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科技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基础的考察(论文文献综述)
赵超,皮莉莉[1](2021)在《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政策的认知度及其对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以广州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文章从高科技企业对科技创新政策认知度和满意度的视角,构建科技创新政策认知度和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依托广州市683家高科技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对高科技企业的科技创新政策认知度和满意度进行评价,并通过回归分析法研究科技创新政策的认知度对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科技企业对广州市科技创新政策的认知度和满意度总体处于比较了解和比较满意的水平,其认知度越高,对科技创新政策就越满意。
郑和园[2](2021)在《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的协同共治格局:困境、基础与关键》文中研究说明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是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反映出我国科技创新治理从行政分割、属地治理推向协同共治新阶段。但长三角科技共同体建设存在府际"竞争"与区域"合作"的治理困境,包括理念层面的共同体价值证成问题、环境层面的地方政府利益平衡问题以及操作层面的科技创新政策制定路径固化问题。基于治理现代化的理念及需求分析,构建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协同共治格局应当厘清观念基础、现实基础及理论基础,秉持共同体充分平衡府际竞争与合作的法治理念,充分贯彻"自由"与"干预"相统一的发展向度,以实体标准与程序机制的结合为基本方式,切实提高共同体及其成员的法治化水平。
陈思懿,洪伟[3](2021)在《公众参与科学的STS理论述评》文中指出随着科学技术进入公共领域,科学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公众参与科学成为STS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公民认识论、专长规范论和拉图尔的政治生态学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项理论成果。它们将描述性和规范性问题相结合,为科学技术在公共领域的理论分析创造了条件。不同于以往对三种理论分别进行介绍,本文通过重新诠释三条理论进路并对它们进行比较分析,为我国的科技治理提供启发。
韩美琳[4](2021)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文中指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我国备受关注、持续多年、任重道远的经济话题。近些年,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虽然很多,大多都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和规律。也有部分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解析产业结构变迁,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分析并不多见。本文则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对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的应用和补充。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出的。此前的通常提法都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或“产业结构调整”。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在含义上彼此相似,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提上日程却意味着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解决问题的期盼也十分紧迫。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过剩产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要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并显着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三要具有一流竞争力、质量的可靠性与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是统一的。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一环,能够加速“高质量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1)可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理解和指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部类内部不同生产部门(行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一旦遭到破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失衡,供需关系扭曲,我国经济出现的大量过剩产能,就是违背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结果。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诠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钥匙。科技进步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追加,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总是以技术的进步、创新为前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资本的配置方式必然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既是资本构成向高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固有特征。马克思的产业竞争理论,阐释了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竞争结果优胜劣汰,不仅不是资源的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途径。产业竞争理论启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和“高质量发展”学说,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原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高质量发展”是统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纵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言任重道远。现存的结构性问题是: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次不高;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究其问题成因可从七个方面概括:一是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二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不佳;四是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五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六是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七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上不够到位。存在的问题成因说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忽视效率和效益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要求。因此,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开阔视野,本文在借鉴美、日、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是从宏观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二是从中观产业技术层面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呼吁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四是从企业运营机制角度要求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五是从市场供给端发力,强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如何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也是综合性的。它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不同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收获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要承受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深化财税、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配套跟进,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扫清障碍。总之,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会迈出更快步伐。
李佳琪[5](2020)在《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创新的影响因素及路径研究 ——基于QCA的实证分析》文中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科技发展战略、体制机制改革重大举措相继推出,显着提高了我国的科技实力以及创新能力与活力。面向未来,国际科技创新竞争愈发激烈,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及应用能力需进一步提高。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能力不足,科技与经济的通道尚未完全开放,为了应对当前我国科技体系建设要求与成果经济效益较低之间的冲突矛盾,为了适应新时期复杂的环境和挑战,需要推动政策创新。探索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创新的可能路径并为现实提供参考,将大大促进政策创新从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发展。为了探讨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创新的具体路径,本文从研究影响政策创新的因素入手,构建了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创新影响因素模型,以19个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案例为数据支撑,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 QCA)检验模型并分析政策创新类型。实证结果显示:(1)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创新主要受到“政策需求、行政压力、议题垄断程度、政策环境、资源禀赋、政府学习”六大因素协同作用影响。(2)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创新路径主要有三种:地方政府学习型创新、上级政府主导型创新和“动员-吸纳”式创新。(3)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创新有三大特征:资源禀赋是政策创新的基础条件、政策环境只有在开放式议题中才能促进不同阶层“思维共识”、“政策试点”是政策创新的重要条件之一。并根据以上结论提出了四点建议:拓宽社会力量参与渠道,增强政策需求互动;丰富资源基础,重视资源利用与管理;提高政府学习能力,加强地区间沟通交流;贯彻政策创新执行,优化组织协同管理。据此,优化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创新路径,提高科技成果应用效率,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
李品[6](2020)在《面向战略决策制定的情报流程模型构建及验证研究》文中提出情报学与情报工作一直强调支持决策,情报流程是实现情报支持决策功能的重要路径。虽然目前的绝大部分情报流程均是应满足决策需求而建,但忽略了多类型决策制定中对情报需求特征的差异性,专门针对战略决策支持的情报流程尚未引起重视。情报活动是战略决策制定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决策制定所面对的问题是非结构化的,它的过程更多的是非程序化的,而且战略决策制定还受到决策主体有限理性、直觉、政治化倾向等主观因素的影响,这需要情报流程具备较强的灵活性、广泛的开放性、高效的共享性和充分的迭代性。鉴于此,本文提出了面向战略决策制定的情报流程模型,试图克服传统情报流程的缺陷、解决情报流程在战略决策支持中针对性不强和应用有效性低等问题。本文在综述战略决策、情报流程以及情报与决策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了战略决策与战略情报的关系,建立了以服务于战略决策制定为任务的情报流程模型,研究了情报流程在科技发展战略制定中的应用。具体而言:在战略决策与战略情报关系分析中,从战略决策制定的模式、战略决策制定的影响因素以及战略决策制定过程三个方面分析了战略决策制定的基本特征。为了匹配战略决策特征,分析了与之相对应的战略情报,主要包括战略情报特征、面向战略决策制定的战略情报分析与应用框架等方面。在以服务于战略决策制定为任务的情报流程模型研究中,为了建立情报流程模型,分析了系统论、西蒙决策理论、价值链理论、信息生命周期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的内涵,对它们在情报流程结构和要素关系揭示中的应用进行了系统研究;从降低情报失误、匹配战略决策复杂化和满足科学决策客观性要求三个方面分析了情报流程构建的背景,这一背景是情报流程产生的土壤;从共享思想、迭代思想和知识方程理论三个方面研究了情报流程构建的思想指导,它为设计情报流程的宏观架构提供了基本思路;从各环节功能的综合性、各环节之间关系的协同性和各环节内部的微循环三个方面研究了情报流程各环节应具备的属性,它为情报流程要素构成及其关系管理提供了指导。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最终提出了以“情景规划”为中心,由“需求管理(系统)”、“情报搜集与分析(系统)”、“情报产品生产(系统)”和“情报产品传递(系统)”四个环节及其它们内部的微循环构成的情报流程模型。最后,以优化科技发展战略决策为例,进行了情报流程的应用研究。主要围绕五个方面开展研究:一是新时代科技发展中的情报问题,二是“三跑并存”(跟跑、并跑和领跑)的情景规划,三是优化科技战略决策的情报分析过程与方法,四是生产情报产品的具有先导性功能的情报体系,五是情报产品的智库化传递模式。通过上述应用研究,一方面验证了本文所建情报流程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为科技发展战略决策制定提供了情报解决方案。
李淑敏[7](2020)在《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指出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作为全世界最重视科普的国家之一,我国科普工作的成效和公民的科学素养仍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存在不足。深刻认识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工作的意义与作用,借鉴发达国家相关实践经验,广泛调研我国科学家进行科学传播活动的现状与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性意见,对激励我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和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探讨了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相关理论问题。研究表明,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其对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影响也日益广泛,对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当代高科技发展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给人们的生活也带来诸多风险,重构了科学家与社会公众的关系,科学传播的重心逐步从成熟的科学向形成中的科学转变,需要科学家以更大的力度参与科学传播,也对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提出了新的挑战。如转基因、疯牛病等争议性事件强化了人们对科技、科学家的不信任,在新媒体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传统媒体力量受损,新媒体传播也导致更多的假新闻、新闻泡沫,科学家的社会形象也趋于复杂化和多样化。论文从后真相理论、STS关于科学民主化等相关思想出发,认为公众理解科学、公众参与科学和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形成中的科学”成为科学传播的重要对象,科学、技术、社会、文化的传统边界日益模糊,要加强科学家与公众、媒体及决策者等的平等沟通,重建公众对当代科学的理解和信任。本文以欧洲国家为主要对象,对国外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状况和典型案例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随着公众理解科学运动30多年的发展,科学家在科学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得到充分重视,促进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逐步成为重要的公共政策,科学家被鼓励与科学共同体之外的社会行动者对话。这主要体现在各国政府、研究委员会、高等教育机构、其他学会组织(如英国皇家学会、维康信托基金等),以及欧洲委员会这些政策主体促进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实践和相关政策中。同时,本文结合国外相关调研,对欧洲等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状况与问题,以及对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培训等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并揭示了对促进我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相关启示。针对我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现状与问题,本研究以我国科研机构以及高校科研人员为对象,进行了随机抽样的问卷调查。调查发现,我国科学家对于科普的参与意愿较强,这与2006年以来我国推进《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20)》的实践有密切关系。但我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也存在不少问题和障碍。主要是:1)科学家群体对具有不确定性的科学(以及正在形成中的科学)的传播的重视不足,能力不强。2)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在时间和精力上存在较大制约;3)缺乏对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激励机制;4)需要加强对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培训和指导。对比我国与英国科学家参与科普的不同现状,本文从多个方面探讨了影响我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主要因素,如传统科学观的广泛影响、缺乏对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制度激励、科学家科学传播的能力不足,以及社会参与动力不足、对话机制缺失等。在理论研究、比较分析和和实证调研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促进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相关建议。特别是强调要不断更新科学的观念,梳理符合当代科学发展特点的科学观,加强对具有不确定性科学议题的传播和对话,建立多元化的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激励机制,提升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能力,倡导负责任科学传播的理念,以重建社会对科学以及科学家的信任。
张韵[8](2020)在《中国区域创新政策有效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加速演进,创新发展已成为国际竞争大势所趋。各国竞相出台新时期的创新发展战略,通过不断完善创新政策制定,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增长。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依靠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区域创新能力与竞争力整体提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区域创新政策的有效性需要特别关注。对于区域的创新发展来说,高质量、有效的区域创新政策有利于规避创新政策失败风险,加快区域创新创业发展,形成区域创新优势,是中国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以公共政策分析理论和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创新政策研究文献的梳理、概括和抽象,同时结合区域创新实践,构建区域创新政策有效性理论;围绕区域创新政策制定中的关键环节,形成以区域创新政策网络构建、区域创新政策问题评议、区域创新政策内容定制、区域创新政策供给推动,以及区域创新政策执行保障5项内容为重点的中国区域创新政策有效性基本分析框架。构建区域创新政策网络有利于提升创新政策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接受性,对于形成有效的区域创新政策十分关键。区域创新政策网络的选择包括创新政策网络行动者选择、引入与激发,创新政策网络共同价值观的凝炼和培育,创新政策网络组织规则的明确与调适,以及创新政策网络利益冲突的妥善处理。区域创新政策网络的全面覆盖,包括创新政策社群覆盖,创新政策专业网络覆盖,创新政策府际网络覆盖,创新政策生产者网络覆盖和创新政策议题网络覆盖。区域创新政策网络的结构优化,强调创新政策网络的高密度,创新政策网络中心的均衡,创新政策网络中凝聚子群力量约束和创新政策网络的高协同性。高水平的区域创新政策问题评议,是制定有效区域创新政策的逻辑前提。区域创新政策情势感知与分析,包括对创新政策情势的准确感知,创新政策问题搜寻的高效率和对创新政策情势的科学分析。区域创新政策问题认知与界定,应树立创新政策问题系统思维,对创新政策问题假设进行创造性综合,以及对创新政策问题本质的合理界定。区域创新政策问题阐述与精炼,强调创新政策利益诉求详述和对创新政策目标的权衡与取舍。区域创新政策问题分类与结构,包括区域创新政策重要问题,区域创新政策次要问题和区域创新政策低级问题。精心定制的区域创新政策,应聚焦区域创新优势,适应区域创新能力,化解区域创新问题,并兼顾边界条件约束,以进一步释放区域创新潜力,提升创新政策的有效性。聚焦区域创新优势,要求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创新资源,促进区域优势领域创新,强化区域创新集聚优势。应基于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全面评估,调整区域创新政策内容重点;应着力解决组织薄弱、创新锁定、网络分割等特定的区域创新问题,兼顾边界条件约束,适应动态变化的区域技术和产业结构环境。高质量区域创新资源的持续投入,是改善区域创新政策预期效果的重要途径。区域创新资金投入与配置,强调区域创新资金的精准配给,创新金融资本结构合理化和区域创新资金的稳定投入。区域创新人力资本培育与投入,包括高质量区域创新人才培养,创新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以及创新人力资本的持续投入。区域创新基础设施规划与升级,要求建立区域创新技术支持体系和强化创新公共服务支撑体系。良好的创新制度与机制设计,是区域创新政策执行的有力保障。区域创新利益相关者行为规范与权益维护,要求制定环境与健康标准,规制垄断行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推进创新信用制度建设。创新共同体内部融合与互动学习机制构建,强调创建良性合作机制和完善互动学习机制。金融市场完善与创新产出激励,包括创新成果产权激励,知识溢出补偿,创新金融激励,科技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和股权、期权激励。此外,还应根据技术发展保持创新制度的超前性与灵敏性。
韩联郡[9](2019)在《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文中认为“制度重于技术”,发展科学技术的关键是建构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制度体系,其落脚点则是制定和实施高质量的科技人才政策,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此方能形成科技人才促进科技发展、科技发展造就科技人才的生动局面。因此,本文以新中国60年(1949-2009年)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进行分析评价,旨在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为当代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本文首先从资源视角对人才资源的特性以及科技人才的制度安排进行了定性分析,然后对新中国60年不同经济体制下的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进行了宏观历史分析,并基于政策文本对科技人才政策从政策数量、政策发布机构、政策对象称谓和政策体系四个维度进行了统计分析,之后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绩效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的比较分析,最后借助阿兰·斯密德的SSP范式理论探讨了科技人才政策绩效不断提升的内在逻辑。全文分七章展开。第一章为绪论,阐述了选题的缘由和研究意义;对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进行了界定;对科技人才政策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等。第二章为立论基础。本文主要从经济学视角考察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故首先在人才资源视角下对科技人才政策促进人才资源开发以及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系统化的科技人才政策的制度安排。第三章主要对60年间的科技人才政策进行宏观历史梳理。首先,对建国后的中国科技人才政策进行了简单的历史溯源;其次,以经济体制变革的重要节点对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变迁进行了历史分期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计划经济体制阶段(1949-1976年)、经济体制探索阶段(1977-1991年)和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1992-2009年);然后,对三个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梳理。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本文的重点部分。第四章主要是基于政策的文本对不同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进行了分阶段统计和分析,统计分析的维度有四个方面:政策数量、政策发布机构、政策对象的称谓和政策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的特点进行了总结。第五章将描述性分析和实证性分析相结合,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绩效进行了初步比较。描述性分析以官方统计数据为依据,主要包括科技人才数量、留学生人数与归国留学生比例、R&D经费及其强度、专利授权量、论文产出、成果数量和新产品增加值等数据,实证性分析则是以科技进步贡献率为科技人才政策绩效的测度指标。描述性分析和实证性分析的结果都表明: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得到了持续的提升。第六章是在前两章研究的基础上,借鉴阿兰·斯密德的SSP范式理论,即“状态-结构-绩效”分析框架,探讨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得到持续提升的内在逻辑。首先,对SSP范式理论做了概述;其次,对SSP范式在本研究的适用性以及科技人才政策绩效分析SSP范式下的三要素进行了阐释,并对SSP范式下科技人才政策绩效分析的基本框架进行了初步设计;再次,通过具体分析科技人才政策的状态、结构、政策收益,总结科技人才政策的结构演变与政策绩效提升的关系;最后,在前述分析基础上,探讨科技人才政策绩效持续提升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科技人才政策的“状态-结构-绩效”函数的对应规则建立在结构与状态匹配度基础之上,在三个历史阶段,科技人才政策的结构与状态的匹配度不断提高是科技人才政策绩效持续提升的直接原因,而推动结构与状态的匹配度不断提高的动因主要有两点,即“超越意识形态”思想的应用、科技人才市场化的管理范式的形成。作为全文的结尾,笔者在第七章对本文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对科技人才政策的变迁与经济体制的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本文认为科技人才政策的演进历程与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国家经济体制从宏观上决定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发展和演变,经济体制的转型是科技人才管理体制范式转变的根本原因。此外,科技人才政策的发展也具有其自身的规律,探索不受外在环境影响(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的科技人才政策发展规律对于科技人才政策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本文认为,尊重市场、尊重科技人才,深入推进科技人才市场化是未来科技人才政策发展应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而不应再受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或者受新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
胡娟[10](2018)在《后常规科学及其社会治理》文中指出多少年来,科学一直以清晰的“常规”面貌为世人所知。然而,“科学”始终在演化,在经历了胜利和乐观主义的时代之后,科学进入了“后常规时代”。在此,科学活动(尤其是以技术“创新”为主体的实践)及其后果呈现若干新的特征,如事实的不确定性、价值的争议性、利益的攸关性和决策的紧迫性。要言之,“后常规”标志着那种可以无视争端的“解谜”过程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科学议题上的各种争论。重要的是,这些争论已经超出了“认知争论”(关于知识的争论)的范畴,而呈现出“社会争议”(关于非科学问题的争论)复杂的问题情境:谁为科学专家的“解谜”作业支付费用?谁对此感兴趣?相关风险又是被谁所知晓并接受?显然,这些问题已经跨越了传统科学既有的“自治”边界,而涉及到科学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如何应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争议,化解“棘手”的政策争端,正是后常规时代科学实践所面临的一项新挑战。实践业已表明,库恩“常规科学”意义上的实践过程与同行评议的机制无力应对;那种企图利用专家“统治”终结争议的做法也只会强化社会风险。为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机制。作为一种应对风险和政策争端的策略,“后常规科学”提出了“扩大的同行共同体”和“扩大的事实”的方法论进路。由此,我们可以设想科学的民主化问题。在我们看来,“后常规科学”的概念还意味着一种认识论上的转变:科学并非少数知识精英和技术专家在共同体“内部”的自说自话;知识的有效性、科学决策的合法性理应考虑诸多“外部”的甚至是异质性的要素,且以他人的认可和接受为前提。这就促使我们进入 科学与治理”的论题。通过对“气候科学”、“生物样本库”这类“后常规”典型科学议题的考察,我们发现,在相关治理进程中,治理主体从“内部”扩大至“外部”,而包括诸多利益攸关者;治理的手段和要素也从专家知识权威转向了对“地方性知识”的考量和接纳,且更多地考虑了道德、利益和价值等因素。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后常规时代的科学与社会治理之间存在内在的实践逻辑和一致性。科学的社会治理将是解决科学(技术)的社会争议的一种可能机制。最后,我们以专家的信任危机、科学规范的重塑等论题为线索,对“知识与权力”、“专家与公众”和“自由与责任”等问题予以重新审视,进而重构了我们对于科学及其实践过程的认识和理解。一言以蔽之,在“后常规时代”,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更紧密,科学业已成为一项政府、产业乃至市民都参与其中的公共事业。本文基于科学的演化,竭力丰富、充实和增进“后常规科学”概念的内涵和价值,并藉以相关问题的讨论为科学的社会治理进路做出阐释和辩护。不过,我们也意识到,这种“后常规”的科学观并非意味着是一种“好科学”,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就是科学正在发生的变化。
二、对科技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基础的考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科技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基础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1)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政策的认知度及其对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以广州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一、前言 |
二、文献综述 |
(一)政策认知度相关研究 |
(二)政策满意度相关研究 |
(三)政策认知度和满意度的相关研究 |
三、数据来源、样本特征与研究方法 |
(一)样本来源与特征 |
(二)高科技企业对科技创新政策的认知度与满意程度的测度 |
(三)综合认知度和满意度测算 |
1. 认知度和满意度量表的信度检验和指标权重 |
2. 综合认知度和满意度的因子载荷 |
(四)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
1. 高科技企业特征对科技创新政策认知度的影响分析 |
2. 高科技企业特征对科技创新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分析 |
3. 企业科技创新政策认知度对科技创新政策满意度的影响 |
四、对策建议 |
(一)强化科技创新政策宣传的常态化 |
(二)改进科技创新政策的宣传方式 |
(三)扩大科技创新政策的影响范围 |
(四)强化科技创新政策的联系作用 |
(2)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的协同共治格局:困境、基础与关键(论文提纲范文)
一、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的治理困境:府际“竞争”与区域“合作” |
二、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治理困境的多维剖析 |
(一)理念层面:科技创新共同体价值的自我证成问题 |
(二)环境层面:共同体中的地方政府利益平衡问题 |
(三)操作层面:现行科技创新政策制定路径固化问题 |
三、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协同共治的制度基础 |
(一)现实基础:政策措施实施中存在的“弹性空间” |
(二)理论基础:共同体及其成员决策的衔接与联动 |
(三)观念基础:契合分配正义和提升价值认同 |
四、构筑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协同共治格局的关键问题 |
(一)理念秉持:府际竞争与区域合作的平衡 |
(二)发展向度:“自由”与“干预”的统一 |
(三)基本方式:实体标准与程序机制的结合 |
结语 |
(4)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 |
第2章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2.1.1 高质量发展 |
2.1.2 产业结构调整 |
2.1.3 产业结构转型 |
2.1.4 产业结构升级 |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涉及的主要内容 |
2.2.1 方向动力 |
2.2.2 政策导向 |
2.2.3 模式选择 |
2.2.4 可行路径 |
2.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
2.3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应用 |
2.3.1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2.3.2 资本有机构成学说 |
2.3.3 产业竞争原理 |
2.3.4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2.3.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 |
2.3.6 高质量发展学说 |
第3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纵览 |
3.1 产业结构构成状况 |
3.1.1 产业部门分布 |
3.1.2 主导产业选择 |
3.1.3 规模水平测度 |
3.2 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
3.2.1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初步工业化阶段(1952-1977) |
3.2.2 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纠偏阶段(1978-1991) |
3.2.3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深入改革阶段(1992-2008) |
3.2.4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2009-至今) |
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的初步成效 |
3.3.1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有所改善 |
3.3.2 产业层次在缓慢提升 |
3.3.3 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所提高 |
3.3.4 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 |
第4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4.1 问题表现 |
4.1.1 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级不高 |
4.1.2 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 |
4.1.3 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 |
4.1.4 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 |
4.1.5 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 |
4.2 症因探析 |
4.2.1 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 |
4.2.2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
4.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欠佳 |
4.2.4 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 |
4.2.5 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
4.2.6 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 |
4.2.7 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不够到位 |
第5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
5.1 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1.1 制定、调整与完善产业政策 |
5.1.2 致力于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 |
5.1.3 积极推动产业国际转移 |
5.1.4 提出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
5.2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2.1 适时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 |
5.2.2 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
5.2.3 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兼扩大内需 |
5.2.4 提升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和服务化水平 |
5.3 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3.1 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
5.3.2 鼓励支持产业技术创新 |
5.3.3 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 |
5.3.4 稳步推进工业4.0 战略 |
5.4 国外经验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启示 |
5.4.1 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
5.4.2 加快技术创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
5.4.3 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
5.4.4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
第6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对策 |
6.1 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 |
6.1.1 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
6.1.2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6.1.3 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6.1.4 创新产业发展思路 |
6.2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6.2.1 提升三次产业层级质量 |
6.2.2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变 |
6.2.3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6.2.4 促进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
6.3 提升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能力 |
6.3.1 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 |
6.3.2 培育健康的创新环境 |
6.3.3 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有机结合 |
6.3.4 重视人才的战略作用 |
6.4 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
6.4.1 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
6.4.2 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 |
6.4.3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 |
6.4.4 改变经营发展理念 |
6.5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6.5.1 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
6.5.2 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 |
6.5.3 完善要素市场配置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5)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创新的影响因素及路径研究 ——基于QCA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简要述评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1.4 研究方法 |
1.4.1 文献研究法 |
1.4.2 定性比较分析法 |
1.5 研究的重点和创新点 |
1.5.1 研究的重点 |
1.5.2 研究的创新点 |
1.6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政策创新及其影响因素模型 |
2.1 政策创新的理论缘起 |
2.2 政策创新的内涵 |
2.3 政策创新的影响因素 |
2.4 构建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创新的影响因素模型 |
2.4.1 政策需求 |
2.4.2 行政压力 |
2.4.3 议题垄断程度 |
2.4.4 政策环境:媒体动员和关键个人 |
2.4.5 资源禀赋 |
2.4.6 政府学习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实证分析与结果 |
3.1 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选择 |
3.2 案例样本的选择 |
3.3 结果变量(RESULT)的赋值 |
3.4 解释变量的确定与赋值 |
3.5 真值表的构建及观察 |
3.6 定性比较分析运算 |
3.6.1 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
3.6.2 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 |
3.7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创新的路径、特征及优化 |
4.1 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创新的实践路径 |
4.1.1 地方政府学习型创新 |
4.1.2 上级政府主导型创新 |
4.1.3 动员-吸纳型创新 |
4.2 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创新的特征 |
4.3 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创新的路径优化 |
4.3.1 拓宽社会力量参与渠道,增强政策需求互动 |
4.3.2 丰富资源基础,重视资源利用与管理 |
4.3.3 提高政府学习能力,加强地区间沟通交流 |
4.3.4 贯彻政策创新执行,优化组织协同管理 |
4.4 本章小结 |
结论与展望 |
主要研究结论 |
未来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6)面向战略决策制定的情报流程模型构建及验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英文摘要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界定 |
1.2.1 概念界定 |
1.2.2 问题界定 |
1.3 研究目标 |
1.4 研究思路 |
1.5 研究内容 |
1.5.1 基本观点 |
1.5.2 主要研究内容 |
1.6 研究方法 |
1.7 研究创新 |
1.8 论文结构 |
第2章 研究现状 |
2.1 战略决策研究现状 |
2.2 情报流程研究现状 |
2.2.1 情报流程的简要发展历程 |
2.2.2 传统情报流程及其演变 |
2.2.3 现代情报流程典型代表——以“目标”为中心的情报流程 |
2.3 情报与决策的关系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战略决策制定与战略情报分析的关系探究 |
3.1 战略决策与非战略决策的比较分析 |
3.2 战略决策制定模式的特征分析 |
3.2.1 经典决策和行为决策模式 |
3.2.2 其他决策模式 |
3.3 战略决策制定过程的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
3.3.1 战略决策过程的特征 |
3.3.2 代表性战略决策制定过程 |
3.3.3 战略决策制定过程的影响因素 |
3.4 面向战略决策制定的战略情报分析 |
3.4.1 战略情报及其特征 |
3.4.2 情报分析与决策的关系 |
3.4.3 情报介入战略决策制定 |
3.4.4 面向决策过程的情报分析与应用框架 |
3.5 从战略情报分析到战略情报行动的转化 |
3.6 本章小结 |
第4章 以服务于战略决策制定为任务的情报流程模型构建 |
4.1 情报流程构建的理论指导及应用 |
4.1.1 基于系统论搭建宏观框架 |
4.1.2 基于西蒙决策理论架构逻辑结构 |
4.1.3 基于价值链理论布局整体结构 |
4.1.4 基于信息生命周期理论建立信息流的循环模式 |
4.1.5 基于战略管理理论构建驱动机制 |
4.2 情报流程构建的需求分析 |
4.2.1 降低情报失误 |
4.2.2 匹配战略决策的复杂化态势 |
4.2.3 满足科学决策的客观性要求 |
4.3 情报流程构建的指导思想的创新研究 |
4.3.1 以共享思想建立利益相关者的关联 |
4.3.2 以增量式迭代思想指导情报流程运转 |
4.3.3 以布鲁克斯知识方程理论指导情报流程功能结构 |
4.4 情报流程各环节应具备的条件分析 |
4.4.1 各环节功能的综合性 |
4.4.2 各环节之间关系的协同性 |
4.4.3 各环节内部的微循环 |
4.5 情报流程模型的构建 |
4.5.1 模型的提出 |
4.5.2 模型的结构 |
4.6 情报流程各要素及其运行 |
4.6.1 情景规划 |
4.6.2 情报需求管理 |
4.6.3 面向感知的情报搜集与分析 |
4.6.4 情报产品生产、刻画及呈现 |
4.6.5 情报产品的有效传递 |
4.7 情报流程解决的问题和适用范围 |
4.7.1 情报流程解决的问题 |
4.7.2 情报流程的适用范围 |
4.8 本章小结 |
第5章 情报流程在科技发展战略决策制定中的应用模式研究 |
5.1 新时代科技发展中的情报问题分析 |
5.1.1 新时代科技发展中的情报需求 |
5.1.2 新时代科技发展中的情报功能 |
5.2 “三跑并存”情景规划的构建 |
5.2.1 “三跑并存”情景构建的条件 |
5.2.2 “三跑并存”情景规划框架 |
5.3 服务于科技发展战略决策的情报分析模式构建 |
5.3.1 科技发展战略决策中情报任务的感知 |
5.3.2 以“三跑”情景假设为逻辑起点的情报分析要点 |
5.3.3 情报累积与评估 |
5.4 情报产品生产模式的构建 |
5.4.1 三个层次的情报产品刻画 |
5.4.2 情报产品的服务模式创新 |
5.4.3 生产情报产品的情报体系 |
5.5 情报产品智库化传递模式的构建 |
5.5.1 智库化传递模式界定 |
5.5.2 智库化传递中的信息流控制 |
5.6 比较视角下情报流程应用的优越性 |
5.6.1 结构上的优越性 |
5.6.2 环节设置上的优越性 |
5.7 本章小结 |
第6章 总结与展望 |
6.1 主要结论和贡献 |
6.1.1 研究结论 |
6.1.2 主要贡献 |
6.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6.2.1 研究局限 |
6.2.2 研究展望 |
附录 :国外主要情报流程(周期)图 |
参考文献 |
博士阶段研究成果 |
致谢 |
(7)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结构安排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论文结构安排 |
第2章 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理论分析 |
2.1 “科学传播”与“科学家”及相关概念分析 |
2.1.1 科学传播 |
2.1.2 科学家 |
2.2 当代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必要性 |
2.2.1 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意义: NCCPE的相关探索 |
2.2.2 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的重要途径 |
2.2.3 加强对风险社会中的科学与技术的治理 |
2.2.4 推进科学决策中的民主机制建设 |
2.3 科学传播的新特征与新争论 |
2.3.1 后真相时代 |
2.3.2 STS的新发展: 审议转向 |
2.4 科学家在科学传播活动中与其他主体的互动机制 |
2.4.1 科学家与公众 |
2.4.2 科学家与决策者 |
2.4.3 科学家与媒体 |
第3章 欧洲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实践 |
3.1 欧洲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社会背景与政策措施 |
3.1.1 公众理解科学运动及科学家角色的转变 |
3.1.2 欧洲促进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政策实践 |
3.2 英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两次大型调查 |
3.2.1 英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态度与意向 |
3.2.2 英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对象及活动 |
3.2.3 英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困难与障碍 |
3.2.4 英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动机及激励 |
3.2.5 英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培训与需求 |
3.3 ESConet科学传播培训的实践 |
3.4 英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实践的总结 |
第4章 中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实证分析 |
4.1 问卷设计与调查方法 |
4.1.1 问卷内容设计 |
4.1.2 调查对象和范围 |
4.1.3 抽样方法 |
4.1.4 调查方式与调查时间 |
4.1.5 样本概述 |
4.2 中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现状分析 |
4.2.1 中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态度与意向 |
4.2.2 中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对象及活动 |
4.2.3 中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困难与障碍 |
4.2.4 中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动机及激励 |
4.2.5 中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培训与需求 |
4.3 中国与英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对比分析 |
第5章 影响中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主要因素 |
5.1 传统科学观的广泛影响 |
5.1.1 传统科学观所导致的对科学不确定性的忽视 |
5.1.2 传统科学观导致科学主义盛行 |
5.1.3 科学不确定与科学主义导致科学传播风险 |
5.2 缺乏对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制度激励 |
5.2.1 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缺少政策的支持 |
5.2.2 在有关科学的争议性事件中缺乏对话机制 |
5.2.3 科学传播社会参与动力不足 |
5.3 科学家的科学传播能力普遍不足 |
5.3.1 科学家缺乏面向公众沟通的技能 |
5.3.2 科学家与媒体之间存在刻板印象 |
5.3.3 科学家与公众之间存在信任危机 |
第6章 促进中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对策建议 |
6.1 促进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思路转变 |
6.1.1 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新理念——科学创新与治理文化 |
6.1.2 科学传播中科学与人文并重 |
6.1.3 反思不确定性(正在形成中)科学知识的测量方法与普及 |
6.2 激励科学家参与治理-创新维度的科学传播 |
6.2.1 落实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绩效评估 |
6.2.2 破解后真相,重拾人们对科学家的信任 |
6.2.3 增强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社会、理论支撑 |
6.3 提升科学家科学传播能力 |
6.3.1 积极探索中国科学家科学传播培训的模式 |
6.3.2 建设涵育反思性内容的科学传播能力 |
6.3.3 走向负责任的科学传播能力建设 |
研究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中文参考文献 |
外文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8)中国区域创新政策有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2 研究的基础理论与逻辑分析框架 |
2.1 研究的基础理论 |
2.2 研究的逻辑分析框架 |
3 区域创新政策网络构建环节的有效性 |
3.1 创新政策网络的选择 |
3.2 创新政策网络的全面覆盖 |
3.3 创新政策网络的结构优化 |
3.4 本章小结 |
4 区域创新政策问题评议环节的有效性 |
4.1 创新政策情势的感知与分析 |
4.2 创新政策问题的认知与界定 |
4.3 创新政策问题的阐述与精炼 |
4.4 创新政策问题的分类与结构 |
4.5 本章小结 |
5 区域创新政策内容定制环节的有效性 |
5.1 内容定制关键之一,聚焦区域创新优势 |
5.2 内容定制关键之二,适应区域创新能力 |
5.3 内容定制关键之三,化解区域创新问题 |
5.4 内容定制关键之四,兼顾边界条件约束 |
5.5 本章小结 |
6 区域创新政策供给推动环节的有效性 |
6.1 区域创新资金投入与配置的政策供给推动 |
6.2 创新人力资本培育与投入的政策供给推动 |
6.3 创新基础设施规划与升级的政策供给推动 |
6.4 本章小结 |
7 区域创新政策执行保障环节的有效性 |
7.1 创新政策执行的制度保障:利益相关者行为规范与权益维护 |
7.2 创新政策执行的机制保障:创新共同体内部融合与互动学习 |
7.3 创新政策执行的动力保障:金融市场完善与创新产出激励 |
7.4 创新政策执行的弹性保障:创新制度的超前性与灵敏性 |
7.5 本章小结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1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9)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缘由 |
1.1.2 研究意义 |
1.2 概念与研究范围的界定 |
1.3 研究现状 |
1.4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 |
1.5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第二章 “第一资源”视角下的科技人才政策供给 |
2.1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 |
2.1.1 人才资源的概念 |
2.1.2 人才资源的特性 |
2.1.3 “第一资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2.2 人才政策与人才资源开发 |
2.2.1 人才资源开发与中国的现代化 |
2.2.2 人才政策促进人才资源的开发 |
2.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建构 |
第三章 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历程 |
3.1 科技人才政策的历史溯源 |
3.2 科技人才政策的历史分期 |
3.3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3.3.1 过渡时期政策框架的形成 |
3.3.2 全面建设时期政策的曲折 |
3.3.3 “文革”期间政策的偏离 |
3.4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3.4.1 知识分子政策的拨乱反正 |
3.4.2 科学建制化的恢复和发展 |
3.4.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初步建立 |
3.5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3.5.1 “第一资源”共识的形成 |
3.5.2 科技人才管理体制的变革 |
3.5.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完善 |
第四章 基于政策文本的统计与分析 |
4.1 文献来源与样本选择 |
4.2 政策分类的依据 |
4.3 各阶段科技人才政策的初步统计 |
4.3.1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 |
4.3.2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 |
4.3.3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 |
4.4 科技人才政策演变模式与特征 |
4.4.1 数量的演变 |
4.4.2 发布机构的演变 |
4.4.3 政策对象称谓的演变 |
4.4.4 体系的演变 |
第五章 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评估 |
5.1 评估方法的选择 |
5.2 各阶段政策绩效的描述性评析 |
5.2.1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的政策绩效 |
5.2.2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的政策绩效 |
5.2.3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的政策绩效 |
5.3 基于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实证分析 |
5.3.1 测算方法与参数选择 |
5.3.2 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 |
5.3.3 科技进步贡献率与政策绩效的关系 |
第六章 基于SSP范式理论的绩效分析与检验 |
6.1 SSP范式理论概述 |
6.2 政策绩效SSP范式分析的初步设计 |
6.2.1 SSP范式对本研究的适用性 |
6.2.2 SSP范式下绩效分析的三要素 |
6.2.3 SSP范式下绩效分析的基本框架 |
6.3 SSP范式下的科技人才政策分析 |
6.3.1 政策状态 |
6.3.2 政策结构 |
6.3.3 政策选择的收益分析 |
6.3.4 结构演变与绩效提升 |
6.4 政策绩效提升的动因分析 |
6.4.1 超越意识形态:绩效提升的逻辑起点 |
6.4.2 人才市场化:绩效提升的基本途径 |
6.5 提升政策绩效的一个框架 |
第七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10)后常规科学及其社会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科学、争议与治理 |
1.1 科学的社会争议及其问题 |
1.2 “后常规科学”的两种理解进路 |
1.2.1 应对争端的方法论工具 |
1.2.2 一种“批判性的科学” |
1.3 “后常规”的科学治理 |
1.3.1 治理要素的扩展 |
1.3.2 建构为公众负责任的治理模式 |
1.4 论文结构 |
2 科学进入“后常规时代” |
2.1 充满争议的科学事业 |
2.1.1 查尔斯王子之问 |
2.1.2 默克尔的“U”形转折 |
2.2 重塑问题:从认知争论到社会争议 |
2.2.1 科学的“不确定性” |
2.2.2 风险认知:实在与建构 |
2.3 社会对科学的回应 |
2.3.1 从“问题”到“议题” |
2.3.2 自反性:专家系统的信任困境 |
3 “常规科学”及其实践活动 |
3.1 常规科学与范式 |
3.2 “常规科学”的认知结构 |
3.2.1 解谜与范例 |
3.2.2 认知基础:观察抑或理论? |
3.3 “常规科学”的社会结构 |
3.3.1 共同体与规训 |
3.3.2 “小生境”中的隐性规范 |
3.4 “常规科学”的内在紧张 |
3.4.1 实用的专业自治 |
3.4.2 专家与公众间的鸿沟 |
3.5 通往“后常规科学”之路 |
3.5.1 自然主义的态度 |
3.5.2 实践的优位 |
4 再论“后常规科学”的兴起 |
4.1 “科学-政策界面”上的棘手情境 |
4.1.1 “软”事实与“硬”决策 |
4.1.2 管制科学 |
4.1.3 科学顾问的政治角色 |
4.1.4 质量问题 |
4.2 方法论:应对争端的一种新策略 |
4.2.1 第三类问题的解决策略 |
4.2.2 扩大的同行共同体 |
4.3 认识论:一种科学观的转变 |
4.3.1 多元认知参与的决策 |
4.3.2 作为“后常规”的科学 |
5 后常规时代的科学与社会治理 |
5.1 气候科学的后常规实践 |
5.1.1 纽约热岛效应政策:同行评议的扩大 |
5.1.2 地区气候服务:地方性知识之实践 |
5.2 生物样本库的伦理治理 |
5.2.1 知情同意:由冰岛HSD谈起 |
5.2.2 与社会的相互作用:EGP的沉浮 |
5.2.3 UK Biobank的“伦理+”进路 |
5.3 走向科学的社会治理 |
5.3.1 统治与治理 |
5.3.2 社会争议的解决:对话与协商 |
5.3.3 反思性治理 |
6 反思科学:作为一项公共的事业 |
6.1 科学进入“广场” |
6.1.1 “生活世界”中的科学 |
6.1.2 当专家遭遇“信任危机” |
6.2 科学规范的重塑 |
6.2.1 科研“失范”及其复杂性 |
6.2.2 多元规范论 |
6.2.3 责任式创新 |
7 结语与余论 |
7.1 “坏科学”抑或“好科学”? |
7.2 家园政治:一种新的科学政治学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对科技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基础的考察(论文参考文献)
- [1]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政策的认知度及其对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以广州市为例[J]. 赵超,皮莉莉. 沿海企业与科技, 2021(06)
- [2]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的协同共治格局:困境、基础与关键[A]. 郑和园. 《上海法学研究》集刊2021年第14卷——长三角法学论坛文集, 2021
- [3]公众参与科学的STS理论述评[J]. 陈思懿,洪伟. 科学与社会, 2021(03)
- [4]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D]. 韩美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5]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创新的影响因素及路径研究 ——基于QCA的实证分析[D]. 李佳琪.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6]面向战略决策制定的情报流程模型构建及验证研究[D]. 李品. 南京大学, 2020(04)
- [7]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李淑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0(06)
- [8]中国区域创新政策有效性研究[D]. 张韵. 华中科技大学, 2020(01)
- [9]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D]. 韩联郡.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10]后常规科学及其社会治理[D]. 胡娟. 浙江大学, 2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