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关注中国

一、加拿大：目光投向中国（论文文献综述）

马新^[1]（2021）在《杰克·伦敦的边疆情结——从北疆到亚太作品解析》文中研究指明自美国建国开始,"边疆"逐渐形成鲜明的美国特性。真实的边疆与虚构的边疆相互交织,建构成边疆神话,推动美国由大陆扩张向海外扩张转变。在"边疆封闭"后,杰克·伦敦的创作主题由北疆转向亚太,反映了"后边疆"时期根植于美国人心中的边疆情结,它由疆土扩张、资本扩张及文化扩张等意识所呈现。从梳理、连接伦敦的北疆及亚太作品的文学性与思想性出发,可发现伦敦的北疆、亚太作品及其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皆与美国人的"边疆焦虑"存在隐性联系,其民族叙事的矛盾性及社会主义思想的杂糅性体现出美国民主思想与海外扩张的张力。

刘钰^[2]（2020）在《跨域体验的文学呈现 ——北美华文移民小说中的身份认同叙事》文中提出本文的研究重点是19世纪中期以来由华人移民以汉语为媒介创作的反映北美华人移民移居生活和情感体验的小说创作。通观北美华文移民小说,文化身份追寻在原乡想象、历史记忆、异族交往、代际关系等主题中得到了浓墨重彩的艺术表现。本文采用文本细读、比较研究与文化研究的方法,利用文化身份、形象学、社会学等理论,从原乡想象、历史记忆、异族交往、代际关系四个层面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在异质文化语境下,北美华文移民小说中身份认同的呈现方式、特征及其成因,系统挖掘和展示北美华人移民在中西文化之间的想象方式与实际抉择。之所以选择北美华文移民小说中复杂多变的文化身份作为论文的研究中心,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一是身份认同时刻处于建构过程中,在时间上始终指向未来。由于不同作家所处的社会、文化、政治语境不同,对文化身份的表述也不尽相同,它总是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而被赋予不同的内涵,因此,文化身份研究也如同文化身份认同一样,始终是一件不会被完成的“产品”（斯图亚特·霍尔语）,这也就意味着无论对当下还是未来的研究者而言文化身份认同都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课题。二是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北美华文移民小说经历了近两百年的创作历程,但对其文化身份问题的研究却主要集中在新移民作家作品上,在地域上则呈现出重美国而轻加拿大的研究倾向,这些都不利于对研究对象作整体性把握。鉴于目前本研究领域所存在的不足,本论文以北美华文移民小说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为纵轴,通过对以上四个典型主题的剖析,力图系统挖掘和展示北美华文移民小说中的文化身份书写,突破研究对象和研究区域不平衡的局限。文化身份蕴含了北美华人移民特殊的族群散居经验,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合力作用下的产物,随着不同历史时代中西方之间权力话语的此消彼长,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的北美华人移民的文化身份认同经历了一个不断被建构的过程,其身份认同的流变不仅是我们认识跨文化空间中,北美华人群体不同时期特有的生存处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创作的移民小说发展轨迹的一条重要途径。同时,这一区域文学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与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变革相始终,北美华人移民所面临的自我身份上的困惑和选择很大程度上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化命运的一种隐喻,分析和把握这一隐喻的内涵,对于中国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民族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的调整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尤其在全球化语境的当下,各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与互动愈发剧烈和频繁,当今的世界文化由此呈现出多元混杂的特征,文化身份的追寻与文化认同的建构是每一个“在场者”都无法绕开的话题。

丁佳敏^[3]（2020）在《论陈河小说中的华人族群认同》文中认为作为北美新移民文坛中的后起之秀,陈河在复归文坛以后笔耕不息,屡创佳作,斩获了国内外不少奖项,由此倍受学界内外的关注。移居海外、多重离散的生命体验,不仅使陈河受到了异域文化的滋养,形成开阔、多元的眼界,实际上也让他对自我身份有了更为明晰的认知。在创作中,无论是题材内容的选择,还是思想情感的表达,陈河少了一份徘徊在两种文化间的犹疑,多了一份植根于华人族群立场的坚定。他不遗余力地表现中华文明及华人族群的精神风貌,特别是在多族群叙事中,不会将每个族裔的所作所为处理得面面俱到,而是尤为注重华人族群的地位和作用。基于此,笔者将“华人族群认同”作为切入口,通过对陈河小说中的书写内容、精神内涵以及叙事手法的分析,对其文化身份进行探询。本文在对陈河小说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借鉴并运用后殖民学、叙事学等理论方法,试图发掘其作品中强烈的华人文化特征和华人认同感,以期为陈河小说的研究做出新的阐释。论文正文主要分为三章。第一章从主题内容出发,分别阐述陈河在考古题材、战争题材、文革题材以及现实题材小说中,对“华人族群认同”的多维呈现和具体表达。第二章则是侧重于历史、现实层面,主要从华人族群的“他者化”困境,华人族群文化的内在彰显,华人族群文化的现代思考三个方面入手,挖掘陈河认同华人族群背后的精神内涵。第三章主要分析陈河小说的叙事手法,分别从叙述人称、内心化叙事、叙事意象三个方面展开,结合前两章内容,论述陈河小说的叙事手法是如何服务于思想内涵的表达,做到形式与内容比较完美的结合。此外,笔者还会将陈河小说放入一定的坐标轴当中,通过与国内作家以及其他移民作家的比较,简述陈河小说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顾晓燕^[4]（2020）在《当代法国哲学思想对翻译学的贡献》文中研究表明翻译和哲学将目光投向彼此并不是历史的偶然,哲学与翻译从诞生之初就因语言而密不可分。翻译活动尤其是文学翻译存在着自身特有的问题系,即语言与不可还原于该语言的逻辑运作之间的关系,因此翻译作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重要的部分,构成了语言学、文学和哲学三者内在关系的一种深度思考,对于书写和翻译、诗学建构中意义与形式的本体论上的追问。同时,翻译又将他者和思想的异质性纳入研究的范围,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的相互开启,来自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对翻译经由实践上升至理论构建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代法国哲学是继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哲学之后的又一个辉煌的“哲学时刻”,它在接受欧洲大陆哲学以及英美哲学影响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众多法国哲学家在翻译实践的基础上也往往对翻译有着特殊的关注,他们思考的问题恰恰也是翻译研究的关注焦点。本论文旨在梳理当代法国哲学家在“主体”、“意义”、“文本”、“空间”“伦理”、“他者”、“好客”等与翻译相关的关键概念的流变,将哲学概念的发展和对翻译学的影响结合起来,建立哲学和翻译学的对话,突出前者对后者的切实影响和启示。以“概念”为纲,以期纲举目张,将哲学思潮中的核心概念和翻译学中的关键词紧密结合起来,构成两者之间的“对话”,避免哲学和翻译学各自的“独白”。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三大部分构成。正文部分共有四章,分别为“翻译的主体”、“翻译中的意义”、“翻译的历史和空间”和“翻译的伦理”。在绪论部分,首先强调了翻译学和哲学之间的紧密关系,指出翻译学的构建需要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翻译研究自古以来就有哲学话语介入的传统,构建翻译哲学也是目前翻译学研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代法国哲学构成了哲学发展史上的辉煌时期,法国哲学家关注的主体、意义、语言、文本、自我和他者等问题都是与翻译研究息息相关的主题。绪论部分对国内外目前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以“概念”为主线索的思路,力图初步构建起法国哲学思想和翻译研究之间更为紧密的对话。第一章主要论述翻译的主体。以“主体”为关键词,在梳理当代法国哲学“主体性”概念的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将其与翻译主体的认识联系起来,回顾翻译研究中主体性质的历史流变,并进行理性反思。普遍性主体的式微迎来的是主体间性的黎明,但主体间性不是对主体性的绝对否定,而是对宏大叙事主体性的扬弃。本章侧重于讨论法国思想家对主体的设定和思考及其对翻译主体的定位的影响,其中包括利科思想中主体在阐释学中的地位、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中的主体特质以及从“看”到“听”的主体认识和思维模式的转变,由此带来翻译主体性研究中“迂回”、“分裂”和“利他”的三大趋势。第二章探讨翻译中涉及的“意义”问题。本章首先对比语言命名论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系统论对“意义”定义产生的影响,随后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变化作为线索,梳理了从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到巴特和拉康等众多哲学家和思想家理论中能指相对于所指逐步松动直至后来居上的历史流变过程,意义愈发呈现出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能指相对于所指的漂浮最终在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那里演化为一场“延异”的游戏,意义之间的价值关系无法在另一种语言中重建,播撒把文本带进文本性中,对文本的每一次阅读都是使新的意义成为可能。然而,当“延异”的意义在对翻译合法性发出致命性一击的同时,德里达又悖论性地提出“必须翻译”的强烈诉求,指出翻译的失败就是整个哲学的失败。与此同时,我们在法国现象学的发展中看到梅洛-庞蒂将身体纳入意义的研究之中,与德里达一样,他的身体间性理论也显示出翻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悖论性特点,并使一种身体的翻译学成为可能。第三章着重讨论翻译的历史和空间。这一章首先基于福柯的“知识型”和“断裂”理论,分析从西方文艺复兴到古典时期直至现代,翻译话语是如何在历史中被构建的,不同时代的翻译思想是如何与它所处的时代的思维方式紧密相连,又呈现出怎样“断裂”的特征。其次,本论文将追溯福柯的“权力空间”思想的形成脉络,分析空间-知识-权力的三元辩证的思想,主张在历史之外赋予翻译以空间的维度,并借用福柯的“异托邦”思想对翻译空间进行具体的描述。福柯对权力和话语的研究将历史性带进了结构主义,证明翻译从来不是思想自由的表现,从本质上它是话语增殖和权力运作的结果,翻译作为话语自诞生伊始就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始终处在权力目光的凝视之下。空间维度对当代翻译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论文在其后主要分析萨义德的“东方学”、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理论以及对布尔迪厄“场域”和“习性”等空间概念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第四章集中讨论“翻译的伦理”问题。这一章首先将在区分“伦理”和“道德”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厘定“翻译伦理”的概念,并分析翻译作为一种理解本身凸显出来的“伦理”问题。其次论文将按翻译伦理思考中突出的三个关键词:“他者”、“好客”和“哀悼”逐一进行分析,主要涵盖了列维纳斯、利科和德里达三个哲学家的思想。论文将挖掘三个关键词的历史形成过程和在不同哲学家理论中的阐释,并将其与翻译思考紧密联系起来。在“他者”问题上,论文主要结合列维纳斯“绝对他者”的思想与贝尔曼的“存异”的翻译伦理进行联系,发掘其思想上的传承和发展。对于“好客”和“哀悼”,论文将对比利科和德里达对于两个概念的不同看法,力图做出异同点之间的对比,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论文的结论部分通过对各个章节论述内容的总结,试图对翻译的主体性、翻译中的意义、翻译的历史和空间以及翻译的伦理总结出相应的规律和特征,勾勒出在当代法国哲学思想影响下的翻译研究所呈现出的总体趋势,并尝试对翻译理论的前景进行展望。

田雨^[5]（2019）在《西方政党相关立法的政治性分析》文中指出随着政党的不断发展,政党在民主的进步与实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现代民主政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政党政治。政党法律地位的转变以及政党公共职能的发挥引发了一系列的政党立法,从而形成了政党法律制度。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在政党法律制度的建构上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十分值得我们研究。然而,综观国内有关政党法律制度的研究,大多是以介绍西方政党法律制度的现状为主的文章,偏重于知识性和介绍性的研究,分析性的少。除此以外,还有一些研究是关于我国制订政党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探讨。以上这些研究都未能触及政党法律制度的核心要素,包括制定背景、制定目的、架构模式、具体内容等等。西方当下的政党法律制度可划分为两种主要的架构模式:普通法系架构模式与大陆法系架构模式。在普通法系架构模式下,政党法律制度由选举法和议会议事规则中所包含的政党法律规范组成,典型的国家有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政党宪法地位的缺失构成了普通法系架构模式的主要特征,即便是有成文宪法的美国也未能将政党写入宪法。基于此,笔者就此现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并发现政党未能入宪大致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与此种架构模式明显不同的是,大陆法系架构模式下的政党法律制度一般由宪法、选举法、议会议事规则中的政党法律规范组成。大陆法系国家在此基础上还专门制订了规范政党组织与政党行为的政党法与政党资金法,可谓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完善的政党法律制度架构模式。典型的国家有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从架构模式上来看,大陆法系国家要优于普通法系国家,但是有一些问题是两种架构模式中共同存在的。第一,政党法学定义的缺陷。政党作为政治性的组织,它的某些组织形式和行为方式不受法律制约。政党法律制度中提供的政党在法律意义上的定义未能考虑到政党的政治性本质,它只能保障政党在形式和程序上符合法律的规定。第二,政党组织的动态特征。纵观政党的发展历程,从最初的私人性社团组织演变成为当下的准政府机构或公共机构皆源于其不断变化的动态本质。外部环境的改变促使政党在政党纲领、组织结构、活动方式、基本功能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静态的法律文本来讲,它存在有先天的滞后性。动态发展的政党组织为法律监管政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第三,政党立法的政治性。鉴于政党是立法的重要参与者,政党立法过程中所隐含的政治性因素是无法避免的。它们会通过担任议会议员的本党成员提出立法草案,将政党意志上升为国家法律。政党法律制度中的政党登记制度则被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是执政党或议会中的主流政党用以巩固自身的政治地位、打压竞争对手的政治性立法。笔者就此观点在文章中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分析。西方政党法律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在于它只能保证政党组织和政党行为在形式和程序上符合法律规定。政党作为政治性的社会组织,它隐含了相当一部分不受法律约束的政治关系,而政党法律规范对这些政治关系则没有管辖权。单纯从法学视角研究政党组织和政党行为只能保证政党在形式和程序上符合法律要求。或者说,法律对于政党的规制只能以现有的法律法规为主要依据。一旦发生政党行为超出法规之外的情形,如政党左右立法程序的行为,法律将束手无策。在本研究中,笔者充分意识到了政党组织及其行为中所隐含的政治性特征。政党作为兼具政治属性和法律属性的社会现象,在研究时必须同时结合政治学理论和法学理论才能更为全面地把握与政党有关的研究,这其中就包括政党法律制度研究。为印证以上政党法律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笔者首先分析了西方政党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即政党登记制度和政党活动原则。由于架构模式的不同,普通法系国家的政党登记制度一般包含在选举法中,而大陆法系国家的政党登记制度则由选举法和政党法中的法律规范共同构成。在西方实践中,政党若要获得选举资格必须满足一定的登记条件,笔者称这些条件为守门人规则,它一般包括成文党章、最低党员人数、候选人提名数量等可以证明政党具备参与竞选的真实意图的相关要求。政党登记制度作为政党获得选举资格的前提设置,执政党或议会中的主流政党有可能将其作为限制竞争对手参与选举的工具。在普通法系架构模式下,政党登记制度包含于各国的选举法中。最低党员人数与候选人提名数量要求构成了政党法律制度中最具争议的限定条件。一些国家的政党登记门槛过高,而一些国家的登记要求则相对宽松。不论哪种登记标准设定,守门人规则反映的是各国对于民主、代议制和政党的规范性认识。笔者在此对比分析了加拿大与澳大利亚的案例,观察到司法机关对守门人规则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加拿大的司法机关试图打破政党与国家之间已形成的卡特尔联盟,废止50名候选人的登记条件;而澳大利亚的案例则表明司法机关对于立法机关制订的500人党员人数标准持默许态度。至此,笔者只是观察到了守门人规则存在政治性的可能,但还不能完全知晓执政党在政党立法的过程中注入了多少政治性因素。紧接着笔者将目光转而投向大陆法系架构模式,借助于数据统计具体分析了守门人规则对希望参与竞选或进入议会的政党产生的影响。经研究发现,欧洲各国政党法的主要内容由政党内部组织规范、外部监管规定以及政党资金规范组成,其中政党内部组织规范的整体占比处于首位,而政党登记制度就包含于此类别下。至此,我们有理由质疑政党登记制度是政党立法的重点之一,也同样有理由怀疑执政党或议会中的主流政党可能会通过提高政党登记门槛阻碍议会外的政党参与选举和进入议会的可能。但是纵向分析欧洲各国政党法的变化之后,笔者发现增加最多是政党资金规范。若执政党或议会中的主流政党希望设置更高的政党登记条件以阻止竞争对手,那么我们应当看到政党内部组织规范中守门人规则的增多。客观的数据表明政党法律规范的增加与获得选举资格的政党数量以及成功进入议会的政党数量之间无明确的联系。可以认为,政党立法过程中的政治性尚没有定论。不过,在研究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政党立法的政治性在个别国家中有了一定的显现。政党内部组织规范构成了政党登记制度中另一大最具争议的话题。当今各国法律对政党的态度已完全不同于政党建立的初期,它开始关注政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不曾涉及的政党内部组织制度和决策程序。政党法律规范的增加致使政党法律地位发生了变化,由最初的私人性社团组织转变为当下的准政府机构。作为准政府机构或公共机构,政党理应接受国家法律的监管。加之政党在民主的发展与实现上发挥着核心作用,如果政党内部组织制度不符合民主原则,那么它将对国家民主产生严重的影响。笔者发现欧洲各国政党法都加强了对政党内部组织制度的规范,这一点可以从它在欧洲政党法中的占比中得出。虽然政党内部组织制度规范在政党法中占据相当部分的比重,但是笔者发现政党法中一般只包含党内民主的原则性要求。对于政党在内部决策程序上如何保证党员权利的充分行使则没有具体规定。立法者希望政党在内部组织制度和决策程序上享有一定的自主决策权。综上所述,政党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忽略了政党的政治性本质以及政党在选举、立法、司法和行政过程中所注入的政治性因素。欲解决当下政党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笔者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了几点可行的建议。首先,立法者和法学家要改变以往的政党法律观,不能认为政党组织和政党行为可以完全由法律监管。政党天然具备一种不受法律规制的特性,即政治性。其次,司法机关对已制订的政党法律规范须持有中立的审慎态度。司法机关的裁决往往影响着整个社会对于民主和政党的规范性认识。如若司法机关不能保持政治中立,在面对争议时偏向于某个政党,那么政党法律制度很难守住公正与平等的底线。第三,政党需提升自身的法治意识。政党作为民主的重要推动者,其自身要满足一定的法治要求。执政党在这一方面要尤为注意,它们拥有对国家政治权力的绝对掌控,可以轻易左右立法过程,导致立法本质的歪曲。守门人规则的制订就极有可能掺杂执政党的政党意志。政党若要获得人民的认可与支持,就要避免不合理与不公正的政治主张,更要避免把这样的政治主张上升为国家法律。

张宪军^[6]（2019）在《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一个出身于犹太移民家庭的知识分子,索尔·贝娄博览群书,具有丰富的历史、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知识,将文学艺术与社会直接联系起来,面对战后社会问题迭出、精神危机不断的美国社会,小说家索尔·贝娄感时伤事,以“社会的历史学家”的手笔勾勒出了一副现代美国社会生活的真实画卷。在评论家和记者每每强调他的犹太作家身份时,他曾经予以反驳说:“我写的是美国”。对于他的这种说法,许多人认为他是像绝大多数想要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犹太人一样,很介意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所以一些有着逆反心理的研究者更是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贝娄的民族性即犹太性的研究上,但贝娄说的没错,他确实写的是美国,虽然他作品中许多人是犹太人,但他们都生活在美国,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无时无刻地不在影响着他们,一些社会现象的出现不可能脱离了美国这个大环境,另外,贝娄的作品中的人物还有许多不是犹太人,他不像辛格和马拉默德那样有着狭隘的民族性。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的是美国的现实生活,他的作品可以说是从二十世纪20年代到世纪末的美国社会发展史。因此,十分有必要对其创作的“美国性”进行研究。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是一种相对的美国性,它不同于那种广义的美国性,是相对他创作的“犹太性”相对而言的（他文学作品中具有犹太因素是毋庸置疑的）。虽然诸多的文学史着作都将其文学创作归入“美国犹太文学”,但“美国犹太文学”是一个十分含混的概念,因为“美国犹太文学”并不是一个创作流派或者是一种文学运动,美国犹太作家在创作思潮、题材内容、内涵倾向、艺术趣味和审美方式上确实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文学特征。如果说“美国犹太文学”概念的界定主要建基于犹太作家的出身背景及其对犹太生活的某种运用和表现的话,那么犹太作家除了具有相同的犹太出身背景外,在对犹太素材的具体运用以及对犹太传统的价值观念等方面均表现出极大的差异,贝娄之所以公开反对将自己归纳入“犹太作家”行列中,就是因为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美国人,身为一个美国公民,深受美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潮流的影响,善于从美国的角度去观察社会和生活,因此,美国的社会生活成为他创作中取材的来源。贝娄创作的所体现的“美国性”特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他笔下的主人公虽然多为犹太人,但作者通过他们故事的书写所呈现的主要是普通美国市民的生活、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不像其他犹太作家那样,仅仅关注作为少数族裔的犹太人的境遇与精神状况。其次,贝娄通过他的作品展现了美国广阔的社会历史画卷,从美国的经济的变迁（二十世纪20年代末的大萧条,30年代“罗斯福新政”在挽救经济危机上所做的诸多努力,40年代经济逐渐稳定,50年代进入“丰裕社会”,以及后来逐步发展到后工业时期、后现代消费社会）到美国政治的变迁（二三十年代思想领域的宽松,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的冷战,民主的异化,超级大国的核竞赛,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60年代的学生造反,美国开展太空开发和星球大战计划等等）,以及美国城市的变迁（二十世纪20年代的美国虽然已经实现了城市化,但在此后的岁月中,美国的城市仍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贝娄不仅写出了此后的发展情况,还在作品中通过人物的处境与思考回溯了此前的情况,特别是芝加哥城市的整个发展历程）,都远远超出了某个特定族裔的狭窄视野。其三,贝娄作品中更多体现的是美国式的理想和价值观:贝娄认为“美国梦”的核心在于平民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对于美国“自由、平等、正义、民主、富裕”思想的扞卫,以及体现在每个个体的言行中的个人主义与实用主义。而犹太民族的宗教信念和道德理想在现实面前往往无能为力,因而常常是他作品中加以反思的对象,而不是像其他犹太作家那样作为坚守的立场与维护的信条。本论文的研究目标在于通过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美国性”的研究来确立索尔·贝娄作为一个“美国作家”的鲜明形象。这篇论文虽然拟从社会学和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去研究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揭示索尔·贝娄如何对历史事件进行情节化处理,把美国history变成具有个性色彩的his story,以及其中表现出的社会学思想,但不可能完全按照概念去堆砌材料,而是有重点地观照贝娄文学创作“美国性”的某些方面,全文分别从纵向——大萧条岁月至美国后现代社会和横向——芝加哥和纽约两座城市着眼,展开叙述,揭示了贝娄是如何通过历史事件、人物命运以及真实城市与文学城市的相互作用来描写美国的,这里有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麦卡锡主义、60年代思想解放、冷战的东西方对抗、美国的太空计划,世纪末的后现代主义兴起等重大历史事件,也有城市文化的历史变迁,以及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的温馨与冷漠,信仰的坚守与背叛,城市的暴力与犯罪等等,而这些琐碎的细节构成了一个真实的美国。继绪论部分对贝娄研究现状进行疏理,提出自己的论点与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之后,论文用六章的篇目对索尔·贝娄的“美国性”展开论述,主要考察贝娄文学作品表现的三个主要方面:平民生活、知识分子状况和美国的城市。第二章《20-40年代:大萧条岁月中的平民生活浮世绘》主要根据贝娄的长篇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分析他是如何围绕作品的主人公奥吉·马奇的经历来描写二十世纪20年代末的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后芝加哥这个美国第二大城市的人生百态的,写出了经济危机对社会各阶层造成的影响,美国梦的破灭感,面对破产和失业大潮这些人是如何抗争和他们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做出的巨大努力,小说主人公在困顿的境地中是如何一面挣扎一面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的。第三章《50年代:丰裕社会中的美国悲剧》通过小说《洪堡的礼物》中的洪堡和西特林两个人物的不同命运告诉人们,随着世异时移,原来不择手段追求个人发迹的人在今天已经成为英雄和成功者,成为人们效法的榜样,以苦为乐、生气勃勃的时期,充满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的时期已告结束,粗俗的物质主义的风气熏染了整个美国社会,甚至已经渗透到社会的神经末梢,而被美国社会所毁灭的则是不与社会苟合、热爱善与美、坚持理想的知识分子和诗人。社会整体对浪漫主义、对诗的激情、对诗人和艺术家的戕害才是今日的“美国的悲剧”。第四章《60年代:时代的耶米利哀歌》通过赫索格的经历,指出在60年代初期麦卡锡主义造成的恐怖仍在威胁着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害怕动辄得咎,所以只好把自己的思想看法保留在内心里,而不是与他人交流。为改变改变美国面貌,青年人发起造反运动,但在造反运动中由于青年人的冲动和偏激,将这场运动引入了歧途,虽然年轻人想要摆脱现代社会体系的束缚,把现实社会变成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社会,但运动中的大部分人追求的是自我表现和发泄,而非自我控制,造反运动的挫折和失败感使的不少青年人失去了信心,他们怀着沮丧的心情或消极避世,或沉沦堕落。贝娄通过赛姆勒在纽约的见闻对极端主义思想进行了强烈的攻击。第五章《70-80年代:民主的反讽》通过《院长的十二月》和《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两部作品的分析,说明美国社会虽然对外向来是以标榜自己的民主而着称,但在现代社会中,美国民主的价值体系遭到严重破坏,它对国内的种族贫富差距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于要打破这种现状的行为反而予以打击和压制,为的是维持社会表面上的和谐。在美国,宪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维护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权利,但实际情况却往往相反,当今的美国政府机关以公平正义为名行破坏公民权利之实。第六章《美国后现代:生命个体的不断游移》考察了贝娄的最后的长篇小说《拉维尔斯坦》,说明在后现代社会中,人们从现代性的噩梦以及它的操控理性和对总体性的崇拜中苏醒过来,进入后现代浅表层松散的多元化中,生命个体也成为不断游移的存在,他们在性别认同、宗教信仰与性取向、理性思想判断等诸多问题上表现出异质的、不稳定的性格特征,沉溺在消解精神、反主流姿态和渎神的狂欢之中。第七章《美国双城记:芝加哥与纽约》则从横向对贝娄作品中对美国城市的描写进行了研究,指出贝娄作品的发生地基本上都是在芝加哥和纽约是因为他亲身经历了这两个城市的历史变迁,目睹了它的繁荣与衰败,对它们有着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更因为纽约和芝加哥是现代都市生活的代表和典型,是美国当代文明、当代都市文明的象征和缩影。所以,在他的揭示下,从大萧条时期城市破败的景象到二十世纪后期美国大都会多彩缤纷的场景一一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阮梦迪^[7]（2019）在《刘慈欣科幻小说的海外译介与评论》文中认为中国的科幻小说起步较晚、发展也并不顺畅,在世界科幻小说发展史上更是默默无闻、处于边缘地位。从清末民国初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科幻小说一直无法摆脱科普化、启蒙式的模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新生代”及“后新生代”作家崛起之时,刘慈欣、韩松、星河、夏笳、江波、郝景芳等一大批作家在中国科幻文坛甚至世界科幻圈中崭露头角,2015年8月23日刘慈欣更是以《三体》系列一举夺得“雨果奖”桂冠,同时获得“坎贝尔奖”、“星云奖”、“轨迹奖”等西方知名科幻奖项提名,其作品也被不断翻译出版,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激起了“中国科幻热”。但是这种科幻热出现的原因是否仅仅是刘慈欣个人作品的魅力,通过译介后的中国科幻作品是否还是“土生土长”的,《三体》作为一个经典案例的成功是否可以复制?中国科幻热是否可以持续。这些问题的背后是刘慈欣科幻作品译介传播的特殊路径,更是中国科幻作品进行海外传播、蓬勃兴盛的深层次原因。一方面,刘慈欣科幻作品的“新质”使得它吸引了译者与出版商的目光,无论是作品开篇中国文革背景促使西方读者产生的“巨大兴奋感”,还是作品内里一以贯之“中国阐释”理念,都使得西方出版商得以“窥视”到其中的巨大商机,推动《三体》进入西方市场大潮。另一方面译者巧妙运用翻译技巧,在忠实于原文前提下进行“创造性叛逆”,加上经验丰富、资源雄厚的专业出版商对于“雨果奖”评选机制、西方读者心理的迎合,明确定位精准推送,精细打磨后将《三体》接受度、影响力进一步扩大。通过对《三体》系列在当代中西方文化交融背景下的译介传播研究,从传播学、译介学的角度切入,探寻刘慈欣科幻作品获得成功的深层次原因,以期中国科幻能够真正“走出去”。

戚立^[8]（2018）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西方建筑学领域的“巨型结构”（megastructure）起源、发展及现存案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巨型结构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西方建筑学领域先锋理论的一个分支。同时,它也是作为现代主义建筑晚期前卫运动的一个分支——巨型结构运动的产物。巨型结构理论能够被概述为:建筑呈现出尺度可延伸、巨型化、结构框架分级化等特征,并且不同层级的结构,其使用寿命各不相同。首先,笔者试图在现阶段国内外既已成型的研究基础上,以建筑史的视角入手,追溯巨型结构的源起。随后,笔者将还原巨型结构运动的历史进程,通过考察巨型结构理论在不同阶段所应对的主要议题,以此来审视巨型结构理论的发生、发展和湮没。同时,在巨型结构并不算长的历史传统中,如果以既有的巨型结构概念和标准去审视运动开始之前的一些现代建筑案例,则可以建立起这些案例与巨型结构之间的发展关系。但是,与其说这种努力能为巨型结构锁定其萌生的根源,不如更确切地说是发现了巨型结构理论模型成熟、以及巨型结构运动启动的历史信号。相对于现代主义早期的那些案例而言,自19世纪以来的那些由钢铁和玻璃构筑的博览建筑,以及距今更为久远的中世纪的桥梁、乃至北美原住民的居住文明遗址,它们更适合被视作为巨型结构的起源。通过扩大历史考察的视野范围,笔者尝试为巨型结构寻找出一条可能的萌发和逐渐成型的线索,并以此来论证巨型结构之于现代建筑的意义与内在关联。此外,笔者在英国留学期间,选取了当地的三个在巨型结构运动中为数不多得以建成、并且被保存至今的建筑实例,以案例分析作为具体的方法对其进行考察。此外,笔者力图摆脱在一个相对狭义的语境中对具体案例是不是巨型结构进行对号入座式的身份判断行为的限制,转而将注意力聚焦于历史沿革及与设计相关的议题。通过梳理巨型结构运动及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三座建筑在当下所处的截然不同的状况,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现象背后的原因,进而在当代建筑学和城市化进程语境中去审视其意义,在当代的社会文本背景下完成对巨型结构认知的更新。作为处在现代主义晚期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一个引人瞩目的过渡性插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巨型结构理论在建筑史学和理论的研究中则被牢牢地贴上了“激进”、“荒谬”的标签,但其的历史意义和对当下城市化进程的启发,在后来的时间里逐渐得到人们的认知。本文总结了巨型结构理论的概念、归纳了巨型结构理论模型的类型、考察了巨型结构理论的先例和源起、还原了巨型结构运动的历史进程。另外,本文通过剖析三个典型的巨型结构建成案例的成败,挖掘其具有借鉴价值的品质,试图在现代主义历史语境中还原巨型结构运动的初衷,呈现巨型结构在当代城市语境下对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意义。综上所述,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包括:1,笔者提出了―人造地景的巨型结构‖、―技术至上的巨型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巨型结构‖作为对现有巨型结构理论模型类型体系的修正,并基于当代视角对巨型结构的概念进行了更新;2,笔者归纳出了一条关于自古代至现代主义时期以来巨型结构的先例和形成的脉络,为现阶段国内在―起源‖视角下对巨型结构的认知空白提供了一份研究样本;3,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扩大考察范围,笔者首次较完整地完成了中文语境中关于整个巨型结构运动的历史进程的梳理。4,笔者通过考察和解析巨型结构的三个现存案例,完成了当代语境下对巨型结构的认知更新。

朱彦^[9]（2018）在《帕特·巴克尔小说创伤记忆主题研究》文中认为帕特·巴克尔（1943—）是英国当代着名女作家。从1982年小说《联合街》获得成功并跻身英国“最优秀的年轻小说家”行列开始,巴克尔已经在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发表了13部小说,其中最着名的作品“再生三部曲”的第三部《鬼魂之路》还获得了1995年的布克奖。然而,比较起巴克尔的成就和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国对这位作家的介绍、翻译与研究却寥寥无几。因此,对巴克尔进一步深入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将丰富我们对于当代英国文学的全面了解。在巴克尔的作品中,对创伤记忆的关照尤为突出,它构成了巴克尔写作的一大特色。巴克尔作品中对创伤记忆的探讨呈现出多维度的特征——创伤记忆与历史、创伤记忆的延迟与代际传递、创伤记忆与创伤疗愈、创伤记忆与艺术再现等主题都有深入地探讨,而且巴克尔在对这些主题的阐释中还渗透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观和艺术观,表现出对历史和社会现实的独到见解,这使得从创伤记忆的主题入手对巴克尔的作品进行整体研究变得十分必要。厘清巴克尔创作中创伤记忆主题的各个不同方面,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巴克尔的整体创作风格和创作特点,更好地理解作家对历史和当代的深刻剖析和犀利批判。本论文一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通过介绍巴克尔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指出将巴克尔主要作品的创伤记忆主题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围绕一个统一的主题对巴克尔作品进行梳理和分析是巴克尔研究的一种新的尝试,籍此也可以揭示巴克尔创作过程中所具有的内在连续性和对同一主题的不同方面侧重点的变化,进而进一步展现巴克尔基本的创作理念和创作特色。此外,绪论部分还简要介绍了本选题的主要理论支撑,即创伤记忆理论,并提出本选题的目的、意义和方法。论文主体部分包括四章,主要解读巴克尔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的六部小说。第一章以“再生三部曲”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中创伤记忆被压抑的主题。与以往大多数的一战作品不同,“再生三部曲”选取了医院、监狱和英属殖民地等远离战争的场域,并采用以非士兵身份的精神病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里弗斯作为主要聚焦人物的叙事手法重建一战叙事。在此过程中,三部曲得以重新审视一战创伤并挑战英国业已形成的一战集体记忆,实现了当代对于一战文化创伤的一次重构,将一战文化创伤阐释为一战前后广大社会群体创伤记忆被压抑的过程。具体说来,三部曲将创伤受害者界定为广大的被边缘化的群体,包括战场归来的士兵和军官、国内的和平主义者和反战人士、同性恋者,甚至还包括了远离英国本土的英属殖民地人民;将一战前后的帝国体制和帝国意识认定为创伤的责任归属;将创伤的性质建构为帝国体制和帝国意识之下的广大群体话语权的被剥夺和创伤记忆的被压抑。一战文化创伤的重构体现了巴克尔的历史责任感和正义感,发出了英国必须正视曾经的历史问题并承担道德责任的诉求。第二章研究小说《另一个世界》,揭示其中有关创伤记忆重返的主题。《另一个世界》围绕历史的“凝结”之处展开,小说中个体的人生和家族的生活都因为“凝结”之处的存在而为创伤所主宰,而无论是个人创伤还是家族创伤在巴克尔的笔下其实都是历史的表征:如果说小说主人公乔迪创伤记忆的重返表现了创伤的历史性,乔迪作为受创伤的主体携带着难以解决的历史,那么突现的壁画和纠缠的鬼魂则象征了历史的创伤性,是充满了暴力循环的历史的体现,它们共同构成了巴克尔阐释创伤历史的策略。与此同时,通过展现创伤历史的多重策略巴克尔也建构了独特的历史观,并且表达了对于人类未来的忧虑。同时,小说还表明,创伤记忆的重返和延续不仅可能表现为潜伏期之后的重返,它还会以代际传递即“后记忆”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不仅是灾难的亲历者本人,他们的后代也会受到其创伤记忆的影响。即使经历过历史大灾难的一代渐渐逝去,“活着的连接感”逐渐消失,生活在创伤幸存者家庭中的幸存者后代和那些与创伤幸存者有着紧密联系的人们仍然会以“家庭型的后记忆”和“联系型后记忆”的形式承载来自前代的创伤记忆。创伤记忆的重返和延续都将人们该如何对待创伤记忆并面对未来的问题推向争论的焦点。在小说的最后,巴克尔也给我们暗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和智慧。第三章聚焦于小说《越界》,并从心理和社会两个维度剖析小说主人公创伤记忆言说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次内容。从心理的维度而言,小说通过主人公的创伤记忆言说带领读者直抵其内心深处,洞察身兼创伤患者和犯罪者双重身份的人群的复杂心理和畸形道德观。在此过程中,小说还同时启发读者不断探索主人公通过言说创伤记忆获得创伤复原的可能。对于既是创伤患者又是犯罪实施者的人群来说,他们的特殊经历注定了其走向康复之路的复杂性,为了真正实现创伤疗愈并获得精神的救赎,他们既要认清造成自己创伤的真相,也需要认清犯罪的真相。小说中的主人公正是因为无法做到这一点而导致创伤疗愈的失败。《越界》不仅对人物心理刻画入木三分,还展现出广博的社会维度。通过小说主人公言说创伤记忆的过程小说还揭示了英国当代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譬如挽救失足青少年的社会体系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忽视、心理救助者自身的情感越界和道德相对性、社会底层民众贫困的加剧带来的子女教育缺失、英国政府频繁卷入当代战争和无视底层民众的贫苦等。这些社会问题的存在既是造成小说主人公为代表的人群创伤和悲剧的原因,也是导致其创伤疗愈无法实现的诸多原因之一。第四章具体研究巴克尔的小说《双重视角》。在《双重视角》中,暴力和其导致的他者的创伤记忆在艺术作品中如何进行艺术再现和表征的问题成为讨论的焦点。小说通过艺术家对艺术表征的思考和艺术创作过程的描写,间接地表达了巴克尔对于艺术表征的伦理思想和暴力美学。在巴克尔看来,艺术具有表征人类暴行和他者苦难的绝对责任,也具有为广大的受众揭示真相使其面对他者遭遇的责任。艺术必须忠实记录人类的创伤记忆,只有通过再现暴行的残酷和暴行下他者的受苦艺术才能唤醒大众的良心,迫使人类正视自己丑陋的一面。与之相应,艺术作品的广大受众也不能无视他者的苦难,他们也应当承担起对他者的责任。除了提出艺术再现和表征他者创伤的责任,《双重视角》还暗示艺术也肩负着引领人们哀悼创伤并且走出创伤的责任。展现暴力与创伤的艺术其目的当然不是带给人们绝望和悲观,而是唤起人们对和平的渴望,指引人类走向希望和未来。巴克尔在小说最后还同时暗示了人类走出创伤的最终途径,那就是,对他人的关怀和爱。本论文在结论部分指出,巴克尔在作品中书写创伤记忆,揭露暴力的残酷和野蛮,关注他者的创伤和苦难,勇敢地为他者言说,体现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在表现他者的创伤与苦难的过程中,巴克尔采用了和戈雅相似的高度写实和不加美化的艺术表现手法,即坚持去直面人类经历中的极端情况,对人类阴暗的一面进行毫不留情地真实再现。通过这样的艺术表现手法,巴克尔的作品产生了强大的感染力,它使读者能够对他者的苦难身临其境,从而激起他们对他者的移情和向善的欲望。聚焦于他者的创伤与苦难也凸显了巴克尔的道德观,巴克尔将降低暴力和减少痛苦视为一种道德追求,在作品中发出了“排斥暴力”和“减少痛苦”的呼唤。因此,无论在创作风格、创作理念还是道德追求上,巴克尔都可以被当之无愧地称为英国当代文学界的“戈雅”。

韩磊^[10]（2015）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藏独活动研究（1988—2010）》文中研究说明在后冷战时期,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异军突起,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诸多重要问题决策过程中关键的推动者与参与者。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过程中,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国际性藏独组织日益引人注目。1988年3月成立于美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是目前活跃于国际社会的众多国际藏独组织的典型代表。本文以“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年度报告、年度财政报告、美国国会记录、听证会记录等原始档案文献资料为依据,在对“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成员构成、机构设置、资金来源进行横向阐述以及对“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成立的背景和1988年至2010年该组织藏独活动的轨迹进行大跨度纵向历史考察与实证探究的基础上,揭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作为一股重要的境外反华势力与达赖集团的密切关系及该组织遏制中国、分裂中国,为“西藏问题”国际化推波助澜的本质。引言部分首先从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两个角度对本文的选题依据作了阐释；其次对文中涉及的基本概念作出界定；再次对以“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等“援藏组织”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作了细致的梳理；最后对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创新与不足作了说明。第一章分析了美国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背景下,达赖集团自1959年至1979年在国际社会进行公关游说活动的历史轨迹。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中期,达赖喇嘛与“西藏流亡政府”主要成员通过利用各种游说方式,在联合国通过涉藏决议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达赖集团在欧美各国建立驻外办事处,负责对外联络与宣传,促进达赖喇嘛出访各国；1970年代,达赖集团通过组建“西藏青年大会”、“美国西藏委员会”等藏独组织来进一步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达赖集团不断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来调整自身的国际公关游说策略,组建藏独组织逐渐成为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常见手段。第二章详细分析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成立时的具体背景和该组织的基本机构建制与资金来源。在中国中央政府与达赖私人代表的接触商谈陷入停滞状态的情况下,达赖集团对国际公关游说策略进行调整,在欧美各国策动成立包括“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内的“援藏组织”,由“援藏组织”游说各国议员,开展各种形式的藏独活动,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进而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有鉴于此,“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达赖集团的国际公关活动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本章还结合“国际声援西藏运动”1999年至2010年年度报告和1999年至2010年年度财政报告对“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宗旨、人员构成及资金来源、支出状况进行系统分析,通过实证考察揭示该组织的藏独本质。第三章对“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从1988年至1999年的藏独活动进行深入分析。首先,“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美国国会议员考察尼泊尔流亡藏人社区推动美国国会通过涉及流亡藏人的法案；其次,“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执行两届“国际援藏组织”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在达赖喇嘛放弃“中间道路”的背景下从事一系列藏独分裂活动,包括策动“国际西藏年”、建立“声援西藏百人委员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藏独组织。与此同时,“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还在经济领域进行反华活动,旨在阻挠中国的经济发展,抹黑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伴随着成员人数激增,组织规模迅速膨胀,“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还在欧洲建立分支机构,将藏独活动拓展至美国之外,表现出了国际性藏独组织的性质。这十年基本上奠定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后来藏独活动的基本方向。第四章主要探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1999年至2002年之间的藏独活动。达赖喇嘛重提“中间道路”之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紧跟达赖集团的宣传策略,执行第三届“国际援藏组织”大会通过的“柏林宣言”,主要在人权与环境保护方面攻击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第五章主要分析2002年至2010年“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藏独活动。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进行接触商谈,“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围绕宗教信仰、北京奥运会、境外流亡藏人社区等问题进行藏独分裂活动,为接触商谈增加筹码。结语部分总结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藏独活动的基本特点,依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主要藏独活动、与“西藏流亡政府”的关系、资金来源等因素对该组织的属性进行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前瞻性预测。结语部分还针对中国政府对“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等“援藏组织”的反制措施进行了探讨。

二、加拿大：目光投向中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拿大：目光投向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1）杰克·伦敦的边疆情结——从北疆到亚太作品解析（论文提纲范文）

（2）跨域体验的文学呈现 ——北美华文移民小说中的身份认同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3）论陈河小说中的华人族群认同（论文提纲范文）

（4）当代法国哲学思想对翻译学的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5）西方政党相关立法的政治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6）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刘慈欣科幻小说的海外译介与评论（论文提纲范文）

（8）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西方建筑学领域的“巨型结构”（megastructure）起源、发展及现存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帕特·巴克尔小说创伤记忆主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藏独活动研究（1988—2010）（论文提纲范文）

四、加拿大：目光投向中国（论文参考文献）

• [1]杰克·伦敦的边疆情结——从北疆到亚太作品解析[J]. 马新. 国外文学, 2021(03)
• [2]跨域体验的文学呈现 ——北美华文移民小说中的身份认同叙事[D]. 刘钰. 吉林大学, 2020(03)
• [3]论陈河小说中的华人族群认同[D]. 丁佳敏.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2)
• [4]当代法国哲学思想对翻译学的贡献[D]. 顾晓燕. 南京大学, 2020(12)
• [5]西方政党相关立法的政治性分析[D]. 田雨.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D]. 张宪军.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8)
• [7]刘慈欣科幻小说的海外译介与评论[D]. 阮梦迪. 苏州大学, 2019(04)
• [8]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西方建筑学领域的“巨型结构”（megastructure）起源、发展及现存案例研究[D]. 戚立. 东南大学, 2018(03)
• [9]帕特·巴克尔小说创伤记忆主题研究[D]. 朱彦. 苏州大学, 2018(12)
• [10]“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藏独活动研究（1988—2010）[D]. 韩磊. 东北师范大学, 2015(03)

标签：美国社会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移民欧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