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印经贸关系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王智勇,胡祎黎[1]（2022）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的中印经贸合作——基于产业链重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边界纠纷与新冠疫情叠加,加剧了印度强制与中国脱钩的风险,然而疫情冲击下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加速也为改善中印贸易发展不平衡、增强中印经贸合作创造了契机。中印经济的互补性、两国要素禀赋优势的演变、经济发展动能的释放和贸易开放度的提升,以及印度短期内替代中国供应链的不可行和印度嵌入中国价值链较深,都将降低政治强制脱钩对中印经贸合作产生的冲击。而新冠疫情冲击下,中印两国产业链重构将进一步增强两国的经贸合作:中国率先从疫情中恢复、中国利用技术优势推行复杂价值链贸易模式以及两国数字贸易的发展,增强了两国经贸合作的韧性、弹性和价值创造。与此同时,印度分散供应链、中印在低端产业链的争夺给中印经贸合作带来了挑战。综合来看,中印产业链重构降低了中印边境冲突、疫情冲击叠加对中印经贸合作产生的负面影响。新冠疫情冲击下,要实现中印经贸合作的提升,需完善多边合作机制、依托科技创新稳固产业链、健全生产性服务体系、加快数字资本积累、健全数字产业贸易规则。因此,中国需加大科技创新,逐步有序扩大服务业开放,深化制度建设,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许菲[2]（2021）在《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文中指出中韩自1992年正式建交,迄今已近30年,而两国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历史远比这个时间更长,城市外交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独特因素。单就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成果——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来说,从1993年7月1日首对中韩国际友好城市——连云港市和木浦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算起,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韩间已缔结友好省市（姊妹城市）关系206对,韩国成为除日美两国外与中国签订友好城市协议最多的国家。最初,中国连云港市和韩国木浦市缔结友城关系,主要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时至今日,中韩城市外交合作领域不再限于经贸投资领域,其交往发展广泛辐射到地方政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运动、妇女儿童权益、环境保护、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交往成果可谓是全面开花。与此同时,中韩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层次不断深化,由最初的省市一级行政单位发展到区县级行政单位,社会组织、市民团体乃至个人纷纷加入到该行列。可以说,城市外交为中韩地方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营造了有利氛围,其在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城市治理、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成果良多,惠泽民众。经历了初期的接触和探索阶段后,经过磨合与调整,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逐渐走向稳定增长阶段,其交往目的和目标由最初的注重获得转向合作共赢发展。在此背景下,中韩国际友好城市的缔结形式不再限于“一对一”关系,开始转向“一对多”方式,而交往模式则由双边为主发展到双边与多边并重,中韩地方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城市国际组织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交往对象也由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其他地区辐射。总体来看,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不能就此回避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友好城市总体发展不平衡、合作形式比较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导致民众存在误解、扩大贸易引发双方经贸摩擦。虽然中韩地方政府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往往是事倍功半。而究其原因则十分复杂,一些属于结构性的因素远非地方政府之力所能解决。如在超国家层面,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发挥作用而逐渐改变了既有的交往格局。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的制约、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排除。在民间层面,非政府组织、传媒集团等社会组织实体,也谋求在对外交往中表达利益诉求,都成为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交织,地方、国家和国际事务相交融,现阶段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形势和环境,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社会行为体四个层次,借助白里安·豪京的多层外交理论,并融合加里·马克斯、里斯贝特·胡格提出的多层治理理论,形成理论阐释和具象认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总体分析框架。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审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系由多元行为主体的影响交互所造成,远非是地方政府层次一力所能突破解决。同样,在多层面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还包括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各类国际组织、国家行为体的代表——中央政府,以及社会行为体层面的非政府组织和日益活跃的各类传媒力量。由于公民社会、地方行政、国家政治、国际政治在囯际政治国内化、国内政治国际化的交互作用下日益结合为一个多层化的世界政治舞台,由此中韩城市外交发展所牵涉到各层面因素也越来越多。其中的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必须在社会、地方、国家和国际的多个维度层次上同时采取行动,才能够有望获得最终的成功。显然,中韩城市外交要取得持续健康的长足发展,离不开社会行为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层次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基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当前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存在合作形式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民众时有误解等突出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虽然地方政府或能自力解决,但平衡区域发展、解决两国经贸摩擦等绝非地方政府能力之所及。以中韩地方经贸摩擦为例,虽然市民团体抗议、反倾销调查、构筑技术性壁垒等单一化的表象不时呈现,但实质却与国家层面的中韩同为外贸型经济增长模式不无关系。伴随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步伐加快,中韩间产品差距减小、市场争夺趋于激烈,加之两国经贸依存度颇高,尽管中韩地方政府有较大意愿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但调整外贸、产业结构政策等属于中央政府权限,地方政府奈何不得,在政治、安全、外交等敏感议题上更是如此。不过,上述表象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无可作为。其实,中韩地方政府可以借助参与国际次区域合作和国际城市组织的契机,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共同努力在国际平台上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也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借助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总而言之,积极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诉求,有利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健康发展。在此过程中,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多个主体层次上的共同努力、统筹协调缺一不可。这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中韩友好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不仅与中韩地方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意愿有关,更与国家层面的宏观发展政策等密切相关。对此,除地方政府自身的积极努力外,还需要国家层次宏观政策上的资源平衡调配,尤其是向中韩发展落后地区予以政策性倾斜,促进其走上外向型合作发展道路,更多、更全面地展现城市外交在新时期中韩伙伴关系发展中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彭昕[3]（2021）在《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文中认为国际制度的发展有深化合作和扩大规模两个方向。相对于深化合作直接实现内部提质、进一步促进制度的发展,制度规模的扩大、尤其是制度成员的增多,如若不基于强有力的约束协调,则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制度功能的发挥、威胁制度的未来发展。诸如欧盟等强制度,因扩员而引起的内部协调困难、一体化进程延缓等现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相比之下,约束力较弱的国际制度扩员就更易引起功能涣散、治理低效等问题。因此,弱约束性制度理应倾向于深化合作,谨慎扩员。然而,针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实践的经验观察发现,即便在组织面临迫切提质需求的情况下,弱约束性制度仍然实现了扩员。这一选择逻辑上的反常构成了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所在:弱约束性制度为何选择扩员?弱约束性制度如何应对扩员后的功能低效?针对这一问题,就学理基础而言,制度变迁研究构成了研究的宏观理论背景;就经验积累而言,上海合作组织的相关数据与文献为本文提供案例检验基础。但通过对既有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当前以功能主义和理性选择为导向,大量聚焦强制度扩员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对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问题提供有效解释。针对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制度扩员的经验研究,缺乏更进一步的学理提炼与整合,存在理论性不足等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分析折中主义方法,在制度具备包容性特征且处于协调性制度互动背景的前提下,围绕国际制度功能的多重性内涵,提出了影响弱约束性制度扩员实现的权力制衡、规范扩散以及功能补偿三项基本假设。将其分别带入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从搁置（2001年至2007年）到进行法律准备（2008年至2014年）再到最终落实（2015年至2017年）的三个具体阶段予以验证。就上海合作组织案例而言,针对其弱约束性特征的判定既有其结构性的客观原因,也依据其一系列主观的规则设定。作为一项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主导的区域间合作制度,上海合作组织具有基本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同一空间内众多的相似性制度供给,也在大国利益和小国需求的彼此兼容中维持了基本协调的互动关系。以此为前提,通过历时性比较上合组织扩员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发现:第一,在俄罗斯视角下,由于对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威胁感知不断提升,受到中国实力提升对中亚经济影响力增强的压力,其权力制衡需求呈现了持续增强,因此俄始终致力于积极推动扩员,以便更好地发挥制度作为软制衡工具的作用;第二,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背景下,上合组织的制度成熟、成员国的实力增长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提升“上海精神”这一核心规范出现了日益增强的扩散需求,推升了各成员国寄希望于通过扩员提升制度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倾向;第三,2015年“一带一盟”对接的实现、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确立,通过制度间功能协调上合组织突破原有功能瓶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扩员引起的功能弱化问题,解决了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引起低效问题的后顾之忧。基于系统的理论假设和经验论证,最终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制度成员国权力制衡和规范扩散需求的提升增强了制度扩员的可能,但不足以促成扩员的最终实现;功能补偿的出现,是在前两项需求不断增长、扩员可能不断累积的情况下促使上合扩员决策得以最终达成的决定性因素。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对当前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现象进行了反思,分析总结出可资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约束性国际制度借鉴的发展经验和政策建议:在逆全球化时代、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大背景下,不论是既有弱约束性制度的未来发展,还是后发力量类似的制度供给,都应在关注内部功能建设的同时,重视制度间关系的维护,避免碎片化引起的制度消耗,追求在协调型互动中形成制度间功能的补偿甚至借用。2021年适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本文对于上合扩员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已完成的扩员实践,还在明晰扩员依据的基础上对上合新阶段从制度协调中获取的新兴发展动力做出了积极评估与展望。
牛志信[4]（2021）在《贸易利益冲突视角下的印度对华贸易保护预测及应对研究》文中提出自中印建交以来,随着两国经贸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两国经贸合作日趋紧密,合作领域也获得极大拓展。然而,随着中印双边贸易广度与深度的不断拓展,各行业的利益冲突也逐渐显现,阻碍着两国经贸合作的进一步的发展,也对中印贸易关系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同时,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及世界贸易保护重新抬头的国际经济发展背景下,印度已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推行的最大阻力国,并严重影响到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进程,因而研究和分析中国与印度在各行业的贸易利益冲突及贸易保护实施情况,并提出对应的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从贸易利益冲突、贸易保护与出口增长趋势变化的关系着手,论证分析了印度对中国实施贸易保护导致贸易趋势变化的内在关系与机理,并预测2020、2021、2022年可能遭受贸易保护的行业。论文先从行业层面的视角,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从贸易失衡、贸易竞争和贸易依赖三方面测算出各行业贸易利益冲突的程度与类型;然后,利用时间序列预测方法对各行业的贸易利益冲突程度展开预测,再结合行业贸易增长趋势发生改变的门限阈值来判断印度可能会实施贸易保护的行业。研究主要结论表明:第一,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论证了贸易利益冲突、贸易保护和贸易趋势变化之间存在内在逻辑关系,当某行业的贸易利益冲突超出进口国的“承受能力”时,便有可能引发贸易保护直至新的双边贸易趋势形成为止;第二,预测显示在蔬菜和水果、肥料、非塑料初级产品、化学材料及制品、橡胶生产及制品、办公和自动化办公仪器、服装和衣服配件共七个行业在预测期内可能会遭受贸易保护。最后,为应对中印行业贸易利益冲突及寻求经贸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以下几点主要政策建议:第一,应实时动态分析中印不同行业的贸易利益冲突程度与类型,预测未来有可能发生贸易保护的行业,并依据冲突类型积极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第二,积极拓展中印经贸合作进一步发展的同时要开拓其它国家的出口市场以分散风险;第三,加大产业升级力度,优化出口产品结构,避免出口产品行业过度集中,同时拓展服务贸易的合作,实现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共同推进两国的合作与发展。
张淑喆[5]（2021）在《RTAs框架下中印服务贸易自由化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区域贸易协定是当前各国推动经济贸易发展的有效途径,服务贸易作为RTAs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由化程度是成员间经贸合作深度的重要衡量标准。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新兴经济体都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并推动RTAs框架下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与开放。当前国际关系发展中经济政治化和政治经济化的趋势愈发明显,虽然中印间不时有一些政治摩擦,但两国的经贸关系始终处于发展中,两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上有许多可互相借鉴之处。比较来看,印度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超过中国,在RTAs下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发展也有诸多突出表现。因此,对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在RTAs框架下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情况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中国借鉴经验,取长补短。本文首先梳理了RTAs框架下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并对中印在区域贸易协定框架下的服务贸易开放情况进行了梳理和比较。发现两国均具备在RTAs框架下服务贸易自由化起步晚,发展快,开放度持续扩大的特点,区别在于中国具备更大的服务贸易规模,而印度的贸易结构更具优势。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印的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发展情况,本文创新的运用改良的Hoekman频度指标工具,对RTAs框架下两国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进行广度分析和深度量化,结果表明中国和印度的区域服务贸易开放程度整体都不高,传统服务部门的自由化水平高于现代服务部门,并且两国的金融、教育等产业的分部门开放比率均不超过50%,反映出中国、印度对敏感部门的开放态度尤为谨慎。通过研究还发现,中国和印度各自形成了独特的RTAs服务贸易地区分布网络,并且服务部门的开放结构存在明显差异,中国具备更高水平的服务贸易开放广度,印度在RTAs框架下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发展更具深度,而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以及历史文化因素等对两国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都有重要的影响。通过对中印两个人口大国RTAs框架下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情况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可以为我国提升自贸区建设水平提供借鉴和启示,即优化国内服务贸易结构、改善开放环境、不断加强本国服务创新等都是提升RTAs框架下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的重要途径。
杨薇[6]（2020）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新时期提出的重要发展理念与愿景,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中国贡献。“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提出的,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发展过程。本研究选取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五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典型代表,主要通过历史研究、口述历史等研究方法,在国内外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外交关系、教育政策等宏观背景下,呈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个国家之间留学生教育发展过程的立体影像。留学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根据国内和国外两个立足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留学生教育,可以分为向国外派出留学生和接收来华留学生两大分支领域,既有在教育政策指导下发展的共通性,也有遵循各自轨迹发展的独立性。依据我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重大教育政策的颁布实施以及留学生教育发展的规模等具有标志意义的史实,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划分为“重新起步时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加速发展时期”三个主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和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留学生个体在时代大潮中的经历等不同角度,客观呈现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通过对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历史回溯,本研究得出以下认识:40年来,服务国家建设需要、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始终贯穿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进程;国际政治局势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是发展留学生教育的前提条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自身的教育水平是与我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合作的基础;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和教育政策的导向决定了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整体统筹规划、到各自相对独立发展、再回归统筹兼顾趋势的演进过程,充分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与政策取向。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取得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有力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促进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通过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加快了留学生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整体的法制化进程;认识到来华留学生教育具有一定的市场属性、是教育服务贸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直接服务国家公共外交的作用日益突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可在以下几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把留学生教育置于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之中,置于世界高等教育的竞争之中,高度重视留学生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加快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需要统筹派出和接收两个不同的方向,平衡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关系;通过发展留学生教育,契合“一带一路”倡议,发挥教育的多重功能,不断推动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筑“民心相通”的教育之路。
杨常建[7]（2020）在《中印双边贸易影响因素及潜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虽经过中美双方经贸磋商,两国贸易冲突告一段落,但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会止步于此。为了减小美国贸易限制的影响,中国要做好防范。一方面要在国内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升级,提供更多优质产品满足国民多样化需求;另一方面,要开拓海外市场,分散风险。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人口大国和世界上第二大发展中国家,虽然两国的贸易水平已取得不小的成绩,但印度在中国贸易伙伴中的地位与其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导致的市场规模不相匹配,印度理应成为中国拓展贸易的重要目的地。因此本文分析了中国和印度贸易的影响因素,测算两国的贸易潜力。本文以中印贸易为研究对象,将中印贸易实际情况与相关贸易理论相结合,对中印贸易影响因素进行定性分析,选取相关变量对中印贸易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为了测算中印贸易潜力,本文在中印贸易的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选取变量,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以及贸易非效率模型,根据回归结果得到的中印贸易效率,计算两国的贸易潜力和可拓展的贸易潜力。最后结合中印贸易现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创新点如下:首先,本文先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从中印贸易、中印贸易影响因素、贸易潜力、中印贸易潜力四个角度进行综述,并对国内外文献进行评述,分析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以及寻找本文研究的切入点。然后对相关理论基础进行介绍,本文梳理了比较优势理论、资源禀赋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重叠需求理论以及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其次,本文通过相关的贸易数据,对中国和印度的贸易发展历程、目前的贸易现状特点进行梳理,分析中印贸易存在的问题。本文发现中国和印度的经贸往来与双边政治关系有很大的关联,大致表现为“政冷经冷,政热经热”。在分析中印贸易现状时发现:中国和印度的双边贸易发展虽取得的了不小的成绩,但仍与两国的市场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两国贸易失衡严重,贸易摩擦不断;分析两国贸易结构发现,两国贸易集中于初级产品和制成品,并正由资源密集型向劳动密集型发展;在中印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上,两国竞争性与互补性并存,并且主要表现为互补性。第三,本文从经济和非经济角度,选取经济发展水平、需求差异、经济开放水平、贸易壁垒等经济因素和人口规模、地理距离、双边政治关系、语言文化背景等非经济因素,对中印贸易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度量性,本文对传统引力模型进行拓展,构建了中印贸易影响因素模型并进行实证回归,发现回归结论基本与理论契合。对中印双边贸易影响因素采用定性分析与实证回归相结合是本文的一个创新之处。第四,为了测算中印贸易潜力大小,本文选取了中国二十大贸易伙伴国作为研究样本,结合对中印贸易影响因素的分析,选择2001—2018年的相关变量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贸易非效率模型,在实证分析影响贸易潜力和贸易非效率的因素同时,测算出了中印贸易效率,结合中印实际贸易额计算出中印贸易潜力及可拓展的贸易潜力。本文还选取了中印主要贸易商品以及存在竞争性和互补性的商品,借助对总贸易潜力测算的模型,从细分商品角度测算了中印贸易潜力。本文单独对中印总体和主要商品的贸易效率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并测算中印总体和主要商品的贸易潜力,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最后针对中印贸易现状以及对中印贸易影响因素、测算贸易潜力时实证回归的结论,并结合实际情况给出挖掘贸易潜力、促进两国经贸发展的政策建议。两国应在政治上加强沟通,增进互信,以政治交流推动经贸往来;继续推进双边贸易规模的提高,提升中国自印度的进口水平,缩小中印贸易之间的差额以提升贸易水平,缓解贸易摩擦;针对两国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优化贸易结构和提升贸易效率,在扩大产业间贸易的同时提高产业内贸易水平;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推动两国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升;加强经济合作,以“一带一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为契机来推动基础设施水平建设,以RCEP谈判为契机推动中国和印度等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
李众宜[8]（2020）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快速提升,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引起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重视,这也引发了中外贸易摩擦频繁地爆发,中国由此成为遭受全球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随着各国对华实施贸易保护频率的增加以及保护力度的提升,中国遭受贸易摩擦的产品领域也在不断地拓展,普遍上认为中外贸易摩擦应该针对的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然而中外贸易摩擦实际上也针对了中国一些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贸易保护成为了遏制中国战略性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试图基于现代贸易摩擦的主要形式（反倾销、保障措施）分析中外贸易摩擦的现状及其形成的原因,实证检验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探究贸易摩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为中国企业应对贸易摩擦提供有益的启示。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首先,在阐述贸易摩擦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中外贸易摩擦的现状,具体包括中国分别遭受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技术壁垒的情况,且重点分析中国与一些主要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现状,如中美贸易摩擦、中印贸易摩擦、中欧贸易摩擦及中日贸易摩擦,并结合中外贸易摩擦的现状探讨了中国遭遇贸易摩擦的原因。其次,采用包括生产率、出口份额、创新和产品质量在内的4个指标经验分析了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国外对华反倾销为例,运用2000-2007年全球反倾销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工具变量法分析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在稳健性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异质性特征研究贸易摩擦对不同类型企业绩效的的差异性影响,并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探究中外贸易摩擦抑制中国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最后,采用上市公司股价为企业绩效的代理变量研究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以2009年中美“轮胎特保”案为例,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探讨了贸易摩擦对关联企业绩效的影响。综上,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实证检验了中外贸易摩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并分别以生产率、出口份额、创新、产品质量和股价为企业绩效的代理指标进行了相应的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首先,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创新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且中外贸易摩擦对不同类型的中国工业企业存在差异性的影响,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关联是贸易摩擦影响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和创新的传导渠道;其次,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出口份额、产品质量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且中外贸易摩擦对不同类型的中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存在着差异性,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关联是贸易摩擦影响企业出口份额、出口产品质量的传导渠道;最后,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上市公司股价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且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相关上市公司股价的影响存在着“时间效应”和“阶段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研究发现贸易摩擦对关联产业内企业股价也存在着明显的负面影响。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出口企业而言,中国政府应该出台相应的贸易摩擦应对机制或政策以提升出口企业竞争力,而出口企业自身也应当主动建立健全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对于工业企业而言,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影响愈加明显,企业在提升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同时提升企业创新,政府也应当充分利用金融、财政等多种手段以缓解工业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提高企业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当贸易摩擦来临时,各上市公司不仅要提防与其直接相关的外部冲击对股价的影响,还应当提防来自其上游行业的负面冲击对其股价所带来的影响,做好相应的防范和应对措施。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1）在研究视角上,本文从产业关联的视角研究贸易摩擦的贸易破坏效应,即在全球价值视角下测度和刻画了贸易摩擦对企业绩效影响以及影响的“级联效应”,丰富和拓展了现有贸易摩擦影响相关研究的研究视角。（2）研究内容上,从微观企业入手,旨在更加全面地考察贸易摩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包括研究对企业生产率、出口份额、创新、产品质量、股价等多个企业绩效指标的影响,因此该研究全面、丰富地估计了贸易摩擦对企业的影响效应,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现有研究的知识边界。（3）从研究对象上,着眼于企业行为特征,估计了贸易摩擦的影响效应、时间效应、阶段效应、作用机制及对异质性企业的差异性影响,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和精准性。
李国亮[9]（2020）在《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遏制和最后击败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扩张,在反对国际绥靖主义、争取苏联及世界人民援助、推动英美加入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发展东方各民族反侵略统一战线等的过程中形成的统一战线思想。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的指导下,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思维及中国国内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后,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国际统战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际统一战线的理论是其理论内核、根系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智慧则是其内在气质、文化土壤。国民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内统战工作的经验、教训为其提供了实践基础。此外,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也并非一成不变,在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动及相互作用下,它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瓦窑堡会议召开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其思想具体表现为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到苏德战争爆发,其思想表现为组织国际反帝统一战线;从苏德战争爆发到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其思想体现为重建、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由于英法在远东均有保全殖民地的意图,美日在经贸上又有密切往来,这些国家对日本的侵略扩张皆采取了妥协与绥靖的态度。从批评美国孤立主义者“不应隔岸观火”、批评英国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就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到揭露英日东方慕尼黑阴谋是完全损人利己的“坐山观虎斗”,再到揭穿、反对日美策动的东方慕尼黑新阴谋、严密关注美日谈判进程,奉劝美国不应与日本订立任何妥协,上述一系列实践均体现了毛泽东在国际安全问题上期望各国能够同舟共济,反对以邻为壑。抗战时期,毛泽东正确处理了同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首先,终止从属关系,实现独立自主。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中共党内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得以树立和巩固,其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呈现出逐渐弱化的趋势（尽管这种弱化并不妨碍双方继续保持基于相同意识形态而产生的特殊关系）。其次,毛泽东也极为关注苏德战局的发展,并根据苏德战况灵活调整国共关系。抗战时期的国、共、苏、美三国四方是处在一种相互咬合的链条关系中。这一链条包含三个要素:欧战态势、日苏关系、国共关系。作用机制则为:欧战态势影响日苏关系,日苏关系又进而影响国共关系。因此,毛泽东关注苏德战况就是关注中共自身的生存、发展状况。再次,毛泽东在对苏联及共产国际开展的国际统战活动中突出体现了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在苏德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向其提供了情报和军事等方面的援助。最后,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重心经历了由苏到美、由美到苏的转换过程,表明毛泽东抗日国际统战思想并非缺乏现实主义的逻辑。抗战时期,毛泽东对美国的认知随局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美国的形象认知实现了由帮凶到盟友的转变。皖南事变后,美国在调解国共冲突上的举动一度给毛泽东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由此他逐渐将国际统一战线的重心置于美国,不仅主动邀请中外记者团及美军观察组来延,而且在军事、政治上与之展开密切合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中共七大期间,随着美国对华政策日趋反动,毛泽东的对美统战策略也随之发生转变,即由刚开始的团结为主、斗争为辅转为斗争为主、团结为辅。抗战时期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发展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揭示出中国民族解放经验对其他国家革命具有重要引领、示范作用。此外,他还关心、支持、指导在华日本人民开展反战斗争,不仅阐述了运动的必要性、可能性、发展规律,而且提出了一系列争取日本士兵及宽待俘虏的办法,并大力援助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来华开展反战工作。抗战时期毛泽东关注国际政治、军事局势乃是一种常态,他的很多决策都基于此。本文选取了三个极富代表性的案例来对此进行分析。第一,认同、支持同盟国的反法西斯世界战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社会舆论围绕反法西斯世界战略问题展开过数次论战,借此可管窥这三种声音在当时社会的横向互动、竞争。此外,本文在论证毛泽东对欧洲第二战场开辟问题的关注时,特别就中共“今年打垮德国,明年打垮日本”口号的出台、调整、废止,中共中央与各根据地的互动过程作了详细考察,揭示出了抗战时期中共决策、执行机制的复杂性。第二,关注、回应同盟国高层会议。抗战时期,面对同盟国间的高层互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未沉默,其在关注、评论的同时,于决策层面也给出了相应的应对之策。第三,关注、参与联合国创建事宜。本文通过考察毛泽东对联合国创建过程中的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的评价,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对联合国创建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登上国际舞台,面对国际形势剧变,毛泽东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经验、原则灵活运用到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实施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具体而言,其方法论原则可概括为:既要广泛联合,又要区别对待;以必要的斗争,求必需的团结;坚持原则性,讲究灵活性;立足自力更生,努力争取外援;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两条统一战线,相互促进配合。毛泽东通过建立、驾驭抗日国际统一战线,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发展及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纵横捭阖、折冲尊俎提供了正确的战略指导。具体而言,其历史意义可概括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及谣言,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力;抑制国民党反共摩擦,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共争取到了外援,加速了抗战胜利进程;战略配合盟军作战,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积累了经验、培育了人才、奠定了基础。新时代条件下,争取有利外部环境的共同诉求使得我们今天学习借鉴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成为必要。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中蕴含的外交智慧及方法论原则为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原则性指导,也为新时代谋求合作共赢,促进地区和平提供启发性思考,更为当前应对美国贸易霸凌主义提供方法论支撑。因此,回顾研究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为新时代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把握世界前进大势提供了重要启示。
陈富豪[10]（2020）在《中印贸易不平衡的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和印度均为世界文明古国,有着数千年的发展历史,据印度史书《摩奴法典》记载,公元前4世纪初期两国之间便已经实现通商,距今已有近2500年的历史。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印两国经济水平的提升,两国之间的商贸往来也变得更加密切,合作领域不断扩大。中国已经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对象国。然而,对于两个拥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世界性大国来说,经贸关系本应作为促进中印关系的重要加速器,但随着双边贸易的快速发展,中印贸易不平衡问题逐渐凸显,并逐渐成为阻碍中印贸易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诸多研究结果表明:中印双边贸易存在很强的互补性,贸易潜力巨大。早在2010年,中印双边就确定了在201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000亿美元的目标,但当年双边贸易额仅为716亿美元,且至今仍未达成目标。双边贸易的发展不仅远远滞后于预期,而且发展严重不平衡。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中印贸易顺差从2001年的1.96亿美元激增至2018年的578.8亿美元,增长近295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18年间印度对中国出口额增长约17倍,而中国对印度出口额增长约39倍。造成这一差距或中印双边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解决中印贸易不平衡问题又存在着哪些难点?如何解决?为此,本文将在对中印贸易总体情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理论框架和构建模型对中印贸易不平衡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并指出解决中印贸易不平衡问题存在的难点或困境,从而提出相应的应对举措。论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绪论部分,着重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国内外文献综述、研究方法与思路以及论文的创新点、难点和不足之处;第二章则详细介绍了贸易不平衡及其相关理论,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到新贸易理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第三章主要是对中印贸易不平衡现状与主要特征进行描述,包括中印贸易发展历程回顾、中印贸易发展现状与问题和中印贸易不平衡的主要特征三个部分,而中印贸易不平衡的主要特征又包括总体特征、产业间贸易特征和产业内贸易特征三个方面;第四章则是通过计量方法对中印贸易不平衡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并对实证结果进行说明;第五章主要通过对比分析中印两国经济的增长方式、产业结构和统计口径三个方面对中印贸易不平衡产生的根本原因进行分析,并且通过对比贸易商品构成来对目前中印贸易的主要领域与市场潜力进行分析;第六章则是按照第三、四、五章的分析结果,对解决中印贸易不平衡问题的主要难点或困境进行剖析,并提出解决中印贸易不平衡的路径选择与对策建议。本研究认为,当前应对中印贸易不平衡主要存在以下难点:第一,贸易互补的非对称性和单向性问题;第二,中印贸易顺差导致的贸易保护主义;第三,印度对中国投资的条件限制;第四,中印双边贸易容易受政治关系的影响。因此,应对中印贸易不平衡、促进中印贸易发展不仅需要从贸易本身出发,更需要立足于中印双边关系,综合全面地看待问题。本文的基本结论是:自21世纪以来,中印贸易顺差额的增长速度很快,且有延续下去的可能。造成中印贸易不平衡的主要成因是两国之间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发展结构不同,且两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统计口径误差,印度人均GDP和中国对印度的直接投资对中印贸易不平衡有一定的影响。结合解决中印贸易不平衡的主要难点,本文提出扩大对印度第二产业的投资和深耕“中印+”合作的路径选择,以及拓展服务贸易合作、发展多边经贸关系、完善贸易统计制度和规则、规范双边经贸对话机制以及以“在商言商”淡化政治因素等应对之策。
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印经贸关系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印经贸关系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新冠疫情冲击下的中印经贸合作——基于产业链重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中印经贸合作的现状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
| (一)中印经贸合作现状 |
| (二)中印双边贸易结构 |
| (三)主要影响因素 |
| 四、新冠疫情冲击下中印产业链重构对中印经贸合作产生的影响 |
| (一)新冠疫情冲击下的中印产业链重构 |
| (二)新冠疫情冲击下中印产业链重构给中印经贸合作带来的机遇 |
| (三)新冠疫情冲击下中印产业链重构给中印经贸合作带来的挑战 |
| 五、新冠疫情冲击下提升中印经贸合作的发展路径 |
| (一)完善多边合作机制建设 |
| (二)依托科技创新稳固产业链 |
| (三)完善生产性服务体系建设 |
| (四)加快数字资本的原始积累，健全中印数字产业贸易规则 |
| 六、结论及建议 |
（2）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和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外交的界定、沿革和理论基础 |
| 一、城市外交的界定 |
| (一)城市外交的定义 |
| (二)城市外交的特征 |
| (三)城市外交的形式 |
| (四)城市外交的作用 |
| 二、城市外交的沿革 |
| (一)城市外交的发展 |
| (二)城市外交的繁荣 |
| (三)中国的城市外交 |
| 三、城市外交地位的确立 |
| (一)城市成为城市外交的主体 |
| (二)城市外交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 |
| (三)城市国际组织提振城市外交地位 |
| 四、多层外交理论对城市外交的阐释 |
| (一)多层外交理论的内核 |
| (二)多层外交理论的辨析 |
| (三)对城市外交的再阐释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韩城市外交的演变发展与地位作用 |
| 一、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历程 |
| (一)接触探索阶段 |
| (二)磨合调整阶段 |
| (三)稳定增长阶段 |
| 二、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情况 |
| (一)中韩双边交往情况 |
| (二)中韩多边交往情况 |
| 三、中韩城市外交的进展成效 |
| (一)友好城市数量持续增加 |
| (二)友好城市合作领域扩大 |
| (三)友好城市合作层次加深 |
| (四)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 |
| 四、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特点 |
| (一)交往对象的多层次性 |
| (二)同层交往的非唯一性 |
| (三)结好偏好经济发达地区 |
| (四)从注重获得走向合作共赢 |
| 五、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
| (一)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 |
| (二)城市外交对中韩关系发展的积极作用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韩城市外交主要行为体层次分析 |
| 一、超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 |
| (二)区域性国际组织 |
| 二、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居于支配地位的中央政府 |
| (二)囿于地域主义的国内政党 |
| 三、次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具备担当城市外交主体能力和意愿的城市 |
| (二)外部环境有利于作为城市外交主体的城市 |
| 四、社会行为体层次 |
| (一)不能被忽视的非政府组织 |
| (二)引领舆论的新旧传媒集团 |
| 五、不同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 |
| (一)次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的相互作用 |
| (二)次国家行为体与超国家行为体相互影响 |
| (三)社会行为体对次国家行为体的不同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及成因 |
| 一、各地区总体发展不均衡 |
| (一)资源条件导致的友城分布不均 |
| (二)政府偏好招致各项发展不平衡 |
| 二、合作形式单一、影响受限 |
| (一)开展城市外交常用的合作方式 |
| (二)倚重某一形式的现象普遍存在 |
| (三)以浙江为例评估城市外交效果 |
| 三、民间主体参与程度不高 |
| (一)中韩城市外交由官方主导 |
| (二)官方合作欠灵活、效果不佳 |
| (三)政府参与过多、民间积极性低 |
| 四、传播不足、民众易受误导 |
| (一)塑造城市形象太重视官方交流 |
| (二)效果不理想、应重视渠道和方式 |
| (三)第三方误导易致民众看法片面 |
| 五、经济摩擦、贸易保护增多 |
| (一)中韩双边经贸总体情况 |
| (二)中韩经济摩擦现象增多 |
| (三)韩国过度采用保护手段 |
| 六、多层外交理论下中韩城市外交问题成因分析 |
| (一)相关利益集团的干预 |
| (二)地方条件能力的差异 |
| (三)国家制度体制的制约 |
| (四)国际组织调解的盲区 |
| 小结 |
| 第五章 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路径抉择 |
| 一、运用国家力量,统筹地方发展 |
| (一)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边界 |
| (二)平衡中央和地方的资源调配 |
| 二、拓宽交往渠道,创新合作形式 |
| (一)借鉴其他国家城市外交模式 |
| (二)加深合作层次尝试内容创新 |
| 三、鼓励多方参与,建立互惠机制 |
| (一)鼓励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 |
| (二)落实惠民机制争取民众支持 |
| 四、重视媒介作用,强化传播力度 |
| (一)注重媒体公关树立良好形象 |
| (二)拓宽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 |
| (三)加强对自媒体的监控和疏导 |
| 五、借力国家外交,融入国际组织 |
| (一)借助国家外交改善外部环境 |
| (二)大力发挥国际组织建设作用 |
| 六、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城市外交作用 |
|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北方”“新南方政策” |
| (二)发展战略对接对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积极影响 |
| (三)深化城市外交对中韩发展战略对接的促进作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问题与选题意义 |
| 二、既有研究回顾与评析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弱约束性制度为何扩员 |
| 第二节 国际制度趋弱的现实背景 |
| 第三节 既有学理逻辑的解释与不足 |
| 第二章 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可能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弱约束性制度 |
| 第二节 两个假定:包容性制度、协调型互动 |
| 第三节 三个假设:权力制衡、规范扩散、功能补偿 |
| 第三章 案例选择的合理性分析 |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问题概述 |
| 第二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弱约束性界定 |
| 第三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包容性特征和制度互动背景 |
| 第四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权力制衡需求 |
| 第一节 上合组织的相关权力要素:俄罗斯、美欧、中国 |
| 第二节 权力制衡需求:俄罗斯视角下的制衡需求与制衡可能 |
| 第三节 权力制衡需求对扩员进程的推动:历时比较 |
| 本章小结 权力制衡需求影响但不决定弱约束性制度扩员 |
| 第五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规范扩散需求 |
| 第一节 上合组织的价值规范要素:“上海精神” |
| 第二节 规范扩散需求:“上海精神”的扩散需求与扩散路径 |
| 第三节 规范扩散需求对扩员进程的推动:历时比较 |
| 本章小结 规范扩散需求影响但不决定弱约束性制度扩员 |
| 第六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功能补偿 |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出现 |
| 第二节 在对接协调中获取功能补偿的可行性论证 |
| 第三节 功能补偿对扩员决策的决定性影响 |
| 本章小结 功能补偿是弱约束性制度扩员的必要条件 |
| 总结 |
| 一、总结与结论 |
| 二、基于结论的政策建议 |
| 三、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4）贸易利益冲突视角下的印度对华贸易保护预测及应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贸易利益冲突的研究 |
| 1.2.2 中印贸易关系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2.3 中印贸易失衡的研究 |
| 1.2.4 中印贸易保护、贸易摩擦的研究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本文相关概念界定 |
| 2.2 贸易利益冲突下的贸易保护理论 |
| 2.2.1 幼稚产业保护理论 |
| 2.2.2 公平贸易论 |
| 2.2.3 保护就业论 |
| 2.3 贸易利益冲突引发贸易保护的影响机制分析 |
| 2.3.1 贸易利益冲突引发贸易保护的基本条件 |
| 2.3.2 贸易利益冲突引发贸易保护的模型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印双边贸易发展历程与现状分析 |
| 3.1 中印双边贸易发展历程 |
| 3.2 中印双边贸易发展现状 |
| 3.2.1 印度已成为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国 |
| 3.2.2 中印贸易额逐年递增但不平衡问题愈渐突出 |
| 3.3 印度对中国贸易保护现状与特点分析 |
| 3.3.1 印度对中国反倾销调查现状与特点 |
| 3.3.2 印度对中国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现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印双边贸易行业贸易利益冲突综合测算 |
| 4.1 实证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说明 |
| 4.2 中印行业贸易利益冲突测算指标选取与方法说明 |
| 4.2.1 贸易利益冲突测算指标选取说明 |
| 4.2.2 主成分分析法测算行业贸易利益冲突程度与类型方法说明 |
| 4.3 中印行业贸易利益冲突测算与特征分析 |
| 4.3.1 时间维度上的贸易利益冲突测算与特征分析 |
| 4.3.2 行业维度上的贸易利益冲突测算与特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印度对中国贸易保护行业预测实证研究 |
| 5.1 印度对华贸易保护行业预测方法说明 |
| 5.1.1 门限回归与贸易利益冲突门限阈值获取方法说明 |
| 5.1.2 ARIMA模型与贸易保护行业预测方法说明 |
| 5.2 中印行业贸易利益冲突门限阈值测算与趋势突变分析 |
| 5.3 印度对中国出口贸易保护行业预测结果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RTAs框架下中印服务贸易自由化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主要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第二章 RTAs框架下服务贸易自由化相关理论基础 |
| 2.1 RTAs框架下服务贸易自由化相关概念内涵 |
| 2.2 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相关理论 |
| 第三章 RTAs框架下中印服务贸易自由化情况及比较 |
| 3.1 RTAs框架下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发展情况 |
| 3.2 RTAs框架下印度服务贸易自由化发展情况 |
| 3.3 RTAs框架下中印服务贸易自由化情况比较 |
| 第四章 RTAs框架下中印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的测度 |
| 4.1 测度方法的选择及具体承诺减让表的解读 |
| 4.2 RTAs框架下中印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的广度量化 |
| 4.2.1 RTAs框架下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的广度量化 |
| 4.2.2 RTAs框架下印度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的广度量化 |
| 4.3 RTAs框架下中国和印度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的深度量化 |
| 4.3.1 量化指标和方法 |
| 4.3.2 RTAs框架下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的深度量化 |
| 4.3.3 RTAs框架下印度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的深度量化 |
| 4.4 RTAs框架下中印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的比较分析 |
| 第五章 RTAs框架下中印服务贸易开放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1 政治因素 |
| 5.2 经济因素 |
| 5.3 历史文化因素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 6.2 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开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具有紧迫性 |
| (二)目前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研究仍不足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留学、留学生、国际学生 |
|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 |
| 四、文献综述 |
| (一)中国留学生教育史的研究成果与进展 |
|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教育研究现状 |
| (三)文献研究述评 |
| 五、分析的理论基础 |
| (一)世界体系理论 |
| (二)推拉因素理论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 |
| (三)公共外交和“软实力”理论 |
| 六、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1978-1992) |
| 第一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以俄为师”的留学生教育 |
| 二、重视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的初步建立 |
| 四、留学生教育的暂时停滞与缓慢恢复 |
| 第二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重新开启 |
| 一、大规模派出留学生的教育对外开放政策 |
| 二、重新开始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遣留学生 |
| 三、建立派出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四、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丰硕成果 |
| 第三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 |
| 一、扩大接收来华留学生的教育政策 |
| 二、重新开始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 |
| 三、逐步创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系 |
| 第四节 重新起步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关系是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二、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具有显着国别差异 |
| 三、探索建立系统的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第二章 深化改革时期的繁荣发展与局部失衡(1993-2009)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逐步发展 |
| 一、确立“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政府间协议推动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三、通过校际交流项目派遣留学生 |
| 四、管理体系的完善促进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新成果 |
| 六、派出留学生安全问题开始集中显现 |
| 第二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快速发展 |
| 一、从“积极稳妥发展”到“扩大规模”政策的转变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因 |
| 三、孔子学院建设促进来华留学生教育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的结构分布特点 |
| 五、进一步规范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成果逐步显现 |
| 第三节 深化改革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政治环境为留学生教育提供发展机遇 |
| 二、市场因素在来华留学生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局部结构失衡 |
| 四、派出和接收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制度逐步完善 |
| 第三章 留学生教育契合国家战略的功能日益突出(2010-2018)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新进展 |
| 一、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 |
| 二、中俄人文交流机制推动赴俄留学生教育发展 |
| 三、中国与东盟人文交流机制促进向泰国和马来西亚派遣留学生 |
| 四、非通用语种建设加快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派遣留学生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的管理日趋完善 |
| 六、留学生教育深化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综合情况的了解 |
| 第二节 “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提质增效的新格局 |
| 一、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并重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加速发展 |
| 三、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教育援助的持续增长 |
| 四、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以临床医学专业为例 |
| 五、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变迁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及应对措施 |
| 第三节 加速发展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呈现双向增长趋势 |
| 三、来华留学生教育从强调规模向规模与质量并重的观念转变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安全面临新挑战 |
| 第四章 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历史经验及深层次问题 |
| 第一节 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
| 一、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对留学生教育的影响和制约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教育水平是与中国教育合作的基础 |
| 三、中国经济实力和教育政策决定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走向 |
| 第二节 派出与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内在联系与特征 |
| 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演进过程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内在联系及特征 |
| 第三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举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
| 二、法制化建设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保障 |
| 三、国际化和市场化是“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重要内驱力 |
| 四、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促进中外人文交流 |
| 第四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
| 一、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仍缺乏系统规划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应加速转变观念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亟待多方联动 |
| 第五章 新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留学生教育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充分认识留学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一、留学生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 |
| 二、留学生教育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快速融入全球教育体系 |
| 三、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优秀的开拓者与践行者 |
| 第二节 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一、建立科学严谨的出国留学信息统计机制 |
| 二、加大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选派留学生的资助力度 |
| 三、加强“一带一路”区域研究,提供就业政策支持 |
| 第三节 全面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 |
| 一、尊重教育发展规律,服务国家整体发展 |
| 二、加快推进法治化进程,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
| 三、适当控制规模,发展“一带一路”精英教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访谈提纲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7）中印双边贸易影响因素及潜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方法与思路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研究思路 |
| 1.3 可能的创新点及不足 |
| 1.3.1 可能的创新点 |
| 1.3.2 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关于中印贸易的研究现状 |
| 2.1.2 关于中印贸易影响因素的研究现状 |
| 2.1.3 关于贸易潜力的研究现状 |
| 2.1.4 关于中印贸易潜力的研究现状 |
| 2.1.5 文献评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比较优势理论 |
| 2.2.2 资源禀赋理论 |
| 2.2.3 产业内贸易理论 |
| 2.2.4 重叠需求理论 |
| 2.2.5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
| 第3章 中国与印度贸易发展历程与现状分析 |
| 3.1 中印贸易发展历程 |
| 3.2 中印贸易现状分析 |
| 3.2.1 中国和印度贸易总量分析 |
| 3.2.2 中国和印度贸易结构分析 |
| 3.2.3 中印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分析 |
| 第4章 中印贸易影响因素及实证分析 |
| 4.1 影响中印贸易主要因素 |
| 4.1.1 经济因素 |
| 4.1.2 非经济因素 |
| 4.2 中印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2.1 模型设定 |
| 4.2.2 变量选取 |
| 4.2.3 平稳性检验 |
| 4.2.4 实证结果 |
| 4.2.5 结果分析 |
| 第5章 中印双边贸易潜力分析 |
| 5.1 中印双边贸易潜力测算方法与模型 |
| 5.1.1 模型选择 |
| 5.1.2 模型构建 |
| 5.1.3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1.4 模型适用性与具体形式检验 |
| 5.2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贸易非效率模型回归分析 |
| 5.2.1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回归结果 |
| 5.2.2 贸易非效率模型回归结果 |
| 5.2.3 实证结论 |
| 5.3 中印双边贸易效率和潜力分析 |
| 5.4 中印具体产品的双边贸易效率和潜力分析 |
| 5.4.1 非食用原料的贸易效率及贸易潜力测算 |
| 5.4.2 矿物燃料的贸易效率及贸易潜力测算 |
| 5.4.3 化学品的贸易效率及贸易潜力测算 |
| 5.4.4 制成品的贸易效率及贸易潜力测算 |
| 5.4.5 机械及运输设备的贸易效率及贸易潜力测算 |
| 5.4.6 杂项制品的贸易效率及贸易潜力测算 |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贸易摩擦对经济的影响 |
| 1.2.2 全球价值链相关理论 |
| 1.2.3 总结性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主要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贸易摩擦对企业的影响理论探讨 |
| 2.1.1 贸易摩擦的内涵及分类 |
| 2.1.2 贸易摩擦成因的理论基础 |
| 2.1.3 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的影响分析 |
| 2.2 全球价值链下贸易摩擦的影响机制理论探讨 |
| 2.2.1 全球价值链的相关界定 |
| 2.2.2 全球价值链的相关测算 |
| 2.2.3 全球价值链下贸易摩擦影响企业绩效的传导途径研究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外贸易摩擦的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
| 3.1 中外贸易摩擦的发展现状 |
| 3.1.1 中国遭受反倾销情况 |
| 3.1.2 中国遭受反补贴情况 |
| 3.1.3 中国遭受保障措施情况 |
| 3.1.4 中国遭受技术壁垒情况 |
| 3.2 中国与主要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 |
| 3.2.1 中美贸易摩擦 |
| 3.2.2 中印贸易摩擦 |
| 3.2.3 中欧贸易摩擦 |
| 3.2.4 中日贸易摩擦 |
| 3.3 中外贸易摩擦的原因 |
| 3.3.1 贸易失衡 |
| 3.3.2 产业升级 |
| 3.3.3 政治因素 |
| 3.3.4 体制原因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
| 4.1 引言 |
| 4.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
| 4.3 贸易摩擦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检验 |
| 4.3.1 数据说明及统计性描述 |
| 4.3.2 计量模型设定 |
| 4.3.3 回归结果 |
| 4.3.4 内生性讨论 |
| 4.3.5 稳健性检验 |
| 4.4 异质性检验 |
| 4.4.1 基于出口行为异质性检验 |
| 4.4.2 基于所有制性质的异质性检验 |
| 4.5 全球价值链下作用机制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出口份额的影响 |
| 5.1 引言 |
| 5.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
| 5.3 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出口份额的影响 |
| 5.3.1 数据说明及统计性描述 |
| 5.3.2 计量模型设定 |
| 5.3.3 回归结果 |
| 5.3.4 内生性讨论 |
| 5.3.5 稳健性检验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4.1 基于贸易方式的异质性检验 |
| 5.4.2 基于所有制性质的异质性检验 |
| 5.5 全球价值链下影响机制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 |
| 6.1 引言 |
| 6.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
| 6.3 事实描述 |
| 6.3.1 中国遭受反倾销的事实描述 |
| 6.3.2 中国企业创新的事实描述 |
| 6.4 实证检验 |
| 6.4.1 数据说明 |
| 6.4.2 计量模型设定 |
| 6.4.3 回归结果 |
| 6.4.4 内生性讨论 |
| 6.4.5 稳健性检验 |
| 6.5 异质性检验 |
| 6.5.1 出口行为异质性检验 |
| 6.5.2 生产率异质性检验 |
| 6.5.3 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 6.6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作用机制检验 |
| 6.7 “时间效应”检验 |
| 6.8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
| 7.1 引言 |
| 7.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
| 7.3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
| 7.3.1 模型设定 |
| 7.3.2 变量选取与测算 |
| 7.3.3 数据处理与描述性统计 |
| 7.4 实证检验 |
| 7.4.1 基本估计结果 |
| 7.4.2 内生性讨论 |
| 7.4.3 稳健性检验 |
| 7.5 拓展分析 |
| 7.5.1 不同反倾销实施国分组 |
| 7.5.2 不同所有制企业分组 |
| 7.5.3 不同生产率企业分组 |
| 7.6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影响机制检验 |
| 7.7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股价的影响 |
| 8.1 引言 |
| 8.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
| 8.3 实证检验 |
| 8.3.1 “轮胎特保”案的历史背景 |
| 8.3.2 模型设定 |
| 8.3.3 数据处理与统计描述 |
| 8.3.4 内生性讨论 |
| 8.3.5 回归结果分析 |
| 8.3.6 稳健性检验 |
| 8.4 影响机制的检验 |
| 8.5 “时间效应”和“阶段效应”检验 |
| 8.5.1 “时间效应”检验 |
| 8.5.2 “阶段效应”检验 |
| 8.6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贸易摩擦对关联产业股价影响的检验 |
| 8.6.1 产业关联的测算 |
| 8.6.2 产业关联的统计性描述 |
| 8.6.3 实证检验 |
| 8.7 本章小结 |
|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9）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述评 |
| (一)涉及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相关史料 |
| (二)涉及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理论渊源与实践基础 |
| 第一节 对马克思主义国际统一战线理论的继承发展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 二、列宁:“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
| 三、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的继承发展 |
| 第二节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智慧的借鉴吸收 |
| 一、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联盟”思想 |
| 二、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理念 |
| 第三节 对中国共产党国内统战工作经验与教训的科学总结 |
| 一、对大革命时期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经验教训的汲取 |
| 二、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的批判总结 |
| 三、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的借鉴发挥 |
| 第二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演进历程 |
| 第一节 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1935 年 12 月—1939 年 9月) |
| 一、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提出 |
| 二、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初步阐述 |
| 三、“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拥护国际和平阵线 |
| 四、坚定抗战必胜信心,提出争取外援办法 |
| 第二节 组织国际反帝统一战线(1939 年 9 月—1941 年 6 月) |
| 一、用革命的统一战线对抗反革命的统一战线 |
| 二、利用矛盾,部分突破共产国际指示 |
| 第三节 重建、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41 年 6 月—1945 年 8 月) |
| 一、重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
| 二、关注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发展与扩大 |
| 第三章 反对国际绥靖主义 |
| 第一节 批评英美妥协政策 |
| 一、委婉、私下批评英美妥协政策 |
| 二、直接、公开批评英美妥协政策 |
| 第二节 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 |
| 一、国民党反共投降危险的国际背景 |
| 二、拉开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序幕 |
| 三、掀起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高潮 |
| 四、落下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帷幕 |
| 第三节 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 |
| 一、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 |
| 二、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的缘由 |
| 第四节 关注、批评美日谈判 |
| 一、“劝告英美勿对日容忍,勿蹈张伯伦覆辙” |
| 二、“美国绝不应听信日本的阴谋,与日本订立任何的妥协” |
| 第四章 正确处理同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 |
| 第一节 终止从属关系,实现独立自主 |
| 一、灵活抵制苏联、共产国际的错误指挥 |
| 二、开展整风运动,强化独立自主政治路线 |
| 三、支持共产国际解散,终止双方从属关系 |
| 第二节 声援苏联卫国战争,调整国共关系 |
| 一、关注苏德战局,坚信苏联必胜 |
| 二、纠正党内悲观情绪,鼓舞全党必胜信心 |
| 三、明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 |
| 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相结合 |
| 第三节 坚持爱国主义,践行国际主义 |
| 一、坚持爱国主义,婉拒苏方不合理要求 |
| 二、践行国际主义,战略策应苏军 |
| 第四节 国际统一战线重心的转移与回归 |
| 一、国际统一战线重心的转移 |
| 二、苏联重拾远东影响力 |
| 三、国际统一战线重心的回归 |
| 第五章 争取、开展同美国的合作 |
| 第一节 对美国形象认知的转变 |
| 一、批评美国充当日本侵华帮凶 |
| 二、“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 |
| 第二节 从中外记者团到美军观察组 |
| 一、冲破国民党新闻封锁 |
| 二、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制定 |
| 第三节 借助美国调处,促进国内政治改革 |
| 一、签署《延安协定草案》 |
| 二、“必须攻掉”美国政府的扶蒋主张 |
| 第四节 批评、应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 |
| 一、美国对华政策从扶蒋容共滑向扶蒋反共 |
| 二、“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 |
| 第六章 发展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及日本人民反战运动 |
| 第一节 重视发展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
| 一、组织召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 |
| 二、关心印度民族解放运动 |
| 第二节 支持日本人民开展反战运动 |
| 一、阐述支持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的缘由 |
| 二、提出争取日本士兵及宽待俘虏的办法 |
| 三、援助野坂参三来华开展反战工作 |
| 第七章 关注、参与国际政治、军事局势 |
| 第一节 认同、支持同盟国反法西斯世界战略 |
| 一、围绕反法西斯世界战略问题展开论战 |
| 二、关注欧洲第二战场开辟问题 |
| 三、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阴谋 |
| 第二节 关注、回应同盟国高层会议 |
| 一、对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 二、对开罗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 三、对德黑兰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 四、对雅尔塔会议及波茨坦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 第三节 关注、参与联合国创建事宜 |
| 一、关注联合国创建事宜 |
| 二、“旧金山会议我们要参加” |
| 第八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方法论原则 |
| 第一节 既要广泛联合,又要区别对待 |
| 第二节 以必要的斗争,求必需的团结 |
| 第三节 坚持原则性,讲究灵活性 |
| 第四节 立足自力更生,努力争取外援 |
| 第五节 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 |
| 第六节 两条统一战线,相互促进配合 |
| 第九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历史意义及现实启示 |
| 第一节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历史意义 |
| 一、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及谣言,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力 |
| 二、抑制国民党反共摩擦,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 三、为中共争取到了外援,加速了抗战胜利进程 |
| 四、战略配合盟军作战,加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进程 |
| 五、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积累经验、培育人才、奠定基础 |
| 第二节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现实启示 |
| 一、为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原则性指导 |
| 二、为新时代谋求合作共赢,促进地区和平提供启发性思考 |
| 三、为应对美国贸易霸凌主义提供方法论支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年谱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中印贸易不平衡的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难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贸易不平衡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贸易不平衡的定义和特点 |
| 一、贸易不平衡的定义 |
| 二、贸易不平衡的特点 |
| 第二节 贸易不平衡理论基础 |
| 一、古典贸易理论 |
| 二、新古典贸易理论 |
| 三、新贸易理论 |
| 四、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
| 五、新-新贸易理论 |
| 第三章 中印贸易不平衡现状与主要特征 |
| 第一节 中印贸易发展历程 |
| 一、古代中印贸易 |
| 二、近代中印贸易 |
| 三、现代中印贸易 |
| 第二节 中印贸易发展现状 |
| 一、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现状 |
| 二、印度对外贸易发展现状 |
| 三、中印双边贸易发展现状 |
| 第三节 中印贸易不平衡的主要特征 |
| 一、中印贸易不平衡的两个总体特征 |
| 二、中印产业内贸易的主要特征 |
| 三、中印产品间贸易的主要特征 |
| 第四章 中印贸易不平衡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一、模型假定与变量选取 |
| 二、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模型构建与实证结果 |
| 一、模型构建 |
| 二、实证结果 |
| 三、基本结论 |
| 第五章 中印贸易不平衡的成因与发展潜力 |
| 第一节 中印贸易不平衡的主要成因 |
| 一、经济增长模式与贸易不平衡 |
| 二、产业发展结构与贸易不平衡 |
| 三、统计口径误差与贸易不平衡 |
| 第二节 中印贸易的互补性与竞争性分析 |
| 一、中印贸易互补性 |
| 二、中印贸易竞争性 |
| 第三节 中印贸易的主要领域与市场潜力 |
| 一、中印贸易的主要领域 |
| 二、中印贸易的市场潜力 |
| 第六章 中印贸易不平衡解决路径与对策 |
| 第一节 解决中印贸易不平衡的主要难点 |
| 一、贸易互补的非对称性和单向性问题 |
| 二、贸易不平衡导致的贸易保护主义 |
| 三、印度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条件限制 |
| 四、双边贸易过于依赖政治关系 |
| 第二节 缓解中印贸易不平衡的路径选择 |
| 一、深耕“中印+”合作 |
| 二、扩大对印度直接投资 |
| 第三节 应对中印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对策 |
| 一、拓展服务贸易合作 |
| 二、发展多边经贸关系 |
| 三、完善贸易统计制度和规则 |
| 四、规范双边经贸对话机制 |
| 五、以“在商言商”淡化政治因素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目录 |
四、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印经贸关系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冠疫情冲击下的中印经贸合作——基于产业链重构视角[J]. 王智勇,胡祎黎.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2022(01)
- [2]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D]. 许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3]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D]. 彭昕. 外交学院, 2021(10)
- [4]贸易利益冲突视角下的印度对华贸易保护预测及应对研究[D]. 牛志信. 河北大学, 2021(02)
- [5]RTAs框架下中印服务贸易自由化比较研究[D]. 张淑喆. 河北大学, 2021(02)
- [6]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D]. 杨薇.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6)
- [7]中印双边贸易影响因素及潜力研究[D]. 杨常建. 江西财经大学, 2020(12)
- [8]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D]. 李众宜. 北京工业大学, 2020(06)
- [9]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D]. 李国亮. 湘潭大学, 2020(12)
- [10]中印贸易不平衡的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D]. 陈富豪.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