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图书馆珍本珍藏》出版

一、《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出版（论文文献综述）

韩吉绍,门绪峰^[1]（2021）在《明张萱清真馆《云笈七签》调查研究》文中提出目前国内外图书馆收藏明张萱清真馆《云笈七签》共24部,其中中国大陆15部、中国台湾4部、日本3部、美国2部,另存疑1部。这些藏本分册不一,有14、16、20、24、32、36、48、50、64、80等多种形式,其中山东大学等数种藏本为张萱原刻本,哈佛大学等数种藏本为后世翻刻本。原刻与翻刻在内容上有较多差别,文献价值绝不能等同视之。当然,翻刻情况为了解《云笈七签》在清代的流传提供了重要证据。另外,张萱撰有一篇《云笈七签序》,交代其校刻《云笈七签》的来龙去脉及版本依据,收入其《西园存稿》卷十五。

范丽琴^[2]（2021）在《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研究》文中提出福建地方诗歌总集指收录整个福建或福建某地区两个及以上作家作品的合集,其编纂者不限于本土文人,还包括客寓文人。福建最早的地方诗歌总集是唐代黄滔所编的《泉山秀句集》三十卷,现存最早的则是明代徐编、费道用等补录的《闽南唐雅》十二卷,此后福建地方诗歌总集蓬勃发展,充分展现了福建文学的发展轨迹。从时间分布上看,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自唐代发端,宋代勃兴,元代延绵不绝,至明清时期得到全面发展,出现明代中期和清代中期两座发展高峰,福建各府涌现出大量着名的地方诗歌总集,并在清代呈现出总结性的特点。从空间分布上看,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主要集中在福州府、兴化府、泉州府,邵武府、建宁府次之,其他各府零星分布。在福建文学发展过程中,文人积极倡导诗派振兴风雅之旨,乡邦人文之盛与遗文散落的巨大反差,促使他们承前启后地进行征文考献,以备一郡之典。他们以“以人而存其诗”（选人）和“因诗而存其人”（选诗）的选录标准为主,对前人已刊刻或未付梓的总集、别集、诗话、笔记、方志、杂录等,甚至石刻藓壁、题画诗等多种文献载体进行全面搜集与整理,采用以人系诗、以体系诗、以主题系诗的编纂体例,编纂出诸如《闽海风雅》《全闽诗俊》《乾嘉全闽诗传》《闽诗录》《全闽明诗传》《国朝全闽诗录》《晋安风雅》《莆阳文献》《莆风清籁集》《清源文献》《螺阳文献》《丰州集稿》《昭阳扶雅》《建宁耆旧诗钞》《汀南廑存集》《柘浦诗钞》《建阳诗钞》《剑浦诗编》等一大批反映整个福建或某府某县诗歌发展状况的省级或府县级地方诗歌总集。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福建科举文化发展水平、福建地方文学家族的发展步伐相一致,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能够比较突出地体现福建地方文学的发展状况,其中所包含的正文和序、跋、凡例、人物小传、评注等附件资料不仅具有梳理福建文学发展脉络、拓展福建诗人群体研究、拓展福建诗歌批评研究等重要的文学意义,而且具有辑佚与校勘功能,具有保存作者资料、保存历史事件史料和地方特色文化史料记载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

刘跃进^[3]（2020）在《传统目录学与当代学术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 /意义]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中国社会现实,这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方法/过程]本文以中国古代目录学发展为线索,分七个专题展开论述:一是《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二是《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和《遂初堂书目》,三是《通典》《通志·艺文略》与《文献通考·经籍考》,四是《四库全书总目》,五是藏书机构目录,六是私家收藏与专题研究目录,七是中国文学研究目录等。[结果 /结论]通过这样的梳理,总结学术经验,探索发展方向,强调基础研究,所有这些努力,或将有助于当代学术研究的体系建设。

刘勇^[4]（2020）在《明代抄本研究》文中认为明代是中国印刷出版史上的辉煌时期,但是抄书的活动依然兴盛。明代生产的抄本经过时间的积淀,在版本学上被称之为明抄本。学界对于明抄本的研究可以分为版本目录学研究、出版史研究、藏书史研究以及抄本个案研究几个方面。本文是从整体上对明抄本进行的一次系统性研究。第一章从整体上对明抄本的版本目录学特征进行探究,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是明抄本的版式特征,包括行格、版心等;第二是明抄本的字体风格,通过对明抄本字体风格的总结,划分出洪武至成化、弘治至隆庆、万历至崇祯三个时期,并对各个时期的字体风格进行了具体的总结。第三是探究明代抄本的鉴定方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总结出探究明抄本抄写时间、抄写者、批点者、抄本来源、作者的规律,进而探究如何区分明抄本与明稿本、宋元抄本、清抄本。第四是明抄本的文献价值,主要从对书目信息的补正和补正刻本之缺误两个方面来探讨。按照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书籍交流圈模型,外圈是书籍的生命周期。第二章至第五章所研究的正是明代抄本的生命周期,是从书籍史的角度对明抄本的生产、流通、阅读等环节进行探究。第二章探讨了明代抄本生产的内容,主要包括从宫廷抄写书籍的类型、明代抄本的不同类别。第三章是对明代抄本生产方式与过程的探讨,首先厘清了誊写与缮写、影抄与临摹等抄写方式之间的区别,进而论述了抄写与刊刻之间的关系。一部分明抄本的讹误历来为学者所诟病,本章第二节从抄书态度、学识水平、外部环境等方面探究了明抄本讹误产生的原因,并且以《永乐大典》的抄写为例,论述了明代抄书者是如何预防讹误产生的。第三节分别从抄写者、抄写的场所、抄本生产的品牌来探究明代抄本的生产。第四章探讨了抄本生产与流通中的经济因素,重点探究了明人抄书的经济动机、抄写的效率以及抄本的成本与价格等。第五章研究了明代抄本的流通方式,主要从读者与市场、书贩与书肆两个方面展开论述。明代抄本的读者与市场部分主要探讨了哪些人是抄本的读者,以及抄本在书籍市场中的份额如何。抄本的读者可以分为抄本的生产者和非抄本生产者,抄本的市场问题主要分为抄本交易与市场份额、市场中的稀见抄本、读者的选择、市场中的抄本与印本以及科举对抄本市场的影响。书贩兜售与书店经营是抄本销售的两个重要渠道。对书贩兜售的探讨,主要包括书贩身份与销售地点、兜售种类与经营方式、具体的销售策略与案例分析;关于书店的经营,则主要探讨了书店的位置和经营,并通过祁承（?）、谢肇淛、祁彪佳、冯梦祯等学者的购书记录来分析抄本在书店中的经营状况。第六章研究了明抄本的阅读与利用环节,抄写是实现阅读的重要媒介,明人抄写书籍的范围、不同类型的抄本为考察明代的阅读风气和阅读群体提供了重要的途径。利用抄本来进行教育是这一部分考察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学者通过家庭中的抄写活动来教育子弟,这种方式在私塾中也同样流行。明代学者阅读抄本的方式主要有朗读和默读,而抄写又可以作为记忆的一种辅助手段。学者在抄本上会留下批注,遇到谬误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订正。最后,讨论了摘抄、编纂与抄本生产、阅读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摘抄的目的与方法、摘抄与阅读的关系、编纂与阅读的关系,以及编纂与着述之间的关系。罗伯特·达恩顿的书籍交流圈模型内圈是书籍与政治社会文化等背景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的第七章和第八章分别是从抄本与学术、政治以及抄本的社会史特征来展开的。第七章探讨的是抄本与明代藏书、丛书出版及书籍审查之间的关系。从抄本与明代藏书的关系来看,抄本对增加官方藏书和私人藏书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抄本与丛书的编纂来看,明代的抄本促进了丛书的编纂与刊刻,进而通过对明抄本丛书的考察对丛书概念加以重新审视。从抄本与禁书的关系来看,抄本书由于其特殊的流通渠道等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躲过明代的书籍审查。这里主要探究了明代的实录、天文类书籍、妖书等几种特殊类型的书籍,它们在明代大多以抄本形式流传。第八章是对抄本的社会史特征进行的探讨,首先关注的是抄工这一特殊的群体,描绘了抄工在明代的生活状态,包括他们的出身、收入以及与学者、抄本之间的关系。抄工主要包括职业抄写者,除此之外,生员、士人、童仆、官吏都可以扮演抄工的角色。其次关注的是抄写者的人际网络和交往模式,探讨抄写者是如何通过构建人际网络来进行抄书活动的。明代刊刻出版中写工的组织形态以及他们与学者之间的关系虽然也与明代的抄写活动有关,但属于刊刻出版的流程,与明抄本的研究主题有所冲突,因此将其作为本文的附录。总之,本文通过对明抄本的系统研究,揭示明代抄本的生产、流通、阅读过程,以及与抄本有关的人群和社会网络,希望能够深化对于明代的抄本、抄书活动、抄本与刻本之间关系以及明代书籍文化的认识。

郭霞丽^[5]（2020）在《近现代藏书家藏书归属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私家藏书作为图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发展过程中长期担负着传承文化的职能。近现代社会动荡不安,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抗日战争等,无不给文献典籍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许多藏书家为保存文化典籍,以一己之力奔走各地抢救文献,又在建国之后纷纷将藏书捐献国家。这些藏书最终如江河汇海归入全国各大图书馆,有了更好的归宿。近年来,随着全国古籍普查工作的开展,各馆珍藏的善本古籍不断被发掘、着录,各馆的藏书来源问题得到重视。近现代藏书家及其藏书研究也逐渐成为热点,但对于近现代藏书家的藏书归属问题,仍缺乏一个整体性的归纳总结。因此,通过藏书家藏书归属个案的研究,明确这些藏书的去向,以便于利用,这是我们确立研究课题的初衷。本篇论文重点论述近代藏书家的藏书归属,将近现代藏书家的藏书来源、归属情况进行归纳总结。最后以表格的形式,归纳近现代着名藏书家的大宗藏书归宿,期望为学者研究某位藏书家藏书提供便利。本文选取近现代最着名的藏书世家十六家,及藏书家四十三位,按他们的祖籍地域分章,对他们的藏书归属进行探讨研究,明确他们的藏书归属。

徐长生^[6]（2020）在《清代福建官刻研究》文中认为官刻,代表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文化或主流文化,与家刻、坊刻共同构成了中国雕版刻书史的三大主体。清代福建的官刻,具有它独特的发展轨迹,但目前对它的研究非常薄弱。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明晰它在福建和中国古代刻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论文将史料分析与实证调查相结合,运用历史学（书籍史、印刷史）、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学科理论,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首先,以刻书者为纲,对清代福建官刻的刻书者进行详细论述,包括各级官员、衙署和官办书院的考证;除了考证刻书者外,还例举了部分刻本,对其作者、内容、学术价值、刊刻情况、版本源流和藏佚情况等进行考证。其次,对清代福建官刻的特征,从刻书者的类型、资金的来源与使用、书板的贮藏与管理等方面,进行多维度的深入分析。第三,对清代福建官刻本的传播进行分析。最后,对清代福建官刻的作用进行客观评价。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弥补了以往该领域研究的不足,在刻书者、版本学、目录学、传播学等方面亦有所突破,可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王米雪^[7]（2020）在《《山海经》版本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山海经》版本研究,在《山海经》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山海经》的单个版本研究方面不乏成果,但是多版本对比及同版本不同印本对比对于探索《山海经》版本渊源、选择最优版本尤为重要。本文利用异文比勘法,将各文本进行对比,不仅找出原刻、翻刻本与初印、后印本,还理出了版本源流,同时揭示了《山海经》版本的流传情况、明清时期刻书风气、清代避讳等相关问题,并为《山海经》的进一步整理工作提供参考意见。本文以《山海经》版本作为研究对象,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总结了学界对《山海经》版本方面的研究现状。第二部分为正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罗列了现存《山海经》的版本类型,比如:宋本、明本、清本,又详细介绍了《山海经》各版本的卷数、册数、板式、刊刻时间、馆藏地等信息,让人们对《山海经》诸版本有更清晰的认识。第二章分析了明代《山海经》版本的关系。明代《山海经》版本对比研究中,对比分析了《有图山海经》、《山海经释义》、明嘉靖本、吴琯本、胡文焕本等版本的不同文本的关系、版本来源,涉及版本考证,还根据刊本上所钤藏书章分析其流传情况。第三章分析了清代《山海经》版本的关系。清代《山海经》版本对比研究中,选取清项絪群玉书堂本、清黄晟槐荫草堂刻本、清吴任臣《山海经广注》、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等版本的不同文本作对比研究,分析它们刷印时间的早晚问题,还据刻本上所钤藏书章分析其流传情况。第四章主要研究了《山海经》的编纂思想问题,以宋本《山海经》的经注文为参考,明清时期的编纂者对郭璞旧注的处理态度也反映了编纂者的刊刻思想。这一章节也是分为明代和清代两部分来分析的。明代《山海经》的编纂者对郭璞经注文的处理态度分为两个时期,明前期一般是照版翻刻宋本,明中后期翻刻《山海经》时一般对经注文进行改易,这不仅与编纂者本身的校书思想相关,还与明代的刻书政策、刻书风气有关;而清代《山海经》的刻本对郭璞旧注的处理则与明代相差较大,清代诸家擅考据,注重创新,对郭璞经注文进行订正、及大篇幅的补充,这与编纂者本身思想、清代考据之风相关。第三部分为结语。一方面归纳了本文的创新点、突破点,如:本文侧重《山海经》同版本不同印本之间的对比研究;本文将《山海经》图像与文字结合起来进行对比研究等。另一方面还阐明了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元曹善本的来源问题尚未解决等。

李月辰^[8]（2020）在《《史记评林》及其传播接受研究》文中指出明人凌稚隆辑评的《史记评林》又称“百五十家评史记”,被誉为《史记》评点的“集大成”之作,是研究《史记》必不可少的资料。此书不仅体例完备,评语丰富,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而且刊刻精良,版面美观,因而在万历四年一经问世,就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被后人广泛地传播与接受,对国内外学者的《史记》研究以及《史记》文学经典化进程起到了深远影响。虽然目前学界已普遍认识到《史记评林》的价值,但尚未有研究该书传播接受情况以及该书对《史记》文学经典化作用的专篇论文或着作,对编纂者凌稚隆的生平家世、成书背景、评点特色等方面的研究也有一些有待商榷或补充之处。鉴于此,本文拟对凌稚隆的生平家世、《史记评林》的成书背景与内容特色进行全面研究,并系统探讨《史记评林》传播接受问题以及《史记评林》对《史记》文学经典化的作用。全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绪论部分主要介绍学界对《史记评林》及其传播接受问题的研究现状以及本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第一章,编纂者凌稚隆生平家世考证。凌稚隆良好的家庭环境、早年屡试不第的经历、与当时着名学者的交游都影响到了他人生道路的选择与学术思想的形成。第二章,成书背景。明代中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平民化精神文化生活的繁荣、弃儒就商风气的形成、科举制度的完善、明人科考积极性的提升等方面都影响到了百姓对文化商品的需求量与坊刻本书籍的刊刻。另外,评点之学和《史记》研究都在明代发展成熟,形成了以评点方式研究《史记》的风气,直接影响到《史记评林》的编纂。第三章,《史记评林》的评点特色。《史记评林》具有“集大成”的特色,体例完备,征引对象广泛,评语内容丰富。编纂者凌稚隆对材料作出精心的采择,对所见材料有所取舍,对材料的引用方式有全引、节选和引用大意之别。《史记评林》也是服务于科举的考试用书,所录评家大多具有进士身份,所选评语具有指引科场文风、指点作文技巧的功用。第四章,《史记评林》的传播。《史记评林》的传播方式多种多样,本章主要从文献学角度对两种传播方式进行研究,其一是文人撰写序跋,其二是出版商刊刻。另外,书目着录也可反应《史记评林》的传播情况,一些书目的作者为《史记评林》撰写了解题,对该书的编纂者、体例、内容、版本、价值等方面有所介绍,促进了人们对《史记评林》的了解,也促进了该书的传播。第五章,后人对《史记评林》的接受。后人接受《史记评林》的方式十分多样,学者对此已有一定程度的研究。本章拟从前人关注较少的文献学角度着手,以明代学者李光缙与日本明治学者有井范平的增补、明治学者奥田尊的校订、明代学者穆文熙与钟惺《史记》评本手批者对评语的引用、金陵书局本《史记》与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以此书为参校本校勘为例,研究后人对《史记评林》的接受情况。第六章,《史记评林》对《史记》文学经典化的作用。《史记评林》收录了历代学者对《史记》的评点,展现了《史记》研究史以及《史记》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史记评林》所收录的文学评语对《史记》语言风格、文章关键有深入细致的分析,并形成了对某一人物、事件、课题的批评链,能够帮助读者理解文本,启发读者思考,对《史记》文学经典化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结语,对全文进行系统总结,并对相关问题提出思考。此外,为更全面地展现编纂者凌稚隆的先祖世系、《史记评林》所征引的资料、《史记评林》的序跋与题识以及书目对《史记评林》的着录,特将相关资料辑为附录,置于本文之末。

黄毓芸^[9]（2019）在《魏晋隋唐方志文献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我国旧志约8200种,占现存中国古籍的十分之一以上。但学界现有的研究重新志而轻旧志,重地理、历史研究而轻文献学研究,早期方志的研究则更为薄弱。魏晋隋唐方志是方志发展的早期阶段,从文献学角度研究这一时期的方志,对方志文献学的理论建设,中国方志的起源、发展及演变,方志史和方志学史的建立,第三(6方志的编纂工作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方志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方志仅指地方性的综合志,广义的方志还包括全国性总志及记述某方面特定内容的专志。论文主要研究狭义方志,着重研究了以下问题。第一,界定魏晋隋唐方志具体范围。历代学者对方志名实、方志起源、方志内涵与外延的看法差别很大。一代有一代之方志。魏晋隋唐方志既具备历代方志共性,也有其时代特徵。论文基於文献用例归纳“方志”的语义发展、“方志”的内涵、特点及其核心要素;从代表性方志学着作、方志整理着作、着录方志的目录着作所举方志归纳方志外延。并据此从广、狭两方面提出能够整合前人观点的方志定义,为魏晋隋唐方志文献的目录、版本、校勘、1佚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二,归纳魏晋隋唐方志总特点。从方志地名沿革、地域分布、体例分类、撰人分布等方面分阶段考察魏晋隋唐方志各自特徵。第三,考察方志着录轨迹的历史演变。梳理魏晋南北朝、隋唐方志在历代目录及其子目中的分布及沿革以求“考镜源流”;考证了官、私、史目录学着作着录魏晋隋唐方志的误录、同书异名、同名异书、卷数异、撰人异等情况。第四,整理魏晋隋唐方志文本和考证魏晋隋唐方志1本。分析总结魏晋隋唐方志1佚成果现状,补充已有1本漏1方志佚文、新1方志佚书,校勘佚志佚文及现存方志文本;从版本学角度对这一时期的现存和1本方志进行考察,梳理已有的方志版本研究成果并做了专题研究。第五,魏晋隋唐方志方言材料的整理与考证。方言材料包括语音（音韵）、文字、词汇、训诂、语法等不同类别,论文主要研究其中的词汇材料,并从文献学角度考证了其中的异文、名物、风俗、地理及历时与共时的演变,旨在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方志中方言资料的整理、1录及数字化工程”的研究提供资料;又是一次从中国古典文献学角度对语言文字学文献进行整理、研究的有益尝试。

莫琼^[10]（2019）在《明代韩愈古文接受研究 ——以明代古文选本为视角》文中研究说明明代韩学研究相对宋、清两代来说稍显暗淡。从理论上而言,明代韩学上承宋元,下启清代,是整个韩学史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对于这一段韩学的研究,可打通千余年来的韩学史,使整个韩学史的内容更加完整、面貌更加清晰。明人对于韩愈古文的接受情况是整个明代韩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依托于明代韩集文献以及明代古文选本等原始资料。选本批评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方法之一,通过对选本的研究,可以勾勒出一段批评史甚至是接受史。因此,本文即以明代古文选本为中心,研究明人对于韩愈古文的接受情况。本文分为上、下编,一共七章。上编主要从明代科举文化、明代出版业、明末文人结社、“唐宋八大家”在明代的生成等四个方面思考,结合明代古文选本对韩愈古文的选评,研究明人对于韩愈及其古文在这四种历史场域中的接受情况。下编主要对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文的情况进行考论。考论以明代古文选本为中心,为相关的选本撰写叙录,并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选本进行考论,揭示选本选评韩愈古文的情况。上编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研究明代科举文化与韩愈古文接受的关系。第一节研究明代地方学官制度与韩愈古文的流播。韩愈古文是明代举子的必读物之一,因此,许多古文选本以及韩愈文集即得以这种方式进入学校的藏书楼中。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地方学官,在编刻古文选本时,往往将韩愈古文乃至所谓“唐宋八大家”的古文选入其中,随着官员的迁移,韩愈古文在下层知识分子之中的流传广度也随之扩大。因此,地方学官制度对于韩愈古文乃至唐宋古文文脉的传承上具有着重要的作用。第二节研究明代科举考试衡文的标准与韩愈古文的选评。在明代古文选本中,有一定数量的选本是专门为科举考试而编辑的。在具体的阅卷过程中,文有法度、开阖抑扬的答卷,更受阅卷官的青睐,韩愈的文风十分符合这样的标准。通过考察可以发现,《原道》等29篇韩愈古文普遍地被明人认为适合作为科举考试的范文。这29篇韩文,是明人以选本的形式选择出来的韩愈古文的经典篇目,因此,在延续韩文的经典化上,明代古文选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二章主要以上海图书馆藏十卷本《唐文归》为中心,考察明代出版业与韩愈古文的选评的关系。明代中后期出版业以及图书市场的发达,伪托名人出书射利的情况也随之出现。在明代古文选本评点的领域,钟惺是被托名最多的文人之一,伪托钟惺之名的“文归”系列文章选本也成为了明末书籍市场颇受欢迎的出版物。因此,若要确切评价一些选本所选评的韩文之价值,首要之务,是厘清这些选本的真伪,题名钟惺的《唐文归》是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本章第一节,是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再考证上图所藏十卷本《唐文归》为伪托钟惺之作,并认为伪托者为明末南京的书坊集贤堂。第二节研究此本《唐文归》对所选十四篇韩愈古文评点的价值,认为这些评语的质量大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书商这一群体,属于日本学者大木康所认为的识字阶层的中间阶层,以《唐文归》为媒介,可以推知韩文在此中间阶层的接受情况。作为商品的古文选本在明末出版的驱动下流播开来,韩愈古文也以此为载体得到传播。第三章主要以浙江图书馆藏朱东观等人所编的《唐文归》为例,研究明末文人结社与韩愈古文的选评的关系。明代文人结社与文学的关系密切。藉由研究朱东观及其社中人一起选评的《唐文归》等文章选本,可以以文社这一公共空间为中心,探究明末的文人是如何评价韩愈与阅读韩文的。本章第一节主要对明末杭州朱东观等人结社的情况进行考述,认为此文社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并与明末杭州另一个着名的文社——登楼社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个文社发展的过程中,他们的文学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即由“尽心秦汉以上书”到纵观唐宋以下文。第二节以此文社所编《唐文归》为中心,研究此社对于韩愈及其古文的接受情况,认为其在选评韩文时,选入了一些较为“冷门”的篇目,这些篇目大都反映了中唐时期存在的社会问题,他们正是透过对这些篇目的选评,表达出了对于明末各种社会危机的隐忧。此外,借由考察韩文对于先秦两汉文的继承及其对唐宋以下文的影响,该社实际上构建了一个从先秦两汉到唐宋八家文的古文统绪。第四章主要研究“唐宋八大家”在明代的生成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析韩愈古文在这个古文范畴之内的接受情况。明初的宋濂、王袆、刘基等人,构建了由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苏、曾巩、王安石等八家之文组成的文统。从永乐至正德年间,这个文统观一直为台阁文臣所遵循。在成化至正德间,一个反对唐宋文传统的力量也正在形成,严重恶化了唐宋文在主流文坛的生存环境。唐宋文的传统与明代科举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可以说是间接地在制度上保障了唐宋文的生存空间。在重新将韩愈等唐宋八家嵌入古文统绪,使得韩愈重新成为这个文统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的过程中,“唐宋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初刻于万历七年之前,社会上流行着“七大家”、“四大家”、“六大家”等称号,在这些组合之中,韩、柳、欧、大苏四大家是最为稳定的。随着同类选本数量的快速增长,“唐宋八大家”的称号在崇祯年间正式形成了。下编以隆庆为断限,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考论明洪武至隆庆期间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愈古文的情况。明中期以前,由于出版业尚未兴盛,加之文献保存的困难,故而留存至今的古文选本数量并不多。从本文所掌握的明代古文选本所选韩愈古文的情况而言,这一时期的古文选本主要用于科举考试,韩愈古文颇受这些选本的青睐,往往在必选之列。从嘉靖年间开始,选本的选择即以先秦两汉古文与唐宋古文为主,而唐宋古文又重在所谓“唐宋八家”文。受主流文坛流派之间的古文典范之争的影响,古文选本亦开始掺入了“派系”的因素。林希元借编选《古文类抄》之契机,对复古派“文必秦汉”的取法倾向有所反思,将唐宋古文重新纳入到取法范围之内。第二章主要考论万历期间古文选本选评韩文的情况。这一时期的古文选本,比较突出的特点在于:第一,随着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的问世,“唐宋八大家”类选本的数量有所增加,“唐宋派”的文脉在万历文坛得以延续;第二,出现了钱谷《韩文评林》、王锡爵《王荆石先生批评韩文》、郭正域《评选韩昌黎文》等专门选评韩文的选本,这表明明人对于韩愈的研究正趋专门化;第三,出现了“自娱”性质的古文选本,如钱士鳌《共赏编》;第四,贾三近《滑耀编》、邹迪光《文府滑稽》等选本,特表韩文“以文为戏”的一面,亦属这一时期韩愈古文接受的特点之一。此外,本章还对郭正域《评选韩昌黎文》一书作个案研究。第三章主要考论天启至崇祯期间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愈古文的情况。这一时期古文选本的主要特点在于:第一,随着明末出版兴盛期的到来,书籍市场上出现了一些伪托名人的古文选本;第二,明末文人在结社之时,编刻了一些古文选本。韩文得以入选这些选本,为研究韩文在不同的文本空间内的接受情况提供了依据。孙慎行《精选八大家文钞》等“八大家”类选本的产生,使得韩愈以及唐宋古文的文脉在明末得到延续。

二、《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出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出版（论文提纲范文）

（1）明张萱清真馆《云笈七签》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传统目录学与当代学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明代抄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近现代藏书家藏书归属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清代福建官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山海经》版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史记评林》及其传播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魏晋隋唐方志文献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明代韩愈古文接受研究 ——以明代古文选本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四、《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出版（论文参考文献）

• [1]明张萱清真馆《云笈七签》调查研究[J]. 韩吉绍,门绪峰. 世界宗教文化, 2021(04)
• [2]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研究[D]. 范丽琴. 闽南师范大学, 2021(09)
• [3]传统目录学与当代学术研究[J]. 刘跃进. 文献与数据学报, 2020(04)
• [4]明代抄本研究[D]. 刘勇. 山东大学, 2020(01)
• [5]近现代藏书家藏书归属问题研究[D]. 郭霞丽.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清代福建官刻研究[D]. 徐长生.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7]《山海经》版本研究[D]. 王米雪. 长江大学, 2020(02)
• [8]《史记评林》及其传播接受研究[D]. 李月辰.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9]魏晋隋唐方志文献学研究[D]. 黄毓芸.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6)
• [10]明代韩愈古文接受研究 ——以明代古文选本为视角[D]. 莫琼. 西北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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