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铜鼓文化的变迁

一、试论铜鼓文化的变迁（论文文献综述）

李富强,马君红^[1]（2021）在《中国—东南亚活态铜鼓文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铜鼓研究是19世纪末由西方学者从东南亚开始的,但直至20世纪80年代前,中外学者都把研究重点放在古代铜鼓上,对活态铜鼓文化关注甚少。20世纪80—90年代,活态铜鼓文化研究在中国产生并得到初步发展。自21世纪以来,活态铜鼓文化研究走向繁荣,中国成为了活态铜鼓文化研究的中心。

覃健,徐薇婷^[2]（2021）在《贝侬族群与时空鼓声——广西民族博物馆器物民族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以壮族文化陈列和铜鼓文化陈列为例,广西民族博物馆借助"民族器物"书写广西世居族群的族群文化,为"广西世居民族文化"表述提供了博物馆叙事的范本。凭借民族器物的选择性陈列和重新编码,广西民族博物馆通过族群文化展示系统将民族平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乃至跨境族群文化圈纳入到器物民族志式的族群表述框架之下,从而为广西多元族群及其文化的表述开启了新的面向。

温雅^[3]（2021）在《铜鼓声的消散：声音在壮族铜鼓文化构建与重构中的演变》文中研究说明铜鼓作为壮族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之一,在地方文化构建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然而在功能和意义层面上一直镶嵌于传统铜鼓文化构建中的铜鼓声,在其现代重构中呈现出基于功能性解构而"消散"的趋势。通过回溯铜鼓声不同时空场景的"在场",从声音的文化层面考察铜鼓声在铜鼓文化构建和重构中的变化,发现铜鼓声作为"声音媒介"从传统的铜鼓文化中延续至今,虽然时代变迁中传统文化的断裂使铜鼓声作为"媒介"的内核发生了变化,但其作为"媒介"的价值依然延续。

王嘉艳^[4]（2020）在《中越两国骆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比较研究》文中认为由于地缘关系及一些历史因素,中越两国的边境地区居住着许多跨境民族,这些民族中包含着百越族群中的骆越民族后裔。因此,骆越文化在中越两国有着相同或相似的文化渊源和主体,然而在其传承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文化差异,越南境内的骆越文化经过整合成为了越南的国族文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中,越南通过骆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进一步宣扬这一国族文化。本文主要从四个章节进行论述,第一章介绍梳理中越两国骆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概况,并以神话传说作为切入点,分析骆越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越两国的源流,探索中越两国关于骆越文化的争鸣。第二章则对同时传承于中越两国的骆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及价值进行分析,说明其保护的必要性。第三章介绍骆越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越两国确认、立档及非遗申报成果。第四章对比中越两国对骆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力图分析出两国对骆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趋势,进一步总结中越两国的保护方式对传承骆越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带来的影响。由于有着相同或相似的文化渊源和主体,骆越文化既可能成为中越两国文化交流的纽带,同时会突显一定程度的文化安全争端。对中越两国骆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及趋势研究,有助于推进中越两国文化的积极交流。

谢贤^[5]（2020）在《壮族铜鼓文化源流与传承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壮族是最早使用和铸造铜鼓的民族之一,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壮族先民和壮族吸收、创造、传播和传承了铜鼓文化。学习铸造铜鼓的同时,壮族先民将铜鼓本土化,融入了壮族特有的元素,成为带有壮族特色的审美艺术,还在铜鼓纹饰和造型上加入了本族信仰,使之与其他民族的铜鼓区别开来,形成具有壮族特色的铜鼓和铜鼓文化。如今,铜鼓文化成为了壮族之文化瑰宝。本研究对于认识壮族文化以及铜鼓文化的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全文内容共分五个部分:绪论、壮族铜鼓文化的起源、壮族铜鼓文化的流变、铜鼓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探索、结语。文中综合运用了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法,对壮族铜鼓的起源、演变、特征、发展、功能、文化以及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保护与传承发展等问题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壮族铜鼓文化是铜鼓文化中的一个绚丽部分,其发展演变受到外族文化、自然环境、朝代更替等影响;古代铜鼓功能较多,运用到壮族社会的军事、婚礼、葬礼、节庆等活动,与壮族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受壮族先民和壮族的喜爱传承至今;进入21世纪,壮族铜鼓文化正面临着许多机遇与挑战,在保护、传承与发展壮族铜鼓文化方面社会各界人士做了大量的探索实践,力图复兴铜鼓文化,本文为今后更好地传承与发展壮族铜鼓文化提供了些许实践经验。

韦小巧^[6]（2020）在《广西壮族铜鼓习俗的法律保护研究》文中认为广西河池壮族铜鼓习俗第一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壮族铜鼓习俗是无形的、活态的、深藏于壮族民间的文化遗产,蕴藏着壮族的灵魂和精髓,它以铜鼓的物质形式承载着壮族人民的文化精神。多年来围绕壮族铜鼓习俗的研究多停留于音乐、艺术、民俗等视角,少有以法律保护的视角进行专题研究。广西河池市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民间传世铜鼓藏量最多的地区,本文希望通过在对广西河池市东兰县、南丹县、巴马县、都安县等地区,以及县、市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进行专题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充分了解广西河池市壮族铜鼓习俗法律保护现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使壮族铜鼓习俗得到更全方位的保护。本文除了绪论与结语,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广西壮族铜鼓习俗的内涵与呈现的功能进行概述,内涵主要叙述其历史渊源、物质载体与铜鼓使用场合,呈现的功能包括喜庆娱乐、权力、财富、审美与集众、娱神镇邪五个方面。第二部分阐述广西壮族铜鼓习法律保护的缘由,主要包括壮族铜鼓习俗自身的多重价值以及对其进行法律保护的必要性。第三部分论述广西河池壮族铜鼓习俗的现状,通过对河池市的实地调查研究,总结河池壮族铜鼓习俗的分布与传承现状,以及法律保护工作的现状。第四部分总结分析广西河池壮族铜鼓习俗法律保护工作中的困境所在,具体体现在地方立法有所欠缺、法律执行力不足和法律监督不到位。第五部分针对广西河池壮族铜鼓习俗法律工作所遇困境提出相应完善建议,具体从完善地方立法、提高法律执行力和加大法律监督力度三个方面论述。

闫梅^[7]（2020）在《“生命之鼓”：白裤瑶铜鼓艺术的人类学研究 ——以南丹里湖怀里村为例》文中指出在仪式、艺术、人三者的关系中,白裤瑶丧葬仪式中的铜鼓艺术在不同的仪式境域中表现形式各异,营造了不同的仪式氛围,表达的是不同文化内涵。铜鼓艺术表现的开始——高潮——结尾让人的心理和行为活动跟随不同的仪式场景发生改变,引导着人们逐渐完成葬礼的分离——过渡（阈限）——聚合三个阶段,并将抽象的彼岸世界转变可听、可见的现实存在,由此实现人从死亡到再生的生命过程。白裤瑶的铜鼓作为“生命之鼓”,一方面体现在白裤瑶对铜鼓的文化认知上;另一方面,体现在丧葬仪式中音乐、舞蹈、歌谣、故事等艺术表现所展示出的生命精神,以及人的生命热情和文化的生命力上,体现了白裤瑶人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实现了人们对精神性超越生命的追求。在“生”与“死”的相对认知中,通过葬礼,以死观生,探寻铜鼓艺术的生命意义,以及白裤瑶人的生命观。白裤瑶人的认知观念通过丧葬仪式得以加强,铜鼓艺术则因反复在仪式中的展现,深深的融入在白裤瑶人的人生过程中和精神生活中,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化中不可剥夺的重要组成部分。

谭晓霞^[8]（2019）在《文山壮族、彝族铜鼓舞的保护与传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山壮族、彝族铜鼓舞”是2006年5月由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并公布的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本文聚焦云南省文山州的壮族和彝族传承铜鼓舞的实践活动,对三个国家级传承人所生活的广南县那洒镇贵马村（壮族村）、富宁县板仑乡龙中村（彝族村）以及麻栗坡县董干镇城寨村（彝族村）等三个民族村寨进行深入的人类学考察,呈现这一传统文化事项在社会飞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由单一的自然传承向多元的社会传承、学校传承过渡,深入分析以政府主导的保护传承机制实施的基本状况及面临的问题,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探讨历史发展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逻辑与创新机制。铜鼓舞是中国最古老的舞种之一,长期流传于中国西南彝族、苗族、壮族、瑶族、水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中。而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境内,主要流传于广南县、麻栗坡县、富宁县的壮族侬支系与沙支系以及彝族黑倮、白倮、花倮、高裤脚倮、白汉彝、白花彝等支系,是节日民俗仪式或是丧葬祭祀仪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铜鼓舞是以击打铜鼓而舞为特征的中国民间舞蹈。早在公元4世纪之前,铜鼓就已经出现在青铜器所雕铸的乐舞场面之中。铜鼓舞即是在铜鼓从炊具——礼器——乐器的社会生命演变过程中的衍生物,是一种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艺术表达形式。铜鼓舞传达了人与铜鼓之间、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祭祀礼仪中兼为法器和礼器的铜鼓逐渐演化成为祭祀礼仪之后舞之蹈之的伴奏乐器,铜鼓舞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今天,铜鼓舞主要流传于文山壮族、彝族的许多村寨中。随着文化生态的变化,铜鼓舞的巫术祭祀含义逐渐丧失,取而代之的是娱乐功能的不断强化。许多地方的铜鼓舞趋于消失。为了使铜鼓舞能够以活形态得以保护与传承,铜鼓舞与2006年5月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事实上,与大多数传统文化事项一样,铜鼓舞之所以能够成功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方面反应了其本身所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却也恰恰反应了其生存的文化生态是令人担忧的。与目前中国的大多数传统村落一样,本文选取的三个田野点当下都面临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变化以及交通的日益便利所带来的村寨空间不断被打破,无论是村民不断外出,还是外来者不断进入,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村寨社会的变化使维护铜鼓舞神圣性的集体也在发生变化。许多村寨的铜鼓舞都因集体意识的减弱而逐渐式微。2006年开始实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就是为了保护传统文化,并使之能够在新的时代得以延续。贵马村（壮族侬支系）的村民们从申遗之前就已经主动参与到了“传统”的“发明”过程中。在铜鼓舞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他们更加有意识地将传统的壮族舞蹈“拢阿曰”和“拢阿拉”进行挪用和拼接而形成了新形态的铜鼓舞。铜鼓舞成为了春节期间表演的自娱性舞蹈以及纪念侬智高的“七月节”期间盛大的祭祀舞蹈。这种传统的“发明”之所以有生命力,是与村民的主体意识的不断强化并不断实践有关的。最终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既定的”传统而得以传承。龙中村的彝族（高裤脚倮支系）铜鼓舞则是在诸如“荞年节”、“跳宫节”、“进新房”等节日仪式中通过鼓乐歌舞的集体狂欢达到人神两界沟通的一种重要舞蹈形式。因为修建高速公路以及建设村小学而侵占了过去跳铜鼓舞的神圣的文化空间——“宫坪”;神圣的祭祀仪式由于没有熟悉经文及仪式规程的麽公主持而难以举行;此外,由于出任“宫头”必须在经济上有很大的付出,而这些付出又很难有回报等原因,使村民不愿意出任“宫头”。加之该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故去,使得“跳宫节”难以恢复。政府的资金扶持以及对仪式主持人的引导和培养是恢复节日仪式活动建构良性文化生态的外源性动力。城寨村的彝族（白倮支系）铜鼓舞是具有神圣性的祭祀舞蹈,村民在诸如求雨或丧葬祭祀等神圣的集体仪式中通过集体参与的铜鼓舞而获得凝聚感。但是,如果作为文化持有者的集体意识在不断消失,那么,来自村落之外的政府主导的外源式的保护发展措施要真正发挥作用是非常困难的。铜鼓及铜鼓舞的神圣性是由村社集体所维持的,而当社区的集体由于村民不断外出打工、远离村落而逐渐松散之时,要使以集体意识为依托的铜鼓舞能够像从前一样延续是不现实的。如果铜鼓舞的神圣性是由村寨集体意识保证的,那么,重构集体意识则是村寨中的铜鼓舞能够传承最为重要的元素。当地政府除了保证大量资金扶持等诸多措施的实施以外,在保护过程中与村民共同构建了新的集体,从而使新的集体意识得以培养,进而使铜鼓舞的神圣性得以重新建立,最终使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能够可持续传承。综上所述,当传统和现代遭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需要激发文化持有者的内在动力。积极吸纳文化意义上的新成员进行集体意识的重构或是通过节日仪式中文化象征符号神圣性的恢复来建构和谐的社会互动也是非常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无论是在实施之初的无以借鉴还是在实施过程中的逐步调适,总是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值得肯定的是,那些原本存留在民间、乡间不为人所知的传统文化事项因为各级非遗代表作的申报和命名而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关注,最为重要的是这些行动都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文化持有者的文化自信从而自发地参与到保护和传承自己文化的工作中去。政府文化部门、学者、艺术家、文化资源开发者等外源性力量的积极参与,从而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者一起形成内外合力才可能让铜鼓舞在当下日益变迁的社会环境中持续留存并得以良性发展。

李致江^[9]（2019）在《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调查》文中研究表明水族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水族人口规模为41.18万人,主要聚居于黔桂交界的龙江与都柳江上游,贵州省三都县是我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全国约63%的水族人口聚集于此。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民族人口政策、民族教育政策、民族经济政策等的支持下,水族人口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具体表现为人口素质逐步提高、人口城镇化率稳步提升、人口产业结构与人口职业结构不断优化、人口流动日益加剧。但是,水族人口发展与全国、汉族、少数民族人口平均发展水平相较仍有差距,不仅面临人口增长速度锐降、人口身体素质较差、人口文化素质较低、人口老龄化严重、人口性别比失调与人口单向流迁等内部非均衡发展问题,而且存在人口城镇化率低、人口产业结构滞后、人口职业结构不合理、人口相对贫困、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突出等外部非均衡发展问题。水族人口非均衡发展问题的原因既与以往计划生育政策过严、民族政策不完善有关,又与水族地区自然环境脆弱、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相连,同时也与社会流动带来的民族文化变迁相接,是自然、经济、社会、文化与政策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人口均衡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主要指向。当下,水族人口虽然存在一系列非均衡发展问题,但同时亦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创造了生育空间,民族政策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经济发展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绿色发展理念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方向引领。为实现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首先,应强化水族人口内部均衡发展的政策支持。全面贯彻落实二孩生育政策,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综合应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积极化解人口老龄化风险;其次,应加快水族经济发展步伐。重点提升人口城镇化水平,优化人口职业结构,推进人口产业结构均衡发展。再次,应优化水族人口均衡发展的社会环境。提升人口社会保障水平,扎实推进精准扶贫战略,加强医疗卫生事业建设。最后,应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这不仅对水族人口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会对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均衡发展产生一定的参照示范作用,更重要的是对实现我国民族平等、民族发展、民族地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王立高^[10]（2019）在《壮族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中提出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各民族团结、实现国家统一、复兴民族大业,是新时代中华民族面临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具有开放、包容、进取品格的壮乡人民,为维护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边疆社会的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壮族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一员,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许多独具特色和富有成就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壮族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其内在蕴含的价值诉求、伦理道德、思想观念,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着重要的关联性与契合性。挖掘壮族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开展壮族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有利于拓展和丰富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视域和空间,推动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与创新,增强壮族地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吸引力。同时,也有利于壮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边疆安全稳定、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文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为指导,遵循问题导向,注重文献分析与实地调研相结合,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统一,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联系,对壮族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研究。研究探讨两者间的学理基础、现实需求,探究“融入”的现状、特点、经验、影响因素,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论文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广西壮族自治区14个城市的大中小学校、民族村镇社区、公共文化机构、文化旅游单位等开展实地调研,并深度访谈了专家学者、行政管理人员,壮族文化遗产传承人、思政工作者、青少年学生及家长等47人,自编调查问卷并采集到46所院校9230份青少年有效问卷。同时围绕选题,开展了“我的壮族文化观”“我为‘建设壮美广西、共圆复兴梦想’献计策”等专题座谈会7场,对研究对象与内容有了较为客观、全面的把握,构建起研究的事实基础。第一部分,文献综述及选题确立。主要阐明本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指出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发展趋势,提出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本研究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等背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第二部分,基本概念及基础理论。对壮族优秀传统文化、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概述,进行核心概念阐释和研究边界的界定,厘清壮族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以及两者之间的逻辑关联。第三部分,壮族优秀传统文化及其融入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与内容。壮族独特的生境特征,造就了独特的壮族优秀传统文化。阐述了壮族文化的源流、结构与特征,挖掘壮族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物质资源、精神资源与制度资源,探寻壮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价值。第四部分,壮族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考察。通过实地走访调研、问卷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发现壮族地区具有“民族关系十分融洽”、“各项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成就”的良好教育环境。通过对质性资料与量化资料的分析,探讨壮族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目标、功能、载体、特点等现状,探究壮族地区不断完善法规制度、加强文化建设、强化学校教育等实践经验。第五部分,壮族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分析。自编了调查问卷,经检验信度、效度良好。研究发现,青少年“思想与观念”中,政治观水平最高,文化观与其都处于非常高水平;青少年民族观处于较高偏上水平。青少年“素养与行为”总体上处于非常高水平,行为选择水平略高于文明素养水平。研究还发现,青少年“思想与观念”“素养与行为”在其民族成分、个人背景、家庭文化背景、学校背景、社会背景上均存在着显着性差异。第六部分,壮族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因素分析。研究发现,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等影响因素均处于较高水平,说明壮族地区具有相对较好的内、外部教育环境。影响因素对青少年的作用效果,因其民族成分、个人背景、家庭文化背景、学校背景、社会背景的不同,而存在显着性差异。同时,运用SPSS22.0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确立了“教育与引导-思想与观念-素养与行为”的整合模型。第七部分,完善壮族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建议。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整合模型,针对“融入”的现状及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一是坚持壮族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的基本原则。包括:坚持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原则,坚持针对性与系统性相结合的原则,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原则等内容。二是创新壮族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的实现路径。包括:统筹建立立体化教育体系,统筹不同年龄段青少年教育,统筹不同类型教育,统筹校园内外教育活动,统筹专业、人文和思政教育。三是优化壮族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的方式方法。包括直接嵌入法、实践嵌入法、休闲嵌入法和审美嵌入法。四是建立健全壮族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的机制。包括:构建科学的教育体制;健全有序的运行机制;完善长效的保障机制。

二、试论铜鼓文化的变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铜鼓文化的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东南亚活态铜鼓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贝侬族群与时空鼓声——广西民族博物馆器物民族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铜鼓声的消散：声音在壮族铜鼓文化构建与重构中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4）中越两国骆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壮族铜鼓文化源流与传承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广西壮族铜鼓习俗的法律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生命之鼓”：白裤瑶铜鼓艺术的人类学研究 ——以南丹里湖怀里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文山壮族、彝族铜鼓舞的保护与传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10）壮族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论铜鼓文化的变迁（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东南亚活态铜鼓文化研究[J]. 李富强,马君红. 桂海论丛, 2021(03)
• [2]贝侬族群与时空鼓声——广西民族博物馆器物民族志研究[J]. 覃健,徐薇婷. 广西民族研究, 2021(03)
• [3]铜鼓声的消散：声音在壮族铜鼓文化构建与重构中的演变[J]. 温雅. 河池学院学报, 2021(03)
• [4]中越两国骆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比较研究[D]. 王嘉艳.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6)
• [5]壮族铜鼓文化源流与传承发展研究[D]. 谢贤. 广西民族大学, 2020(05)
• [6]广西壮族铜鼓习俗的法律保护研究[D]. 韦小巧. 北方民族大学, 2020(12)
• [7]“生命之鼓”：白裤瑶铜鼓艺术的人类学研究 ——以南丹里湖怀里村为例[D]. 闫梅. 广西民族大学, 2020(07)
• [8]文山壮族、彝族铜鼓舞的保护与传承研究[D]. 谭晓霞. 云南大学, 2019(12)
• [9]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调查[D]. 李致江.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10]壮族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王立高. 中国地质大学, 20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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