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纺织高校基础科学学报》第17卷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田兴洪,尤金亮[1]（2019）在《“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参与社区矫正模式的法律机理及实践路径》文中提出社区矫正中的社区参与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社区参与主体在参与社区矫正的过程中形成的较为稳定的具有可模仿性的结构形态。社区矫正中的社区参与模式的构成要素包括参与目标、参与主体、参与对象、参与客体和参与质量等。我国现行社区矫正中的社区参与模式是"2+N"参与模式。我国社区矫正中的社区参与模式的优化路径在于构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参与模式以取代我国现行"2+N"参与模式。
张翰雄[2]（2020）在《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法分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专利法》体系结构的特点之一,是将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三种专利权客体同时规定在一部法律文本之中,并将三种发明创造均称为"专利"。这一特点正在遭到质疑和诟病,由此产生了主张将《专利法》进行"三法分立"的主张。《专利法》的体系结构调整,应建立在尊重立法历史和法律稳定性的基础上,通过研究法律体系"分"与"合"的内在规律,结合我国民法典编纂和知识产权法体系化的整体趋势,从内生性动因和外生性动因两方面分析《专利法》"三法分立"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不应简单地将"分"与"合"的关系割裂开来,片面追求"三法分立"。《专利法》"三法分立"作为解决专利制度弊病的可能手段,也并不具备充足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应当以专利法的体系化为目标,综合运用"分"与"合"的技术,在"统分结合"的路线指导之下,实现《专利法》体系结构和内容的优化。
孙磊[3]（2018）在《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文中提出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中华自然科学社是历时较长、影响较大的综合性科学社团。1927年9月,中央大学理工科大学生秉持在中国发展与应用科学的理念,在校内结社,组建了中华自然科学社。到20世纪30年代初,社员相继成长为职业科学工作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科学界的科学救国思潮影响下,他们从科学职业身份出发认识到自身的科学救国责任,总结晚清以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认为科学在中国发展缓慢的症结在于科学没有得到广泛社会应用,于是将普及科学视同应用科学的有效途径,从1932年开始,直至1937年,编行科普刊物《科学世界》,致力于科学的大众化,以促进科学在中国的应用,并确立社务活动宗旨为在中国发展与普及科学,推动社团演变为以国内职业科学工作者为主体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抗战爆发后,迁移至大后方的社员于1938年在重庆中央大学重建总社,恢复了社务活动,在当时科学工作者群思以科学贡献于抗战建国事业的社会思潮中,继续开展以《科学世界》为中心的科学普及活动直至抗战结束;同时在1942—1945年,面向英美科学界发行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展开战时中外科学交流,以发展中国科学。抗战结束后,总社在1946年夏迁回南京中央大学旧址,恢复了在国内的社务活动,从1947年到1949年,持续编行《科学世界》,令刊物成为民国时期发行时间最长的科普期刊;还创办了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作为《中国科学通讯》的延续。战后时期的中华自然科学社在国内科学界具有较大影响力,首先是规模显着,到1947年底,社员总数达到2000人以上,分布于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工业技术与农业科学等民国科学各领域。其次是与中国科学社发挥同等影响力,在1946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组中国科学促进会;1947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作,联合其他专门性科学学会,举办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1949年时与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一道,联合发起组织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新中国建立后,发展与普及科学成为政府职能,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社务活动渐趋停顿,在1951年3月底结束社务,完成发展与普及科学的历史使命。上述发展历程与主要社务活动表明,在民国科学史上,中华自然科学社发展与普及科学的社务宗旨与实践得到国内科学界认同,并因此发展成为与中国科学社齐名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本文认为,这一科学社会史现象具有深刻的研究意蕴,反映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形成认知的过程。具体来说,科学职业伦理是以科学职业理念为前提的。科学职业理念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为内涵,在科学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实践之间建立起维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性联系,形成将科学研究的理性化模式转化为社会发展的理性化目标的职业目的。由于令社会理性化本身意谓构建理性这一现代社会道德,所以这一职业目的旨在表达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而这是通过生成有效运用科学知识要以理性为价值取向的制度性规范来实现的,表现为建立起有关科学职业的道德准则,也就是以理性为价值取向,从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社会目的出发,构建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制度性规范,这就是本质上是制度伦理的科学职业伦理的内涵。返视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发展与普及科学正是科学职业理念的体现,因为发展科学旨在增进科学知识,普及科学则旨在应用科学知识指导实践,也就是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所以作为由多门学科科学工作者组成的综合性科学社团,中华自然科学社维系不同学科的科学工作者于社内的理念正是科学职业理念,成为民国科学界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社会建制。深入来看,科学职业理念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理性化目标,令中华自然科学社成为运行具有理性化意义的公共事务的社会建制,从学理上来说是一种公共领域建制,承载的是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表征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认识。本文因此以科学职业伦理作为研究视角,分章设节,对于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进行一番科学社会史考察。第一章阐述1927—1937年期间,中华自然科学社以公共领域建制为方向的体制化历程,以及这一体制化方向带动作为科学职业伦理形成之前提的责任伦理的兴起过程,指出社团的成立是科学职业理念中国化的产物,表现为民国时期,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来造就物质文明的现代性理念形成,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蕴育出科学职业理念,这是中华自然科学社缘起的结社理念,使得基于科学职业的业缘性社会关系开始在社务活动中形成,表现为民国科学界关于科学家的社会角色意识主导下,社员以作为业缘性社会关系运行方式的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开展社务活动,根据科学救国的时代需要,从1932年开始探索出以科学大众化为方向的社务活动途径,这就是通过出版通俗性科学刊物《科学世界》来普及科学于国内民众,形成作为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的科学普及规范。由于科学普及规范遵循的是发挥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路径,所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成为一种具有理性化意蕴的社会公共事务,从而生成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公共领域建制属性,以运行理性化的社会公共事务为社务活动实质,所以社团的体制化建设旨在维系科学职业的联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规制社员探索科学知识的有效运用途径,走向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社务实践。由于科学研究是社员的本职工作,这体现出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的责任伦理在社员理念中的兴起。第二章论述1938—1941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这一情形所体现的社史史实是,抗战爆发后位于大后方的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意识到,从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的抗战意向出发,大后方科学界根据科学职业理念形成自身的社会责任认识,认为应该从事应用科学研究以实现科学知识的战时应用,因此社员的社务活动也应转到这一方向上来。为此总社以应用科学为评价标准来展开科学普及,先是遵循面向发展生产力开展科学研究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展开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为社员有效运用科学知识提供必要的科技布局;在之前形成的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意识的作用下,从1939年起将应用科学学科规训转化为科学普及原则,在到1941年为止的《科学世界》编辑过程中,形成以应用科学学科知识的生产作为科普主题的局面,表现出责任伦理在实践过程中走向学科规训化途径。第三章论述1942—1945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当时总社通过向社员集稿,发行面向英美科学界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反映出当时社员主要集中在基础科学方面开展科学研究,构建出基础科学科技布局。当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由抗战意向转向建国意向之时,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也随之共同认识到要通过科学普及提振大后方基础科学教育,以发展面向建国意向的基础科学研究。在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化实践影响之下,社员从基础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形成了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对于科学普及方向的规划,走向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途径。第四章以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为题,论述在1946—1949年期间,社员意识到科学建国时代要求需要建立面向生产力的科学创新局面,以使得中国科学发展预及到世界科学创新趋势,于是开展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科学的科学创新研究情形。在社务实践中,社员一方面通过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促进中国科学界的科学创新研究经由专业交流得到确证;另一方面通过《科学世界》向国内社会普及世界科学创新情形,包括国内科学创新研究。对于科学创新研究而言,这两种社务活动发挥的是获取科学新知并予以传播的功能,在学理上来说建立起一种面向科学创新的科学新知流动局面,以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作为维系机制,为作为责任伦理实践路径的学科规训提供制度化安排。正是学科规训制度的建立使得责任伦理演变为科学职业伦理,因为这建立起支撑科学研究的科学学科规训面向生产力转化的常态化局面,根据科学创新规律,要求国内科学界对于学科规训作用于发展生产力的利他性予以阐释,使得社会信任科学创新符合社会大众利益;表现为经由《科学世界》,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保障理性目的实现的社会目的得到国内科学界阐释,使得社会大众认识到科学创新符合现代社会理性化价值取向。这在学理上反映的是国内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
张晶萍[4]（2017）在《民国外交学研究 ——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中心（1930-1949）》文中研究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门以研究战争与和平为主题的新型学科——国际关系学在英美国家诞生,英国威尔士大学首先筹建了国际关系学系并设置了国际关系教席,随后一批有影响力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陆续成立,国际关系研究专着相继问世,欧美诸多大学也纷纷效仿威尔士大学,开设国际关系课程。这标志着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开始从哲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中分离出来。随着1920年代国民外交的兴起,外交与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在国内涌现,一批外交及国际问题研究期刊也应运而生,外交研究方兴未艾。这一时期,西方国际关系学着作开始传入中国,本土学人翻译引介了大量最新西方国际关系学成果。西方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传播也激励着本土学人自发进行外交学术研究,进而产生了一批较有代表性的外交学着作,这批着作在分析框架、概念体系、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国际关系与外交等相关科目的教学在中国本土也相继展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诸多高校在政治学系内添设外交与国际关系课程,南开大学、暨南大学和中央政治学校还先后分别成立了“国际事务系”、“外交领事科”和“外交学系”,开设课程既有深厚的政治学烙印,又重点突出外交、国际法、国际关系、国际组织等内容,这一点与西方国际关系学科的课程设置颇为相似。从学科意义上讲,1930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便将政治系外交组独立出来,单设外交学系,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该系才解散,政校也成为国内设立外交学系之滥觞。若以西方国际关系学的诞生条件为参照,可以说,发轫于1920年代的民国外交学已在1930年代正式落地生根。尽管开设外交学专门学系的高校屈指可数,但外交学系已开始从政治学系分离出来却是不争的事实。本文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主轴,首先,追溯政校外交学系创立与发展的基本历程;接着,还原政校外交学系在教师招聘、学生招生、课程设置、社团活动、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真实图景;继而,分析政校外交学系学生在实习与就业方面形成的悖论,并探讨政校外交学系与国民政府外交部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后,梳理抗战时期本土外交学人特别是政校外交学人在外交学术研究方面所关注的核心议题及取得的主要成就,以期重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外交学生成与发展的基本史实。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得以创建,主要是基于南京国民政府对新式外交人才的需求、该校独特的政治学术资源以及巴黎政治学校外交系的成功范例这三大因素。该校教务主任罗家伦在外交学系的建立和初期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的学院式教育理念维系着外交学系沿着学科化的路径不断发展。抗战爆发后,学院式教育理念受到速成式教育主张的挑战和冲击,外交学系一度遭受重大挫折。抗战的持续进行主宰着外交学系的命运沉浮,外交学系在停招两年后再度回到公众视野。抗战胜利后,中央政治学校改制国立,外交学系的发展一波三折,并因国共内战的结局而注定寿终正寝。教师招聘与学生招生方面,政校外交学系坚持“选聘教员首以学识为重,绝不讲情面;选拔学生应以成绩为准,决不凭保荐”的原则;课程设置方面,外交学系奉行以实用与专精为导向的课程设计原则,通过广泛借鉴欧美高等学府的外交课程设置情况,制定出兼顾学术探究与中国外交实际需求的课程,并根据中国内政外交客观情势的发展适时予以调整;教学开展方面,注重“实际的需要”,教学方法灵活多变,参照西式外交人才的培养标准,主动与国际接轨;社团活动方面,外交学系学生以外交研究会、英语演说辩论会等组织为载体,积极开展学术研讨、英语讲演、剪报、壁报等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以作为正课的补充;国际交流方面,政校外交学系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域外学术机构的交流与互动十分频繁,尤其在战时该会对政校外交学系的学术支持更显得弥足珍贵。政校外交学系与社会互动方面,本文主要通过政校实习制度的施行与外交学系学生的就业情况来考察外交学系与外交部之间的互动关系。政校实习制度的设计遵循理论与实践相衔接的原则,学生在校所学的理论知识在实习环节得以检验和运用,学生实习期间的表现乃是考核学生成绩的重要标尺。学生们在外交部进行一至四个月不等的实习后,需撰写实习报告,这是决定学生能否顺利毕业的必经环节。以实习报告为媒介,外交学系学生就改进国民政府外交部及驻外使领馆工作提出许多有益的批评和建议,较为集中的关注于外交机构、外交行政和外交人事等方面。就业方面,大体上说,外交学系学生的就业情形与该系设立的初衷并不十分相符,除了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因外交领事事务的拓展而需扩大中国外交阵容,因而吸纳大量外交学系毕业生外,在此之前入职外交部的学生可谓凤毛麟角。由于受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派系纠葛等因素的影响,多数学生的就业去向与外交并无多大关联,遂造成严重的“用非所学”现象。外交学术研究方面,政校外交研究的开展多以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为平台,以期刊杂志为主阵地,在政校校内有研究部及其发行的《新政治》月刊和《政治季刊》,校外则有以政校外交学人为主体的外交问题研究会及其发行的《外交研究》。《外交研究》是抗战时期最为专业的外交研究期刊之一,本文主要分析《外交研究》中学理性和现实性相对集中的领域,如国际法与国际条约、外交理论、外交实务等议题。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研究主要关切与我国抗战密切相关的国际法和国际条约问题,如国际法上的中日宣战问题、侵略问题、“不承认主义”等;民国外交学人深刻剖析了一战后流行的理想主义外交理论,对该理论的适用性提出质疑和批评,进而从国际关系史演进历程中提出现实主义外交学说,集体安全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民国外交学人最关心的莫过于战后世界和平重建问题,即如何规划国际机制以达到长期消弭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和秩序的目的;外交实务研究主要关注外交行政改革、机构调整、情报与宣传、人才培养等议题,在抗战救国大背景下,外交实务研究尤为迫切。总体而言,政校外交学系是中国现代外交学在民国时期产生、发展与变迁的一个特例、一个缩影。外交与政治关系殊为密切,民国外交学的开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纷繁复杂的政治因素及云谲波诡的国际形势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民国外交学术留下了较深的时代烙印,外交学学科化进程也受到制约。
贺晓利[5]（2015）在《图书情报领域最高被引频次论文分析与启示——以2010-2014年图书情报类核心期刊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为了解图书情报领域期刊论文高被引情况,提高期刊在学术界的知名度;以图情类核心期刊2010—2014年各刊、各年最高被引频次论文相关信息的统计分析为依据,得出:最高被引频次论文的研究热点主题范围、作者职称状况、作者机构类别等特征;为作者选题提供相关信息,也为编辑部在组稿、用稿、提高期刊被引频次方面提供参考思路。
李益顺[6]（2014）在《晚清期刊中的科学话语研究》文中认为晚清期刊中的科学话语传播是在西学东渐、西力东侵的历史格局中进行,与科学话语传播结伴而行的是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而晚晴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经历了酝酿期、萌芽期与初步形成期三个不同的阶段。其中酝酿期以传教士的格致话语传播为主,萌芽期以维新报人的格致话语传播为主,初步形成期则以辛亥报人的科学话语传播为主。从格致话语传播到科学话语传播的嬗变,就是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内在理路与外在表征。格致话语与科学话语代表着两条不‘同的传播路径。一条是传教士格致话语传播路径,基本上沿袭明末清初传教士的“以学辅教”的宗旨,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格致”来指称Science,“科学”一词直到1905年间,《万国公报》上才开始使用“科学”词汇。传教士格致话语中的“格致”更多的是指称狭义上的科学,即自然科学,尚属“小科学”的范畴。并概述格致的本义、方法、分类、功能与精神等方面。鉴于晚清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实指中国人的自主构建,传教士只是起着一个中介与播种的作用。传教士中文报刊在格致话语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传统。一个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代表的的“《察世俗》传统”,“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科学内容很少,属于宗教期刊。另一个是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为代表的“《东西洋考》传统”,以科学为主,宗教次之,类似世俗期刊。首先是“《察世俗》传统”主导,然后“《东西洋考》传统”取而代之。19世纪60年代以前,“《东西洋考》传统”一直被《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西闻见录》与《格致汇编》等传承。《中国教会新报》创刊后,两种传统共存。《万国公报》介绍了西方一些格致新闻、格致成果与格致理论,并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1907年终刊后,传教士格致话语传播式微,“《察世俗》传统”回归主导。但“《东西洋考》传统”并未消亡,仍然被维新报人与辛亥报人所传承。另一条路径是中经日本的科学传播路径。维新报人与辛亥报人掀起了科学话语传播的两次高潮,具有“以学辅教”之表征。内容有区别,前者重视科学知识与科学新闻的介绍,是第一阶梯传播。后者更侧重于形而上的科学话语传播,是第二阶梯传播。并使用日文中的“科学”来指称Science。国内最早使用“科学”既非康有为,也非严复,而是《实学报》（1897年11月15日）,但因未署名而难以确定身份。20世纪初“格致”与“科学”共存与混用,1905年以后,“科学”词汇才逐渐淘汰“格致”。日本成为了戊戌维新时期与辛亥革命时期科学话语传播的主要中介与信息来源。而日本国内的“科学”原本就有“大科学”与“小科学”两种发展趋势,但输入中国并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系统之学”的“大科学”。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传播主要具有信息传递、科学启蒙两项功能,与当时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形成互动。一方面,科学话语传播是观念革命的助产士,也是认知图式变革的加速器,对人们的认知方式、认知的地理空间与知识结构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宏观的宇宙天体、中观的人事社会与微观的物质世界都逐渐纳入人们的认知范围,科学的理性精神、怀疑精神和创新精神逐渐被人们所内化,科学传播所催产的这种深层变革,使得人们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发生变化。另一方面,科学不再是奇技淫巧与旁门左道,而被正名,这是科学发展的外在要求。科学话语传播过程是近代科学的中国化过程,也是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与西方近代科学文化之间碰撞与融合,并促成了中国古代科学的近代转型。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传播有五项特征,即信息源上的外源性、传播途径上的单向度线性传播、传播绩效上的局限性、生长周期上的短暂性、话语体系构建上的渐进性等。科学传播层面上,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传播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与理论基础,是新文化运动的先声,而新文化运动是对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传播的传承与发展,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二者一脉相承。
刘敏[7]（2013）在《民国时期《科学》杂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一个民族的科学态度、思想、信仰和精神，总与该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以后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也认识到在传播科学知识和思想的过程中，杂志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知识人自清末开始创办科学杂志，如《科学世界》（1903）、《科学一斑》（1907）等，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杂志均遭遇昙花一现，未能延续发展的厄运。但中华民族从未间断过追求创办科学杂志的梦想。1915年，留美学生任鸿隽、赵元任、秉志、胡明复、周仁、杨铨等在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创办了《科学》，1918年随着科学社的回国，《科学》也在国内生根成长，直至今天。《科学》是民国时期具有极大影响力的科学期刊。它在极其艰苦、动荡不安的环境中，以“为学之道，求真致用两方面当同时并重”、“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帜志”的理念诞生并发展，这体现了当时热血知识青年奋发图强、救国图存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展现了他们的勇敢和才智。《科学》作为传递最新科学信息、传播科学知识、宣传先进科学思想和方法、刊载国人研究成果和弘扬科学精神的阵地，为民国时期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科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永垂史册的贡献。它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精神财富，我们通过《科学》这一窗口，能够回眸和反思民国时期学人对科学的态度、思想、信仰和精神，从而温故知新，继往开来。通过《科学》管窥民国时期科学研究和发展的水平，为研究民国时期科学史研究提供不可或缺的条件。《科学》虽为留美学生创办发行，但因其创办者的社会背景和教育经历等原因，办刊之初就受到世界科学界的关注，它不仅为中国学者提供了科学交流的平台，同时大量翻译刊登欧美和日本学者的论着。就这一层面而言，《科学》不仅记录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史，也记录了世界科学的发展史，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科学》从战火纷争中一路走来，杂志发行的背后，是强有力的编辑、作者群体的支撑，充分体现了一支有组织的团队的力量。它启示我们，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注重团队理念和团结精神，有组织地发挥一个团队的力量是至关重要的。《科学》刊载的文章范围宽泛，既包括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又包括对科学的性质、作用、历史、教育以及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探讨，本文主要以后者为研究对象。以《科学》中文章为第一手资料，宏观上对民国《科学》的办刊历程、栏目设置和主编的办刊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以新的时空观审视民国《科学》所折射的科学观，包括其作者群对科学本质、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的认识。从时间上，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结合近现代科学思想，纵向回顾《科学》中科学观的发展历程；从空间上，结合同时期国内外学者的相关观点，横向审视这一科学观，从而对其有较全面的认识。以《科学》为中心，论述民国时期科学史研究状况，分析这一时期科学史的研究特点和研究方法。论文共分为7章：第1章，绪论。明确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思路，阐述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创新之处。第2章，《科学》发展概述。介绍《科学》的创刊缘起，通过对1915-1949年间《科学》办刊历程地详细梳理，厘清其办刊宗旨和栏目设置的变迁情况，总结在不同主编时期杂志办刊风格的变化。第3章，《科学》中关于科学的讨论。包括：1.何谓科学。论述国人思维中的“科学”以及《科学》中对科学内涵的讨论。2.科学精神。讨论的问题包括“什么是科学精神”和“科学家与科学精神”。3.科学的分类。以汤姆生《科学之分类》和任鸿隽《智识的分类及科学的范围》两篇文章为基础，解读前人提出的科学分类的观点。4.科学方法。通过对比《科学》中涉及的科学方法，总结出演绎法和归纳法在当时颇受科学研究者的重视。第4章，科学与文明。包括：1.科学与和平。讨论了科学与和平的辩证关系。2.科学与工业。《科学》中对科学与工业的关系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科学为工业之母”，另一种认为科学与工业之间是理论与实践、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3.科学与农业。介绍科学兴农的观点和科学在农业领域的具体应用。4.科学与社会。认为科学的发展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社会体制的健全又可促进科学的研究。第5章，《科学》中的科学教育。包括：1.科学教育。《科学》的作者们认为科学教育的内容既包括对科学知识的教授，又包括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的传播；民国时期的科学教育存在诸如科学图书和仪器的缺乏、教师的数量和素质等急需解决的问题；通过对中小学科学教育中不足之处的讨论，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介绍了贤妻良母式的女子科学教育，其目的是使女子在家庭生活中更好地相夫教子。2.科学教育方法。包括科学教学法和数学、地理、植物学等学科教学法。3.中国科学教育的发展导向。应当切实改进“生活化”的科学教育，努力推进“大众化”的科学教育，迅速建立“中国化”的科学教育。第6章，《科学》中的科学史研究。包括：1.数学史研究。对《科学》中数学史类文章进行了概述，总结了数学史研究具有注重史料和通过书信进行学术交流等特点。2.天文学史研究。对《科学》中天文学史方面的文章进行了梳理，重点介绍了新城新藏和饭岛忠夫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争论。3.化学史研究。阐述了《科学》中化学史的研究状况，重点对曾昭抡、丁旭贤、王琎的化学史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4.科学史研究特点。第7章，结语。阐述了《科学》对当时科学发展的推动作用及对今天科学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交代了本研究的不足和今后继续研究的问题。
陈元[8]（2012）在《民国时期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研究》文中提出民国时期的大学研究院所不仅是我国近现代科研体制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研究机构,而且也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机构。它们是在我国移植西方大学制度以及争取学术独立的时代背景下创建与发展的。它们的发展演变过程是我国现代学术研究摆脱殖民化并逐步走向组织化、专业化和制度化的一个过程,也是我国现代大学学位制度、学科建设、教研结合和学术独立的一个融合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深受我国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它们的产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功能的变化,引发了大学学术研究与交流方式的转变,为大学培养了人才并创新了人才的培养模式,加速了大学学位与学术的独立进程。现将本文大体结构分述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阐述了选题的缘由,并对相关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确定了研究范围,对已有研究文献进行综述,阐释了选题的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最后指出本研究的可能创新及不足之处。第二部分为第一章。主要分析了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的创设背景及初创过程。分析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的创设背景,实是探寻大学研究院所出现的历史条件和动因,主要从西方大学制度的移植、书院学术精神的传承、大学学术独立的寻求以及学术研究方式转变的需求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由于对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的肇始年代至今仍存有一些模糊说法,故就其肇始年代进行了考证辨疑；同时由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经历了一个由试办、改组到正式创办的探索过程,并为其它大学研究院所的创设提供了模式并产生了重大影响,故而对此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北大国学门进行了专门探讨。第三部分为第二章。主要分析了民国时期大学研究院所的制度变迁及发展概况。第一节是大学研究院所的制度变迁,分别以1934年《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和1946年《大学研究所暂行组织规程》的颁布为界点,将大学研究院所的制度演变史分为1902-1934年、1934-1946年和1946-1949三个阶段,梳理在此三个时间段里,国家层面上大学研究院所的制度与职能变化情况,并分析其制度变迁的原因及产生的影响。第二节是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概况,分别介绍了1917-1934年、1935-1946年和1947-1949年三个时间段里大学研究院所发展规模的变化,并分析其地域分布、学科分布等特征。第四部分为第三章。主要探讨民国时期大学研究院所的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此部分以7所院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交通大学、南开大学、金陵大学和北洋工学院）为例,具体分析了各校研究院所的隶属关系、组织架构、人事管理、经费来源等方面的内容,以此反映当时的总体状况。由于当时大学的特种研究所是独立研究机构,并不开展研究生教育,其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也有特殊性,故而将此类特种研究所的分析穿插于各校之中,以利于与其他院校研究院所进行比较分析。第五部分为第四章。主要介绍民国时期大学研究院所的学术研究与学术交流情况。第一节分析当时全国高校学术研究的总体概况,以此折射大学研究院所的学术情况。第二节具体介绍了7校研究院所的学术研究工作,包括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方式、成就等。特种研究所的学术研究情况亦穿插其中。第三节仍以7校为例,介绍了大学研究院所的学术交流情况,包括学术刊物、学术会议、学术考察等。第六部分为第五章。主要介绍了大学研究院所的研究生教育情况。首先分析了全国大学研究院所的研究生教育发展概况,主要包括研究生教育的制度变迁、发展规模、学科分布和公私性质等特征。接着用二、三两节分别具体讨论了7校研究院所的研究生招考和研究生培养两方面的情况。通过7所大学的比较,可以分析比较不同学校、不同学科研究院所在招生和培养方面的异同,从而反映出当时的总体状况。第七部分为结语。主要对民国时期大学研究院所所作出的贡献进行总体性描述,并对其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归纳,而后结合当今大学研究院所的实际情况,提出个人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向碧华[9]（2011）在《产业转移问题研究 ——以湖北省承接产业转移为例》文中认为产业转移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有经济现象,是经济规律和政策导向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生产力空间转移的一种方式,产业转移既是发达地区加快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动力。全球已经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日德、亚洲“四小龙”和我国沿海地区也因此先后崛起,实现了经济的快速飞跃。实践证明：产业转移既对产业移出地和移入地的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增强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又逐渐成为国家之间和地区之间实现经济合作的重要形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却面临严重的挑战。一方面经济总量在不断增长,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另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继续扩大、产业结构发展滞后和产业结构雷同等社会和经济矛盾日益突出,严重地制约着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入21世纪,在国际上,发达国家继续保持向发展中国家产业外迁的势头；在国内,近几年由于要素成本的不断攀升和产业发展环境的日益紧缩,使通过承接全球第三次产业转移而获得高速增长、经济实力大为提升的我国东南沿海地区逐渐丧失了部分产业发展的优势,成为世界范围内第四次产业转移的主动力源。在此背景下,区域产业转移和产业承接成为了实现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实现跨越式发展以及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产业转移的机理是什么?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进行产业转移与产业承接?如何促进产业转移?承接地与移出地如何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形成的互动互促的机制?怎么样才能更好的承接产业转移?这些都是本文力求解决的问题。论文共分为导论、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三个部分,其中理论研究部分包括前三章,实证分析部分为后五章。导论部分。介绍本文研究的背景与意义、陈述了论文的研究方法与写作思路,给出了本文写作难点和拟创新点。第一章,产业转移理论综述。该章对国外比较成熟的产业转移理论和国内关于产业转移的研究成果进行的回顾和整理。在陈述国外产业转移理论过程中,对理论的发展和缺陷进行了适当的总结和归纳。虽然国内还没有形成对产业转移研究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对产业转移的动因、产业转移的模式、产业转移的效应以及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相关性等方面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和探索。第二章,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与效应分析。该章首先界定了产业转移的基本概念,然后对产业转移的类别和产业转移的特点进行了介绍,接着对影响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最后阐述了产业转移对产业移出地和移入地产业结构、就业、资源利用情况和环境等方面的影响。第三章,国际和国内产业转移的实践。本章分为二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介绍了国际产业转移的基本情况、特点、动因以及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第二部分介绍中国国内区域产业转移的背景、趋势、特征和动力机制。第四章,湖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位于中西部地区的湖北省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既是自身发展的需要,又是实现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经之路。论文通过大量数据分析证明了湖北省与东部沿海地区存在明显的经济梯度,这为湖北省承接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和国际上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提供了依据。论文接着从湖北省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了湖北省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湖北省只有在产业转移提过程中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才能在产业转移浪潮中取得较好的成绩。第五章,湖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状况评价。本章介绍湖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国际国内背景,分析湖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现状和特点以及湖北省承接产业转移对湖北省经济的影响,最后指出湖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存在的主要薄弱环节。第六章,产业转移与湖北省产业结构调整。论文通过对产业结构的整体和三次产业内部产业结构的实证分析,找出当前湖北省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当前湖北省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和目标,最后着重分析承接产业转移对湖北省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第七章,湖北省主导产业的选择。主导产业的发展对于一个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制定科学的主导产业发展政策,选择和培育出与本区域相适应的主导产业,这对于实现区域经济的健康有效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本章围绕湖北省如何选择主导产业,收集了大量的数据,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进行计算和分析,得出湖北省应该大力发展的主导产业。对于主导产业的准确判断和选择有利于推动整个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实现整个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第八章,湖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策略。本章分别从制度环境、载体建设、产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四个方面,提出湖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相应对策和措施。结语。该部分归纳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与不足。
王言法[10]（2011）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嬗变》文中认为近代开端时的中国仍然处于封建专制社会,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占社会主导地位,政治制度腐败,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十分落后。高等教育仍处在古代教育阶段。中国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教育,在科举制度的左右下,始终以儒家学说作为教育的核心内容,这种教育尽管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民族的融合与国家的统—,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由于几乎没有其他文化思想和科学教育的成分,因而没有培养出大批的推动社会变革的思想家、政治家和科学家。教育落后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和科学技术固步自封和落后的重要根源。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从西方引进时,西方英法德的近现代高等教育已经发展了近200年。高等教育为这些国家培养了大批的思想家、政治家和科学家,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变革,这些国家得以最先步入资本主义社会,完成了工业革命,实现了国家的强盛。先进的高等教育是这些国家走向强大的重要前提和原因。鸦片战争以后,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推动下,清政府内部一批受过经世之学教育和熏陶的有识之士,掀起了一个谋西学图自强的洋务运动。洋务派为办洋务创办的新式学堂,不仅直接服务和推进了洋务运动的开展,重要的是它变革了中国传统教育,开辟了中国近代教育,同时传播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培养造就了中国近代早期的科技人才,在神州大地上衍生了新知识、新人才、新观念,这些新的变化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十九世纪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一批具有政治头脑、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维新派通过创办新学堂等途径,培养和锻炼了维新运动的先锋和骨干,壮大了维新派的中坚力量,依靠他们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改革运动,促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变革。在二十世纪初清末新政的推动下,中国的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培养了以孙中山、黄兴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民主革命领袖和骨干,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为了改变中国的命运,以留学生为先锋和中坚的知识分子们开辟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腐败的封建制度,成立了以知识分子为领导主体的中华民国政权,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千年巨变。1917年,经教育家蔡元培改革后的北京大学旋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它把新文化、新思想与爱国思想的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北京大学的学生培育成为具有新的特点和气质的知识分子,北大由此成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的策源地。五四运动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也改变了民主革命的性质,中国迎来了一个新时代的曙光。1924年,孙中山为了实现三民主义,与共产党合作建立了黄埔军校。国民党依托黄埔军校师生建立了校军,进而建立了国民革命军,不仅取得了北伐的胜利,还统一了中国,巩固了民国新政权。蒋介石还依靠黄埔师生的骨干和中坚力量建立和巩固了其军事统治集团。几乎伴随着近代中国始末的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创立和发展,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教育,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崛起,不仅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的教育近代化,而且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社会转型的现代化人才,为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二十世纪初,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高等院校充当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先锋和桥梁,李大钊和陈独秀为代表的最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依托大学在中国大地上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于1921年创立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力量。高等教育为共产党早期培养了众多的政治家、战略家和军事家,他们从1927年开始逐渐构成了共产党高层的政治领导核心和军事统帅,不仅找到一条实现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正确道路,而且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不断发展。近代中国社会的高等教育经过一个世纪的大发展,由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到了现代高等教育。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社会思想、政治的大变革,还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高素质的科学家和各行各业的现代化人才,他们带动近代中国的现代科学技术从无到有并在许多科学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依靠它所培养的大量现代化人才,有效地推动了近代中国的经济、科学等的发展,奠定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础。现代大学引领了中国近代社会科技、经济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日就重视革命的人才培养,对于教育在革命中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为此,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发展了自己的独成体系的高等教育,为各个时期的革命斗争培养了大批的骨干和中坚力量,依靠他们得以正确贯彻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广泛组织、发动和领导群众,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一个世纪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嬗变的关系充分说明,高等教育对于社会发展具有先导作用,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嚆矢。近代高等教育对于社会发展的先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革命思想的先锋和桥梁作用,二是政治运动的先锋作用,三是科学技术的孕育和引领作用,四是经济发展的先驱作用。
二、《纺织高校基础科学学报》第17卷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纺织高校基础科学学报》第17卷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2）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法分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目次 |
| 一、中外专利法立法模式比较研究 |
| （一）域外专利法变迁史概述 |
| 1.专利法律制度的孕育和初创 |
| 1）威尼斯 |
| 2）英国 |
| 3）美国 |
| 2.专利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创新 |
| 1）德国 |
| 2）日本 |
| 3.小结 |
| （二）中国《专利法》立法模式的历史背景 |
| 1.晚清至民国：初创专利制度 |
| 1）晚清至民国专利制度发展简史 |
| 2）继受论对晚清民国专利制度的深刻影响 |
| 2.新中国：重建专利制度 |
| 1）新中国专利制度建立的背景 |
| 2）《专利法》立法草案关于专利种类和法律结构的主要变化40 |
| 3）专利法保护几种专利的争论 |
| 4）《专利法》颁布后历次修改的基本脉络 |
| 3.小结 |
| （三）专利法典型立法模式比较分析 |
| 1.单独立法模式 |
| 1）单独立法模式的主要特征 |
| 2）单独立法模式的优势和问题 |
| 2.部分合并立法模式 |
| 1）部分合并立法模式的主要特征 |
| 2）部分合并立法模式的优势和问题 |
| 3.“合并立法，法内分编”模式 |
| 1）“合并立法，法内分编”模式的主要特征 |
| 2）“合并立法，法内分编”模式的优势和问题 |
| 4.“合并立法，集中规定”模式 |
| 1）“合并立法，集中规定”模式的主要特征 |
| 2）“合并立法，集中规定”模式的优势和问题 |
| （四）本章小结 |
| 二、法律体系统合与分解的内在规律 |
| （一）从法律体系到民法法典化 |
| 1.法律体系的概念 |
| 2.法律体系化的功用 |
| 3.法律体系化与法律结构 |
| 4.法律体系化与民法法典化 |
| （二）民法的“法典化”、“解法典化”与“再法典化”的启示 |
| 1.民法“法典化”：从“分”到“合” |
| 1）民法“法典化”的基本概念和历史脉络 |
| 2）法典的形成条件 |
| 3）民法典结构的内生动因的进一步解析 |
| 2.民法“解法典化”：作为一种“分”的力量 |
| 1）“解法典化”的背景和特征 |
| 2）“解法典化”的实质——民法体系结构的分解与重构 |
| 3.民法“再法典化”：再次从分到合 |
| 1）“再法典化”的定义和方式 |
| 2）“再法典化”的部分共性特征 |
| 3）“再法典化”对专利法体系结构的启示 |
| 4.小结 |
| （三）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 |
| 1.知识产权法“法典化”的背景 |
| 1）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通说的形成 |
| 2）“知识产权”概念的成型 |
| 3）世界知识产权保护由“分”到“合” |
| 4）知识产权司法和行政由“分”到“合” |
| 2.知识产权法“法典化”的现实条件和不利因素 |
| 1）我国知识产权法“法典化”的现实条件 |
| 2）我国知识产权法“法典化”的不利因素 |
| 3.知识产权法的分合之辨 |
| 1）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是“入典”的必经之路 |
| 2）知识产权法的现状迫使我国知识产权法走向体系化 |
| 3）知识产权法体系化中的“合”与“分” |
| （四）本章小结 |
| 三、《专利法》“三法分立”合理性的再考察 |
| （一）《专利法》“三法分立”对专利质量问题的回应能力 |
| 1.专利质量问题的背景 |
| 2.专利质量的多维度定义 |
| 3.专利质量问题的多元诱因和解决路径 |
| 1）科研层面的技术方案创造 |
| 2）科研成果转化为专利申请 |
| 3）行政层面的专利申请审查 |
| 4）专利权的行使和保护 |
| 4.小结 |
| （二）《专利法》“三法分立”对专利标识混淆问题的回应能力 |
| 1.专利标识混淆的担忧和质疑 |
| 2.专利标识混淆的实证研究 |
| 1）受访者基本情况 |
| 2）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
| 3.解决专利标识混淆的合理进路 |
| （三）《专利法》“三法分立”与外观设计制度定位问题 |
| 1.我国外观设计制度保护客体的再厘清 |
| 2.外观设计的主要法律保护模式 |
| 3.外观设计法律保护模式与立法模式的关系 |
| 4.外观设计应保留在《专利法》体系之中 |
| （四）《专利法》“三法分立”在立法层面的可行性 |
| 1.“三法分立”的立法难题 |
| 2.“三法分立”的高昂成本 |
| （五）本章小结 |
| 四、《专利法》统合之下的“三法分立”路径 |
| （一）我国专利法律体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
| 1.中国专利法律制度的整体框架 |
| 2.《专利法》的“法典基因” |
| 3.《专利法》的“解法典化”趋势 |
| 1）《专利法》以外的专利法律渊源在具体案件中的较多适用 |
| 2）《专利法》以外的专利法律渊源确立了大量新的法律规则 |
| （二）在统合路径之下实现《专利法》“三法分立” |
| 1.保持统合的《专利法》体系结构 |
| 2.沿循“法典化”技术，逐步吸纳具体规则 |
| 3.提炼共性规则，单独成节整合特殊规则 |
| 五、结论 |
| （一）建立法律体系结构“分”与“合”的综合辩证观 |
| 1.以辩证统一的眼光看待法律的“分”与“合”，尊重法律自我发展的基本逻辑 |
| 2.《专利法》体系结构优化调整的“统分结合” |
| （二）充分考量多维度现实因素的影响 |
| 1.应匹配我国民法典编纂和知识产权法体系化的潮流和趋势 |
| 2.应审慎评价《专利法》“三法分立”对专利制度问题的回应能力 |
| 3.应谨慎评估《专利法》“三法分立”的社会效应 |
| （三）以“体系化”为目标实现专利法体系结构优化 |
| 附录关于专利标识在消费中的引导和混淆情况的问卷调查 |
（3）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围绕本文选题及相关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本论文的结构安排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公共领域方向的体制化与责任伦理的兴起(1927-1937) |
| 1.1 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的结社缘起 |
| 1.1.1 科学职业理念在民国的形成 |
| 1.1.2 社员的业缘化结社活动 |
| 1.2 社团的公共领域建制化 |
| 1.2.1 科学职业理念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之实践 |
| 1.2.2 社团的公共领域制度建设 |
| 1.3 社团的社会功能的确立与责任伦理的初现 |
| 1.3.1 科学理论向实践转化的社会功能之确立 |
| 1.3.2 社员的社会角色意识转向责任伦理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1938-1941) |
| 2.1 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构建 |
| 2.1.1 总社从应用科学出发实践社会功能 |
| 2.1.2 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成为社务指导原则 |
| 2.2 应用科学学科对于社团科学考察活动的规训 |
| 2.2.1 科学考察团的组建与应用科学学科规划 |
| 2.2.2 应用科学学科知识在科学考察中的生产与应用 |
| 2.3 科学普及确立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原则 |
| 2.3.1 《科学世界》塑造应用科学新知传播效应 |
| 2.3.2 《川康建设特辑》表征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原则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1942-1945) |
| 3.1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展现 |
| 3.1.1 《中国科学通讯》与发展中国科学的社务活动 |
| 3.1.2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建立 |
| 3.2 发展基础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 |
| 3.2.1 发展基础科学教育作为科学普及目标的确立 |
| 3.2.2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规划科学普及途径 |
| 3.2.3 《科学世界》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与科学职业伦理的表达(1946-1949) |
| 4.1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科技传播系统的构建 |
| 4.1.1 社务活动走向构建科技传播系统结构 |
| 4.1.2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形成科技传播系统运行机制 |
| 4.2 面向科学创新的科技传播系统实践表达科学职业伦理 |
| 4.2.1 《科学世界》的科学创新总论指向科学职业伦理理念 |
| 4.2.2 基础科学研究发展理性化的社会文化：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 |
| 4.2.3 应用科学研究作为科学职业的社会目的：实现理性目的 |
| 4.3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附表1：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社员名录与科学职业分布情形(194人) |
| 附表2：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社员任职科研机构分布情形(按照学科统计)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民国外交学研究 ——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中心（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关键概念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四、主要研究内容、方法、资料 |
| 五、创新点与难点 第一章 中国近代外交学学科的建制化 |
| 第一节 外交专门化:中国近代外交分科思想的萌发 |
| 第二节 传播与移植:西方国际关系学与近代中国 |
| 一、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建立与早期理论嬗变 |
| 二、西方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移植 |
| 第三节 学科初创:外交学在中国现代学院中的兴起 第二章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的创立与沿革 |
| 第一节 以英法为榜样: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的创立 |
| 一、从中央党务学校到中央政治学校 |
| 二、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的创立 |
| 第二节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功能定位与学制改革 |
| 一、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功能定位 |
| 二、“芷江风潮”与学制改革 |
| 三、改制国立与“拒蒋风潮” 第三章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教学活动的开展 |
| 第一节 教师选聘与学生招收 |
| 一、教师选聘:“以学识为重” |
| 二、学生招收:“以成绩为准” |
| 第二节 课程设置与教学开展 |
| 一、课程设置:“倡导实用与专精” |
| 二、教学开展:注重“实际的需要” |
| 第三节 社团活动:“补正课之不足” |
| 一、外交研究会 |
| 二、外语演说辩论会 第四章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与国民政府外交部之互动 |
| 第一节 理论与实践:就业指导与实习 |
| 一、就业指导训练 |
| 二、外交部实习 |
| 第二节 批判与建议:实习报告之审视 |
| 一、实习报告:内容与形式 |
| 二、批评与建议:外交工作之改进 |
| 第三节 准入与排拒:就业去向之考察 |
| 一、用非所学:外交部排拒外交学系毕业生 |
| 二、“入部难”动因之分析 第五章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学术研究的开展 |
| 第一节 政校研究部与外交问题研究会 |
| 一、政校研究部与外交研究 |
| 二、外交问题研究会与外交研究 |
| 第二节 《外交研究》主要研究议题与成就 |
| 一、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研究 |
| 二、外交学说与理论研究 |
| 三、外交实务研究 结语 学科化进程中的民国外交学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
（5）图书情报领域最高被引频次论文分析与启示——以2010-2014年图书情报类核心期刊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数据来源与方法 |
| 1.2 统计范围 |
| 1.3 数据的剔除与选择 |
| 2 数据整理结果 |
| 2.1 基本情况 |
| 2.2 均值以上论文的期刊分布 |
| 2.3 篇被引频次大于平均值的论文情况 |
| 2.4 各刊5年论文最高被引频次 |
| 2.5 高被引论文作者身份分布 |
| 2.6 高被引论文产出机构分布 |
| 2.7 高被引论文基金情况 |
| 2.8 主题分布 |
| 3 结果分析与启示 |
| 4 建 议 |
| (1)给作者的建议。 |
| (2)给编辑部的建议。 |
| 5 结 语 |
（6）晚清期刊中的科学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缘起 |
| 二、概念与说明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框架与方法 |
| 五、重点与创新 |
| 第一章 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体系酝酿期期刊中的格致话语分析 |
| 第一节 晚清传教士中文期刊中的格致话语分析 |
| 一、传教士报人的创刊活动概述 |
| 二、格致话语传播的宗旨 |
| 三、格致话语的传播者 |
| 四、格致话语传播的体例与内容 |
| 第二节 晚清传教士中文期刊中的格致观念 |
| 一、格致概念的阐述 |
| 二、格致分类的认知 |
| 三、格致功能的体认 |
| 四、格致方法与格致教育的阐述 |
| 五、格致文化观的探讨 |
| 六、格致与迷信及其他 |
| 第二章 晚清科学话语体系萌芽期期刊中的格致话语分析 |
| 第一节 戊戌维新时期创刊及其宗旨 |
| 一、维新报人自主创刊活动 |
| 二、格致话语传播的宗旨 |
| 第二节 萌芽期期刊格致话语传播的栏目与内容 |
| 一、《时务报》与《知新报》的栏目与内容 |
| 二、《湘学新报》与《实学报》中的栏目与内容 |
| 三、“另类期刊”中的栏目与内容 |
| 四、其他地方期刊的栏目与内容 |
| 第三节 晚清科学话语体系萌芽期期刊中的格致思辩 |
| 一、维新报人格致思辩的思想资源 |
| 二、“科学”出现与格致概念及分类 |
| 三、“富强之基,本诸格致” |
| 四、“黜伪崇真”与格致文化观 |
| 第三章 晚清科学话语体系初步形成期期刊中的科学话语分析 |
| 第一节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的背景与创办 |
| 一、辛亥报人传播科学话语的背景 |
| 二、辛亥报人的创刊活动 |
| 第二节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科学话语传播的宗旨、体例与内容 |
| 一、科技期刊的宗旨、体例与内容 |
| 二、以“科学”栏目为中心 |
| 三、以“格致”栏目为中心 |
| 四、《新民丛报》的科学栏目及其内容 |
| 第三节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科学话语传播与社会转型的互动 |
| 一、科学话语传播催生观念革命 |
| 二、科学话语传播推进认知图式变革 |
| 第四章 晚清科学话语体系初步形成期期刊中的科学认知 |
| 第一节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中的科学观念 |
| 一、从“格致”到“科学” |
| 二、辛亥报人的科学分类说 |
| 三、辛亥报人的科学功能认知 |
| 四、辛亥报人的科学方法论 |
| 五、辛亥报人的科学精神说 |
| 第二节 《新民丛报》中的科学诉求 |
| 一、《新民丛报》对科学本质及分类的认知 |
| 二、《新民丛报》对科学功能与科学方法的阐述 |
| 三、《新民丛报》对科学文化与科学伦理的探讨 |
| 四、《新民丛报》科学话语传播的特征 |
| 第三节 早期《东方杂志》的科学观念刍议 |
| 一、早期《东方杂志》的科学文化观 |
| 二、早期《东方杂志》的科学教育观 |
| 三、“科学为工艺所从出” |
| 四、科学是改良社会的利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民国时期《科学》杂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研究问题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中国科学社社员的回忆 |
| 1.3.2 国内学者的研究 |
| 1.3.3 国外学者的研究 |
| 1.4 创新之处 |
| 1.5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思路 |
| 第2章 《科学》发展概述 |
| 2.1 中国科学社 |
| 2.1.1 留美学生与中国科学社 |
| 2.1.2 中国科学社发展概述 |
| 2.2 《科学》的创刊及发展历程 |
| 2.3 《科学》栏目变迁情况概述 |
| 2.3.1 杨铨时期（1915-1921） |
| 2.3.2 王琎时期（1922-1934） |
| 2.3.3 刘咸时期（1934-1941） |
| 2.3.4 卢于道时期（1942-1943） |
| 2.3.5 张孟闻时期（1944-1949） |
| 第3章 《科学》中的科学探讨 |
| 3.1 何谓科学 |
| 3.1.1 国人意识中的“科学” |
| 3.1.2 科学内涵的讨论 |
| 3.2 科学精神 |
| 3.2.1 何谓科学精神 |
| 3.2.2 科学家与科学精神 |
| 3.3 科学的分类 |
| 3.4 科学方法 |
| 3.5 唯科学主义 |
| 第4章 科学与文明 |
| 4.1 科学与和平 |
| 4.1.1 科学与战争 |
| 4.1.2 科学——战争——和平 |
| 4.2 科学与工业 |
| 4.2.1 科学与工业的讨论 |
| 4.2.2 “科学与工业”专题座谈会 |
| 4.3 科学与农业 |
| 4.4 科学与社会 |
| 4.4.1 科学与社会发展 |
| 4.4.2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
| 4.4.3 《科学》中的广告 |
| 第5章 《科学》中的科学教育 |
| 5.1 科学教育 |
| 5.1.1 科学与教育 |
| 5.1.2 科学教育的讨论 |
| 5.1.3 中小学科学教育 |
| 5.1.4 女子科学教育 |
| 5.2 科学教育方法 |
| 5.2.1 科学教育方法讨论 |
| 5.2.2 学科教育方法讨论 |
| 5.3 中国科学教育的导向 |
| 第6章 《科学》中的科学史研究 |
| 6.1 数学史研究 |
| 6.1.1 数学史研究概述 |
| 6.1.2 数学史研究特点 |
| 6.2 天文学史研究 |
| 6.2.1 天文学史研究概述 |
| 6.2.2 新城新藏和饭岛忠夫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争论 |
| 6.3 化学史研究 |
| 6.4 科学史研究小结 |
| 第7章 结语 |
| 7.1 《科学》的贡献及影响 |
| 7.2 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情况 |
| 致谢 |
（8）民国时期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
| (一) “大学”的概念界定 |
| (二) “大学研究院所”的概念界定 |
| (三) 研究范围 |
| 三、文献综述和研究意义 |
| (一) 文献综述 |
| (二) 研究意义 |
| 四、主体研究思路 |
| 五、主要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法 |
| (二) 历史法 |
| (三) 比较法 |
| 六、创新与不足 |
| (一) 本研究的可能创新 |
| (二)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大学研究院所的创设背景及初创过程 |
| 第一节 大学研究院所的创设背景及动因 |
| 一、移植西方大学制度的呼吁 |
| 二、大学学术独立发展的探寻 |
| 三、传承书院研究精神的诉求 |
| 四、学术研究方式转变的需要 |
| 第二节 大学研究院所的初创及其影响 |
| 一、蔡元培关于大学研究院所肇始时间的说法 |
| 二、北京大学研究所始创时间的考证 |
| 三、1917-1921年北京大学研究所的初创及其影响 |
| 第二章 大学研究院所的制度变迁及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大学研究院所的制度变迁及其成因与影响 |
| 一、大学研究院所制度的草创：大学学制与职能的移植探索 |
| 二、大学研究院所制度的规范：学位化与学术化的功能分离 |
| 三、大学研究院所制度的改革：教学与科研结合的本位回归 |
| 第二节 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概况 |
| 一、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规模 |
| 二、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特征 |
| 第三章 大学研究院所的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大学研究院所的隶属关系 |
| 一、1917-1934年大学研究院所的隶属关系 |
| 二、1934-1946年大学研究院所的隶属关系 |
| 三、1946-1949年大学研究院所的隶属关系 |
| 第二节 大学研究院所的组织举概 |
| 一、北京大学 |
| 二、清华大学 |
| 三、中山大学 |
| 四、交通大学 |
| 五、南开大学 |
| 六、金陵大学 |
| 七、北洋工学院 |
| 第三节 大学研究院所的人事管用 |
| 一、北京大学 |
| 二、清华大学 |
| 三、中山大学 |
| 四、交通大学 |
| 五、南开大学 |
| 六、金陵大学 |
| 七、北洋工学院 |
| 第四节 大学研究院所的经费来源 |
| 一、民国时期大学研究院所经费制度 |
| 二、7所大学研究院所经费来源例举 |
| 第四章 大学研究院所的学术研究与学术交流 |
| 第一节 大学研究院所的学术制度及特征 |
| 一、大学研究院所的学术制度 |
| 二、大学研究院所的学术特征 |
| 第二节 大学研究院所的学术研究 |
| 一、北京大学 |
| 二、清华大学 |
| 三、中山大学 |
| 四、交通大学 |
| 五、南开大学 |
| 六、金陵大学 |
| 七、北洋工学院 |
| 第三节 大学研究院所的学术交流 |
| 一、北京大学 |
| 二、清华大学 |
| 三、中山大学 |
| 四、交通大学 |
| 五、南开大学 |
| 六、金陵大学 |
| 七、北洋工学院 |
| 第五章 大学研究院所的研究生教育 |
| 第一节 大学研究院所研究生教育的制度演变及发展概况 |
| 一、研究生教育制度演变 |
| 二、研究生教育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大学研究院所研究生的招考 |
| 一、1917-1934年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的研究生招考 |
| 二、1934-1949年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的研究生招考 |
| 第三节 大学研究院所的研究生培养 |
| 一、1917-1934年大学研究院所的研究生培养 |
| 二、1934-1949年大学研究院所的研究生培养 |
| 结语 |
| 一、民国时期大学研究院所做出的贡献 |
| 二、民国时期大学研究院所存在的问题 |
| 三、民国时期大学研究院所办理的借鉴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产业转移问题研究 ——以湖北省承接产业转移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自拟论文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目次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难点与拟创新点 |
| 第一章 产业转移理论综述 |
| 第一节 国外对产业转移的理论研究 |
| 一、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 |
| 二、中心外围理论 |
| 三、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四、雁行理论 |
| 五、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
| 六、垄断优势理论 |
| 七、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第二节 国内对产业转移的理论研究 |
| 一、对产业转移动因的研究 |
| 二、对产业转移模式的研究 |
| 三、对产业转移效应的研究 |
| 四、对产业转移的战略选择和对策研究 |
| 五、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发展 |
| 六、国际产业转移的趋势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 |
| 七、技术转移的梯度和“反梯度”理论 |
| 第二章 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与效应分析 |
| 第一节 产业转移的内涵 |
| 一、产业转移的概念 |
| 二、产业转移的分类 |
| 三、产业转移的基本特点 |
| 第二节 影响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 |
| 一、生产要素的差异性 |
| 二、区位因素 |
| 三、产业集群 |
| 四、产业政策 |
| 第三节 产业转移的主要模式 |
| 一、成本导向型转移 |
| 二、市场开拓型转移 |
| 三、竞争跟进型转移 |
| 四、供应链衔接型转移 |
| 五、追求规模经济型转移 |
| 六、政策导向型转移 |
| 第四节 产业转移的效应 |
| 一、产业转移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
| 二、产业转移对就业的影响 |
| 三、产业转移对资源利用的影响 |
| 四、产业转移对其他方面的影响 |
| 第三章 国际与国内产业转移的实践 |
| 第一节 国际产业转移 |
| 一、20世纪以来国际产业转移的历程 |
| 二、现阶段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特点 |
| 三、新一轮跨国产业转移的动因 |
| 四、世界产业向中国的转移 |
| 第二节 国内产业转移 |
| 一、国内产业转移的背景 |
| 二、国内产业转移的趋势 |
| 三、国内产业转移的特征 |
| 四、国内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 |
| 第四章 湖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第一节 湖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必要性 |
| 一、经济地位巨大反差的压力 |
| 二、充分发挥湖北省的比较优势的需要 |
| 三、缩小区域之间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 |
| 四、承接产业转移是湖北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
| 第二节 湖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可行性 |
| 一、湖北省在全国经济梯度中地位的实证分析 |
| 二、湖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SWOT分析 |
| 第五章 湖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状况评价 |
| 第一节 湖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背景 |
| 一、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即将进入规模化阶段 |
| 二、国内区域间产业转移趋势明显、步伐日益加快 |
| 三、国务院对“产业西移”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
| 四、湖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竞争十分激烈 |
| 第二节 湖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现状 |
| 一、湖北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区之一 |
| 二、湖北省省内承接产业转移一市独大的局面逐渐改观 |
| 三、三次产业引资持续全面增长,促进湖北省产业结构调整 |
| 四、湖北承接的产业转移以沿海等地内资为主 |
| 五、湖北承接的产业转移以制造业为主体 |
| 六、开发区成为湖北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 |
| 七、与其他中部省份相比,湖北省承接产业转移形势不容乐观 |
| 第三节 湖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特征 |
| 一、承接产业转移的形式多样化 |
| 二、承接产业转移的发展集群化 |
| 三、承接产业转移的层次高级化 |
| 第四节 湖北省承接产业转移存在的突出问题 |
| 一、承接产业转移的整体规划滞后 |
| 二、土地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
| 三、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
| 四、产业配套能力不强 |
| 五、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发展落后 |
| 六、投资软环境仍有待改善 |
| 第六章 产业转移与湖北省产业结构升级 |
| 第一节 湖北省产业结构的现状 |
| 一、湖北省三次产业结构的总体评价 |
| 二、湖北省农业的内部结构 |
| 三、湖北省工业的内部结构 |
| 四、湖北省服务业的内部结构 |
| 第二节 湖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行业分布 |
| 一、产业转移资本在湖北三次产业间的分布特征 |
| 二、产业转移在第一产业内部的特征 |
| 三、产业转移在第二产业内部的特征 |
| 四、产业转移在第三产业内部的特征 |
| 第三节 承接产业转移对湖北省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
| 一、承接产业转移对湖北省产业结构优化的正面影响 |
| 二、承接产业转移对湖北省产业结构优化的负面影响 |
| 第七章 承接产业转移背景下湖北省主导产业的选择 |
| 第一节 主导产业的概述 |
| 一、主导产业的内涵 |
| 二、主导产业的特征 |
| 三、主导产业的选择基准综述 |
| 四、主导产业基准的选择应遵循的原则 |
| 第二节 湖北省主导产业选择的实证分析 |
| 一、湖北省主导产业的选择基准和指标体系的定位 |
| 二、基于主成分法的湖北省主导产业选择的实证研究 |
| 三、当前湖北省主导产业发展现状 |
| 第八章 湖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策略 |
| 第一节 产业转移承接的制度环境建设策略 |
| 一、产业承接规划建设 |
| 二、区域经济协作机制建设 |
| 三、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管理创新 |
| 四、加强政策支持和引导 |
| 第二节 产业转移承接的载体建设策略 |
| 一、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承接产业转移的硬环境 |
| 二、提升企业竞争力,加强承接主体的培育 |
| 三、大力发展工业园区,增强产业承载能力和配套能力 |
| 四、健全市场体系,扩大市场开放 |
| 第三节 产业转移承接的产业发展策略 |
| 一、以壮大主导产业为目标的产业承接策略 |
| 二、以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为目标的产业承接策略 |
| 三、以培育新兴产业为目标的产业承接策略 |
| 四、以建设产业集群为目标的产业承接策略 |
| 第四节 产业转移承接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
| 一、可持续发展观下湖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基本原则 |
| 二、在承接转移中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
| 结语 |
| 一、研究结论 |
| 二、论文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学术综述 |
| 三、研究理论与方法 |
| 四、文章框架 |
| 五、创新点与不足 |
| 六、高等教育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近代开端时的中国社会和高等教育状况 |
| 一、近代开端时的中国社会状况 |
| 二、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及其社会影响 |
| 第二章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产生时之西方高等教育 |
| 一、西方近代高等教育的渊源 |
| 二、西方高等教育发展状况 |
| 三、西方高等教育的社会作用及影响 |
| 第三章 兴西学办洋务图自强 |
| 一、新的思潮涌动 |
| 二、一座书院与一场改革运动 |
| 三、兴新学孕育新生机 |
| 第四章 维新派办学堂促维新 |
| 一、对洋务教育的反思 |
| 二、教育维新思潮冲击旧的教育制度 |
| 三、办学堂培育维新人才 |
| 四、维新教育与维新运动之互动 |
| 第五章 留学生教育助推民主革命 |
| 一、清末新政推动留学生教育勃兴 |
| 二、留学生教育造就民主革命领袖 |
| 三、留学生兴起民主革命思想浪潮 |
| 四、留洋知识分子掀起民主革命风暴 |
| 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立民国政权 |
| 第六章 北京大学的革新推动新文化和五四运动 |
| 一、新式知识分子发起新文化运动 |
| 二、北京大学之革新 |
| 三、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
| 四、北大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策源地和指挥部 |
| 第七章 国民党创建黄埔军校巩固新政权 |
| 一、为建国民革命军创建黄埔军校 |
| 二、革命军对于巩固国民党新政权之作用 |
| 第八章 教会大学推进中国近代社会变迁 |
| 一、教会大学的创立与发展状况 |
| 二、教会大学推进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 |
| 三、教会大学推进了中国近代科技进步 |
| 四、教会大学培养中国社会转型人才 |
| 第九章 高等教育促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发展 |
| 一、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高校传播马克思主义 |
| 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创立中国共产党 |
| 三、知识分子革命家与军事家铸就革命之栋梁 |
| 第十章 现代大学引领近代社会科技与经济现代化 |
| 一、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步伐 |
| 二、新型知识分子引领科学技术现代化 |
| 三、高等教育驱动社会经济现代化 |
| 第十一章 共产党创办高等教育推动革命胜利 |
| 一、共产党充分认识教育对于革命之重要性 |
| 二、创办高等教育培养骨干力量推动革命胜利 |
| 第十二章 结论——高等教育对于社会发展具有先导作用 |
| 一、革命思想的先锋和桥梁作用 |
| 二、政治运动的先锋作用 |
| 三、科学技术的孕育和引领作用 |
| 四、经济发展的先驱作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价论立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纺织高校基础科学学报》第17卷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参与社区矫正模式的法律机理及实践路径[J]. 田兴洪,尤金亮. 刑法论丛, 2019(04)
- [2]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法分立问题研究[J]. 张翰雄. 私法, 2020(01)
- [3]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D]. 孙磊. 山西大学, 2018(04)
- [4]民国外交学研究 ——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中心（1930-1949）[D]. 张晶萍.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5]图书情报领域最高被引频次论文分析与启示——以2010-2014年图书情报类核心期刊为例[J]. 贺晓利. 情报科学, 2015(08)
- [6]晚清期刊中的科学话语研究[D]. 李益顺. 湖南师范大学, 2014(09)
- [7]民国时期《科学》杂志研究[D]. 刘敏.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3(10)
- [8]民国时期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研究[D]. 陈元. 华中师范大学, 2012(11)
- [9]产业转移问题研究 ——以湖北省承接产业转移为例[D]. 向碧华. 武汉大学, 2011(04)
- [10]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嬗变[D]. 王言法. 山东大学, 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