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浅谈环境危机的成因及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王祎婷[1]（2021）在《广东省S镇垃圾堆放事件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加上乡镇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引进了具有环境风险的项目,造成群众恐慌。而同时,公民环境意识与维权意识逐渐觉醒,使得他们生活环境遭到破坏或者风险时,会主动向政府等有关部门投诉、举报。若乡镇政府等有关部门接到群众举报后不予理会或者处理不彻底,造成维权公民对乡镇政府的不信任,群众就会以自己的方式向政府等部门施压,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这就产生了因环境问题导致的公共危机。如果处置不当不仅会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还会影响社会秩序与安全,甚至会引发政府信任危机。乡镇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主体,有责任和义务治理好环境群体性事件,为公民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和访谈法对乡镇政府治理因环境问题导致的公共危机进行研究。以发生在广东省S镇的一起垃圾堆放事件为分析对象,研究乡镇政府治理因环境问题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方式。通过研究发现,广东省S镇政府通过积极介入并查明原因、向群众说明情况、加强舆情管控等措施,努力扭转环境危机事件造成的负面效应。然而在该事件中乡镇政府对环境危机事件的治理仍然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如领导干部服务意识有待提高、群众参与治理途径有限、危机治理过程不规范和选址缺乏科学性评估等。综合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领导干部治理能力有待提高、公民参与和利益表达机制不够、协同治理机制不完善和配套制度供给不到位。因此,需要不断提升乡镇政府的治理能力,通过促进观念转变、鼓励公民参与、完善机制体制以及健全制度建设等方面提高乡镇政府对环境危机事件的治理效果。通过以上对策,希望可以有效提高乡镇政府治理环境危机事件的实效,从而减少因环境问题导致的公共危机带来的危害,为社会创造和谐与稳定的良好环境。
赵蕾[2]（2021）在《教育生态学视域下皖北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资源配置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村小规模学校自2012年撤点并校得到保留和恢复后,其发展一直备受关注。随着我国社会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对教育有了更高层次的最求,作为教育金字塔底端的农村小规模学校毫无疑问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农村小规模学校作为农村教育的一种特殊形态,在保障儿童就近入学,促进教育公平方面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但因其地处“农村”、学校规模“较小”等原因催生出学校发展的多维困境,这其中问题突出且迫切需要解决的当属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资源的配置问题。在当前农村义务教育体制下,形成了教师资源从城区学校到乡镇学校再到农村学校逐渐“衰减”的配置格局,教师“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成为阻碍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的重要阻碍。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资源作为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的根本力量,关乎学校质量的提升,关乎农村“走不掉的一代”能否享优质、公平的教育。为此,寻求一条契合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资源配置的道路已然迫在眉睫。本文采用文献法、访谈法,以生态系统理论、生态平衡理论、教育公平理论为基础,并将以人为本思想、生态平衡思想、可持续发展思想与教师资源配置相结合,对皖北地区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资源配置问题进行了研究,以丰富农村基础教育教师资源配置领域的研究成果,促进皖北地区农村小规模学校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对教育生态学及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资源配置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对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资源、教师资源配置进行了概念界定,并对皖北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资源配置进行生态学观照,将皖北农村小规模教师资源配置看作是遵循动态平衡、整体性、多样性原则的生态系统。其中,将教师资源定义为教师资源配置系统中的能量流。其次,采取定量分析、深度访谈的方法从能量流入、能量维持、能量流失的维度审视36所皖北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的准入现状、在岗现状以及流失现状,从而对现阶段皖北农村小规模校教师资源配置的合理性进行思考和判断。复次,透过现状,以教育生态学视角审视皖北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资源配置危机,考察教育生态环境及其构成要素对教师资源配置系统和教师资源配置系统中教师个体的影响,从教师资源配置系统生态环境和教师资源个体精神生态环境两方面概括皖北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资源配置出现的危机。依据问题探寻成因,教育生态意识缺乏、财政资源投入不足、教师配置制度欠佳、教师生态位边缘化以及生态区域难以构建造成了皖北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资源配置系统生态环境危机,而教师生存发展与学校现状间的冲突导致教师个体精神生态环境危机。最后,提出优化皖北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资源配置的生态对策:一、营造和谐健康的教师资源配置系统生态环境,主要包括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生态意识、优化和丰富教师物质生态环境、营造和谐人本的制度生态环境、提高农村教师教育系统生态位、构建学校与村落间的良性互动。二、改善教师个体精神生态环境,包括树立教师教育信念,发挥教师主观能动性以及加强对教师的人本关怀。
杨贤传[3]（2021）在《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驱动机理与扩散仿真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已经给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挑战。环境破坏40%应该直接归因于人类的非绿色消费,而工业污染又多数是由消费需求驱动的。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和“碳中和”呼之欲出的大背景下,研究如何推动居民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绿色化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因此,厘清城市居民不同类型绿色购买行为的复杂驱动机理,并据此设计有效干预与引导策略,是建设生态文明、打造美丽中国的题中要义。此外,研究者和实践者都发现由驱动因素激活的积极绿色态度（动机）并没有有效转化为真实的绿色购买行为,出现了态度（动机）-行为偏差,相应地,如何修复这一偏差就成为了绿色消费领域研究的热点议题,本研究基于文献回顾和实证研究结果兼论如何修复这一偏差将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本文以“问题提出-理论研究-质性研究-实证研究-扩散仿真-引导策略构建”为研究主线,选取城市居民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市场营销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知识与方法,围绕行为驱动机理、绿色动机-行为偏差修复、行为扩散仿真等议题展开研究。具体的研究内容和主要结论如下:（1）绿色购买行为内涵重构和维度划分。作为绿色消费行为的核心维度,绿色购买行为被普遍认为是单维的,本文通过典型消费者深度访谈和文献研究,基于绿色购买活动的现实表现和演化进阶规律,以生态价值观和环境关心为标准,重新界定和发展了绿色购买行为的概念内涵,构建了一个更具涵盖性的进阶式三维度结构模型,即绝对绿色购买行为、条件绿色购买行为和随机绿色购买行为。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三类绿色购买行为均不程度存在,其中兼顾双重诉求的条件绿色购买行为分布最为广泛,后续实证分析进一步证实了三维度划分的合理性。（2）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驱动机理质性研究。运用质性分析方法萃取了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的关键驱动因素及主范畴间的典型关系结构,接着引入成熟的S-O-R理论和目标框架理论描绘了一个兼顾利己诉求和利他诉求的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驱动机理理论模型。即内部和外部刺激因素通过激活三维目标框架进而对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的驱动机理;社会心理情境因素和城市情境因素调节了三维目标框架——绿色购买行为之间的联结关系。（3）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驱动机理的量化研究。开发或修订完研究量表后,对中东部和东北城市居民开展了问卷调查,共收集到1345份有效样本。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个人月收入、职业类型、组织性质、职位等级、城市等级和城市所属地理区域上存在显着差异。运用结构方程模型、Bootstrapping法和PRODCLIN2程序检验了28条总体中介效应和84条具体中介效应,从而全面呈现出了内外部驱动因素通过目标框架对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的复杂驱动机理,也更加有利于发现和解释绿色动机-行为偏差的具体成因。同时,本文采用阶层式回归,结合使用Process v3.3和Johnson-Neyman法（简写为J-N法）检验和探讨了社会心理情境因素和城市情境因素对功利目标动机（框架）、享乐目标动机（框架）、规范目标动机（框架）与绿色购买行为影响路径中的潜在调节作用。上述调节变量对三维目标动机与不同类型绿色购买行为关系中调节效应的显着性、强度和方向存在明显差异,这也有助于拓宽绿色动机-行为偏差的探索视角。（4）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条件绿色购买行为）扩散仿真分析。运用加权小世界网络理论构建了消费网络中个体间的条件绿色购买行为扩散模型,借助Matlab仿真平台进行仿真研究,探索了网络中情境因素干预下个体条件绿色购买行为的扩散规律。结果表明:总的来看,“随机关系强度”网络、“弱关系”网络和“强关系”网络下,以势差优先模式确定条件绿色购买行为扩散中的发送方,与其它两种模式相比能带来更高的行为增长率或最低的行为降幅,且网络均衡性更优,多数情况下能够最快实现网络整体均衡。加入情境因素的最强影响后,条件绿色购买行为的扩散效率受到多元动机的共同影响,涨跌互现;在“弱关系”网络中,以势差优先模式确定发送方时,网络中全体节点的行为扩散表现明显好于强度优先模式和随机模式,同时,势差优先模式下的网络均衡性更优,而且更快实现整体网络均衡。相对于“强关系”网络,“弱关系”网络受到情境因素的干扰影响更大。（5）以“双重诉求”兼顾为核心的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进阶式”提升策略研究。根据实证结果,本文分别从个体心理因素驱动、媒体劝导、人际互动、双重诉动机激活、绿色购买行为分类引导、情境因素积极干预和购买者属性特征的精确靶向引导等七个方面出发,以系统性和全局性视角构建了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进阶式”提升策略体系。同时,在文献研读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整理了绿色动机-行为偏差的复杂成因,并提出了对应的修复策略。该论文共有图97幅,表112个,参考文献330篇。
朱晖[4]（2021）在《近海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解构与解决》文中提出我国渔业资源丰富,自建国以后至今,我国不断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努力提升渔业产量,发展海洋渔业经济,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史性转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渔业发展道路。我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一渔业大国,水产品产量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连续稳居世界首位。其中,沿岸和近海水域是我国的主要渔场,主要渔汛、经济鱼类和水产品均产于这些水域,因此一直是海洋捕捞作业的主要区域。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海域使用管理制度和渔业政策的调整,沿海渔业养殖规模在不断扩大,捕捞规模被不断限缩,迄今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养殖产量超过捕捞产量的国家。但由于渔船、渔具的大量投入,捕捞强度过大,整体沿海海域的渔业资源整体衰退,再加上周边国家对所管辖海域的渔业管控日趋严格,外海的部分渔船被迫退向近岸。而此时原本在潮间带至7-10米等深线以内的滩涂和近海养殖,随着养殖业的扩张,养殖方式的变化,特别是海洋牧场和底播养殖、人工鱼礁的不断普及,养殖区域不断向外海拓展,覆盖到了传统定置渔业和小型渔船作业场所。养殖权人根据取得的许可设定养殖范围,禁止捕捞船舶进入划定的养殖区域。而这些区域原本是传统定置渔业和小型渔业船舶作业的区域,渔民认为其已经取得了捕捞许可,有权捕捞野生鱼类,因此无视养殖权人设立的界限仍然进入养殖区进行捕捞,但养殖权人则认为捕捞者侵犯了其对海域的占有和使用权利,于是近海养殖和捕捞纠纷不断,引发了有关海域之争。这不仅导致了捕捞权人和养殖权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也造成了渔民与主管部门之间的矛盾,由此形成了养殖者、捕捞者、主管部门三方相互之间的冲突。这也凸显出我国海洋渔业发展面临的两个难以解决的结构性矛盾,一是渔业资源的严重匮乏与急剧增长的对优质渔业产品需求之间的矛盾,二是为保护海洋资源而实行的限制捕捞制度与传统渔民权利保护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尖锐的表现就是涉外事件日益增多,中国渔船屡屡在域外因非法捕捞作业而被查处,并引发国际纷争;海域使用纠纷案件不断上升,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从表面来看养殖和捕捞的纠纷是用海纠纷,实质是市场机制和政府规制之间的协调问题,即作为主体的人在利用海洋过程,对利益的争夺与海洋渔业资源稀缺性之间的矛盾,其背后隐藏的是海域资源配置和渔业管理的问题。究其根本是人类对海洋利用的价值取向和国际海洋秩序及渔业政策发展变化的结果。基于此,本文力图通过对养殖权和捕捞权冲突的表现和成因分析来发现冲突的根源所在,从制度完善和管理变革两个方面为冲突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撑并进行路径上的探索。渔业权冲突的本质是利益之间的冲突,利益失衡必然引发权利之争。利益的平衡和权利冲突仅仅依靠市场自动调节难以解决,最终还是要靠政府干预。以市场为中心的产权制度曾被提出认为可以解决渔业管理中的过度捕捞和权利分配等问题,但由于渔业资源的特殊性和缺乏整体协调大多数努力都失败了。渔业权制度设计的实质是对不同渔民群体的利益识别、利益选择、利益整合及利益表达的过程,即解决有限的渔业资源在相关利益群体和社会成员间的分配。权利分配本质是正义问题,即如何公平地分配社会成果,分担社会成本。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法律规范、利益分配、责任分担等都是社会关系外化的表现。人们对权利的追求即是要实现自身在现实社会规范中的价值。法治社会要求实现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和谐,法律对权力和权利内容的规定要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因此,基于社会正义的维度,要以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以权利义务为调整机制,以应得与所得的合理程度为表征,由政府对市场分配结果的不公加以纠正。通过干预实现不同渔业主体在市场中的公平交换,以解决交换过程资源的不平等和权利义务的不对称。其核心是作为主体的渔民无论在分配的哪个阶段,都能平等享有基本权利。此外,人类发展的多重性决定正义是多层面、多视角的,正义不能仅局限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应放眼于整个自然界和生态系统,在自然规律中不断协调,加以融合。社会发展到当今时代,发展的目标已经不仅仅限于物质财富的增长,而是有着多元化的追求。为了实现人类共同向往的自由,应当通过对实然世界的考查,实现对应然世界的追求,完成人性善的飞跃,因此,分配正义应当上升到生态正义的维度。基于生态正义理论,渔业资源的分配正义至少应当包括种际维度、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强调人与海洋的和谐关系,敬畏海洋,尊重所有海洋生物物种,保持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在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呵护海洋生态环境,避免过度捕捞和肆意掠夺渔业资源。基于正义理念对海洋渔业资源进行公正分配,是解决渔业权冲突的根本路径,但正义的实现要受到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历史上,对渔业资源不可枯竭的认识和海洋自由论消除了对渔业发展的担忧,实现了船队和渔具的现代化;但过度捕捞和资源衰竭的现实又使人们重新审视渔业发展的视角,提出了许可制度和渔业配额制度等限制管理措施。我国渔业政策由此经历了由鼓励捕捞到限制捕捞、以养为主、养捕结合的转变,特别是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出台,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对海域的规范管理。但长久以来在人类中心主义和资本中心主义背景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都完全以人类为中心,以获得资本最大化为目标,无视资源的有限性而竭力提升捕捞能力、加大养殖密度以获取最大利益,导致过度捕捞、海域污染和渔业资源的衰竭。渔业权的冲突是利益争夺私权滥用的表现,也是政策调整过程中政府不当干预的结果。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关系的弥散与扩张,市场主体间的联系与合作关系在不断加深,具有广泛性的渔业秩序不再是传统民事主体的私权秩序,而是进入多重权利主体、权利客体和权利行使方式的复合阶段。养殖权和捕捞权的性质、特点和排他性均不同,仅依靠行为人之间的自行约束已显不足,因此由带有共同约束属性的公权力介入管理已有必要。从渔业管理的层面上来看,现有管理体系存在体制混乱和权限不明等问题。因此应转变渔业管理的思路,在权利保护方面,通过对不同的渔业主体采取不同的倾斜保护政策,从而对养殖权人和捕捞权人的权利分配产生重要影响。在制度建构方面,一方面基于社会正义,对传统渔民的入渔权予以保护,另一方面基于生态正义,完善渔业水域使用权制度、海洋保护区制度以及海域分层确权制度。在管理模式方面,推行渔业综合管理模式,实施渔业综合授权许可和综合执法体制,通过大数据信息技术的应用为科学管理提供决策信息。
张真源[5]（2020）在《环境监测预警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环境监测预警制度的形成与实践过程是我国环境污染治理“大跨步前进”的缩影。在2014年环保法修改之前,环境监测预警尚未成为一项独立的法律制度。其部分的融合在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预警的过程当中,以一种非常态化的公共事务管理形式呈现。随着我国环境风险、灾害、突发事件等问题的常态化和复杂化,环境监测预警制度作为应急性措施开始普遍运用于我国的环境治理当中,其发展较为短暂却又极为迅猛。目前,规范层面的制度框架已经初步形成,而制度实践的运用也已经在部分环境污染防治领域全面铺开。由此可见,环境监测预警制度已然独立成为了一项常态化的环境污染治理措施。规范发展与制度实践为环境监测预警制度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样本。理论上,环境监测预警制度是指依一定的程序由社会性组织来制定和实施的,对可能产生的环境问题进行预警监测、评估及其预警后规避、处置、减缓环境风险、环境灾害、突发环境事件和环境危机的一整套规范体系,主要包括:环境监测预警标准体系、环境预警监测制度、环境监测预警评估、环境监测预警信息公开及其预警状态下的环境风险规制措施等内容。现实中,我国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监测预警制度体系。从内外部结构看,分为综合的环境应急管理体系和整体的环境监测预警制度体系。环境应急管理体系的策略结构为:应急体制、监测预警和信息报告、应急响应、应急保障。而构成内部结构的这些基本制度便是中国环境监测预警制度的基本类型,其中包括:农业污染源监测预警制度、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制度、环境污染公共监测预警制度、突发环境事件监测预警制度、长江流域水环境质量监测预警制度、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制度。如果说环境监测预警制度能否发挥作用主要取决于监测预警技术的发展程度、制度的完备程度,那么环境监测预警制度体系的整体性功效则不仅是需要上述两者,还取决于其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即监测预警制度在整个环境应急管理循环结构中的协同程度,和不同环境监测预警制度之间的协同程度。在外部结构方面,中国环境应急管理制度的外部运行机制出现了结构上的断裂,信息对外的监测预警制度与信息对内的应急响应机制之间缺乏实质意义上的关联。在内部结构方面,立法对各类环境监测预警制度概念的创设显然缺乏深度地考量和合理地布局,从而使得中国环境监测预警制度的内在标准体系间产生了交叉与重叠。而标准的重叠意味着权利（权力）义务及其法律责任多次、重复地分配。在制度运行的基本要素方面,我国环境监测预警制度存在着:标准制度不全面、信息发布模式不健全、会商与评估机制不顺畅、监管监督机制不完善、预警状态下“扩权治理”机制不合理及其社会力量参与途径不开放等问题。正是我国环境监测预警制度的内外部结构约束及其制度运行基本要素的缺陷,使得环境监测预警制度发生了整体性的功能性偏离——即中国环境监测预警制度体系的结构约束及其构成要素缺陷导致环境监测预警制度在运行过程有侵犯个人自由与经济自由或者是制度失灵的可能。而且,由于环境风险规制领域内基本权利边界的模糊化与环境预警行为的多层次性,导致传统公法学诸多的权力制约理论无法对制度失灵状态下侵犯个人自由与经济自由的行为进行有效地规制。那么,通过对环境监测预警制度体系的“结构-功能”与制度运行要素缺陷的分析,以及传统公法学理论对环境预警制度的整体性透视,使得如何通过制度的修正与纠偏将环境监测预警制度重新纳入法治化轨道中,并有效发挥制度的正向功能显得尤为重要。从制度失范的因果解释路径出发,环境监测预警制度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制度体系的结构优化。第一,进行纵向到底的外部结构调整。立法应明确监测预警（?）信息报告（?）风险规制措施的环境监测预警制度运行结构,强化预警级别与风险规制措施之间的“对应性架构”。第二,进行横向独立的外部结构理顺。将环境监测预警制度体系分为环境污染公共监测预警、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和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三大类型。由此,清晰的内部结构分类与稳定的外部运行机制,为解决预警状态下权力的“失语与肆意”奠定了基础。中国环境监测预警制度的外部结构调整与内部结构理顺使制度本身获得了稳定的运行机制和有序的运行方式。这也使得环境监测预警制度获取了与现有公法学理论对话的基础和前提。基于宪法保护的客观利益的理论视域,环境预警状态下行政权力的张力实质上源于被保护之客观利益的相互衡量,即生态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间地衡量。那么,此时的环境行政权力“选择性失语”与“运动式肆意”问题,便转化为了预警状态下环境行政权力所保护利益的标准化、制度化缺失问题。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建立在制度规范化和法治化的前提之下,以环境预警标准为核心形成利益位阶的基本共识,同时完善利益衡量的妥当性程序。第一,对“载体”环境应急预案进行规范建构。从形式上提高环境应急预案的规范层级;同时对形式层级变化的环境应急预案进行编制程序上的建构。第二,确立“前端”环境预警标准分级原则,划分的准则应当以“污染轻重”“时间长短”和“空间大小”三项要素的相互组合为前提。第三,完善“后端”应急措施的审查机制。在外部“控权”方面,主要应由司法机关发挥有效的法律监督职能。对于环境预警“强制型”模式而言,“附带性审查”方式是实现权力制约的有效方式;对于环境预警“限制型”模式而言,赋予私主体直接针对预警状态下具有“外化”法效力的内部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诉权,扩大私主体权利救济的路径。制度体系的优化与形式要件的完备为中国环境监测预警制度提供了稳定运行模式和法治化保障。当然,仅凭外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变更并不足以保障环境监测预警制度正向功能的有效发挥,而制度之根本内核在于构成要素上制度机制建构能够与科学技术的更新、发展相互配套。因此,对于中国环境监测预警制度的要素补正显着尤为重要,应当建立完备的监测预警标准体系与相关程序性规定,实施定期综合与动态单项相结合的信息发布模式,设置开放明晰的会商与评估机制,建立动态协调的监督监管机制,建立灵活有序的“扩权治理”机制,拓展社会力量参与的路径和能力。
孙雯[6]（2020）在《新时代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生态环境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的问题,既需要外在保障和约束,也需要内在自觉和行动,需要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促进生态文明意识养成和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带来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使生态文明观在全社会牢固树立。我们应继续发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着优势,从人类最高利益出发,达成政治共识、增进价值认同、唤起情感共鸣,增强制度自信,使全体人民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共同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这既是新时代赋予我们每位中华儿女的新任务和新挑战,又是顺应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当代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文中以此为背景,分析了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的时代任务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联系,阐述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的时代诉求。首先,在对国内外生态文明观教育相关研究的了解和梳理基础上,分析了当前所面临的时代机遇与挑战,以及生态文明观培育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过去的中国,在历经沧桑与磨难后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进入到快速恢复与发展时期。为了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与精神文明需要,我们在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关系中过于强调物质的进步,加之各种不良思潮以及多元文化的冲击,致使思想认识偏离方向。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一切重心包括文化建设、教育内容都围绕经济发展的目标而偏移,忽略生态保护的意义和价值,付出了生态代价。其次,详细论述生态文明观培育原则应当围绕目标来确定,使符合新时代公民要求的“生态人”目标在以时代性、政治性、持续性、协同性和实践性为原则的培育过程中圆满达成。最后,面对千载难逢的时代机遇,以及存在的问题与挑战,着重探究新时代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整体化实施路径。要在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以夯实民族精神基础,提升生态审美能力唤起生态文明意识自觉生成,发挥生态文化多样性的优势,为生态文明观培育提供精神支持和动力保障;生态文明观培育内容要符合新时代需要,具有新时代特征,呈现新时代气象,以奠定对国家和民族责任感、认同感、自豪感等心理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凝聚家庭、学校、社会各单元的有利资源,动员全社会力量,筑牢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共同激发人们对于生态文明观的学习动力和行为自觉,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使中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在新时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
郭紫薇[7]（2019）在《我国雾霾治理主体的伦理责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我国空气重污染澄色、红色预警不断。雾霾不仅严重威胁人们的身心健康,也制约了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因而必须引起重视。雾霾问题不仅仅是环境污染累积的结果,还反映了一种深刻的伦理矛盾。雾霾是天灾,更是人祸。在雾霾的成因中,人类行为的失当、人对自然道德责任的缺失才是最根本的原因。责任伦理的内涵强调人类不仅要对当代和后代的生命负责,对地球上包括动植物在内的所有生命负责,更要对人类赖以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负责。通过责任伦理,唤醒各个行为主体的责任意识,从而能够使得各个行为主体担负起相应的责任,防止共同灾难的发生。目前,我国的雾霾治理处在政府、企业以及公众各自单干的混乱状态,治理投入不小,但是效果却不尽人意。政府作为环境伦理责任的主要承担者,不仅要对政府本身的行为负责,更要对企业和公众担负起引导责任。通过对雾霾治理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对责任主体的细致分析,本文主张政府、企业、社会和公民均应承担起各自的环境责任。在雾霾的治理过程中,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依靠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等各种社会力量,相互理解和通力合作,共同承担起生态治理责任,形成有效的联动机制,并通过加强制度创新,协调好各方的利益关系,以生态治理的强大合力取得雾霾治理的理想成效。本文从伦理责任的角度分四个部分反思我国雾霾治理存在的问题,第一部分在界定雾霾问题并明确其主要成因的基础上,分析我国雾霾治理的现状及其背后隐含的伦理责任缺失问题;第二部分以雾霾治理的责任依据为基础,分析雾霾治理的责任内涵,厘清雾霾治理的责任主体及其各自应承担的责任;第三部分分析我国雾霾治理中各责任主体的履责现状及其履责所面临的障碍;第四部分针对各责任主体伦理责任的缺失情况,尝试提出化解这些问题的路径、方法和措施。
管素婕[8]（2019）在《垃圾焚烧发电厂环境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和公众的博弈分析》文中提出随着我国不断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和日益提高的居民生活水平,城市垃圾也随之日益增多,垃圾围城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重大阻碍。垃圾焚烧作为无害化垃圾处理方式受到了政府的关注,成为解决垃圾围城困境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垃圾焚烧发电厂在缓解城市垃圾围城困境的同时,由于其负外部性特征给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和身体健康安全带来威胁。近年来,人们环保意识不断增强,更加追求高质量生活水平和居住环境,垃圾焚烧发电厂负外部性污染引起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如何化解因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而引起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实现政府和当地公众博弈均衡,达到双方共赢成为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从博弈论视角对垃圾焚烧发电厂环境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和公众的博弈演化过程进行研究。首先,本文对环境群体性事件进行概念界定,并对环境群体性事件成因、化解对策和演化机理进行整理和文献述评;其次,本文对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的群体性事件进行梳理,并以事件为数据来源,通过关键词提取归纳出垃圾焚烧发电厂环境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和公众的利益诉求点和应对行为;然后以此为依据设定政府和当地公众博弈参数并基于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两种信息传播模式,分别构建政府和公众的数理博弈模型;再次,通过对杭州市九峰乡垃圾焚烧群体性事件案例分析,利用Netlogo软件,仿真验证政府和公众的数理博弈模型;最后,基于博弈模型和仿真结果,针对性地提出化解群体性事件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信息传播模式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和公众的博弈演化机理不同。在完全信息传播模式下,政府由于公开信息和协商处理冲突,此时公众会采取较温和的抗议。二者的博弈过呈现出“项目选址-政府信息公开-公众抗议-政府妥协-项目暂停”的路径特征;在不完全信息传播模式下,由于政府秘密开工和暗箱操作,此时公众会采取较激烈的抗议行为。二者的博弈过呈现出“项目选址不科学-政府封锁消息暗箱操作-公众抗议-冲突升级-政府妥协-信息公开-项目暂停”的路径特征。在完全信息传播模式下,政府通过信息公开和民主决策,在提高政府公信力和形象的同时,与当地公众协商处理项目选址问题;公众在参与权和知情权得到保障的前提下,邻避情结和风险感知削弱,当项目负外部性降低后将会选择与政府合作。在不完全信息传播模式下,政府封锁消息暗箱操作,不仅降低政府公信力,也会进一步放大公众对项目的风险感知和邻避情结,导致公众为表达诉求采取更加激烈的抗议冲突行为。当环境群体性事件爆发后,政府为化解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会公开项目信息并尊重民意暂停项目。本文在研究对象上,将垃圾焚烧发电厂环境群体性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在内容上,通过关键词提取归纳出博弈参数,为博弈模型构建提供现实依据,对已有的博弈演化分析研究进行补充;在方法上,通过Netlogo软件仿真分析博弈演化过程,为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提供新的方法。本文研究对化解垃圾焚烧发电厂环境群体性事件,解决垃圾围城困境,实现政府和公众共赢具有重要意义。
徐嵩[9]（2019）在《应对山洪灾害的京津冀山地城镇生态防灾规划方法研究》文中指出京津冀山地城镇处于北方气候地理环境,其独特的地质、地貌、水文和气候条件对区域山洪灾害与生态安全影响显着。内部环境方面,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山地城镇生态环境胁迫因子的数量和强度均有较大的变化,京津冀的山洪也相应地表现出特殊的致灾演变规律。由此可见,京津冀山地城镇是一个外部环境极其复杂,内部结构严重不稳,极易受山洪灾害影响的地区,这些不利因素导致京津冀山地城镇的山洪防灾减灾形势更加严峻,因此结合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进行山洪灾害防控是山地城镇规划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本文在多学科交叉视角下,对山地城镇山洪灾害与生态安全之间的耦合特点进行分析,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建构了一个生态防灾规划的理论框架,通过这一基于山洪灾害的生态安全综合评价体系,并根据利用GIS等技术方法模拟得到的综合评价结果以及实地调研资料,从宏观和中微观层面分别提出了京津冀山地城镇生态防灾规划策略,以达到提高山地城镇应对山洪灾害的能力、建立与生态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环境的目的。论文共八章,可分为以下三个部分:（1）第一部分为提出问题,对应第一到第三章的内容。这一部分通过对选题背景的分析,明确论文研究的意义、主要内容,将全文研究聚焦于山地城镇山洪与生态安全耦合特征及规划的应对方法上,找寻当前国内外研究的空白与不足,从而明确研究的思路和方向。随后,在生态安全视角下,分析京津冀山地城镇生态安全与山洪灾害的耦合特点,进一步明确研究区域山洪灾害的内外环境,并着重对京津冀山洪灾害致灾特性进行解析,为下文提出生态防灾规划理论奠定基础。（2）第二部分为模型建构,包括第四章和第五章内容。首先,建构了生态防灾规划的理论框架,在研究区山洪灾害风险评价基础上,构建基于P-S-R模型的生态安全综合评价体系,进行生态-灾害的耦合研究,由此可识别山地城镇基于山洪灾害的综合生态安全格局。随后,以京津冀山地城镇为实证对象,将第四章提出的生态防灾规划理论方法应用到研究区——京津冀山地城镇中。运用极差法、层次分析法、综合指数法等,借助Arcgis软件进行空间分析与提取处理,细分为“理想安全、较安全、临界安全、较不安全、很不安全”五个评判标准等级,构建京津冀山地城镇区域综合生态安全格局。总体来看,京津冀山地城镇全区域生态安全指数在0.3～0.5之间呈离散分布,生态安全状况整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分区来看,京津冀北部山区生态安全状况相对较好,东部山区生态状况次之,西部山区生态安全水平最低,极易发生灾害且受到干扰后难于恢复。这一部分为后文基于研究区综合生态安全格局提出生态防灾规划策略提供了数据支撑。（3）第三部分为规划策略,对应于后三章内容。第六章基于研究区综合生态安全格局,在区域层面提出了针对京津冀山地城镇外部自然环境与区域城镇实体两方面的生态防灾规划策略。其中,在外部生态环境层面,结合京津冀山地城镇地域特点,构建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生态网络,并制定基于生态修复的洪灾防控策略,通过生态环境的改善破坏山洪灾害的孕育条件,增强生态韧性;在区域城镇实体空间层面,探讨了山地城镇化发展战略、防灾空间结构、城乡居民点承灾能力、产业空间生态布局以及区域支撑体系这五方面内容,结合生态防灾理念进行优化和设计,提出了京津冀山地城镇群可持续发展空间的山洪防灾对策。第七章从区域层面延伸至山地城镇内部各空间要素,从城镇的中微观尺度的物质空间要素出发,在山洪灾害综合防控的视角下,根据山地各县区不同安全水平的综合生态安全格局,分析研究了京津冀山地城镇空间发展、功能布局、道路系统以及工程技术方面的规划应对策略与生态化防灾设计。第八章是结论部分,对论文的主要结论与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并对后续研究做了展望。综上,本文从城乡规划的角度出发,对山地城镇山洪灾害防控与生态安全展开结合研究,建构了适应京津冀山地城镇特点的生态防灾规划理论方法,并根据评价结果,针对不同水平的基于山洪灾害的综合生态安全格局,从区域和城镇层面分别提出生态防灾的规划策略,为京津冀山地城镇应对山洪灾害、维护生态安全的城乡规划方法研究提供了参考,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实践意义。
盛佳怡[10]（2018）在《从网络抵抗到邻避运动—环境舆情事件中的群体抵抗行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美国《时代》周刊于2006年把年度人物称号授予了数以亿计的“网民”（You）,在2011年将“抗议者/示威者”（The Protester）选为年度人物。把互联网用户“网民”与“抗议者”的形象相结合便是本文的研究主题之一“网络话语抗争”。任何一种社会抗争行动的形成,背后都有着相应的时代色彩与社会背景。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这不仅意味着经济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各国文化的传播与融合,也意味着人类平等地面临环境问题,承担环境危机和风险。于是,环境议题便与每一个人都开始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为了在环境议题的博弈中争取更多话语空间,维护自身的权益,相对弱势的普通公民往往会因为“相对剥夺感”和“环境风险”的加剧而选择采取网络空间内的话语抵抗行动,零碎自发的话语通过公共空间汇集,形成强大的抵抗共意。但当话语抗争无法实现迫切的维权需求时,身为受害群体的群众便有较大可能会通过人员聚集的方式展开线下集体活动,通过邻避运动来引起舆论关注,从而实现维权需求。从“网络抵抗”到“邻避运动”,二者之间并没有一个必然的转化机制,但当环境风险预估超出公众的底线,政策又无法给出正面回应和作为时,邻避运动甚至群体事件就会更容易酝酿发生。所以,加强互联网建设、管理、运用,有效利用网络平台了解和引导舆情,再通过优化政府回应模式,建立好环境类邻避事件的预防与处置机制,是新时期的治理者顺应时代潮流的应有之举。
二、浅谈环境危机的成因及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谈环境危机的成因及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广东省S镇垃圾堆放事件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论文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国外研究综述 |
| 2.国内研究综述 |
| 3.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论文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论文研究思路 |
| 2.论文研究内容 |
| 3.论文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研究创新点 |
| 一、相关概念及理论概述 |
| (一)相关概念 |
| 1.环境危机 |
| 2.危机治理 |
| (二)政府应对环境危机的相关理论 |
| 1.邻避效应理论 |
| 2.公民参与理论 |
| 3.政府治理理论 |
| 二、环境危机事件治理分析 |
| (一)案例:广东省S镇垃圾堆放事件 |
| 1.情况概述 |
| 2.事件发酵过程 |
| (二)广东省S镇垃圾堆放事件政府危机治理过程 |
| 1.政府积极介入并查明原因 |
| 2.政府向群众说明情况 |
| 3.政府加强舆情管控 |
| (三)事件中S镇政府存在的问题 |
| 1.政府领导干部缺乏服务意识 |
| 2.群众参与治理途径有限 |
| 3.危机治理过程不规范 |
| 4.选址缺乏科学性评估 |
| 三、环境危机中乡镇政府治理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领导干部治理能力有待提高 |
| (二)缺乏合理有效的公民参与和利益表达机制 |
| (三)缺乏协同治理机制 |
| (四)缺乏配套制度供给 |
| 1.乡镇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不完善 |
| 2.行政执法监督缺位 |
| 四、完善环境危机中乡镇政府治理的对策 |
| (一)促进能力提升:变被动应对为积极处理 |
| 1.转变领导干部的观念 |
| 2.培养乡镇政府的危机意识 |
| 3.提升领导干部公共危机治理能力 |
| (二)鼓励公民参与:民主化创新危机治理方式 |
| 1.建立信息交流平台,促进各方沟通 |
| 2.增强公民参与意识,提高公民参与水平 |
| 3.吸纳参与主体,保障决策民主 |
| (三)完善机制体制:增强乡镇政府的危机应对能力 |
| 1.完善环境危机事件预警机制 |
| 2.启动快速反应系统 |
| 3.构建科学的决策机制 |
| 4.构建合理有效的社会组织协同治理机制 |
| (四)健全制度建设:使决策更具科学性民主性 |
| 1.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
| 2.完善执法监督制度 |
| 3.完善安抚政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2）教育生态学视域下皖北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资源配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发展——教师资源制约农村教育的提升 |
| 1.1.2 选择——生态理念的日益推广与广泛应用 |
| 1.1.3 触动——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配置生态失衡 |
| 1.1.4 反思——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的困惑与祈望 |
| 1.2 研究价值 |
| 1.2.1 理论价值 |
| 1.2.2 实践价值 |
| 1.3 相关研究动态 |
| 1.3.1 国外相关研究动态 |
| 1.3.2 国内相关研究动态 |
| 1.3.3 研究述评 |
| 1.4 理论基础 |
| 1.4.1 教育公平理论 |
| 1.4.2 教育生态学 |
| 1.4.2.1 生态系统理论 |
| 1.4.2.2 生态平衡理论 |
| 1.5 概念界定 |
| 1.5.1 农村小规模学校 |
| 1.5.2 教师资源配置 |
| 1.5.2.1 资源 |
| 1.5.2.2 教师资源 |
| 1.5.2.3 教师资源配置 |
| 1.5.3 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 |
| 1.6 研究设计 |
| 1.6.1 研究目标 |
| 1.6.2 研究方法 |
| 1.6.3 研究思路 |
| 1.6.4 可能的创新 |
| 第二章 皖北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资源配置的生态学观照 |
| 2.1 皖北农村小规模学校的生态特征 |
| 2.1.1 生态规模之“小” |
| 2.1.2 生态环境之“农” |
| 2.1.3 生态功能之“弱” |
| 2.2 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资源配置的生态适切性 |
| 2.2.1 当代哲学的生态转向 |
| 2.2.2 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资源生态化配置的内涵 |
| 2.3 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资源生态学配置的意义 |
| 2.3.1 以人为本 |
| 2.3.2 整体和谐 |
| 2.3.3 可持续发展 |
| 2.4 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资源配置的生态学原则 |
| 2.4.1 多样性 |
| 2.4.2 整体性 |
| 2.4.3 动态平衡性 |
| 2.5 皖北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资源配置生态学分析的维度说明 |
| 第三章 皖北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资源配置的生态现状 |
| 3.1 皖北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资源准入渠道及分配路径 |
| 3.1.1 准入渠道 |
| 3.1.2 分配路径 |
| 3.2 皖北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资源在岗现状 |
| 3.2.1 教师数量现状 |
| 3.2.1.1 生师比&班师比 |
| 3.2.2 教师结构现状 |
| 3.2.2.1 性别结构现状 |
| 3.2.2.2 年龄结构现状 |
| 3.2.2.3 学历结构现状 |
| 3.2.2.4 职称结构现状 |
| 3.2.2.5 学科结构现状 |
| 3.2.3 教师质量现状 |
| 3.2.3.1 教师的职业道德现状 |
| 3.2.3.2 教师的工作质量现状 |
| 3.2.3.3 教师的生活质量现状 |
| 3.3 教师流失现状 |
| 第四章 皖北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资源配置的生态危机 |
| 4.1 皖北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资源配置系统生态环境危机 |
| 4.1.1 落后与差距:贫瘠的物质生态环境 |
| 4.1.2 利益与纷争:僵化的制度生态环境 |
| 4.1.3 陈旧与不均:失衡的结构生态环境 |
| 4.1.4 重复与单一:机械的行为生态环境 |
| 4.2 皖北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资源个体精神生态环境危机 |
| 4.2.1 期望与现实:教师个体精神的落差 |
| 4.2.2 付出与回报:教师个体精神的失衡 |
| 第五章 皖北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资源配置危机的生态归因 |
| 5.1 皖北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资源配置系统生态环境危机归因 |
| 5.1.1 教育生态意识缺乏 |
| 5.1.2 财政资源投入不足 |
| 5.1.3 教师配置制度欠佳 |
| 5.1.4 教师生态位边缘化 |
| 5.1.5 生态区域难以构建 |
| 5.2 皖北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资源个体精神生态环境危机归因 |
| 5.2.1 教师生存发展与学校现状间的冲突 |
| 第六章 皖北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资源配置的生态对策 |
| 6.1 营造和谐健康的教师资源配置系统生态环境 |
| 6.1.1 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生态意识 |
| 6.1.2 优化和丰富教师物质生态环境 |
| 6.1.2.1 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 |
| 6.1.2.2 优化教师的薪酬待遇 |
| 6.1.3 营造和谐人本的制度生态环境 |
| 6.1.3.1 构建多样性的教师准入渠道 |
| 6.1.3.2 生态整体统筹城乡教师培训 |
| 6.1.3.3 践行动态平衡教师流动机制 |
| 6.1.4 提高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教育系统生态位 |
| 6.1.5 构建学校与村落间的良性互动 |
| 6.2 改善教师资源配置系统教师个人精神生态环境 |
| 6.2.1 树立教师教育信念,发挥教师主观能动性。 |
| 6.2.2 加强对教师的人本关怀 |
| 第七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期间出版或发表的论着、论文 |
| 致谢 |
（3）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驱动机理与扩散仿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 本章小结 |
| 2 文献综述 |
| 2.1 绿色消费行为的相关研究 |
| 2.2 绿色购买行为内涵研究与结构发展 |
| 2.3 常用理论基础及模型 |
| 2.4 绿色动机-行为偏差的相关研究 |
| 2.5 研究简评 |
| 2.6 本章小结 |
| 3 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驱动机理理论模型构建 |
| 3.1 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驱动因素选择与界定 |
| 3.2 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驱动机理理论模型构建与假设提出 |
| 3.3 本章小结 |
| 4 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及其驱动因素的量表修订开发与数据收集 |
| 4.1 研究量表的设计与开发 |
| 4.2 正式调研与样本结构 |
| 4.3 正式量表的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5 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驱动机理实证分析 |
| 5.1 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及其驱动因素的描述性分析 |
| 5.2 城市居民目标框架、绿色购买行为及其驱动因素的相关分析 |
| 5.3 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的差异性检验 |
| 5.4 内外部刺激因素对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的影响效果分析 |
| 5.5 目标框架的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
| 5.6 情境因素的调节效应分析 |
| 5.7 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驱动机理理论模型修正 |
| 5.8 本章小结 |
| 6 情境因素干预下的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扩散仿真 |
| 6.1 基于关系强度的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选择 |
| 6.2 城市居民条件绿色购买行为扩散的仿真建模 |
| 6.3 情境因素干预下的仿真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促进我国城市居民扩大绿色购买行为的策略建议 |
| 7.1 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引导建议 |
| 7.2 做好绿色动机-行为偏差的识别与修复 |
| 7.3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近海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解构与解决（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养殖权与捕捞权权利分配的理论进路 |
| 第一节 养殖权与捕捞权的内涵界定 |
| 一、近海海域的界定 |
| 二、渔业权的界定 |
| 三、养殖权和捕捞权的概念厘定 |
| (一)养殖权的界定 |
| (二)捕捞权的界定 |
| 第二节 权利分配的基础-海洋自由论 |
| 一、海洋自由论的形成 |
| (一)海洋自由论的起源 |
| (二)海洋自由论的提出 |
| 二、海洋自由论的限制 |
| (一)海洋占有论的提出 |
| (二)国家管辖海域的扩大 |
| 第三节 权利分配的价值取向 |
| 一、人类中心主义视域下的分配观 |
| (一)人类中心主义的提出 |
| (二)人类中心主义对渔业的影响 |
| 二、资本中心主义视域下的分配观 |
| (一)资本中心主义的提出 |
| (二)资本中心主义对渔业的影响 |
| 第二章 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表征 |
| 第一节 养殖权与捕捞权的正当性冲突 |
| 一、作为历史性权利的渔业权 |
| 二、作为法定权利的渔业权 |
| (一)捕捞权的国际法定化 |
| (二)捕捞权和养殖权的国内法定化 |
| 第二节 养殖权与捕捞权的优先性冲突 |
| 一、基于习惯性权利的优先性 |
| 二、基于发展权利的优先性 |
| 第三节 养殖权、捕捞权与海域使用权的冲突 |
| 一、关于海域合法使用权的争议 |
| 二、关于海域分界线认定的争议 |
| 三、关于同一片海域存在多种使用权的争议 |
| 第三章 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成因 |
| 第一节 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内部成因 |
| 一、养殖权与捕捞权的性质不同 |
| 二、养殖权与捕捞权的排他性不同 |
| 第二节 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外部成因 |
| 一、渔业法律政策的变迁 |
| (一)捕捞业政策的转变 |
| (二)养殖业政策的发展 |
| 二、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出台 |
| (一)海域范围界定的影响 |
| (二)海域使用权取得的影响 |
| 第四章 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解决路径 |
| 第一节 冲突解决路径建构的逻辑基准 |
| 一、基于社会正义的分配 |
| (一)社会正义的内涵界定 |
| (二)传统渔民的优先性 |
| 二、基于生态正义的分配 |
| (一)生态正义的内涵界定 |
| (二)生态渔业的优先性 |
| 第二节 冲突解决的制度建构 |
| 一、渔业水域使用权制度 |
| (一)渔业水域使用权制度的内涵 |
| (二)国外经验的借鉴 |
| 二、海洋保护区制度 |
| (一)海洋保护区的界定 |
| (二)海洋保护区对渔业的影响 |
| 三、海域立体确权制度 |
| (一)海域立体确权的必要性 |
| (二)海域立体确权的可行性 |
| (三)海域立体确权的管理 |
| 四、渔业权救济制度 |
| (一)渔业保险制度 |
| (二)渔业权益损害赔偿机制 |
| 第三节 冲突解决的综合管理模式变革 |
| 一、综合管理的内涵界定 |
| (一)海洋综合管理的内涵 |
| (二)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
| 二、综合管理的国际法基础 |
| (一)主要国际公约规定 |
| (二)适用的国际法原则 |
| 三、综合管理模式建构 |
| (一)综合授权许可制度 |
| (二)综合执法体制 |
| (三)大数据信息技术的应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5）环境监测预警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现实与问题 |
| 1.2 研究综述 |
| 1.3 思路与方法 |
| 2 环境监测预警制度的概念及其基本架构 |
| 2.1 环境监测预警制度的概念解析 |
| 2.1.1 生态环境、生态、环境? |
| 2.1.2 灾害、危机、风险与突发事件? |
| 2.1.3 环境监测预警制度的概念 |
| 2.2 环境监测预警制度运行体系的基本架构 |
| 2.2.1 环境监测预警标准体系 |
| 2.2.2 环境预警监测制度 |
| 2.2.3 环境监测预警评估机制 |
| 2.2.4 环境监测预警信息公开模式 |
| 2.2.5 预警状态下的环境风险规制措施 |
| 3 中国环境监测预警制度的发展历程与实践效果 |
| 3.1 中国环境监测预警制度的演化过程与内外部结构 |
| 3.1.1 历史溯源:原则、雏形与发展 |
| 3.1.2 立法现状:规范文本的概览 |
| 3.1.3 内外部结构的形成:环境应急管理体系与环境监测预警制度体系 |
| 3.2 中国环境监测预警制度的基本类型 |
| 3.2.1 农业污染源监测预警制度 |
| 3.2.2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制度 |
| 3.2.3 环境污染公共监测预警制度 |
| 3.2.4 突发环境事件监测预警制度 |
| 3.2.5 长江流域水环境质量监测预警制度 |
| 3.2.6 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制度 |
| 3.3 中国环境监测预警制度的规制策略 |
| 3.3.1 规制背景:市场失灵、理性不足与分配不公 |
| 3.3.2 政府行为导向:规制的目的与方法 |
| 3.4 中国环境监测预警制度的实践效果 |
| 3.4.1 效益分析:以大气污染防治领域的制度治理效果为例 |
| 3.4.2 风险分析:以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制度的社会风险为例 |
| 4 中国环境监测预警制度的运行模式及其法理分析 |
| 4.1 中国环境监测预警制度的“对应性架构”分析 |
| 4.2 中国环境监测预警制度的两种模式 |
| 4.2.1 “控制型”模式及其运行逻辑 |
| 4.2.2 “限制型”模式及其运行逻辑 |
| 4.3 中国环境监测预警制度的法理分析 |
| 4.3.1 “控制型”模式的法理分析 |
| 4.3.2 “限制型”模式的法理分析 |
| 5 中国环境监测预警制度的实际样态及其成因 |
| 5.1 环境监测预警制度体系的功能选择与结构约束 |
| 5.1.1 环境监测预警制度体系的功能选择 |
| 5.1.2 环境监测预警制度体系的内外部结构约束 |
| 5.2 要素缺陷:环境监测预警制度的现实困境 |
| 5.2.1 片面与缺失:环境监测预警标准制度不全面 |
| 5.2.2 分离与滞后:环境监测预警信息的发布模式不健全 |
| 5.2.3 闭塞与模糊:环境监测预警会商与评估机制不顺畅 |
| 5.2.4 虚置与错乱:环境监测预警的监管监督机制不完善 |
| 5.2.5 肆意与混乱:预警状态下的“扩权治理”机制不合理 |
| 5.2.6 单一与薄弱:环境监测预警的社会力量参与途径不开放 |
| 5.3 环境监测预警制度失范的因果解释 |
| 5.3.1 一般命题:环境监测预警制度的有效性前提 |
| 5.3.2 中层理论:结构约束、构成要素缺陷与功能选择之间的因果路径 |
| 5.3.3 理论失范:传统公权力制约理论对预警状态下环境行政权力的约束失灵 |
| 6 中国环境监测预警制度的规范建构 |
| 6.1 结构优化:中国环境监测预警制度体系的内外部结构优化 |
| 6.1.1 纵向到底的外部结构调整 |
| 6.1.2 横向独立的内部结构理顺 |
| 6.1.3 结构优化、制度保障与权力制约 |
| 6.2 形式完备:预警状态下环境行政权力的自制与审查 |
| 6.2.1 载体:环境应急预案之规范建构 |
| 6.2.2 前提:“前端”预警分级标准之审视 |
| 6.2.3 方式:“后端”风险规制措施之审查 |
| 6.3 要素补正:环境监测预警制度的构成要素完善 |
| 6.3.1 建立完备的监测预警标准体系与程序性规定 |
| 6.3.2 实施定期综合与动态单项相结合的信息发布模式 |
| 6.3.3 设置开放明晰的会商与评估机制 |
| 6.3.4 建立动态协调的监督监管机制 |
| 6.3.5 建立灵活有序的“扩权治理”机制 |
| 6.3.6 拓展社会力量参与的路径和能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B.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持的科研项目 |
| C.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研的科研项目 |
| D.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获科研奖励 |
| E.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6）新时代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综述 |
| 1.3.2 国外研究综述 |
| 1.4 主要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本研究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依据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新时代 |
| 2.1.2 公民 |
| 2.1.3 生态文明观 |
| 2.2 理论依据 |
| 2.2.1 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 |
| 2.2.2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生态思想 |
| 2.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 |
| 2.2.4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新时代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时代境遇 |
| 3.1 新时代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的时代机遇 |
| 3.1.1 人民美好生活愿望为生态文明观培育增强动力 |
| 3.1.2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为生态文明观培育提供政策支持 |
| 3.1.3 教育现代化为生态文明观培育掌握目标方向 |
| 3.2 新时代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面临的挑战 |
| 3.2.1 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想与现实存在矛盾 |
| 3.2.2 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交织 |
| 3.2.3 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有待具体完善和落实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新时代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现状分析 |
| 4.1 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调查问卷分析 |
| 4.1.1 参与调研者的基本情况 |
| 4.1.2 个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态度 |
| 4.1.3 个人践行生态保护的状况 |
| 4.1.4 个人对生态文明建设主体的认识 |
| 4.1.5 个人对生态保护了解状况 |
| 4.2 生态文明观培育存在问题 |
| 4.2.1 生态伦理道德失位 |
| 4.2.2 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缺位 |
| 4.2.3 生态文明观培育自觉性偏低 |
| 4.3 生态文明观培育存在问题成因分析 |
| 4.3.1 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观念制约 |
| 4.3.2 生态文化缺乏系统性建设 |
| 4.3.3 生态文明教育缺乏整体效能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新时代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原则和目标 |
| 5.1 新时代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的基本原则 |
| 5.1.1 时代性原则 |
| 5.1.2 政治性原则 |
| 5.1.3 持续性原则 |
| 5.1.4 协同性原则 |
| 5.1.5 实践性原则 |
| 5.2 新时代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的价值目标 |
| 5.2.1 生态人是生态文明践行的主体 |
| 5.2.2 生态人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应有之意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新时代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实施策略 |
| 6.1 引导公民树立生态意识 |
| 6.1.1 树立绿色消费观遵循绿色生活方式 |
| 6.1.2 树立绿色发展理念超越资本逻辑 |
| 6.1.3 树立循环节约意识践行基本国策 |
| 6.2 推进生态文化建设 |
| 6.2.1 培育生态审美情趣 |
| 6.2.2 发展生态文化自觉 |
| 6.2.3 发掘生态文化资源 |
| 6.3 拓展生态文明观培育内容 |
| 6.3.1 生态理性的价值观教育 |
| 6.3.2 生态责任感的道德品质教育 |
| 6.3.3 合理需求与适度消费的幸福观教育 |
| 6.3.4 平等、公正的大国精神教育 |
| 6.3.5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忧患教育 |
| 6.4 强化生态文明观培育路径 |
| 6.4.1 以家庭教育为起点培育生态文明习惯 |
| 6.4.2 以学校教育为阵地加强生态文化教育 |
| 6.4.3 以社会教育为依托构筑生态文明基石 |
| 6.4.4 以个人教育为重心提高生态文明自觉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调查问卷 |
（7）我国雾霾治理主体的伦理责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雾霾与雾霾治理 |
| 第一节 雾霾与雾霾问题 |
| 一、雾霾的界定与成因 |
| 二、作为环境问题的雾霾 |
| 三、雾霾引起的社会问题 |
| 第二节 雾霾治理的历史、现状和国外经验 |
| 一、我国雾霾治理的历史问题 |
| 二、我国雾霾治理的现状 |
| 三、雾霾治理的国外经验 |
| 四、雾霾治理问题的的伦理责任审视 |
| 第二章 雾霾治理的责任与责任主体 |
| 第一节 雾霾治理责任的依据 |
| 一、雾霾治理责任的理论依据 |
| 二、雾霾治理责任的现实依据 |
| 第二节 雾霾治理的责任 |
| 一、雾霾治理的政治责任 |
| 二、雾霾治理的法律责任 |
| 三、雾霾治理的社会责任 |
| 四、雾霾治理的道德责任 |
| 第三节 雾霾治理的责任主体 |
| 一、作为主导的政府主体 |
| 二、担负主要责任的企业 |
| 三、共同参与治理的公众 |
| 第三章 我国雾霾治理责任主体的履责障碍 |
| 第一节 我国雾霾治理责任主体履责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政府大包大揽 |
| 二、企业推卸责任 |
| 三、公众集体无意识 |
| 第二节 我国雾霾治理主体履责问题的伦理分析 |
| 一、伦理道德意识的缺失 |
| 二、生态环境责任的缺位 |
| 第四章 推动雾霾治理责任主体履责的路径 |
| 第一节 完善政府履责机制 |
| 一、将伦理责任纳入环境决策中 |
| 二、完善政府环境治理监管机制 |
| 三、转变单一行政绩效考核体系 |
| 第二节 保障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成效 |
| 一、落实企业环境伦理道德规范建设 |
| 二、促进企业生产过程转型升级 |
| 三、加强企业环境污染外部监督 |
| 第三节 推动公众积极参与雾霾治理 |
| 一、通过环境教育加强公众环境责任意识 |
| 二、推动公众在雾霾治理中监督与管理 |
| 三、完善公众环境诉讼机制 |
| 第四节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雾霾治理责任协同机制 |
| 一、促进雾霾治理主体信息沟通 |
| 二、推动多元责任主体有效参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8）垃圾焚烧发电厂环境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和公众的博弈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图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图 |
| 1.4 论文章节安排 |
| 第2章 环境群体性事件相关文献研究 |
| 2.1 环境群体性事件概念界定 |
| 2.2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和治理对策研究 |
| 2.3 环境群体性事件演化机理分析 |
| 2.4 环境群体性事件研究现状述评 |
| 第3章 环境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和公众应对行为研究 |
| 3.1 垃圾焚烧发电厂现状分析 |
| 3.2 数据来源 |
| 3.3 政府和公众应对行为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博弈模型构建 |
| 4.1 博弈主体分析 |
| 4.2 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和政府偏好假设 |
| 4.3 博弈模型构建 |
| 4.3.1 完全信息传播下的政府和公众博弈模型构建 |
| 4.3.2 不完全信息传播下政府和公众博弈模型构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垃圾焚烧发电厂环境群体性事件博弈模型仿真分析 |
| 5.1 仿真参数设置 |
| 5.2 杭州余杭区中泰乡垃圾焚烧发电厂环境群体性事件案例分析 |
| 5.2.1 选址阶段 |
| 5.2.2 “秘密开工”的抗议阶段 |
| 5.2.3 “保障知情权”的原址开建阶段 |
| 5.3 不完全信息传播下博弈模型仿真 |
| 5.4 完全信息传播下博弈模型仿真 |
| 5.5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9）应对山洪灾害的京津冀山地城镇生态防灾规划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快速城镇化的社会背景 |
| 1.1.2 气候变化的环境背景 |
| 1.1.3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国家发展战略背景 |
| 1.2 研究范围与概念界定 |
| 1.2.1 本研究界定的范围 |
| 1.2.2 山地相关概念界定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方法及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框架 |
| 第2章 相关基础理论与研究动态综述 |
| 2.1 相关基础理论研究 |
| 2.1.1 灾害学相关理论 |
| 2.1.2 城市安全理论 |
| 2.1.3 环境地学基础理论 |
| 2.2 国内外生态安全与山洪防灾研究现状 |
| 2.2.1 国外研究动态 |
| 2.2.2 国内研究动态 |
| 2.2.3 相关研究综述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生态安全视角下京津冀山洪致灾特性 |
| 3.1 北方山地生态安全与灾害背景 |
| 3.1.1 北方山地城镇的分布 |
| 3.1.2 地形地质条件 |
| 3.1.3 山地气候特征 |
| 3.1.4 生态环境与安全格局特征 |
| 3.1.5 社会与城镇发展现状 |
| 3.1.6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山洪灾情 |
| 3.2 京津冀山洪致灾特性分析 |
| 3.2.1 山洪灾害与生态安全的耦合特点 |
| 3.2.2 生态安全视角下的山洪致灾特性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生态防灾规划理论方法探析 |
| 4.1 生态防灾规划的理论建构 |
| 4.1.1 生态思维的价值内涵 |
| 4.1.2 生态防灾规划概念 |
| 4.1.3 生态防灾规划理论框架 |
| 4.2 生态防灾规划要素构成、原则及价值取向 |
| 4.2.1 生态防灾规划要素构成 |
| 4.2.2 生态防灾规划基本原则 |
| 4.2.3 京津冀山地城镇生态防灾规划的价值取向 |
| 4.3 基于山洪灾害的山地城镇生态安全综合评价方法 |
| 4.3.1 综合评价原则 |
| 4.3.2 综合评价方法 |
| 4.4 山洪灾害风险评价 |
| 4.4.1 山洪灾害风险评价原理 |
| 4.4.2 山洪灾害风险评估模型 |
| 4.4.3 山洪灾害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5 基于山洪灾害的生态安全综合评价 |
| 4.5.1 基于P-S-R模型的生态安全评价体系 |
| 4.5.2 指标数据的无量纲化及权重确定 |
| 4.5.3 生态安全评判标准 |
| 4.6 小结 |
| 第5章 基于山洪灾害的京津冀山地城镇生态安全格局实证研究 |
| 5.1 研究区概况 |
| 5.1.1 地理区位情况 |
| 5.1.2 山地环境现状 |
| 5.1.3 山地环境问题 |
| 5.2 京津冀山洪灾害风险评价 |
| 5.2.1 山洪致灾因子的危险性评价 |
| 5.2.2 山洪孕灾环境的连锁性评价 |
| 5.2.3 山洪灾害群承灾体的易损性评价 |
| 5.2.4 山洪灾害风险耦合评价与分析 |
| 5.2.5 山洪灾害风险区划分析 |
| 5.3 基于山洪灾害的京津冀山地城镇生态安全综合评价 |
| 5.3.1 生态安全格局综合评价 |
| 5.3.2 基于P-S-R模型的生态安全评价因子提取 |
| 5.3.3 结果分析 |
| 5.4 小结 |
| 第6章 区域规划视角下山地城镇生态安全与洪灾防控 |
| 6.1 基于山地城镇外部生态环境保护的洪灾防控策略 |
| 6.1.1 基于山洪防控的区域生态安全网络规划设计 |
| 6.1.2 基于安全保障的区域层面山地生态修复 |
| 6.2 基于区域层面的城镇可持续发展空间山洪防控对策 |
| 6.2.1 基于可持续城镇化的洪灾防控规划 |
| 6.2.2 基于区域协同的生态防灾空间结构 |
| 6.2.3 基于山洪承灾能力的城乡居民点体系规划 |
| 6.2.4 基于山洪灾害缓减的产业空间生态布局 |
| 6.2.5 应对山洪灾害的区域支撑体系规划 |
| 6.3 小结 |
| 第7章 京津冀山地城镇内部空间生态防灾规划策略 |
| 7.1 空间发展的生态控制指引 |
| 7.1.1 基于生态安全考量的空间发展 |
| 7.1.2 基于防灾安全的山地城镇平面形态 |
| 7.2 功能布局的生态化防灾设计 |
| 7.2.1 基于空间适灾的功能区生态防灾布局 |
| 7.2.2 基于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模式 |
| 7.3 道路系统的生态化防灾设计 |
| 7.3.1 保障道路系统灾时畅通 |
| 7.3.2 减小道路对生态系统的干扰 |
| 7.4 工程技术的生态化防灾设计 |
| 7.4.1 山洪防洪工程技术的生态适应性 |
| 7.4.2 竖向规划设计的生态防灾要点 |
| 7.5 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主要结论 |
| 8.2 研究创新点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山洪灾害风险评价专家调查问卷 |
| 附录 B:基于山洪灾害的生态安全综合评价专家调查问卷 |
| 附录 C:调研村镇列表 |
| 附录 D:续表6-12京津冀山地村镇空间形态图谱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10）从网络抵抗到邻避运动—环境舆情事件中的群体抵抗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与概念界定 |
| 一、环境舆情事件的概念界定与辨析 |
| 二、环境传播学的研究现状 |
| 三、话语抵抗理论的研究梳理 |
| 四、邻避冲突的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环境典情事件中网络抵抗话语形成的原因及过程 |
| 第一节 环境典情事件中网络抵抗话语的形成原因 |
| 一、新媒体环境为网民构建的抵抗共意 |
| 二、风险放大与维权困境的双向对冲 |
| 三、环境平权诉求下的“惯性”抵抗 |
| 第二节 环境典情事件中网络抵抗话语的演变过程 |
| 一、环境事件中网络舆情的演变规律 |
| 二、环境舆情下网络抵抗话语的具体演变环节 |
| 第二章 环境舆情事件中网络话语的议题建构及叙事策略 |
| 第一节 环境舆情事件中网络话语的权力主体及其议题建构 |
| 一、危机决策者:政府对于环境危机事件的议题建构 |
| 二、危机传播者:媒体对于环境危机事件的议题建构 |
| 三、危机承受者:公众对于环境危机事件的议题建构 |
| 第二节 环境舆情事件中公众网络话语抵抗中的两大叙事策略 |
| 一、“公开语本”:从政治表演到话语维权 |
| 二、“隐蔽语本”:抵抗艺术中的“政治太极拳” |
| 第三章 环境舆情事件中邻避运动的演化路径与抵抗策略 |
| 第一节 从“网络抵抗”到“邻避运动”的演化路径 |
| 一、风险感知 |
| 二、触发事件 |
| 三、舆论引导 |
| 四、风险放大 |
| 五、抵抗共意 |
| 六、理性动员 |
| 七、暴力抗争 |
| 八、政策妥协 |
| 第二节 环境舆情事件中邻避运动的抵抗策略 |
| 一、理性行动 |
| 二、暴力抵抗 |
| 第四章 环境舆情事件中群体抵抗行为治理的对策分析 |
| 第一节 舆论管理:加强政府舆情预警能力,强化应急管理策略 |
| 一、初生期:加强舆情风险源头预警能力 |
| 二、发展/高潮期:强化应急管理策略 |
| 三、平息期:跟踪、评估、教育 |
| 第二节 行动治理:重视邻避事件危机处理,做好预警追责工作 |
| 一、加强制度建设,畅通民众环境诉求表达的渠道 |
| 二、优化政府回应模式,提升邻避事件治理能力 |
| 三、建立环境类邻避事件的预防与处置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浅谈环境危机的成因及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广东省S镇垃圾堆放事件治理研究[D]. 王祎婷.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2)
- [2]教育生态学视域下皖北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资源配置研究[D]. 赵蕾. 淮北师范大学, 2021(12)
- [3]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驱动机理与扩散仿真研究[D]. 杨贤传. 中国矿业大学, 2021(02)
- [4]近海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解构与解决[D]. 朱晖. 吉林大学, 2021(01)
- [5]环境监测预警制度研究[D]. 张真源. 重庆大学, 2020(02)
- [6]新时代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研究[D]. 孙雯.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20(04)
- [7]我国雾霾治理主体的伦理责任研究[D]. 郭紫薇. 南京林业大学, 2019(05)
- [8]垃圾焚烧发电厂环境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和公众的博弈分析[D]. 管素婕.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4)
- [9]应对山洪灾害的京津冀山地城镇生态防灾规划方法研究[D]. 徐嵩. 天津大学, 2019
- [10]从网络抵抗到邻避运动—环境舆情事件中的群体抵抗行为研究[D]. 盛佳怡. 南京师范大学, 20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