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非是泄愤抒情”——论鲁迅散文的情感表达

一、“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浅谈鲁迅杂文的感情表达（论文文献综述）

孙景鹏^[1]（2020）在《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的探索性建构》文中研究表明“叙述”是语言艺术掌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是专门探讨中国现代散文“叙述”问题的一门尚未成形、有待建构的学问。本文的写作初衷就是试图建构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为此,笔者在通读中国现代散文经典作品的基础上,综合采用叙述学、文体学、阐释学等研究方法,围绕“谁在叙述、怎么叙述”的基本问题,从现代散文叙述艺术的发展实际出发,从“叙述主体”“叙述角度”“叙述形态”“叙述语言”“叙述方式”五个方面展开论述,努力把文本细读、叙述分析和理论阐释较好地结合起来,着重辨析和概括现代散文叙述的特点和特长,从中总结和建构出初步的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散文叙述学首先要解决“谁在叙述”的问题。“叙述主体”主要探讨散文作者、叙述者与叙述主体的复杂关系、组合形态和叙述功能。中国现代散文的叙述主体大致有作者、叙述者以及作者与叙述者合体三种常见的形态,相应形成自叙、分叙、合叙三种叙述模式,叙述主体意识也有理性、感性和潜意识层面诸因素的错综交融。散文叙述学还要着重解决“怎么叙述”的问题,包含叙述角度、叙述形态、叙述语言和叙述方式等主要问题。“叙述角度”探讨叙述人称、叙述视角和叙述聚焦三个问题,着重辨析散文叙述的观察方式与思维特点;现代散文以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和内聚焦的叙述为主,也善用其他人称、视角和聚焦方式。“叙述形态”涉及叙述结构、叙述顺序和叙述节奏,着重解决散文谋篇布局、组合有序的章法问题。“叙述语言”探讨现代汉语与散文变革的相互关系,辨析现代汉语散文现代性、民族性和个人性的话语特色,以及闲话体、对话体、独语体、训导体等主要语体的叙述特点。“叙述方式”则探讨记叙、描写、抒情、议论、说明等具体表达方式的组合交融关系,以及记叙类、抒情类、议论类三类散文的叙述特色。从叙述学的角度入手,对中国现代散文展开具体研究,不仅能发现散文研究的一系列新问题,而且能开拓散文研究的新景观,推进散文研究的细化、深化和学理化,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张承志^[2]（2020）在《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文中研究说明作为新文学的闯将,刘半农短暂的一生集新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杂文家、战士、诗人、学者等于一身,是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刘半农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着译内容多是以抨击时弊、启迪昏懵、开拓创新、审视国民性、宣扬人道主义等等为切入点,进而透射出刘半农文学创作的轨迹及思想嬗变的过程。从整个五四时期的一段时间范畴来看,刘半农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的有效整合,而且又承接了五四启蒙传统的高昂与激情。尽管这期间的“潜隐”遭到了历史上相关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但是从历史语境和思想诱因上可以发现“权威性”下的覆盖式理解遮蔽了历史差异性的存在和与五四精神延长线上的“共振”,抑或是,历史的错位与距离在原初的意义上更能廓清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思想个性、认识问题和一些反思中的复合化问题。当时代的误读由歧出、偏至而回归到理性之时,当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强光唤醒沉寂已久的资料之时,重新发现历史的微缩细节、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做出多元反思性的科学研究,必定会使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价值再次浮出历史地表。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刘半农的相关着译文献的梳理与探究,来解析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语言学史、考古史上的诸多文学实绩。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从宏观性的视角对他整体的文学实绩进行观照;从境遇与体验、渴念与实践出发,进行作品论和作家论的深入探讨,力图拨云祛障,进而对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创作心理、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剖析,由此来确定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论文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确定与缘起、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进行了历史性与宏观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和概括出3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和阐释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论文第一章立足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角度谈及刘半农由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到平民文学家、新文学闯将的转变。其中,借助刘半农的着译作品来分析其与“鸳鸯蝴蝶派”的纠葛与距离;考察其现代通俗小说理念的改良;阐释其平民文学意识的生成以及民间文学的实绩;解读《双簧信》的历史动因、建构与生成。论文第二章以刘半农新诗的开拓为聚焦点。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论争、理念构想等来论述刘半农新诗的尝试与启蒙审美特征。其中《扬鞭集》与《瓦釜集》的实践、“误读下”的散文诗、争议纷纭的“她”与“它”字等等既包蕴和彰显了五四启蒙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又呈现出五四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刘半农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理论,并考察刘半农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过程。从加入《新青年》阵营到《语丝》时期是刘半农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然而,当刘半农获得法国文学博士而归国后,他自己渐渐地进入了“沉潜”阶段,《论语》上的相关杂文似乎在宣告“五四时期的斗士兼文学家”的刘半农“落伍”了,但各中的缘由与事实并非如此。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半农的着译小说文本。他的着译小说是在五四启蒙视域之下的对现代化国族想象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启发昏懵、融汇中外、传授新知、关注切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及批判国民性的丰富意蕴,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对五四时期的社会面相、道德伦理价值及新女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思考。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着刘半农一生的功绩进行客观的阐释与评价,力图复原与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细节。在刘半农的后半段时期,保家爱国的“斗士精神”依旧不减、矢志不渝的“真”与“诚”贯穿于他的全部精神理想与艺术的探索之中、多学科的学术实绩与献身教育的功绩是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文论及身后的评价则可以为全面理解五四提供新的视角和诠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论文的结语指出,对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作家与作品的探索与研究,毋宁说是以刘半农作为文学的原点而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的阐释与反思。

崔京宪^[3]（2020）在《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周作人与李光洙作为中韩两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生活在几乎相同的时代,有很多相同相似的经历。中韩两国同属于东亚文化圈,自近代以来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经历了相似的社会变迁与转型的历程。另外,在东亚内部,中韩两国同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影响,又遭受日本侵略,韩国还被日本强行吞并。在这样的东亚国际环境中,尽管周作人、李光洙所属国家不同,然而两人的文化心理却有许多相同感受,在个人经历和文学思想上也有相似之处。因此,将两位文学家的文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即可以从中看出两位文学家成长的国情背景,也可以比较出两位文学家文学思想上的相同与不同,探讨他们文学思想的价值维度。本论文分为五个部分展开讨论。第一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独特的人生经历,找到两人文学思想产生的根源。他们共同经历了传统社会的巨变,在西力东渐的时代背景,使他们的人生经历丰富而曲折,影响了他们文学道路的选择。周作人自小饱读中国传统诗书,受到了良好的中国国学等传统文化教育,他在江南水师学堂里还受到新式教育,接触过西方文学。其后又曾东渡日本留学,接触了大量日本文学以及西方文学,颇有心得收获。归国后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的代表人物,因其提倡“人的文学”以及发表大量优美的散文而成名。后服务于日伪政权,留下历史污点,晚景悲凉,在贫寒和凄苦中渡过余生。李光洙从小在家跟父亲学习古汉文,也在私塾堂学习相关内容。因他个人身体病弱、家境贫困及父母的早亡,使他较早懂得了人生贫苦重病及死亡的意义。他曾两次到日本留学,这为他奠定了作为一位作家的文化基础。“情的文学”成为其文学的基本思想,因发表大量启蒙性与大众性的文学作品而成名。后期他走向亲日附逆之路,给人生留下了历史污点。时代影响下形成的人生经历与文学思想是两位文学家之间的重要可比性之一,这些共同的可比性是我们研究比较两位文学家的重要前提之一。第二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在文学思想上的认识以及影响。两人分别都是本国现代文学思想的先驱之一。他们都很熟悉传统文化之中的古典文学,同时,他们又对传统文化之中的封建思想大加排斥,因此,在他们的文学思想中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思想。他们又都深受西方和日本的哲学家、文学家思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他们自己的文学思想。值得一谈的是,他们在各自国家传播和介绍新文学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可以通过相关作品体会到他们文学思想上的闪光之处。“人的文学”是周作人文学思想的核心,在他文学里面充满了人道主义以及尊重“人”的“个性”的思想。“情的文学”是李光洙理想主义启蒙文学思想的重要构成内容,通过崇尚个性解放与独立人格的理想主义思想来体现真善美的文学价值主张。第三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的博爱与人道主义文学思想。他们都非常赞赏基督教的博爱、献身精神。尽管两人在具体内容的认知上略有差别,但在对基督教精神方面的认识大体相同。体现在以平等、博爱、人道主义等观念在文学思想上的运用。第四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的个人的文学与民族的文学思想。他们文学的不同特质表现在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文学思想上。周作人在自己园地里的文学,表现出明显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李光洙的民族园地以民族改造为标识的文学,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主义价值取向。为此采用对比式、反比式的研究方法来比较周作人的个人主义文学思想与李光洙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想。第五部分,主要讨论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的价值维度。主要围绕着作者与时代、文学与时代维度,文学与社会维度,作家内在的艺术表现维度等方面进行讨论,并以此来展开其文学价值维度的发现与认识。巨变的时代催生出了新的文学命题,这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的文学形式与新的文学思想。正是由于他们捷足先登,抓住时代主题,从而使他们在各自国家的新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及新文学的先驱者。他们都以不同的文学形式来表现文学内在的艺术价值。周作人的文学代表为散文,李光洙的文学代表为小说,都展现了文言一致,新文体,国语的民族式样,创作上的融合性与独创性。虽然在文学形式上风格不同,但是在文学思想上却有着相似的内在文学价值。以上所介绍的五大部分的内容,通过比较研究方法中之平行研究方法中的相同相异、互补互衬、相反相成等比较特点来展开讨论,站在更加广阔的东亚甚至全球的视野中去评价、论述作家与时代、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社会、作家与文学艺术内在表现等文学价值维度,解读两位卓越的文学家及其文学的价值。

吴全燕^[4]（2017）在《论郁达夫与宗教文化》文中指出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中国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期,“五四”知识分子在新旧两种价值观念,东西方两种文化体系内思考国家、民族、人生等问题,努力构造新文化的伟大蓝图。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化都处于价值重估与重新评定状态,“五四”知识分子对各种宗教文化,无论是热情地接受,还是理智地择取,都没有严格按照宗教教义,而是注重宗教精神,看重宗教文化的实际意义和价值。郁达夫作为新文学的奠基者,他对宗教文化的态度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将郁达夫放在多种宗教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厘清郁达夫对各种宗教文化的选择与扬弃,在此基础上分析各种宗教文化对郁达夫其人其文的复杂影响。解读宗教文化如何渗透到包括郁达夫在内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情思之中,如何影响到新文学创作实践活动的各个环节。各种宗教文化绝不是作为一种背景出现在郁达夫的作品中,它们渗透在郁达夫的创作理念中,在意识与潜意识两个层面影响他的创作。郁达夫根据自己的现实需要,本着“以心为本,为我所用”的原则,积极地吸收佛教、基督教、道教等宗教文化的有益养分,来构建自己的心灵世界与人格结构。他创造性地吸收了各种宗教文化,在文本中转化性地运用《圣经》的语言,使用佛经道典的意象。基督教文化中的忏悔、救赎、牺牲精神,佛教文化中的“苦空”、“不入地狱,哪见佛性”、禅境,以及道教文化中“贵生”思想、灵签、堪舆等民间信仰,这些来自不同宗教的文化因子在他的作品中浑然合一,形成一种多义性文化。这些宗教文化经过启蒙理性的过滤,经过郁达夫的重新阐释,都产生了新的内涵,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原来的教义,构建了郁达夫个人的宗教价值体系。这种多元化的吸收方式让他的作品呈现出驳杂色彩,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他价值取向的混乱。虽然郁达夫具有典型的出世文化心态,偶尔也萌发出家之念,但始终没有实现“一瓶一钵走天涯”的想法。他缺乏对自我感受进行理性自省,对宗教文化也缺乏形而上的思考。他与宗教文化的关联不是建立在“存在”的哲学层面上,而是建立在感性体验与心灵沟通上。这种独特的接受方式令他的作品在价值追求上没有达到终极关怀的高度,存在一定的欠缺,但在美学风格、艺术特色等方面受宗教文化特质的影响,营造出悠闲沉静的意境,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效果。宗教意象的植入、宗教意境的营造,增加了作品内涵,使得作品具有多种阐释性。宗教意识与审美意识相互交织,宗教情感与艺术情感相互渗透,宗教理想与艺术理想相互促发,这令他的作品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与独特的意味,产生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郁达夫对多种宗教文化的创造性吸收,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他在文学与宗教之间的探索给后人留下无尽的文学资源与精神资源。研究他对多种宗教文化的价值判断和利弊取舍,他的创造之处以及这种独创性给他的创作带来的艺术得失,对处于相似历史文化语境下的当代作家具有借鉴意义和价值。

刘二永^[5]（2017）在《中国古典剧论中的叙事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叙事是指叙事者通过某一种或几种媒介以一定的方式对事件进行组织的活动,叙事理论研究一切与叙事以及故事相关的因素。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叙事思想,这些思想散落在理论专着、曲话、曲品、剧品、评点、序跋、凡例、杂文、日记、书信等各种理论形态中,其碎片式的呈现特点,使其像散珠未串,缺乏统一的条贯;个别论说则引弓不满,缺乏理论的深度,故深入、系统地对其进行挖掘、梳理、探究颇有必要。且对这些思想的挖掘研究,不仅有助于加强对我国古典戏曲的理解,也有利于把握中国古典戏曲叙事的经验与教训,促进当代戏剧叙事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本论题主要依据《新编中国古典戏曲论着集成》、《中国古典编剧理论资料汇编》、《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这三部理论汇编,同时广搜其它相关理论着作、资料,对其爬梳剔抉,寻求出与戏曲故事及其呈现相关的理论的蛛丝马迹,在中国传统叙事理论及戏曲叙事观念的观照下进行分析、提炼,挖掘出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中的叙事成份,再对这些不完整的、零散的叙事成份以叙事理论内在的逻辑理路以及戏曲及理论的历史发展线索进行合理的推衍、融合,从宏观到微观以为什么叙、叙什么事、如何叙、用什么叙为视角将其梳理为叙事观念目的及要求、叙事内容、叙事动作和叙事媒介这四大部分,希求彰显中国古典戏曲叙事理论的完整性、系统性与民族性。从宏观视角来看,古典戏曲理论中体现出以情节为本位的叙事观念,以及传奇事以广为流传、写情以动人情、寄寓伦理道德以助风化的叙事要求与目的。从微观视角来看,在叙事内容方面,就“事”而言,古代剧论家们对古典戏曲故事内容的丰富性、取材的广泛性有深刻的认知,同时表现出“据实贵于杜撰”的取材观念和“用之贵虚”的处理本事的态度;就“人”而言,剧论家们认为戏曲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应具有“类型的极致化”特征,人物在故事中,以自已的动作展现故事,也以自已的视角叙述故事,且不同类型的人物在故事中分担不同的叙事功能;在叙事动作方面,主要探究了叙事动笔之前的整体布局与具体叙事过程中的组织情节这两个主要动作。剧论家们表现出强烈的布局意识,在对剧作整体布局的品评中体现出“二元中和”的美学原则,在组织情节时又要求围绕集中性、联贯性、节奏性及曲折性四大原则,同时,对作为结构主要部分的开头与结尾的布置进行了相关要求与具体指导;在叙事媒介方面,主要研究作为文学叙事媒介的语言与场上叙事媒介的脚色的相关论说,具体剖析了各种媒介自身的不同内涵与叙事功能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承担叙事任务时不同媒介之间的关系。戏曲的舞台性兼文学性的特征决定了语言“文而不文,俗而不俗”的整体风格。曲、白作为中国古典戏曲叙事的两大语言媒介,各自承担着不同的叙事任务,同时又相互倚助、互相推动。另外,作为舞台提示的科介对人物前后的行动以及事件的发展可起到连接、贯串的作用,具有幽默性质的插科打诨又可起调节演出的节奏、活跃场上气氛的作用,为叙事的接受作出铺垫。这些媒介在叙事过程中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共同完成戏曲叙事的任务。场上表演中扮演人物的脚色对戏曲文本的叙事也起着重要的决定与影响作用,每个脚色自身不同的品性、气质及其在整个脚色中的地位,切合并标志着其所扮演的人物的品性、气质以及在故事中的地位。同时,脚色自身的内涵又决定并约束着故事中人物的言行。中国古典戏曲叙事理论是我国古代众多剧作家在创作中、舞台上多次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与教训,也是众多理论家对创作及演出等戏曲实践的理论认识,这是我国古典戏曲以及古典文化中极有价值的令后人为之感到自豪的一宗遗产。其形象性的呈现特点,大大增强了理论的易解性与可接受性,故使其具有强烈的实践指导性,为当时的戏曲叙事活动及其它戏曲活动起到了很好的启发与指导作用。置于当下,这些理论内涵对戏剧创作及批评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指导与借鉴意义。

王晨^[6]（2014）在《汉赋的结构论》文中研究说明汉赋是两汉时期主流的文学样式,可分为骚体赋、散体大赋和抒情小赋等。汉赋的结构模式受到前代文学和文化的影响,又呈现出自身的特色和风貌。本文对汉赋结构的论述立足于汉赋的文本,又着重分析文化背景对汉赋结构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外结构和内结构两大方面对汉赋结构进行综合论述。第一章,考察汉赋结构生成的文体渊源,分析《诗经》、《楚辞》、诸子散文、宋玉辞赋等对汉赋文本结构生成的重要影响。第二章着眼于汉赋结构的文化内涵,论述汉赋结构发展变化的总体进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以及汉赋处在经学文化的背景之下与经学的双向互动所呈现出的结构特点。第三章对汉赋的外在结构进行详细分体考察,详细论述散体大赋的结构模式特点、定型、特征及其影响,同时与散体大赋结构相照应,分析骚体赋与抒情小赋的结构特点及发展过程。第四章、第五章主要从分析的是汉赋的内结构即汉赋的时空结构,分析其具体展现和美学特点,对汉赋作家创作汉赋的思维方式、文学才能等进行简要分析,总结汉赋内外在结构共同作用呈现出的审美特征。骚体赋、散体大赋、抒情小赋时空结构各自特性和发展进行程是第五章论述的重点。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考察论证汉赋结构的整体面貌并认识汉赋结构在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黄红春^[7]（2013）在《新月派文学观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分化的时候，它没有跟随主流文学转向为革命服务，而是继续坚持五四启蒙思想，追求思想独立和艺术本位，成为自由主义思潮裹挟下重要的文学社团。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新月派曾遭到歧视，被误读或被遮蔽。今日重新审视新月派，选取文学观念作为切入口，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构成文学流派的诸要素中，文学观念是最核心的，它决定了一个文学流派的艺术风格和组织活动，更决定了对它的定性定位。但研究新月派文学观念的现实困境是显然的，因为新月派不是一个组织严密、活动紧凑、主张一致的流派，其文学观念既体现在繁杂异样的理论主张与文学批评中，也隐含在风格多变的创作实践乃至文学翻译中。如果只抓住其中某一层面来定位其文学观念，很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也是目前学界对其文学观念定性仍存争议的根本原因。因此，只有综合观照新月派的文学理论与实践，才可能合理定义其文学观念。新月派在理论与批评上，一方面以梁实秋为代表，主张文学表现人性，服从于规范和均衡的尺度，有明显的新古典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以徐志摩为代表，主张文学表现灵感，书写生命和自然的美，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色彩。新月派在创作和翻译中，更有着“为艺术”和“为人生”的多种色调，从浪漫的自我写真到古典的形式美追求，再到现代的心理探幽，不同的诗学形态恰恰彰显了新月派“自由”的思想内核。在继承中外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新月派追求古今同梦、中西融合。所以，尽管它与左翼文学曾经发生交锋，但同样推动了新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有益于现代文学从他律走向自律。同时，透过新月派的文学观，我们还可以看到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有文化守成的民族意识，也有放眼世界的开放心怀。他们身上虽然有着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纠结，但又不乏责任担当与包容稳健的人文精神，这对当下抵制物质主义和科技主义价值观，有不可忽视的启示作用。本论文主要站在跨文化的视角，综合运用文学、社会学和翻译学等多学科知识，分文体从不同的话语层面综合研究新月派的文学观念。具体内容为：第一章研究新月派生成的历史语境。新月派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与文化艺术综合发展的结果。首先，晚清至五四的思想启蒙为它奠定了民主平等、民族爱国的思想基础。其次，自由主义思潮为它提供了个性自由、思想独立的精神范式。再次是新人文主义为新月派古典主义文学主张提供了理论资源。最后是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为新月派将人生与艺术、启蒙与审美并举的文学追求夯实基础。本章主要表明：现代化诉求是新月派生成的内在动力，新月派文学是知识分子现代性焦虑的产物。第二章研究新月派文艺观念的发展脉络。新月派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文学主张与实践，体现出比较复杂的思想内涵。第一阶段是新月派身为清华学子的新月派成员，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追求自由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文艺。第二阶段是创办《诗镌》和《剧刊》的时期，新月派主张接续古今、融合中西的文艺，尤其重视古典主义的诗学追求。第三阶段是创办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时期，他们提倡“健康”与“尊严”的文艺，与左翼文学笔战，为人权和法治呐喊。第四阶段是创办《诗刊》和《学文》时期，他们要求回归艺术本体、思想醇正、风格多样，甚至转向现代主义。本章重在厘清新月派文学观念的变化历程，并对其起始阶段作了新的界定。第三章研究新月派基本文学观念。新月派没有贯穿始终、完全统一的文学主张，但不乏颇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文学观，它们包括：文学表现“普遍固定之人性”，理性是“最高的节制机关”，美是“美的灵魂”附丽于“美的形体”，“诗人总得有天才”，“人生与艺术相连”等。这些观点容纳了新月派对文学最基本的看法，即便有矛盾之处，也从另一层面体现了新月派兼容并包、稳健理性的文学观。第四章研究新月诗歌规范与自由的消长。新月诗派的出现成为中国新诗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了纠正早期白话新诗过于散漫、诗味不足的弊病，新月诗派在借鉴西洋律体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基础上，提出了诗歌格律化主张和“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为白话诗歌建立了新的范式。但格律诗主张并非新月派诗学理念的全部。从早期对浪漫主义诗歌情有独钟到后期溢出格律的规范回归自由体，乃至其创作与理论出现偏差，无不证明新月诗学一直存在规范与自由的吊诡，此消彼长，互相更迭。只有让新诗成为“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才是他们共同的、永恒不变的目标。本章主要探讨新月派中西诗艺融合观，新格律诗理论和疏离规范的审美超越。第五章研究新月散文的“性灵”追求与“自由”言说。新月派散文一方面以徐志摩、朱湘、储安平等为代表，重视性灵书写，歌咏生命和自然；另一方面以梁实秋、胡适、罗隆基等为代表，标举“人性”和“自由”、吁求法治和民主。其中，抒情散文具有晚明性灵文学和英美随笔的余韵，体现了中国传统名士文化和西方绅士文化的交融。论辩散文则继承了先秦诸子散文长于说理、纵横捭阖的传统，彰显了儒家文化滋养下的士大夫责任意识，和西方文化影响下公共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尤其是“为人权”的政论散文和反对“阶级性”的文艺散文凸显了他们强烈的自由理念，为现代散文增添了“力与思”的另一种色调。本章先后论述信仰生命与自然的叙事抒情散文、任意而谈与笔战鲁迅的文艺散文、呼吁人权与法治的“论政风”。第六章研究新月戏剧与小说对古典主义的执守与超越。戏剧是新月派聚合的契机。本着复兴中华文化的初衷，新月派发动了国剧运动，逆潮流提出整理和发扬中国传统戏剧艺术，并在适当参考西洋剧的基础上，建构了现代戏剧的“写意说”、“程式说”和“综合艺术说”。新月派尤其推崇写意的艺术和纯粹的艺术，倡导新剧以艺术和趣味为旨归，戏剧家要让理智和情感、艺术良心和道德良心平衡发展，显示了古典主义美学追求。余上沅的理论、丁西林的创作均堪称典范。但新月戏剧也内存异调，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唯美剧、陈楚淮的象征剧均显示了多元的美学追求。新月派小说在理论上没有系统的阐述，但有着不容忽视的创作实绩。沈从文、凌叔华等的独特贡献曾被遮蔽，或被误认为只属于京派。其实，他们首先是新月派，然后才是京派。新月小说重视人文关怀、追求温柔敦厚、和谐优美的审美与价值取向，也显示了古典而浪漫的美学品性，并直接影响京派小说。第七章研究唯美与实用并举的新月翻译。作为以英美留学生为主体的文学流派，新月派在翻译方面显示了特别的优势，翻译也成为其文学活动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部分。新月派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在相当程度上也体现了他们的文学观念。他们一方面强调翻译选材的艺术性和经典性，另一方面又注重科学性和实用性。他们重新诠释“信达雅”翻译标准，并补充了“人性”作为文学翻译的标杆；他们明确主张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反对“硬译”和曲译，并因为翻译理论再次与鲁迅短兵相接。新月派翻译不但为新文学提供了异质文本，而且促进了中外文学的互动，反映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观。本章主要研究翻译诗学视域下新月派的理论与批评、新月派翻译实践中的文学观、新月派翻译与异质文化互动。结语主要重估新月派及其影响下的自由主义文学。显然，自由主义文学以人性为基石，以艺术为本位，自觉追求文学的审美现代性；同时，积极参与现代社会制度的建设，敢于质疑和反抗威权政治，显示了历史的进步性。但它以上层精英知识分子的“理”与“趣”为标尺，脱离底层民众的现实生活，忽略社会革命的现实诉求，并且始终处在浪漫精神追求与理性思想原则的矛盾纠葛中，也凸显了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反思新月派的现代性和人文精神，如果说，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启蒙规划，那么研究新月派的意义就在于为当下的现代性建设提供理论启示。新月派尊重生命和张扬人性，主张人与人、人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人文思想，对民族的、世界的文化持建构性认同的思想，依然具有普适性。总之，新月派文学在为人生与为艺术之间，以自由主义为精魂，集古典、浪漫与现代于一体，构成现代文学的独特景观。

冀运鲁^[8]（2010）在《《聊斋志异》叙事艺术之渊源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就中国小说而言,文言小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要研究中国小说叙事传统,文言小说颇能代表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的叙述方式,因而立足中国文化本位探究文言小说的叙事特色对于建构中国叙事理论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文言小说的集大成者,《聊斋志异》对中国传统叙事文化有着广泛的继承和借鉴,通过对这一文本的仔细分析来探讨中国小说叙事传统无疑具有很高的样本价值。本文的目标就在于通过《聊斋》叙事艺术之渊源的考察来探究《聊斋》在中国文学叙事坐标中的位置。《聊斋》叙事成就的取得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传统叙事艺术长期积累的结晶。蒲松龄秉承“转益多师”的精神,在广泛借鉴其他艺术门类叙事艺术的基础上进行开拓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民间叙事和史传文学为《聊斋》提供了叙事思维机制和基本叙述模式,而传统小说、古文、八股文、书画等艺术则为《聊斋》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叙事技法。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探讨《聊斋》叙事艺术的民间渊源。民间文化是一座宝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历来是文人墨客创作的灵感源泉,我国的小说更是一开始就与民间文化分不开。《聊斋》虽为文人作品,但与民间叙事渊源极深。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民间文化是《聊斋》叙事的内核。《聊斋》不仅继承了民间果报叙事观念及其思维机制,而且还化用了民间叙事的时空观念和话语体式。在确定了叙事思维机制之后,需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叙事框架来结构全文,而成熟的史传文叙事为《聊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资源。这正是第二章要探讨的内容。《聊斋》叙事继承了《左传》、《史记》等史书谋篇布局、结构全文的方法。《聊斋》借鉴了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的叙事结构模式,《聊斋》故事虽不再如唐传奇那般冠以“某某传”或“某某记”,但是以人名命名的方式仍是对纪传体的继承。其叙述模式为:开篇首先介绍传主的姓名、籍贯、身世等,以人为中心、按照时间先后的自然时序贯穿和统领传主的经历,展开故事情节,以“传”的形式围绕传主展开叙事。第三章考察了《聊斋》对传统小说叙事艺术的借鉴吸收。作为小说,《聊斋》借鉴吸收前代小说的叙事艺术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聊斋》不仅从多个方面借鉴了历代笔记体志怪小说和传奇小说的叙事技法,同时也吸收了通俗小说叙事艺术的优长。第四章主要从文章学的角度考察《聊斋》叙事艺术的渊源。蒲松龄从小接受古文熏染,对古文及八股文法是相当娴熟的,因而,《聊斋》中就不难见到古文语言体式及古文笔法的踪迹。同时,对八股文的代言笔法也有继承和借鉴。当然,作为一个伟大的开拓者,蒲氏绝不是照搬古文笔法来叙述《聊斋》故事的,其借鉴是在创新基础上进行的。小说是一门综合性非常强的艺术,常常从其他非文学门类汲取各种养分。这正是第五章所要探讨的话题。蒲松龄虽不是书画家,但是《聊斋》还是旁征博引,汲取了书法、绘画甚至兵法理论的养分。书法的顺逆、起结理论,绘画的成竹在胸、传神写意、颊上添毫、白描皴染等理论和技法都成为《聊斋》叙事艺术的源头活水。不仅书法、绘画等邻近艺术门类,就连兵学理论也常被小说家借用于小说叙事。民间叙事为《聊斋》提供了叙事思维机制,史传则为其提供了叙述框架,笔记体志怪和传奇小说、古文笔法、书画兵学理论丰富了其叙事技巧,这些已经足以让《聊斋》叙事曲折动人,然而,蒲松龄还有更高的艺术追求——优美而深邃的意境。为了让做到这一点,蒲松龄采用了诗性叙述策略,使得小说获得了诗性品格和诗性意境。这是第六章主要探讨的内容。《聊斋》在中国叙事传统中的意义绝不只是简单的总结继承,《聊斋》在借鉴吸收这些艺术的优秀叙事手法的同时,还积极地开拓创新,融多种叙事手法于一身,从而在叙事模式、叙事视角、叙事技巧、叙事意境、叙述人称、叙事时空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这些努力让《聊斋》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在把蒲氏送上短篇小说之王宝座的同时也让《聊斋》成为万口传颂的经典。更重要的是,随着它的广泛传播,《聊斋》的叙事艺术也为越来越多的小说所继承,可以说,《聊斋》是中国叙事传统中一块里程碑,它向上总结和承托着悠久的叙事传统,向下有着重要的开拓启发意义。

王庭雁^[9]（2010）在《《野草》和鲁迅小说的融汇与贯通》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对鲁迅的《野草》与小说进行文本细读,探索其相通之处。两者所揭示的社会与心理背景,均具备一定的相似性与共时性。所集中营造的社会“铁屋子”的性质、时代感极强的人们的“梦魇”心理,都带有鲁迅特有的认知色彩。《野草》与小说里相同或相连的文学意象,是鲁迅创造性思维的结晶。文中选取“黑（暗）”、“路”、“花”这样三组相互联系而有代表性的意象,加以论述。关于鲁迅的文学主题“死亡”,在鲁迅的《野草》、小说中有不同的变奏,包括有血的杀戮与无血的杀戮、独异个人以“死”向庸众“复仇”、对生活的宿命体验这三个层面,反映出鲁迅的悲剧意识。而“叙述者”的心理在《野草》和小说中的运用,共同表现为一种复杂的矛盾状态,一种现代知识者的超前意识与双重的解剖力度。这一切,经过对暗示、设喻、象征等文学手段的分析,将鲁迅文本通向历史深邃处的复杂涵义扩展开来,试图打造一条能将鲁迅作品解读得更深入一些的路径。

许丽青^[10]（2010）在《钱钟书与英国文学》文中认为本文题名为“钱钟书与英国文学”,主要还是一种“钱钟书研究”,并且区别于以往国内“钱钟书研究”的模式,试图在英国文学的背景和参照下对钱钟书的创作、学术和文人精神做一种新的相对全面一些的考察。钱钟书是40年代中国文坛上升起的一颗新星,也是兼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一位名家,其创作和学术成就早在上个世纪就引起学界的重视。钱钟书的创作、学术都呈现出一种中西学的兼收并蓄,原因在于他出身于一个传统的学者家庭,国学上亦有家学渊源；正是幼年的文学熏陶,使得他具备了更为敏感的文学感悟力和更为包容的接纳心态。林译小说所激起的兴趣,让钱钟书选择了英国文学作为自己在清华和牛津的专修学业,这六年的修习对于钱钟书的创作和学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钱钟书作为一个英国文学专业出身的学者角度而言,他与英国文学、乃至西方文学的关系就显得格外重要,研究他的创作与学术是不能撇开英国文学和西方其他国别文学的。本文分为七个部分,即序论、正文一至四章、结语和附录。各部分之间互相关联照应,但也各具体系性和自足性。本文篇章安排和各章主要内容大致如下：序论部分,一方面是对本论题相关研究成果和问题的综述,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对选题角度和方法论上的阐述。英国文学,对于钱钟书而言是一种可能的影响,更是一种有效的参照背景。本文第一章,有意将钱钟书的人生经历中有关英国文学研习的一段独立成章,目的即在于从钱钟书这段时间与英国文学的实际深入接触中去勘察他对英国文学的接收、消化和转化。此部分主要结合他所修习的相关课程、撰写的相关论文进行阐述。第二章,主要是针对钱钟书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与英国文学的相关作品进行的一种比照分析。这部分涉及到的英国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钱钟书已有接触和阅读的,有一部分作品还是他深入细致分析过的。本章中的中英文学比照分析,主要从作品设置的空间格局、中心人物的群体特性、喜剧精神、对话艺术与修辞潜能五个层面展开。钱钟书在很多文学问题上常能找到一条贯通中西的通道,所以,第三节则尝试对中英文学两种外源之于钱钟书的关系试做一种打通式的理解。第三章主要探讨的是钱钟书的文学批评与英国文学批评的关系,他的文学批评呈现出对英国文学理论的一种更为直接的借鉴和参照关系。钱钟书一直很关注西方学界动态,对英国文学理论也有引介和评述,并且在实际的学术批评中也有借鉴英国文学理论,这主要以诗歌理论为主,又以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20世纪I.A.瑞恰慈、T.S.艾略特的诗学理论为重点。第四章则跳开文学与学术文本层面的考察,回到钱钟书的现实人生,对他的文人精神做一种中英参照式的审视。首先是对中英文人精神传统的一种考察,其次的个案比较分析中主要选择了钱钟书关注比较多且与他个性气质比较接近的两位现代英国作家：A.L.赫胥黎和T.S.艾略特。

二、“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浅谈鲁迅杂文的感情表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浅谈鲁迅杂文的感情表达（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的探索性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2）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论文提纲范文）

（3）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论郁达夫与宗教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古典剧论中的叙事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汉赋的结构论（论文提纲范文）

（7）新月派文学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聊斋志异》叙事艺术之渊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野草》和鲁迅小说的融汇与贯通（论文提纲范文）

（10）钱钟书与英国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四、“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浅谈鲁迅杂文的感情表达（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的探索性建构[D]. 孙景鹏.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2]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D]. 张承志. 吉林大学, 2020(08)
• [3]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比较研究[D]. 崔京宪. 辽宁大学, 2020(01)
• [4]论郁达夫与宗教文化[D]. 吴全燕. 浙江大学, 2017(12)
• [5]中国古典剧论中的叙事理论研究[D]. 刘二永. 山西师范大学, 2017(07)
• [6]汉赋的结构论[D]. 王晨. 浙江大学, 2014(08)
• [7]新月派文学观念研究[D]. 黄红春. 江西师范大学, 2013(03)
• [8]《聊斋志异》叙事艺术之渊源研究[D]. 冀运鲁. 上海大学, 2010(01)
• [9]《野草》和鲁迅小说的融汇与贯通[D]. 王庭雁. 复旦大学, 2010(03)
• [10]钱钟书与英国文学[D]. 许丽青. 复旦大学, 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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