够提高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网络流的增长规模和发展质量,对于水库移民家庭抵抗未来未知的生计风险并促使生计系统向可持续发展方向演化至关重要。（4）基于驱动力相关理论,本研究探讨了水库移民家庭于新安置地在国家发展战略和地方搬迁政策的支撑和驱动作用下,生计系统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动态发展路径。本研究在分析多层级驱动力体系对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制和作用路径的基础上,构建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揭示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通过设置七种政策情景,对比各类政策实施效果的仿真结果,发现多措并举的帮扶政策能够覆盖更多水库移民的发展诉求,满足水库移民的长远发展利益。尤其是在增加特色产业投入、提高生产补贴、提升村集体教育和培训服务的频次和质量等方面应加大扶持力度,通过提高水库移民家庭主动创新的生计能力,完善村集体适应性管理水平,助力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研究提出了从生计能力视角出发的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主动变革发展路径,和从适应性管理视角出发的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与村域人地系统协同发展的路径,为后期扶持规划的制定提供参考。综上所述,本研究探寻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演化过程和发展路径的一般规律,分析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风险响应特征和发展状态的差异,揭示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运行机制、对外部风险的响应机制和受驱动力作用的发展动力机制等内容。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1）运用可持续生计理论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构建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及分析框架,丰富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过程分析与机制探讨的理论体系和技术方法;（2）基于系统演化视角,首次建立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货币网络流,开发了定量测度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发展潜力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实现了对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发展状态的评估和预测,弥补了目前对水库移民家庭动态发展方面的研究空白;（3）基于驱动力理论构建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解析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并提出了跨尺度管理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为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合理依据。
王永仓[5]（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指出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钟文[6]（2021）在《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被誉为“中国发展奇迹”,与此同时,区域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学术界普遍认为国家制度变革、区域政策及科学技术等因素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往往忽视了中国特色土地制度的重要作用。土地自古以来便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与之相适应的中国特色土地制度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重要引擎,尤其是中国特色土地制度所酝酿的土地财政构成了区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财政促使土地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巨大且不断增值的信用来源,为城市公共服务提供一次性的投资融资。在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特色土地制度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产生了怎样影响?这是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需要学术界进行专题研究。具体而言,我们关心的是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发展模式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产生了怎样影响?因为相对于其他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因素而言,土地财政是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重要内容。现有研究关注了土地财政发展模式的形成原因、影响效应及优化路径等内容,但缺乏土地财政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关系的系统性研究。因此,本文主要关注以下四个问题:一是土地财政发展模式下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是什么?二是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产生了怎样影响?三是土地财政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四是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是否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在全面考察上述问题的基础上,从优化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发展模式视角提出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提升的相关政策体系。本文首先对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行为和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概念进行清晰界定,并做理论延伸分析;其次,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土地财政与区域协调发展有关政策进行系统梳理,试图找出中央政府的政策脉络;再次,本文就土地财政模式下的各种地方政府行为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检验是否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为了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本文综合实证研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剖析,在实证研究方面,以2002-2017年全国省、直辖市、自治区为研究样本,完成以下三个任务,一是建立面板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与调节效应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财政激励下的“以地生财”行为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二是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晋升激励下的“以地引资”行为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三是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构建了具有机制变量的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投资偏向与基础设施溢出效应两条路径的作用方向及作用力度;在案例分析方面,以2007-2017年浙江省与云南省各地级市为比较研究样本,对两省的土地财政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做了比较回归分析,以考察土地财政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既有正向效应,也存在负向效应,二者是非线性关系,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对待土地财政发展应该具有区域差别化管理的理性态度,切忌一刀切;区域协调发展三大目标有效调节了“以地生财”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交通基础设施的中介效应存在,对“以地引资”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中介效应达到0.009。土地财政可以通过基础设施溢出效应提升区域协调发展能力,但投资偏向效应也会引发区域发展差距扩大与地区收入差距恶化等问题,两大机制共同解释了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影响的29.63%。相关研究结论对完善国家土地财政经营策略、构建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具有重要政策启示:一是深入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户籍改革。二是去除土地财政依赖的制度土壤。深化国家财政体制改革,建立并实施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体系。三是实施区域差别化的土地财政政策。制定区域差别化土地财政发展政策,充分释放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影响的红利效应。四是加快“后土地财政”发展方式转变,融入新时代发展战略框架。加强土地财政规模测算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评价的科学技术发展,提高研判精准度,积极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
徐北春[7]（2020）在《农户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扩散及行为控制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同时,由于长期的高产导向,以高投入换取高产出成为绝大多数农户生产决策的逻辑起点。在这种决策逻辑下,农业资源过度开发,生产要素过度集约,生态环境问题凸显,农业质量效益和市场竞争力总体偏低,亟需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大力推进农业清洁生产。吉林省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玉米是全省第一大作物。玉米的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代表全省的农业生产方式。农户是玉米生产的具体实践者,是各种农业资源和农用物资的直接利用者,其是否采纳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是玉米生产方式能否转型的关键。受诸多因素影响,吉林省玉米清洁生产至今仍未大规模实现,亟需从农户这一基本生产单元出发,研究其采纳和扩散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的影响因素、行为规律和控制策略。本文以正在吉林省中西部地区推广使用的“可降解地膜水肥一体化技术”为例,从农户异质性视角,在准确界定相关概念、综合评价分析吉林省农业清洁生产水平基础上,提出加快推进吉林省农业清洁生产的必要性,并从采纳意愿—采纳行为—技术内部扩散—国际经验借鉴—生产行为控制5个环节构建核心研究框架。其中,采纳意愿—采纳行为—技术内部扩散部分重点分析农业清洁生产系统内部要素的影响与作用机理,国际经验借鉴部分重点从政策法规和管理措施视角分析农业清洁生产外部系统施加的影响与作用机制,行为控制策略部分重点从控制行为熵变化的视角分析农业清洁生产系统内部和外部熵变影响并提出针对性的控制策略。重点开展了如下研究工作:第一,系统梳理吉林省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的供给情况和应用现状,指出当前吉林省农业清洁生产单项技术供给较为充足,但集成技术供给整体不足,技术扩散中还存在农民参与程度低、基层技术力量薄弱、政策支持力度不足、成本分担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从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视角,综合评价分析吉林省农业清洁生产水平,结果显示当前吉林省农业清洁生产水平总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粮食主产省中处于中下游位置,部分指标处于粮食主产区甚至全国倒数水平。这说明当前吉林省农业生产方式既不环保又不经济,质量效益已成为吉林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短板,加快推进农业清洁生产刻不容缓。第二,基于农户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意愿有效与非有效、理性与非理性的内在逻辑,在有效意愿、非有效意愿甄别和样本分析前提下,建立影响农户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意愿的多元有序选择模型（ologit）。结果显示:农户家庭决策者受教育程度、资金投入能力、土地性质、土地规模和灌溉水的易获性、农户能力、购买社会化服务情况、对过量使用农药化肥等非清洁生产行为的认知、对清洁生产技术使用成本收益的认知、农户风险态度和应对干旱的态度等变量,对农户采纳“可降解地膜覆盖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意愿有显着影响。农户总体采纳意愿强度不高,一般意愿远高于强烈意愿。农户异质性特征对清洁生产技术采纳的一般意愿和强烈意愿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影响。第三,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农户异质性对农业清洁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进而分析一般意愿、强烈意愿与采纳行为的转化关系,以及农户农业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意愿—采纳行为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结果显示:农户家庭决策者受教育程度、资金投入能力、土地性质、灌溉水的易获性、农户能力、购买社会化服务情况、对清洁生产技术使用成本收益的认知和农户应对干旱的态度等变量,对农户采纳“可降解地膜覆盖水肥一体化技术”的行为有显着影响。农户对清洁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实施是意愿强度不断累积的结果。“无意愿”农户、“一般意愿”农户和“强烈意愿”农户实际采纳的概率依次提升,具有“强烈意愿”的农户意愿—行为转化效率最高。农户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理存在差异性。第四,综合运用技术扩散理论、博弈论和系统工程理论,分析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由外及里扩散到农业农村并被早期采纳者采纳应用后,在农户内部的扩散机理、扩散效应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内部的技术扩散更多追求互惠和利他,单纯的经济目的不明显。农户基于血缘、亲缘、地缘等社会网络构建的技术扩散渠道,受扩散环境、扩散主体和扩散中介的影响。农户内部技术扩散存在动力机制、传导机制和运行机制。动力机制主要来源于扩散主体动力、扩散受体动力和扩散环境动力。传导机制主要包括技术传导、效益转移和学习效应。运行机制需要技术供给过程、交流过程和采纳过程的协同作用。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存在空间效应、时间效应和时空交互效应。空间效应包括近邻效应、等级效应和集聚效应,时间效应包括扩散时间差和技术势能差。时空交互越紧密,越有利于农户内部技术扩散。第五,从农药化肥规制、水污染防治、环境保全型农业发展三个视角,梳理分析美国、丹麦、日本三个国家关于农业清洁生产的相关政策和控制措施。借鉴三国经验,提出我国亟需完善以法律法规为基础的农药化肥管理体系,完善以产品质量为核心的生产经营管理体系,完善统筹环保与农业生产的农药化肥施用体系;亟需建立健全农业生产水污染综合防治法律法规,以严格的监管政策和组合措施确保法律法规落到实处,同时要加强农业水污染技术创新,引导公众尤其是农民积极参与;亟需健全农业清洁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充分发挥社会团体功能和作用,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农业清洁生产。第六,基于系统工程理论,指出农业清洁生产系统是由包括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子系统、农作物生产管理子系统、农产品销售子系统和农业生产服务子系统4个子系统组成的内部系统,以及政策法规子系统、科技服务子系统、农资供给子系统和城镇发展子系统等4个子系统组成的外部系统共同构成。各子系统内要素间相互作用和内外子系统间相互作用同时存在,共同推动农业清洁生产系统不断演进。农业清洁生产系统具有开放性、非平衡性、非线性和随机涨落性4个特征,是典型的耗散结构系统。引入“行为熵”概念,结合前文研究结论,研判农业清洁生产系统行为熵类型及来源。针对熵流来源,从增加负熵流、降低正熵流视角,构建促进清洁生产技术采纳与扩散,推动农业清洁生产发展的农户行为控制策略。
马芳[8]（2020）在《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经济效应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东北振兴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3年以来,东北振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东北经济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仍然不尽人意。2016年10月18日,国务院召开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推进会,明确提出了组织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相关省市建立对口合作机制。对口合作实施至今已三年,两地对口合作政策执行情况如何、制定了哪些实施细则、各领域的合作取得了哪些进展、两地对口合作对推动东北振兴效果如何、为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发展带来了哪些经济效应、还有哪些因素制约着对口合作的进展、如何更好地推进两地经济协同发展特别是东北振兴,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对此开展研究,研究对全面评估对口合作政策、促进东北振兴和东部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政策实施时间较短,涉及的地域、层级、领域很广,目前对两地对口合作的研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很多学者仅在东北振兴或在对口帮扶的基础上对对口合作进行了定性分析。与其他研究不同,本文是在对两地大量的实地调研及向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咨询、深度访谈、查阅资料的基础上,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实地调研与深入访谈相结合等方法进行研究,形成了以合作现状总览、合作效应实证、制约因素分析为主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研究内容:解读东北和东部地区的对口合作政策,系统梳理对口合作政策实施以来东北地区主要领域经济发展的成果。分领域对对口合作在两地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以农副产品加工业、汽车制造业和信息产业作为代表进一步实证分析对口合作对东北经济的促进作用。从对口合作的视角分析了东北振兴的制约因素。对两地如何进一步落实中央提出的对口合作政策,进一步深入开展对口合作进而推进东北振兴战略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本文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1.到2020年,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已基本完成预定目标。即形成了常态化的合作机制、构建了多产业合作平台、建立健全了合作相关政策,并形成了有效的保障措施。2.对口合作对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拉动效应显着。东北地区在对口合作后经济总量增长趋势明显。对口合作明显促进了东北地区的机制体制改革,尤其是国企改革。对口合作对推动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效果不明显,但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有很大促进作用。对口合作使东北地区的营商环境得到了显着改善。对口合作对东北地区的科技投入、科技成果转化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但对科技产出的促进作用不显着。对口合作对东北地区的平台建设和产业园区建设有显着的促进作用。3.对口合作对东部地区经济拉动效应不显着。东部地区的机制体制改革也未因对口合作而出现明显的进步,其中,国企改革的效果对机制体制改革作用不显着。对口合作对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效果显着,但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效果不显着。对口合作对东部地区的科技产出以及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作用显着,但对科技投入促进作用不显着。对口合作对东部地区平台建设和产业园区建设有明显的促进作用。4.通过三个重点合作领域的实证分析说明对口合作对东北振兴的促进作用。对口合作对东北地区农副产品加工业、汽车制造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促进作用明显,这说明对口合作是一项有利于促进东北振兴的政策。5.从对口合作视角分析制约东北振兴的主要因素:两地经济基础及合作效应的差异导致东部地区合作意愿不强。机制体制方面,对口合作的实施在东北基层政府受到阻碍。东北地区营商环境仍有待改善,某些行业中仍存在着以利益输送为基础的“隐性限制”,招标内定、企业垄断、隐性门槛等状况仍然存在。东北国企运营管理能力薄弱,在企业转型升级方面,东北地区制造业存在内部结构矛盾;农业合作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育面临问题;东北本地的金融业表现整体疲软,削弱了两地对口合作的效果。在科技创新方面,东北地区创新性研究缺乏有力的资金支持;人才存在结构性问题;人才就业观念有待转变;东北科技成果本地转化能力弱。在平台建设及其他方面,东北特色小镇建设遭遇瓶颈;合作中两地间信息数据互通不畅;产业园区功能存在竞争冲突。东部地区对东北地区人才“虹吸效应”明显。6.促进对口合作经济效应的对策建议。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增强两地干部交流、转变思想意识,制定对口合作PPP项目规范,提升东北国企混改质量,大力促进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加快两地对口合作产业升级转型方面:激励两地企业“走出去”、“请进来”,政策扶持两地非公经济融资,以乡村振兴新型农业经营发展,加强两地开展文化旅游合作,以两地制造业为基础与“互联网+”相结合。推进科技创新与人才发展方面:健全两地人才培育与流动机制,调动两地校企合作积极性,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提高两地合作自主研发能力,加强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加强两地合作平台建设方面:搭建平台载体,促进两地进一步合作交流,补齐两地农村、农业对口合作平台建设短板。本文主要创新点如下:1.从对口合作视角系统梳理了东北振兴所取得的成果和面临的问题。对东北振兴问题的研究文献浩如星河,但是全面而系统的阐述东北经济发展状况的研究却不多,本研究填补了这一项空白,为其他的研究者提供了比较全面的参考材料。2.对区域经济理论的有益补充。中国区域间对口合作大都是发达地区以帮扶为主支援不发达地区的形式,很少有学者对此种区域合作进行过系统研究。尽管现阶段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但尚不是落后地区,本文对新时代下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的经济效应进行深入系统研究开创了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研究新领域,丰富了区域经济理论。3.建立区域对口合作分析框架。本文以体制和机制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与人才流动、平台建设等四个方面作为对口合作分析框架,研究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现状、经济效应、制约因素与对策建议,抓住了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以及东北振兴的关键。4.构建效应分析计量模型。本文通过构建效应分析计量模型,将两地对口合作前后对比及东北地区在三个重点领域的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分别对东北振兴、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在体制机制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与人才流动、平台建设及农业、汽车制造业和信息产业等方面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对两地经济发展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结论。
时军[9]（2020）在《薪酬差距对我国上市公司外源融资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上市公司融资渠道薄弱一直困扰着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融资渠道的拓展作为资本结构研究的主要核心问题,其对公司融资能力的提高,公司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张,公司成长的稳健性,以及公司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以期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目标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内源融资受到公司盈利能力和规模的限制,且筹集资金时间较长,因此,学术界和实务界一直关注如何有效合理地开展公司外源融资活动,其主要是围绕着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进行研究。目前,我国经济处于转型阶段,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尚待完善,商业信用融资能够有效地缓解公司融资压力,拓宽公司融资途径,促进公司资金周转使用,已经成为公司重要的外源融资方式,其对降低公司融资约束,优化资金管理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本文将商业信用融资纳入公司外源融资渠道开展进一步研究。由于现代公司主要特征是“两权分离”（即所有权和经营权）,导致在资源委托方（即资源所有者）和资源受托方（即资源经营者）之间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Jensen和Meckling,1976）,薪酬契约制定的有效性可以作为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公司治理机制之一。科学、合理地制定薪酬差距,是公司薪酬激励机制的重要研究内容,也是公司薪酬政策是否有效、可行的判断依据。由于薪酬差距会对公司高管和员工日常工作的积极性产生影响,最终影响到公司绩效,导致在资本市场中向公司投资者、债权人、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传递出的公司偿债、营运、盈利和发展能力信息受到影响,最终会影响公司进行外源融资的效果。但是,目前学术界还缺乏关于薪酬差距对公司外源融资的影响研究,且学术界针对薪酬差距所产生激励效果的研究尚没有统一结论,其究竟会对公司外源融资渠道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验证。目前,对薪酬差距和外源融资的研究范畴还缺乏权威、一致的界定,且已有研究很少考虑薪酬差距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因此,本文以锦标赛理论和行为理论为基础,结合代理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对已有研究的文献进行系统梳理,探索出本文的研究空间。其次,通过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薪酬差距和外源融资方式的发展趋势,探究研究薪酬差距影响外源融资的必然性,对两者之间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再次,从三个维度开展薪酬差距对外源融资的影响研究:第一维度是薪酬差距对债权融资的影响;第二维度是薪酬差距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第三维度考虑薪酬差距对股权融资的影响。最终,对本文的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验证和进一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通过以上研究,本文主要结论为:（1）实证检验我国上市公司薪酬差距对债权融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债权融资水平方面,公司外部和内部高管员工相对薪酬差距越高会显着降低负债融资比率。债权融资期限方面,公司高管员工外部薪酬差距中值、高管团队和高管员工相对薪酬差距与长期负债比率呈现显着负向关系。债权融资方式方面,公司外部和内部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长期借款比率均呈现显着正向关系。实证检验进一步区分了公司产权性质,国有企业能够加强高管团队和高管员工外部薪酬差距中值与负债融资比率的负向效应;高管员工外部薪酬差距中值、高管员工相对薪酬差距对长期负债比率的负向效应被加强,说明在国有企业中,薪酬差距越高,高管会建立有利于自身谋利机制,削减公司债权融资,提高其薪酬操纵的便利性。股权制衡度高的公司,会加剧公司外部和内部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长期负债率负向效应,高管团队外部薪酬差距中值对长期借款比率的正向效应被减弱。此外,考虑了行业竞争程度,采用垄断度进行分类,发现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会增强高管员工外部和内部薪酬差距对负债融资比率、长期负债比率的负向效应,对长期借款比率的正向效应会被减弱;将公司注册地划分为东部及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发现位于经济发达的东部及沿海地区的公司高管员工相对薪酬差距对负债融资比率负向效应被加强,高管员工外部薪酬差距中值和相对薪酬差距对长期负债比率的负向效应被减弱,高管团队外部薪酬差距中值对长期借款比率的正向效应被加强。（2）实证检验发现公司高管团队、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增加会降低商业信用融资水平。国有公司会加剧公司薪酬差距与商业信用融资水平的负向效应;股权制衡度高的公司,会削弱公司高管员工外部薪酬差距中值与商业信用融资水平的负向效应;处于高垄断行业的公司,高管团队相对薪酬差距与商业信用融资水平的负向效应会加强;处于经济发展较好地区的公司,高管团队和高管员工相对薪酬差距与商业信用融资水平的负向效应会减弱。（3）实证检验我国上市公司薪酬差距对股权融资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薪酬差距与股权融资水平呈现负向效应,随着公司外部和内部薪酬差距的增加,公司的股权融资水平会下降。实证检验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公司中、垄断度较高的公司和处于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的公司中,高管团队、高管员工相对薪酬差距对股权融资水平的负向效应均会得到加强;股权制衡度较高的公司中,高管团队相对薪酬差距对股权融资水平的负向效应会减弱。综上分析,基于对我国上市公司薪酬差距对外源融资渠道影响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提出的主要政策建议为:完善薪酬激励相关法律规章建设,提高法律法规执行的有效性;完善资本市场公司商业信用融资相关规范,完善商业信用监督体系,净化商业信用融资环境;设定合理的岗位薪酬标准,综合考虑公司内外部差异,科学制定薪酬差距,构建适合本公司的薪酬差距体系;完善公司激励机制,明确奖惩标准,制定合理的公司管理层晋升机制;明确公司管理层责权,并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督体系;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合理制衡公司股东控制权;增加公司高管薪酬透明度,完善公司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制度;公司还应注重树立诚信为本、规范经营的理念,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逐步扩大市场份额,增强商业信用融资的吸引力。
华清君[10]（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二、江苏金融运行稳健有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江苏金融运行稳健有序（论文提纲范文）
（1）科技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长江经济带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框架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科技金融 |
| 2.1.2 经济增长 |
| 2.1.3 营商环境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经济增长理论 |
| 2.2.2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2.2.3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产权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现状描述和影响机制分析 |
| 3.1 现状描述 |
| 3.1.1 长江经济带科技金融现状描述 |
| 3.1.2 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现状描述 |
| 3.2 科技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 |
| 3.2.1 市场机制分析 |
| 3.2.2 政府机制分析 |
| 3.3 营商环境的调节作用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设计 |
| 4.1 研究假设 |
| 4.1.1 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 |
| 4.1.2 营商环境的调节作用 |
| 4.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3 变量选取 |
| 4.3.1 被解释变量的选取 |
| 4.3.2 解释变量的选取 |
| 4.3.3 调节变量的选取 |
| 4.3.4 控制变量的选取 |
| 4.4 模型的设立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实证研究 |
| 5.1 描述性统计 |
| 5.2 相关性分析 |
| 5.3 回归分析 |
| 5.4 调节效应检验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结果讨论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加大科技金融投入 |
| 6.2.2 打造优质的营商环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视角的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选题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产业经济理论研究综述 |
| 一、产业结构合理化 |
| 二、产业结构高级化 |
| 三、结构主义发展理论 |
| 四、区域经济学的理论 |
| 五、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
| 第二节 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理论研究综述 |
| 一、生态效率 |
| 二、生态福利绩效 |
| 三、其他生态有关理论 |
| 第三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影响的研究综述 |
| 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经济耦合机制的研究综述 |
|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间接影响的研究综述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公式模型构建 |
| 第一节 产业结构、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发展规律的理论分析 |
| 一、产业结构的发展规律 |
| 二、生态效率的发展规律 |
| 三、生态福利绩效的发展规律 |
| 第二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直接影响和耦合的机理分析 |
| 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直接影响和耦合的机理分析 |
|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直接影响和耦合的机理分析 |
| 第三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间接影响的机理分析 |
| 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间接影响的机理分析 |
|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间接影响的机理分析 |
| 第四节 理论模型构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核心变量测度及生态经济指标的脱钩收敛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一、方法的选择 |
| 二、测度的过程和结果 |
| 三、产业结构测度结果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生态效率 |
| 一、方法的选择 |
| 二、测度的过程和结果 |
| 三、测度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中国生态福利绩效 |
| 一、方法选择 |
| 二、测度的过程和结果 |
| 三、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脱钩分析 |
| 一、生态效率脱钩分析 |
| 二、生态福利绩效脱钩分析 |
| 第五节 收敛性分析 |
| 一、生态效率收敛性分析 |
| 二、生态福利绩效收敛性分析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直接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耦合及解耦分析 |
| 一、耦合分析 |
| 二、解耦分析 |
| 第二节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 一、变量和数据说明 |
| 二、模型的设立 |
| 第三节 基本效应的实证分析 |
| 一、单位根检验 |
| 二、变量处理及实证分析 |
| 第四节 空间效应的实证分析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间接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一、清洁能源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二、第二产业比重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三、互联网的间接影响分析 |
| 四、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分析 |
| 第二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一、清洁能源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二、循环经济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三、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分析 |
| 四、城镇化的间接影响分析 |
| 第三节 生态效率视角清洁能源的门槛效应研究及DID分析 |
| 一、清洁能源生态效率门槛效应研究 |
| 二、DID分析 |
| 第四节 生态福利绩效视角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的门槛效应研究及DID分析 |
| 一、门槛效应研究 |
| 二、DID分析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影响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
| 第一节 如何判断产业结构、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优劣 |
| 第二节 某些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分析 |
| 一、美国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分析 |
| 二、德法英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分析 |
| 三、日本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分析 |
| 第三节 国际案例分析及启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相关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后续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简历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3）中国产业集聚对区域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论文结构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和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产业集聚 |
| 2.1.2 房地产 |
| 2.1.3 房地产价格 |
| 2.2 产业集聚相关理论 |
| 2.2.1 产业区理论 |
| 2.2.2 工业区位理论 |
| 2.2.3 增长极理论 |
| 2.2.4 新经济地理理论 |
| 2.2.5 竞争优势理论 |
| 2.3 房地产价格决定的相关理论 |
| 2.3.1 供需理论 |
| 2.3.2 地租与竞租理论 |
| 2.3.3 城镇化理论 |
| 第3章 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历程的阶段性分析 |
| 3.1 房地产市场的形成阶段 |
| 3.2 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阶段 |
| 3.3 房地产市场的政府主导阶段 |
| 3.4 房地产市场的稳健发展阶段 |
| 第4章 我国产业集聚测量和房地产市场区域差异 |
| 4.1 中国产业集聚程度现状 |
| 4.1.1 产业集聚的测量方法 |
| 4.1.2 我国不同产业集聚的区域差异表现 |
| 4.2 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区域差异分析 |
| 4.2.1 我国房地产价格变化的总体趋势 |
| 4.2.2 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区域差异分析 |
| 4.2.3 我国房地产价格的省际差异分析 |
| 第5章 不同产业集聚影响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实证研究 |
| 5.1 产业集聚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的理论分析 |
| 5.1.1 影响房地产的购买需求 |
| 5.1.2 影响房地产的供给 |
| 5.1.3 理论模型 |
| 5.2 面板数据模型及估计方法 |
| 5.2.1 静态面板数据模型 |
| 5.2.2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1 城市样本选择 |
| 5.3.2 实证模型与指标选取 |
| 5.3.3 相关性分析 |
| 5.3.4 估计结果与分析 |
| 5.4 内生性讨论与稳健性检验 |
| 5.4.1 房地产价格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
| 5.4.2 内生性处理与结果分析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第6章 产业集聚影响房地产价格机制的实证研究 |
| 6.1 产业集聚影响房地产价格的机制分析 |
| 6.1.1 产业集聚通过人口集聚影响房地产价格 |
| 6.1.2 产业集聚通过土地供给影响房地产价格 |
| 6.2 中介效应检验 |
| 6.2.1 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
| 6.2.2 中介变量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人口集聚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3.2 土地成本的中介效应检验 |
| 第7章 产业集聚对房地产价格的非线性影响 |
| 7.1 产业集聚对房地产价格非线性影响的理论分析 |
| 7.1.1 城市异质特征与外部条件差异 |
| 7.1.2 产业集聚影响的边际效应递减 |
| 7.2 非线性实证模型构建 |
| 7.2.1 门限面板回归模型介绍 |
| 7.2.2 门限变量选取 |
| 7.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1 产业集聚对房价水平的非线性影响 |
| 7.3.2 不同行业集聚对房价水平的非线性影响 |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及生计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生计问题相关研究进展 |
| 1.3.2 水库移民生计问题的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现状评述 |
| 1.4 研究思路和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案例与数据来源 |
| 1.6.1 研究案例概况 |
| 1.6.2 研究数据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可持续生计理论 |
| 2.1.1 可持续生计理论缘起与内涵 |
| 2.1.2 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框架及应用 |
| 2.1.3 可持续生计理论的主要观点与启示 |
| 2.2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
| 2.2.1 适应性循环:管理社会-生态系统的概念方法 |
| 2.2.2 恢复力思想:诠释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动力学关系 |
| 2.2.3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观点梳理与启示 |
| 2.3 系统演化及相关理论 |
| 2.3.1 上升性理论 |
| 2.3.2 驱动力及相关理论 |
| 2.3.3 系统演化理论的启示 |
| 2.4 贫困陷阱理论 |
| 2.4.1 贫困陷阱理论思想内涵 |
| 2.4.2 贫困陷阱理论的研究应用与启示 |
| 2.5 理论分析框架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建构 |
| 3.1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基本内涵 |
| 3.1.1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概念及边界范围 |
| 3.1.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基本特性 |
| 3.1.3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功能 |
| 3.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逻辑结构与运行机制 |
| 3.2.1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逻辑结构 |
| 3.2.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运行机制 |
| 3.3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演化机理与演化路径 |
| 3.3.1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演化机理 |
| 3.3.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演化路径 |
| 3.4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属性 |
| 3.4.1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持久性 |
| 3.4.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可转化性 |
| 3.4.3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适应性 |
| 3.5 本章小节 |
| 第4章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风险响应机制与特征分析 |
| 4.1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风险响应机制 |
| 4.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风险响应的一般性特征分析 |
| 4.2.1 一般性特征分析 |
| 4.2.2 一般性特征测度模型构建 |
| 4.2.3 一般性特征测度结果与影响因素分析 |
| 4.3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风险响应的差异性特征分析 |
| 4.3.1 差异性特征分类分析 |
| 4.3.2 差异性特征的分类结果 |
| 4.3.3. 差异性特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4 本章小节 |
| 第5章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可持续性与发展潜力分析 |
| 5.1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可持续性评价 |
| 5.1.1 基于生态网络分析方法的系统评价原理 |
| 5.1.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网络分析 |
| 5.1.3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可持续性结果分析 |
| 5.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发展潜力预测 |
| 5.2.1 发展潜力理论模型构建 |
| 5.2.2 发展潜力结果分析 |
| 5.3 本章小节 |
| 第6章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机制与路径分析 |
| 6.1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分析 |
| 6.1.1 驱动力体系框架 |
| 6.1.2 驱动力作用机制 |
| 6.1.3 驱动力作用路径 |
| 6.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机制分析 |
| 6.2.1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模型结构分析 |
| 6.2.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模型检验 |
| 6.2.3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情景设定与仿真 |
| 6.3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实现路径分析 |
| 6.3.1 基于生计能力视角的主动变革路径 |
| 6.3.2 基于适应性管理视角的协同发展路径 |
| 6.4 本章小节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创新 |
| 7.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水库移民样本户问卷调查表 |
| 附录2 水库移民样本村问卷调查表 |
| 附录3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各项生计资本之间的货币价值转移方式调查 |
| 附录4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系统动力学模型流图中所有方程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工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5）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6）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理论意义 |
| 三、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目标、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贡献与不足 |
| 一、论文可能的边际贡献 |
| 二、论文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重要概念界定 |
| 一、土地财政 |
| 二、地方政府行为 |
| 三、区域协调发展 |
| 四、区域协调发展能力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分析 |
| 一、土地财政的理论基础 |
| 二、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土地财政研究综述 |
| 一、国外土地财政相关文献梳理 |
| 二、国内土地财政相关文献梳理 |
| 第四节 国内外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研究综述 |
| 一、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内涵研究 |
| 二、关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提升的政策研究 |
| 三、影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提升的问题研究 |
| 四、提升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机制与制度框架研究 |
| 五、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研究 |
| 第五节 文献评述 |
| 一、已有研究成果证实了土地财政问题的复杂性 |
| 二、已有文献存在的不足 |
| 第三章 土地财政、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制度安排与发展趋势 |
| 第一节 土地财政相关制度 |
| 一、中国特有土地制度 |
| 二、分税制改革制度 |
| 三、政绩考核制度 |
| 第二节 土地财政的规模与变化趋势 |
| 第三节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演进 |
| 第四节 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测度及变动趋势 |
| 一、区域协调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二、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测算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地方政府的“以地生财”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 |
| 第一节 全文作用机制分析 |
| 一、机制分析的逻辑主线 |
| 二、“以地生财”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三、数据描述性统计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全样本回归分析 |
| 二、分区域回归分析 |
| 三、稳健性检验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方政府的“以地引资”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 |
| 第一节 “以地引资”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三、数据描述性统计 |
| 四、空间权重确定 |
| 五、空间自相关检验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基准回归检验 |
| 二、分区域回归检验 |
| 三、中介效应检验 |
| 第四节 全文作用机制检验 |
| 一、研究设计 |
| 二、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土地财政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基于浙滇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比较区域选择 |
| 第二节 浙滇两省区域内协调发展能力状况分析 |
| 一、浙江省区域内协调发展能力的时空差异分析 |
| 二、云南省区域内协调发展能力的时空差异分析 |
| 第三节 浙滇两省土地财政规模测算与比较 |
| 第四节 浙滇两省土地财政对区域内协调发展能力影响的分析与比较 |
| 一、研究设计 |
| 二、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第一节 全文总结 |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 一、深入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 |
| 二、去除土地财政依赖的制度土壤 |
| 三、实施区域差别化的土地财政政策 |
| 四、加快后土地财政发展转变,融入新时代发展战略框架 |
| 附录A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 |
（7）农户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扩散及行为控制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评述 |
| 1.3.1 农业清洁生产文献综述 |
| 1.3.2 农业技术采纳文献综述 |
| 1.3.3 农业技术扩散文献综述 |
| 1.3.4 农户行为控制文献综述 |
| 1.3.5 相关文献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与内容框架 |
| 1.4.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本章小结 |
| 第2章 研究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清洁生产 |
| 2.1.2 农业清洁生产 |
| 2.1.3 农业技术扩散 |
| 2.1.4 农户异质性 |
| 2.2 范围与对象界定 |
| 2.2.1 研究范围 |
| 2.2.2 研究对象 |
| 2.3 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农户行为理论 |
| 2.3.2 技术扩散理论 |
| 2.3.3 信息扩散理论 |
| 2.3.4 社会网络理论 |
| 2.3.5 系统工程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吉林省农业清洁生产水平评价与分析 |
| 3.1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供给与应用现状 |
| 3.1.1 单项技术供给较为充足 |
| 3.1.2 集成技术供给整体不足 |
| 3.1.3 清洁生产技术应用现状 |
| 3.2 基于生态效益的吉林省农业清洁生产水平评价 |
| 3.2.1 吉林省农业生态效益水平纵向演变 |
| 3.2.2 吉林省农业生态效益水平横向对比 |
| 3.2.3 吉林省农业生态效益水平分析 |
| 3.3 基于经济效益的吉林省农业清洁生产水平评价 |
| 3.3.1 吉林省农业经济效益水平纵向演变 |
| 3.3.2 吉林省农业经济效益水平横向对比 |
| 3.3.3 吉林省农业经济效益水平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农户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分析 |
| 4.1 研究假说与模型设定 |
| 4.1.1 研究假说 |
| 4.1.2 模型设定 |
| 4.1.3 变量解释与赋值 |
| 4.2 数据来源与样本分析 |
| 4.2.1 数据来源 |
| 4.2.2 样本分析 |
| 4.3 实证结果与检验 |
| 4.3.1 模型结果分析与讨论 |
| 4.3.2 内生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农户清洁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分析 |
| 5.1 研究假说与模型设定 |
| 5.1.1 研究假说 |
| 5.1.2 模型设定 |
| 5.2 数据来源与样本分析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样本分析 |
| 5.3 实证结果与检验 |
| 5.3.1 模型结果与分析 |
| 5.3.2 内生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 |
| 5.4 关于采纳意愿与行为的讨论 |
| 5.4.1 意愿强度与行为转化 |
| 5.4.2 意愿和行为影响因素差异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农户内部清洁生产技术扩散机制与效应分析 |
| 6.1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要素分析 |
| 6.1.1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主体 |
| 6.1.2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受体 |
| 6.1.3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渠道及其变动性 |
| 6.2 基于社会网络的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机制 |
| 6.2.1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的动力机制 |
| 6.2.2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的传导机制 |
| 6.2.3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的运行机制 |
| 6.3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的时空效应分析 |
| 6.3.1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的空间效应 |
| 6.3.2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的时间效应 |
| 6.3.3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的时空交互效应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基于清洁生产视角的农户行为控制经验借鉴 |
| 7.1 美国农药化肥规制经验及启示 |
| 7.1.1 美国农药管理政策及规制措施 |
| 7.1.2 美国化肥管理政策及规制措施 |
| 7.1.3 美国经验及启示 |
| 7.2 丹麦农业生产水污染防治经验及启示 |
| 7.2.1 丹麦农业生产水污染防治政策及措施 |
| 7.2.2 丹麦经验及启示 |
| 7.3 日本发展环境保全型农业的经验及启示 |
| 7.3.1 日本发展环境保全型农业的政策和措施 |
| 7.3.2 日本经验及启示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基于清洁生产视角的农户行为控制策略 |
| 8.1 农业清洁生产系统解析 |
| 8.2 农业清洁生产系统的耗散结构特征判定 |
| 8.2.1 农业清洁生产系统的开放性 |
| 8.2.2 农业清洁生产系统的非平衡性 |
| 8.2.3 农业清洁生产系统的非线性 |
| 8.2.4 农业清洁生产系统的随机涨落性 |
| 8.3 基于熵变模型的农户行为控制策略分析 |
| 8.3.1 农户清洁生产行为熵变模型构建 |
| 8.3.2 农业清洁生产系统行为熵的类型 |
| 8.3.3 农业清洁生产内部系统行为熵控制策略 |
| 8.3.4 农业清洁生产外部系统行为熵控制策略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主要创新点 |
| 9.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农户调查问卷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经济效应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1.3 主要创新点和尚待改进之处 |
| 1.3.1 主要创新点 |
| 1.3.2 尚待改进之处 |
| 第2章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2.1.1 对口援助的理论发展 |
| 2.1.2 区域经济发展及区域合作的理论发展 |
| 2.2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2.2.1 对口援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
| 2.2.2 对口合作相关研究 |
| 2.2.3 东北振兴相关研究 |
| 第3章 东北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成效分析 |
| 3.1 对口合作实施总方案 |
| 3.1.1 对口合作实施方案解读 |
| 3.1.2 分省对口合作实施方案 |
| 3.2 体制、机制改革与合作模式创新成效分析 |
| 3.2.1 东北地区机制体制改革成效 |
| 3.2.2 对口合作发展模式创新 |
| 3.3 两地区产业协同发展、转型成效分析 |
| 3.4 对口合作区域科技创新成效分析 |
| 3.5 对口合作平台建设成效分析 |
| 3.6 其他领域合作成效分析 |
| 小结 |
| 第4章 对口合作对东北振兴的经济效应实证分析 |
| 4.1 对口合作推动东北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4.1.1 实证分析方法和模型选择 |
| 4.1.2 模型的构建与变量选取 |
| 4.1.3 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2 东北振兴的体制机制创新效应分析 |
| 4.2.1 体质机制创新的路径分析 |
| 4.2.2 模型的构建与变量的选取 |
| 4.2.3 体质机制创新效应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3 东北地区产业升级、结构优化效应分析 |
| 4.3.1 模型的构建与变量选取 |
| 4.3.2 产业升级、结构优化效应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4 东北振兴的科技创新效应分析 |
| 4.4.1 模型的构建与变量选取 |
| 4.4.2 科技创新效应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5 东北与东部地区互联、互通效应分析 |
| 4.5.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4.5.2 地区间互联、互通效应分析的实证结果分析 |
| 小结 |
| 第5章 对口合作给东部地区带来的经济效应分析 |
| 5.1 对口合作拉动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
| 5.1.1 经济增长效应分析模型的构建与变量的选取 |
| 5.1.2 实证结果及东部与东北地区比较分析 |
| 5.2 对东部地区的体制机制创新效应分析 |
| 5.2.1 效应分析模型的构建与变量的选取 |
| 5.2.2 实证结果及东部与东北地区比较分析 |
| 5.3 对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结构优化的效应分析 |
| 5.3.1 效应分析的模型构建与变量的选取 |
| 5.3.2 实证结果及东部、东北地区比较分析 |
| 5.4 对东部地区的科技创新效应分析 |
| 5.4.1 效应分析模型的构建与变量的选取 |
| 5.4.2 实证结果及东部与东北地区比较分析 |
| 5.5 地区间共建合作平台建设的效应分析 |
| 5.5.1 效应分析模型的构建与变量的选取 |
| 5.5.2 实证结果及东部与东北地区比较分析 |
| 小结 |
| 第6章 两地对口合作重点产业效应研究 |
| 6.1 对口合作对双方农业的影响——来自农副食品加工业的证据 |
| 6.1.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6.1.2 实证结果及东北、东部地区比较分析 |
| 6.2 对口合作对双方制造业的影响——来自汽车制造业的证据 |
| 6.2.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6.2.2 实证结果及东北、东部地区比较分析 |
| 6.3 对口合作对双方现代服务业的影响——来自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证据 |
| 6.3.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6.3.2 实证结果及东北、东部地区比较分析 |
| 小结 |
| 第7章 对口合作视角下东北振兴的制约因素分析 |
| 7.1 地区间发展差异对合作的制约作用分析 |
| 7.1.1 两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制约对口合作 |
| 7.1.2 对口合作在两地的经济效应差异明显 |
| 7.2 四大领域中的制约因素分析 |
| 7.2.1 体制机制改革的制约因素分析 |
| 7.2.2 产业转型和升级的制约因素分析 |
| 7.2.3 科技创新领域的制约因素分析 |
| 7.2.4 平台建设领域的制约因素分析 |
| 7.3 其他方面的制约因素分析 |
| 小结 |
| 第8章 提升东北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经济效应的对策建议 |
| 8.1 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地区间对口合作 |
| 8.2 加快地区间对口合作产业转型升级 |
| 8.3 推动科技创新创业促进两地间合作 |
| 8.4 加强两地间的合作平台建设 |
| 第9章 结论与展望 |
| 9.1 结论 |
| 9.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9）薪酬差距对我国上市公司外源融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框架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关键概念界定 |
| 1.3.1 外源融资相关概念 |
| 1.3.2 薪酬差距相关概念 |
| 1.3.3 公司产权性质概念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贡献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外源融资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1.1 债权融资的影响因素 |
| 2.1.2 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因素 |
| 2.1.3 股权融资的影响因素 |
| 2.2 薪酬差距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3 薪酬差距影响外源融资相关文献综述 |
| 2.3.1 薪酬差距对债权融资的影响 |
| 2.3.2 薪酬差距对股权融资的影响 |
| 2.3.3 薪酬差距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 |
| 2.4 公司产权性质影响外源融资的文献综述 |
| 2.5 文献评述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薪酬差距影响外源融资相关理论分析 |
| 3.1 锦标赛理论 |
| 3.1.1 锦标赛理论内容 |
| 3.1.2 锦标赛理论与外源融资 |
| 3.2 行为理论 |
| 3.2.1 行为理论内容 |
| 3.2.2 行为理论与外源融资 |
| 3.3 代理理论 |
| 3.3.1 债务代理成本理论 |
| 3.3.2 管理层防御理论 |
| 3.4 公司治理理论 |
| 3.4.1 公司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 |
| 3.4.2 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延伸 |
| 3.4.3 公司治理理论运行机制与原理 |
| 3.4.4 公司治理理论与外源融资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薪酬差距对债权融资的影响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1.1 薪酬差距与债权融资 |
| 4.1.2 薪酬差距、产权性质与债权融资 |
| 4.1.3 本章理论分析模型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变量选择和定义 |
| 4.2.2 模型构建 |
| 4.2.3 样本选取和数据收集 |
| 4.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2 相关性分析 |
| 4.3.3 多元回归分析 |
| 4.3.4 稳健性检验 |
| 4.3.5 进一步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薪酬差距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 |
|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1.1 薪酬差距与商业信用融资 |
| 5.1.2 薪酬差距、产权性质与商业信用融资 |
| 5.1.3 本章理论分析模型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变量选择和定义 |
| 5.2.2 模型构建 |
| 5.2.3 样本选取和数据收集 |
| 5.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2 相关性分析 |
| 5.3.3 多元回归分析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3.5 进一步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薪酬差距对股权融资的影响 |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1.1 薪酬差距与股权融资 |
| 6.1.2 薪酬差距、产权性质与股权融资 |
| 6.1.3 本章理论分析模型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变量选择和定义 |
| 6.2.2 模型构建 |
| 6.2.3 样本选取和数据收集 |
| 6.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2 相关性分析 |
| 6.3.3 多元回归分析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3.5 进一步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7.3.1 研究局限 |
| 7.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10）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四、江苏金融运行稳健有序（论文参考文献）
- [1]科技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长江经济带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D]. 牛淑豪. 重庆工商大学, 2021(09)
- [2]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视角的比较分析[D]. 顾典.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3]中国产业集聚对区域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D]. 周贺. 吉林大学, 2021(01)
- [4]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及生计可持续发展研究[D]. 龚一莼.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21(01)
- [5]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6]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D]. 钟文.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7]农户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扩散及行为控制策略研究[D]. 徐北春. 吉林大学, 2020(03)
- [8]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经济效应实证研究[D]. 马芳. 辽宁大学, 2020(07)
- [9]薪酬差距对我国上市公司外源融资的影响研究[D]. 时军. 吉林大学, 2020(03)
- [10]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