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事业发展的新机遇新要求——罗干同志在“2000年中国律师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一、律师事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要求──罗干同志在“中国律师2000年大会”上的讲话(摘要)（论文文献综述）

袁蕊^[1]（2020）在《“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矛盾和冲突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是任何时代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从经济结构到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经济生活到精神生活、人际关系到价值观念,无不发生着深刻的历史变迁。这种历史变迁,一方面使得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有了全面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无直接利益冲突”正是伴随着我国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变化出现的,是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正确理解、认识、化解和防范“无直接利益冲突”,维护国家的和谐与稳定是当务之急。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无直接利益冲突”与西方话语下的“社会冲突”具有不同的属性。“无直接利益冲突”可治可防可化解,具有人民内部矛盾属性。因此,文章围绕“无直接利益冲突”治理的依据、以往治理的成败得失、今后的治理方向和目标等问题展开。在写作逻辑顺序上,首要工作是对“无直接利益冲突”进行了阐释,即在文章开篇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形成了有关称谓辨析、表征、成因和影响等一般性理论,确定我们全面认识和了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的重要前提。我们认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不能脱离社会实际而展开,“社会转型”是考察“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最大的实际,为此我们把社会转型期,作为“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的社会背景。正是在此背景下,社会利益格局发生分化、社会阶层多元化,特别是贫富差距扩大引发人民群众强烈的不满情绪,才产生了庞大的源头性矛盾,为发生“无直接利益冲突”埋下隐患。转型期,原有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失效、缺位、错位,新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尚未健全,社会整合力和控制力下降;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错,社会心理发生变异等综合因素,导致“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生成。其中,心理因素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方面。心理因素包括社会心理和群体心理两个方面,二者是不同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功效。社会心理是“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的基础性心理,是长期存在的心理感受;群体心理具有短暂化、情景化等特征,是特定情境下,特定群体的心理状态。从“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的群体心理着手,通过研读大量案例得出:“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不仅有消极的群体心理,还存在正面、积极心理。调控、疏导负面心理,鼓励、保护正面心理,能够为我们从根本上防范、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赢得宝贵的时间,创造和谐的氛围;也有利于引导民众养成健康、理性、乐观、向上的群体心理。这对于创新社会治理、构建和谐社会、凝聚全社会力量、助推中国梦实现,有着无法替代的积极意义。这一观点是论文的创新点。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具着深厚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矛盾的论述、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矛盾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矛盾治理理论是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无直接利益冲突”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而爆发。20世纪90年代,我国出现了直接利益冲突事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直接利益冲突逐步演化为无直接利益相关的冲突。这一新型社会冲突走入学者的视野,成为广泛研究的议题。学界关于其概念内涵、性质、影响及治理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探讨。以往学者对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学理研究、各级政府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经验和教训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依据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中存在的问题,分析治理不足的原因,深入探索新时代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新模式。新时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化。受国外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的冲击和网络政客的蛊惑,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外部条件风险增加。国外反华势力故意挑起或利用国内焦点事件,制造冲突事件,丑化中国;国内社会结构发展、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目标等发生变化,社会矛盾也随之有了新的变化和特征,这些都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带来挑战和困难。机遇总是伴随挑战和困难。新时代,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为价值引领,调整、规范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利益关系,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磅礴力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在党内,中国共产党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披荆斩棘的政治勇气严厉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风建设呈现新气象和新变化,这已然成为党和政府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底气和机遇。针对问题提出对策,是研究问题最终的落脚点。创新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首先要创新治理思维。“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双方不是绝对的对立,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冲突的双方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政府要转变原有的思维方式,转变治理理念。从传统的斗争思维、紧张对峙、政治控制方式转变为以和谐思维为指引、以官民的平衡互动为契机、以多元社会治理方式为路径,深化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思维认知。其次要推动治理制度完善。制度是规范、原则、价值观念和体系在国家强制力层面的具体呈现,是社会运行的保障。从创新调解制度、信访制度和诉讼制度等方面入手,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提供保障。再次要构建治理新格局。通过加强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强化治理方式融通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最后要优化治理化解机制。机制是保证制度正常运行并发挥预期功能的制度体系,制度必须依赖与之相适应的运行机制才能有效运转。“无直接利益冲突”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热点,也是透视中国政治生态的重要渠道。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需要冲破以往旧的、静态的、排他的、刚性且脆弱的治理体系,构筑动态的、包容的、柔性且坚韧的治理体系。这种现代化的治理观和治理体系正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精神内核,也是实现“无直接利益冲突”良性治理的关键所在。

刘涛^[2]（2012）在《当代中国政法委员会研究 ——以X县政法委员会为参照》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党委政法委员会（简称政法委员会或政法委）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实践和法治理论论域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但同时也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解释的现象。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中国特色的法治建设道路，决定了作为党委职能部门的政法委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政法传统和法治传统、政法体制和法治体制交会对接中的矛盾和障碍造成了政法委在法治建设中的运行困境以及学术界关于政法委在法治建设中定位问题的诸多争议。基于这一问题的设定，笔者以L省Z市X县政法委为参照，着重考察了政法委的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政治功能，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政治体系自身维持和发展的动态过程去理解政法委与中国法治建设的内在关系和政法委在法治建设中的改革趋向。政法委在中国法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它首先是一个政治机构。要想客观全面的理解政法委，就需要把它纳入到中国的政治体系和政治实践中来考量考察。只有弄清楚了政法委的结构和功能情况后，才能准确把握政法委与我国法治建设的内在关联。目前各级政法委已经成为县以上各级党委内部专门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同时借助综合治理网络延伸了自己的组织结构，在我国政治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政法委的运行过程是我国政治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法治建设、社会稳定和社会综合治理方面要求和支持的输入以及政治决策的作出和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政治体系的维持和发展来看，政法委具有政治录用和政治社会化的功能。从政策层次来看，政法委的主要活动反映了我国政法政策由强制性向容纳性、由治安领域向社会管理领域、由运动式向常态式的发展变化。政法委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它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的推进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政法传统和政法体制的基础上建设中国法治，是我们不可能摆脱的“路径依赖”。但是当代中国的政法和法治两种传统并没有实现完全契合，两种传统的悖逆与冲突集中反映在了政法委的运作过程中。政法委在积极推进中国法治建设的同时，也面临着体制上的困境。为了充分发挥政法委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推动传统政法体制与现代法治框架的融合，政法委自身的改革就成为我国法治建设和政治体系自我完善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基于以上考虑，笔者将全文分为导言、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其中正文由“政法委员会的组织体制”、“政法委员会的运行机制”、“政法委员会的政治功能”、“政法委员会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的推进作用”、“政法委员会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体制困境”和“法治建设中的政法委员会改革”六章组成。前三章主要是从政法委作为政治结构的属性出发，通过白描的手法对政法委的结构和功能状况进行勾画；后三章则是对政法委与中国法治建设关系以及政法委改革趋向的分析。第一章主要是根据政治社会学和组织社会学的理论，将政法委的组织结构作为描述的切入点，首先在政治体系的框架中明确政法委在县级以上党组织内部的结构定位，并从政法委的职能延伸和拓展中去把握其在社会治理网络中的结构关联。在此基础上结合政法委形成和运作的外在环境，分析了政法委组织结构的两个基本特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治理资源的集中运用。第二章借鉴比较政治学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研究框架，以政治体系的过程层次为视角，分析了政法委的运行机制以及其在政治运行中所担负的过程功能。结合对X县的实证考察，可以明确政法委的运行机制由输入机制和输出机制构成，对于政法、综治和维稳政策的形成和输出具有重要影响。政法委在执行输入和输出功能时与政治体系的其他结构以及政治体系的外在环境发生关联互动。第三章继续采用比较政治学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框架，对政法委的体系和政策功能进行分析。就体系功能而言，政法委在政法干警录用方面发挥着指导、协调、领导干部任用协管和激励功能，并通过政治忠诚教育、纪律作风教育和法治（制）观念教育推进政法干警角色社会化。就政策功能而言，政法委的主要活动反映了我国社会管制政策的发展变化，对此可以通过“严打”、“综治”和“维稳”三个关键词进行把握。第四章转入对政法委与中国法治建设内在关联分析的第一个方面，探讨政法委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的推进作用。对此可以从法治认同、权力制约和权利救济三个视角去把握。政法传统中的宗旨观念和群众路线有助于弥补我国旧传统中“时间/经验维度”的缺失，奠定法律法律信仰培育的生活根基。国家功能的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监督思想构成了政法委执法监督的理论基础，政法委的执法监督中的实际作为可以为此提供实证支持。政法救济机制有效弥补了不完善法治状态下的权利救济漏洞，为转型时期我国的权利救济提供权威支撑、实质矫正和结构整合。第五章是政法委与中国法治建设内在关联分析的第二个方面，探讨政法委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体制困境。政法委在法治建设中的体制困境是我国政治现代化建设内在矛盾的综合反映。以亨廷顿的政治现代化理论为框架，对此可以从权威转型、结构分化和民众参与三个方面予以把握。权威重塑中的权威弱化、结构分化中的功能混同和法治动员中的参与拥堵共同构成政法委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体制困境。第六章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对政法委在法治建设中的改革问题予以探讨。从微观层面看，基本权利保障既是政法委改革中必须坚守的底线，也构成了政法委改革的有力支点。从中观层面看，政法委自身组织形式和运行方式的制度化建设是政法委改革的中介环节。从宏观层面来看，应当从我国法治建设的内在矛盾入手，积极主动地发挥政法委作为党委职能部门的宏观统筹和协调作用，化解我国法治建设的深层问题。

李俊^[3]（2011）在《律师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中的角色定位及作用研究》文中认为我国目前已经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这个里程碑的时刻,从法治建设的高度看我国律师制度,我国律师制度仍处在一个比较低的程度。与我国法院和检察院的改革比较,还相对落后,已经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继续推进的重点区域。当然,从历史上看,我国的律师制度属于“舶来品”。而且我们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不能照搬西方法治的那套经验,律师同样不能完全走西方道路。究其原因在于律师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角色定位不明确,导致律师的职业性质出现偏差,在市场经济中迷失自己,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本文正是基于对律师职业现状的考虑,在对法治与律师关系进行论证之后,结合我国国情,从法理和实际操作两个层面提出了建议。以期,通过对我国律师制度的完善,使律师的角色定位更好的落到实处,更好的发挥律师在国家的法治建设中应有的作用。本文正文主要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律师的性质基础理论入手,采取了阶级性质与职业性质两分法,介绍分析律师的性质内涵以及其理论价值。并分析介绍了我国当前的法治程度,及法治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对律师和法治建设有了法理上的把握,同时也为下文把律师放在法治建设的大环境下进行论述,事先做好理论性的铺垫。第二部分是对第一部分理论的递进,将律师与法治建设统一起来,从单一的理论逐步扩展到实际国情。先从一般层面上阐述法治与律师的关系,从法治的原理出发,落脚在律师制度的原始设计。然后着重通过现实情况分析,论证了为什么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更需要律师的论点。理论与实际两部分相结合,确定了律师在法治建设中的原则方向。第三部分对当代中国律师在法治建设中遇到的障碍进行了阐述,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从制度、观念、经济等多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层层剥析,又从法治的内部从立法源头开始,逐部寻找答案。希望达到从细节入手,掌握基本情况,结合中央精神,最终达到一个律师制度设计的高度的效果。第四部分是整个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是落脚之处,是全文的结论所在。本部分开门见山的提出了几项改革建议。对前面分析的问题不是逐条逐条的去回答,而是从根源上出发,提出釜底抽薪式的解决办法,希望能彻底扭转当前的尴尬局面,使律师在法治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法治社会和律师制度无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法治社会需要律师,律师促进法治社会的发展。在法治社会,法律至上,法律是最高的行为规范,法律具有最高效力;在这种以法律规范指导一切社会生活的社会,律师职业应运而生。律师是法律专家,精通法律,具有法律服务的能力和条件,能够切实满足社会主体对法律内容的了解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需要。随着我国法治社会的逐渐建立,社会形势也不断出现新的发展,律师职业也呈现出诸多的新时代特征。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和谐社会是长期目标,律师职业对于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意义重大。律师职业在法治社会中永远发挥“社会平衡器”作用,是和谐社会、法治社会建设重要力量。所以从法治社会的视角来审视律师职业的规制,是社会发展对现代服务的现实需求,是民主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就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能得出对律师的准确定位不仅仅关系到律师行业的自身发展,更是关系到我国法治建设的平衡和良心发展,是事关国家安全稳定的大计,对律师的角色做出准确的定位,从而发挥律师应有的作用,真正达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社会

尹欢伟^[4]（2010）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研究》文中认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是科学发展观落实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领域内的具体体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体现了“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有机统一,体现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本文回顾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出的背景、过程,探索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思想渊源,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科学内涵及基本特征,对当前现实社会生活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缺失现象进一步剖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以人为本的法律观、和谐的法治观、注重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大局观。实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进一步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真正实现依法治国；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切实维护公平正义。

张大维^[5]（2010）在《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城市社区建设”为研究对象,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为研究视角,试图主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是否形成,主要内容和理论价值如何?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指导下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成效怎样,主要经验和实践意义何在?论文通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调查研究和实地研究等研究方法,遵循“发生逻辑（为什么）——理论体系是什么——实践成效怎么样”的分析思路,采用“新情况——新问题——新理论——新实践”的研究框架。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第一,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已经形成且已整合成架构合理、指导实践取得巨大成功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第二,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指导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取得了显着成效,积累了丰富经验,为统筹城乡社区发展奠定了基础。社区是社会的细胞,建设和谐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由此可见,社区建设和党的建设是新时期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关注的两大主题。新中国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20年、全面推进城市社区建设10年、积极推进和谐社区创建5年,农村社区建设从试点走向铺开,城乡社区统筹发展的趋势正在形成,我国社区建设的成就巨大,对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形成的新理论与新实践进行系统研究显得十分必要。然而,当前学术界在取得大量研究成果的同时却也出现了一些明显不足：从西方研究范式出发,来阐释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实践的较多,从我们党执政的角度去研究中国化道路,并从学理上分析总结我们党城市社区建设新理论和新实践的较少；等等。本文关注实践中的问题,转换研究范式,从实际问题出发梳理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社区建设的四个主题,也即党的理论和实践体现的四条主线：居民自治、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文明。本论文阐释围绕着这四条主线展开,使其贯穿于党的理论和实践的始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具有独特的发生逻辑。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最初目的,是要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所引发的新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和实践就是围绕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展开的。总体来看,我国巨大社会转型出现的新情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社会组织和社会分工。新情况引发新问题,与之相关联,我国的社会建设面临的新问题也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民稳问题,即单位制解体与基层社会管理主体缺失及管理真空问题；民生问题,即公共需求增长与公共服务或产品供给短缺问题；民主问题,即公民的选择权、自由权、差异性增强与自治渠道、自治制度、自治机制不完善问题；文化问题,即精神文明建设与核心价值体系统领问题。面对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党和国家逐步形成了通过社区来整合社会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道路,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并指导着城市社区建设实践不断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形成了科学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选择走城市社区建设道路以后,逐步展开了理论探索并通过实践试错来完善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党的各次全会的精神、中央领导同志的论述、中央政府报告的概括、中央政策法规的阐述,政界学界理论的成果,等等,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总体来讲,业已形成的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体系,是关于建设社区（社会）生活共同体及其内含的居民自治、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等各要素的意义价值、宗旨目标、内涵外延、组织架构、体制机制、方式方法、手段途径、网络体系等的整体性理论体系。其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一是逻辑起点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理论；二是中轴核心理论,即社区（社会）生活共同体理论；三是外围结构理论,包括社区居民自治理论、社区管理有序理论、社区服务完善理论、社区文明祥和理论等四大支柱理论。这三部分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的轴心体系。其中,逻辑起点理论是方法论,中轴核心理论是价值观,外围结构理论是保护带。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是由其指导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成效决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取得了巨大实践成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道路大致经历了传统旧式社区建设阶段、过渡转型社区建设阶段、现代新型社区建设阶段、和谐社区建设与城乡社区统筹发展阶段四个阶段。本文侧重于呈现过渡转型社区建设及其以后阶段的实践发展。在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指导下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成效概括起来便是“五个建立、五个格局”：一是社区组织体系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基层社会有序管理格局；二是社区民主制度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广泛参与居民自治格局：三是社区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小社区大服务格局；四是社区建设保障机制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齐抓共建格局；五是社区文明氛围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文明祥和格局。实践的巨大成效实际上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创造了理论实践价值。其理论价值体现在：一方面,从时间和内容范畴上看,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和最核心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其实践意义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及其内含的“一个正确分析、五个紧紧抓住”等具体实践经验,既为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拓宽了发展空间,也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参考借鉴,为最终实现城乡社区一体化发展格局奠定了基础。

王文生^[6]（2008）在《宽严相济视域下的刑事检察工作》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研究的目的:1、试图弥补该问题研究的薄弱,填补法学研究和博士论文的空白。从目前查询和收集到与本课题的学术成果来看,尚未发现专门阐述宽严相济与刑事检察工作的专着。涉及该问题的着述多散见于报刊、论文集等着述中。因此,系统地阐述宽严相济视域下刑事检察工作,对于研究我国刑事政策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2、总结、归纳、提炼出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应当走出的二十个误区,提出了检察机关应树立的二十种理念。3、从理论到实践上回应法学界关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只适用实体法,不适用程序法的观点。4、总结提炼辽源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在羁押场所设立监督巡视员的成功经验。5、针对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存在的问题提出立法建议和司法改革建议。本论文研究的方法:为全面系统地阐述宽严相济视域下的刑事检察工作,本文将采取以下方法对课题进行系统研究:一是历史分析法。追本溯源,即理清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起源、概念、内涵与检察工作的关系,通过考察过去,说明现在,预测未来。二是比较法。即按照一定标准,对事物的共性进行对照、比较、分类,从而揭示事物本质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三是实证分析法。即运用检察实践中第一手资料和翔实的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得出正确论证。四是系统论证法。即将检察业务工作作为一个系统研究来论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各个环节的关系及运用。五是辩证分析法。即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论证在检察环节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合理性,特别是把宽与严有机地统一起来,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本论文研究内容:本课题以参考文献为基础,结合刑事检察工作实践,廓清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源流,透视其理论基础,锁住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检察工作中的功能定位,认真探索刑事检察工作业务环节如何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路径。在本文研究中,重点要解决好以下问题:一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源与流问题;二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论基础和科学解读问题;三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检察工作中的功能定位问题;四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侦查监督环节中的运用问题;五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公诉工作中的运用问题;六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辽源检察机关的探索与实践。相信本研究成果一定会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检察工作中的具体运用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和积极的推动作用。

贺荣^[7]（2006）在《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形势是好的，同时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体制转换、结构调整和社会变革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然触动原有的利益格局，社会不同利益主体随之出现，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大量出现，行政纠纷数量也呈现出大幅上升的趋势。因此，有效化解矛盾和纠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行政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法治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这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应该是纠纷的诉讼解决与非诉讼解决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从而逐步形成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大调解体系之间，以及信访接待、社区服务、民愿接待、矛盾排查、仲裁之间相会联动、协调配合、有效衔接的社会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体系，力求将人民内部矛盾解决在内部、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行政纠纷属于社会纠纷，是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行政纠纷的产生根源主要是经济根源、社会根源、文化根源、法律根源。行政纠纷与民事纠纷、经济纠纷、刑事案件有着联系和区别。行政诉讼是我国目前解决行政纠纷的一种渠道，但不是唯一渠道。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全国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数量持续上升，特别是近几年来，尤为明显。目前，行政案件持续上升与人民法院办案人员不足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西方发达国家解决行政纠纷的机制显示，建立包括行政、司法等在内的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是非常必要的。这些国家建立的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可以为不同类型的行政纠纷寻找适当的化解纠纷的出口。我国目前为了有效解决行政纠纷，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王纳新^[8]（2004）在《论法律思维与司法裁判 ——对司法认知规律的法理学思考》文中提出面对司法裁判工作所遭遇的种种困境和危机,其根本出路在于走法官职业化道路。因为司法能否独立、司法能否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均取决于法官职业化问题。而法官职业化的关键又在于法官的专业化,其具体表现为全体法官能否形成一套作为法官职业应有的思维方式、法律方法和司法技术。基于此种认识,本文旨在建构或描述这样一套思维方式、法律方法和司法技术。 建构一套作为法官职业应有的思维方式、法律方法和司法技术,它取决于对以下两个前提的正确认识:一是作为法律人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即法律思维,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和思维规律;二是作为法官职业的司法裁判,具有何种认知特性和运行规律。在探讨上述两个前提的基础上,本文系统分析了法官思维的定义与特征、方式与方法、路径与过程、原则与规则等基本问题,并就法官思维的环境与保障作了相应探讨;然后,又接着分析和探讨以法官思维为基础的法律方法和司法技术问题。法律方法表现为法官思维在认识论意义上的司法认知问题,司法技术则表现为法官思维在实践论意义上的司法操作问题。因此,法律方法和司法技术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认识论来讲,法官思维是一种法律方法;从实践论来说,法官思维是一种司法技术。由此表明,当我们谈论某一法律方法时,实际上也是在谈论某一法律（司法）技术。 本文系统探讨和分析了作为法官职业应有的法律方法和司法技术,具体包括事实探知、准据识别、法律推理、法律发现（包括法律解释和法之续造,其中法之续造又包括漏洞补充、价值衡量和法官造法）、自由裁量和法律论证。上述法律方法和司法技术的构建与排列,实际上是按照司法裁判过程进行的。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审理具体案件时,首先要查明案件事实,接着要寻找法律根据,然后依据法律推理,将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个案,由此推导出案件的处理结论。但在这种过程中,对于一些疑难案件,法官还需要对法律作出解释,以满足大、小前提之间的涵摄关系;当法律存在漏洞时,法官得依据漏洞补充方法为案件的处理确立明确的规范依据;有时还会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冲突的法律原则和规则,需要法官通过价值衡量作出选择;基于不得拒绝裁判的司法传统和原则,在待决案件缺乏法律依据时,法官还要依据法律原则和精神去创设新的规则。如果说上述工作的目的在于为待决案件寻找一个大前提的话,那么这种工作还远远不够,因为人们可能会对法官的准据识别、法律解释、漏洞补充、价值衡量和规则创制之正当性、正确性或合法性问题提出质疑,这就需要法官运用法律论证之外部证成方法和技术,对作为大前提之法律规范（包括经过法官识别的、解释的、补充的、衡量的和创制的）之正当性、合法性问题,进行充分分析和详尽论证,以说服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表明法官的裁决是经过理性思考而非武断作出的。同样的方法亦适用于自由裁量问题,法官为了防止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对其自由裁量提出质疑,往往也需要通过法律论证的方法作出分析和阐述,以表明其自由裁量也是基于理性思考作出的。当解决了大前提问题,法官再依据法律论证之内部证成方法和技术,在上述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与作为小前提之案件事实之间建立起一种逻辑关系,并依据这种逻辑关系推导出案件的处理结论。由此表明,法律推理只适用于一些简单案件,亦即案件事实比较明了,法律依据比较明确,法官对法律规定不用作过多

罗干^[9]（2001）在《律师事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要求──罗干同志在“中国律师2000年大会”上的讲话（摘要）》文中研究说明

二、律师事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要求──罗干同志在“中国律师2000年大会”上的讲话(摘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律师事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要求──罗干同志在“中国律师2000年大会”上的讲话(摘要)（论文提纲范文）

（1）“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当代中国政法委员会研究 ——以X县政法委员会为参照（论文提纲范文）

（3）律师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中的角色定位及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宽严相济视域下的刑事检察工作（论文提纲范文）

（7）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论法律思维与司法裁判 ——对司法认知规律的法理学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四、律师事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要求──罗干同志在“中国律师2000年大会”上的讲话(摘要)（论文参考文献）

• [1]“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D]. 袁蕊. 山东大学, 2020(12)
• [2]当代中国政法委员会研究 ——以X县政法委员会为参照[D]. 刘涛. 吉林大学, 2012(09)
• [3]律师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中的角色定位及作用研究[D]. 李俊. 广西师范大学, 2011(04)
• [4]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研究[D]. 尹欢伟. 西北民族大学, 2010(03)
• [5]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张大维. 华中师范大学, 2010(12)
• [6]宽严相济视域下的刑事检察工作[D]. 王文生. 中国政法大学, 2008(03)
• [7]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研究[D]. 贺荣. 中国政法大学, 2006(11)
• [8]论法律思维与司法裁判 ——对司法认知规律的法理学思考[D]. 王纳新. 武汉大学, 2004(05)
• [9]律师事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要求──罗干同志在“中国律师2000年大会”上的讲话（摘要）[J]. 罗干. 中国律师, 2001(01)

标签：利益冲突论文;  社区建设论文;  法治理念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法治政府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