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东实现就业增长大于失业增长 今年就业目标锁定90万（论文文献综述）
白光[1]（2021）在《基于经济自组织的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演化研究 ——以北京和东京为例》文中研究表明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不佳是我国城市化中的普遍问题,由此造成的长时间、超长时间通勤,导致城市生产力下降和居民幸福感缺失。城市规划及相关政府部门在数十年的探索中不断尝试着以“他组织”的方式积极应对,所运用的职住平衡、绿带政策、多中心等规划设计方式虽然有助于通勤时间的缩短,但特大城市空间结构依旧不理想,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依旧突出。他组织部门因为对职住空间自组织机制认知不足、对自组织与他组织边界界定不够,导致干预方式不当、自组织权利受限,不利于自组织与他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协同以做到化解职住空间问题。从历史上看,城市的形成远远早于城市规划的出现,说明城市是可以在没有目标导向的特定干预之下产生、发展的,具有自组织的性质。经济自组织是历史、地理环境、城市定位、技术进步等各方面影响空间结构的重要中间过程,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出发点。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在哈肯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结合传统自组织理论和经济学思想构建了经济自组织理论,构建了“职住协同”概念框架,依据机制关系构建出包括要素和职住协同层、职住空间结构演化层、演化机制协同层和他组织机制层的“自组织与他组织协同机制框架”,并结合了运输经济理论、交通区位论、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构建了理论解释框架,对职住空间结构自组织演化进行了研究,提出应以“职住协同”替代“职住平衡”的观念,并通过东京、北京及我国其他特大城市,通过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案例对比验证了基本理论的适用性和正确性,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特大城市职住空间自组织是市场机制引导流动性资源要素向时空禀赋较高地区产生空间集聚和功能组织的过程机制,需要以就业匹配、居住匹配、通勤协同三方面构建的职住协同,作为判断空间结构优劣的标准。干预和反馈在自组织与他组织协同关系上存在着错位性,容易对他组织部门产生误导。对此,他组织部门需有序弱化对要素和职住协同层的直接干预,适度扩大自组织的权力边界;大幅加强对演化机制协同层的干预,充分发挥他组织的组织协调性优势。2.自组织演化通过引导经济要素和时空资源的重新配置,优化重构特大城市职住空间,并显着化解集聚效应与时空资源高度稀缺之间的矛盾性。从路径上看,需要路径破除机制（包括劳动细化分工和集聚与扩散）打破要素和时空间的低效协同,并通过功能引导机制（包括集聚与扩散和通勤交通建设）构建出高效、集约的时空关系。因时空利用效率不同,功能引导之间呈现出通勤轨道交通>一般地面公交>私人交通>集聚与扩散的优劣关系,对应着从优到劣的演化结果。3.通勤轨道交通与职住空间协同开发引导的强中心大都市区,是推动特大城市职住空间高效、有序化的重要途径,体现出自组织与他组织协同推动职住空间演化的特征,呈现出:协同建设——职住时空重构——要素自组织（需要路径破除机制和功能引导机制参与）——点、线、面的空间自组织（需要他组织部门协同）——职住空间高水平演化的路径过程。4.他组织部门需要将自组织机制中对通勤铁路时效、速度的要求,作为投资、运用服务的供给依据。需在物理协同层面构建直达直通就业中心的轨道交通网络,以及站点与用地空间协同纵向高密度开发模式,组织协同层面构建多样化运营组织以引导不同主体之间权责利对等,制度协同层面建设完善轨道交通投融资运营制度、协同开发供地制度、开发主体确权制度,权利协同层面充分发挥自组织的激励性并适度确权,将微观层面城市空间重构和塑造的权利适当交给市场经济主体,以形成自组织和他组织之间循环互动的权利迭代和权利协同关系。5.东京在职住空间自组织演化的过程中体现出路径破除机制和功能引导机制的协同关系。1964年东京奥运会之后体现出他组织部门对自组织机制和市场主体的适当“让权”能够提升自组织机制的功能发挥,实现自组织与他组织之间的有效协同并演化至强中心大都市区,对北京和我国特大城市具有借鉴价值。6.虽然发展、演化过程不尽相同,但北京和我国众多特大城市在历史和现状上高度相似。需要借鉴东京经验,以自组织与他组织协同推动职住空间自组织演化作为出发点,从物理协同、组织协同、制度协同、权利协同的层面上构建高效、有序的轨道交通与城市空间协同建设,促进职住空间结构演化。
陈秀红[2]（2021）在《城市女性生育福利供给问题研究 ——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人口生育率已走向低迷,“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期望人口生育率提高的政策目标也并未达到预期。为此,国家已开始出现调整生育支持的政策导向,学界也在探讨生育支持的对策建议,但学界并未从主体行动的角度探讨生育支持的实现机制。鉴于此,本文从福利社会学视角出发,提出了“生育福利”概念,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城市女性的生育福利需求进行了探索性描述,运用福利多元主义理论构建起问题分析的主要框架,即分析国家、市场与社会在城市女性生育福利供给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不同角度剖析了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同时,对生育福利多元供给的国际经验进行了梳理和归纳,从中获得完善我国生育福利多元供给的有益启示。最后,提出了完善生育福利多元供给的实现机制,并借此实现了对福利多元主义的理论补充。具体而言,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首先,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城市女性生育福利需求进行了探索性描述。根据莱恩·多亚尔和伊恩·高夫关于需要问题的理论探讨,从中获得对生育福利需求界定的理论启示。第一,生育福利需求来自城市女性对真实生育困境的个体感受和表达。第二,生育福利需求是历史形成的,需要是嵌入到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之中形成的。第三,生育福利需求不是漫无边际的各种“想要”和“偏好”。结合理论层面对生育福利需求的讨论和界定,运用质性访谈的方法来发现城市女性在生育过程中的现实困境,通过现实困境来反映福利需求。研究发现,城市女性主要面临三种生育福利需求:一是“生不起、养不起”的经济支持需求,二是“孩子谁来看”的儿童照顾服务支持需求,三是“要孩子还是要工作”的生育权益保护与就业权益保护的双重福利需求。其次,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视角出发,分析国家、市场和社会在生育福利供给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发现,目前我国生育福利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家庭主义供给策略,家庭是福利供给的主体而非客体,国家、市场与社会在生育福利供给中存在不足。从国家供给视角来看,生育福利制度设计的“去商品化”能力较弱,主要表现为:一是生育保险制度的设计不能有效缓解生育导致的经济压力;二是儿童医疗保障不足以缓解医疗服务市场化带来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三是学前教育“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增加了育儿成本。从市场供给视角来看,来自劳动力市场主体的生育保护职业福利供给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是用人单位对国家强制性就业保护和生育保护制度的执行发生偏离,二是用人单位自主性生育保护职业福利存在失衡现象。从社会供给视角来看,社会化托育服务供给极为匮乏。主要表现为:一是供给总量缺口巨大,难以满足服务需求;二是供给主体结构严重失衡,“公”退“民”进,民办营利性市场机构成为主要力量;三是供给内容重“教”轻“保”,难以满足日常照护需求;四是机构资质缺乏,服务质量难以保证。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从历史传统、国家建构、福利价值以及治理结构等四个维度,对生育福利供给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层剖析。从历史传统的角度看,生育福利供给存在家庭主义历史基因的路径依赖,借此分析生育福利供给中家庭的无限责任。从国家建构的角度来看,生育福利供给体系的建构具有服务于国家建构的工具性意义,借此分析生育福利供给中公私边界的“流动性”。从价值基础的角度来看,当前中国暂不具备福利发展的独立价值,借此分析在一定时期内为什么难以实现生育福利政策以及政府责任的大幅扩张。从政府治理来看,当前生育福利供给体系的建构和完善受制于政府内部责任协同以及政府社会性规制不足等问题,借此分析社会主体在生育福利供给中表现匮乏以及市场主体对女性就业权益的侵害等问题。研究发现,在推动社会化儿童照顾服务的进程中,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过度强调地方政府责任,二是相关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责难以实现有效协同,导致难以实现儿童照顾的社会化。另外,政府对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就业权益保护的社会性规制严重不足,使得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因生育行为而导致就业权益遭到损害。再次,对不同福利体制类型国家生育福利供给的主要经验进行了梳理和归纳,从中获得构建和完善我国生育福利供给体系的启示价值。分别选取了美国、德国、瑞典和日本四个国家。美国,在现金或实物福利供给方面,以选择性的政府干预为主;服务支持方面,在政府选择性干预基础上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对劳动力市场主体规制难以解决女性就业与生育的冲突,难以有效保护女性生育权益和就业权益。在德国,生育福利的现金福利供给主要来源于基于多方合作的社会保险以及政府直接或间接的给付;托育服务供给走向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多元合作;对劳动力市场主体严格的生育保护规制较好实现了女性工作与家庭的兼容;在瑞典,生育福利的现金福利给付方面,政府给予高水平、普惠性的福利津贴;托育服务供给方面,以政府公立为主,非营利组织介入为辅;劳动力市场的生育保护规制极大促进了性别平等以及女性工作和家庭的兼容,最大限度实现了女性生育保护和就业保护的双重需求;日本,在生育福利的现金福利给付方面,以选择性的政府干预和社会合作的保险给付为主;托育服务方面,以政府供给为主、社会参与为辅;劳动力市场的生育保护规制使得女性在就业中处于不利地位,且难以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基于对四个国家生育福利供给的经验总结,从中获得有益启示:一是生育福利的制度设计需要找准价值定位,二是对女性及儿童的福利保护需要立法先行,三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元合作是生育福利供给的必然选择,四是生育福利供给的扩张应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最后,对中国未来一段时期完善生育福利多元供给机制进行了总体框架的设计。首先,突出国家在生育福利供给中的主导性责任,国家的主导性责任应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重塑生育福利供给的价值理念,提出了以人为本、社会权利、社会投资和性别平等四大基本理念;第二,明确国家在生育福利供给中的制度建设与财政责任。其次,建立政府内部的责任分工与合作机制,从纵向上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责任,从横向上明确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合作协同机制。最后,提出建立国家与家庭、市场及社会的互动合作机制。第一,建立国家对家庭的直接干预支持机制。第二,健全国家对劳动力市场主体的规制与引导机制。第三,建立健全国家对托育服务机构的支持与规范机制。在分析福利多元主义范式实践困境的基础上提出:要使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变得更具指导价值,不应仅仅关注多元主体之间静态的、应然的规范性责任划分,更应该从动态视角关注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于是,进一步提出了在福利供给中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合作机制,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克服了福利多元主义的实践困境,实现了对福利多元主义的理论补充。
边云涛[3]（2021）在《基于产业生态视角的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研究》文中指出资源型区域经济增长缓慢、遭遇“资源诅咒”制约着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而产业转型升级是资源型区域经济转型的关键。资源型区域资源产业依赖导致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发展缓慢,产业演进中形成了低端锁定现象。而加快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是各级政府和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话题。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的实践已经经历较长时间,但产业转型升级依然是资源型区域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学术界对资源型区域尤其是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关注较多,但较少聚焦到资源型区域脆弱的产业生态系统进行研究。基于产业生态视角对资源型区域的产业低端锁定与转型升级进行研究,对于丰富产业经济学产业生态、产业关联等理论,促进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利用机理分析、社会网络分析、计量检验、案例研究等方法,基于产业生态视角,以工业部门为主要研究对象,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两类数据,研究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首先,在梳理产业演进、产品空间、资源产业依赖与转型升级等文献基础上,提出产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阐释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机理;其次,利用产品空间理论构建中国资源型省域产业空间网络图,检验资源依赖与产业演进的逆向关系;然后,利用计量模型检验产业生态对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影响;接着,对典型资源型城市长治市进行案例研究;最后,提出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论文的主要观点和可能的创新之处为:（1）借鉴生态学思想提出产业生态系统概念与模型,搭建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与转型升级的理论框架。利用生态系统构成与演替模型理论,构建由产业基础、产业要素、产业服务、产业设施等组成的产业生态系统及其演进模型,产业发展通过正向关联带动其他产业是促进模型,产业发展不影响其他产业发展呈中性是随机模型,产业发展排挤其他产业是抑制模型。在工业部门,资源依赖形成通过对制造业、生产要素、优质服务、基础设施的挤出导致产业生态恶化,产业生态恶化带来产业结构逆向演进,形成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的抑制模型。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首先开展资源产业管制避免资源依赖,形成有利于制造业新产业成长的随机模型,接着政府引导资源收益转化,加速培育制造业新主导产业进入促进模型第一阶段,最后通过制造业新主导产业内生关联驱动,实现产业生态与产业演进良性互动的促进模型第二阶段。在工业部门假定下提升产业多样化水平、产业关联程度是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2）拓展产品空间理论解释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低端锁定。使用2003至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四位代码行业数据,重点在邻近度计算中将赋值范围从传统[0,1]拓展为[-1,1],构建中国正、负产业空间网络基准图。正产业空间网络呈“核心致密—边缘稀疏”结构,核心区域为纺织、电气机械与器材、电子通信设备等高邻近度制造业,边缘区域为采矿业、炼焦、金属冶炼等低邻近度资源型产业。负产业空间网络呈许多小范围一个产业与多个产业之间构成的“中心—外围”结构,“中心”与“外围”产业为互斥、抑制关系。“中心”多是采矿业等资源型产业,与之相连的是受资源型产业“抑制”的装备制造、纺织等产业。高资源依赖的山西、青海等资源型省份优势产业数量少、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和产业密度均较低。计量结果显示资源依赖度提升会导致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个数、区域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显着下降,也就是资源依赖导致产业逆向演进。（3）以工业部门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个数、区域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为被解释变量,利用计量模型分析产业生态对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影响。基于“省份—行业—年份”三维数据研究发现被解释变量滞后期、产业密度滞后期对产业升级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产业升级具有路径依赖特征,高资源依赖省份最显着。“省份—年份”二维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经济发展与产业演进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但高资源依赖组呈“U型”关系,资源依赖是资源型区域工业升级的动力。从产业生态角度分析发现产业基础、要素禀赋、产业服务、产业设施对产业演进产生显着影响,产业生态的改善有利于促进资源型区域产业升级。机制检验表明,资源依赖会通过挤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降低人口密度等产业要素影响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资源依赖也通过挤出外商投资、民营经济、产业密度、路网密度影响经济发展活力,阻碍区域产业演进。最后以产业多样化指数、三次产业结构升级指数替代原被解释变量进行了拓展检验。（4）以典型资源型城市、全国首批12个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长治市为例进行案例研究。长治“二三一”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发展缓慢,工业结构中资源依赖、重工业化明显,但呈下降趋势;产业空间网络图中长治优势产业处于正产业空间网络边缘、负产业空间网络“中心”位置。长治产业演进呈现路径依赖、路径创造、路径中断等特点。长治通过煤炭产业管制导致主导地位缓降与产业素质提升,以改善产业要素、产业服务、产业设施为主的产业生态改良为制造业、新兴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助力长治产业演进由抑制模型向随机、促进模型转变。（5）提出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资源型区域可以通过产业再造、产业延伸、产业退出等实现路径依赖式产业升级,也可以通过产业植入、产业培育、产业融合等实现路径突破式产业升级。最后从以产业关联促进产业群落化发展、改善生产要素禀赋、提升产业服务能力,完善基础设施保障等方面提出优化产业生态促进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建议。可能的创新之处:一是尝试借鉴生态系统理论,构建由产业基础、产业要素、产业服务、产业设施组成的产业生态系统及其演进模型,进而基于产业生态视角搭建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与转型升级的理论框架,分析资源依赖导致产业生态恶化与产业结构逆向演进的抑制模型,提出资源管制、政府引导、内生关联驱动的产业转型升级的随机模型、促进模型。二是将传统产品空间理论邻近度范围[0,1]拓展至[-1,1]来显示产业生态演进抑制模型,提出正、负产业空间概念揭示资源型区域存在的典型产业负向关联,资源产业依赖会排挤制造业发展。三是综合运用区域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个数、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为衡量产业演进变量,以及对长治的案例研究是论文特色之处。
祝洪章[4]（2021）在《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问题,具有鲜明效率维度的价值追求和经济属性。立足中国特殊国情、农情,耕地流转问题不单纯是经济效率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在自发演化力量和有意识构建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具有自身特定的演进规律。我国现行耕地“三权分置”改革就是考虑到耕地流转的多重属性,通过权利分层方式,兼顾耕地社会属性、意识形态属性和经济属性。这是理解当下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问题的前提,是耕地经营权流转的制度环境。主流经济学推崇的简约理论模型的研究范式在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研究上存在明显的缺陷。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理论研究方法,从历史演进规律、制度逻辑的宏观视角,顺推制约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制度环境因素;从制度目标、制度机制的应然预设与流转运行和流转制度经济影响绩效实然状态的差异,逆推权利结构设计和流转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最终,针对问题成因提出优化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对策建议。本文分析了建国至今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历程和演化规律,提出农地产权制度存在制度价值复合化取向,呈现渐进、路径依赖式演化模式,具有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相结合,服务于国家城乡关系的国家意志等发展演进规律。“三权分置”改革以农户分化发展的社会现实为背景,遵循了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演进的历史规律,依托多重制度逻辑框架,将“系统观念、底线思维”作为多重逻辑兼容的指引,通过“地权细分”为多重逻辑兼容共存提供载体,通过“走廊调控”方式为多重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机制,通过增量改革和绩效提升为多重逻辑兼容共存提供动力。经营权流转制度是以经济绩效为主导逻辑的农地产权交易制度,相关的政策制定和立法近年取得较大发展。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目标主要是优化耕地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同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保障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实现以上预设功能,国家通过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稳定机制三种制度机制综合推进流转改革。激励机制包括鼓励主体分流、客体强权赋权和完善流转交易市场体系等;约束机制包括设立农地集体所有的制度红线、流转用途红线、农民权利保护红线等;稳定机制包括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加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等。本文在系统梳理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规模、流转主体、流转方式、流转合约、流转价格、流转效力等发展状况的基础上,从宏观时空角度,运用LMDI法分析了耕地经营权流转的主要影响因素;从微观农户行为角度,基于农户流转规模决策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流转决策行为的主要因素和农户耕地福利保障效应、农户耕地禀赋效应以及农户政策感知、预期与反馈效应等对流转决策的影响。对照流转制度功能目标定位,本文分别分析了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耕地配置绩效、生产效率绩效、粮食安全保障绩效。研究发现,虽然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耕地配置效率,但面积和地块细碎化和耕地撂荒等问题依然存在;耕地流转制度提升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但对流转双方、全国区域间影响存在较强的异质性;现有耕地流转制度对流转“非农化”“非粮化”抑制效果不佳,经济发达地区的流转“非农化”明显,非粮食主产区流转“非粮化”明显,粮食主产区也存在流转“非粮化”趋势。依循“制度环境-制度逻辑-制度功能-制度机制-制度绩效”分析脉络,本文得出了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进程和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进程的渐进性约束了流转制度绩效发挥的结论;根据“产权结构-行为激励与约束-制度绩效”分析脉络,本文得出了耕地“三权”赋权方案不确定性、立法内容与技术缺陷影响了流转制度绩效发挥的结论;根据“制度交易成本”分析,本文得出了农户政策认知弱、流转交易平台建设滞后、交易监管薄弱、交易信息化程度低等因素增加了制度交易成本,造成流转制度绩效损失的结论。针对制度环境,本文提出耕地经营权流转应与农业非农转移、城市及乡村非农产业吸纳能力、农业技术进步水平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等相适应发展,加快协同配套进程推进。针对赋权环节,本文建议应捋顺三权关系,采取“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的赋权路径,完善立法以减轻经营权非经济属性功能负荷;针对流转制度运行,本文提出从规模化思路、政策指导、主体培育、市场体系建设等方面持续降低经营权流转制度交易成本,提高流转制度效能。
王永仓[5]（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窦鹏鹏[6]（2021）在《农村电子商务对县域经济作用机制研究》文中指出在信息化重塑全球生产和商业模式的大背景下,信息技术的深入和广泛应用加快了时空紧缩化的进程,旧有的社会形态迅速转变为以互联网为底层架构的新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态。中国的农村区域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区域发展模式,即村民和乡村企业主借助电子商务的商业平台销售产品,逐渐形成一套与当地旧有产业相融合并促进当地生产、销售、消费形态转变的产业模式,被称为农村电子商务。这种新的发展模式深刻地改变和推动了农村区域的经济发展,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基于农村电子商务形成的新型社会经济网络,不但重构了国家整体经济结构,而且对新时期的城乡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农村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鲜活地展示了现代信息技术是如何增强传统农村区域的竞争力,以及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网络乡村”。在信息时代,发展滞后的农村地区以信息化为手段,以电子商务平台为媒介,与国内外的其他区域实现了信息、物质、资金的联系,这在很大程度上从空间上解决了农村地区与外界隔绝的问题,增加了乡村区域的经济活力,同时赋予了乡村地区新的地方意义,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即“实时城市化”。截止2019年底,中国仍有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因为信息闭塞、资源匮乏、产业形态单一,不少农村的青年劳动力都选择向城市转移。现如今,电子商务为这些相对落后、缺乏发展活力的农村区域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商品流通形式,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和快递物流网络将这里的产品和服务向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输出。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农村地区首次具有成功嵌入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社会和经济网络之中的能力。2019年世界银行在其报告《电子商务发展:来自中国的经验》中指出,农村电子商务产业是发展中国家扶贫与共享繁荣的一种有效手段。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农村电子商务产业发展模式和区域落地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地研究、总结规律,以期为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在调整相关政策时提供理论支撑。基于以上研究背景,笔者通过两年的时间深入到河北省沧州市南皮样本县中,对172家生产企业、22家服务型企业及诸多个人进行了深入访谈,取得了关于农村电子商务与县域经济社会互动关系的一手研究资料。发现县域发展出现路径依赖的主要原因,在于低端产业被低端专业市场提供的廉价资源所约束,旧有发展路径不断被加强直至出现路径锁定。而产业的锁定又带来了人才的单一化及限制了居民消费。农村电子商务进入该区域后,通过对农村的信息化改造,在工业生产、农村居民消费、县域人力资源三个方面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打破了区域资源限制,完成了县域发展路径的解锁,实现了县域经济社会的再发展。本研究主要分为八个章节,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了本研究的背景、意义等。第二部分为第二、三章,主要介绍了本研究的相关文献和研究框架。第三部分为第四章到第七章。其中,第四章到第六章分别从工业生产、农村居民消费、人力资源三个角度研究了农村电子商务进入样本县后,给该县所带来的变化及背后的作用机制。第七章在宏观上对农村电子商务对县域经济的作用机制进行总结,并通过河北省的面板数据在更大范围上,对农村电子商务对县域经济的作用效果进行数理检验,验证了农村电子商务对县域经济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第四部分即第八章,对全文进行总结。本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样本县发展的路径锁定效应来源于其成本低廉的低端产业支撑体系,该体系提高了县域内组织创新转型的成本,形成转型限制,而农村电子商务可以低成本打破限制,实现区域产业发展解锁,这种低成本转型是县域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2）农村电子商务本质上是农村的信息化改造,其为中国提供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一个可能路径,这种新的道路成为县域经济快速增长的前提。这种通过信息化改造、电商平台将城市工作生活和农村工作生活进行无缝衔接的“真实时间城镇化”,在慢慢改变县域农村群体对自身和他人,对发展和产业的认知,成为城镇化发展的新可能。同时,由于未涉及居民远距离搬迁、定居,传统城镇化的“让农民进城变市民”带来的矛盾,例如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出现的教育、医疗、就业等问题,也必将减少。对整个社会来说,低成本地将农村区域链接到大的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循环上来的政策和做法,可以成为未来中国乡村区域发展的主要模式。（3）农村电子商务虽然由经济切入农村,但是带来了超过经济范畴的区域社会变化,这种变化是保持区域经济增长的潜力所在。基于样本县来看,农村电子商务所带来的数据服务、社交通讯技术、产业链的重构同时改变着农村社会。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生产生活和娱乐方式的改变,传统的乡村矛盾点逐渐消失,居民的产业和生活因为电商而变得更便捷,社区更繁荣,精神面貌和认知水平也获得了较大的提高。因此农村电子商务所代表的信息化区域改造取得了成功,这种从农村开始的对县域政府职能重建、企业重构、居民身份重新定义等自下而上的区域改造模式,为中国实现社会现代化转型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
邓伟[7]（2020）在《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文中认为当前,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和能源资源的战略保障基地,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已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和国家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我国共有262座资源型城市,占城市总量的39.9%,其中将近79%已陆续进入成熟期和衰退期,普遍存在产业结构失衡、经济增长乏力的严峻问题。在实践中,一部分资源型城市在政府的财政补贴、政策扶持下完成了转型工作,但大多数尚未摆脱对资源的依赖,其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影响因素复杂、转型效果参差不齐、转型内生动力不足、主导产业方向不明等,成为困扰资源型城市的难点、痛点问题,亟待解决。本文以我国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研究对象,以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现状与存在问题作为切入点,沿着主体、内容、客体三条主要脉络,对转型升级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理论分析:通过对转型主体职能的定位,构建了创新驱动体系的主体结构,完善了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动力模型;通过对产业结构内在规律及其与经济增长、生命周期、区域经济、主导产业相互关系的分析,探讨了转型升级时机与模式的选择策略;通过分析主导产业在破解资源、制度和技术锁定效应中的关键作用,确定了主导产业选择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重要地位。在实证分析中,本文运用分位数回归分析法（QR）和68个地级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对影响转型升级的4类8个指标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科技创新指标对转型升级的影响最为显着,且存在异质性;其中区域异质性表现为:对东部地区影响超过其他地区;发展阶段异质性表现为:除衰退型外,科技创新对其他三类城市影响均显着。此外,其他指标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区域异质性和发展阶段异质性。在案例分析中,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对案例城市转型效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对主导产业的选择及其投入是案例城市转型效果欠佳的关键因素。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比较案例城市35个部门的投入产出效率,对主导产业的优选次序进行详细分析。结果表明,对于主导产业的选择,应从产业发展、竞争力、效益等角度,综合考虑其投入产出的效率值,并结合城市的产业基础、资源状况、发展阶段以及相对优势确定主导产业的优选次序。论文的创新点如下:（1）首次定义了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三大基本要素——主体、内容、客体。转型主体应包含一切利益相关者,尤其强调劳动者个人的作用,该主体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被忽视或依附企业主体存在。客体是指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资源型城市产业间形成的经济技术关系和数量占比关系、产业构成及资源在产业间的具体配置情况。内容指一切已经、或存在潜在可能性的,对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生影响的相关因素的总和。对三大基本要素的界定,明确了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畴,为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系统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有助于以此为基础搭建结构清晰的理论分析框架,有的放矢的对转型升级重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2）提出了创新体系内部主体结构及职能地位的设计。本文通过对主体结构及职能地位的设计,强调了“科技创新人才”在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动力模型中的核心地位,完善了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动力模型,有助于解决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创新驱动表面化和盲目化、动力源泉无法聚焦的难点与痛点问题。（3）本文将分位数回归分析法引入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分位数回归分析法克服了传统方法均值的局限性,给出被解释变量的全面信息,减小异常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在应用中,一方面研究各影响因素在总体上的影响显着性及各分位点上的显着性,另一方面将分类样本代入模型,分析区域异质性和发展阶段异质性。这一方法从多个维度分析研究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及其异质性,使结果更加稳健有效、细致全面。
杜海龙[8]（2020）在《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文中指出人类文明进入生态文明,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也进入崭新阶段。伴随着世界城镇化发展,城市人口需求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加,绿色生态化成为全球城镇化发展趋势。中国的城镇化是一场引领全球的规模最大、速度飞快的城镇化,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已经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这项运动不仅决定着中国的历史进程,更深刻影响着21世纪人类的发展。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迎来历史转折,全球治理体系正发生深刻变革,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首要挑战之一,绿色生态城市成为全球城镇化发展的理想目标。建立绿色生态城市的标准体系,为全球城市绿色生态化发展提供中国范式和标准引领,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事关人类共同命运。本文系统梳理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相关概念,辨析了绿色生态城市的内涵,论述了绿色生态城市的基本特征,完善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理论体系,并初步构建了“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基于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设计了ESMF比较矩阵,依托矩阵对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及中国的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开展了全面系统化的比较,寻求借鉴与启示。通过总结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及现存问题,结合我国城市发展新变化、新城新区新需求、城市更新领域等多方面的新挑战,明确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方向。在完善理论工具、全面比较借鉴和充分发掘问题三项基础工作之后,集合生态学、城市学和系统学的工具模型建立了绿色生态城区“钻石”评价模型,对我国现有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在价值导向、体系结构、评价内容和评价方法四方面进行了优化,并通过典型案例验证了相关评价模型和评价体系优化的适用性。全文共七章,内容介绍如下:第一章:结合人类文明发展,中国及全球城镇化发展阶段,当今世界格局巨变等现实需求,论述了开展绿色生态城市标准体系建设的必要性。综述了国内外绿色生态城市及其评价标准的研究现状,明确了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技术路线。第二章:对绿色生态城市相关概念进行梳理,就绿色生态城市的内涵与基本特征进行辨析,论述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理论基础,应用系统工程的方法论从目标准则、结构组织、运行机制三个维度构建了“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第三章:在“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的基础上,从层次分析出发设计构造了ESMF比较矩阵,从宏观环境、评价体系、机制保障和模式特征四个维度对英国BREEAM Communities,美国LEED-ND、LEED-Cities and Communities,德国DGNB UD,日本CASBEE UD、CASBEE Cities,中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GBT51255-2017展开全面系统化对比,通过比较研究寻求启示与借鉴,用于指导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第四章:全面总结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及现存问题,结合我国城市发展的主体、模式和逻辑变化的时代背景,深入剖析我国新城新区建设和城市更新领域对绿色生态城区发展提出的新挑战,以问题和挑战为导向明确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方向。第五章:提出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原则和优化目标,建立了绿色生态城区“钻石”评价模型。在现有国家评价体系基础上,补充完善了“城区治理”、“生活质量”、“创新智能”和“过程管理”四方面评价内容;在评价方法上细化城区类别与指标权重;在评价结果的表达上,提供了直观的得分罗盘图、钻石模型雷达图。第六章:以中新天津生态城等城区为实例,验证以上评价内容的补充完善、评价方法的优化提升和“钻石”评价模型的适用性。第七章:总结了本文的主要工作,并展望绿色生态城区建设及评价标准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李昂[9]（2020）在《基于资源环境测度的黑龙江省森工城市转型模式研究》文中提出森工城市转型是东北振兴的重要组分,也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资源环境作为森工城市发展的引擎和载体,决定了城市产业、生态、社会和空间等要素的配置特征和演进方向,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资源环境是森工城市转型成功的关键。在资源型城市中,森工城市的转型步伐仍然相对滞后,尤其是集中分布在东北边缘区位的森工城市群体,普遍存在着转型方向趋同、发展格局失衡、生态修复受阻、产业结构松散和城市引力缺失等问题,极大阻碍了森工城市的可持续转型进程。究其原因,森工城市尚未形成与资源环境耦合的转型策略框架。本文立足于森林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政策背景与国际经验,以资源环境综合测度为切入点,以空间为语境,挖掘资源环境与森工城市的系统关联,揭示生态过程与转型过程的内在机制,辨识条件差异下的转型模式路径,并提出助力森工城市可持续转型的空间响应策略。全文围绕“理论认知—特征解析—测度综合—模式识别—空间响应”的技术路线展开研究“理论认知”——从资源环境的理论观点、测度方法研究、森工城市转型的理论构成、转型的空间效应等方面,揭示了资源环境与城市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本质,从而构建了资源环境与城市转型的系统关联,并据此提出综合测度的方法体系和技术路线。“特征解析”——通过对黑龙江省森工城市自然与生态环境、人口与城镇化水平、经济与产业发展、区位与交通联系、地域文化与旅游资源的梳理概况,结合多样本大数据和空间技术,获得了森工城市转型发展中“形”的特征。通过分析资源环境对空间、城市网络、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约束性特征,而这些特征正是森工城市转型发展过程中多种矛盾问题的成因。“测度综合”——基于黑龙江省森工城市转型发展的资源环境属性,构建综合测度模型。模型以资源环境的禀赋差异为基础,对森工城市的模式差异进行测度辨识和聚类分析,并以系统机制为纽带,集成面向转型格局、生态修复、产业结构和人居环境等多种转型系统目标的空间响应测度集合。资源环境综合测度模型包含两个模块,4种模式指针,26种模式辨识指标,4种空间响应方法,56种响应因子,并具有因地制宜的模型系统开放性,从多维度、多尺度对黑龙江省森工城市的转型发展进行量化指引。“模式识别”——以森工城市资源环境丰裕度、资源产业依赖度、城市发展支撑度和区位条件优势度的测度结果为依据,通过聚类分析的方法对森工城市群体进行系统分类,并根据分类结果和模式指针的差异性,逆推各类森工城市转型发展的特征要素,从而提出差异性的转型模式和相应路径,并探讨了基于边界融合、非均思路和重要节点的模式化发展协调性与可变性。“空间响应”——以模式差异为依据,对黑龙江省森工城市的几种基本模式构型进行空间尺度上的测度响应,对于引力核心型城市以资源环境承载力调控国土空间,对产销基地型城市以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提升组织产业结构和空间转型,对精明收缩式森工城市明确生态安全格局的首要地位,对职能置换模式提出基于空间适宜性的城市系统更迭和空间再生。研究以资源环境和空间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支撑,面向困难时期黑龙省森工城市经济、社会、空间的转型问题,通过对资源环境和城市转型相关要素的综合测度,以资源环境内在作用机制为方法,发现森工城市转型发展的问题,提出问题导向的模式路径,并依据路径差异提供协调资源环境与城市发展的空间响应策略。希望研究可以在理论层面上,构建森工城市转型发展的资源环境和空间框架,在实践层面上,为黑龙江省森工城市的未来发展提供科学可行的方法参考。
宋文月[10]（2020）在《政府行为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区域产业结构变迁不仅影响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提升,还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重要因素。对市场机制尚未完善的后发追赶型经济体而言,政府行为对发挥地区初始比较优势,培育动态比较优势,促进产业发展与结构变迁有着决定性影响。政府行为模式差异是造成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分化的关键因素。因此,探究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影响机理,比较结构变迁路径的区域差异,对化解新时代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有着启示意义。本论文围绕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理论机制与经验检验展开研究。首先,通过构建反映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特征、原因及影响的综合评价体系,比较了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时序特征。其次,利用理论模型分析政府行为模式差异的形成机理,以及不同模式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作用机制。再次,采用历史归纳与经验分析法,检验政府行为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阶段性特征。并分别从要素重置、技术创新以及产业集聚的视角,考察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多重影响机制。最后,针对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目标要求,提出优化政府行为,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第一,我国区域的要素禀赋条件与制度环境不断优化完善,区域产业结构变迁速度有所放缓,各区域结构变迁质量均不断提升,对增长的贡献也逐渐显现。且改革开放程度越高的地区结构变迁质量以及增长贡献越高。第二,理论模型表明发展阶段、比较优势等的差异会造成不同的政府行为模式。政府行为模式的选择对收入效应与相对价格效应有着重要影响,是造成区域产业结构变迁路径差异的重要原因。第三,发展水平越低的区域政府行为的影响越强,各区域政府行为对结构变迁速度影响机制均有显着阶段转变。东部地区的政府行为更关注产业结构转型质量,而中西部地区则注重基于加速产业结构变迁下规模扩张引起的产业结构高度化。第四,发展阶段与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区,政府行为对区域制造业结构转型的不利影响越大,并且该影响会随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降低更加显着。同时,各区域政府直接干预对服务业结构转型有促进作用,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对其有不利影响,且政府行为通过干预要素市场对服务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机制也有显着区域差异。第五,尽管政府科技支持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提升,但忽略地区企业创新活力以及以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方式却对其有不利影响。同时,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开放程度越高,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创新活力的促进作用越强,地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升级水平也越好。第六,地区基础设施水平对技术含量越高产业的吸引力越小,其优化对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越强。企业税收强度与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是限制区域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政府行政管理水平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会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逐渐增强。第七,我国区域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变迁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各部门发展的空间相关性的阶段转换是引起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波动的重要因素。同时政府干预较强的中西部地区,不充分的过早工业化现象较为严重,而东部地区的工业化程度较充分,更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有:其一,本文将制造业与服务业行业结构内嵌至传统三大产业结构变迁的理论分析中,比较了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阶段性差异。其二,不同于产业结构变迁的国际比较研究,本文关注产业生产与市场需求联系更加密切的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特征、原因及影响问题。其三,针对后发追赶型经济体产业结构变迁与制度变革的特征,基于地区发展目标与条件约束的阶段性差异,系统分析了后发追赶型经济体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影响机理。
二、山东实现就业增长大于失业增长 今年就业目标锁定90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山东实现就业增长大于失业增长 今年就业目标锁定90万（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经济自组织的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演化研究 ——以北京和东京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城市建设、规划、管理对自组织机制重视不足 |
| 1.1.2 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问题有待改善 |
| 1.1.3 经济自组织是各类因素影响城市空间结构中的重要机制过程 |
| 1.2 问题的提出和选题意义 |
| 1.2.1 问题的提出 |
| 1.2.2 选题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自组织和他组织 |
| 1.3.2 大都市区和都市圈 |
| 1.3.3 特大城市 |
| 1.3.4 职住空间结构 |
| 1.3.5 演化 |
| 1.4 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
| 1.4.1 研究对象 |
| 1.4.2 研究范围 |
| 1.5 逻辑主线和研究方法 |
| 1.5.1 逻辑主线 |
| 1.5.2 研究方法 |
| 2 相关研究综述 |
| 2.1 相关理论综述 |
| 2.1.1 经典的空间结构模型 |
| 2.1.2 相关的城市和区域经济理论 |
| 2.1.3 职住平衡理论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城市空间方面的文献综述 |
| 2.2.2 交通和城市空间的联系 |
| 2.2.3 相关自组织理论在城市空间方面的探索 |
| 2.3 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
| 3 经济自组织的理论基础构建 |
| 3.1 基本概念的构建 |
| 3.2 协同是自组织中的核心机制 |
| 3.3 从协同效应看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 |
| 3.4 经济自组织的主要性质 |
| 3.4.1 自主逻辑性 |
| 3.4.2 路径依赖性 |
| 3.4.3 演化性 |
| 3.4.4 可持续性 |
| 3.4.5 不完美性和缺陷性 |
| 3.5 他组织与自组织的差异和关系 |
| 3.5.1 自组织与他组织之间的差异 |
| 3.5.2 他组织对自组织的干涉结果 |
| 3.5.3 应建立自组织与他组织之间的协同关系 |
| 3.6 本章小结 |
| 4 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自组织演化的理论构建 |
| 4.1 本文的核心理论框架 |
| 4.2 职住协同是职住空间结构优劣的判断标准 |
| 4.3 从机制层面看职住空间自组织演化 |
| 4.3.1 劳动细化分工——路径破除机制 |
| 4.3.2 集聚与扩散——路径破除和低效的功能引导机制 |
| 4.3.3 通勤建设——高效的功能引导机制 |
| 4.3.4 他组织与自组织的协同机制框架 |
| 4.4 地面通勤交通对职住空间的功能引导作用 |
| 4.4.1 从时空资源约束性看通勤交通建设的功能引导作用 |
| 4.4.2 通勤工具对空间结构的主导性 |
| 4.4.3 从通勤看特大城市与其他城市的演化路径差异 |
| 4.5 通勤轨道交通对职住空间的功能引导作用 |
| 4.5.1 通勤轨道交通改善空间结构、引导职住协同的路径机制 |
| 4.5.2 从时空要素层面看轨道交通的功能引导优势 |
| 4.5.3 他组织需要从物理、组织、制度、权利协同层面加强轨道交通自组织 |
| 4.5.4 通过点-线-面引导职住空间自组织的过程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5 东京的职住空间结构演化 |
| 5.1 相关空间概念介绍 |
| 5.2 职住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化过程 |
| 5.2.1 江户时期的职住空间结构(1868明治维新以前) |
| 5.2.2 近代化时期的职住空间演变(1868明治维新至1923年关东大地震) |
| 5.2.3 职住空间的郊区化时期(1923关东大地震至194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
| 5.2.4 职住空间粗放式重建时期(1945二战结束至1964东京奥运会) |
| 5.2.5 强中心大都市区形成期(1964东京奥运会至1985广场协议) |
| 5.2.6 职住空间结构缓慢演变期(1985广场协议之后) |
| 5.3 基于一都三县的职住协同计量分析 |
| 5.4 从自组织机制看职住空间结构演化 |
| 5.4.1 职住空间郊区化时期的自组织演化理论分析 |
| 5.4.2 职住空间粗放式重建时期的自组织演化理论分析 |
| 5.4.3 强中心大都市区化中的自组织演化理论分析 |
| 5.5 轨道交通引导的职住空间结构演化路径 |
| 5.5.1 站点的职住空间自组织 |
| 5.5.2 线路的职住空间自组织 |
| 5.5.3 网络的职住空间自组织 |
| 5.6 政策启示 |
| 5.7 本章小结 |
| 6 北京职住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化过程 |
| 6.1 古代和近代时期(1949北平和平解放前) |
| 6.2 计划经济时期(1949北平和平解放至1978十一届三中全会) |
| 6.3 市场经济时期(1978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
| 6.3.1 不良空间结构形成阶段(1978-2004) |
| 6.3.2 交通建设转型阶段(2004-2014) |
| 6.3.3 近期现状及展望(2014以后) |
| 6.4 本章小结 |
| 7 从自组织看以北京为代表的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演化 |
| 7.1 从自组织机制看北京职住空间结构演化 |
| 7.1.1 计划经济时期的职住空间自组织理论分析 |
| 7.1.2 特大城市扩张期的职住空间自组织理论分析 |
| 7.1.3 强中心郊区化时期的职住空间自组织理论分析 |
| 7.1.4 大都市区化的职住空间自组织理论分析 |
| 7.1.5 北京和东京职住空间结构的对比 |
| 7.1.6 自组织与他组织机制层面的政策建议 |
| 7.2 应从物理、组织、制度、权利协同提升通勤轨道交通的功能引导机制 |
| 7.2.1 北京通勤轨道交通的现状及问题 |
| 7.2.2 北京和东京在轨道交通要素协同方面的对比 |
| 7.2.3 通勤轨道建设方面的政策建议 |
| 7.3 针对我国特大城市的拓展研究 |
| 7.3.1 我国一般特大城市与北京在发展过程和现状上的相似性 |
| 7.3.2 基于我国特大城市的职住协同计量分析 |
| 7.3.3 我国特大城市现状中的共性问题 |
| 7.3.4 共性问题的相关政策建议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 |
| 8.1 基本结论 |
| 8.2 主要创新与贡献 |
| 8.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图索引 |
| 表索引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城市女性生育福利供给问题研究 ——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 |
| 1.2.1 文献法 |
| 1.2.2 质性研究法 |
| 1.3 重要概念界定 |
| 1.3.1 福利、国家福利与社会福利 |
| 1.3.2 生育与生育福利 |
| 1.4 理论视角与研究框架 |
| 1.4.1 理论视角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文献回顾 |
| 2.1 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 |
| 2.1.1 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概念及关系的讨论 |
| 2.1.2 二孩政策下的人口生育率预测 |
| 2.1.3 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影响研究 |
| 2.1.4 “全面二孩”背景下生育支持的对策讨论 |
| 2.1.5 福利多元主义在中国社会福利议题研究中的应用 |
| 2.2 文献述评 |
| 第3章 城市女性生育福利需求分析 |
| 3.1 关于“需求”的理论探讨和启示 |
| 3.1.1 “需求”的理论探讨 |
| 3.1.2 需求理论对城市女性生育福利需求界定的启示 |
| 3.2 城市女性生育福利的现实需求 |
| 3.2.1 儿童养育的经济支持需求 |
| 3.2.2 儿童照顾的社会服务支持需求 |
| 3.2.3 生育权益与就业权益保护的双重需求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城市女性生育福利多元主体供给的主要问题 |
| 4.1 国家——生育福利制度设计的“去商品化”能力较弱 |
| 4.1.1 关于“去商品化”的理论渊源与现实测度 |
| 4.1.2 生育福利制度“去商品化”能力弱的主要表现 |
| 4.2 市场——用人单位对城市女性就业保护与生育保护的职业福利供给不足 |
| 4.2.1 关于就业保护与生育保护的职业福利涵义解析 |
| 4.2.2 用人单位对就业保护与生育保护的职业福利供给不足的主要表现 |
| 4.3 社会——社会化托育服务供给极为匮乏 |
| 4.3.1 社会化托育服务概念界定 |
| 4.3.2 社会化托育服务供给极为匮乏的主要表现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城市女性生育福利多元供给问题的原因分析 |
| 5.1 历史传统:家庭主义历史基因的路径依赖 |
| 5.1.1 对“生生不息”血缘延续的极度重视决定了家庭对孩子抚育的高度责任感 |
| 5.1.2 “父慈子孝”的亲子双向义务结构对家庭养育孩子形成了规范性效用 |
| 5.1.3 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强化了女性对孩子的抚育责任 |
| 5.2 国家建构:具有服务于国家建构的工具性意义 |
| 5.2.1 服务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工业化建设需要 |
| 5.2.2 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需要 |
| 5.2.3 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
| 5.3 理念基础:暂不具备福利扩张的独立价值 |
| 5.3.1 福利国家具备福利形成和扩张的独立价值 |
| 5.3.2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遵循的是一种福利从属于生产的“生产主义”的发展理念 |
| 5.4 政府治理:受制于政府内部责任分工合作与社会性规制不足的问题9 |
| 5.4.1 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过度强调地方政府责任 |
| 5.4.2 相关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责难以实现有效协同 |
| 5.4.3 对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就业权益保护的社会性规制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城市女性生育福利供给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
| 6.1 生育福利供给的国际经验 |
| 6.1.1 自由主义福利体制国家生育福利供给经验——以美国为例 |
| 6.1.2 保守主义福利体制国家生育福利供给经验——以德国为例 |
| 6.1.3 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国家生育福利供给经验——以瑞典为例 |
| 6.1.4 东亚地区发达国家生育福利供给经验——以日本为例 |
| 6.2 生育福利供给国际经验的启示 |
| 6.2.1 生育福利的制度设计需要找准价值定位 |
| 6.2.2 对女性及儿童的福利保护需要立法先行 |
| 6.2.3 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元合作是生育福利供给的必然选择 |
| 6.2.4 生育福利供给的扩张应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城市女性生育福利多元供给的实现机制 |
| 7.1 突出国家在生育福利供给中的主导性责任 |
| 7.1.1 塑造生育福利供给的价值理念 |
| 7.1.2 突出国家在生育福利供给中的制度建设与财政供给责任 |
| 7.2 健全政府内部的责任分工及协同机制 |
| 7.2.1 纵向上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责任 |
| 7.2.2 横向上明确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合作协同机制 |
| 7.3 建立国家与家庭、市场及社会的合作机制 |
| 7.3.1 建立国家对家庭的直接干预支持机制 |
| 7.3.2 健全国家对劳动力市场主体的规制与引导机制 |
| 7.3.3 健全国家对社会化托育服务机构的支持与规范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基于产业生态视角的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产业生态与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文献综述 |
| 2.1 产业演进研究 |
| 2.1.1 产业演进的内涵 |
| 2.1.2 产业演进的影响因素 |
| 2.1.3 产业演进的路径选择 |
| 2.2 产业生态与产品空间研究 |
| 2.2.1 产业生态的研究进展 |
| 2.2.2 产品空间理论研究进展 |
| 2.3 资源型区域产业锁定与转型升级研究 |
| 2.3.1 资源型区域产业锁定及其成因 |
| 2.3.2 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与措施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产业生态视角下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理论框架 |
| 3.1 从生态系统到产业生态系统 |
| 3.1.1 生态系统的构成 |
| 3.1.2 生态平衡及生态系统演替模型 |
| 3.1.3 产业生态系统的构成 |
| 3.1.4 产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其演进模型 |
| 3.1.5 本文后续所使用的主要概念与模型 |
| 3.2 产业生态恶化与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抑制模型 |
| 3.2.1 基本假定 |
| 3.2.2 资源丰裕、资源繁荣与资源型区域产业生态恶化 |
| 3.2.3 产业生态恶化、低端锁定与资源型区域产业结构逆向演进 |
| 3.3 产业生态改良与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随机、促进模型 |
| 3.3.1 资源管制、资源依赖弱化与资源型区域产业中性演进:随机模型 |
| 3.3.2 政策引导、资源收益转化与资源型区域产业生态改良:促进模型 1 |
| 3.3.3 产业生态改良、内生驱动与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模型 2 |
| 3.4 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数理解析 |
| 3.4.1 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分析 |
| 3.4.2 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分析 |
| 3.5 三次产业演进与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拓展分析 |
| 3.5.1 三次产业演进、经济发展阶段与工业部门产业演进关系 |
| 3.5.2 资源依赖与三次产业演进的关系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的实证分析 |
| 4.1 省级层面中国资源型区域的划分依据 |
| 4.2 中国资源型省份产业演进的测度与特征:基于产品空间理论 |
| 4.2.1 基于产品空间理论的测度概念与方法 |
| 4.2.2 中国产业空间网络构建方法 |
| 4.2.3 中国产业空间网络的总体特征 |
| 4.3 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升级能力评价 |
| 4.3.1 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与产业空间网络特征 |
| 4.3.2 区域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特征 |
| 4.3.3 生产能力禀赋与产业密度特征 |
| 4.4 资源依赖对区域产业演进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4.1 模型设定与样本选择 |
| 4.4.2 基准计量检验:2003-2013 |
| 4.4.3 补充计量检验:2007-2017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产业生态对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影响的计量检验 |
| 5.1 产业基础对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影响:基于三维数据 |
| 5.1.1 三维数据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
| 5.1.2 三维数据模型基准计量检验:2003-2013 |
| 5.1.3 三维数据模型补充计量检验:2007-2017 |
| 5.2 产业生态对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影响研究 |
| 5.2.1 模型设定与样本选择 |
| 5.2.2 基准计量检验:2003-2013 |
| 5.2.3 补充计量检验:2007-2017 |
| 5.3 资源依赖抑制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中介机制检验 |
| 5.3.1 中介效应模型设定与样本选取 |
| 5.3.2 资源依赖“诅咒”经济发展水平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3.3 资源依赖影响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个数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3.4 资源依赖影响区域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4 拓展检验:替代原有被解释变量 |
| 5.4.1 资源依赖与区域产业低端锁定的实证检验 |
| 5.4.2 产业生态对区域产业演进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4.3 资源依赖对产业生态的影响:机制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演进的典型案例研究:以山西长治为例 |
| 6.1 长治产业演进的总体特征与产业空间网络格局 |
| 6.1.1 长治经济发展与产业演进的总体特征 |
| 6.1.2 中国产业空间网络中的长治格局 |
| 6.2 长治产业演进的路径探索与转型方向 |
| 6.2.1 长治产业演进的路径依赖 |
| 6.2.2 长治产业演进的路径创造 |
| 6.2.3 长治产业退出导致路径中断 |
| 6.2.4 长治产业转型升级的未来方向 |
| 6.3 长治产业生态改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机制阐释 |
| 6.3.1 煤炭产业管制促进主导地位缓降与产业素质提升 |
| 6.3.2 产业生态改良为长治制造业、新兴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
| 6.3.3 制造业、新兴产业助力长治产业演进向随机、促进模型转变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优化生态促进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与建议 |
| 7.1 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 |
| 7.1.1 资源型区域路径依赖式产业升级 |
| 7.1.2 资源型区域路径突破式产业升级 |
| 7.2 资源型区域产业生态优化的政策建议 |
| 7.2.1 以产业关联推动资源型区域产业群落化发展 |
| 7.2.2 促进资源型区域生产要素禀赋升级 |
| 7.2.3 提升资源型区域产业服务能力 |
| 7.2.4 完善资源型区域产业基础设施保障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 附表 1“省份—行业—年份”三维数据Probit回归结果 |
| 附表 2 1999-2019 年长治市主要工业品产量 |
| 附图 1 2013 年中国正产业空间网络基准图 |
| 附图 2 2013 年中国负产业空间网络基准图 |
（4）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述评 |
| (一)关于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研究述评 |
| (二)关于我国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的研究述评 |
| (三)关于家庭承包耕地经营权及流转的研究述评 |
| (四)关于农地制度绩效的研究述评 |
| 四、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耕地 |
| 二、耕地经营权及耕地经营权流转 |
| 三、制度及制度绩效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制度经济学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 |
| 三、多重制度逻辑理论 |
| 四、小农经济与规模经济理论 |
| 五、土地用益物权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与“三权分置”改革制度逻辑 |
| 第一节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与演进特征 |
| 一、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 |
| 二、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演进特征 |
| 第二节 “三权分置”改革的多重制度逻辑 |
| 一、以“系统观念、底线思维”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指引 |
| 二、通过“地权细分”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载体 |
| 三、以“走廊调控”方式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机制 |
| 四、以“增量改革”和“绩效提升”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动力 |
| 五、“三条底线”与“放活经营权”的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功能定位与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立法现状 |
| 一、《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相关规定 |
| 二、《民法典》物权编关于土地经营权及流转的相关规定 |
| 三、《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办法》关于经营权流转内容的相关规定 |
| 第二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功能定位 |
| 一、耕地配置优化功能 |
| 二、生产效率优化功能 |
| 三、粮食安全保障功能 |
| 第三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运行机制 |
| 一、流转激励机制 |
| 二、流转约束机制 |
| 三、流转稳定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现状与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现状 |
| 一、流转规模方面 |
| 二、流转主体方面 |
| 三、流转方式方面 |
| 四、流转合约方面 |
| 五、流转价格方面 |
| 六、流转效力方面 |
| 第二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 |
| 一、LMDI法模型设计 |
| 二、变量解释 |
| 三、数据来源 |
| 四、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的微观决策与影响因素 |
| 一、农户耕地流转规模决策模型 |
| 二、农户耕地福利保障效应 |
| 三、农户耕地禀赋效应 |
| 四、农户政策感知、预期与反馈效应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绩效评价 |
| 第一节 耕地配置方面的绩效评价 |
| 一、耕地经营权流转对“撂荒”的影响 |
| 二、耕地经营权流转与规模种植 |
| 第二节 生产效率方面的绩效评价 |
| 一、研究方法与模型设计 |
| 二、变量与数据 |
| 三、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粮食安全保障方面的绩效评价 |
| 一、耕地经营权流转对“非农化”的影响 |
| 二、耕地经营权流转对“非粮化”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制约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根源分析 |
| 第一节 制度环境发展进展约束 |
| 一、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约束 |
| 二、小农户与农业现代化衔接程度约束 |
| 第二节 三权赋权方案解读的不确定性 |
| 一、“所有权-承包经营权-经营权(不动产租赁权)”赋权方案 |
| 二、“所有权-承包经营权(用益物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 |
| 第三节 立法内容与立法技术缺陷 |
| 一、现行法律对承包权的性质、内容没有明确规定 |
| 二、涉及经营权性质的部分表述容易引发歧义 |
| 三、法条对承包权受让与经营权受让的身份未区分 |
| 第四节 流转制度实施环节交易费用高 |
| 一、农户对流转制度认知度差 |
| 二、耕地流转市场交易平台建设滞后 |
| 三、耕地流转外部监管缺失 |
| 四、耕地经营权流转交易规范性差 |
| 五、耕地经营权流转交易信息化水平低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提升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持续引导农村人口有序转移 |
| 一、引导务农人口的城镇化转移 |
| 二、引导务农人口的农村非农产业转移 |
| 三、推进转移人口的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
| 第二节 推进生产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双轮驱动协调 |
| 一、推进流转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的互补与转化 |
| 二、科学设计流转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的优序与组合 |
| 第三节 采用“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的赋权方案 |
| 一、“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架构 |
| 二、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优势 |
| 三、逐步实现承包权对承包经营权的替代 |
| 四、明确承包权成员权性质与内容 |
| 第四节 加强立法平等保护耕地经营权 |
| 一、明确经营权“分段”式用益物权权利期限细分模式 |
| 二、修改完善现有经营权权属性质法条内容 |
| 第五节 加强耕地经营权流转政策分类指导 |
| 一、根据城乡融合差异重点对规模化路径进行分类指导 |
| 二、根据农业现代化模式差异重点对适度规模标准进行分类指导 |
| 三、根据粮食安全功能差异重点对流转租金、租期进行分类指导 |
| 第六节 加快耕地流转市场体系建设 |
| 一、建立完善耕地流转公开交易平台 |
| 二、加强流转合同管理 |
| 三、优化耕地经营权流转抵押担保等配套服务 |
| 四、加强承包地流转及流转用途的监督管理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表附录 |
| 图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5）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6）农村电子商务对县域经济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一、农村发展与县域经济 |
| 二、基于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模式 |
| 三、农村电子商务的区域演化特征 |
| 四、农村电子商务政策及社会效应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和实现路径 |
| 二、章节框架及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区域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特色与创新 |
| 一、研究的主要特色 |
| 二、研究的主要创新 |
| 第二章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电子商务发展进程 |
| 一、概念范围及应用 |
| 二、世界电子商务的发展 |
| 三、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进程 |
| 四、电子商务的影响 |
| 第二节 农村电子商务与区域发展模式 |
| 一、三种典型的区域发展模式 |
| 二、传统区域发展模式成因及演化 |
| 三、基于农村电子商务的新区域发展模式 |
| 第三节 农村电子商务的落地机制 |
| 一、区域产业基础与政策导向 |
| 二、企业家精神与社群网络 |
| 三、快速物流交通系统 |
| 四、信息知识与技术 |
| 第四节 农村电子商务的社会经济效应 |
| 一、经济效应 |
| 二、社会效应 |
| 三、空间赋能 |
| 四、拉近城乡关系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信息与数字鸿沟 |
| 一、信息化与发展加速及区域发展不平衡 |
| 二、基于信息化的经济空间重组 |
| 第二节 演化经济学 |
| 一、复杂系统与内部组织 |
| 二、路径依赖与技术解锁 |
| 第三节 城乡融合与发展 |
| 一、马克思的城乡融合发展思想 |
| 二、实时城市化与信息化城市 |
| 第四节 信息技术与农村电子商务 |
| 一、信息为农村带来的新机遇 |
| 二、信息与农村区域的适配 |
| 三、中国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 |
| 第五节 演化视角下农村电子商务分析框架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农村电子商务与县域工业生产解锁:低成本打破区域资源紧束状态 |
| 第一节 南皮县概况与工业产业发展 |
| 一、南皮县基本情况 |
| 二、南皮县工业发展演化史 |
| 三、自我发展的专业市场 |
| 四、主导产业特点与路径锁定 |
| 第二节 县域工业创新的代价与保守的收益 |
| 一、政府急于引导产业转型的动因 |
| 二、南皮县传统五金产业发展与竞争模型 |
| 三、创新转型与企业猝死 |
| 四、路径锁定是企业理性选择的结果 |
| 第三节 路径解锁的可能选择与成本 |
| 一、产品端的选择与成本 |
| 二、市场端的选择与成本 |
| 三、资源整合范围的选择与成本 |
| 第四节 电子商务带来的转型可能与激励 |
| 一、低成本扩展企业资源整合的范围 |
| 二、降低与转嫁智力资源试错成本 |
| 三、效果及持续的示范带动效应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农村电子商务与农村消费解锁:系统化的扩展个体可整合的资源范围 |
| 第一节 影响南皮县农村区域消费的若干因素 |
| 一、家庭中非农就业人员的数量 |
| 二、家庭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情况 |
| 三、家庭持续发展所处的阶段 |
| 四、区域消费习惯与商品的可获得性 |
| 第二节 旧有农村消费体系的变与不变 |
| 一、由批发市场和集市组成的传统消费系统 |
| 二、超市承担的日常消费与商场承担的大件物品消费 |
| 三、消费比重与消费范围一直在变化 |
| 四、以县为单位的消费区域限制很难改变 |
| 第三节 农村电子商务与个体可整合资源范围的扩展 |
| 一、农村电子商务硬件的搭建与消费场景的改变 |
| 二、新信用体系与交易成本 |
| 三、新旧消费体系的互斥与融合 |
| 四、个体可整合资源冲破县域限制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农村电子商务与县域人力资本解锁:低成本丰富人力需求类型 |
| 第一节 县域发展与县域人力资源 |
| 一、县域人力资源的构成 |
| 二、县域人力资源配置偏好 |
| 三、县域发展与人力资源的互相作用 |
| 第二节 丰富人力资源的选择与困境 |
| 一、人力资源引进与本土成长 |
| 二、产业单一化与人力资源单一化 |
| 三、打破产业与人力资源互相锁定的难点 |
| 第三节 农村电子商务带来的人力资源变化 |
| 一、电商带来群体认知变化与实时城市化 |
| 二、电商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带来新就业需求 |
| 三、电商服务业新业态进一步吸纳返乡人才 |
|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 第七章 农村电子商务的南皮样本到新发展模式的数理验证 |
| 第一节 农村电子商务带动县域经济增长的机制总结 |
| 一、农村电子商务项目的改革与科技双重属性 |
| 二、农村电子商务项目带动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 |
| 第二节 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
| 一、模型设定 |
|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
| 第三节 回归结果及分析 |
| 一、基准回归结果 |
| 二、安慰剂检验 |
| 三、稳健性检验 |
| 四、进一步分析:影响渠道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各章典型案例 |
| 案例目录 |
| 案例内容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7）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问题、目标与意义 |
| 1.1.1 研究问题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技术路线 |
| 1.3 创新点 |
| 1.4 论文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
| 2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1 经济增长理论 |
| 2.1.2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2.1.3 生命周期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4 产业结构理论与主导产业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国内外资源型城市相关的研究 |
| 2.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内容研究 |
| 2.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法研究 |
| 2.2.4 文献评述 |
| 3 基于主体-内容-客体的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分析 |
| 3.1 基本概念 |
| 3.2 我国资源型城市及其产业结构的形成 |
| 3.2.1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分布与分类 |
| 3.2.2 我国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的形成与特点 |
| 3.3 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三要素的界定 |
| 3.3.1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主体 |
| 3.3.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内容 |
| 3.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客体 |
| 3.4 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成因分析 |
| 3.4.1 转型升级主体职能定位产生的影响 |
| 3.4.2 经济增长与生命周期等因素产生的影响 |
| 3.4.3 资源型城市锁定效应产生的影响 |
| 3.5 构建三位一体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分析框架 |
| 3.5.1 构建主体明晰的创新动力模型 |
| 3.5.2 确定转型升级时机的科学方法 |
| 3.5.3 比较选择转型升级的适宜模式 |
| 3.5.4 结合主导产业有效破解锁定效应 |
| 3.6 本章小结 |
| 4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1 指标选择与模型构建 |
| 4.1.1 评价指标选择与数据 |
| 4.1.2 构建模型 |
| 4.2 总体样本回归分析 |
| 4.3 区域与城市异质性分析 |
| 4.4 实证结果的进一步解析 |
| 5 转型效果评价与主导产业选择:以衡阳为例 |
| 5.1 衡阳市的选择动因 |
| 5.2 衡阳市转型效果评价 |
| 5.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2.2 评价方法——层次分析法 |
| 5.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 衡阳市主导产业优选分析 |
| 5.3.1 主导产业优选模型的指标体系构建 |
| 5.3.2 基于DEA的主导产业优选模型 |
| 5.3.3 结果与分析 |
| 6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6.1 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2.1 清晰界定主体职能地位 |
| 6.2.2 精准把握转型升级时机 |
| 6.2.3 因地制宜选择转型升级模式 |
| 6.2.4 科学评估确定主导产业 |
| 6.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总体策略 |
| 6.3 论文存在的不足与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现状 |
| 1.4 名词界定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本文创新 |
| 第2章 绿色生态城市理论研究及系统模型 |
| 2.1 概念梳理 |
| 2.2 内涵辨析 |
| 2.3 特征论述 |
| 2.4 理论基础 |
| 2.5 系统模型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国际比较研究 |
| 3.1 ESMF比较矩阵 |
| 3.2 英国BREEAM Communities |
| 3.3 美国LEED ND、LEED Cities and Communities |
| 3.4 德国DGNB UD |
| 3.5 日本CASBEE UD、CASBEE Cities |
| 3.6 中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 |
| 3.7 宏观环境与评价体系的比较小结 |
| 3.8 机制保障比较 |
| 3.9 模式特征比较 |
| 3.10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与挑战 |
| 4.1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 |
| 4.2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现存问题 |
| 4.3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现实挑战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 |
| 5.1 评价体系现存问题 |
| 5.2 评价体系优化思路 |
| 5.3 钻石评价模型 |
| 5.4 评价体系结构 |
| 5.5 评价内容优化 |
| 5.6 评价方法优化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评价体系优化实证 |
| 6.1 中新天津生态城案例验证 |
| 6.2 其他比较案例验证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创新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新天津生态城国标(GBT51255-2017)评价验证 |
| 后记 |
| 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工作 |
（9）基于资源环境测度的黑龙江省森工城市转型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资源环境与资源环境测度 |
| 1.3.2 资源型城市中的森工城市 |
| 1.3.3 城市转型与资源型城市转型 |
| 1.4 国内外相关研究 |
| 1.4.1 国内相关研究 |
| 1.4.2 国外相关研究 |
| 1.4.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5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论文框架 |
| 第2章 研究基础 |
| 2.1 资源环境理论及测度研究 |
| 2.1.1 资源环境的理论观点 |
| 2.1.2 资源环境测度研究 |
| 2.1.3 资源环境综合测度的基本框架 |
| 2.2 森工城市转型相关理论及空间研究 |
| 2.2.1 森工城市的特征与组成 |
| 2.2.2 森工城市转型的理论构成 |
| 2.2.3 以转型为目标的城市空间组织研究 |
| 2.3 资源环境与森工城市转型的系统关联 |
| 2.3.1 传统森工城市的资源环境负效应 |
| 2.3.2 转型森工城市的资源环境正效应 |
| 2.4 方法体系构建与技术路线选择 |
| 2.4.1 方法体系构建思路 |
| 2.4.2 技术路线选择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资源环境约束下的黑龙江省森工城市特征 |
| 3.1 黑龙江省森工城市基础概况 |
| 3.1.1 研究范围界定 |
| 3.1.2 城市转型发展基础调研 |
| 3.1.3 资源环境总体概况 |
| 3.2 黑龙江省森工城市的转型压力 |
| 3.2.1 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 |
| 3.2.2 东北地区经济社会的振兴需要 |
| 3.2.3 地方民生的实际诉求 |
| 3.3 黑龙江省森工城市的资源环境约束特征 |
| 3.3.1 资源环境对城市空间的塑形 |
| 3.3.2 资源环境对城市网络的疏散 |
| 3.3.3 资源环境对生产方式的固化 |
| 3.3.4 资源环境对社会结构的解离 |
| 3.4 黑龙江省森工城市转型发展的主要矛盾 |
| 3.4.1 禀赋差异与转型方向 |
| 3.4.2 主体功能与既有格局 |
| 3.4.3 生态修复与经济发展 |
| 3.4.4 生态服务与产业结构 |
| 3.4.5 城市引力与基础设施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黑龙江省森工城市资源环境测度模型构建 |
| 4.1 测度模型框架设计 |
| 4.1.1 测度模型的设计思路 |
| 4.1.2 测度模型框架 |
| 4.1.3 模型要素选择与指标处理 |
| 4.2 转型模式识别模块的测度方法 |
| 4.2.1 基于产业视角的转型模式的轮廓限定 |
| 4.2.2 模式识别指针的选取 |
| 4.2.3 指标构成与测度方法 |
| 4.3 转型空间响应模块的测度方法 |
| 4.3.1 基于资源环境系统机制的方法集成 |
| 4.3.2 面向转型格局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测度 |
| 4.3.3 面向产业结构的森林生态服务测度 |
| 4.3.4 面向生态修复的安全格局测度 |
| 4.3.5 面向人居环境的空间适宜性测度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黑龙江省森工城市转型发展的模式判定 |
| 5.1 基于指标测度的黑龙江省森工城市差异性 |
| 5.1.1 资源环境禀赋层面 |
| 5.1.2 产业结构层面 |
| 5.1.3 经济社会发展层面 |
| 5.1.4 区位条件层面 |
| 5.2 基于模式指针的聚类分析 |
| 5.2.1 模式指针测度结果 |
| 5.2.2 基于指针读数的聚类分析 |
| 5.2.3 聚类特征提取与转型思路 |
| 5.3 黑龙江省森工城市转型发展模式差异与路径特征 |
| 5.3.1 转型模式的生成 |
| 5.3.2 引力核心模式 |
| 5.3.3 产销基地模式 |
| 5.3.4 精明收缩模式 |
| 5.3.5 职能置换模式 |
| 5.4 模式化发展的协调性与可变性 |
| 5.4.1 基于边界融合的模式协调 |
| 5.4.2 基于非均思路的模式异变 |
| 5.4.3 重要转型节点的模式镶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响应模式差异的黑龙江省森工城市转型策略 |
| 6.1 响应引力核心模式的空间调控策略 |
| 6.1.1 资源环境承载力引领核心城市发展 |
| 6.1.2 优化内生空间提升城市引力 |
| 6.1.3 发挥多元化优势协调三产结构 |
| 6.1.4 典型城市铁力的测度方法实践 |
| 6.2 响应产销基地模式的产业布局策略 |
| 6.2.1 生态服务水平主导转型方向 |
| 6.2.2 整合区域资源培育优势产业聚集 |
| 6.2.3 基于生态服务差异的产业空间布局 |
| 6.2.4 典型生产单元朗乡的测度方法实践 |
| 6.3 响应精明收缩模式的生态储备策略 |
| 6.3.1 生态储备空间的精细化管控 |
| 6.3.2 以生态安全格局决策空间发展 |
| 6.3.3 融合景观文脉的生态旅游目的地 |
| 6.3.4 典型城市五大连池的测度方法实践 |
| 6.4 响应职能置换模式的空间重构策略 |
| 6.4.1 外向连接寻找新增长点 |
| 6.4.2 内部协作重置产业结构 |
| 6.4.3 产城融合打造现代产业体系 |
| 6.4.4 牡丹江市产业园区的测度方法实践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政府行为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述评 |
| 2.1 产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变迁 |
| 2.1.1 产业结构的内涵与外延 |
| 2.1.2 产业结构变迁维度的划分——转型、升级与集聚 |
| 2.2 产业结构变迁的理论演进 |
| 2.2.1 产业结构变迁的一般规律总结 |
| 2.2.2 产业结构变迁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观点 |
| 2.2.3 产业结构变迁的发展经济学观点 |
| 2.3 产业结构变迁的市场影响因素 |
| 2.3.1 需求侧因素 |
| 2.3.2 供给侧因素I:要素重置 |
| 2.3.3 供给侧因素II:技术创新与进步 |
| 2.3.4 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影响因素 |
| 2.4 产业结构变迁的政府影响因素 |
| 2.4.1 后发经济体的政府行为特征 |
| 2.4.2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积极影响 |
| 2.4.3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消极影响 |
| 2.5 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2.6 国内外研究的评价及其对本文研究视角的启示 |
| 第三章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典型事实与差异比较 |
| 3.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评价的理论依据 |
| 3.1.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内涵与外延 |
| 3.1.2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主要特征 |
| 3.1.3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因素 |
| 3.1.4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增长效应 |
| 3.2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综合评价 |
| 3.2.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综合评价指标选择 |
| 3.2.2 区域划分与行业结构说明 |
| 3.2.3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评价过程 |
| 3.3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时序特征的比较分析 |
| 3.3.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各维度时序特征的比较分析 |
| 3.3.2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综合指标的时序特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路径差异的理论模型 |
| 4.1 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必要性分析 |
| 4.1.1 高速增长阶段政府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必要性分析 |
| 4.1.2 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必要性分析 |
| 4.2 政府对产业结构变迁的行为模式选择——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 |
| 4.2.1 基准模型 |
| 4.2.2 拓展模型I: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比较 |
| 4.2.3 拓展模型II:不同比较优势的差异比较 |
| 4.2.4 拓展模型III:不同发展目标的差异比较 |
| 4.3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路径影响的多部门增长模型分析 |
| 4.3.1 模型设定 |
| 4.3.2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的历史回顾与实证检验 |
| 5.1 我国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的历史回顾 |
| 5.1.1 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5)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的政府行为 |
| 5.1.2 改革开放初期(1976-1990)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的政府行为 |
| 5.1.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1991-2000)以促进支柱产业发展、扩大产出规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行为 |
| 5.1.4 21世纪初期(2000-2012)以化解产能过剩、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行为 |
| 5.1.5 进入新时代以来(2012年至今)以全面深化改革,转变实施措施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行为 |
| 5.2 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机理与理论假说 |
| 5.2.1 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的理论基础 |
| 5.2.2 高速增长阶段的政府行为的影响机理 |
| 5.2.3 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行为的影响机理 |
| 5.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5.3.1 模型构建 |
| 5.3.2 指标选择和变量说明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的阶段性特征与区域差异比较 |
| 5.4.2 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及区域差异——要素重置视角的分析 |
| 6.1 中国区域产业结构转型的典型事实 |
| 6.1.1 区域产业结构转型的内涵与特征 |
| 6.1.2 区域产业结构转型的时序特征 |
| 6.2 政府行为、要素重置与产业结构转型的机理分析与理论假说 |
| 6.2.1 政府行为对要素市场发育的影响 |
| 6.2.2 政府行为、要素重置与产业结构变迁 |
| 6.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6.3.1 模型设定 |
| 6.3.2 指标选择与变量说明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政府行为、要素市场发育与产业结构转型中介效应 |
| 6.4.2 政府行为、要素市场发育与制造业产业结构转型 |
| 6.4.3 政府行为、要素市场发育与服务业产业结构转型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区域差异——技术创新视角的分析 |
| 7.1 中国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典型事实 |
| 7.1.1 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与特征 |
| 7.1.2 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时序特征 |
| 7.2 政府行为、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机理分析与理论假说 |
| 7.2.1 政府行为、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
| 7.2.2 政府行为、企业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
| 7.2.3 政府行为、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 |
| 7.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7.3.1 模型构建 |
| 7.3.2 指标选择与变量说明 |
| 7.4 实证结果分析 |
| 7.4.1 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
| 7.4.2 稳健性检验:政府行为、地区非农产业协同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影响及区域差异——产业集聚视角的分析 |
| 8.1 我国区域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典型事实 |
| 8.1.1 区域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内涵与特征 |
| 8.1.2 区域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时序特征 |
| 8.2 政府行为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机理分析与理论假说 |
| 8.2.1 政府基础设施供给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
| 8.2.2 地区企业税收强度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
| 8.2.3 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
| 8.2.4 政府行政管理水平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
| 8.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8.3.1 模型构建 |
| 8.3.2 指标选取与变量说明 |
| 8.4 实证结果分析 |
| 8.4.1 产业集聚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
| 8.4.2 政府行为对产业集聚空间计量模型检验结果 |
| 8.4.3 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政府行为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增长效应分化 |
| 9.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阶段性特征比较 |
| 9.1.1 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 |
| 9.1.2 各省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增长效应测度 |
| 9.2 政府行为、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理论分析 |
| 9.2.1 政府直接干预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影响 |
| 9.2.2 政府间接干预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影响 |
| 9.2.3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分化的增长效应 |
| 9.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9.3.1 模型构建 |
| 9.3.2 指标选择与变量说明 |
| 9.4 实证结果分析 |
| 9.4.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阶段性特征 |
| 9.4.2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增长效应的空间面板模型检验 |
| 9.5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优化政府行为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政策建议 |
| 10.1 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产业变迁的目标 |
| 10.1.1 深化工业化进程,避免过早去工业化 |
| 10.1.2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释放新一轮结构红利 |
| 10.1.3 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增强区域产业联系 |
| 10.2 以政府行为的优化促进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 |
| 10.2.1 提升治理措施制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规避政府失灵的风险 |
| 10.2.2 确立以竞争政策为基础的政策体系,提高中央与地方政府政策协调性 |
| 10.2.3 完善要素市场,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
| 10.2.4 优化政府职能,充分发挥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 |
| 10.2.5 延伸工业化,充分发挥制造业的扶梯作用 |
| 10.2.6 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 |
| 第十一章 结论与进一步展望 |
| 11.1 主要结论 |
| 11.2 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山东实现就业增长大于失业增长 今年就业目标锁定90万（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经济自组织的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演化研究 ——以北京和东京为例[D]. 白光.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2]城市女性生育福利供给问题研究 ——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视角[D]. 陈秀红. 山东大学, 2021(10)
- [3]基于产业生态视角的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研究[D]. 边云涛.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4]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D]. 祝洪章.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5]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6]农村电子商务对县域经济作用机制研究[D]. 窦鹏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1(12)
- [7]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D]. 邓伟.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6)
- [8]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D]. 杜海龙. 山东建筑大学, 2020(04)
- [9]基于资源环境测度的黑龙江省森工城市转型模式研究[D]. 李昂.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02)
- [10]政府行为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D]. 宋文月. 西北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