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FDI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绩效及对策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付鹏超[2]（2021）在《FDI及国际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对中国先进制造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基于制度环境视角》文中研究表明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表明,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成为一国工业化水平以及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而技术创新水平则是影响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决定因素。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既依赖于国内技术创新的投入,也与国际技术外溢息息相关,同时也受到国内制度环境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所带来的技术外溢,我国制造业获得了快速发展,技术进步水平也得到了明显提升。特别是在国家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后,我国先进制造业不仅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而且先进制造业的技术创新也不断取得突破。虽然近年来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水平不断提高,但在部分关键技术领域仍存在瓶颈。如何通过制度环境的改善充分发挥技术外溢对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的推动效应,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先进制造业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基于此,本文首先对相关理论及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并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其次,对我国技术外溢渠道、制度环境及先进制造业创新水平状况进行了总结;第三,对FDI以及国际贸易在制度环境作用下影响先进制造业创新产出的相关机制进行了整理分析;第四,通过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研究了技术外溢对先进制造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及地区差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以及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等计量方法,以制度环境为门槛变量,就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国际贸易对我国先进制造业创新产出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外商投资以及国际贸易对先进制造业创新产出有着显着的积极影响,且受到制度环境的门槛调节作用。最后,结合相关分析及实证结果,分别从增加创新投入,加快创新成果市场化进程;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多途径促进产业创新;夯实国内制度环境,强化技术外溢效应等方面,对提高我国先进制造业创新产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任长秋[3]（2020）在《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当前我国农村正处于贫困地区全面脱贫、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发展壮大村集体股份经济的关键时期,深入探讨农产品加工工业技术进步、加快农产品加工工业发展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具有一定积极意义。本文以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为研究对象,基于引进农产品加工业FDI可能促进本土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学习进而提高本土企业绩效的基本假设,围绕分析回答: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随时间变化的样态是什么?溢出快慢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旨在揭示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的动态过程及整体影响因素框架,以便更好的优化我国农产品加工业领域的引资工作并加快推进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学习速度。1、本论文应用FDI技术溢出、组织学习、技术追赶、时间压缩不经济、“干中学”、技术扩散等理论知识,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专利数据库和大量统计资料,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的动态过程及整体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文献和理论分析。这部分主要对FDI理论进行回顾并调研FDI技术溢出的相关文献。本文首先界定FDI技术溢出的基本概念,并回顾它的重要理论基础。然后,围绕FDI技术溢出作用机制、FDI技术溢出经验证据、农业领域FDI研究,特别是农产品加工工业领域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展开文献调研,进而为本研究的视角选择、理论阐述、方法选择、创新点凝练等提供充足的文献支撑。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的整体理论分析框架。现有文献对FDI技术溢出的作用机理主要从静态视角提出,回答FDI技术溢出是否存在,而未涉及FDI技术溢出的时间问题。因此,本文一方面拓展FDI技术溢出作用机理的时间维度,另一方面借鉴组织学习、技术追赶、时间压缩不经济、“干中学”、技术扩散等多种理论视角,对FDI技术溢出的时间效应做出理论推导。本文进一步从机会、动机和能力的维度构建影响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整体框架模型,分别选择2个代表性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详细论证它们对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速度快慢的作用机理。（2）描述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及FDI投资情况,并初步探索他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基于统计数据基础上,描述我国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及FDI利用现状、发展趋势、特点等,并在宏观层面建立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对宏观经济发展、农产品加工业FDI与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之间的量化关系。（3）实证研究的主要数据和方法。主要包括数据来源及清洗,以及数据匹配工作,并围绕本研究理论推导的验证,进行模型构建、样本选择、变量测量等工作。（4）实证结果部分。这部分采用规范的实证分析方法对本文提出的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溢出速度及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使用多种分析方法对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和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稳健性。2、本文按照“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逻辑思路展开研究,研究结论表明:（1）从理论上看,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存在时间效应。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会随着进入我国的时间长短而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产生影响,农产品加工业FDI进入我国的时间和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从中获得的技术外溢呈正相关关系。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从中能获得的技术外溢也会降低,呈逐渐减弱的发展态势。（2）影响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因素可以纳入一个整体的“机会—动机—能力”分析框架中。机会、动机和学习能力三者相互作用共同影响FDI技术溢出的时间。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首先要有获得学习FDI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机会才能快速学习农产品加工业FDI的先进技术和管理,但这种机会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本土企业的良好绩效和生产效率,需要本土企业积极主动的寻求和利用这种机遇,而这取决于本土企业的学习动机。最后,有了机会和学习动机,本土企业还需要学习能力去实施学习。当三者都具备时FDI技术溢出才可能发生,并且学习速度和FDI技术溢出才会加快。（3）我国农产品加工业近20年来取得了较快发展,产业发展在细分行业和区域上都呈现不均衡发展态势。1999—2017年农产品加工业的TFP平均增长率为4.18%,农产品加工业对经济的带动性强,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每增加1%,对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以及就业分别增加5.81%,5.93%和1.87%。从农产品加工业利用外资情况来看,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企业数量和投资规模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在农产品加工细分行业和区域上也呈现不均衡分布特征,主要集中在纺织业和东部沿海省份。从农产品加工业利用的FDI和其技术进步的协整关系来看,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是推动行业TFP增长的原因,而TFP增长不一定导致农产品加工业利用外商投资的增加。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对TFP的影响作用随着时间逐渐增大,在滞后5期之后,农产品加工业TFP的变化有约20%来自于其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此外,方差分析表明,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每增加1个单位,农产品加工业行业的销售收入、出口和就业人数分别增加35.5%,10.5%和31.7%。（4）农产品加工业FDI进入时间与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获得的技术外溢成正比关系,但随着FDI进入时间增加,这种正向作用的边际收益率呈现递减的趋势。其中,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业FDI比来自港澳台农产品加工业FDI的技术溢出速度快,农产品加工业FDI有节奏进入比无节奏进入的技术溢出速度快,但它不调节前向农产品加工业FDI进入时间的作用。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从农产品加工业FDI获得技术溢出速度快,要素市场扭曲负向调节FDI进入时间对技术溢出速度的影响,但是不调节前向FDI进入时间对技术溢出速度的影响。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同农产品加工业FDI企业之间的技术距离正向调节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速度,地理距离负向调节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速度。3、可能的创新之处:（1）研究视角的创新。从FDI研究的一般情况来看,传统FDI研究大多采取静态、截面、瞬时视角去研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本文考察FDI技术溢出的时间维度,即动态视角,并以我国农产品加工工业为行业背景。（2）研究内容的创新。首先,本文从时间维度视角重新对FDI技术溢出的作用机制进行阐释,并采用多理论视角丰富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理论基础。其次,构建一个完整、系统的FDI影响因素作用框架,增强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和行业及地域关联性,进而极大的拓展现有FDI技术溢出影响因素的内涵、广度和深度。最后,本文除讨论行业内溢出效应,同时还将考虑行业间的溢出时间效应问题,这也是现有研究较少涉猎的范畴。（3）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文以农产品加工业微观企业作为样本观测对象,克服了宏观层面、行业层面研究对企业的同质性假设,可以引入更多的企业异质性特征,使得研究结论更贴近企业决策主体,进而可望获得更有效的政策建议。同时,研究中引入多种方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确保更加稳健、可靠的估计结果。最后,对于农业企业绩效的测量,将同时采用企业总产值和创新绩效指标。这种做法既沿袭了FDI研究的传统,同时更体现了当前创新型国家战略下的企业创新现实需求,也确保了本研究能够提供更加丰富和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莉姿（CHANTHANILEUTH VILATPHORN）[4]（2020）在《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及其经济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老挝实行经济开放以来,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这得益于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不断完善。当前,老挝政府在为继续积极吸引外资作出努力,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老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技术进步、推动相关制度变革等具有重要作用。随着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作用于老挝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挤入效应非常明显,在间接促进了老挝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促进了老挝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就业率的提升。当然,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也产生了挤出效应,包括对老挝本土企业竞争力的削弱以及加剧了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等。本文结合外商直接投资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理论,基于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现状与老挝经济发展现实,探讨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产生与变迁历程,剖析制度理论框架下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特征与动因,进而对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基本内容展开研究,分析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功能与效应,研究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产生的效应机理与路径依赖及其经济效应。根据制度变迁理论与制度效应理论,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种市场经济下的制度安排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具有促进作用。在戴维·菲尼的理论框架下,影响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的因素代表了建立制度变化实证模型的一个重要方法。因此,我们在对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时,需要把有关影响制度供给与需求的重要因素考虑在内。在老挝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逐渐转变的过程当中,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投资制度内容的“介入”,不断作用于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和效应。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产生了一个基本命题,即:制度是内生的,它对经济增长会产生重大影响,制度的作用最终体现在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作为一个庞大的制度分支体系,其影响过程必然不是由一种FDI数据值来反映的,而是由多种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倾向的数据指标集展现的（即FDI制度因子）,鉴于这种多对一评价值模型具有较高系数的分散性,本文以准入制度、审批制度、管理制度和鼓励制度为FDI制度评价指标体系中的4个一级维度指标,并分别从4个不同制度视角选取维度变量,借助MATLAB软件,对变量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因子分析,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计量经济模型,利用协整分析和回归分析研究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和老挝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老挝短期的政策鼓励并不能完全刺激外商直接投资比例的增加。从长期发展看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与老挝经济增长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影响,且这种正相关以每增加1个百分点的FDI综合制度值,老挝GDP将会增加0.7259%。且外商直接投资短期内对老挝的经济增长（GDP）的影响相对较小,即FDI波动1个百分点,那么经济增长将同向变化0.391628个百分点,且GDP的调整系数为-2.093457。整体来看,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与老挝经济增长间存在正相关的互作关系,其中管理制度、准入制度及鼓励制度是促进老挝经济增长和FDI投入的主要影响因子,由此得证老挝的FDI制度体系及其变迁总值可以刺激和促进老挝的经济增长,且拥有明显的经济效应。基于此,本文在最后通过对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战略目标与定位的分析,给出了提升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效应以及规避挤出效应的制度完善对策与建议,认为在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时应注重老挝与外国投资企业的战略目标的协调,应结合老挝社会与经济发展实际建立动态管理模式。注重对制度环境特别是法治环境与公平竞争环境的维护并充分发挥政府中介引导作用。
韩晓涵[5]（2020）在《FDI、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越来越密切,吸引了大量外资的进入。外资流入为中国带来高的GDP增长率的同时引发的是大量资源被滥用,大范围的环境被污染。尽管实施相关环境规制政策在提升环境质量方面有一定的效果,但环境规制的实施经常以牺牲经济效益为代价。因此,要想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关注资源与环境能否协调,能否带来更多稳定可持续的绿色经济。现如今,生态效率作为衡量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能够全面反映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综合水平,更好地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成为绿色发展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城市群是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承载工具,也是最近十几年来我国发展的重要国策,并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和动力源泉。基于此,本文以中国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以其中199个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首先,梳理和总结国内外关于FDI、环境规制与生态效率三者间的相关文献。其次,通过图表、数据描述中国城市群FDI、环境规制的发展现状。利用超效率DEA模型对中国城市群生态效率进行评价,分析其时空分布特征和动态演进过程。再次,探讨FDI、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机制。然后,从FDI、环境规制和交互项三个角度研究FDI、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情况,并就东中西部城市群的地区差异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实证结果分析可知,FDI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呈现显着负相关,印证了“污染避难所”的存在;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呈现显着正相关,说明了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产生“创新补偿”效应;FDI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呈现显着正相关,说明FDI和环境规制交互作用明显,且FDI通过规制效应对生态效率产生积极影响。最后,结合本文的研究发现和现实状况,从加强引资体制建设、强化环境监督机制、协调区域发展战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合理干预外资流入五个角度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城市群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启示。综上所述,本文通过测算能够反映我国经济与环境综合要求的生态效率值后,进一步将资源与环境纳入研究范围,通过现状研究、理论分析、实证检验,较全面地阐述了FDI、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情况。并就如何更好地利用外资,改善我国生态环境,提高生态效率,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对策建议,这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刘雪梦[6]（2020）在《FDI对中国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伴随着全球技术和产业的深刻变革,新工业革命的兴起,绿色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工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传统的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和低附加值的工业发展模式已成为制约工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因此,促进工业经济、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即提高工业生态效率是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此外,现有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FDI）在工业生态效率的变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关于二者间的关系还存在较多分歧,且有关FDI对工业生态效率影响机理的文献相对较少。有鉴于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FDI异质性特征,在对FDI数量和质量及工业生态效率进行界定后,分析了FDI对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采用中国2001-2017年30个省、市（西藏和港澳台数据不全予以剔除）面板数据及包含共同前沿和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分别对FDI和工业生态效率进行了测度,并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和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FDI对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样本期内,中国工业生态效率整体偏低,区域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东部地区的工业生态效率高于全国均值,中西部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从总影响来看,FDI质量对工业生态效率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而FDI数量的溢出效应不显着,工业生态效率与FDI数量和质量呈正相关关系。（3）从间接影响来看,FDI质量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改善了工业生态效率,而FDI数量分别通过弱化环境规制负面效应及恶化产业结构产生正负外部性,其综合溢出效应并未通过显着性检验,即FDI数量对工业生态效率影响不显着。所以,在引资过程中需加强对FDI质量的甄别、提高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及改善投资环境,以促进FDI与工业生态效率正向互动的良性循环。
梁炜[7]（2020）在《科技创新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经济发展的显着特征。这一特征,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思路、经济政策以及宏观调控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实现依据。在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诸多要素中,科技创新至关重要。经验证明,科技创新是保持经济长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所在,是实现国家实力跃迁的重要基础,也是抵御“黑天鹅”“灰犀牛”等公共事件和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重要保障。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制约科技创新的诸多制度藩篱不断被破除,创新活力得到有效激发,中国科技实力迈上了新的台阶,已经具备实现跨越发展、成为世界科创中心的基础和条件。然而从现实表现来看,科技创新“红利”释放不足,未能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应有的支撑作用,主要表现为:科技进步贡献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低,关键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产学研脱节现象仍然存在,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相对缓慢,产业结构升级迟缓,产业链长期处于“低端锁定”状态。总体来看,科技供给不能有效满足发展需求,技术供给和技术需求存在结构性矛盾,形成了“科技进步陷阱”。当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孜孜以求的目标时,对科技创新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机理分析、问题辨识,以及基于转型背景下的对策研究,成为了本论文的初衷和目标。本论文首先构建了一个科技创新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其逻辑机理进行系统性分析与阐释,同时分别提出科技创新支撑生产效率提升、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发展方式转变的三个研究假说;其次,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1990-2017年中国科技创新现实表现进行了测度,并提出了改进的DEA分析方法——综合数据包络分析方法CDEA（Comprehensive Data Envelope Analysis）,使用该方法对2013-2017年中国科技创新绩效进行了评价,在评价的基础上厘清现阶段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再次,分别从生产效率、经济结构、发展方式的角度对科技创新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最后,探讨转型背景下提升科技创新支撑度的对策建议。本论文的主要贡献有:（1）在分析框架方面,基于新时期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阶段转换的大背景,初步搭建了科技创新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将科技创新与效率提升、结构变迁、发展方式转变纳入同一个逻辑框架中,从而对科技创新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机制做系统性分析;同时构建了四阶段的科技创新全链条模型,分别从过程和结果角度对科技创新的内涵进行界定。（2）在测度方法方面,借鉴人工智能领域的计算方法,创新性地对传统DEA方法进行改进,构建CDEA模型,力图克服DEA孤立分割优化目标的片面性,以综合性、全面性的视角对创新绩效做出评价。（3）在对策建议方面,基于国际创新环境变化、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现实背景,按照系统性、协调性、耦合性的原理,构建科技创新“模式—路径—政策”的“三位一体”转型策略,该体系的核心在于“转型”,逻辑层级在于“路径”实施是“模式”选择的实现形式,同时又为“模式”提供了保障手段,同样的“政策”制定是“路径”实施的实现形式,同时又为“路径”提供了保障手段。经济发展的落脚点在于追求人类最终价值的实现,这是经济研究哲学高度的不断跃升,也是经济实践文明演进的不断进步,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高级状态。本论文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为科技创新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个逻辑自洽的分析框架,探索科技创新有力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症之药”,在新的起点上,通过因势利导的发展思维、道路和决策,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走上强国之路,同时为世界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张静丽[8]（2020）在《异质性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研究》文中指出得益于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我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暗藏着的却是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等隐忧。为破解这一困局,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要求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增长,以推动经济绿色转型。而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上的重要一环,无疑会影响我国经济绿色转型目标的达成,如何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来驱动绿色经济发展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为此,有部分学者开始利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绿色经济增长绩效,并进一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系,以此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但这部分研究多将外商直接投资视为同质资本,忽视了不同性质外商直接投资给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带来的差异化影响,得出的结论针对性较弱。有鉴于此,本文从投资方式差异和投资动机差异两个角度出发,将FDI分为合资型FDI和独资型FDI、出口导向型FDI和市场导向型FDI两组,分析异质性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希望借此判断何种引资方式有利于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以及判断是否需要调整市场导向型FDI和出口导向型FDI的引入策略。为了系统地研究该问题,本文进行了理论分析、现状分析和实证分析。理论分析部分构建起了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框架。在对外商直接投资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进行界定后,文章从资本效应、技术转移效应、技术溢出效应、环境效应四方面入手,系统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并依据该机制进一步分析不同投资方式FDI、不同投资动机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差异,理论分析得出合资型FDI与独资型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大小和方向上的不确定性、市场导向型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应当大于出口导向型FDI两个推论。在现状分析部分,先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法,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总体状况、投资方式、产业分布、来源地分布进行分析,以把握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趋势和特征。再采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DEA-GML指数测算出我国的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结果显示2000-2015年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下降趋势,且其下降主要由技术效率退步引起。在实证分析部分,首先采用系统GMM方法对中国2000-2015年的省际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基准回归,从总体角度判断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然后基于投资方式和投资动机对外商直接投资进行分组,实证检验不同性质FDI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差异,得出的结论如下:1)总体而言,流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显着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2)合资型FDI显着提升了我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独资型FDI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3)出口导向型FDI显着提升了我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市场导向型FDI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影响但效果并不显着。针对实证得出的结论,文章进一步结合理论和我国的实际引资情况进行了解释。基于实证检验的结果,本文就如何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来驱动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加强中外合作,合理增大中外合资型FDI的比例;二是提升出口导向型FDI的水平技术溢出和纵向技术溢出,保证出口导向型FDI能持续促进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三是把控好市场导向型FDI的流向,引导市场导向型FDI流入中高端产业和低污染行业,以促使其产生更加明显的外溢效应,有效推动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贾箫扬[9]（2020）在《绿色技术创新来源对中国工业绿色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工业绿色发展是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增长动能转换和满足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我国工业化道路的历史机遇和必然选择。在新中国前30年的发展史上,中国工业凭借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加快推进工业规模扩张和建立健全工业生产体系,为工业化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则逐步转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模仿创新”为载体,迅速缩小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工业发展的技术差距,建立起了世界工业门类最为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然而,在中国经济实力和工业化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工业发展内外部形势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资源环境约束、人口红利消退和国际贸易争端频发等问题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和工业“大而不强”的现实问题亟待解决。绿色技术创新是影响工业绿色绩效的关键因素,技术密集程度和污染密集程度不同的各类行业,其绿色技术创新来源选择具有差异性,因而探究行业异质性视角下绿色技术创新来源对工业绿色绩效的影响,并探索相应的提升对策就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将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来源分为绿色技术研发、国外绿色技术引进、国内绿色技术引进和绿色技术改造四类,并选取技术密集程度和污染密集程度两个指标将工业行业划分为低技术低污染、低技术高污染和高技术低污染三类,在此基础上考察行业异质性视角下绿色技术创新来源对工业绿色绩效的影响,就资源禀赋不同的工业行业在绿色转型背景下如何充分利用不同技术创新渠道有效提升行业绿色技术水平和绿色绩效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不同绿色技术创新来源影响工业绿色绩效的研究结果表明:绿色技术研发和国内绿色技术引进与工业绿色绩效之间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关系,且研究期内以促进作用为主;国外绿色技术引进与工业绿色绩效之间不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关系,但线性回归系数显着为正,表明国外绿色技术引进能够持续促进工业绿色绩效提升;绿色技术改造与工业绿色绩效之间呈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曲线关系,研究期内以抑制作用为主。第二,考虑行业异质性的进一步分析得出:绿色技术研发与工业全行业、低技术低污染行业和低技术高污染行业绿色绩效之间都呈“U”型曲线关系,与高技术低污染行业绿色绩效呈单调递增关系;国外绿色技术引进与低技术高污染行业绿色绩效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在工业全行业、低技术低污染行业和高技术低污染行业呈单调递增关系;国内绿色技术引进与工业全行业和低技术低污染行业绿色绩效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对低技术高污染行业和高技术低污染行业绿色绩效无明显影响;绿色技术改造与工业全行业、低技术低污染行业和低技术高污染行业绿色绩效之间都呈倒“U”型曲线关系,对高技术低污染行业绿色绩效无明显影响。基于本文研究结论,提出如下相关对策建议:低技术低污染行业绿色绩效提升的主要途径在于国外绿色技术引进和增强绿色技术研发能力,提高研发投入要素优化配置,加强对绿色技术引进的主动性和选择性。低技术高污染行业绿色绩效提升的重点在于增强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通过政府的适度引导与政策支持,扶持和培养行业绿色技术研发能力。高技术低污染行业应继续增加知识资本存量和提高绿色技术研发水平,发挥国外绿色技术引进和企业绿色技术研发的协同作用,进一步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工业行业的有效实施。
刘志永[10]（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二、FDI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绩效及对策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FDI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绩效及对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FDI及国际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对中国先进制造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基于制度环境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的研究 |
| 1.2.2 国际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分析 |
| 1.2.3 制度环境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
| 1.2.4 相关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概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先进制造业 |
| 2.1.2 创新产出 |
| 2.1.3 制度环境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技术溢出的相关理论概述 |
| 2.2.2 技术创新的相关理论概述 |
| 2.2.3 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概述 |
| 第三章 中国技术外溢渠道、制度环境和创新发展状况 |
| 3.1 中国技术外溢渠道发展状况 |
| 3.1.1 中国FDI及国际贸易发展现状 |
| 3.1.2 中国先进制造业FDI及国际贸易发展现状 |
| 3.2 产业吸收技术外溢效应的制度环境条件 |
| 3.2.1 制度环境水平变化状况 |
| 3.2.2 区域制度环境差异状况 |
| 3.3 中国先进制造业创新水平发展现状 |
| 3.3.1 我国先进制造业创新投入状况 |
| 3.3.2 我国先进制造业创新产出状况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制度环境视角下技术外溢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机制 |
| 4.1 制度环境影响下FDI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机制 |
| 4.1.1 FDI的后向关联效应与先进制造业的创新产出 |
| 4.1.2 FDI的前向关联效应与先进制造业的创新产出 |
| 4.2 制度环境影响下国际贸易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机制 |
| 第五章 技术外溢对先进制造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分析 |
| 5.1 计量模型选择 |
| 5.2 变量确定、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
| 5.3 技术外溢对先进制造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
| 5.3.1 内生性问题 |
| 5.3.2 外商直接投资及对外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 |
| 5.4 技术外溢效应的地区性差异分析 |
| 第六章 制度环境视角下技术外溢对先进制造业创新产出的门槛效应分析 |
| 6.1 模型选择与说明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门槛值的确定 |
| 6.1.3 门槛效应的检验 |
| 6.2 面板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 |
| 6.3 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
| 6.3.1 变量替换检验 |
| 6.3.2 变换模型检验 |
| 第七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与数据资料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数据资料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FDI的内涵及理论解释 |
| 2.1.1 FDI概念 |
| 2.1.2 FDI动因的理论解释 |
| 2.2 FDI技术溢出内涵及作用机理 |
| 2.2.1 FDI技术溢出的内涵 |
| 2.2.2 FDI技术溢出的作用机理 |
| 2.3 FDI技术溢出的经验证据 |
| 2.3.1 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的支持证据 |
| 2.3.2 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的不支持证据 |
| 2.4 FDI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影响因素 |
| 2.5 农业及农产品加工领域FDI相关研究 |
| 2.5.1 农业及农产品加工领域FDI使用政策及直接效应研究 |
| 2.5.2 农业及农产品加工领域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
| 2.6 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述评 |
| 第3章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1 时间效应概念 |
| 3.2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内涵及辨析 |
| 3.2.1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内涵 |
| 3.2.2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内涵辨析 |
| 3.3 FDI技术溢出“四点论”的时间效应拓展 |
| 3.3.1 竞争效应的时间作用 |
| 3.3.2 模仿—示范效应的时间作用 |
| 3.3.3 人员流动效应的时间作用 |
| 3.3.4 关联效应的时间作用 |
| 3.4 基于多理论视角的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形成机理 |
| 3.4.1 基于组织学习理论视角 |
| 3.4.2 基于技术追赶理论视角 |
| 3.4.3 基于时间压缩不经济理论视角 |
| 3.4.4 基于“干中学”理论视角 |
| 3.4.5 基于技术扩散理论视角 |
| 3.5 基于“机会—动机—能力”模型的FDI技术溢出时间影响因素理论分析模型构建 |
| 3.5.1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影响因素的整体分析框架 |
| 3.5.2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机会因素—FDI来源地及进入节奏的作用机理 |
| 3.5.3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动机因素—企业所有制和要素市场扭曲的作用机理 |
| 3.5.4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能力因素—技术距离和地理距离的作用机理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及其FDI利用现状分析 |
| 4.1 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现状 |
| 4.1.1 农产品加工业定义 |
| 4.1.2 农产品加工业总体发展情况 |
| 4.1.3 农产品加工业行业和区域发展情况 |
| 4.1.4 农产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 |
| 4.2 农产加工业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协整关系分析 |
| 4.2.1 单位根检验 |
| 4.2.2 协整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 |
| 4.2.3 建立VAR模型 |
| 4.2.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4.2.5 方差分解 |
| 4.3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现状 |
| 4.3.1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历史考察 |
| 4.3.2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行业及区域分布 |
| 4.3.3 农产品加工业FDI企业情况 |
| 4.4 FDI对农业产品加工业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
| 4.4.1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与其技术进步的协整分析 |
| 4.4.2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与其经济发展的协整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
| 5.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5.2 数据来源与数据匹配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数据匹配 |
| 5.3 样本选择与变量测量 |
| 5.3.1 样本选择 |
| 5.3.2 变量测量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实证结果 |
| 6.1 描述性统计 |
| 6.2 主效应检验 |
| 6.2.1 FDI进入时间对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的影响 |
| 6.2.2 FDI进入时间对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
| 6.3 影响因素检验 |
| 6.3.1 基于学习机会视角的检验 |
| 6.3.2 基于学习动机视角的检验 |
| 6.3.3 基于学习能力视角的检验 |
| 6.4 内生性及稳健性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模糊匹配主体功能的 Java 源程序及实现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研究成果 |
（4）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及其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学者相关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综述评价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路线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 |
| 2.1.1 外商直接投资(FDI) |
| 2.1.2 FDI形成的理论基础 |
| 2.2 制度及制度变迁理论 |
| 2.2.1 制度 |
| 2.2.2 制度变迁理论 |
| 2.2.3 制度变迁中的产权理论 |
| 2.3 制度效率理论 |
| 2.3.1 检验制度效率的交易费用理论 |
| 2.3.2 以制度效率为核心的契约理论 |
| 2.4 制度经济效应理论 |
| 2.4.1 制度经济效应 |
| 2.4.2 制度意义上的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效应 |
| 2.4.3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效应的发生机理 |
| 2.4.4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效应的路径依赖 |
| 第3章 老挝经济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 3.1 老挝经济发展现状 |
| 3.1.1 老挝GDP发展水平 |
| 3.1.2 老挝经济产业结构 |
| 3.1.3 老挝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
| 3.1.4 老挝劳动力就业率 |
| 3.1.5 老挝经济发展优势与劣势 |
| 3.2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
| 3.2.1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规模 |
| 3.2.2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源 |
| 3.2.3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 |
| 3.2.4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模式 |
| 3.3 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经验 |
| 3.3.1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政策 |
| 3.3.2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聚集效应 |
| 3.3.3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 |
| 第4章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历史变迁 |
| 4.1 发展中国家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三阶段模型 |
| 4.1.1 三阶段模型 |
| 4.1.2 老挝引进外商投资的不同阶段 |
| 4.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历程 |
| 4.2.1 开国时期 |
| 4.2.2 开放时期 |
| 4.2.3 21世纪以后 |
| 4.3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特征 |
| 4.3.1 呈“渐进式”特征 |
| 4.3.2 呈独资化趋势 |
| 4.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动因解析 |
| 4.4.1 政治制度因素 |
| 4.4.2 社会经济因素 |
| 第5章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内容、功能与效应分析 |
| 5.1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基本内容 |
| 5.1.1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准入制度 |
| 5.1.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审批制度 |
| 5.1.3 老挝外商投资经营管理制度 |
| 5.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功能 |
| 5.2.1 强制与调节性功能 |
| 5.2.2 引导与开放性功能 |
| 5.3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效应分析 |
| 5.3.1 FDI对流入国的挤入效应 |
| 5.3.2 FDI对流入国的挤出效应 |
| 5.3.3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挤入效应 |
| 5.3.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挤出效应 |
| 5.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问题与缺陷 |
| 5.4.1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执行力度差 |
| 5.4.2 外商投资法律体系不健全 |
| 5.4.3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效应不明显 |
| 5.4.4 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实施机制不完善 |
| 第6章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
| 6.1 理论假设 |
| 6.2 变量选取 |
| 6.2.1 准入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2.2 审批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2.3 管理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2.4 鼓励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3 数据来源 |
| 6.4 老挝FDI制度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
| 6.4.1 数据质量分析及预处理 |
| 6.4.2 变量筛选 |
| 6.4.3 综合评价值的计算 |
| 6.4.4 综合值计算步骤 |
| 6.5 老挝FDI制度的经济效应分析 |
| 6.5.1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6.5.2 协整性检验 |
| 6.5.3 老挝FDI制度体系经济效应的回归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提升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经济效应的对策建议 |
| 7.1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战略目标与定位 |
| 7.1.1 外商直接投资在老挝的经济战略目标 |
| 7.1.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战略目标 |
| 7.1.3 老挝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战略利益冲突 |
| 7.1.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战略定位 |
| 7.2 促进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完善的对策建议 |
| 7.2.1 健全老挝外商直接投资法律制度体系 |
| 7.2.2 构建“互利、互益、长期绿色”的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环境 |
| 7.2.3 加强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韧性化”管理 |
| 7.2.4 转变政府职能、构筑宏观引资体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FDI、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相关概念研究综述 |
| 1.2.2 生态效率评价方法与环境规制测算方法研究综述 |
| 1.2.3 FDI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综述 |
| 1.2.4 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综述 |
| 1.2.5 FDI对环境规制的影响研究综述 |
| 1.2.6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FDI、环境规制与生态效率的现状分析 |
| 2.1 中国城市群FDI现状分析 |
| 2.1.1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特点 |
| 2.1.2 中国城市群FDI发展现状 |
| 2.2 中国城市群环境规制现状分析 |
| 2.2.1 中国环境污染现状 |
| 2.2.2 中国城市群环境规制发展现状 |
| 2.3 中国城市群生态效率测算与现状分析 |
| 2.3.1 中国城市群生态效率测算 |
| 2.3.2 中国城市群生态效率总体评价与时空特征 |
| 第3章 FDI、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影响研究的理论与机制分析 |
| 3.1 相关理论概述 |
| 3.1.1 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理论 |
| 3.1.2 环境规制相关理论假说 |
| 3.2 FDI、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影响的作用机制 |
| 3.2.1 FDI对生态效率影响的作用机制 |
| 3.2.2 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影响的作用机制 |
| 3.2.3 FDI通过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影响的作用机制 |
| 第4章 FDI、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影响研究的实证分析 |
| 4.1 FDI与环境规制的相关性分析 |
| 4.1.1 FDI同环境规制的相关性检验 |
| 4.1.2 FDI同环境规制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
| 4.2 FDI、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2.1 模型构建 |
| 4.2.2 指标选取及数据说明 |
| 4.2.3 描述性统计 |
| 4.2.4 实证检验 |
| 4.2.5 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
| 4.2.6 稳健性分析 |
| 第5章 研究发现与对策建议 |
| 5.1 研究发现 |
| 5.2 对策建议 |
| 5.2.1 加强引资体制建设 |
| 5.2.2 强化环境监督机制 |
| 5.2.3 协调区域发展战略 |
| 5.2.4 提升人力资本水平 |
| 5.2.5 合理干预外资流入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历、申请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6）FDI对中国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生态效率的相关研究 |
| 1.3.2 FDI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 |
| 1.3.3 FDI对生态效率影响的相关研究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点 |
| 第二章 FDI对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机理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FDI数量 |
| 2.1.2 FDI质量 |
| 2.1.3 工业生态效率 |
| 2.2 FDI对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 |
| 2.2.1 FDI通过产业结构影响工业生态效率 |
| 2.2.2 FDI通过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工业生态效率 |
| 2.2.3 FDI通过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生态效率 |
| 2.2.4 FDI通过技术创新影响工业生态效率 |
| 第三章 FDI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 3.1 FDI的测度 |
| 3.1.1 FDI数量的测度 |
| 3.1.2 FDI质量的测度 |
| 3.2 中国利用FDI的现状分析 |
| 3.2.1 中国利用FDI数量现状 |
| 3.2.2 中国利用FDI质量现状 |
| 第四章 工业生态效率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 4.1 工业生态效率的测度 |
| 4.1.1 测算方法 |
| 4.1.2 指标选取 |
| 4.2 工业生态效率的现状分析 |
| 4.2.1 工业生态效率的时空变动分析 |
| 4.2.2 工业生态效率的区域差异分析 |
| 第五章 FDI对工业生态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
| 5.1.2 模型的构建 |
| 5.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2.1 总的影响结果与分析 |
| 5.2.2 间接影响结果与分析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2.1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转变治污方式,制定差异化策略 |
| 6.2.2 加强对FDI质量的甄别 |
| 6.2.3 优化投资环境,实现用高质量的外资服务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7）科技创新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和组织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分析框架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述评 |
| 2.1 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文献综述 |
| 2.1.1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演变 |
| 2.1.2 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 |
| 2.1.3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
| 2.2 关于科技创新的文献综述 |
| 2.2.1 科技创新的内涵 |
| 2.2.2 科技创新的绩效评价 |
| 2.2.3 科技创新模式 |
| 2.3 关于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质量关系的文献综述 |
| 2.3.1 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数量的关系 |
| 2.3.2 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质量的关系 |
| 2.4 现有文献述评及对论文的启示 |
| 第三章 科技创新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 |
| 3.1 科技创新的内涵界定 |
| 3.2 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分析 |
| 3.2.1 支撑高速度增长的传统增长动能式微的态势描述 |
| 3.2.2 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形成条件 |
| 3.2.3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及特征 |
| 3.3 科技创新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机制 |
| 3.3.1 科技创新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般逻辑机理 |
| 3.3.2 支撑机制Ⅰ:基于生产效率的视角 |
| 3.3.3 支撑机制Ⅱ:基于经济结构的视角 |
| 3.3.4 支撑机制Ⅲ:基于发展方式的视角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科技创新的绩效评价 |
| 4.1 中国科技创新情况的历史考察 |
| 4.1.1 科技创新指数的测度 |
| 4.1.2 1990-2017年中国科技创新特征事实的基本描述 |
| 4.2 中国科技创新绩效的评价方法和模型的建立 |
| 4.2.1 综合数据包络分析方法CDEA模型的构建 |
| 4.2.2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
| 4.3 现阶段中国科技创新的绩效评价分析 |
| 4.3.1 科技创新投入对科技创新产出的效率评价 |
| 4.3.2 科技创新系统的阶段效率评价 |
| 4.3.3 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贡献评价 |
| 4.4 近年来科技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生产效率视角下科技创新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机制分析 |
| 5.1 科技创新促进生产效率提升的理论逻辑 |
| 5.2 计量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5.2.1 模型构建和指标选取 |
| 5.2.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全国面板数据回归 |
| 5.3.2 区域面板数据回归 |
| 5.3.3 经验解释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经济结构视角下科技创新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机制分析 |
| 6.1 科技创新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机制 |
| 6.2 计量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6.2.1 模型构建和指标选取 |
| 6.2.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全国面板数据回归 |
| 6.3.2 地区面板数据回归 |
| 6.3.3 经验解释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发展方式视角下科技创新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机制分析 |
| 7.1 科技创新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机制 |
| 7.2 计量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7.2.1 模型构建和指标选取 |
| 7.2.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3 实证分析 |
| 7.3.1 全国面板数据回归 |
| 7.3.2 地区面板数据回归 |
| 7.3.3 经验解释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以科技创新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
| 8.1 模式转型 |
| 8.1.1 模式转型的主要思路 |
| 8.1.2 “一体”——国家科技创新制度体系 |
| 8.1.3 “两翼”——中心城市与产业转型升级合纵 |
| 8.1.4 “三方”——“研—产—区”三方联动机制 |
| 8.1.5 “四协同”——政府、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市场的充分融合对接 |
| 8.2 路径转型 |
| 8.2.1 路径转型的主要思路 |
| 8.2.2 科技创新主体的转型 |
| 8.2.3 科技创新任务的转型 |
| 8.3 政策转型 |
| 8.3.1 政策转型的主要思路 |
| 8.3.2 创新政策转型 |
| 8.3.3 产业政策转型 |
| 8.3.4 财税政策转型 |
| 8.3.5 金融政策转型 |
| 8.3.6 人才政策转型 |
| 8.3.7 对外政策转型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和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9.1 结论 |
| 9.2 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附录 :CDEA模型求解程序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异质性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外商直接投资分类方法研究综述 |
| (二)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法研究综述 |
| (三) 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综述 |
| (四) 文献评述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外商直接投资的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分析 |
| 一、基于资本渠道的影响机制分析 |
| (一) 资本挤入效应 |
| (二) 资本挤出效应 |
| 二、基于技术转移渠道的影响机制分析 |
| (一) 传统产业升级式技术转移 |
| (二) 先进技术输入式技术转移 |
| 三、基于技术溢出渠道的影响机制分析 |
| (一) 产业内水平溢出 |
| (二) 产业间垂直溢出 |
| 四、基于生态环境渠道的影响机制分析 |
| (一) 规模效应 |
| (二) 结构效应 |
| (三) 技术效应 |
| 第四节 异质性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差异分析 |
| 一、不同投资方式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差异 |
| 二、不同投资动机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差异 |
| 第二章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 |
|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状况 |
|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方式分析 |
| 三、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分布状况 |
| 四、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状况 |
| 第二节 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析 |
| 一、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 |
| (一) 构造生产可能性集合 |
| (二) 定义SBM方向性距离函数 |
| (三) 结合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 |
| 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指标选取 |
| 三、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分析 |
| 第三章 异质性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模型构建及变量选取 |
| 一、实证模型构建 |
| 二、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
| 第二节 实证方法及数据检验 |
| 一、实证方法说明 |
| 二、数据平稳性检验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二、异质性检验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四章 研究结论、对策建议及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对策与建议 |
| 一、加强中外合作,合理增大合资型FDI比例 |
| 二、提升“双向”溢出,持续发展出口导向型FDI |
| 三、注重引资质量,把控市场导向型FDI流向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9）绿色技术创新来源对中国工业绿色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研究目标、思路和方法 |
| 1.2.1 研究目标和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技术路线及内容安排 |
| 1.3.1 研究结构框架 |
| 1.3.2 研究内容安排 |
| 2 文献综述 |
| 2.1 工业绿色发展相关研究 |
| 2.1.1 工业绿色发展内涵 |
| 2.1.2 绿色发展路径探索 |
| 2.1.3 工业绿色发展评价研究 |
| 2.2 绿色技术创新相关研究 |
| 2.2.1 绿色技术创新的内涵 |
| 2.2.2 绿色技术创新的评价及动力机制 |
| 2.3 技术创新来源与工业绿色绩效 |
| 2.3.1 技术进步与工业绿色绩效 |
| 2.3.2 研发创新与工业绿色绩效 |
| 2.3.3 非研发创新与工业绿色绩效 |
| 2.4 本章小结 |
| 3 研究基础与假设提出 |
| 3.1 绿色技术创新来源的选择 |
| 3.2 工业行业类别划分 |
| 3.3 绿色技术创新来源影响工业绿色绩效的研究假设 |
| 3.4 考虑行业异质性的进一步研究假设 |
| 3.5 本章小结 |
| 4 中国工业技术创新及绿色发展现状分析 |
| 4.1 工业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的国际比较 |
| 4.1.1 工业技术创新的国际比较 |
| 4.1.2 工业绿色发展的国际比较 |
| 4.2 中国工业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的行业对比 |
| 4.2.1 中国工业技术创新的行业对比 |
| 4.2.2 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行业对比 |
| 4.3 本章小结 |
| 5 模型构建及数据来源 |
| 5.1 模型构建 |
| 5.2 变量度量 |
| 5.2.1 被解释变量 |
| 5.2.2 解释变量 |
| 5.2.3 控制变量 |
| 5.3 数据来源 |
| 5.4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结果 |
| 5.5 指标描述性统计 |
| 5.6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5.7 本章小结 |
| 6 绿色技术创新来源影响工业绿色绩效的经验检验 |
| 6.1 基本回归结果 |
| 6.1.1 绿色技术创新来源影响工业绿色绩效的回归结果 |
| 6.1.2 稳健性检验 |
| 6.2 考虑行业异质性的进一步回归结果 |
| 6.2.1 各类行业绿色技术创新来源影响工业绿色绩效的回归结果 |
| 6.2.2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
| 6.2.3 稳健性检验 |
| 6.3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3 不足之处及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10）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四、FDI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绩效及对策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FDI及国际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对中国先进制造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基于制度环境视角[D]. 付鹏超. 兰州大学, 2021(12)
- [3]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D]. 任长秋. 西南大学, 2020(05)
- [4]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及其经济效应研究[D]. 莉姿（CHANTHANILEUTH VILATPHORN）. 吉林大学, 2020(03)
- [5]FDI、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D]. 韩晓涵. 桂林理工大学, 2020(02)
- [6]FDI对中国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D]. 刘雪梦. 西安石油大学, 2020(12)
- [7]科技创新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 梁炜. 西北大学, 2020(07)
- [8]异质性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研究[D]. 张静丽.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0(02)
- [9]绿色技术创新来源对中国工业绿色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D]. 贾箫扬.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10]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