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高城镇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对1999年河南经济增长影响有多大（论文文献综述）
宋颜群[1]（2021）在《相对贫困视角下财政扶贫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近些年逐渐形成了以政府扶贫为主、其他部门联合扶贫的多方扶贫格局。从扶贫资金来源上看,中国的扶贫资金分为财政资金、社会资金和国际援助资金等,财政资金是众多扶贫资金中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形式,这也表明了中国扶贫工作以政府部门为主导。财政扶贫成为中国政府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途径。财政扶贫政策一方面直接给予贫困人口一定数额的转移支付或给予贫困地区一定数量的财政扶贫资金,以期直接提升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进而解决贫困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教育补助、技能培训、文化下乡等途径提升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和脱贫志向进而解决贫困问题。可见,财政扶贫政策不仅包含直接财政扶贫政策,还包含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直接财政扶贫政策与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直接财政扶贫政策主要发挥“输血”功能,间接财政扶贫政策主要发挥“造血”功能。鉴于财政扶贫在消除贫困上的重要作用以及两种政策在解决贫困问题上发挥功能的不同,本文将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探讨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情况,厘清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解决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研究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提出财政扶贫政策优化路径。本文的相关研究不仅能够丰富贫困和财政扶贫的相关理论,还能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基于以上研究背景,本文采用数理推导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基于宏微观数据对我国财政扶贫政策进行了系统研究。本文首先构建财政扶贫政策影响相对贫困的理论模型,从理论上分析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影响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厘清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机理。其次,本文对中国的相对贫困以及财政扶贫现实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再次,论文通过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情况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后,论文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讨论了财政扶贫的政策优化问题,并提出了改善财政扶贫效果的具体政策建议,以期解决中国的相对贫困问题。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相关概念、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目标、研究内容以及论文的创新。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本文主要从相对贫困和财政扶贫政策两个方面进行文献梳理。对相对贫困而言,本文对贫困的内涵和测度进行了相关回顾。对财政扶贫而言,本文从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两个方面对财政扶贫的减贫情况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第三章是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理论分析。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最终目的相同,但作用机制却存在差异。直接财政扶贫政策直接作用于个体收入从而达到减贫目的,但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则通过影响个体的志向水平和脱贫能力来解决贫困问题,同时两者还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理论研究结果表明:对收入水平不同的个体进行补助以及不同的财政资金分配方式都会影响最终的减贫效果;瞄准偏误对政府转移支付的减贫效果产生负向影响。本文以世代交叠模型为基础,构建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理论模型,模型中涉及人力资本、志向水平（努力程度）、家庭教育支出等变量,志向水平是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财政扶志政策旨在提升子代的努力程度,进而提升子代的人力资本和收入水平,财政扶智政策旨在通过教育补助提升家庭教育支出,进而提升子代的人力资本和收入水平,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可能会对财政扶贫政策减贫效果产生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志向水平和家庭教育支出均会影响子代人力资本,初始人力资本水平低的家庭不愿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这将造成代际贫困;不管是否包含外生冲击,财政扶志政策（提高努力程度）和财政扶智政策（提供教育补贴）均能起到减贫作用,只是财政扶智政策的减贫效应大于财政扶志政策的减贫效应,且财政扶志扶智政策的联合减贫效应优于两者单独作用下的减贫结果;与不含外生冲击相比,含外生冲击情况下需要更强的财政扶志扶智政策才能发挥减贫作用。第四章是典型化事实分析。本文使用现有宏微观调查数据库对中国的相对贫困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基于扶贫办等部门的扶贫资料整理了财政扶贫现状。结果发现:中国的相对贫困现状较为严重,两级分化现象也较为严重;从城乡和东中西部来看,城镇地区的相对贫困率大体上低于农村地区,东部地区的相对贫困率大体上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从省份层面来看,不同省份的相对贫困率存在异质性,经济发达省份的相对贫困率大体上较低,经济欠发达省份的相对贫困率大体上较高。中国财政扶贫资金规模近些年稳步增加,财政扶贫资金在不同省份的分配存在差异,不同类别的财政扶贫资金数额也存在差异,中国政府近些年逐渐重视民生方面的财政支出,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水平大幅度提升,这为脱贫成果可持续提供了重要保障。尽管中国财政扶贫政策近些年取得了较大成就,但财政扶贫政策仍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诸如财政扶贫资金存在瞄准偏差、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分散、财政资金扶贫绩效有待提升等等。第五章是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分析政府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扶贫效率以及财政资金扶贫绩效。本文的扶贫效率从微观层面展开,涉及政府转移支付的瞄准效率和减贫效率等指标,而扶贫绩效则从宏观层面展开,主要使用数据包络方法（DEA）估算财政扶贫资金投入是否达到有效率状态以及效率动态演化趋势。政府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结果显示:瞄准方式影响减贫效应;与等比例分配方式相比,等额资金分配方式的减贫效应更大;随着贫困线的上升,特困户补助和五保的减贫效应先上升后下降。政府转移支付的扶贫效率结果显示:五保、低保、特困户补助和失业救济的瞄准效率和减贫效率相对更高,将养老金看作市场收入结果变化不大;各项政府转移支付在城镇和农村地区的瞄准效率和减贫效率存在差别。财政资金的扶贫绩效结果显示:财政资金扶贫绩效在近些年整体上呈现出递增趋势,但扶贫绩效仍有待进一步提升;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扶贫绩效相对更高;不同省份的扶贫绩效和扶贫绩效增长速度差异较大,个别省份的扶贫绩效亟须提高;地区经济发展可促进扶贫绩效提升,基尼系数对扶贫绩效的影响为负。第六章是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分析财政扶志政策紧迫性（囿于财政扶志政策数据的缺乏,本文无法直接实证研究财政扶志政策的增志效应）、财政扶智政策的增智效应以及财政扶志扶智政策的合力作用。财政扶志政策的紧迫性结果表明:中国目前存在一定程度的邻里效应和福利依赖现象;贫困存在邻里效应且贫困环境对个体志向水平的影响显着为负,志向水平和努力程度也存在邻里效应,志向水平和努力程度对收入带来负向影响;获得转移支付的家庭子女志向水平更低;以上结果表明财政扶志政策亟须实施。财政扶智政策的增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财政扶智政策（财政教育支出）可显着提高个体学历水平,财政教育支出对个体学历的作用具有长期性和滞后性;财政扶智政策对高收入群体的学历影响较显着,对极低收入群体的学历影响不显着。财政扶志扶智政策的合力作用显示,个体志向水平对学业成绩的影响为正,个体志向水平通过学习时间（努力程度）影响学业成绩,以上结果表明财政扶志政策能够促进财政扶智政策的实施效果。第七章是直接财政扶贫政策与间接财政扶贫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财政扶贫政策的优化。给予家户过度的政府转移支付可能会带来福利依赖现象的发生,财政扶贫资金带来的公共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对个体人力资本产生外溢效应,个体人力资本和志向水平反过来影响政府转移支付的减贫效果。本文从财政扶贫瞄准优化、财政扶贫支出结构优化和其他公共政策配套统筹三方面阐述了财政扶贫政策的优化路径。第八章是结论、政策建议和研究展望。本文第七章的财政扶贫政策优化与第八章的政策建议不同,财政扶贫政策优化主要是指财政扶贫政策本身,想要提升财政扶贫政策减贫效果,首先应当提高政策的瞄准效率,其次应当合理分配财政扶贫资金,最后还应当使得其他公共政策与财政扶贫政策相互配套。而政策建议则主要根据本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给出具体的改进措施以提升减贫效果。本文的创新之处包括以下三点。首先,本文构建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的理论模型。以往财政扶贫的相关研究主要使用实证研究方法,鲜有学者构建财政扶贫政策减少相对贫困的理论模型、分析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的主要机理,尤其是财政扶志扶智政策影响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本文以世代交叠模型为基础,将志向水平纳入人力资本累积方程,设计财政扶志扶智政策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并使用数值模拟方法分析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效果,从理论上比较两种政策的减贫效果差异,研究方法较为科学。其次,本文研究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和扶贫效率。以往研究主要关注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也即财政扶贫政策是否能够减少贫困,很少有学者关注财政扶贫政策的效率问题。本文系统研究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情况,剖析财政扶贫的各个方面,为财政扶贫工作提供实践指导。最后,本文关注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效果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往研究主要关注直接财政扶贫政策（政府转移支付等）的减贫效果,鲜有学者研究间接财政扶贫政策（财政扶志扶智政策）的减贫效果,更少有学者从实证角度研究财政扶志扶智政策以及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相互作用。
王永仓[2]（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韩长根[3]（2020）在《互联网使用对中国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不断上升,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社会成就。但在此期间中国社会贫富分化问题也日显严峻,收入不平等问题逐渐成为困扰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收入流动性作为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动态视角,可以反映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社会阶层流动与机会公平等问题,从微观层面对收入流动性进行研究有助于更准确地分析中国居民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与此同时,互联网与各行业各领域的融合不断深入,深深地嵌入到人们日常经济行为和生活方式中,为微观个体提供更广阔的平台与发展机会,互联网的普及与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们获取财富与知识的途径以实现就业与创收的可能性,但由于不同个体对于互联网使用的认知情况以及使用程度存在差异,互联网使用对个体的机会创造与赋值空间都会存在差异。那么,在国家当下大力推动互联网发展战略的背景下,互联网使用是否能够在提升中国居民收入流动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其内在机制及其可能的解释都是值得探讨和研究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从代内和代际两个维度,在对收入流动性进行测度的基础上,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机理,构建了互联网使用对收入流动性影响的理论模型,实证检验了互联网使用对代内和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测度代内和代际居民收入流动性。对于代内收入流动性的测度,使用CFPS数据（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从时序上的相对收入流动性和绝对收入流动两方面进行刻画;对于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测度,从代际收入转换矩阵和代际收入弹性两个层面进行分析,结合CHNS数据（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并根据居民是否使用互联网情况分样本对代际和代内居民收入流动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自2010年以后,伴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提升,中国居民代内和代际收入流动性呈上升趋势。并且,相较于未使用互联网的居民,使用互联网的居民有着更高的收入流动性,说明互联网使用可能对收入流动性存在着正向的促进作用。（2）构建互联网使用对收入流动性影响的理论模型。本文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代内收入流动和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机理,构建了互联网与收入流动之间的理论模型。对于代内收入流动性,本文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代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机理,将互联网使用对代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并基于持久收入假说和盖尔顿收入均值模型建立理论模型,提出待实证检验的研究假设;对于代际收入流动性,本文通过分析互联网使用作用于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传递路径来阐述其影响机理,据此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互联网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并提出待实证检验的研究假设。（3）实证检验互联网使用对代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本文利用CFPS数据,使用Ordered Probit模型、Bioprobit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倾向性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对代内收入流动性的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并进行了内生性、异质性和稳健性检验,且互联网使用影响代内收入流动性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存在。结果表明,在代内收入流动方面,互联网使用能够有效促进个人收入向上流动,抑制收入向下流动。并且,使用互联网学习、工作、社交的频率越高,居民对于互联网使用的重要性认知程度越高越有助于个人实现收入向上流动。互联网能够通过自身的直接效应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就业的间接效应来促进收入流动性向上提升。在人力资本作为中介变量中,教育的中介效应占比为35.09%,健康的中介效应占比18.52%,培训的中介效应未得到支持。在社会资本作为中介变量中,社会网络的中介效应占比为19.24%,信任关系和社会规范的中介效应未得到支持。就业作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占比15.79%。互联网使用对于代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在性别、区域、城乡上影响存在差异。（4）实证检验互联网使用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无序多项logit模型、Bowles和Gintis分解法、分位数回归对代际收入流动的研究假设进行检验。使用互联网,以及互联网使用频率的提高和互联网使用重要性认知的提升对于代际收入弹性有着明显的调节作用,促进跨代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作用显着。结果表明:人力资本贡献了 35.9%的代际收入相关性,其中教育贡献了 18.04%的代际收入相关性,健康贡献了 10.57%的代际收入相关性,培训贡献了 7.29%的代际收入相关性。社会资本贡献了 10.94%的代际收入相关性,其中,强关系贡献了 4.32%的代际收入相关性,弱关系贡献了 6.62%的代际收入相关性。就业贡献了 0.07%的代际收入相关性。进一步发现互联网使用能够通过人力资本的教育和培训方面、强关系和弱关系来弱化父代收入对子代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作用,从而调节收入流动,促进收入流动的提升。互联网使用在不同群体的影响存在区别,对于不同收入阶层的调节作用呈现“U型”特征。本文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从动态收入不平等——收入流动性的视角,从代内收入流动和代际收入流动两个维度研究了互联网使用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丰富深化了互联网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相关研究;第二,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影响代内收入流动和代际收入流动的机理,立足于持久收入假说、盖尔顿模型构建互联网使用影响代内收入流动性的理论模型,在Becker和Tomas（1986）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互联网使用影响代际收入流动的理论模型,补充了理论方面的相关研究;第三,从互联网使用的直接情况、互联网使用频率和互联网使用重要性认知三个层面展开实证研究,相较于其他学者更加全面的分析互联网使用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同时使用Ordered Probit模型、Bioprobit模型、无序多类logit回归模型、分类变量中介效应模型、Bowles和Gintis分解法、分位数回归、倾向性匹配法进行实证检验,展开内生性、异质性和稳健性分析。
张燕燕[4]（2020）在《中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运行特征及对居民居住选择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上世纪90年代住房制度改革之后,我国的住房价格水平不断攀升,而城镇居民的基本住房需求也在不断优化。随着住房商品化和私有化进程的推进,住房价格的上涨幅度甚至高于收入增长的水平,而不同收入人群的住房支付能力也存在明显差异,住房价格和住房需求之间存在着矛盾。与此同时,我国居民的住房融资渠道较少,商业住房抵押贷款存在严格限制,无法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住房贷款需求。在这个时期,以1991年在上海试点并逐步发展到全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作为我国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代表的建立和发展,补充和支持了我国的住房融资市场,尤其是满足了我国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购买需求。中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是在住房制度改革之初,住房市场从福利分配制向住房市场的商品化和货币化转型之时产生的。住房制度改革和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产生的初期,其作用主要是缓解和减轻当时住房供给所带来的财政压力为主要目的。而在住房制度改革的后期,住房分配制度由实物转向货币分配的过渡阶段时,住房公积金政策目的逐步转变为职工家庭提供了直接的资金积累用于住房消费。住房公积金的建立对中国的住房建设和支持居民的长期住房储蓄习惯和住房消费起到了支撑和保障作用。当前我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在经历了近30年左右的发展,已经具有了相当充足的体量和规模,住房公积金不仅是中国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的中流砥柱,也成为居民购房时的重要选择和考虑因素之一。因此,探讨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城镇居民的住房保障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理论价值上,住房公积金作为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在居民的居住选择行为上影响研究尚不丰富。研究其在新时代背景下对城镇居民的住房居住选择影响变化,丰富和发展了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的微观机理。在现实意义上来说,首先,发展住房公积金无论从国家层面,职工个人层面和行业发展层面来说,都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本文从住房公积金的一般原理出发,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方法,对住房公积金的运行特征和对居民的居住选择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定量的分析研究。在对住房公积金的内涵、特征及其经济功能定位的基础上,主要使用了住建部公开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从住房公积金运行的有效性、住房公积金对居民的租买选择、住房居住区位选择、租房选择、多套房行为选择等多个维度进行了分析研究。本文首先就我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成立的制度背景和功能定位做了简要的阐释,说明了论文撰写的理由。接着从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两方面论证了研究的必要性,阐述了论文的研究方法,基本结构和主要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其次,本文对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模式和运行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对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模式和运行特征进行了评述。在对住房公积金总体的运行特征和评价的基础上,从实证分析入手,侧重研究了在住房公积金对于居民的住房选择,尤其是在居民购房时公积金对居民的居住区位选择影响效应。本文进一步讨论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家庭的多套房行为和租房行为的影响效应。本文对相关文献作出了如下的创新和贡献:首先,本文创新性的分析了住房公积金制度作为政策性金融制度对居民购房时居住区位选择的分析。城市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研究在资源稀缺背景下家庭对于住房选择的最优化决策。而住房公积金对于居民住房选择的研究,多聚焦于居民的住房的购租选择。目前尚未有文献探讨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特别是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居民在购房时住房区位选择的影响效应。而住房公积金作为住房金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会在居民购房的选择中影响到居民的居住区位的选择。本章首次实证检验了参与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于城镇居民居住区位选择的作用,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解决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内生性问题,采用了联立方程模型来建立距离和面积的内生模型。研究结果发现,对于既定预算约束的家庭来说,参与住房公积金制度会改变家庭的预算约束,进而促使家庭选择距离市中心较近的住房。但选择优质区位的住房会牺牲一定的住房面积,即家庭会选择距离市中心较近但居住面积相对较小的房屋。对于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城镇居民居住区位选择的异质性分析发现,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于居住区位选择的影响效应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更加显着。本文进一步发现参与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于低收入家庭,普通雇员和中青年人群购房时居住区位的影响更加显着。其次,本文首次从中介调节效应角度分析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城镇居民租买选择的影响效应。本文研究表明参与住房公积金制度会显着促进城镇居民的租买选择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参与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于中低收入、普通雇员、老年家庭和本地居民的租买选择的影响更加显着。扩展研究首次通过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分析发现,参与住房公积金制度会通过中介变量持久收入影响城镇居民的租买选择,而教育程度和住房价格水平会调节公积金制度对于城镇居民租买选择的中介效应。再次,本文创新性的研究了参与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城镇居民租房消费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参与住房公积金制度会促进城镇居民的租房消费。研究发现参与住房公积金制度会促进居民在租房时选择较高的房租。参与住房公积金制度能够改善居民的租房状况。本文同样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消除了自选择偏误,并对住房公积金对城镇居民的租房消费的异质性进行了分析。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参与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于高收入、普通雇员、老年家庭和本地居民的租房消费的影响效应更加显着。本文同时讨论了参与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居民租金收入比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参与住房公积金制度会显着降低居民的租金收入比,提高居民的住房支付能力。最后,本文在讨论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于多套房选择的影响效应中,首次对改善型和投资型多套房购买进行了区分,并发现住房公积金促进了城镇居民的改善型多套房选择。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对于购买多套房的意愿不断加强,住房公积金作为政策性金融制度,在政策导向上倾向于阻碍居民购买多套房。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住房公积金缴存额即公积金约束对多套房决策有促进作用。通过异质性分析,本文发现住房公积金对多套房决策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低收入、有职位和中青年家庭的多套房决策上。这体现了住房公积金向购房能力较弱的家庭的政策倾斜和支持力度。通过对不同住房的差异性分析,本文发现住房公积金对多套房家庭的支持多为支持其改善型需求而非投资性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住房公积金对改善居民的住房条件的政策导向作用。由于住房公积金正式在全国实施是在1999年全国住房制度改革之后,而很多家庭多以从单位低价购买房改公房作为首套房的获得方式,本文因此区分了首套房是房改房和首套房非房改房的家庭,结果发现对于首套房非房改房的家庭,住房公积金对其多套房决策有显着地正向影响,而对于首套房是房改房的家庭,住房公积金对其多套房决策影响不显着。最后本文发现,有住房公积金账户能够显着提高有房家庭购置多套住宅的购房意愿。在以上研究发现的基础上,就住房公积金如何积极保障和引导住房,使住房公积金作为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能够在保障城镇居民“住有所居”,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首先,继续扩大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和覆盖面,放宽住房公积金提取条件,合理使用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其次,发挥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应有之意,将其服务对象侧重于中低收入群体,实行差异化缴存和“高存低贷”的利率政策。最后,逐步建立完善的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体系,推进现有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逐步转型,建立以住房公积金为中心的政策性住房银行。
冯星[5]（2020）在《基于居民收入分布变迁的三维贫困分解测度及其实证检验》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但是贫困人口仍然存在,并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我国脱贫攻坚已经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是脱贫任务依然艰巨。截至2019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至551万,贫困发生率下降到0.6%。要如期实现脱贫目标还有五百多万贫困人口待解决,但是越到脱贫攻坚关键期减贫难度越大、减贫成本更高。“十九大”报告指出在坚持我国扶贫大方向的基础上,要更加注意提升贫困人口的个人能力和素质,注重贫困人口的可持续自主性脱贫。理论上讲,经济增长会促进贫困的降低,而收入差距扩大则会阻碍贫困减缓。随着经济增长,尽管中国贫困呈现大幅度下降趋势,但是居民返贫风险愈加明显。经济增长减贫的边际效应呈现下降趋势,而收入差距扩大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贫困减缓。在脱贫攻坚背景下,深入探讨如何解决中国贫困问题并构建防返贫的长效机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基于异质性视角,结合中国国情和现行经济状况,采用数理推导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综合微观和宏观数据对基于收入分布变迁的三维贫困分解测度及其实证检验展开系统研究。本文首先对收入分变迁与贫困之间的影响机理进行数理分析,揭示引入收入分布变迁的三维贫困分解方法的合理性;其次基于三维贫困分解方法,采用微观调查数据,研究不同贫困标准下,增长效应、离散效应和异质效应对贫困变化影响的微观作用机理,并与传统的贫困分解方法进行对比分析;随后利用计量技术进实证检验三维贫困分解方法及其测度的稳健性;基于此本文分别从增长效应、离散效应和异质效应三个方面深入探析三维贫困分解框架下经济增长、政府补助以及教育异质性对贫困变化的影响机制。以上研究为中国完成全面脱贫目标,构建全面小康社会等问题提供了理论参考与现实指导。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总结如下:首先基于中国特殊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脱贫攻坚背景,本文分层次梳理了收入分布与贫困的经典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收入分布变迁视角下居民三维贫困分解测度及其实证检验的理论观点,即将代表居民异质性的残差效应引入到贫困分解中,构造新的三维贫困分解框架。并从三维贫困分解方法与测度的出发点、数理推导和现实分析及预期展开理论分析,为从实证视角探索中国减贫路径奠定了理论基础。为验证三维贫困分解方法的稳健性,本文首先基于反事实思想设计代表收入分布变迁的均值变化、方差变化和残差变化三个动态计量指标,并将其引入到传统的贫困分解框架中,首次从增长效应、离散效应和异质效应三个层面解释贫困。并利用家庭营养与健康（CHNS）微观调查数据对传统的贫困分解方法和三维贫困分解方法的分解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引入收入分布变迁的三维贫困分解方法在减贫进程中更合理、更全面,更具有现实意义。结果表明收入增长效应降低了贫困发生率;离散效应恶化了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异质效应主要降低了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说明收入的增长效应已不足以弥补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恶贫效应,而异质效应却能够弥补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恶贫效应,意味着在脱贫攻坚背景下,异质效应在中国减贫进程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为了进一步验证三维贫困分解方法的稳健性,本文在三维贫困分解框架基础上,采用二值回归模型进一步检验增长效应、离散效应和异质效应的减贫特征。实证结果表明增长效应和异质效应具有减贫作用,而离散效应具有恶贫作用,且异质效应的减贫作用和离散效应的恶贫作用几乎对等,说明增长效应和异质效应能够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降低贫困,且异质效应能够弥补离散效应带来的恶贫作用,实证结果与上文中的贫困分解结果具有一致性性,进一步验证了三维贫困分解方法的稳健性。接着从三维贫困分解的增长效应入手实证研究经济增长对贫困减缓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确实对中国贫困减缓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且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明显高于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其中收入分配的减贫效应最差。同时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与贫困减缓之间存在明显的“U型”关系。除此之外,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与收入分配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且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也存在负相关关系,说明金融发展一方面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降低贫困,另一方面也能够通过缩小收入差距间接降低贫困;但是伴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差距也随之扩大,因此在经济增长减贫进程中,收入差距扩大必然会阻碍贫困的减缓;与此同时,受教育水平等异质性因素对经济增长均存在正向作用,意味着通过提高受教育水平等异质性因素促进经济增长能够间接缓解贫困问题。同时从三维贫困分解的离散效应入手实证分析政府补助对贫困减缓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助标准对城乡居民贫困减缓存在明显的门限特征,即中国城乡政府补助标准对贫困减缓具有显着的非线性效应,表明我国政府补助福利政策对贫困居民脱贫的影响已不再具备整体性特征,仅当政府补助达到一定标准时,政府补助福利政策才能促进贫困居民减贫,即着过高的政府补助标准会产生福利依赖性,使得脱贫效果不显着,甚至增加居民返贫风险;而过低的政府补助标准导致政府补助政策无效,居民脱贫效果不显着。除此之外,城乡居民低保补助减贫效果最佳,工伤人员抚恤金减贫效应最差。因此,我国应在加强低保政策建设,改善其它各项政府补助模式的同时调控城乡政府补助标准,进一步完善我国政府补助政策体系。最后在三维贫困分解框架基础上,从异质效应入手实证分析教育异质性在中国减贫进程中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地区异质性和个体异质性对贫困减缓均存在显着影响。在区域层面上,省份间地区收入不平等的恶贫效应存在上升趋势,收入差距扩大严重阻碍我国居民的减贫进程,城镇化则降低了我国居民贫困,消费率的变化虽然恶化了我国贫困,但是恶化趋势呈现下降趋势,说明在区域层面减贫政策上,我国应在缩小收入差距的同时,进一步促进城镇化发展;而在个体层面上,年龄对贫困的影响逐渐不显着,家庭人口数的减贫效应呈现下降趋势,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促使我国居民贫困大幅度降低,说明在个体层面上,我国应重视教育减贫,在提高教育投入的同时,进一步增加贫困群体的教育补贴,提高中国居民人口素质,实现可持续自主性减贫路径。除此之外,教育的减贫效应受区域变量影响明显,在不同区域教育减贫作用存在显着差异。我国东部地区教育减贫效应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但是由于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状况不均衡和教育体制完善程度差异导致东部地区教育减贫趋势平稳,中部地区教育减贫呈现上升趋势,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缓慢和教育机制不完善导致教育减贫效应呈现下降趋势。由此,本文基于相关理论基础与实证研究提出了基于收入分布变迁的三维贫困分解测度及其实证检验的理论观点,在原有的贫困分解框架中引入异质性因素,形成由收入增长效应、离散效应和异质效应三个维度构成的新的贫困分解框架,从不同层次检验了收入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联机制,并将其归结为三维贫困分解增长效应的经济增长减贫机制、离散效应的政府补助减贫机制以及异质效应的教育异质性减贫机制。就现实意义而言,在特殊国情背景下,本文利用前沿技术方法逐步实证检验了收入分布变迁对贫困减缓的一系列作用效果,充分考虑到了收入从不同路径对脱贫攻坚阶段中国贫困减缓的作用效果,对中国贫困减缓的现实问题具有更好的解释力。最后,本文认为针对不同区域发展特点的需要,合理地运用促进收入水平提高、缩小收入差距和提高居民个体素质等政策之间的灵活搭配,在脱贫攻坚阶段进一步降低中国贫困,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杨宏宇[6]（2020）在《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是我国在建国以后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篇章,且距今将近42年。改革初期一代人大部分已经结束或者将近结束其工作生涯,而他们的下一代人又在其父辈们创造的成果之下参与新一轮的经济生产活动。经过40余年的发展,我国人均GDP在2019年已经突破1万美元的大关,人民群众幸福感、满足感、获得感不断提升。但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收入与分配制度尚不完善,我国基尼系数一度超过0.4的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收入公平和机会均等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问题。近年来,“富二代”、“拼爹”、“穷二代”等字眼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大众讨论与各类研究也日益增多,显现出人们对代际间传承问题的重视。在此背景下,要深入研究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不仅要对收入分配不均的结果进行研究,其影响因素的传导机制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面。代际收入流动性作为衡量收入过程是否公平的一个最为重要指标,且代际收入弹性又是衡量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最普遍指标,已然能够较好的说明社会中收入公平与机会均等问题。此外,大量研究实证表明,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性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且教育作为最为普遍的人力资本,能够成为低收入阶层群体向上跃升的重要工具。经过近40年的发展,父辈积累的财富和人脉已经对下一代产生了深刻影响,而对于那些原来没有受过教育或教育程度较低的人,较高的教育水平可以使他们的子女从事高技工作,从而提高收入水平改变所处社会地位。从另一方面来讲,较富裕家庭也能给予后代更好的教育水平从而保持其原有家庭收入和社会地位或者向上跃升。以上这些分析从理论上说明了研究教育对代际流动收入性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因此,在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众多因素中,本文选择教育作为研究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切入点,研究其在代际传递中的作用,并且从机制传导途径的方面着重探讨了父母双方分别对儿子和女儿的不同影响,诠释了教育如何在代际收入流动性中产生影响,而且进一步地讨论了该影响在性别、城乡以及不同收入分位群体之间的差异。依托于CFPS数据库2010年、2012年和2014年这三年的家庭微观跟踪调查数据,对我国目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现状进行了分析,继而借鉴Becker&Tomes（1979）的代际传递模型以及Blau&Duncan（1967）的地位获得模型以得到适用于本文研究的理论模型,比较研究了加入教育这一中介变量前后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变化,并将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运用通径分析分解为直接影响以及父代收入以家庭教育投资为媒介作用于子代的教育进而对子代未来收入产生的间接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教育能够明显促进整个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而且由于大多数人存在的保守思想使该促进作用在性别和城乡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在性别差异上,女性的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是大于男性的,而在城乡差异上,父代教育投入对农村子女未来收入的影响是大于城镇的,这也说明对于农村子女来说,教育可能是他们跨越更高阶层最有效的途径。进一步的分位数分析显示,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促进作用在中等收入群体中最为明显,这与现实情况也相对吻合,中等收入阶层更希望通过教育使得子女能够进入高收入阶层。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和建议。国家要加强对各个层次教育水平的投入,不断提高我国国民的平均教育水平,通过教育支出均等化来缩小收入差距。对于已经存在的差异,要做到精准施策,提高对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帮扶力度,加强财政尤其是公共教育资源向不发达地区有更大水准的倾斜,鼓励高校毕业生去相对偏远落后的地区从事教育工作,以缩小可能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同时,完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在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保障基本的公平公正,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陈丽华[7]（2020）在《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在农村居民收入层面主要表现为收入差距扩大,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缓慢。更为严峻的是,农村居民之间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正表现出明显的代际传递趋势,长期的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分割使低收入群体子代难以拥有个人发展所需的优质资源和良好机会,向上流动通道被堵塞,容易―复制‖父代所处的低收入处境。收入差距扩大与阶层固化问题并存,将进一步加剧子代收入差距,导致农村低收入阶层从暂时贫困走向跨代贫困的恶性循环,陷入―贫困陷阱‖。代际收入流动性反映的是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程度,通过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可以达到动态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目标。那么,要阻断农村居民跨代低收入传递,提升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将是必然应对。事实上,我国农村社会是典型的―关系型‖社会,在正式制度尚未完善的农村地区,社会资本作为非正式制度安排发挥着明显的生产效应、收入效应和财富效应,是农村居民分享信息和进行资源配置的替代机制。基于我国农村社会现实,本文从社会资本视角研究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问题: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效应怎么样?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机制是什么?社会资本对不同类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机制是否有差异?本文遵循―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政策研究‖的基本范式,以提升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为落脚点,聚焦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开展深入研究。理论研究部分阐释了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内在机理以及作用机制。实证研究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检验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效应,揭示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作用机制,对比分析社会资本影响不同类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机制差异。政策研究依据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论释放出的政策信号,提出精准提升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归纳如下:1.不同类型的农村居民社会资本拥有量以及代际收入流动性有明显差异。第一,低收入农村居民普遍存在社会资本的资本欠缺问题。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低收入农村居民社会资本拥有量明显低于高收入阶层。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社会资本拥有量不同。―自雇佣型‖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平均拥有量高于―受雇佣型‖农村居民,―自雇佣型‖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平均拥有量为2.543,―受雇佣型‖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平均拥有量为2.122。―离土型‖农村居民比―离乡型‖农村居民拥有更丰裕的社会资本,―离土型‖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平均拥有量为2.272,―离乡型‖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平均拥有量为1.989。第二,本研究测算出我国农村居民代际收入弹性系数值为0.231。随着子代收入分位数的增加代际收入流动性逐渐提升。0.2分位数点代际收入弹性值为0.8分位数点代际收入弹性值的3.03倍,表明低收入阶层代际收入流动性远低于高收入阶层,容易陷入代际低收入传递陷阱。―自雇佣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弹性值为0.161,―受雇佣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弹性值为0.255,表明―自雇佣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明显高于―受雇佣型‖农村居民。―离土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弹性值为0.213,―离乡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弹性值为0.340,意味着―离土型‖农村居民比―离乡型‖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更高。本研究结果指出,自主创业和合理有序的劳动力流动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2.社会资本更有利于提升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阶层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第一,低收入农村居民面临―回报欠缺‖。父代社会资本对0.45分位点以下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子代样本的收入存在正向影响但影响不显着,对0.45到0.85分位点的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阶层子代样本收入有正向显着影响,表明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农村居民存在社会资本回报欠缺问题。第二,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存在明显的分层效应。社会资本对0.4到0.85分位点的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起到了显着促进作用。在0.4分位点以下,社会资本抑制了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但是随着分位点的增加这种抑制作用逐渐弱化。0.9分位点以上,社会资本表现出抑制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的趋势。该结论说明,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数,有利于我国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保持较高水平。3.社会资本通过不同的间接路径影响不同收入水平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结果表明,全样本中信息交互这一中介效应不显着。职业选择为社会资本影响低收入组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中介变量,表现出遮掩效应,遮掩效应占比为73%,表明增强择业能力有助于低收入农村居民向上流动。教育获得是社会资本影响中低收入组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中介变量,中介效应占比为III 56%。教育获得是社会资本影响中等收入组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部分中介变量,中介效应占比为20.1%,该研究结果意味着培育农村人力资本是提高持续增收能力的有效途径。金融参与是社会资本影响中低收入组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中介变量,表现出遮掩效应,遮掩效应占比为15.6%,这一结果带来的政策启示是:提高中低收入组农村居民的生产经营能力和还款能力是提升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有力保障。4.社会资本对不同类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机制不同。第一,―自雇佣型‖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对代际收入流动性有显着促进作用,―受雇佣型‖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促进作用不显着。社会资本有助于两类农村居民子代求职以及教育获得,经检验中介效应不显着。第二,社会资本对―离土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产生较弱的正向影响,有利于子代求职、教育获得以及金融参与。职业选择为社会资本影响其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遮掩效应,遮掩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34.9%,该结论启示我们通过提升本地产业竞争力,增强本地非农就业农村居民择业能力,可以明显促进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社会资本对―离乡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有阻碍作用,但有利于其子代求职和教育获得。教育获得表现为社会资本影响―离乡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遮掩效应,遮掩效应的比重为14.6%,该结果表明,为―离乡型‖农村居民子代提供良好的受教育机会将有助于提升代际收入流动性。与现有研究成果相比较,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丰富了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研究。现有研究局限于检验社会资本能否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缺乏对具体影响机制的深入分析。本文着力于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形成的社会性诱因,聚焦于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从理论上揭示了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内在机理,指出了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基本路径。本文从理论上丰富了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研究,弥补了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的―社会化不足‖。2.验证了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作用机制。本文采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最新数据,考察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效应,基于理论分析结合实证检验,采用中介效应分析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作用机制,对社会资本影响不同类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间接路径进行了比较研究,为提升现阶段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提供理论参考,为精准施策提供科学路径选择。3.结合农村居民就业分化趋势,比较研究社会资本影响不同类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机制差异。本文充分考虑就业市场结构调整,正视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分化趋势,按照农村居民非农就业的地域特点,分为―离土型‖和―离乡型‖农村居民。按照农村居民非农就业的职业特点,分为―受雇佣型‖和―自雇佣型‖农村居民。对不同类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以及社会资本发挥影响作用的路径进行差异考察和比较研究,丰富和拓展了研究主体,为有针对性的动态调整农村居民收入分配格局释放了更多有效政策信号。
涂先进[8]（2020）在《消费信贷的财富预期对农户消费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作为缓解消费者流动性紧张的重要举措之一,消费信贷（1）主要以财富为中介来影响农户消费,传统研究也大都以效用最大化公理来探讨消费信贷对农户消费决策的影响,而忽略了借款者基于环境变化产生的心理预期活动对其消费决策的影响。事实上,农户借款者（2）在获得信贷融资支持后会根据各种影响消费决策变量的期望值来调整其消费支出,也就是说借款者会对金融财富的未来价值产生预期,从而采取适应财富变化的消费决策行为。虽然行为经济学关注到了农户心理活动对其消费决策的影响,然并没有关注到借款者会产生财富预期及其对农户消费决策的影响。究其原因,学术界对农户消费决策机制的探讨主要基于理性人假设和效用最大化公理,而忽略了借款者会因经济环境变化而产生复杂的心理活动进而对其消费决策的影响。事实上,消费信贷不仅通过会计账户产生物质（货币）财富,还可以通过心理账户（3）产生财富预期。对于农户而言,其往往面临着收入不稳定、流动性约束等复杂的消费环境,因此在金融活动中,借款者会根据经济环境变化而对未来有无还款能力或者违约（履约）风险等不确定性经济后果（Kahneman则把这种不确定性后果被称之为前景）进行预期,同时会建立心理账户对不同前景下的金融财富价值进行重新估价（价值判断）,最终形成财富预期。因此,财富预期主要满足农户借款者的心理需求下金融财富价值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在心理账户中对消费信贷进行价值判断的结果,可以说财富预期是财富内涵和外延的拓展,财富预期结果也反映出决策者对未来有无违约风险或还款能力的一种研判。心理账户作为监测、控制消费者行为的一种特定机制,会在心理上根据估价结果对消费进行预算调节,并设置要达到的消费目标。因此,借款者通过心理账户形成财富预期会影响农户消费决策,故对消费函数的构建而不应该将借款者财富预期这一内生变量做外生化处理,只有将财富预期纳入到行为决策函数才能对农户行为决策过程做出最合乎实际的解释。但消费信贷的财富预期是什么?财富预期是如何产生及量化?财富预期影响农户消费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消费信贷对农户消费是否有财富预期效应?现有研究对这些问题并未给予明确的回答,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利于更好释放消费金融对消费的影响效应。基于此,为深入剖析在金融活动过程中消费信贷的财富预期产生过程及财富预期对农户消费决策的影响,论文清晰界定了消费信贷财富预期的内涵和外延,构建了财富预期的产生机制及量化方法,厘清了财富预期影响农户消费决策的逻辑链条。据此,论文使用Probit等计量分析工具探讨了消费信贷的财富预期影响农户消费的总体效应,分别从静态与动态的时间维度、生存型支出和改善型支出的结构维度来考察消费信贷的财富预期对农户消费的影响。同时,考虑到我国区域及农村内部差异,论文进一步探讨了消费信贷的财富预期对农户消费影响效应的异质性,从东中西不同区域和高中低不同收入群体来分析消费信贷财富预期对农户消费的影响。总之,基于理论分析框架而提出研究假设,以CFPS数据为统计分析基础,最后论文的主要结论和创新点表现为:一、研究主要结论:第一,提出了消费信贷会产生财富预期的思想。农户借款者在获得融资支持后,会担心未来是否违约的不确定性后果（前景）,从而建立心理账户对不同前景下的金融财富价值进行重新估价,最终形成财富预期。总之,借款者会依据经济环境变化而对金融财富进行估价从而产生财富预期。第二,明确了消费信贷财富预期的内涵及量化方法。财富预期是心理账户中对消费信贷进行估价的结果,主要满足决策者心理需求,是财富内涵和外延的一种拓展。从财富预期创造过程看,财富预期规模的大小主要和参照点的选取以及沉没成本大小有关。第三,构建了消费信贷财富预期效应发挥的逻辑框架。财富预期主要通过参照点效应和沉没成本效应来影响消费规模,而通过对财富预期的认知属性和情绪反应来影响消费内容选择,财富认知或乐观情绪时,农户倾向于改善型消费,而债务认知或悲观情绪时,则倾向于生存型支出。第四,消费信贷的财富预期对农户消费有积极影响。消费信贷的财富预期对农户消费决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效应,在静态与动态、规模视角下,财富预期与农户消费呈同方向变动,在结构视角下,财富预期对生存型支出的影响效应要高于改善型支出。第五,财富预期对农户消费的影响效应呈现异质性。财富预期对农户消费的影响效应在不同区域上和不同主体上均表现出异质性:财富预期对东部地区的拉动效应要高于中西部地区;财富预期对高收入群体的促进效应要高于中低收入群体。二、研究主要创新（1）从行为经济学视角探讨了消费信贷财富预期,丰富了财富的内涵与外延。从行为经济学出发,论文通过分析发现借款者对金融活动未来不确定性后果存在明显预期,进而会通过建立心理账户而对不同前景下的金融财富价值进行重新判断,最终形成财富预期。可以说,消费信贷产生财富预期的研究发现丰富了财富的内涵和外延,弥补了传统消费信贷财富研究的不足。（2）构建了财富预期影响消费决策的理论框架,奠定了财富预期效应的微观基础。论文通过捕捉到借款者对未来不确定性后果（前景）的预期,提出通过计算不同前景下金融财富价值最终加总成财富预期的量化方法,厘清了财富预期影响农户消费决策的逻辑链条,从概念界定-产生过程-量化方法-作用路径建立财富预期效应分析的完整分析框架,从而为相关实证奠定微观基础。（3）验证了消费信贷对农户消费财富预期效应的存在,从而弥补了传统消费信贷财富效应研究的不足。论文将借款者对消费信贷的心理活动结果财富预期作为内生变量纳入到农户消费决策函数中,从总体效应和异质性来验证消费信贷的财富预期对农户消费影响效应的存在,得出稳健和可靠的结论,从而弥补了传统消费信贷财富效应研究的不足。
马桂峰[9]（2020）在《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福利分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背景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先后建立,以及现在后两者的逐步并轨运行,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在逐步发展中不断完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在增强国家社会福利责任,减轻参保者就医负担,促进经济发展动力,增强社会稳定机制等方面作用显着。截止2019年底,我国职工医保参保人数为3.29亿人,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数为10.25亿人,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共覆盖我国人口 13.54亿人,占我国总人口的96.74%。2018年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共筹集医保基金21 384.00亿元,占我国当年GDP的2.33%,人均支出医疗保险基金4 722.76元。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在医保基金筹集、住院费用支付和医保基金补偿方面的福利分配效果如何?福利分配的公平程度是否在逐步改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如何影响社会福利的分配效应?哪些因素影响了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福利分配?以上诸多问题成为评价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运行绩效的关键所在。目前,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公平性研究多集中于医疗服务利用和医疗机构资源配置的公平性,而对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包括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和新农合制度）在医保基金筹集、住院费用支付和医保基金补偿等环节福利分配的公平性关注较少。通过对不同社会医疗保险种类、医保运行全流程和多维度的分析,有助于我国社会医疗保险现阶段的整合发展,有利于从参保者个体微观层面评价社会医疗保险福利分配的公平程度如何。本研究以社会福利分配为切入点,利用福利再分配分析测量方法,结合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运行特点,采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2015年和2017年入户调查数据进行系统分析,从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制度三条主线,经医保基金筹资、住院费用支付和医保基金补偿三个环节进行福利分配公平性分析,探索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对社会福利分配的作用机制和运行机理,为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发展和完善提供科学参考。研究目的通过理论梳理和实证研究,分析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福利分配公平性,探索影响社会医疗保险福利分配的因素,提出完善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福利分配的政策建议。具体研究目标包括:通过文献复习和评阅,构建适合分析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福利再分配效应的理论框架;通过实证研究测算我国三类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在医保基金筹集、住院费用支付和医保基金补偿三个环节的福利再分配效应,以及在近期的变化情况;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分析方法分析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对于家庭医疗支出和个人住院费用支出的影响机制与程度;利用分位数回归分析个人的初始收入、年龄和身体状况对社会医疗保险补偿净福利分配的影响。研究设计和数据来源本研究以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对社会福利的分配效应为主要政策变量,围绕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运行机制展开。通过国内外文献梳理,对社会医疗保险福利分配研究的方法、结果和结论进行汇总分析,为本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持。在文献评阅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再以福利经济学福利概念、社会福利函数、补偿原则和医疗保险福利效用等理论构建研究框架。数据来源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和2017年的全国范围内抽样调查获得的数据。该数据采用概率抽样调查,按照分阶段、按层次抽取我国大陆29个省的地级市、县、社区（村）和家庭。本研究经申请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公开的数据库,并对数据进行清洗和整理,选取职工医保12 683个、新农合12 549个、居民医保4 213个个体样本和没有参加社会医保的11 742个个体样本进行研究。利用Stata 16和Eμcel 2016软件进行数据库整理和数据分析、数据表达。利用基尼系数和马斯格雷夫-辛尼指标（Musgrave and Thin measure,MT）测量医保基金筹集、住院费用支付和医保基金补偿环节的福利再分配效应,使用阿伦森等人提出的AJL分解模型对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运行各环节的福利再分配效应进行筹资累进性、垂直效应、水平效应和再排序效应等的分解分析。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分析和分位数回归分析对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福利分配效应进行影响因素研究。首先构建7个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初步筛选;用倾向得分匹配分析对是否参加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居民的家庭医疗支出和个人住院费用支出进行对比分析。利用分位数回归分析探索医保基金住院补偿净福利的个人初始收入、年龄和身体状况的影响方向和程度。研究结果（1）新农合制度的福利再分配情况。从新农合制度具体运行情况来看,2015年新农合住院人均补偿费用为129.38元,人均缴费额度为102.40元,补偿费用占缴费费用的126.35%。仅统计有住院发生的新农合参保者的平均住院补偿费用为3 352.38元,仅统计有住院发生的参保者的新农合缴费均值为105.58元,补偿受益程度为31.75倍。对比有住院发生的参保者的住院平均费用9 929.57元,有效补偿比例为33.76%。有住院发生的新农合参保者的人均住院实际负担为6577.19元,有住院支出的参保者的人均收入为22 444.41元,有住院发生人群的实际平均负担率为25.21%。2015年总体缴费率为0.98%,2017年总体缴费率为1.42%。2015年的总体改善率为1.79%,2017年总体改善率为0.60%,改善率和补偿率两年均随收入分组升高而降低。2015年新农合参保者初始收入基尼系数为 0.3889,2017 年为 0.3901。测算2015年新农合制度医保基金筹资后福利再分配效应MTB指数为-0.0115,2017年为-0.0020;住院费用支付后的MTC指数2015年为-0.0254,2017年为-0.0282;医保基金补偿后的MTD指数2015年为-0.0208,2017年为-0.0170。分析新农合制度2015年筹资前后KaKwani指数为-0.3650,2017年变为-0.3695。分解新农合医保基金筹资、住院费用支付和医保基金补偿三个环节的福利再分配效应为垂直效应（vertical effect,简称V值）、水平效应（horizontal effect,简称H值）和再排序效应（reranking effect,简称R值）均有不同情况变化。从倾向得分匹配分析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年龄、性别、户口类型和健康状况等因素的情况下,参加新农合参保者的住院费用支出比没有医疗保险人员高出404.09元。从分位数回归分析看出,新农合参保者的基金补偿净福利在个人初始收入、年龄和身体状况影响方面,变化规律不显着。（2）职工医保的福利再分配情况。职工医保具体运行情况来看,2015年人均缴费率为4.42%,2017年为2.08%。从各收入组群缴费率来看,2017年缴费率均低于2015年,特别是在2015年低收入组的缴费率达到12.91%,远高于2015年人均缴费率4.42%的平均值。参加职工医保的参保者2015年初始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927,2017年为0.4144,医保基金筹集、住院费用支付和医保基金补偿后,基尼系数均有变化。通过分析2015和2017年我国职工医保在医保基金筹集、住院费用支付和医保基金补偿后的MT指数均为负值。分析职工医保筹资累进性的K值可以看出,2015年和2017年的数据均为小于0。从职工医保筹资再分配效应的V值、H值和R值来看,V值为负,但绝对值较小。H值在2017年占到RE的84.66%。参加职工医保和没有职工医保个体的倾向得分匹配分析发现,参加职工医保个体的家庭医疗支出高出没有参加职工医保的家庭医疗支出3211.70元。分析职工医保参保者医保基金补偿净福利影响因素来看,原始收入q40分位数之前影响有统计学意义,年龄影响总体均有统计学意义,41岁之前呈随年龄增长逐渐降低趋势,44岁以后随年龄增加呈逐渐升高趋势,总体呈U型态势分布。身体状况除去两端极值外,均具有统计学意义。（3）居民医保的福利再分配情况。从居民医保总体运行情况来看,2017年的人均筹资额为930.55元,低收入组的医保缴费均值为712.45元,高收入组的医保缴费均值为1775.9元。2017年较2015年的各组人均缴费额度均呈增加态势。2015年居民医保参保者的住院费用均值为667.42元,2017年的均值为800.67元,组内人均住院费用从低收入组到高收入组先减小后增加的趋势。参加居民医保者2015年初始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253,2017年为0.4507。通过分析居民医保福利再分配MT指数和R系数来看,2015年和2017年的MTB、MTc和MTD均小于0。从R系数的测算来看,2015年逆向再分配效应最严重环节发生在医疗费用支付环节,Rc为-3.7621%,2017年的逆向再分配效应最严重发生在补偿环节,RD为-3.7465%。在2015年和2017年的MTDB均为正值。从居民医保基金筹集、住院费用支付和医保基金补偿环节的Kakwani值都为负值。三个环节的V值均为负值,且2017年的绝对值要大于2015年;H值和R值为正值,且均存在2017年的值大于2015年。居民医保的医保基金补偿净福利分位数回归分析的初始收入、年龄和身体状况变化没有显着规律。研究结论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用有效的资金筹集方式,通过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实现社会福利的有效再分配。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福利再分配途径通过医保基金筹集、住院费用支付和医保基金补偿等环节完成,一方面实现政府财政财补助能够有效到达最需要的患病居民;另一方面,在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健康者和病患之间,实现社会福利再分配。但从本研究的分析来看,我国三种社会医疗保险不同收入组群的医保基金筹集、住院费用支付和医保基金补偿环节均呈累退性,并且2017年较2015年的累退性在加重。这也说明虽然我国的社会医疗保险覆盖率已基本实现全民,但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一方面医保筹资加重了他们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他们的筹资还为高收入参保者提供了额外的帮助,这与社会医疗保险应该的累进性原则是相悖的。从是否参加三类社会医疗保险参保者的家庭医疗支出和住院医疗支出差异对比来看,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个人和家庭医疗费用支出要高于没有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个人和家庭。通过我国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使参保者能够将未来不确定的医疗服务消费变成确定性的医疗保险补偿支付,有效促进了参保家庭的医疗服务支出和住院费用支出,说明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家庭和个人的有效需求。从个人初始收入、年龄和身体状况对基金补偿净福利的分位数回归分析来看,初始收入不同范围的的低收入群体在三类社会医保中均有统计学意义,并且影响呈负相关,这一结论与前面的再分配效应测量和再分配效应分解相一致。但随着收入分位数的提高,初始收入对基金补偿净福利的影响没有统计学意义。职工医保的年龄对基金补偿净福利随年龄先减少后增加,低点在41岁左右,但新农合和居民医保在年龄方面基本没有影响。政策建议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在实现社会福利再分配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增进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通过分析我国现行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发现其医保基金筹集、住院费用支付和医保基金补偿环节均存在累退性和福利逆向再分配,建议社会医保政策制定者和医保基金管理者,应尽快完善医保基金支付方式改革,增强医疗救助对低收入群体的扶持力度,通过对低收入人群减免住院门槛费、适当提高补偿比例和增加医疗救助额度等措施,来提高低收入人群医疗服务利用的可及性,从而减缓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不公平程度。经过本文对三类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三个运行环节的分析发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下一步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演进目标。我们国家可以在已经基本完成的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保合并为城乡居民医保制度“一制两档”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职工医保制度,实行“一制三档”。并且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增强,再由“一制三档”到“一制两档”演进,后到“一制一档”的“三保合一”总目标,真正实现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大融合,实现新时代我国全民医保制度下的社会福利公平分配,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总水平。创新性和局限性本研究创新之处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研究视角创新:本研究基于全国调研数据,从公平与正义视角分析我国三类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福利分配效应,研究视角新颖;（2）分析流程创新:本研究将我国三类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在医保基金筹集、住院费用支付和医保基金补偿三个环节,进行体系完备、流程完整和维度全面的福利分配分析;（3）分析方法创新: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分析发现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对福利分配的影响程度;利用分位数回归分析发现医疗基金补偿净福利在不同参保人群中的分配情况。本研究的局限性与研究展望:本研究基于全国层面分析我国三类医疗保险制度,没有细分到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会掩盖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因地制宜的提出政策建议。论文下一步将对我国各省进行深入分析,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谭飞[10]（2019）在《基于收入分配公平视角的税制结构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收入分配问题不仅事关社会公平,更是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基石。自由市场并不必然带来公平的收入分配,即使是完善的市场机制也可能会产生难以接受的巨大收入差距。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亿元提升至2018年的90万亿元,跃居世界第二,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提升至28228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已经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居民收入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成为了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隐患。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后,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一直呈上升趋势,2008年达到创纪录的0.491。尽管近十年来收入分配差距呈微弱的下降趋势,但基本维持在0.46以上的高警戒水平,居民收入差距持续分化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的不满,成为当前公共政策领域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要建立科学、合理、公平的收入分配机制,税收制度大有可为,而税制结构的完善又是重中之重。通过税制结构的优化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有利于减少贫困,有利于改善不同收入等级的差距,同时还能把资源配置得更加合理,减轻经济发展对环境带来的压力。然而,目前我国以货劳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效果却不尽人意,原因在于我国经济转型速度太快,而税制结构调整的步伐较慢,这使得间接税和直接税占我国税收的比例失调。具体表现在税种设置不合理、税系结构不合理、地方税体系建设不成型。进入新时代以来,共同富裕的理念不断强化,有学者认为如果要让社会更加和谐、公平、公正,必须缩小不同家庭间的收入差距,也就是说政府要想办法优化收入分配,调整税制结构,进一步推动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需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也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本文从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视角出发,使用规范和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探讨了税制结构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机理,对比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税制结构演变趋势并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推动我国现阶段税制结构优化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希望能达到改善我国收入分配现状,促进社会经济和谐稳定发展的目标。为全面系统地研究如何构建有利于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税制结构,本论文共分为八章,主要内容如下:第1章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具有哪些理论与实践意义,用了什么样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指出了本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梳理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文献,并作简要评述。第2章主要阐述了收入分配、税制结构及税制结构优化的基本理论,并从理论上分析了税制结构对居民收入分配和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搭建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第3章详细介绍了我国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尤其是2005年以来我国税制结构的演进及规律,并从收入分配视角分析了我国税制结构的现状。第4章主要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对我国当前的所得税、财产税、货劳税对要素收入份额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分区域探讨要素收入分配的差异。第5章实证分析了我国税制结构对居民收入分配的整体效应,同时运用非参数可加模型探讨了我国税制结构对不同区域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的差异性,为税制结构的优化提供更为精准的实证支撑。第6章分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税制结构的现状,总结了世界主要国家的税制结构演变的基本规律及收入分配效应。根据税制结构国际比较经验和税制结构对居民收入分配、要素收入分配的实证分析结果,分析了当前我国税制结构存在的问题,为下一步政策建议打下坚实基础。第7章根据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税制结构优化的总体思路和改革建议。第8章对研究内容进行梳理和总结,并就未来的研究方向和税制结构的优化进行了展望。通过对实证和理论分析,我国当前的税制结构整体不利于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现行各税类和税种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效果上确实与理论预期存在较大的落差,主要结论如下:第一,货劳税内部不同税种的收入调节作用有正有负,但对收入格局的整体影响为负。其中,增值税对要素收入分配和居民收入分配均表现出明显的累退性,消费税和营业税在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中表现不一,但整体不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第二,企业所得税不管是对居民收入分配还是对要素收入分配都表现出一定的累进性,即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影响积极,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个人所得税则表现出一定的累退性,尽管在不同区域间存在差异性,但总体上不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2019年1月开始执行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其收入分配效果还有待观察。第三,财产税和其他类税尽管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有利于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调节效果,但受课税范围、规模所限,调节功能基本缺失。基于以上三点主要结论,本文提出优化税制结构的主要对策有:第一,降低货劳税比重,构建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货劳税体系。降低货劳税比重是当前实现减税降费,降低企业运行成本,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主要方向。要继续简并降低增值税税率,完善抵扣链条,避免重复征税影响减税降费的效果。要加大消费税改革,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优化税率,适当提高奢侈品消费和资源耗费型消费行为的税率,加强对非生活必需品消费税的征管力度。第二,逐步提升所得税比重,强化其收入分配功能。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应尽快完善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征收制度,加大对资本性收入的课税力度,适当降低劳动所得课税税率,减少税率等级,维持工资薪金课税的最高边际税率,逐步扩大专项支出抵扣范围和力度,加强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企业所得税方面,应主要着眼于扩大承担大量就业的中小企业的成本费用扣除项目、范围与比例,加大投资抵免的范围与力度,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激发企业创新创业活力。第三,完善财产税,适时推出房地产税。要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逐步推进”的基本方略适时推出房地产税,同时探索如何加大对社会存量财富的征税力度,提高财产税在国家税收收入中的占比。本论文试图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税制结构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其可能的创新点有:第一,本文同时探讨了税制结构对要素收入分配和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并分析了税制结构对区域收入分配影响的异质性。本文利用2003年至2016年国内30个省份的数据,不但研究不同税种在不同地区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还尝试探讨了税制结构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税制结构收入分配效应的研究成果。第二,本文在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引入非参数可加模型创新性地开展了税制结构对我国的收入分配效果非线性的实证分析,一改诸多学者使用线性模型分析收入分配过程中税制结构作用的做法,研究工具和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由于收入分配问题的复杂性和收入数据的隐蔽性,官方公布的可查的统计数据十分有限,对税收政策的收入分配效果进行分析和评价不可避免会遇到各种困难,本文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因缺少足够的微观收入数据和税收数据,文中实证分析没有直接落实到个人或家庭层面,最后的结论是建立在宏观数据基础之上,使得研究价值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离预定目标还有一定距离。第二,本文的研究范围还需进一步拓展,使用的研究工具和方法还不够丰富、成熟。本文主要从税制结构对居民整体收入分配的影响方面进行探讨,尽管也分区域进行了分析,但没有从城乡差距、行业差距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范围不够全面。本文主要使用了非线性模型,但未能充分探讨该模型测算结果的可靠性,分析结果有待进一步验证,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的可操作性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第三,由于数据收集难度较大,本文对各税种的研究还不够细致、全面。本文主要分析了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五种主要税种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对其他税种较少涉及。另外,由于写作时限的原因,缺乏近年来“营改增”、个人所得税改革对收入分配效果的研究。这些问题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和完善。
二、提高城镇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对1999年河南经济增长影响有多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提高城镇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对1999年河南经济增长影响有多大（论文提纲范文）
（1）相对贫困视角下财政扶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概念界定 |
| 1.2.1 相对贫困 |
| 1.2.2 财政扶贫 |
| 1.3 研究方法、思路及目标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及基本框架 |
| 1.3.3 研究目标 |
| 1.4 研究内容 |
| 1.5 论文的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贫困的内涵和测度 |
| 2.1.1 贫困的内涵 |
| 2.1.2 贫困的测度 |
| 2.2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研究 |
| 2.2.1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效应 |
| 2.2.2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扶贫效率 |
| 2.3 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研究 |
| 2.3.1 财政扶志政策减贫研究 |
| 2.3.2 财政扶智政策减贫研究 |
| 2.4 相关研究述评 |
| 第三章 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理论分析 |
| 3.1 财政扶贫政策减贫机制 |
| 3.2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少相对贫困的理论模型 |
| 3.2.1 理论框架 |
| 3.2.2 数值模拟 |
| 3.3 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少相对贫困的理论模型 |
| 3.3.1 不含外生冲击的理论框架 |
| 3.3.2 包含外生冲击的理论框架 |
| 3.3.3 间接财政扶贫政策 |
| 3.3.4 数值模拟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典型化事实分析 |
| 4.1 相对贫困的结构性特征 |
| 4.1.1 全样本的相对贫困现状 |
| 4.1.2 城乡和东中西部的相对贫困现状 |
| 4.1.3 不同省份的相对贫困现状 |
| 4.2 财政扶贫现状 |
| 4.2.1 财政扶贫基本事实 |
| 4.2.2 财政扶贫成效 |
| 4.2.3 财政扶贫存在的问题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实证分析 |
| 5.1 政府转移支付减贫效应 |
| 5.1.1 研究方法和数据 |
| 5.1.2 实证结果分析 |
| 5.1.3 贫困线对减贫效应的影响 |
| 5.2 政府转移支付扶贫效率 |
| 5.2.1 研究方法和数据 |
| 5.2.2 实证结果分析 |
| 5.2.3 养老金视作市场收入 |
| 5.3 财政资金扶贫绩效 |
| 5.3.1 理论分析框架 |
| 5.3.2 研究方法和数据 |
| 5.3.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4 财政资金扶贫绩效的影响因素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实证分析 |
| 6.1 财政扶志政策的紧迫性 |
| 6.1.1 研究方法和数据 |
| 6.1.2 实证结果分析 |
| 6.2 财政扶智政策的增智效应 |
| 6.2.1 研究方法和数据 |
| 6.2.2 实证结果分析 |
| 6.3 财政扶志扶智政策的合力作用 |
| 6.3.1 研究方法和数据 |
| 6.3.2 实证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财政扶贫政策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优化 |
| 7.1 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 |
| 7.1.1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对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影响 |
| 7.1.2 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对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影响 |
| 7.2 财政扶贫政策优化 |
| 7.2.1 财政扶贫政策优化理论模型 |
| 7.2.2 财政扶贫政策优化实施方案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8.1 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提高政府转移支付扶贫效率 |
| 8.2.2 提升财政资金扶贫绩效 |
| 8.2.3 激发相对贫困人口内生动力 |
| 8.2.4 促进财政与扶志扶智政策深度融合 |
| 8.2.5 推动扶贫与财政扶志扶智政策有机结合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8.3.1 研究不足 |
| 8.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3）互联网使用对中国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数据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数据 |
| 1.4 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互联网相关文献研究 |
| 2.1.1 互联网的内涵 |
| 2.1.2 互联网的经济影响 |
| 2.1.3 互联网的社会影响 |
| 2.2 收入流动性相关文献研究 |
| 2.2.1 收入流动性的内涵 |
| 2.2.2 代内收入流动性的测度方法 |
| 2.2.3 代内收入流动性的经验研究 |
| 2.2.4 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测度方法 |
| 2.2.5 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经验研究 |
| 2.3 互联网与收入流动性关系的相关文献研究 |
| 2.3.1 互联网与收入增长 |
| 2.3.2 互联网与收入差距 |
| 2.4 文献述评 |
| 3 中国居民互联网使用与收入流动性现状 |
| 3.1 互联网使用现状 |
| 3.1.1 互联网使用人数 |
| 3.1.2 互联网使用频率 |
| 3.1.3 互联网使用的重要性认知 |
| 3.2 收入流动性现状 |
| 3.2.1 代内收入流动性 |
| 3.2.2 代际收入流动性 |
| 3.3 互联网使用与收入流动性 |
| 3.3.1 互联网使用与代内收入流动性 |
| 3.3.2 互联网使用与代际收入流动性 |
| 3.4 本章小结 |
| 4 互联网使用对收入流动性影响的理论分析 |
| 4.1 互联网使用对代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
| 4.1.1 互联网使用对代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机理分析 |
| 4.1.2 互联网使用对代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理论模型 |
| 4.1.3 研究假设 |
| 4.2 互联网使用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
| 4.2.1 互联网使用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机理分析 |
| 4.2.2 互联网使用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理论模型 |
| 4.2.3 研究假设 |
| 4.3 本章小结 |
| 5 互联网使用对代内收入流动性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1 实证方法与数据 |
| 5.1.1 实证方法 |
| 5.1.2 变量的定义和说明 |
| 5.1.3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5.2 实证结果 |
| 5.2.1 互联网使用对居民代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
| 5.2.2 互联网使用频率对居民代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
| 5.2.3 互联网使用的重要性认知对居民代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
| 5.3 内生性问题 |
| 5.4 影响机制分析 |
| 5.5 异质性分析 |
| 5.6 稳健性检验 |
| 5.6.1 家庭层面数据 |
| 5.6.2 倾向性得分匹配法检验 |
| 5.7 本章小结 |
| 6 互联网使用对代际收入流动性影响的实证研究 |
| 6.1 互联网使用对代际收入弹性的影响 |
| 6.1.1 实证方法与数据 |
| 6.1.2 实证结果分析 |
| 6.1.3 机制分析 |
| 6.1.4 异质性分析 |
| 6.1.5 稳健性检验 |
| 6.2 互联网使用对于个体代际收入流动方向的影响 |
| 6.2.1 实证方法 |
| 6.2.2 实证结果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中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运行特征及对居民居住选择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技术路线、内容和方法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技术路线 |
| 三、研究的主要方法 |
| 第三节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 一、本文的创新点 |
| 二、可能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住房金融与住房公积金相关理论 |
| 一、住房金融相关理论 |
| 二、住房公积金相关理论 |
| 三、居住选择相关理论 |
| 四、政策性金融制度对住房消费的影响的相关理论回顾 |
| 第二节 相关文献回顾 |
| 一、住房公积金的一般性文献 |
| 二、居住选择的一般性文献 |
| 第三节 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制度背景与特征事实 |
| 第一节 制度背景 |
| 一、试点阶段(1991年-1994年) |
| 二、推广阶段(1994年-1998年) |
| 三、制度确立阶段(1998年-2002年) |
| 四、制度完善发展阶段(2002年至今) |
| 第二节 住房公积金的宏观运行特征概况 |
| 一、历年来住房公积金缴存及增速 |
| 二、历年住房公积金提取状况 |
| 三、历年住房公积金贷款状况 |
| 四、住房公积金机构管理概况和业务运行情况 |
| 五、住房公积金的收益分析 |
| 第三节 住房公积金运行的基本分析 |
| 一、住房公积金缴存的特征分析 |
| 二、住房公积金提取的差异 |
| 三、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影响因素 |
| 第四节 住房公积金运行特征评价 |
| 一、住房公积金运行特征总体评价 |
| 二、住房公积金制度出现的问题 |
| 第四章 住房公积金对居民租买选择的影响效应 |
| 第一节 住房公积金对居民租买选择影响的特征事实 |
| 一、城镇居民住房公积金影响住房所有率的特征事实 |
| 二、城镇居民参与住房公积金的收入差异 |
| 三、城镇居民住房公积金影响的房价水平 |
| 四、城镇居民住房公积金影响的年龄差异 |
| 五、住房公积金影响城镇居民的教育程度和职位身份差异 |
| 第二节 研究假说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描述与变量选择 |
| 二、计量模型设定 |
| 三、工具变量选择 |
| 第四节 基准结果与讨论 |
| 一、持久收入模型估计 |
| 二、住房公积金对城镇居民租买选择影响的基本模型估计 |
| 三、住房公积金对家庭租买选择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节 住房公积金对城镇居民租买选择的调节和中介效应 |
| 一、教育程度对城镇居民租买选择影响机制的探讨 |
| 二、住房价格水平对城镇居民租买选择影响机制的探讨 |
| 三、收入水平对城镇居民租买选择影响机制的探讨 |
| 第七节 本章结论与总结 |
| 第五章 住房公积金对住房居住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城镇居民居住区位选择的特征事实 |
| 一、中国城镇居民居住区位的历史变迁 |
| 二、参与住房公积金和非参与住房公积金的住房特征 |
| 三、影响居民居住区位的收入特征 |
| 四、影响居民居住区位的年龄差异 |
| 五、影响给居民居住区位的职位身份差异 |
| 第二节 研究假说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 |
| 二、变量选择 |
| 三、计量模型构建 |
| 第四节 、基准结果与讨论 |
| 一、基本回归结果分析 |
| 二、住房公积金对居住区位选择的影响:PSM方法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与扩展 |
| 一、稳健性检验 |
| 二、异质性分析 |
| 三、住房公积金影响城镇居民居住区位选择的扩展分析 |
| 第六节 本章结论与总结 |
| 第六章 住房公积金对居民租房消费的影响研究 |
| 第一节 住房公积金对城镇居民租房消费的特征事实 |
| 一、商品性住房租赁市场的现状 |
| 二、是否参与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城镇居民的租房状况的差异 |
| 三、不同收入家庭是否参与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租房消费差异 |
| 四、不同年龄家庭是否参与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租房消费差异 |
| 五、不同就业身份家庭是否参与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租房消费差异 |
| 第二节 研究假说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 |
| 二、变量选择 |
| 三、计量模型构建 |
| 第四节 基准结果与讨论 |
|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二、住房公积金对租房消费的影响:PSM方法 |
| 三、异质性分析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与扩展 |
| 一、稳健性检验 |
| 二、住房公积金影响城镇居民租房消费选择的扩展分析 |
| 第六节 研究结论 |
| 第七章 住房公积金对居民多套房选择的影响研究 |
| 第一节 城镇居民拥有多套住房的事实特征 |
| 一、住房制度改革后居民多套房的发展 |
| 二、城镇居民拥有多套房所有率的特征事实 |
| 三、住房改革制度前后家庭拥有多套房状况 |
| 四、城镇居民拥有多套房的收入差异 |
| 五、城镇居民拥有多套房的年龄和职位身份差异 |
| 第二节 研究假说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描述与变量选择 |
| 二、计量模型设定 |
| 三、工具变量选择 |
| 第四节 基准结果与讨论 |
| 一、住房公积金对多套房选择影响的基本模型估计 |
| 二、住房公积金对家庭多套房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三、不同类型住房下住房公积金对多套房决策的影响。 |
| 第五节 稳健检验与扩展 |
| 一、稳健性检验 |
| 二、住房公积金对多套房购房意愿的影响 |
| 第六节 本章结论与总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第一节、研究结果和基本结论 |
| 一、住房公积金对城镇居民的居住选择有积极影响 |
| 二、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其居民的居住选择的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第二节、政策建议 |
| 一、扩大住房公积金缴存,放宽公积金提取,合理使用公积金增值收益 |
| 二、发挥政策性住房金融应有之意,将其服务对象侧重于中低收入群体,实行差异缴存,实行“高存低贷”的利率政策 |
| 三、建立完善地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体系,对现有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逐步转型,建立以住房公积金为中心的政策性住房银行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基于居民收入分布变迁的三维贫困分解测度及其实证检验（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贫困的内涵与外延评述及研究进展 |
| 1.2.2 收入分布文献评述及研究进展 |
| 1.2.3 收入分布变迁视角下减贫文献评述及研究进展 |
| 1.3 研究的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研究的方法与创新 |
| 1.4.1 主要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 |
| 第2章 收入分布变迁视角下贫困理论梳理与预期 |
| 2.1 收入分布变迁视角下贫困理论回顾 |
| 2.1.1 收入增长减贫:发展经济学贫困理论 |
| 2.1.2 收入分配减贫:福利经济学贫困理论 |
| 2.1.3 异质性减贫:人力资本贫困理论 |
| 2.2 收入分布变迁视角下三维贫困分解理论预期 |
| 2.2.1 理论预期的出发点 |
| 2.2.2 理论预期的数理推导 |
| 2.2.3 理论预期的进一步阐述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收入分布变迁视角下三维贫困分解与测度 |
| 3.1 贫困指数的选取及分解 |
| 3.1.1 贫困指数的选取 |
| 3.1.2 贫困指数的分解 |
| 3.2 贫困指数分解方法的构建 |
| 3.2.1 传统的完全分解型贫困指数分解方法 |
| 3.2.2 基于收入分布变迁的三维贫困分解方法 |
| 3.3 数据来源与统计性描述 |
| 3.3.1 数据来源 |
| 3.3.2 贫困标准的选取与测算 |
| 3.3.3 中国居民贫困现状统计性描述 |
| 3.4 两种贫困分解方法的测度结果及对比分析 |
| 3.4.1 传统的贫困分解方法的测度结果及分析 |
| 3.4.2 三维贫困分解方法的测度结果及分析 |
| 3.4.3 两种贫困分解方法的对比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三维贫困分解指标及其测度方法的稳健性检验 |
| 4.1 收入分布变迁的拟合 |
| 4.1.1 收入分布拟合的非参数方法 |
| 4.1.2 收入分布拟合的结果与分析 |
| 4.2 收入分布变迁视角下三维贫困分解的稳健性检验 |
| 4.2.1 模型的构建 |
| 4.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三维贫困分解的增长效应:经济增长的减贫机制 |
| 5.1 增长效应视角下经济增长的减贫机理分析 |
| 5.1.1 经济增长与减贫的关系梳理 |
| 5.1.2 经济增长的减贫机理分析 |
| 5.2 经济增长与贫困减缓的统计性描述 |
| 5.2.1 数据来源与变量的选取 |
| 5.2.2 数据的统计性描述 |
| 5.3 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实证分析 |
| 5.3.1 系统GMM估计原理及模型构建 |
| 5.3.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三维贫困分解的离散效应:政府补助的减贫机制 |
| 6.1 离散效应视角下收入分配的减贫机制分析 |
| 6.1.1 收入分配与政府补助关系分析 |
| 6.1.2 收入分配的减贫机理分析 |
| 6.2 离散效应视角下政府补助的统计性分析 |
| 6.3 离散效应视角下政府补助减贫的非线性特征分析 |
| 6.3.1 模型的构建 |
| 6.3.2 数据指标及回归方程设定 |
| 6.3.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三维贫困分解的异质效应:教育异质性的减贫机制 |
| 7.1 异质效应视角下教育异质性减贫机理分析 |
| 7.1.1 教育异质性与贫困的关系分析 |
| 7.1.2 教育异质性对贫困的影响机理分析 |
| 7.2 教育异质性与贫困统计性分析 |
| 7.2.1 受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影响分析 |
| 7.2.2 受教育程度与贫困变化趋势 |
| 7.2.3 受教育程度对贫困的影响分析 |
| 7.3 异质效应视角下教育异质性减贫机制实证分析 |
| 7.3.1 多层次Logistic模型的构建 |
| 7.3.2 异质性减贫效应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3 区域视角下教育异质性减贫效应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内容和研究框架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框架 |
| 四、研究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一)研究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一、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测度 |
| (一)国外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测度研究 |
| (二)国内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测度研究 |
| 二、人力资本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 |
| (一)国外相关研究 |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 三、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理论与实证模型 |
| 一、代际收入流动性测度 |
| (一)代际传递模型 |
| (二)实证模型 |
| 二、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机制 |
| 第四章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一、变量的选择 |
| (一)核心变量 |
| (二)中介变量 |
| (三)控制变量 |
| 二、数据处理 |
| 第五章 我国居民教育与代际收入流动关系的实证分析 |
| 一、子代教育的获得 |
| 二、我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特征 |
| (一)加入教育变量之前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特征 |
| (二)加入教育变量之后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特征 |
| (三)父代教育投入对代际收入的影响 |
| 三、父代教育投入的影响在各收入分位上的差异 |
| 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一、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选题价值及研究意义 |
| 1.2.1 学术价值及意义 |
| 1.2.2 实践价值及意义 |
| 1.3 研究目标及内容结构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内容结构 |
| 1.4 分析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4.1 分析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数据及资料来源 |
| 1.5.1 研究数据 |
| 1.5.2 资料来源 |
| 1.6 可能创新及研究不足 |
| 1.6.1 可能创新 |
| 1.6.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借鉴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 |
| 2.1.2 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相关研究 |
| 2.1.3 社会资本与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研究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理论借鉴 |
| 2.2.1 社会资本理论 |
| 2.2.2 收入分配理论 |
| 2.2.3 代际收入流动理论 |
| 2.2.4 简要评述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理论分析 |
| 3.1 核心概念界定 |
| 3.1.1 社会资本 |
| 3.1.2 农村居民 |
| 3.1.3 代际收入流动性 |
| 3.2 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逻辑框架 |
| 3.2.1 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逻辑关系 |
| 3.2.2 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理论分析 |
| 3.3 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作用机制 |
| 3.3.1 社会资本、信息交互与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 |
| 3.3.2 社会资本、职业选择与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 |
| 3.3.3 社会资本、教育获得与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 |
| 3.3.4 社会资本、金融参与及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现实考察 |
| 4.1 引言 |
| 4.2 研究方法 |
| 4.2.1 社会资本的估计方法 |
| 4.2.2 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估计方法 |
| 4.3 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
| 4.3.1 数据来源 |
| 4.3.2 变量定义 |
| 4.3.3 描述性统计 |
| 4.4 社会资本的估计结果 |
| 4.4.1 全样本估计结果与分析 |
| 4.4.2 不同收入水平农村居民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
| 4.4.3 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
| 4.5 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估计结果 |
| 4.5.1 全样本估计结果与讨论 |
| 4.5.2 分位数回归结果与分析 |
| 4.5.3 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
| 4.5.4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总体效应 |
| 5.1 引言 |
| 5.2 研究方法 |
| 5.2.1 条件代际收入弹性估算法 |
| 5.2.2 分位数回归法 |
| 5.3 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
| 5.3.1 数据来源 |
| 5.3.2 内生性处理 |
| 5.3.3 变量定义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条件代际收入弹性估计结果与分析 |
| 5.4.2 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与分析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传导机制 |
| 6.1 引言 |
| 6.2 实证研究设计 |
| 6.2.1 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
| 6.2.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6.2.3 计量模型构建与变量设定 |
| 6.2.4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1 信息交互的中介效应估计 |
| 6.3.2 职业选择的中介效应估计 |
| 6.3.3 教育获得的中介效应估计 |
| 6.3.4 金融参与的中介效应估计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社会资本影响不同类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机制差异 |
| 7.1 引言 |
| 7.2 实证研究设计 |
| 7.2.1 计量模型构建 |
| 7.2.2 变量设定 |
| 7.2.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1 不同非农就业类型农村居民的中介效应估计 |
| 7.3.2 不同非农就业地区农村居民的中介效应估计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含义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8）消费信贷的财富预期对农户消费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探索 |
| 第2章 理论借鉴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理论借鉴 |
| 2.1.1 消费函数理论 |
| 2.1.2 心理账户理论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经济学视角下的消费行为研究 |
| 2.2.2 心理学视角下的消费行为研究 |
| 2.2.3 其它视角下的消费行为研究 |
| 2.2.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理论构建与分析框架 |
| 3.1 消费信贷需求产生的理论机制和现实诉求 |
| 3.1.1 消费信贷的产生理论机制 |
| 3.1.2 消费信贷产生的现实诉求 |
| 3.2 消费信贷与财富预期:产生机制和量化公式 |
| 3.2.1 财富预期的概念界定 |
| 3.2.2 财富预期的产生机制 |
| 3.2.3 财富预期的量化公式 |
| 3.3 财富预期与消费决策:分析框架和作用机制 |
| 3.3.1 参照点效应 |
| 3.3.2 沉没成本效应 |
| 3.3.3 认知匹配效应 |
| 3.3.4 情绪标签效应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财富预期与农户消费:总体效应分析 |
| 4.1 财富预期影响农户消费的规模与结构分析 |
| 4.1.1 财富预期影响农户消费的规模分析 |
| 4.1.2 财富预期影响农户消费的结构分析 |
| 4.1.3 主要结论 |
| 4.2 财富预期影响农户消费的静态与动态分析 |
| 4.2.1 财富预期影响农户消费的静态分析 |
| 4.2.2 财富预期影响农户消费的动态分析 |
| 4.2.3 主要结论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财富预期与农户消费:异质性分析 |
| 5.1 财富预期影响农户消费的区域差异分析 |
| 5.1.1 问题提出 |
| 5.1.2 研究假设 |
| 5.1.3 实证分析 |
| 5.1.4 主要结论 |
| 5.2 财富预期影响农户消费的主体差异分析 |
| 5.2.1 问题提出 |
| 5.2.2 研究假设 |
| 5.2.3 实证分析 |
| 5.2.4 主要结论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含义 |
| 6.2.1 提高消费金融的可获得性,为财富预期的产生创造前提 |
| 6.2.2 创新消费金融服务,改善财富预期效应的作用环境 |
| 6.2.3 降低消费金融融资成本,扩大财富预期的规模 |
| 6.2.4 夯实经济收入基础,释放财富预期效应的影响空间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福利分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4 论文结构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福利分配的公平性分析 |
| 2.2 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福利效应分析 |
| 2.3 社会医疗保险福利分配研究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
| 3.1 概念界定 |
| 3.2 理论基础 |
| 3.3 研究方法 |
| 3.4 技术路线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数据来源和资料说明 |
| 4.1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实施情况 |
| 4.2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说明 |
| 4.3 数据整理过程说明 |
| 4.4 指标体系数据分布描述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福利再分配效应分析 |
| 5.1 福利再分配效应研究变量设定 |
| 5.2 职工医保制度福利再分配效应分析 |
| 5.3 新农合制度福利再分配效应分析 |
| 5.4 居民医保制度福利再分配效应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社会医疗保险筹资利用再分配效应的分解分析 |
| 6.1 再分配效应分解测算变量设定 |
| 6.2 职工医保福利再分配效应分解分析 |
| 6.3 新农合的医保再分配效应分解分析 |
| 6.4 居民医保的再分配效应分解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对福利分配影响分析 |
| 7.1 职工医保制度对家庭医疗支出影响分析 |
| 7.2 职工医保制度对住院医疗支出影响分析 |
| 7.3 新农合制度对家庭医疗支出影响研究 |
| 7.4 新农合制度对住院费用影响的因素分析 |
| 7.5 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医保补偿福利分配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讨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研究方法学讨论 |
| 8.2 关键指标测量 |
| 8.3 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福利分配效应 |
| 8.4 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福利分配效应影响因素分析 |
| 8.5 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福利分配研究的政策建议 |
| 创新性与局限性 |
| 附录 |
| 附录一 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问卷部分问题节选 |
| 附录二 省份数据分析 |
| 附录三 新农合和居民医保各环节数据描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基于收入分配公平视角的税制结构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与作用 |
| 1.2.2 税制结构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
| 1.2.3 税制结构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 |
| 1.2.4 税制结构的选择与优化 |
| 1.3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图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图 |
| 1.6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6.1 创新之处 |
| 1.6.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收入分配与税制结构的理论基础 |
| 2.1 收入分配理论 |
| 2.1.1 马克思主义分配公平理论 |
| 2.1.2 福利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 |
| 2.1.3 新剑桥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 |
| 2.1.4 皮凯蒂的收入分配理论 |
| 2.2 税制结构理论 |
| 2.2.1 税收分类理论 |
| 2.2.2 税制结构模式选择理论 |
| 2.3 税制结构调节要素收入分配的理论基础 |
| 2.3.1 货劳税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 |
| 2.3.2 所得税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 |
| 2.3.3 财产税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 |
| 2.4 税制结构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理论基础 |
| 2.4.1 货劳税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
| 2.4.2 财产税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
| 2.4.3 所得税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
| 第3章 我国税制结构的演进与现状 |
| 3.1 我国税制改革历程 |
| 3.1.1 计划经济时期 |
| 3.1.2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 |
| 3.1.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 |
| 3.2 我国税制结构的演进 |
| 3.2.1 货劳税的结构变化 |
| 3.2.2 所得税的结构变化 |
| 3.2.3 财产税的结构变化 |
| 3.3 我国税制结构的现状 |
| 3.3.1 货劳税内部结构 |
| 3.3.2 所得税内部结构 |
| 3.3.3 财产税内部结构 |
| 3.3.4 直接税、间接税结构 |
| 第4章 税制结构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 |
| 4.1 模型构建的理论基础 |
| 4.2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和数据处理 |
| 4.2.1 模型构建 |
| 4.2.2 变量选择 |
| 4.2.3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4.3 相关检验及估计方法 |
| 4.4 税制结构对劳动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解释变量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4.4.2 控制变量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4.5 税制结构对资本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5.1 解释变量对资本收入份额的影响 |
| 4.5.2 控制变量对资本收入份额的影响 |
| 4.6 税制结构对区域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 |
| 4.6.1 货劳税的影响 |
| 4.6.2 所得税的影响 |
| 4.6.3 财产税的影响 |
| 4.7 实证小结 |
| 第5章 税制结构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
| 5.1 税制结构对居民收入分配的总体效应分析 |
| 5.1.1 模型设计 |
| 5.1.2 变量设定 |
| 5.1.3 数据处理 |
| 5.1.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2 税制结构对区域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2.1 非参数可加模型构建的理论基础 |
| 5.2.2 模型构建、变量设定与检验 |
| 5.2.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3 实证小结 |
| 第6章 税制结构的国际比较与我国税制结构的问题 |
| 6.1 发达国家的税制结构比较 |
| 6.1.1 发达国家税制结构的演进与现状 |
| 6.1.2 发达国家税制结构的收入分配效应比较 |
| 6.2 发展中国家的税制结构比较 |
| 6.2.1 发展中国家税制结构的现状 |
| 6.2.2 发展中国家税制结构的收入分配效应比较 |
| 6.3 我国税制结构现存的问题 |
| 6.3.1 税制结构未能更好促进收入分配公平 |
| 6.3.2 税制结构未能充分发挥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 |
| 第7章 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税制结构优化路径 |
| 7.1 税制结构优化的总体思路 |
| 7.1.1 以“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为税制结构优化的基本理念 |
| 7.1.2 以打造均衡的“双主体”为税制结构优化的基本方向 |
| 7.1.3 以构建合理的要素收入分配和区域收入分配机制为着力点 |
| 7.2 税制结构优化的具体措施 |
| 7.2.1 货劳税的调整与完善 |
| 7.2.2 所得税的调整与完善 |
| 7.2.3 财产税的调整与完善 |
| 7.3 推进其他配套措施的完善 |
| 7.3.1 建立第三方信息披露制度 |
| 7.3.2 加强税收信用制度建设,完善个人收入信息体系 |
| 7.3.3 利用大数据技术提升税收征管能力和法治化水平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提高城镇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对1999年河南经济增长影响有多大（论文参考文献）
- [1]相对贫困视角下财政扶贫研究[D]. 宋颜群. 山东大学, 2021(11)
- [2]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3]互联网使用对中国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D]. 韩长根.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3)
- [4]中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运行特征及对居民居住选择的影响研究[D]. 张燕燕.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5]基于居民收入分布变迁的三维贫困分解测度及其实证检验[D]. 冯星. 吉林大学, 2020(08)
- [6]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D]. 杨宏宇. 河南大学, 2020(02)
- [7]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D]. 陈丽华. 西南大学, 2020(01)
- [8]消费信贷的财富预期对农户消费的影响研究[D]. 涂先进. 西南大学, 2020(01)
- [9]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福利分配研究[D]. 马桂峰. 山东大学, 2020(09)
- [10]基于收入分配公平视角的税制结构优化研究[D]. 谭飞.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