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融资方式与金融风险防范（论文文献综述）
胡彦鑫[1]（2021）在《公司参股银行的效能及其风险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伴随着我国产业与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一段时期以来,产融结合成为提升企业资本运营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有效途径,也成为大型企业集团实现多元化的重要发展战略。“由产到融”以及“由融到产”的两种运营方式,相互渗透、组合互补,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重要探索。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这种探索,其初衷在于充分借鉴发达市场经济体产融结合的实践,探索拓宽我国商业银行资本补充的渠道,以满足巴塞尔协议有关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嗣后,三十余年的改革发展进程中,我国逐步形成了“由产到融”的政策实践,并极大提升了企业投资的活力,促进了产业资本与金融业的协同发展,满足了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监管要求,提升了企业效能。然而,随着风险冲击和内外环境的改变,“由产到融”的政策实践在近期以来出现了风险积聚的现象,甚至诱发了严重的金融风险。如包商银行被“明天系”掏空,成为“明天系”企业的提款机,最终诱发严重的信用风险。2018年,监管当局专门出台针对性的金融监管文件,规范企业投资境内金融机构,防范交叉风险传染,促进企业与金融机构良性发展。回顾我国企业与银行业协同发展的历史实践,在充分肯定企业资金进入银行业提升运营效能的同时,亦宜反思这一进程中的风险形成,应如何正确认知效能提升与风险事件频发成为摆在理论研究与金融实践层面的一个颇为棘手的课题。基于此,本文聚焦于科学评估公司参股银行的效能及产生的风险这一时代课题,为提高我国公司参股银行的效能、有效规范公司参股银行行为、防范产融结合风险、实现实体经济健康持续的增长提供有益借鉴。本文从防范我国公司参股银行风险入手,根据当前公司参股银行后风险事件频发且实体企业与金融企业之间风险交叉传染的特点,梳理公司参股银行的动因、公司参股银行效能的机理以及风险产生的机理,构建公司参股银行效能及其风险管理的理论基础,拓展公司参股银行效能及其风险管理的经济学解释。回顾我国公司参股银行的发展历程,明确我国公司参股银行的动因,同时选取2008年-2018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我国公司参股银行后,在缓解约束与提高效率两方面的现状与问题,同时对我国公司参股银行关联交易风险、交叉传染风险进行进一步对比与分析,分析其产生的危害。进一步在理论梳理和现状剖析的基础上,采用2008-2018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混合效应面板回归、Probit、Tobit等方法实证分析了公司参股银行效能的影响,一方面验证了公司参股银行对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另一方面验证了公司参股银行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通过参股商业银行,我国公司能够提高效能,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风险;本文进一步将包商银行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剖析,深入探究公司参股银行风险发生的原因及其危害,同时通过34家上市银行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公司参股银行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最后,对全文的结论进行归纳,并从稳定货币政策预期、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合理支付股利、规范公司参股银行市场秩序、完善企业及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和强化外部监管等方面提出提高公司参股银行效能、加强我国公司参股银行风险管理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性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公司参股商业银行的实际,梳理了公司参股银行后所产生的经济后果,一方面能提高参股公司的效能,另一方面也会产生较大的风险。公司参股银行通过信息效应、协同效应和银企关联效应三种渠道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公司参股银行影响投资效率的机理体现在:一是当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相对较小时,相对充沛的内源资金会造成企业管理人员过度自信,进而为追求更大的利润空间而提高投资规模,而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便很容易出现过度投资,从而导致企业投资效率的降低。二是当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相对较大时,企业可以利用的资金就会相应降低,优先的可支配资金会使企业错过很多预期收益较高的投资项目,导致投资效率的降低;当企业缓解了融资约束,企业就会避免错失收益较高的投资项目,进而提高投资效率。三是因融资约束导致的企业资金量的减少从另一个角度可以促使企业在投资之前加强对投资项目的甄别,选择投资价值更大的项目,同时进一步加强投资项目的管理,从而提高投资效率。因此本文认为融资约束能够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与此同时,公司参股银行后,主要存在两种风险,即关联交易风险,实体与金融交叉传染的风险。第二,通过历史分析法系统梳理了中国参股银行的发展历程及其动因,同时综合运用混合效应面板回归、Probit、Tobit等计量方法,揭示了公司参股银行后在提高效能方面存在异质性影响。公司参股银行之后,融资约束程度显着降低,企业所有制性质、国家宏观政策、区域发展和营商环境在缓解融资约束过程中发挥着调节作用;参股银行可以显着缓解由于融资约束造成的投资效率损失。第三,通过实证研究并辅以典型案例分析公司参股银行风险产生的危害,揭示了关联交易风险及交叉传染风险产生的原因,随着非国有股东占比的提高,银行的风险承担随之提升,并对不同银行产生非对称性影响。通过系统梳理包商银行发生风险事件的全过程,揭示产融结合风险发生的主要原因及危害,风险成因归结为市场秩序不规范、公司财务不稳健、银行公司治理不完善和外部金融监管失灵四方面,两类风险具有隐蔽性强、破坏性大和周期性等特征,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同时,容易诱发区域性金融风险。通过2008-2018年34家上市银行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公司参股银行后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整体来看,随着非国有股东参股银行比例的上升能显着提高银行的风险承担,非国有股东参股商业银行通过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进而提高了银行的风险承担。非国有股东参股商业银行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城商行非国有股东参股比例的提升能够促进银行风险承担的提升,而股份制银行非国有股东参股比例的提升抑制了银行风险承担,对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并未产生显着影响。
李卓[2]（2021）在《我国区域性金融风险的计量研究》文中指出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近年所发生的一次重大跨区域金融风险事件,它使得世界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历经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影响程度最深的一次下行调整。危机产生的严重后果以及此后持续数年的风险处置与应对,促使人们大幅提升对金融风险问题的关注,并拥有更多的历史样本与经验证据去探索金融风险生成演化相关机制,也发展出了更为多元的研究视角。就我国而言,长期的政策刺激以及地方政府具有独特影响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带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不断累积金融脆弱、加重环境扭曲,导致各地金融风险防控形势依旧严峻。中国已有的重大金融风险都是发生在某些特定区域范围之内,特别是近年来浙江温州、内蒙鄂尔多斯、陕西神木等地区相继出现的风险事件,使我们意识到,对于一个经济地理空间十分巨大、地区之间存在明显异质性的国家,金融风险会更多地表现出区域性的特征与后果。正是基于上述对于整体环境及历史样本的认知,本文选取区域性金融风险的视角开展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首先,结合我国现实状况,认识区域性金融风险。第2章,详细界定区域性金融风险内涵,归纳其特征,并结合当前实际,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生成的内外部因素进行理论分析。论述中将关注视角重点放在我国特有的地方经济发展模式、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及其所面对的区域环境。在金融风险动态演化方面,重点围绕金融体系内部各机构之间,金融体系与政府、企业、家户等部门之间,以及不同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多种关联互动渠道,探讨金融风险区域内外的传染机制,并就区域性金融风险演化发展给予理论描述与说明。其次,构造区域性金融风险测度指标,识别我国区域风险状态及其引致因素。第3章,利用熵权法合成风险测度指标,测算我国各省份区域性金融风险时变特征。结果表明,2009至2017年中国区域性金融风险呈现震荡上升趋势,多数省份2017年金融风险水平已明显高于2009年后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风险水平。在风险贡献方面,地方政府债务负担为首要风险因素,而信贷相关问题以及房地产泡沫也是明显高于其他因素的重要风险动因。该部分还采用KMV违约模型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测算,描述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严峻状态,进一步佐证风险测度结论,也为后续研究做好铺垫。第三,聚焦政府公共部门,刻画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政府公共部门是区域性金融风险的首要来源。第4章,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对我国省际区域性金融风险以及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分析,实证检验二者的空间关联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对区域性金融风险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二者存在共振效应;区域性金融风险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而改善经济基础、金融环境、法治环境以及经济参与主体,对于缓释金融风险和地方债务违约风险具有积极作用。第四,关注实体企业部门,实证产业结构变化与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关系。企业部门也是区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第5章,立足三次产业结构以及部分重要行业发展的视角,分析产业结构差异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效应。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考察产业结构调整结果与区域性金融风险关系。研究发现,第二产业占比增加总体上可以降低区域性金融风险,而第三产业占比对风险测度的总体影响则为正值。第二产业中,工业占比对区域性金融风险影响表现为负,而建筑业占比的影响表现为正;第三产业中,金融保险业以及房地产行业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表现为正,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的影响总体表现为负,住宿和餐饮业未见显着影响。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及相应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产业结构对区域性金融风险影响的动态路径。实证结果除基于动态角度进一步验证了第二、第三产业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方向外,还进一步揭示了工业、建筑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等重要行业与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关系。最后,站在房地产泡沫传染视角,分析区域性金融风险的空间关联效应。外溢传染是区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危害特征。第6章,围绕房地产泡沫这一区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引致因素,采用动态DY连通测度方法,实证考察区域性金融风险空间关联问题。研究显示,我国各类别城市群体间的总体连通度测算结果较好地捕捉了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状态,其中,2016至2018年高位运行以及近期连通度明显抬升,提示金融风险引致因素在相应时点的跨区域联动现象。此外,就各类城市群体之间房地产市场关联关系看,一线城市同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群体之间存在持续的较高正向关联,同时,一线城市对二线以及三线城市群体的净溢出效应近期有所减弱,而二线城市对新一线城市与三线城市的净溢出效应近期却显着加强。上述实证结果,不仅描述了地产泡沫传播的方向与力度,也为控制房地产泡沫这一重要风险引致因素提供了区域关联视角下的治理依据。整体而言,本文按照认识区域性金融风险,测度区域性金融风险,识别风险重要引致因素,刻画风险因素作用机理,分析风险空间关联机制的基本逻辑和顺序,围绕中国区域性金融风险的现实问题,给出了多元视角的计量刻画,对于我国金融风险防范工作具有积极理论意义。
李晓[3]（2020）在《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文中研究说明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经济运行中高杠杆高债务,经济泡沫等一系列经济问题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虚拟经济”一词频繁的出现人们的视野和学者的研究中,经济中出现了“脱实向虚”和“弃实唯虚”的现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辩证关系引起经济学家和政府的关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中央多次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防范金融风险,提出金融应服务于供给侧改革,促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这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指明了方向。资本的本质是逐利的,利润高低决定了资本的流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金融自由程度不断提高,虚拟资本得以高速发展。美元脱离金本位后,浮动汇率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国际金融的发展加强了世界各国以及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加速了经济“虚拟化”。中国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促进了制度改革、技术科技创新和优化人力资源教育的发展。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金融产品的创新,加快了金融资本的流动,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周转时间长、回报率低,而虚拟经济中资本的周转时间短、回报率高,导致虚拟经济对资本的吸引力远超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在吸引大量闲置资本的同时,也吸引着实体经济中的产业资本,不仅导致实体经济出现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更是导致实体经济的可用资源在不断枯竭。近年来,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脱实向虚”和“虚实分离”的现象,挤压了实体经济生存发展空间,成为经济增速放缓、金融风险加大的原因之一,这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平稳发展。因此,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意义非凡。快速发展的虚拟经济不断挤压实体经济生存空间,如何让虚拟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是当前金融改革创新的重点。虚拟经济不是凭空而生的,它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产物,是由实体经济派生出来的新经济体制,也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同时,虚拟经济的产生是不可逆转的,虽然它对实体经济有不良的影响,但也不能“弃虚唯实”。原因在于:第一,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基础,服务于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根本思想宗旨。虚拟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实体经济优化资源配置,是实现融资诉求的途径,满足实体经济发展对大规模资本的需求。第二,虚拟经济相对于实体经济而独立存在。随着金融衍生产品种类的不断增多,虚拟经济不断壮大,虚拟经济逐步脱离实体经济,追求自身增值,促进经济发展。但虚拟经济的异化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虚拟经济吸收大量的各类资源后,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第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是对立统一、协同发展的关系。二者是“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的发展模式。虚拟经济不仅包括金融业中各种金融衍生品,还涉及到大宗商品、房地产、无形资产等契约化、金融化和证券化后的一系列投机性经济行为。虚拟资本本身并不具备价值,它表达的仅仅是纸上财富,其价值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虚拟经济按照约定支付给资本所有者预期回报,从资本所有者那里剥离出来资本的使用权并使之契约化、金融化后转贷给别人的一种经济活动,造成了“以钱生钱”的经济假象。金融资产是连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桥梁与纽带,采取金融产品和契约等形式,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资产的转化。从获得社会资金角度来分析,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谁发行的契约转化为金融资产越多,谁获得资金就越多。从而,分析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辩证关系的着力点应是资产“金融化”。当前国民经济结构存在多种失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实体经济内部供需失衡、虚拟经济资本供给与实体经济资本需求失衡,这些失衡最终导致实体经济失去活力,无法吸引资本流入。资本主要进入虚拟经济并在资本市场空转,不断推高金融杠杆率。实体经济可得资本持续降低,并不断萎缩。如何解决这种失衡?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是解决这种失衡的措施之一。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引导资本真正进入实体经济,通过虚拟经济进行资源配置,弥补实体经济技术创新、产业优化升级等方面的资金缺口。鼓励企业采取发行股权融资等形式融资,通过“去杠杆”,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应是“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的协同发展模式。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从虚拟经济的发展历史看,在信用与货币资本的虚拟化后,借助互联网技术,虚拟经济的发展速度超过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资本具有逐利性,其本质是实现利益最大化,致使其自我价值增值快速发展,导致经济“脱实向虚”倾向严重。但是,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产生严重的背离时,会导致经济严重泡沫化,甚至会诱发经济危机。从现实角度来看,虚拟经济每次发展与创新都以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当实体经济资本回报率低于虚拟经济资本回报率时,资本的逐利性导致资本将从实体经济抽离转而投入虚拟经济中,而资本抽离的乘数效应导致实体经济可用资本不断减少,经济出现“脱实向虚”的现象。虚拟资本在金融市场空转而不进入实体经济,二者的撕裂性日益严重。这就表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撕裂是必然性的。但这种撕裂性是暂时的,是虚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伴生现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失衡导致经济危机频发,此时采取宽松的货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因为新增货币受虚拟经济高回报率的影响而进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没有帮助。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撕裂的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只会让二者的撕裂日益加深。从经济发展长远角度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是一种长期并存、辨证与统一的关系。发展虚拟经济的同时,加快实体经济的发展。在实体经济发展受阻时,应以虚拟经济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促进企业资本实现自身升值而不用脱离实体生产周期独立存在。本文首先界定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研究范畴,在梳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本文的研究框架,进而厘清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辩证原理: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根基,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二者之间应是“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的发展模式。论证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本文认为直接融资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存在“杠杆力”的作用等。但是当虚拟经济过度发展时候,也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不良的影响,讨论了“脱实向虚”和“虚实分离”现象中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提出了虚拟经济过度发展会引发经济危机的结论。最后提出辩证把握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的战略。
唐士亚[4]（2020）在《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法治化研究》文中指出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本质是信息的不同排列组合。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中,资金供求双方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信息发布和甄别、资金供需匹配和支付结算,借助互联网开放、共享的特征,极大降低了金融交易成本,提高了信息透明度和信息传播效率。互联网金融规制过程本身与信息活动、信息运用紧密相连,且互联网金融市场风险的生成与演变机理也与信息活动有着内在的高度关联性。这就意味着应当充分重视信息活动的特征和规律,重视对互联网金融中信息活动的调节,以达到互联网金融风险治理的目的。公权主导的互联网金融行政规制,对于防范和规制互联网金融风险具有积极的成效,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规制滞后于金融创新速度、规制成本高企和规制策略的不稳定性等局限。因此,引入信息规制这一具有柔性特征的规制模式,和刚性的行政规制相互配合,成为完善互联网金融规制体系的可行路径。互联网金融的信息规制,是“利用信息进行的规制”,包括了所有利用信息方式进行规制以达到治理互联网金融市场目的的手段。互联网金融的信息规制应当定位于中立性原则、整体性原则、组合性原则和适度倾斜保护原则等四大基本原则。通过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的实施成本对比,可以发现信息规制具有信息获取成本较低、信息来源多元化、规制程序启动障碍小和被规制者的对策行为少等相对优势,在行为可标准化程度低的领域、金融规制机构和第三方机构的合作规制以及金融规制机构对市场主体的激励合作中,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规制路径。互联网金融规制的信息工具包括了信息披露制度、声誉机制、平台评级制度、金融消费者教育和悬赏举报制度等。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不同的信息工具都依然是围绕着“利用信息方式进行互联网金融规制”这一主线而展开的。可以考虑从规制主体和规制强度两个维度出发,对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予以类型化处理,并分别纳入“规则体系”与“科层体系”之中,勾勒出信息工具的规范体系。信息规制的选择和运用在本质上是信息工具与互联网金融的匹配性问题。在选择和应用信息工具的过程中,应当对影响信息工具匹配性的因素展开分析,具体包括规制场景、规制工具强度、规制成本和收益以及对第三方利益的影响等。在此基础上,一个完整的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运行框架需要具备标准设置、信息获取、行为矫正和效果反馈四个具体要素。在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实践中,不同的信息工具具有不同的功能优势和适用范围,针对复杂的互联网金融市场问题,很多因素决定了单一的信息工具难以保证政策目标的有效实现,需要加强不同信息工具间的优化组合。互联网金融的信息规制和行政规制路径都存在瑕疵,没有哪一个路径是完美无缺的,两种路径之间的选择只能是不完善事物之间的选择。但令人欣慰的是,它们二者的规制优势具有互补性的特点（规制优势的互补性）。这意味着一种规制路径在某些方面存在的不足或缺陷,可以被另外一种路径在该方面的相对优势所弥补。因此,互联网金融的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可以形成合作规制模式。互联网金融合作规制可以分为外部合作和内部合作。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今后的合作还要深入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路径的制度内部,即“制度内合作模式”。互联网金融可视为金融科技的基础版,金融科技则是其升级版。对比互联网金融,科技元素对金融科技的渗透与影响更为明显。在金融科技中,科技已经演变成金融发展的核心推动元素,这些科技元素深刻改变了金融业的资金供需主体、商业模式、风险构成和监管模式。互联网金融向金融科技的变迁意味着规制活动日趋复杂化和专业化。但随着技术手段的快速发展,技术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信息规制的方式和价值,重塑信息规制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黄慧微[5]（2020）在《马克思信用理论视角下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研究》文中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信用制度的支撑和促进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要尽快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信用体系,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等领域建设,来规范市场经济的发展秩序,形成社会运行的良性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会议讲话中,将风险防范提高到新的高度,强调要在经济全局、系统中化解风险,“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近年全国工业企业应收账款数据显示,应收账款及其占流动性资产的比重逐渐增加,在经济转型调整的关键之年,多重因素叠加下,坏账风险也在相应提高;尽管商业票据融资业务尚不够成熟,但需求日益增加,使得商业票据业务在我国金融市场的份额不断提高,2016年票据风险事件爆出后,票据业务量开始持续减少,但2019年我国商业票据业务再次呈现集体非理性的快速扩张趋势,潜在风险极容易在企业和银行间传导,扩大风险范围。无论理论研究本身还是对现代金融危机实践的反思,马克思的货币、信用和危机理论都常常被当作一个系统、有机的分析框架。尽管其中对应资本主义的具体结论不能直接照搬到我国实践,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信用一般理论、资本积累、扩张以及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对分析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商业信用风险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且其中蕴含着不少前瞻性、现代性的观点和洞察力。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样面临市场自发调节下的各种失衡或失灵,更需要我们始终坚持坚持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和信用理论的基本逻辑,继续创造性解决信用制度二重性下的各种现实问题。基于此,针对当前我国商业信用发展中的主要现实风险及潜在风险,依据马克思的商业信用循环条件,以商业信用与生产过剩、货币理论、经济周期之间的相互作用为理论支撑,本文采用平行式行文结构,从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投机风险三个方面探索我国商业信用风险的形成及防范。遵循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从本质到现象、从简单到复杂、从一般到特殊再到个别的逻辑顺序,剖析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信用风险的外在表现和产生的一般原因;坚持理论的实践性、开放性和发展性,探索信用基本理论与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的具体应用相结合;为更契合当代商业信用风险特征,采用了金融学、行为经济学、演化经济学、财务管理等多学科交叉、综合分析。马克思的信用理论包含了信用产生及其作用、信用在生产、分配、消费等环节加速资本主义经济各要素间对立的机理和表象,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对立最终的发展趋势便是彼此分离并以危机的形式趋于统一,且具有周期性。统一的过程中,部分则以具体信用风险形式呈现出来,商业信用风险便是其中之一。第一部分介绍了马克思信用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核心概念界定、信用制度的二重性以及马克思的信用思想逻辑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的“信用”范畴,形式上指以债权债务关系为核心的交易行为,是一种经济关系,从属于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商业信用则是社会再生产中以商品为借贷对象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具有商品让渡与价格实现分离、商品为对象、链条性的特征,风险也相应表现为锁链式扩散性、双向性、可转移性特点,但同样具备信用制度的二重性作用,即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在加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要素间的冲突。整理、归纳了商业信用扩张与风险形成相关理论,一是商业信用循环条件,即“1.产业资本家和商人的财富,即在回流延迟时他们所能支付的准备资本,2.这种回流本身”;二是商业信用扩张加剧和掩盖生产过剩的机理;三是商业信用对货币流通速度、流通数量的影响;四是归纳了经济周期中的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的共同作用及演变。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风险治理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金融风险防范框架,金融发展“回归本源”的论断正是对马克思关于货币、信用与危机基本理论的继承与发展。该部分也成为下文具体分析我国商业信用风险的直接理论依据。第二部分概括了我国商业信用产生、发展历程,重点分析了应收账款和商业票据的整体现状、新发展:应收账款方面,当前部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流动资金偏紧,呈现比较稳定的行业集中分布,应收账款保理、应收账款质押及应收账款证券化三种应收展账款融资模式快速发展趋势明显,并逐渐平台化;商业票据方面,业务经营以银行承兑汇票为主,票据市场的参与主体范围不断扩大,票据业务电子化水平显着提升,电子票据、数字票据带动票据融资业务增加,但随着国家逐步推进金融去杠杆和强化监管,票据市场进入调整、转型期,从而回归服务实体经济之本源。总体看,新常态下商业信用发展主要面临着突出的信用风险、不断增强的流动性风险、投机盛行三方面风险。第三部分从伦理维度分析了商业信用道德弱化下的信用风险及防范对策。成因:商业信用道德形态的不完备、道德契约的脆弱性;提出相应防范建议,即辩证看待马克思关于信用资本的道德批判,弘扬社会主义道德观体系下的诚信美德,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以强化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培育企业信用文化。从经济维度分析了商业信用风险评估、企业风险管理方面导致的信用风险,主张多渠道提高商业信用评估的科学性,全过程提高企业信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征信服务系统。第四部分围绕马克思的商业信用循环条件分析流动性风险形成及防范。其中外部可支配的准备资本条件的分析综合了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关于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关系的研究,同时结合经济周期原理,从部分产能过剩、产业比例失调、利润率下降、市场竞争压力分析了我国商业信用回流本身的风险。提出了优化外部准备资本配置、控制企业商业信用扩张边界、优化产业结构、构建公平、理性的市场竞争机制和环境的具体建议。第五部分为关于投机风险的分析,主要针对商业票据投机问题展开,也有部分兼具实体交易和金融衍生交易特征的投机风险形式。依据投机形成条件,从商业信用融资工具、供给、收益实现、有限理性等方面分析投机风险的形成。建议从完善商业票据融资市场供给、提升理性决策水平、强化制度、监管、服务一体化三方面抑制投机。第六部分总结、梳理了三种具体风险形成机理上的内在联系。主张整体中考量商业信用风险形成的各类因素;从防范措施中概括、提炼出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的基本原则,即遵循经济规律、货币流通规律,科学化解风险;优化信用制度安排,调控政府行为边界;强化企业主体“志诚”的内在支撑。整体看,论文运用了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信用理论的研究方法和体系,又结合我国商业信用发展、经济转型的时期特征,把握信用杠杆和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的机遇,在创新发展中化解风险,在实践中继承、丰富马克思信用思想。
高锐[6]（2020）在《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以来,随着一系列“严监管”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各类金融风险呈现收敛可控的局面,中国金融杠杆率得到了有效控制,金融体系总体稳健。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再次凸显出来。为应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各项举措缓解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但又出现政策持续放宽导致的局部领域杠杆率快速回升的问题。为什么“防风险”政策和行动会加剧民营企业融资的难度?而随后支持民营企业融资的政策和举措会再度引发风险?从公共治理学科的视角看,“防风险”与支持民营企业融资不能实现平衡的根本原因在哪儿?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解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经济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涵,给出推动“防风险”背景下民营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答案。本文通过研究认为,防控金融风险和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间的矛盾,其本质上是政府干预与市场运作之间的矛盾,其根源在于政府金融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无法适应现代金融发展的要求。二者的协调本质上涉及金融体制结构改革、政府经济金融职能重新定位、政府金融管理权力分配等问题。因此,本文从金融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给出如何促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经济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答案。金融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在金融领域的表现形式,是各类金融活动主体在国家治理框架下维护金融稳定、推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相互关系,以及治理的方式方法、途径、过程和能力。本文认为,“金融治理”的概念和框架更加适用于解释和应对纷繁复杂的金融事务管理活动和金融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其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的蕴意是健全现代金融治理体系、塑造现代金融治理能力,即实现国家金融治理的现代化。本文所探讨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是金融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具体而言,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就是金融风险可控,包括实现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银行同业业务等的良好治理,同时,把握好改革、发展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平衡,避免发生重大金融风险;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基础就是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优化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从而为金融体系注入源源活力、为金融创新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以此推论,构建现代化金融治理框架,对缓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出现的突出矛盾、实现两者的统一与平衡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金融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旨向是要求政府履行现代金融治理职能,一是要进一步增强市场意识,明确政府干预边界、推进金融市场化程度,发挥市场在配置金融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要通过建立健全金融市场体系,积极有为地支持民营企业融资,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从而实现“金融监管”到“金融治理”的转变、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本文主要研究了如何实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平衡,即如何处理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关系。总体上,文章基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背景下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变化的实践状态,通过建构现代金融治理分析框架,考察其中存在的金融治理偏差和失灵问题,继而寻求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可行路径。具体而言,首先,研究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对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正反两方面影响。一方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可以进一步防止金融“脱实向虚”的倾向,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的意愿和能力,进而优化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另一方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使得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变窄,促使银行收紧信贷政策、减少民营企业贷款份额,从而加剧了民营企业流动性风险和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其次,文章认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旨就是要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推动传统的金融监管范式向金融治理转变。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实现金融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的现代化,是金融治理制度、金融治理体制的现代化,是金融治理主体、金融治理工具的多元化,是政策供给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社会动员能力、金融服务能力、通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强调金融治理中的部门整合和多元融合。再次,文章认为从当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实践情况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表现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前后民营企业融资难度的变化,不同企业由于规模、类型、信用甚至隐性社会地位的差异而金融风险与融资水平不同,以及抑制金融业发展造成的金融资源配置和实体经济发展在结构上出现不协调、不适应。其原因在于金融治理制度、体制、政策、协调能力、动员能力等出现问题与偏差,以及金融体系公平竞争机制长期缺位、行政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潜在矛盾、金融治理体系存在的固有矛盾引发的治理失灵。本文从金融治理偏差与失灵两个理论分析维度出发,通过构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归因分析结构,系统地揭示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一般规律。最后,本文认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背景下实现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优化需要完善金融治理偏差与矫正金融治理失灵。其一,采用多元化治理工具,继续推进金融治理手段科技化,丰富已有治理理念。其二,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积极推动建立更加有序、有效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其三,建立综合型治理政策调控架构,建立民营企业融资环境优化的长效机制。其四,推进现代金融治理的“元治理”进程,为金融治理得以实现提供各种制度机制支持。其五,明晰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边界,建立治理主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分担和问责机制。其六,完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建立金融法人治理体系等金融治理各项体系,继续推进金融市场改革与开放,增强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
张家源[7]（2020）在《财政预算软约束对中国地方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国内金融周期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的地方金融风险是一个内生于中国地方经济发展中的问题。随着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大,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上升,潜在的地方金融风险有演变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研究新形势下地方金融风险的成因,防止金融风险进一步引发金融危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国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是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城市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财政分权”与“金融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要想突破不平衡的经济发展与财政收入限制,持续主导地方经济发展,必然会依靠财政预算软约束。因此,城市经济体的财政预算软约束在中国地方金融风险的产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鉴于金融周期对金融风险的影响,本文从国内金融周期的视角,探讨财政预算软约束对中国地方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并提出核心观点:财政预算软约束会通过影响地方金融周期,引发地方金融风险;地方金融周期所处阶段和相对于全国的偏离程度不同,财政预算软约束对地方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与程度也存在差异。本文的研究遵循从规范到实证的研究范式,通过理论分析、统计测算、实证检验逐步深化对财政预算软约束影响地方金融风险机制的研究。在理论分析部分,首先,在分析中国城市经济体发展模式的基础上,阐述了国内金融周期理论运用到中国城市经济体中的可行性;引入国内金融周期理论中“准安全资产”、金融体系“弹性”和“病理性”金融周期的概念;分析了地方金融周期形成的因素以及地方金融周期对地方金融风险的影响路径。第二,分析了地方经济体财政预算软约束的演变,阐述了以土地财政为主导的财政预算软约束模式和准安全资产模式主导的财政预算软约束模式在形成机制、影响路径等方面出现差异的原因,以及准安全资产模式主导下的财政预算软约束对地方金融风险的直接影响。第三,结合财政预算软约束的影响机制与国内金融周期的形成机制,从信用扩张机制、宏观杠杆率和信贷流向的行业分布角度说明财政预算软约束影响地方金融周期的机制。第四,综合金融周期理论的相关观点,分析了地方金融周期变化对信用扩张外部环境的影响。通过模型推导,指出金融周期变化会改变货币政策影响的地区异质性,不同金融周期阶段下,金融机构的预期稳定性不同,这使得不同金融周期阶段下风险传递渠道的占比出现差异。在统计分析部分,构建了一系列财政预算软约束指标,分别衡量土地财政、准安全资产渠道的预算软约束水平、准安全资产信用水平的变化、预算内的财政预算软约束和房地产内生于财政预算软约束程度等。在国内金融周期理论基础上,构建了一系列衡量地方金融周期以及地方金融周期相对于全国金融周期偏离度的指标,包括中期金融周期指标、BIS法金融周期指标、金融周期系统性正向偏离度指标、简单加权法金融周期累计正向偏离度指标。还借鉴金融风险测算方法,构建了门槛值法金融风险值,简单加权法金融风险值以各金融风险指标的累计大小来衡量地方金融风险。通过统计分析各类指标特征,发现财政预算软约束、金融周期和金融风险呈现差异和一定相关性。实证检验部分分为两个板块深入研究。第一个部分借鉴计量经济学的变量关系概念,将金融周期在财政预算软约束影响地方金融风险过程中的作用归纳为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提出并证明了准安全资产渠道主导的财政预算软约束是金融体系“超弹性”形成的微观基础,通过改变地方金融周期,影响地方金融风险;金融周期的调整会影响财政预算软约束对地方金融风险的影响程度。通过实证分析,还发现准安全资产渠道和房地产内生于财政预算软约束的程度,更容易通过金融周期,引发系统性的地方金融风险。金融周期主要通过金融周期偏离度和金融周期所处阶段发挥调节作用。第二部分通过实证检验,分析说明在财政预算软约束影响地方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地方金融周期发挥作用的实现路径。财政预算软约束通过地方金融周期影响地方金融风险的机制,源于信用货币制度下内生货币供给对信用扩张的改变。土地财政下的信用扩张突破了预算收入的制约,准安全资产下的信用扩张突破了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且相应增加房地产市场内生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软预算约束的程度,这减少了信用扩张中实体经济发展与全国金融系统变化对其的制约,增加了地方金融周期上行及波动的程度,进而增加地方金融风险。在金融周期偏离和金融周期阶段的调节效应方面,通过分析货币政策冲击响应函数在不同金融周期阶段及偏离度下的变化,说明地方金融周期对货币政策区域异质性效果的影响;通过分析金融周期阶段性变化对土地出让金及城投债规模的趋势性变化产生的影响,说明地方金融周期对市场参与者预期稳定性的影响。最后,结合中国国情,本文对防范和化解地方金融风险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刘军[8]（2020）在《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形成、测度与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是中央明确的三大攻坚战重要一环,关乎着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是确保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证经济平稳、高速发展的重要前提,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防范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被列上更为重要的议事日程。其中,理论界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已经积累了不少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成果,但在区域性金融风险方面专门的研究还较少,这方面的探索具有十分紧迫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区域性金融风险与系统性金融风险有相关性,但也有不同,两者关系的厘清有利于提升金融风险防范的有效性和针对性。由于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区域性金融风险从某种程度上是区域经济发展和风险的映射。因此,不仅分析区域性金融风险如何监测预警具有重要价值,而且研究区域性金融风险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风险从金融领域向经济领域传导的途径和机制更具有深层次的意义。受影响于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省市发展差异较大,区域经济和经济风险的对比研究便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首先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参考美联储对银行机构“CAMELS”评级,将2008-2017年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数据作为样本,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区域性的金融风险进行量化,从整体上分析我国区域性的金融风险的一般特征、不同地区的差别和趋势演变情况。同时,将经济金融的制度安排、区域要素、区域间关系作为不同维度,分地区测算经济发展模式和演变过程。综合使用方差分析、固定效应模型、混合OLS等,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此外,将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信贷杠杆作为中间变量,研究区域经济风险与金融风险间的传导机制,根据其趋势特征构建DSGE基准模型,通过引入区域经济的正面和负面冲击,模拟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向金融风险传递变化的机制,最终为有效评估区域金融风险寻找理论支撑,并结合我国不同区域实际提出一些合理的建议。本文的分析从区域性金融风险、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信贷杠杆的风险中间传导机制三个维度以及三者之间的相关性展开。这种引入风险中间传导机制进行三方相关性分析的方法具有较大的创新性。在理论分析上,基于信息博弈论的信息经济学原理,通过委托——代理人理论框架和逆向选择模型,来分析区域性金融风险形成的理论基础。通过分析区域性金融风险所具有的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两方面特征,并以此为落脚点来规范界定区域性金融风险的概念界定,分析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形成因素,梳理介绍我国范围内的典型区域性金融风险事件。具体而言,本文主要研究方法及结论可归纳如下:1.首先,结合区域性金融风险的特征,对区域性金融风险进行了界定。对于区域性金融风险的测量,采用的方法主要基于CAMELS风险评估体系。系统回顾了CAMELS风险评估体系的历史沿革和在我国金融监管实践中的应用。对CAMELS体系的方法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参考构建了区域性金融风险测量体系,在指标选取和体系构建上对原有体系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调整,并以主观计算法为方法进行权重赋予和指标分值的确定。采用调整后的体系,测算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时间序列的区域性金融风险指数并进行比较分析。在测算范围上,突破了已有各类区域性金融风险研究仅限于部分区域,缺乏更加广泛系统对比的不足。2.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则采用要素、制度、关系三维结构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指标体系构建方法,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从资源与资本技术、市场与政府、内生型与外生型三个层面可有的组合结果划分为8大类型。并用对应的计算方法测算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时间序列的经济发展模式变化情况,对相关指标时序变化情况及东、中、西部分布差异情况进行全面的对比分析。3.分析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通过信贷杠杆影响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原理和路径。在信贷杠杆的风险传导机制研究方面,从政府加杠杆、企业加杠杆、居民加杠杆三个层面介绍了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向区域性金融风险的传递及表现。将企业和居民部门信贷杠杆情况作为区域经济风险与金融风险的中间传导机制,分析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微企业、居民部门四类主体加杠杆情况。特别是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企业、国有企业、房地产企业为代表的企业部门加杠杆对于信用资源有效配置及金融风险防范带来的影响。居民部门加杠杆则重点分析在当前形势下通过个人按揭贷款、消费贷款等多种途径进入房地产市场,并与房价共振加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情况。同时,构建包括居民、银行、企业、中央银行以及政府五个部门的DSGE模型,分析过度杠杆及去杠杆对系统性风险增加的直接影响和放大影响,研究区域经济风险向区域性金融风险的传导机制和原理。4.在实证分析方面,进行了两个层次的实证建模分析。一方面,是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对区域性金融风险影响的实证分析。从三维角度划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结合CAMELS分析得出的金融风险系数指标,借助方差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方法,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系数是否有显着影响。在方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相关模型采用混合OLS方法估计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系数的影响程度,探索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和作用机理。在厘清区域性金融风险传导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该机制加以验证。引入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微企业、居民部门四个部门的信贷杠杆作为中间变量,分析不同地区企业和居民部门杠杆率与风险的相关性,探讨信贷杠杆在区域经济与金融风险间发挥的影响途径和作用机制。本文的主要结论:1.我国区域性金融风险呈现差异性、多样性。区域性金融风险总体呈逐步下降趋势,不同区域间金融风险系数高低有较为明显差异。如果多样化的金融风险表现形式在不同区域、不同市场间交叉传染,区域性金融风险极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2.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单一趋同。以要素、制度、关系三维结构划分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中,资源-市场-内生型占据绝对优势。这种单一模式状态下,区域性金融风险影响诱发因素呈现单一特征,可能在同质区域间迅速传播,并产生叠加效应,风险的累积和扩散易演变为系统性金融风险。3.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下的金融风险显着不同。以资源-市场-外生为发展模式的区域性金融风险系数均值整体较高,相应风险表现弱;以资源-市场-内生和资源-政府-内生为发展模式的区域性金融风险系数均值整体较低,相应的风险表现较强。4.不同经济变量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不一。GDP增长、市场化程度和开放度的提高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系数产生正向影响,有利于降低风险。通货膨胀率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系数产生负向影响,表明货币扩张灌水的粗放式发展将导致较大风险。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系数产生负向影响,说明工业企业应通过降杠杆方式,以保持合理资产负债率,从而降低区域金融风险。5.不同企业杠杆率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存在差异。大型企业杠杆率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系数产生负向影响,中型和小微企业则为正向影响。居民部门杠杆率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系数没有显着性影响。分地区回归结果进一步显示,全国范围内大型企业杠杆率的提升将提高区域性金融风险而中小型企业杠杆率提升将降低区域性金融风险;东部地区企业杠杆率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与全国保持一致,中部地区大型企业、小微企业杠杆率上升会提高区域性金融风险,西部、东北地区影响则不显着;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会提高区域性金融风险。稳杠杆和防控区域性金融风险政策的制定应因地而异,不可一刀切。本文的主要创新:1.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角度研究区域性金融风险。2008年金融危机后,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有效防范成为受理论界和监管部门广泛关注的重点问题,但目前研究视角较多停留在金融机构角度,研究单一机构自身的风险对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相关性及影响,极少有研究从经济发展模式的视角研究其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和传导机制,而本文在这一方面做出了研究视角的创新。从区域经济发展方式催生区域金融风险的视角,将区域金融风险的研究置于区域宏观经济大背景下,并深入剖析其中的风险传导机制,有别于更多立足金融系统本身研究区域金融风险的传统思路。2.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本文结合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内涵,并考虑到现实数据的可得性。选择CAMELS这一较为成熟的监管指标体系作为区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方法。此外,在银保监会公开发布的数据基础上,作者手工收集并整理了全国31个省（市）银行业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流动性等监管指标,计算出了各省市区域性金融风险系数。相比于已有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与贡献。3.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对区域性金融风险传导机制的研究。深入研究区域经济要素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以信贷杠杆为切入点,在一个包含金融摩擦和加速器机制的DSGE模型中模拟以区域制度冲击和区域要素冲击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通过杠杆传导途径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
谢俊明[9]（2020）在《货币价值波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系统性金融风险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每次系统性金融风险事件的发生都给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危害。相对于过去,近年来各国政府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视程度更高。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不仅是金融监管部门的首要使命,也是国家层面高度关注的重大事项。货币是金融经济系统赖以存在的基本元件。货币价值波动与金融系统稳定性密切相关,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历史经验表明,许多系统性金融风险事件爆发之前的一段时间,都出现过货币价值持续大幅波动现象,无论是在商品货币时期,还是在信用货币时期都是如此。可见,货币价值波动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前兆。因此,探讨货币价值波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分析二者承前启后的逻辑关系,能及早预测系统性金融风险,并及时制定相应的防范和化解对策,对金融监管当局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梳理了货币价值波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前期研究成果,以货币价值波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般理论为出发点,明确了文中货币价值波动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念和内涵。围绕货币价值波动理论,分析了货币价值构成及其动态演化路径;基于不同货币形态,解释了货币价值波动的原因,并从宏观和微观视角阐述了货币价值波动的影响。同时总结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经典理论,基于马克思经典理论诠释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在此基础上,从理论视角分析了货币价值波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认为货币价值波动会增加银行系统、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脆弱性,也会通过影响资本边际效率的变动、心理预期变化,导致经济周期性波动。其次,基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历史特性,运用历史分析法从时间和空间维度考察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普遍性,并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前的货币价值波动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运用条件概率和Logit模型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概率检验,认为货币价值波动会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这样,从理论-历史-实证角度构建了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分析框架,论证了货币价值波动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前奏,为进一步探究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机制和差异性奠定了基础。从影响机制来看,围绕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和财富集中探讨了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机制。就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来说,货币价值波动会使金融资产脱离其内在价值,影响金融资产与货币交换的比例,从而造成金融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而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可以通过影响投资需求变化,使经济发生周期性变化;通过改变投资者预期,其正反馈作用容易导致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也会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进而影响信用规模的变化。也就是说,金融资产价格波动会直接对金融系统产生内生扰动,也会起到了传导外生冲击的作用。就财富集中来说,货币价值波动会影响社会财富支配权,从参与财富分配的主体、债权债务关系以及货币流通的过程三个方面影响财富分配,加速财富集中。当财富集中累积到一定程度,会通过影响社会总需求,信用扩张以及刺激投机性投资等渠道,导致供给与需求脱节,经济衰退。这些都给金融系统带来负面冲击,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生成。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实证分析,选取了我国1996-2018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对货币价值波动、资产价格波动、财富集中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四个随机变量进行脉冲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验证了理论分析的结论。从影响的差异性来看,在国际货币体系不对称的现实条件下,货币价值波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具有空间差异性,运用历史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考察了引起这种空间差异的原因,发现不同类型国家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路径不同。分别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分析了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路径,并比较分析不同类型国家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路径差异,主要体现在起点不同、传导路径不同以及面临货币价值波动的风险不同。最后,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在梳理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体系原则的基础上,借鉴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的国际经验,从重构国际货币体系、稳定货币价值、抑制资产价格波动和财富集中等方面,提出了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体系的对策建议。
阮昊[10]（2020）在《论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违约债券交易是一种以实质违约或有违约风险之虞的债券为交易对象的新型债券交易种类,因该种交易具有高风险性需以层次性制度体系防范风险。我国债券市场发展经历了在市场化与非市场化间徘徊的过程,并集中体现在是否允许债券违约。债市发展初期,由于法制缺位、监管经验不足,初时发行企业债券未能妥善防范市场风险,导致出现大面积违约现象,甚至引发金融群体性事件。此后监管层出于规避风险的考量,在促进债市发展,丰富投资品种的同时以政府信用为发行主体背书,导致了长期“零违约”的非市场化现象。2014年超日信用债事件后逐步打破“刚性兑付”的市场惯性,债券市场逐步呈现“违约常态化”趋势,市场主体也已经逐渐适应市场转变并停止对政府不合理的期待。自2018年起至今,债券违约出现“新常态”,无论在数量、规模上都远超前些年,违约形式也日趋多样化。债券市场运行基础在于风险定价机制,违约是市场正常现象。随着违约债券余额持续累积,催生出违约债券如何处理的问题。我国债券市场基础设施不完备以及相关制度僵化,导致违约债券的后续处置并不顺利,随着时间推移风险亦不断累积,基于这些前提违约债券转让业务应时而生。此前,虽在法律层面未明文禁止违约债券交易,但由于两大交易所违约债券停牌制度以及配套交易制度缺失,导致该种交易一直处于被限制状态。违约债券交易不同于其他违约处置方式,是一种将风险消弭于市场的手段,既能够使想要进行风险管理的原债券持有者能够及时处理债券,又能给予风险偏好投资者以市场参与渠道。违约债券交易是制度变革后出现的交易种类,符合金融创新理论,蕴含根雕理论、冰棍理论,也是优化决策理论驱动下的产物。违约债券有着普通债券的“债性”及“券性”,是一种标准化有着流通能力的商事契约,又有着股票某些特性以及高风险性等不同于一般债券的特质。违约债券交易是高收益债券市场的一部分,美国高收益债券中“堕落天使”与违约债券具有同质性,都是属于“跌出来”的债券,因而对违约债券制度讨论可以借鉴高收益债券。违约债券交易对构建多层次债券市场具有重要意义,也能够推进债券市场国家化。违约债券包含一般性风险。信用风险是最为常见的非系统性风险,无法完全消除但可以管理风险、分散风险,违约债券具有高信用风险,因其交易标的本身就是风险资产。对准备持有债券至到期的投资者来说,价格风险并不足为虑,但对打算在债券到期之前就出售的投资者来说,价格风险可能会带来极大损失。违约债券和其他债券一样与利率之间呈现反向相关关系,违约债券价格相较于其他债券对利率的变化不那么敏感,但对发行主体的信誉变化则敏感的多。流动性风险是投资者在需要时不能以合理价格,并无法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将债券出售的风险,违约债券交易市场限于规模及惯用交易模式有出现该种风险之虞。因违约债券一般期限较长且票息较高,该种债券的再投资风险比较高。违约债券交易标的具有高风险,容易产生次生风险。该种风险是一种试图应对风险而产生的一种新风险,是因风险溢出被传染而产生的风险,不妥善应对可能会成为系统性风险的雏形。违约债券具有权益债券特性,价格高低受公司基本面因素决定远大于利率水平且具有与股票媲美的流动性,规制内幕交易对违约债券具有相当重要意义。有学者认为内幕交易能够作为披露机制市场发布有价值的信息并能够缓解代理成本问题,因而能提升交易效率。事实上,只有当市场确认内幕消息后价格才会产生相应变化,而确认消息的方式一般是等待公布或发现价格有不同寻常的波动。允许内部人以内幕交易获利会变相鼓励其在公司经营中去尝试高风险项目,公司可能会因此而利益受损。此外,以公平市场理论、侵占理论或是信赖义务理论来规制内幕交易在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虚假陈述需要考量信息的重大性、公开性以及与投资者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违约债券对市场信息敏感程度相较于一般债券更强,虚假陈述不但容易影响交易效率,也有可能成为其他违规行为的推手。违约债券交易缔约方式呈现出系统性特征,交易双方都先要在己方竞争里脱颖而出才能获取缔约机会,形成缔约行为关联性。交易主体之间、交易主体与资金提供者之间等各市场主体通过金融契约而形成群落,并产生密切关联,风险防范不但要关注微观风险,还需要着眼于市场性风险。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需要对市场风险妥善监管。金融风险监管是市场失灵以及公共利益理论为基础。市场能够对资源配置起到基础性作用,但并不意味着仅依靠市场机制就能够持续促进经济发展。公共利益理论是为了抑制市场不完全性缺陷并维护公众利益,站在公正立场通过政府监管替代部分市场竞争,保障市场效益。法律自身局限性决定其具有不完备性,而后就需要解决剩余立法权以及执法权分配的问题,考量标准在于标准化程度以及预期损害大小。监管也是有成本的,金融领域的高标准化与强外部性决定了在该领域监管是适宜获取剩余立法权以及执法权的,即引入监管能够覆盖所产生的成本。然而,也有观点认为公共利益论的前提监管者是中立道德且有能力的并不成立。监管层并非完全中立的“理性人”,而是“经济人”,会被某些群体俘获而成为利益代表,监管规则也会为这些人服务,并非是单纯为了公众利益以及市场效率提升。传统风险管理理论侧重于识别风险并将其类型化,然后积极避免风险或处理风险。而金融风险理论则是旨在实现风险较小情况下获取较大收益或者收益一定条件下风险相对最小,在承认风险的情况下与风险和平共处。妥善管理金融风险需要及时识别风险、准确测算风险、客观评价风险并以多样化方式管理风险。风险防范法律规范化的作用是基础性的,但是并不代表所有的风险防范问题都需要依靠“立法论”来解决。法律解释是让纸面文字发出声音的过程,立法也是有成本的,因而风险防范规范应当在法律解释无法解决问题的前提下,再交由立法解决。风险防范法律规范化的核心在于使风险防范原则化,实现具体路径在于构建多层次风险防范规范体系。新修订之《证券法》里为债券制定了专门性规则,这是值得肯定的进步,但仍未摆脱名为“证券法”实为“股票法”,债券依然依附在股票规则之上的窘境。债券规则边缘化地位导致了从制度供给方面来说根本无法满足防范债券市场风险的需求,《证券法》中的规定未能体现债券特性以及反映债券治理逻辑,风险防范规则方面无论是“量”、“质”或者“针对性”上都有所欠缺。关于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特殊性规定仅存在于市场交易规则内的寥寥数语,无法满足市场实际需求。同时,我国债市风险防范方式行政色彩相当浓厚,处理违约风险最为惯用的方式就是政府兜底。主要以管制式防范风险措施,通过对限制市场主体的行为来消极避免风险,最终将会导致经济体系僵化、金融压抑。尤其对于违约债券交易这类依赖风险机制运行的交易,一旦采用这类防范风险措施将会导致交易无法运行。债券风险防范规则体系混乱,上位法缺失,差异化规则明显。银行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债券市场采用不同的规则标准,企业债券、公司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使用三套各异的制度,监管机构间的监管竞次使得各债券制度差异化,风险防范制度无法统一会造成适用混乱,留下规则真空地带。中介机构承担市场“看门人”之职,应当发挥出其专业特性,起到提升市场透明度、缓解交易双方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分担市场风险等作用,在债市风险防范体系中承担重要角色。然而,从实践来看中介机构未能以市场实际为基础,反映交易主体需求,而是以行政监管部门要求为最高指令,未充分考虑其市场定位,过度发挥其理性经济人本性、贯彻功利主义,而忽略其对市场风险存在机构责任。美国高收益债券市场监管者认为违约债券虽然具有高风险但仍是债券的一种,没有必要单独立法。对违约债券的风险防范思路应当延续证券市场一以贯之的以信息披露制度为核心,而非由监管层作出实质性判断。美国与欧盟都已形成完善、全面且层次分明的法律规定,并构建起良性的监管制度。TRACE系统是一种强制性报告制度,通过充分收集场外市场交易数据,以提高价格透明度,并进而提升市场整体透明度。既能够提升投资者对市场信息获取度,也能够增强监管机构对债券市场活动的监督效果。提升市场透明度并非全是赞美之声,也有观点认为这样做无意义且降低高收益债券市场运行效率。通过分析TRACE应用前后市场内幕交易风险数据的变化,可以得出增加市场透明度确实有助于规范市场行为防范风险。美国违约债券交易参与主体构成随规范修改而经历过较大幅度变化。关于是否要设置准入门槛,反对者认为垃圾债并不是金融机构可以投资的唯一高风险投资,高风险、高回报的证券可以适当在机构投资组合中配置。而支持者则以高风险性债券年限较长且受经济波动影响大为依据认为应当设置。信息披露是风险防范制度的核心,持续性披露、财务披露和持续报告义务是违约债券交易信息披露重点。评级机构身份经历过数次变化后成为承担“准监管”角色的市场中介机构,市评级机构出现利益冲突问题严重、自我信息披露不足且依赖经验化判断对金融创新产品预测能力不足等问题。违约债券有其风险生成特殊性,评级机构有针对性评级规则。风险管理工具能够释缓违约债券风险,更为主动的管理风险,但需注意避免风险沦为单纯投机工具且需要妥善监管。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需坚持市场化与法制化为根本路径。市场化风险防范机制是一种符合经济规律、市场规律,根据债券市场风险机理,以市场化方式作用于风险的制度。法制化就是将市场规则以及其他对交易各方约束的规定以法律形式予以确定,使其能够拥有普遍适用的效力以及强制力保障,进而规范市场行为维持市场秩序。市场化与法制化理念之间并不是割裂开的,在风险防范机制中是相互作用的,二者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市场化是法制化的前提和基础,良性的规则才能在防范风险的同时促进市场发展。违约债券是债券的一种,具有“债性”以及“券性”,需要单一性规范与涉众性规范结合适用。单一性规范为违约债券风险防范之基础,涉众性规范侧重于防范市场整体性风险。同时,风险防范制度应当是针对性规范与统一性规范相结合。债市风险防范制度应当是统一的,统一性规范意味着理顺规范统一与监管统一之间的关系,并非仅能有一个监管机构与一套制度,而是应当妥善协调,同质性债券适用统一标准。违约债券并没有突破债券的本质属性且风险防范思路与普通债券并无二致,因而应纳入债市整体风险防范体系,并通过针对性规范应对违约债券交易风险特性。此外,需平衡金融安全与效率理念,如果仅出于防范风险目的来说,禁止交易就能够直接掐灭风险源头,没有交易自然就不会带来风险。债券市场是风险市场,防范风险可以与市场效率原则实现共存。安全理念是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体系的基础性理念,防范风险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保障市场的安全运行。安全理念与效率理念应该统筹兼顾、力求协调,不可偏废。需构建多层次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体系。在市场整体层次,应构建统一违约债券交易市场,将同质性债券放入统一市场交易,该市场容纳风险的能力相较于分裂交易市场更强,也拥有更优越的流动性。以完善的监管制度、集中有效的信息集中制度增加投资者信息获取度,并提升市场透明度,能够及时识别风险、分析风险并妥善管理风险。构建市场风险预警机制,应当以维护金融稳定和保护投资者为价值取向,在政府与市场间妥善分工,构建层次性的预警机制。在市场规范层次,多层次规范体系是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体系的基础,各层次规则各有独特作用,现阶段着力改进自律规则是现实途径。在司法制度层次,同种类债券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是法律公平原则的体现,也能够弥合监管与规则标准不一所带来的风险,完善司法制度保障各项风险防范制度能够顺利运行,并妥善发挥审判延伸职能实现多元化风险防范。在市场监管层次,监管统一并非是为了形式主义而是希望能够缓解监管真空、监管失灵等问题。更为现实的做法是增进监管之间的合作与协调,统一监管标准,减少重复监管。应改进债券市场监管执法,秉持适当性执法原则,既需要保持一定的谦抑性,又应该及时介入并以妥善方式执法,避免风险生成或者扩散。为加强执法监管效果,还需要提升债券监管机构透明度,并完善债券监管问责制度,有约束方能促使机构妥善履行职责。在市场中介主体层次,应完善信用评级制度构建,着力提升评级质量,并通过防止利益冲突、细化跟踪评级等规定来完善违约债券特殊性规则。由于长期以来的“零违约”市场,导致风险管理市场发育不良,应完善规则重点落实信息披露规则,为风险管理提供市场化工具。《证券法》以及《债券纠纷纪要》等已对受托管理人制度所暴露出的问题做出了制度回应。在市场主体层次,违约债券信息披露制度需要同时反应价格信号与偿债能力,在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上应作出针对性规定。设置适当投资者准入制度,避免没有风险承受以及风险识别能力的投资者盲目进入市场,并积极引入多元化适格投资者参与交易。投资者风险预防机制通过规定投资者资金比例结构、单笔交易规模限制等措施成为风险防范的第一道关口。
二、融资方式与金融风险防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融资方式与金融风险防范（论文提纲范文）
（1）公司参股银行的效能及其风险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公司参股银行的文献综述 |
| 1.2.2 关于公司参股银行效能的文献综述 |
| 1.2.3 关于公司参股银行风险管理的文献综述 |
| 1.2.4 小结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 |
| 1.5 论文的基本结构 |
| 第2章 公司参股银行效能及其风险管理的理论分析 |
| 2.1 公司参股银行的动因分析 |
| 2.1.1 公司参股银行的内涵 |
| 2.1.2 公司参股银行的动因 |
| 2.2 公司参股银行的效能分析 |
| 2.2.1 公司参股银行效能的内涵 |
| 2.2.2 公司参股银行效能的机理分析 |
| 2.3 公司参股银行的风险管理分析 |
| 2.3.1 公司参股银行的风险及其危害 |
| 2.3.2 公司参股银行风险形成的机理分析 |
| 2.3.3 公司参股银行风险管理的必要性 |
| 2.4 公司参股银行的效能及风险管理的理论基础 |
| 2.4.1 公司参股银行效能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4.2 公司参股银行风险管理的理论基础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效能及风险危害的事实描述 |
| 3.1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的发展历程及评价 |
| 3.1.1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的发展历程 |
| 3.1.2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的总体特征 |
| 3.1.3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现状的评价 |
| 3.2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融资约束的事实描述及评价 |
| 3.2.1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融资约束的现状 |
| 3.2.2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融资约束现状的评价 |
| 3.3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投资效率的事实描述及评价 |
| 3.3.1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投资效率的事实描述 |
| 3.3.2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投资效率现状的评价 |
| 3.4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风险危害的事实描述及评价 |
| 3.4.1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风险危害的事实描述 |
| 3.4.2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风险危害现状的评价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效能的实证研究 |
| 4.1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融资约束的实证研究 |
| 4.1.1 数据来源 |
| 4.1.2 指标选取 |
| 4.1.3 实证模型设定 |
| 4.1.4 实证结果分析 |
| 4.2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融资约束下的投资效率实证分析 |
| 4.2.1 数据来源 |
| 4.2.2 指标选取 |
| 4.2.3 实证模型设定 |
| 4.2.4 实证结果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风险危害的实证研究 |
| 5.1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关联交易风险、风险传染的典型案例分析 |
| 5.1.1 包商银行基本概况 |
| 5.1.2 包商银行风险事件梳理 |
| 5.1.3 包商银行暴露的风险问题 |
| 5.2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风险承担的实证分析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设定与数据说明 |
| 5.2.3 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提高公司参股银行效能、加强我国公司参股银行风险管理的对策 |
| 6.1 有序推进产融结合、缓解融资约束 |
| 6.1.1 稳定货币政策预期、缓解企业在银根收紧时期的融资约束 |
| 6.1.2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缓解营商环境较差地区的融资约束 |
| 6.2 借力产融结合、提高投资效率 |
| 6.2.1 发挥产融结合在提高国有大型企业投资效率中的积极作用 |
| 6.2.2 合理支付股利、提高上市公司投资效率 |
| 6.3 严格投资条件、有序规范公司参股银行的市场秩序 |
| 6.3.1 严格规范公司参股商业银行的市场准入 |
| 6.3.2 强化公司控股商业银行的资质要求 |
| 6.4 规范公司出资来源与完善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并重、促进公司与银行良性互动 |
| 6.4.1 规范公司参股银行出资来源、强化公司资本监管 |
| 6.4.2 在实体公司和商业银行之间设立防火墙、防范风险交叉传染 |
| 6.4.3 完善国内商业银行的信息管理系统、降低银企信息不对称 |
| 6.4.4 提高监事会的独立性和专业性、防止内部监管失效 |
| 6.5 强化外部监管、有效降低风险发生频率和风险危害 |
| 6.5.1 完善产融结合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法治保障 |
| 6.5.2 多措并举完善穿透式监管、有效杜绝非公允关联交易和防范风险 |
| 6.5.3 避免运动式金融监管、提高外部监管有效性 |
| 总结与展望 |
| 一、总结 |
| 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情况和其它科研情况 |
（2）我国区域性金融风险的计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框架及研究创新 |
| 第2章 区域性金融风险特征与生成因素及其动态演化 |
| 2.1 区域性金融风险的概念与特征 |
| 2.2 区域性金融风险的生成因素 |
| 2.3 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演化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区域性金融风险测算 |
| 3.1 数据选取与熵权法介绍 |
| 3.2 我国省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测算 |
| 3.3 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的测算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空间溢出效应 |
| 4.1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计 |
| 4.2 空间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产业结构差异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效应 |
| 5.1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计 |
| 5.2 产业结构差异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效应 |
| 5.3 产业结构差异性影响效应的动态实现路径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区域性金融风险的空间关联效应分析 |
| 6.1 数据选取与模型介绍 |
| 6.2 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空间关联实证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建议与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2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科研成果 |
| 致谢 |
（3）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成果 |
| 第一章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范畴界定 |
| 第一节 实体经济 |
| 一、实体经济研究及其历史变迁 |
| 二、实体经济发展的现状 |
| 三、实体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虚拟经济 |
| 一、虚拟资本 |
| 二、虚拟经济 |
| 三、虚拟资本催生了虚拟经济 |
| 第二章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辨证原理 |
| 第一节 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根基 |
| 一、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内在诉求 |
| 二、虚拟经济无法单独抵御经济危机的冲击 |
| 第二节 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
| 一、虚拟经济诞生于实体经济 |
| 二、虚拟经济影响着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
| 第三节 “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的发展模式 |
| 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同发展 |
| 二、虚拟经济应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资本支撑 |
| 第三章 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 |
| 第一节 直接融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
| 一、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对经济发展作用 |
| 二、直接融资对实体经济的作用 |
| 三、吸引海外直接融资以降低金融泡沫 |
| 四、有利于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金融“杠杆力”的作用 |
| 一、金融加杠杆的作用 |
| 二、金融加杠杆的风险影响 |
| 第三节 金融“证券化”对房地产的作用 |
| 一、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 |
| 二、房地产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二重性” |
| 三、房地产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粘合剂 |
| 四、房地产作为特殊商品被证券化 |
| 第四章 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现象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中的“脱实向虚” |
| 一、“脱实向虚”的表现形式 |
| 二、“脱实向虚”的形成原因 |
| 三、“脱实向虚”的危害 |
| 第二节 经济发展中的“虚实分离” |
|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差异化发展 |
| 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具有暂时性 |
| 第三节 虚拟经济过度发展诱发金融危机 |
| 一、虚拟经济过度发展致使风险积累 |
| 二、金融市场受到全球经济的冲击加剧 |
| 第五章 辨证把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战略 |
| 第一节 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战略 |
| 一、坚持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 |
| 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三、优化产业结构 |
| 四、合理把握“去杠杆” |
| 第二节 促使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措施 |
| 一、加强金融机构全面监管 |
| 二、采取措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三、“一带一路”建设带给实体经济发展新机遇 |
| 第三节 辨证把握虚拟经济发展节奏 |
| 一、推动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
| 二、健全金融体制,优化资源配置 |
| 三、稳定货币政策,深化金融制度改革 |
| 四、杜绝金融资本空转,消除金融套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4）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法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信息与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理论阐述 |
| 第一节 信息概念的基本理论 |
| 一、信息概念的词源 |
| 二、信息的法学意蕴 |
| 三、信息活动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互联网金融风险与信息的关联性 |
| 一、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类型化 |
| 二、互联网金融风险生成与扩散 |
| 三、互联网金融风险规制中的信息约束 |
| 四、互联网金融风险应对:信息工具的综合应用 |
| 第三节 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社会网络分析 |
| 一、社会网络分析的基本理论 |
| 二、社会网络中的互联网金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法理逻辑 |
| 第一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溯源 |
| 一、互联网金融规制面临的新挑战 |
| 二、公权主导型互联网金融规制及其局限性 |
| 三、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引入 |
| 第二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基本原理 |
| 一、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基本原则 |
| 二、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具体方法 |
| 三、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与金融法“三足定理” |
| 第三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的比较 |
| 一、实施成本单项比较 |
| 二、两种规制路径的比较优势与匹配领域 |
| 第四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若干概念的澄清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中的信息工具 |
| 第一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的分类依据与规范体系 |
| 一、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的分类依据 |
| 二、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的规范体系 |
| 第二节 互联网金融的信息披露制度 |
| 一、信息不对称、互联网金融与信息披露 |
| 二、现实审视:我国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制度框架 |
| 三、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的成本收益与结构优化 |
| 第三节 互联网金融的声誉机制 |
| 一、声誉机制的作用原理与比较优势 |
| 二、声誉机制的生效要件 |
| 三、互联网金融声誉机制的实例研究:以P2P网络借贷为例 |
| 第四节 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评级制度 |
| 一、互联网金融平台评级的制度定位 |
| 二、我国互联网金融平台评级的功能审视与反思 |
| 三、P2P网贷平台评级功能的重塑 |
| 第五节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教育制度 |
| 一、风险信息、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与行为偏差 |
| 二、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教育的双重面向 |
| 三、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教育的实践展开 |
| 第六节 互联网金融的悬赏举报制度 |
| 一、互联网金融悬赏举报的制度逻辑 |
| 二、互联网金融悬赏举报中的法律关系 |
| 三、互联网金融悬赏举报的制度构造及其优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运作逻辑 |
| 第一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匹配性 |
| 一、互联网金融的规制场景 |
| 二、信息工具的强度 |
| 三、信息规制的成本和收益 |
| 四、对第三方利益的影响 |
| 第二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运行框架 |
| 第三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的组合运用 |
| 一、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组合运用的必要性 |
| 二、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组合运用的方法 |
| 第四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实际运作的考察:以对P2P网贷专项整治行动的反思为例 |
| 一、案例扫描:P2P网贷专项整治行动的回顾与效果评估 |
| 二、P2P网贷专项整治行动的运行逻辑 |
| 三、信息规制进路对P2P网贷专项整治行动的补充与修正 |
| 四、结语与讨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的合作模式 |
| 第一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为何需要合作模式 |
| 一、规制优势互补性 |
| 二、有利于多元主体协同以改善规制体系 |
| 三、试验性治理给予互联网金融创新更大的空间 |
| 第二节 合作模式中的资源禀赋与参与主体优势格局 |
| 一、合作模式中的资源禀赋 |
| 二、合作模式中的参与主体优势格局 |
| 第三节 合作模式的解释路径 |
| 一、合作规制模式的基本原理 |
| 二、合作规制模式在互联网金融业态中的具体解释 |
| 第四节 合作模式的未来展望 |
| 一、采用智慧型合作规制,实现技术理性与制度理性的结合 |
| 二、借鉴“监管沙盒”经验,创设一个包容性的规制空间 |
| 三、“行政指引”+“自律规制”+“自愿合规”的多元协同路径 |
| 四、提升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信息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后互联网金融时代的信息规制可能走向 |
| 第一节 互联网金融到金融科技的变迁 |
| 一、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科技的概念 |
| 二、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科技的界分 |
| 三、金融科技对创新理论的拓展 |
| 第二节 信息规制中的科技元素嵌入 |
| 一、科技嵌入信息规制的路径 |
| 二、科技嵌入信息规制的优势 |
| 三、科技嵌入信息规制的风险及其化解 |
| 第三节 金融科技信息规制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
|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表征形式 |
| 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断裂 |
| 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5）马克思信用理论视角下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 重点 |
| (二) 难点 |
| (三) 创新点 |
| 第一章 马克思的信用理论 |
| 一、马克思信用理论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信用 |
| (二) 商业信用 |
| (三) 信用风险 |
| (四) 商业信用风险的含义及特征 |
| 二、信用的作用 |
| (一) 信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
| (二) 信用加速危机的爆发 |
| 三、商业信用的产生与发展 |
| (一) 商业信用的产生 |
| (二) 商业信用的发展 |
| 四、马克思商业信用风险形成理论 |
| (一) 商业信用自身的界限 |
| (二) 信用扩张与生产过剩 |
| (三) 信用与货币流回规律 |
| (四) 经济周期中的信用作用及演变 |
| 五、马克思信用理论的时代价值 |
| (一) 对我国市场经济运行效率提升的指导价值 |
| (二) 研究当代金融风险的重要理论支撑 |
| (三) 对我国社会信用体系构建的指导意义 |
| 第二章 我国商业信用发展现状及主要风险 |
| 一、我国商业信用发展现状 |
| (一) 发展概述 |
| (二) 传统商业信用形式的发展现状 |
| (三) 商业信用模式的新发展 |
| 二、当前商业信用发展中的主要风险隐患 |
| (一) 信用风险突出 |
| (二) 流动性风险增强趋势明显 |
| (三) 投机活动难以有效遏制 |
| 第三章 信用风险形成及防范 |
| 一、信用风险形成 |
| (一) 伦理维度的商业信用道德弱化成因 |
| (二) 经济维度的信用风险成因 |
| 二、信用风险防范 |
| (一) 强化商业信用伦理道德建设 |
| (二) 提高商业信用风险评估的科学性 |
| (三) 提高企业信用治理水平 |
| (四) 完善征信服务系统 |
| 第四章 流动性风险形成及防范 |
| 一、流动性风险形成 |
| (一) 企业所能支配的准备资本不足 |
| (二) 回流本身的风险 |
| 二、流动性风险防范 |
| (一) 优化外部准备资本配置 |
| (二) 商业信用扩张以产业资本边界为限 |
| (三)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四) 进一步构建公平、理性的市场竞争机制和环境 |
| 第五章 投机风险形成及防范 |
| 一、投机风险形成逻辑 |
| (一) 商业信用基础工具及金融衍生品融合的风险 |
| (二) 有限理性下的决策偏差 |
| (三) 商业票据融资制度、监管机制不够完备 |
| 二、投机风险防范 |
| (一) 完善商业票据融资市场供给 |
| (二) 提升理性决策水平 |
| (三) 制度、监管、服务一体化 |
| 第六章 系统把握三种商业信用风险的防范 |
| 一、贯彻习近平现代信用风险治理念和新时代经济思想 |
| (一) 立足新时代的风险治理战略部署 |
| (二) 金融风险治理 |
| (三) 金融风险治理是对马克思信用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
| 二、整体考量商业信用风险形成因素 |
| (一) 坚持马克思信用风险的基本立场 |
| (二) 理顺商业信用风险成因的内在联系 |
| 三、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科学化解风险 |
| (一) 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回归信用服务实体经济之本源 |
| (二) 尊重货币流通规律,调控信用规模 |
| 四、优化信用制度安排,调控政府行为边界 |
| (一) 优化相关信用制度安排,提高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 |
| (二) 把握信用功能发挥中政府与市场合理边界 |
| 五、强化企业主体“志诚”的内在支撑 |
| (一) 信用道德提升有助于信用风险与投机风险控制 |
| (二) 流动性问题的解决为企业诚信提供物质保障和凝聚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6）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三、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政府经济金融职能的理论演进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相关研究 |
| (三)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相关研究 |
| (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关系研究 |
| (五)文献述评 |
| 四、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相关概念 |
| (二)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相关概念 |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关系 |
| (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的界定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政府金融监管改革理论 |
| (二)现代金融治理理论 |
| 第二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背景下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 |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概述 |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时代背景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重要举措 |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行动机制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对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影响 |
| (一)正面影响 |
| (二)负面影响 |
| 三、实践层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平衡 |
| (一)调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政策重点 |
| (二)平衡“防风险”和“促发展”的关系 |
| (三)进一步促进民营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
| 第三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旨:金融治理现代化 |
| 一、金融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阐释 |
| (一)金融治理体系现代化 |
| (二)金融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三)金融治理模式现代化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下的现代金融治理意涵 |
| (一)“防风险”与“促发展”的有机统一 |
| (二)政府治理行为制度性约束的同步加强 |
| (三)中央和地方金融治理权力的合理配置 |
| (四)政府、市场和自组织治理机制的协调 |
| (五)金融治理“公共理性”水平显着提升 |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下的现代金融治理理论框架建构 |
| (一)现代金融治理体系构面 |
| (二)现代金融治理能力构面 |
| (三)现代金融治理模式构面 |
| 第四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实践探析:金融治理的偏差与失灵 |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实践景观 |
| (一)总体性失衡表现 |
| (二)阶段性失衡表现 |
| (三)结构性失衡表现 |
| (四)冲突性失衡表现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失衡下金融治理偏差 |
| (一)治理制度偏差 |
| (二)治理体制偏差 |
| (三)治理主体偏差 |
| (四)治理工具偏差 |
| (五)金融政策偏差 |
| (六)协调能力偏差 |
| (七)动员能力偏差 |
| (八)服务能力偏差 |
| (九)通用能力偏差 |
| (十)治理模式偏差 |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失衡下金融治理失灵 |
| (一)金融体系公平竞争机制长期缺位 |
| (二)行政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潜在矛盾 |
| (三)金融治理机制存在固有的局限性 |
| 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失衡归因的二维结构 |
| (一)基本假设 |
| (二)二维结构 |
| (三)结构矩阵 |
| 第五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路径选择:金融治理的矫正与完善 |
| 一、提升金融治理工具的运用水平 |
| (一)实现治理工具多元化 |
| (二)推进治理手段科技化 |
| 二、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 |
| 三、建立综合型治理政策调控架构 |
| (一)加强各项政策紧密配合 |
| (二)坚持结构性去杠杆政策 |
| (三)落实民企长效发展政策 |
| 四、推进现代金融治理的“元治理” |
| 五、理顺金融治理之中的各种关系 |
| (一)明晰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边界 |
| (二)建立合理的风险分担和问责机制 |
| (三)建立治理主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
| 六、改革完善金融治理体制与体系 |
| (一)完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 |
| (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
| (三)健全金融监管体系 |
| (四)建立金融法人治理体系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财政预算软约束对中国地方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国内金融周期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际金融危机后,货币与债务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上迎来重大调整 |
| 1.1.2 地方政府融资行为变化、城市经济体存在金融风险 |
| 1.1.3 经济发展不平衡下城市行政级别、本土金融资源存在差异 |
| 1.1.4 地方经济稳中下行、金融周期衍生的金融风险有所显现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选题的理论意义 |
| 1.2.2 选题的现实意义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财政预算软约束 |
| 1.3.2 地方金融风险 |
| 1.3.3 国内金融周期与地方金融周期 |
| 1.4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结构安排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结构安排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可行性与不足 |
| 1.5.1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的可行性 |
| 1.5.3 研究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基于金融周期的金融风险理论 |
| 2.1.1 基于金融周期的金融风险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
| 2.1.2 国内金融周期理论对不同经济体金融风险的分析 |
| 2.1.3 金融周期视角下对金融风险水平的测算 |
| 2.2 财政预算软约束的维度、形成与影响 |
| 2.2.1 财政预算软约束的维度与形成 |
| 2.2.2 财政预算软约束的影响 |
| 2.3 文献小结与述评 |
| 第3章 理论分析:财政预算软约束对地方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 |
| 3.1 地方金融周期的形成与对地方金融风险的影响 |
| 3.1.1 现状分析:地方经济发展模式与财政金融体系 |
| 3.1.2 国内金融周期理论的基本观点 |
| 3.1.3 地方金融周期的形成机制 |
| 3.1.4 地方金融周期对地方金融风险的影响路径 |
| 3.2 财政预算软约束的变化与对地方金融风险的影响 |
| 3.2.1 财政预算软约束的维度与地方金融风险分析的微观基础构建 |
| 3.2.2 财政预算软约束演变的理论分析:从土地财政到准安全资产模式 |
| 3.2.3 财政预算软约束模式的形成与分化:基于成本收益博弈的分析 |
| 3.2.4 准安全资产主导的财政预算软约束模式对地方金融风险的直接影响 |
| 3.3 财政预算软约束对地方金融周期的影响机制:模型推导 |
| 3.3.1 信用扩张机制变化引起的金融周期变化:改进的DM快慢模型 |
| 3.3.2 利率调整引起的金融周期变化:拓展的DM模型与跨部门利率联动模型 |
| 3.3.3 信贷投向变化引起的金融周期变化:基于C-D生产函数的数学表达 |
| 3.4 地方金融周期对城市信用扩张外部环境的影响 |
| 3.4.1 地方金融周期对货币政策冲击异质性的影响 |
| 3.4.2 地方金融周期调整改变资产货币化的风险传递渠道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测算与分析:财政预算软约束、金融周期与金融风险 |
| 4.1 研究样本的选择与区分 |
| 4.2 财政预算软约束的测算与分析 |
| 4.3 中国地方金融周期的测算与分析 |
| 4.4 地方金融风险水平的测算与影响因素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实证检验:财政预算软约束对地方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 |
| 5.1 指标选择与模型设定 |
| 5.1.1 指标选择 |
| 5.1.2 模型设定 |
| 5.2 金融周期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和分析 |
| 5.3 金融周期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和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实证分析:金融周期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的实现路径 |
| 6.1 金融周期中介效应实现路径分析 |
| 6.1.1 基于信贷资源干预的中介效应实现路径 |
| 6.1.2 基于分部门杠杆率变化的中介效应实现路径 |
| 6.1.3 基于GDP和房地产推动因素的中介效应实现路径 |
| 6.2 金融周期调节效应实现路径分析 |
| 6.2.1 基于货币政策异质性的调节效应实现路径 |
| 6.2.2 基于预期稳定性变化的调节效应实现路径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地方金融风险防范的相关政策建议 |
| 7.2.1 调整中国地方政府财政预算的约束机制 |
| 7.2.2 构建监管条线彼此协调、分层次的、前瞻性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 |
| 7.3 不足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附录 A 本土地方商业银行的分类标准 |
| 附录 B 城市的发展级别与行政级别 |
| 附录 C 公式推导:持有准安全资产金融机构的利润函数 |
| 附录 D 公式推导: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利润最大化 |
| 附录 E 财政预算软约束对地方金融风险影响过程中的变量关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形成、测度与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研究的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度量 |
| 1.2.2 关于金融风险与经济发展关系 |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简评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和结构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的创新点 |
| 1.4.2 存在的不足 |
| 2.区域性金融风险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区域性金融风险的界定和特征 |
| 2.1.1 区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界定 |
| 2.1.2 区域性金融风险的系统性特征 |
| 2.1.3 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区域性特征 |
| 2.2 区域性金融风险的表现 |
| 2.2.1 银行债务风险 |
| 2.2.2 地方金融机构债务风险 |
| 2.2.3 区域金融市场风险 |
| 2.3 区域性金融风险形成的理论基础:基于信息经济学原理 |
| 2.3.1 金融机构与监管者的委托代理行为 |
| 2.3.2 金融机构与借款人的逆向选择行为 |
| 3.区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 |
| 3.1 区域性金融风险测量主体和方法的确定 |
| 3.1.1 区域性金融风险测量主体的确定 |
| 3.1.2 区域性金融风险测量方法的选取 |
| 3.1.3 CAMELS风险评估体系 |
| 3.2 测度指标选取与体系构建 |
| 3.2.1 衡量区域性金融风险的指标 |
| 3.2.2 指标权重的确定 |
| 3.3 我国商业银行主要风险指标分析 |
| 3.4 区域性金融风险度量结果 |
| 3.4.1 分项指标度量结果 |
| 3.4.2 区域性金融风险系数 |
| 4.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形成和传导:基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视角 |
| 4.1 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
| 4.1.1 要素维度测算方法和结果比较 |
| 4.1.2 制度维度测算方法和结果比较 |
| 4.1.3 关系维度测算方法和结果比较 |
| 4.2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与区域性金融风险形成 |
| 4.2.1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测度 |
| 4.2.2 经济要素与区域性金融风险 |
| 4.2.3 经济制度与区域性金融风险 |
| 4.2.4 经济关系与区域性金融风险 |
| 4.3 区域性金融风险的传导机制:基于DSGE模型的研究 |
| 4.3.1 基准模型 |
| 4.3.2 模型参数校准 |
| 4.3.3 区域金融风险传导的机制分析 |
| 5.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影响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实证分析 |
| 5.1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分析 |
| 5.1.1 相关性分析与模型构建 |
| 5.1.2 实证分析结果 |
| 5.2 区域性金融风险传导机制的实证分析 |
| 5.2.1 变量选择及模型构建 |
| 5.2.2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与区域性金融风险传导机制 |
| 5.2.3 部门杠杆率变动对我国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 |
| 6.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区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 |
| 6.1.2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种类与比较 |
| 6.1.3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与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关系 |
| 6.2 下一步的政策与建议 |
| 6.2.1 加强金融监管 |
| 6.2.2 优化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9）货币价值波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货币价值波动研究综述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的思路与主要内容 |
| 一、研究的思路 |
|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的方法与主要创新点 |
| 一、研究的方法 |
| 二、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货币价值波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般理论 |
| 第一节 货币价值波动理论分析 |
| 一、货币价值波动的概念及其度量 |
| 二、货币价值的构成及其演化路径 |
| 三、货币价值波动的成因 |
| 四、货币价值波动的影响 |
| 第二节 系统性金融风险理论分析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念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经典理论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
| 第三节 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 |
| 一、金融脆弱性视角下货币价值波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
| 二、经济周期视角下货币价值波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
| 第三章 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历史研究 |
| 第一节 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历史事件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历史事件的时间分布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历史事件的空间分布 |
| 三、历史事件的启示 |
| 第二节 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前奏:货币价值大幅波动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前的货币价值波动情况 |
| 二、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三节 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检验 |
| 一、条件概率检验 |
| 二、基于logit模型的概率检验 |
| 第四章 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机制研究 |
| 第一节 货币价值波动、金融资产价格波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
| 一、货币价值波动与金融资产价格波动 |
| 二、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 |
| 第二节 货币价值波动、财富集中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
| 一、货币价值波动与财富集中 |
| 二、财富集中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 |
| 第三节 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机制的实证分析 |
| 一、研究的思路 |
| 二、数据选取 |
| 三、平稳性检验 |
| 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 五、SVAR模型估计 |
| 六、SVAR的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 |
| 第五章 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差异性研究 |
| 第一节 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空间差异分析 |
| 一、不同类型国家系统性金融风险事件分布情况 |
| 二、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空间分布 |
| 三、产生空间差异的现实基础 |
| 第二节 发达国家货币价值波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
| 一、货币价值波动与美国次债危机 |
| 二、货币价值波动与1990年日本泡沫危机 |
| 第三节 发展中国家货币价值波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
| 一、货币价值波动与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 |
| 二、货币价值波动与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 |
| 三、货币价值波动与马来西亚金融危机 |
| 第四节 不同类型国家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路径差异 |
| 一、发达国家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路径 |
| 二、发展中国家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路径 |
| 三、路径差异比较分析 |
| 第六章 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体系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体系的基本原则 |
| 一、系统性原则 |
| 二、强制性与鼓励性相结合原则 |
| 三、监管效率优先原则 |
| 四、改革与创新原则 |
| 第二节 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的国际经验 |
| 一、国际组织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的建议 |
| 二、美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体系的变革 |
| 三、欧盟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体系的变革 |
| 四、国际经验与启示 |
| 第三节 进一步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体系的对策建议 |
| 一、重构国际货币体系,寻找最优国际本位币 |
| 二、建立健全稳定货币价值的调节机制 |
| 三、健全两类国家均衡协调发展机制 |
| 四、加强监管,抑制资产价格泡沫形成 |
| 五、完善收入分配体系,缩小贫富差距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的结论 |
| 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导师评语 |
| 答辩决议书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件 |
（10）论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的意义价值 |
| 二、研究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违约债券交易概述 |
| 第一节 债券市场关于违约问题的变化历程 |
| 一、20世纪90年代企业债券违约事件 |
| 二、20世纪末至2013年债券市场“零违约”神话 |
| 三、2014年到2017年债券市场违约常态化趋势形成 |
| 四、2018年至今债券市场违约数量及规模出现“新常态” |
| 第二节 违约债券市场违约情况分析 |
| 一、整体违约率仍然处于相对较低水平 |
| 二、违约主体性质多元化,民营企业占比较高 |
| 三、违约债券种类多样化 |
| 四、违约债券发行地域既有集中趋势亦有分散态势 |
| 第三节 违约债券 |
| 一、违约债券的定义 |
| 二、可交易违约债券范围 |
| 三、违约债券的“债性”与“券性” |
| 四、违约债券相较于普通债券所蕴含的特性 |
| 五、违约债券与高收益债券之间关系 |
| 第四节 违约债券交易 |
| 一、被限制的违约债券交易及产生的弊端 |
| 二、违约债券交易现状分析 |
| 三、违约债券交易制度分析 |
| 四、违约债券交易的经济学原理分析 |
| 五、违约债券交易的意义 |
| 第二章 违约债券交易风险 |
| 第一节 违约债券一般性风险 |
| 一、信用风险 |
| 二、价格风险 |
| 三、流动性风险 |
| 四、再投资风险 |
| 第二节 次生风险 |
| 一、以18洛娃科技MTN001为例 |
| 二、次生风险防范的重要性 |
| 三、次生风险防范的逻辑 |
| 第三节 内幕交易风险 |
| 一、以Ft.HowardCorp案与HarcourtBraceJovanovich案为例 |
| 二、内幕交易对市场效率的损害 |
| 三、内幕交易规制的理论争议 |
| 第四节 虚假陈述风险 |
| 一、以 Miller v. New Am. High Income Fund 案2为例 |
| 二、虚假陈述行为的认定 |
| 三、虚假陈述对债券市场的影响 |
| 第五节 系统性风险 |
| 一、系统性缔约 |
| 二、契约群 |
| 三、市场主体的群体性 |
| 第三章 违约债券风险防范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风险监管理论 |
| 一、风险监管理论基础 |
| 二、法律不完备理论 |
| 三、外部监管质疑论 |
| 第二节 金融风险管理理论 |
| 一、理论概述 |
| 二、金融风险管理方法 |
| 三、金融风险管理悖论 |
| 第三节 风险防范法律规范化 |
| 一、法律规范化的原因与作用 |
| 二、法律解释论 |
| 三、风险防范法律规范化路径 |
| 第四章 违约债券风险防范制度之检视 |
| 第一节 风险防范规则匮乏且针对性欠缺 |
| 一、长期边缘化的债券规则 |
| 二、债券风险防范规则缺失且未能体现债券特性 |
| 三、缺乏符合违约债券特性的风险防范制度 |
| 第二节 风险防范方式行政色彩浓厚 |
| 一、行政式风险防范的表现 |
| 二、主要通过管制手段防范风险 |
| 三、行政式风险防范对违约债券交易的影响 |
| 第三节 债券风险防范规则体系混乱 |
| 一、两个市场,三套制度 |
| 二、三足鼎立的监管格局 |
| 三、上位法缺失与差异化规则 |
| 第四节 市场中介主体未能起到风险“减缓器”的作用 |
| 一、市场中介主体偏离预期定位 |
| 二、信用评级机构 |
| 三、债券受托管理人 |
| 四、信用增进机构 |
| 第五章 域外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制度比较借鉴 |
| 第一节 违约债券风险防范制度概述 |
| 一、是否就高收益债券单独立法的争议 |
| 二、高收益债风险防范理念 |
| 三、高收益债券风险防范体系 |
| 第二节 市场透明度体系 |
| 一、TRACE系统 |
| 二、违约债券市场是否需要提升透明度的争议 |
| 三、TRACE 系统对市场风险防范的效果—以内幕交易规制效果为例 |
| 第三节 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主体制度 |
| 一、高收益债市场投资者结构 |
| 二、投资者准入制度的争议 |
| 三、受到限制的保险公司 |
| 四、完全禁止的储蓄机构 |
| 第四节 违约债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 |
| 一、信息披露是风险防范制度的核心 |
| 二、违约债券信息披露规则 |
| 三、未妥善信息披露规则的惩罚措施 |
| 第五节 信用评级 |
| 一、信用评级机构角色的转变 |
| 二、评级机构监管制度之变化 |
| 三、针对高收益债券所作出的特殊性规定 |
| 第六节 风险管理工具 |
| 一、风险管理工具对违约债券市场的作用 |
| 二、信用违约互换自身的风险 |
| 三、信用违约互换的法律监管变化 |
| 第六章 风险防范制度应遵循的理念 |
| 第一节 坚持市场化与法制化为根本路径 |
| 一、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二、市场化与法制化的内涵与作用 |
| 三、市场化与法制化的互动逻辑 |
| 第二节 单一性规范与涉众性规范妥善分层与结合 |
| 一、债券特性决定了需要单一性规范与涉众性规范结合适用 |
| 二、单一性规范为违约债券风险防范之基础 |
| 三、涉众性规范侧重于防范市场整体性风险 |
| 第三节 针对性规范与统一性规范相结合 |
| 一、债券市场风险防范制度应实现统一规范 |
| 二、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制度应纳入债市风险防范框架内 |
| 三、通过针对性规范适应违约债券交易特性 |
| 第四节 金融效率与金融安全平衡理念 |
| 一、金融效率原则 |
| 二、金融安全理念 |
| 三、效率与安全平衡 |
| 第七章 构建多层次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体系 |
| 第一节 市场整体层次 |
| 一、构建统一违约债券交易市场 |
| 二、提升市场透明度 |
| 三、构建市场风险预警机制 |
| 第二节 市场规范层次 |
| 一、完善多层次规范体系 |
| 二、规范统一的可能性与现实路径 |
| 三、现阶段以改进自律规则为主 |
| 第三节 司法制度层次 |
| 一、同种类债券法律适用标准统一 |
| 二、改进制度保障风险防范机制有效运行 |
| 三、妥善发挥审判延伸职能多元化风险防范方式 |
| 第四节 市场监管层次 |
| 一、统一监管的可能性与壁垒 |
| 二、应改进债券市场监管执法 |
| 三、完善债券监管问责制度 |
| 第五节 市场中介主体层次 |
| 一、信用评级机构 |
| 二、信用风险管理工具 |
| 三、债券受托管理人 |
| 第六节 市场主体层次 |
| 一、针对性信息披露制度 |
| 二、投资者准入制度 |
| 三、投资者风险预防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四、融资方式与金融风险防范（论文参考文献）
- [1]公司参股银行的效能及其风险管理研究[D]. 胡彦鑫.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2]我国区域性金融风险的计量研究[D]. 李卓. 吉林大学, 2021(01)
- [3]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作用[D]. 李晓.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4]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法治化研究[D]. 唐士亚.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9)
- [5]马克思信用理论视角下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研究[D]. 黄慧微.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6]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D]. 高锐. 吉林大学, 2020(08)
- [7]财政预算软约束对中国地方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国内金融周期的视角[D]. 张家源.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8]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形成、测度与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视角[D]. 刘军.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9]货币价值波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D]. 谢俊明. 深圳大学, 2020(10)
- [10]论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D]. 阮昊.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