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放黄金市场与改革黄金流通管理体制有关政策问题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李黎明[1]（2021）在《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恐惧叠加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所产生的敌意,演变成为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对中国最为严厉的遏制与打压。中国若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应对美国霸权问题,在理论上应当深入地探讨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霸权兴衰的规律,这样既可以更加清晰、全面地认识今日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霸权的实质,也可以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崛起提供经验。所谓霸权兴衰的规律,核心问题主要包括三个:霸权的定义、霸权国家的认定及其周期,以及霸权兴衰的动力。迄今为止,学术界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且存在一定的争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研究中都强调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获取资金的效率是影响霸权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学术界未能完全解释的问题是,成功兴起的霸权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相对于挑战霸权失败的西班牙、法国,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根源是什么?债务有两个基本维度:利率与期限。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高的具体表现是,可以筹集到低利率、期限长的资金,而西班牙、法国则需在更短的期限内为债务付出更高水平的利率成本。同等金额的利息支出在不同利率和期限条件下对应的债务总额也不同,低利率、长期限相较于高利率、短期限,意味着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国家可以以更小的成本支出在争霸战争中获得更大规模的债务资金支持。深层次而言,影响债务利率与期限的一般因素是债务契约所规定的抵押物与债务人的信用,国家债务的特殊性在于要么债权人难以执行对抵押物的占有权,要么缺少抵押物,决定利率与期限水平的只能是国家作为债务人所表现出的信用。故荷兰、英国、美国相较于西班牙、法国在霸权兴衰过程中具有更高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本文将国家信用的主要概念界定为:由国家实力、制度安排以及金融市场三个层面的要素,共同构建了一个为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提供信用担保和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所发行的信用票据,因国家信用担保而受市场信任,并且在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内持续、稳定地发行、流通以及被偿付、贴现。因此,国家信用的主要作用是确保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受市场信任,进而获得巨大、稳定的信用融资能力。本文主要从国家信用的逻辑视角出发,重新阐释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荷兰、英国和美国霸权兴衰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当今美国霸权凭借国家信用,利用美元霸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进行债务融资、向全球分摊其霸权成本的行为实质,解释美国霸权现阶段是否真的衰落以及未来可能衰落的路径。在荷兰霸权兴起的过程中,荷兰、西班牙两国公债融资体制的绩效差异对双方战争、两国资本主义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荷兰的公债体制,可以有效地为争霸战争融资,刺激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西班牙则深陷于公债资金成本高昂—金银资本外漏—公债破产—战争失利的恶性循环。同时,西班牙的经济与金融市场在公债偿还与破产导致的金银资本外漏和税负不断加重的大环境下,其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大国。荷西公债绩效差异的根源,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荷兰国家信用的卓越,离不开荷兰的财富、联省自治政体、以间接税为主的财政体系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等因素,这些因素都为荷兰公债的偿还与流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西班牙落后的经济发展、国王专制的政体、低效的税收体系以及被抑制的金融市场则对应着低劣的国家信用,使得其公债发行、偿还与流通格外困难。自17世纪晚期开始,荷兰因军事压力、税收改革受阻以及财政收入增长停滞等问题,导致偿债开支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过大,国家信用开始低落。伴随着荷兰公债体制筹集资金的能力下降,荷兰霸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英国霸权崛起的最重要阶段,应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至1763年英国历经七年战争战胜法国这一历史时期。18世纪后半期开启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英国工业实力的快速增长,只是巩固了其已经建立的霸权地位。与其主要竞争对手法国相较,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英法霸权竞争的关键时段,英国实力没有绝对优势。英国之所以能够战胜法国并持续崛起,依靠的是特权垄断公司创造的财富、高效的国家化财政体系、制度化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海洋国家的战略安全性等因素所共同支撑形成的卓越国家信用。它确保英国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持续、稳定地为英国与法国近百年的争霸战争筹集源源不断的资金。同时,国债的大规模顺利发行和高水平的国家信用,还对英国经济与金融体系发挥了重要的正向效应,推动了金融革命和工业革命的顺利开展。与英国不同的是,由于法国专制王权势力强大、财政改革迟滞以及中央银行缺位,其国家信用处于较低水平,法国依靠债务融资获取的资金成本过高,进而使得法国无法在长期战争中筹集到足够的所需资金。结果不仅导致争霸战争失败,而且因此出现的短时沉重的偿债负担以及为减债实施的人为通货膨胀性质的公开市场操作,严重滞后了法国金融和经济的发展。至于英国霸权走向衰落的原因,同样可以从国家信用的视角找到根源。一战期间,为作战和支持俄国等盟国,英国积累了大量的外债（主要债权人是美国）和英镑超发贬值,国家信用透支严重,导致英国经济、货币政策的制定与运行开始受到制约。一战后,为勉强维持英国霸权秩序下的重要公共产品——金本位制,英国采取了财政赤字+货币投放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引发大量经常账户赤字+黄金外流。因此,二战前,英国的国家信用在经济衰退与债务膨胀的打击下已经逐渐弱于美国,资本流出严重,并大量转移至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作为一个人为设计出来的国家,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很早就认识到国债融资与国家信用对国家兴起的关键性作用。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于大陆会议在独立战争期间为筹集战争经费向国内和荷兰、法国等外国发行的债券。国家信用的初步确立则主要得益于时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对于国债及国家信用作用的认知与重视,他鼓励制造业发展、整理合并国债、设立美国第一银行等创举,初步奠定了美国国家信用的优良传统。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是美国霸权崛起的关键阶段,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金融实力背后,均体现了国债与国家信用的重要提升效应: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为金融体系的形成与扩张奠定基础和提供刺激;为美国参与历次战争筹集军费。在现阶段,通过向世界发行美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融资的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的本质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国家信用是美元霸权有效运转的根本支撑。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本质上是美国的国家信用危机。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及时向世界开放了国债市场,并通过包括提升美元资产价值及其安全性、流动性,以及积累资本项目黑字等加强金融市场优势的举措,有效弥补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常项目赤字、黄金外流对国家信用的削弱,美国的国家信用再度强化。目前相对于其他大国,美国的国家信用依然强大,因而美元霸权与美国霸权难言衰落。但是,美国国内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分裂、政治极化等问题,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后和此次疫情冲击下美联储实施的无底线QE政策,反映以美联储独立性为重要象征的美国国家财政纪律显着弱化,其国家信用衰败的内部隐患正在日益积累。美国的幸运之处在于,外部世界尚未出现一个国家信用强大到可以替代美国国家信用的国家,其表现在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以及灵活性等方面,就是当今世界尚无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可以同美国金融市场比肩,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信用担保与信用流转服务。因此,美国国家信用与霸权的衰落,在替代者缺位的背景下很可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通过理论分析和历史对比、检验,本文得出了三点主要结论:第一,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以及为其提供担保的国家信用的优劣,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霸权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具体机制是,相较于霸权竞争失败的国家,成功崛起的霸权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由于率先确立了卓越的国家信用,拥有了直接为争霸战争筹集充裕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和间接为经济发展激活金融市场的信用担保能力。相应地,霸权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霸权成本（军事开支或维持霸权体系的公共产品开支）导致霸权国过度的债务膨胀、挤压正常的财政开支空间,造成军事开支下降、经济发展受阻等连锁反应,最终其国家信用逐渐弱于后来崛起国家的国家信用,不再具备源源不断地为霸权成本筹集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的同时,丧失了在国际信用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霸权国本来拥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国债作为各国债券利率基准以及本币作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等地位和特权的丧失。第二,基于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与霸权兴衰的关系,可以认为出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历史周期后,相继出现了三个信用—霸权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与尚未终结的美国周期。霸权国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达到顶峰与衰落,新崛起国家信用周期的强化与上升阶段,对应着传统霸权国家信用周期的衰败阶段,两个国家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发生交替。第三,现阶段世界仍处于美国所主导的信用—霸权周期内,尽管美国霸权出现了诸多衰落的迹象,但是其国家信用尚未出现系统性的衰落;更重要的是,迄今没有出现一个国家具备优于美国的国家信用,可以替代美国在世界经济尤其是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美国仍然可以继续利用美元体系为其霸权成本融资,但是美国金融体系风险的不断累积和全球化共识的破裂等原因,均有可能导致世界其他国家和市场对于美元资产（美国对世界的债务）的需求严重下降,成为美国信用周期与霸权体系出现严重危机的发端。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未来发展与国家建设的启示在于:在美国信用—霸权周期不确定性逐渐增强的过程中,中国日益成为美国分散霸权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一风险?依据国家信用逻辑下的历史经验,在继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升经济实力外,从完善与统一国债制度、深化与开放金融市场、维持与强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等方面入手,有意识地强化国家信用,对于中国规避未来美国信用—霸权周期可能出现的更大风险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这将有助于中国的可持续性崛起。
蔡琬琳[2]（2021）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缺陷,是全球经济危机频发的根源所在。因此,国际社会纷纷主张对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推动国际货币的多元化发展,这为人民币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强,人民币逐渐在世界经济及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自2009年我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来,人民币的崛起态势十分瞩目。但是,人民币国际化绝非一日之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货币锚的本质是货币合作框架下的汇率协调机制,在一国货币向国际货币发展的过程中,通常会成为其他国家货币的参照标准。因此,促进人民币在更广的区域范围发挥货币锚效应,能够为未来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创造条件,是我国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环节。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我国塑造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内容,自2013年提出以来逐渐发展成为全球共识。“一带一路”所覆盖的地理范围以亚欧大陆为核心,已经进一步延伸至大洋洲、非洲及美洲等地区。“一带一路”所引领的国际合作新格局,之于人民币崛起具有重要意义,故而被视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平台。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从“一带一路”建设的角度出发,以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为切入点,探究我国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既能够拓展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又能够为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把握重点方向,提升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推动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供一定的实践启示。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实现了一定的边际创新。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遵循“提升货币锚地位、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这一逻辑主线,从“一带一路”建设的角度出发,以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为切入点,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弥补了人民币国际化深层次研究的不足。第二,研究范围的拓展。本文将研究样本从东亚或者亚洲一隅扩展到“一带一路”区域,使得研究范围更加广泛,同时,也能够对空间分布特征有更加全面的把握。第三,研究方法的适度突破。本文在第4章、第5章、第6章的实证研究中,对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定的优化和创新,使得研究结果更加稳健有效。本文按照“研究的出发点、研究的基础、研究的核心、研究的落脚点”这一思想脉络展开,全文共由八章构成。从研究的出发点来看,本文第1章对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进行了重点阐述,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这一研究主题,提出了四个关键问题,即人民币是否具备发挥货币锚效应的条件?人民币是否在“一带一路”国家发挥了货币锚效应?如何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以及我国是否具备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现实基础?从研究的基础来看,本文第2章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替代理论和计价货币选择理论进行梳理,为后文研究的展开提供理论支撑。同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和评述,从而更好地把握国内外研究动向,明确已有研究的局限以及可拓展的方向。从研究的核心来看,本文第3章、第4章、第5章、第6章分别对提出的四个核心问题进行了逐一回答与分析。首先,本文对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现实背景进行了探究。一方面,对货币锚的演进历程进行总结。从中发现,货币锚随着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而发生改变,而信用锚需要以货币发行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坚实的贸易基础作为支撑。在牙买加体系下,虽然美元仍是主导货币锚,但世界各国对于货币锚的选择已出现多元化的趋势。这为我国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货币锚效应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分别对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内部基础、外部机遇以及制约因素进行了研判。结果发现,虽然机遇与挑战并存,但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前景依然明朗。我国应在经济实力提升、对外开放程度深化、汇率制度灵活性增强、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一定成果的基础上,抓住大好国际机遇,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更加乐观的心态发展新型经济全球化,以更加合作的态度共建“一带一路”。同时,通过积极拓宽人民币的流通渠道、完善金融体系建设、推动人民币成为石油等大宗商品的计价货币等,破除资本账户不完全开放的限制、消除内部短板、突破美元霸权的外部制约。其次,为了更加直观地把握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作为隐性货币锚的现状,本文通过使用改进的外部货币锚模型,分阶段对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效应进行测度,并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四大国际货币进行对比。结果显示,从整体变化趋势来看,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地位得到了显着提升,美元的主导货币锚地位始终十分稳固,欧元的货币锚地位有明显的削弱。自“8.11汇改”以来,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虽然仍不及美元,但已可以与欧元相较。对于样本国家来说,美元和人民币的辐射范围明显高于其他三种货币,而欧元则更多地表现出区域性货币的性质。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虽然人民币在某些国家的货币锚效应仍然较弱,但其影响范围已覆盖五大洲,不存在真空区域。伴随着人民币的崛起,国际货币体系的外部驻锚正从美元和欧元的“二极系统”,朝着美元、人民币和欧元的三极化方向发展,且货币锚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多样化和区域异质性特征。再次,鉴于人民币在“一带一路”不同国家的货币锚效应存在差异,本文使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对人民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首先,通过对“一带一路”建设中,影响人民币货币锚地位的因素及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可知,政府合作、贸易、投资、金融四个层面对人民币发挥货币锚效应存在较为重要的影响。为了验证理论分析所提出的实证研究假设,本文通过构建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应用面板有序Logit模型进行检验。通过基础回归分析和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政府合作层面,一国与中国的政府合作越紧密,其选择人民币作为货币锚的可能性越大。在贸易层面,贸易依赖度对人民币锚效应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且影响主要来源于样本国家从中国的进口贸易。在投资层面,双向投资依存度均对促进人民币锚效应的发挥有积极作用,说明建立人民币良性“流出-回流”机制,对提升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从金融层面来看,当前人民币“走出去”的推进阶段,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扩大金融开放,并不能显着提升人民币成为其货币锚的可能性,而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建设才是提升人民币货币锚地位的重要保障。最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遵循“经济融合、到金融合作、最终到货币合作”这一推动区域货币合作的渐进式路径,本文先后从经贸合作现状、金融合作进展,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货币合作的基础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态势较好,并且致力于寻求经贸合作的新突破,未来的合作潜力巨大。同时,贸易和投资的良好发展势头催生了金融合作需求,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有益探索,为开展深层次区域货币合作创造了条件。考虑到东盟所具有的最坚实的贸易与投资基本面支持,是我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优先方向和突破口。因此,本文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使用OCA指数法,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潜力。结论显示,中国及东盟各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逐渐提升,且中国具有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潜力。目前,最适合与中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国家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而缅甸和文莱是潜力最小的国家。从研究的落脚点看,本文第7章基于全文的研究,为我国走出一条平衡本国国情与国际标准,统筹发展效益与风险防范,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币国际化之路,提出政策建议。本文认为,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行稳而致远,我国应遵循如下路径:在政策上依托“‘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协同,按照“短期、中期、长期”的时间路径,在模式上采取“政府作用与市场需求”的共同驱动,在空间上完成“东盟、‘一带一路’、全球”的分区域拓展,在程度上实现“探索、加强、突破”的分层次推进,在目标上达成“提高货币锚地位、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阶段性提升。具体来看,一方面,可通过政府合作渠道为人民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贸易和投资渠道培育人民币的真实需求,通过金融渠道促进人民币的良性循环,以实现人民币在“一带一路”货币锚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应在与我国合作基础较好的区域,如东盟区域,优先开展深层次货币合作,同时遵循经济合作先行的渐进式发展路径,在其他区域,根据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和合作现状,夯实经济合作基础。最后,第8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作出未来的研究展望。
闫晓燕[3]（2021）在《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以及国际分工的驱动,次区域合作蓬勃兴起,次区域合作理论也成为地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的新交叉方向和研究热点。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强化次区域合作成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战略选择。亚洲开发银行牵头建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以下简称“GMS合作”）机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趋近于资源分配的“帕累托最优”;从经济贸易、基建水平、能源保障、非传统安全、民族团结、科教文卫事业等领域合作看,与澜湄次区域主体需求错配,趋近于一种非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次区域合作的层次、范围、规模和水平迫切需要实现提升。中国倡导建立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以下简称“澜湄合作”）,可以看做是是次区域合作的提质升级版。自成立以来,澜湄合作进展良好,成效显着。作为一个崭新的合作机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行先试的典型引领方面,在中国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着力促进周边外交方面,显现出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的热点地区,澜湄次区域不可避免地受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和冲击。在次区域合作过程中,由于地缘重要性、民族宗教复杂、国家实力悬殊、民粹主义盛行、发展理念差异、深度贫困及大国博弈的影响等,导致次区域各国一边互动活动增多、程度增强,不断获取澜湄合作的利益;一边又出于各方面考量主动或被动地做出不同的决策,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次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在我国参与澜湄次区域合作进程中,除国家层面主导和助推之外,地方政府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云南省,地处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结合部,与流域内各国地缘区位临近、地域文化相通、边贸合作历史悠久、互联互通无缝衔接,具有先天地缘优势;而且作为次国家行为体,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云南主动融入、积极参与澜湄合作,致力于实现“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和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参与次区域合作的积极性较高、能动性较强。鉴于次国家行为体融入次区域府际关系治理对于促进此区域合作具有现实意义和正外部性效应,通过次级政府府际合作和府际关系治理,不仅可以解决国家主体的功能不足或机制不畅问题,还能够实现地方政府自身发展利益,激活内生动力,借助外部推力,坚持重点带动、整体推进,对于拓展次级政府发展空间,推动次区域合作的发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论文以澜湄合作为研究背景,围绕次区域合作过程中的府际关系治理这一研究主题,以云南省参与澜湄合作的路径为实证内容,借助次区域合作理论、府际关系治理理论、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地缘经济外部性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等,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假设分析法、因子模型构建法、演化博弈分析等方法,通过分析澜湄合作的外部环境（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大国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变革与发展、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交织）、次区域的现实情况（外交取向选边站驱稳、发展梯度倒逼合作力度驱强、经贸合作向多领域拓宽、制定主张地缘战略趋同）,从微观机理、中观区域和宏观政策三个维度,对微观主体利益决策特征、博弈过程和驱动机理进行分析,厘清次区域主体利益诉求和决策特征,构建了一个次区域合作中府际关系治理驱动机制的微观机理分析框架—（APT—R）因子模型,并进行了多情境府际合作关系的模拟和验证,比较分析了三种策略扰动下的府际关系演化过程与机制运行效果,揭示府际合作实现的驱动机制与实现过程,从府际关系、策略扰动者利益承诺和策略随动者利益诉求三个方面揭示了驱动因素与驱动过程,表明了多主体、多领域、多层级的合作框架是澜湄机制的独特优势,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次区域合作研究的框架和方法论。为次区域合作中的府际治理的多主体磋商、多利益导向、多层级合作提供理论支撑。本文聚焦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等实践热点问题,以次区域经济地域分工新趋势和不同阶段主体利益诉求变化为线索,通过分析阐述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成效与利益契合度;澜湄合作成效与利益契合度;云南融入澜湄合作机制的必要性与路径选择,提出了如下观点:一是逆全球化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下,湄公河流域国家发展诉求由外向型经济向多领域合作共赢转变;二是澜湄合作机制契合了这一府际合作需求变化,强调多边网络化合作、多领域共建共享和命运共同体等合作理念与机制,是次区域合作的更高版本;三是中国作为大国,推进澜湄合作中不可避免的受到地缘博弈阻力,而云南在区位、文化、基础方面具有消除合作阻力的先天优势,因此得出“畅澜湄机制必先强云南功能”的结论,也为强化云南建设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功能,提出了路径设计与对策建议。在实际运用层面,对“黄金四角”府际合作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实施“黄金四角”府际合作,有助于将府际关系“问题区”向府际合作“试验区”转型。对于云南省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强化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功能,提出了路径设计与对策建议,对于云南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助推国家推进澜湄合作的进程具有一定的参考性。论文在理论分析框架、研究视角拓展、模型机制构建等方面的创新如下。一是将云南融入澜湄合作这一实践问题纳入框架进行分析,并建立次区域合作的演化博弈模型,比较分析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澜湄合作机制两种情境下的演化博弈过程与合作驱动机制,模拟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澜湄合作和云南融入澜湄合作三种情境的演化过程,从驱动机制、情景模拟的微观层面论证得出“畅澜湄机制必先强云南功能”、“次区域府际治理需要的多主体磋商、多利益导向、多层级合作”的结论。二是将府际关系治理纳入次区域合作的研究中,是次区域合作研究的视角拓展。构建次区域府际关系治理的分析框架,丰富并拓展了传统国家内部次级政府合作研究。梳理了云南参与湄公河流域区域合作的历史进程、作用瓶颈和强化辐射功能的对策,验证次区域府际关系研究框架的可行性和云南开展次级政府府际合作的路径,为拓展云南参与的路径,强化云南辐射功能提供对策建议与科学机制支撑。三是构建APT—R因子模型。通过分析演化,强化“云南功能”在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对云南辐射功能的强化赋权、拓展路径、参与领域进行了政策框架构建,针对服务国家推进“命运共同体”需求和云南功能短板的供需矛盾,提出拓展云南参与路径的5大领域和增强云南功能的5点建议,充分发挥云南区位优势和开放功能,服务“一带一路”和澜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使云南省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
侯周梓[4]（2021）在《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认为社会是一个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有机体,运动是社会的生命力所在。虚拟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最终形态,是巅峰也是终结的开端。对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进行研究,既是掌握经济发展规律、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坚定理论自信的需要,也是对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肯定。追根溯源,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有其自身产生的经济条件和理论渊源。经济条件上,虚拟资本根源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作用的产物;货币资本为虚拟资本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信用制度和股份公司的发展,加速了虚拟资本经营的迅猛发展;交易所和金融危机的出现,既预示着虚拟资本运行独立化,也彰显了其固有矛盾的不可避免,推动了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诞生。理论渊源上,马克思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汲取营养,在对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等经济学家理论的分析及对威·里瑟姆等银行家着作的摘录中,提炼出“虚拟资本”这一概念并提出了虚拟资本理论。知行合一,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不是“无果之树”,有其自身的逻辑体系和现实要求。首先,通过对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解读,系统梳理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主要内容,从整体上掌握虚拟资本的基本内涵、表现形式、主要特征、双重作用以及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对社会发展影响的预测。其次,深入探讨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与当代现实的联系,在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视域下对国际货币虚拟化与我国证券市场实践进行分析,印证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科学性、批判性以及辩证性,指出虚拟资本发展的新走向。最后,从理论意义和对当代中国的现实启迪两个层面,提炼出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当代价值,以期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
应远马[5]（2020）在《圣西门主义力行者 ——拿破仑三世和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经济发展探究》文中研究说明在法国近现代史及其历史编纂学当中,始则担任第二共和国总统,继而又作为第二帝国皇帝执掌政坛20多年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亦即人们更耳熟能详的拿破仑三世,由于第二帝国“以政变始,以色当终”的特殊历史等众多因素,不时成为人们抨击乃至嘲讽的对象。但毋庸讳言,正是在此人统治法国时期,尤其是近18年之久的第二帝国阶段,法国不仅获得了大革命以来鲜见的政局长久相对稳定,还出现了史上少有的经济持续扩张局面,迎来名副其实的“繁荣时代”。凡此种种,当和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一直以充当“圣西门主义力行者”为己任密不可分。作为拿破仑一世侄子,他对“伟大伯父”的思想既有推崇、继承的一面,更有因应时势,及时扬弃,大胆创新的一面。他在对其伯父思想观念进行系统梳理、全面阐述的《拿破仑的观念》中的不少主张,清楚地昭示了这一点。进而言之,如果说拿破仑一世是“马背上的罗伯斯庇尔”,那么,其侄儿则可谓“马背上的圣西门”。后者的思想导师乃是圣西门之类的人物,而并非像其伯父那样尊奉孟德斯鸠、卢梭为思想导师。由此,在圣西门等人影响之下,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早年即在关注波拿巴家族荣耀、法兰西国家兴衰同时,不仅极为关注“双元革命”发生后势必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还着力寻求它们的解决之策,《食糖问题剖析》、《消灭贫困》等他在上台之前出版的着述即为明证。因其独特身世素有家国情怀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仅喜欢写作,勤于思考,还引人瞩目地更有所行动。他在上台后,力求以稳定求发展,用繁荣保秩序。其间,不仅肯定大革命主要原则,赞同“人民主权”,还敢于、善于像伯父那样以人民主权化身自居,借助“公民投票”等手段去完成统治法国的大任。同时,既没有一味沉迷于政治纷争,更没有拘泥于政体形式,而是在同样信奉圣西门主义的得力助手辅助下,致力于让法国尽快具有现代国家的面貌。就此而言,不管是他作为总统在波尔多发表的重要讲话,还是在称帝后写给国务大臣富尔德的信件,无不表明其对于发展社会经济的重视程度,以及具有的国际视野和现代意识,在同期欧洲国家领导人当中位居前列。本文的核心观点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是在建构圣西门倡导的“实业社会”方面不仅具有现代观念、开放意识和切实可行的举措,而且实际成效更可圈可点的“圣西门主义力行者”。法国在第二帝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变化非但幅度大、速度快,其影响更是既深又远,不容低估。有鉴于此,本文从经济-社会史维度出发,首先通过细致考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显赫家世和早年经历,特别是逐一细致研读其上台前撰写的各类着述,探究其在圣西门影响下的治国理念及其思想渊源;继而力图揭示他如何深知现代社会扩展经济的必要性,以及如何通过寻求国家干预和自由主义经济之间平衡点来谋求“帝制下的繁荣”。在这一基础上,然后再从以下几大方面入手分别梳理、评判其相关举措和成效:推进工业革命在法国的完成;让第二帝国时期成为法国“农业文明的巅峰”阶段;以让法国真正进入“铁路时代”为抓手,实现法国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和巨大变革;在让法国国内市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的同时,如何顶住压力让法国在贸易自由道路上迈出重要一步;通过将巴黎打造成“19世纪的首都”来引领法国的城市化进程等等。希冀通过上述努力,提出若干具有一定新意的观点,从而能有助于人们更加客观、全面地看待长期被“污名化”的拿破仑三世的历史作用,丰富和深化对在19世纪法国史中承上启下,其研究至今尚相对薄弱的第二帝国史相关问题,以及在当今法国政治谱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的波拿巴主义的认识。
华清君[6]（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认为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张健康[7]（2020）在《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文中指出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进度与实体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错配现象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关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就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迟滞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然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国家力量为主导、以国有企业为依托、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对象的工业化战略全面实施以后,中国金融系统便被赋予了为工业化建设,具体而言就是为国有企业集中和输送廉价资金的政策性任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事实上逐渐成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但是以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系统仍然没能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职能,而造成此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迟迟未能培育起“自生能力”和融资模式过于单一。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尽快培育起“自生能力”,同时改革承担着国家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的国有企业的融资模式,从而使金融系统真正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政策性负担。本文的重点就是描述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金融系统是如何一步步被赋予为国有企业集中和提供廉价资金的职能的。全文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分析新中国建立初期,最高决策层进行金融发展模式选择时,面临哪些约束条件。缺资金、缺技术的条件下需要尽快建立起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特别是独立的重工业体系,是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考虑金融发展模式时,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资金从哪里来?如何才能尽可能集中国内有限的资金?如何才能保证集中起来的资金用到国家选定的优先发展的项目中去?由谁来执行?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最终促使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选择了一种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置的体制。第二章主要描述新中国建立初期新政权对全国金融体系的整顿。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斗争的逐步胜利,新政权对新解放区的金融机构分三大类分步骤进行了整顿:没收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壮大充实国有金融机构;运用国家力量推动私人金融机构集中和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取消外国驻华金融机构特权使之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服务;坚决打击私营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经过三年左右的整顿,中国金融市场的秩序快速得以恢复且出现了繁荣的迹象,金融系统的本来功能亦得以初步回归,同时国家借机掌握了金融系统的主导权,事实上为新金融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三章主要描述各类非公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向国有金融机构靠拢、金融机构决策权是如何一步步向中央集中、金融市场是如何一步步从中国大陆消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金融格局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和所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被纳入财政系统从而成为财政系统的一个职能部门的。第四章主要描述金融机构被一步步纳入财政系统的同时,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是如何一步步被财政化的。金融系统职能的财政化主要表现为三各方面: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完全服从国家计划安排,成为国家财政的有效补充;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第五章主要是对1953年至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做出评估。总的来说,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给体制下的中国金融系统,表现出了很强的存款动员能力,有力支持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达成,具体而言就是集中了大量廉价的资金,遵照政府的意志进行配置,有力支持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支持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但是该套金融体系和体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诸多问题:资金配置效率不高,贷款使用效率较低;滋生出新的风险,比如财政领域的风险与金融领域的风险相互传递、决策的外部成本提高;金融杠杆基本失去作用,不能发挥促进交易和推动企业改善治理的职能;决策权过度集中和金融系统缺乏起码的独立性,严重影响了金融系统运行的稳定性,甚至金融机构存在的连续性。
靳永茂[8]（2020）在《《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发展的虚拟化趋向凸显,世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逐渐呈现“倒金字塔式”,实体经济同虚拟经济的发展严重失衡,而其背后的直接动因同虚拟资本的无限扩张密不可分。进入21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金融技术的革新,持续推进金融创新,多样性金融衍生品等高级虚拟资本形态不断被推出并运用于资本逐利,虚拟经济的无限扩张致使其远远脱离实体经济能够支撑的范围。2007年次贷危机的爆发引燃了震撼全球的金融危机,时至今日,全球经济依然未能彻底从那场危机阴影中摆脱出来。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思经济发展方式,并推出系列“再工业化”战略,意欲均衡经济结构,不过并未有效扭转经济结构的失衡状态,经济虚拟化及金融化趋向依旧快速推进,给当前金融全球化背景中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构成潜在威胁。深究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发展趋向及其危机后果的根由,追寻经济虚拟化趋向中世界经济有序发展的良策,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成为具有危机解释力及现实指导性的根本理论指引。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主要体现在《资本论》中,该理论揭示了虚拟资本的历史生成性,阐释了虚拟资本的内在蕴涵,赋予了马克思资本理论以新的说明,对虚拟资本扩张中经济发展走向展开科学预判,同时深刻剖析了虚拟资本形态中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缘由,该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方位。作为开放的理论体系,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伴随时代发展及虚拟资本形态的升级不断充实完善,并在虚拟资本多样化形态演进、虚拟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中诸如金融危机等问题的预防及应对中越发彰显其时代价值。当代虚拟资本的发展状况虽然已全然不同于马克思所处时代,但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所告诫的虚拟资本发展的基本原则及所揭示的运行规律依然适用。我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本指引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不能脱离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指导,我国虚拟资本发展虽起步晚,但发展较快,虽存在发展局限及挑战,但具有鲜明的发展优势,新时代历史方位中,我国虚拟资本及金融事业的发展在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根本指引下,结合我国具体经济及金融发展现实正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论文对《资本论》中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借助文本分析法梳理经典文本中马克思对虚拟资本理论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把控虚拟资本生成、存在、运行、发展及影响等整体脉络;透过视域融合法实现对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文本理论定位及时代价值重塑;通过比较研究法凸显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在剖析经济虚拟化背景下金融危机复发及运行机制和规律的优越性,彰显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时代价值。论文遵循研究的多重性,借助对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阐释,就其生成过程的历史性、理论体系的完整性、本质内涵的批判性、时代延续的发展性、现实指向的价值性等层面展开分析研究,通过“追溯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生成过程——梳理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内在蕴涵——判定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理论方位——续论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与虚拟经济——凸显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在金融危机中的解释力——坚定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在我国虚拟资本发展中的根本地位”的逻辑推演,明晰研究展开的具体演进路径。论文旨在探究并梳理马克思《资本论》中蕴含的虚拟资本理论,展现理论对经济发展趋向的解释力及预判力,定位并论证马克思虚拟资本的理论方位,加深对虚拟资本理论在资本主义危机实质的揭露及批判过程中作用的认知,强化对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运行规律的揭示进程中意义的理解,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解读,从理论上论证其对现实发展的指导性和价值性,为推进理论同现实实践的深度结合准备前提条件,并在不断丰富的现实基础上为推进理论的现代化（中国化）发展进程做出积极探索。同时,对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研究能够进一步厘清金融风险及危机存在和运作的内在机制,为金融全球化条件下有效防范和应对风险及危机提供理论支撑,有效推进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关系的协调发展,根本指引我国新时代市场经济推进中金融事业的发展方向。
薛涵予[9]（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既汲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金融思想的精华,也继承了自中国革命时期至党的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同时结合现代金融理论,根据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与时俱进地创新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将它运用到具体的金融工作当中。实践证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是推动新时代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将原理和现实相结合,使真理和价值相统一,以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强调稳中求进,守正创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以经济为本源,以改革促发展,以市场为机制,以人民为中心,以开放为重点,以治理为手段,以安全为底线,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它以原则,方法,对象,目标等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指导体系,它融合传统和现代,协调主体和客体,兼顾国内和国际,突出重点和难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主要欲解决金融安全和效率问题。为抵御金融风险,我国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始终将人民利益摆在第一位,加强对外开放与合作,完善监管与法治;为提高金融效率,我国金融必须深化体制改革,让市场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本文试图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相关内容的阐述和论证,展现一个完整的思想形成过程,并且详细说明根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需要采取哪些有效的措施,指导我国金融工作,解决实际金融问题。我认为,当代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极其复杂,中国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国内推行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金融工作面临着重大的风险与挑战。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金融体制也亟待全面深化改革,此时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徐雅[10]（2020）在《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成为世界上重要的贸易大国。在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经济全球化为中国开展国际贸易活动提供了机遇,同时也使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下全球,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大肆奉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起针对中国等国家的贸易摩擦,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破坏了国际贸易关系和经济秩序,形成了与经济全球化以及贸易自由化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的现象。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有助于我们认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不平等的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的实质,以及不平衡发展规律,认清西方“自由贸易”的历史真相和本质,对于深刻理解和解释经济全球化本质和规律,加快中国经济贸易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型、缓解贸易摩擦都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因此,要正确认识、解决这些问题,妥善应对各种挑战,实现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需要学界发出马克思主义的声音。目前,一方面,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占据主流地位,该理论体系代表了当前发达国家基本立场,脱离了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实践;另一方面,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国际贸易思想的研究较少,并且大多停留在对马克思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文献的梳理和归纳,缺乏创新,对于应对当前国际贸易挑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进一步深化研究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是国际贸易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乃至全球国际贸易发展实践的迫切需要。纵观马克思的一生,其关于国际贸易思想的观点散见于不同时期的着述之中。本文立足于对马克思不同时期文本进行系统梳理,对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在论文逻辑架构上,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纵向梳理其发展脉络,横向阐释其思想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本文主要从欧洲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以后的国际贸易思想开始研究。既包括了马克思深入研究的古典国际贸易思想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想。还包括了马克思论述相对较少的重商主义国际贸易思想、重农主义国际贸易思想。前者直接影响了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形成,因此,前者属于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前者又受后者的影响,故后者属于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间接理论来源。第二部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批判性继承发展西方古典国际贸易思想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按照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通过对国际贸易思想理论基础的概括、总结,得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国际贸易的基本观点,即关于国际贸易的产生和发展、本质和规律、地位和作用以及政策演变等,并运用相关理论和基本观点分析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政策的二重性。可见,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是一个涵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国际贸易理论基础、基本观点、政策措施在内的完整的思想结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国际贸易理论、基本观点和国际贸易政策的批判,得出应该怎么扬弃资本主义国际贸易,及对未来社会国际贸易的预期。第三部分,将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与西方主流国际贸易思想进行比较,主要从资本主义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基本观点和政策措施展开比较。由于两种思想阶级立场不同,则其思想内容必然存在差异。通过比较,有助于全面充分认识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理解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基本观点和政策的实践性、阶级性、科学性和人文性的有机统一。通过比较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并不排斥西方国际贸易思想在某方面的科学性,其也借鉴了西方国际贸易思想的合理成分,加以发展运用。西方国际贸易思想也不能推翻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科学结论。不论是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还是西方国际贸易思想,都将会相互借鉴,在某种程度上“融合”但不是合并。第四部分,通过第三部分比较发现,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即科学和人文的统一,其更具有包容性,在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思想史中的历史地位举足轻重。并且,比较发现,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立场、观点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对中国开展国际贸易活动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马克思虽然没有亲自参与当代国际贸易的实践,但是其国际贸易思想对于我们研究国际贸易问题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创造性地发展、运用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为加快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推动外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缓解美中贸易摩擦;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下资本“引进来”与“走出去”协同发展;推动中国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型;进一步提升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开放度;缓解和阻止贫富差距提供新思路。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作为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宝贵遗产,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世界经济贸易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综上所述,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研究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其内涵深刻,覆盖范围广,吸收借鉴西方国际贸易思想的科学观点,并且全面概括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实践经验。本文在前人基础上,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主要内容,立足于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实践,尤其是针对中国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实践问题有着一定的启迪意义。经过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之后,本文得出三个创新性的观点。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第一,本文较系统地构建了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内容的结构框架,即涵盖了其思想的理论基础、基本观点以及政策措施。第二,本文认为,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是实践性、阶级性、科学性、人文性的有机统一。其阶级性和科学性有机统一、科学性和人文性有机统一、阶级性和人文性有机统一,并且阶级性、科学性、人文性又是以实践性为基础,四者有机统一。第三,本文认为,美中贸易摩擦的实质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利益的博弈,通过提高技术水平推动产业结构价值链走向高端化有利于缓解贸易摩擦。
二、开放黄金市场与改革黄金流通管理体制有关政策问题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开放黄金市场与改革黄金流通管理体制有关政策问题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经典霸权理论回顾 |
| 1.2.2 债务与国家兴衰的关系 |
| 1.2.3 信用理论的演化发展 |
| 1.2.4 民族国家与财政国家的概念构建 |
| 1.2.5 文献述评 |
| 1.3 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的主要内容 |
| 1.3.2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2章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理论基础及历史背景 |
| 2.1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 |
| 2.1.1 国家信用的传统定义及其局限 |
| 2.1.2 国家信用系统的三角结构:实力、制度以及金融市场 |
| 2.1.3 优良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霸权兴起的促进作用 |
| 2.2 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下的信用内涵 |
| 2.2.1 西方经济学的信用内涵 |
| 2.2.2 马克思对信用的界定及其形式的划分 |
| 2.2.3 社会学的信用内涵 |
| 2.3 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诞生 |
| 2.3.1 欧洲近代国家公共财政的矛盾与惯性 |
| 2.3.2 国家举债推动下的欧洲金融市场发展 |
| 2.3.3 财政与债务问题牵引下的国家转型 |
| 第3章 荷兰公债成败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3.1 荷兰霸权兴衰的轨迹、理论以及公债信用的意义 |
| 3.1.1 荷兰霸权兴衰的历史轨迹 |
| 3.1.2 荷兰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3.1.3 国家信用担保的公债体制对荷兰霸权兴衰的意义 |
| 3.2 荷西争霸期间两国公债体制的绩效比较及其影响 |
| 3.2.1 荷西公债体制的绩效差异:利率、期限以及额度 |
| 3.2.2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争霸战争结果的影响机制 |
| 3.2.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本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 |
| 3.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的根源: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 |
| 3.3.1 荷兰优良国家信用的来源:财富、自治政体、税收改革、公债市场化与稳定的金融市场 |
| 3.3.2 西班牙国家信用低劣的根源:经济落后、王室专权、税制混乱 |
| 3.3.3 荷兰霸权衰落的公债及国家信用逻辑:军事压力与财政改革迟缓 |
| 第4章 英国国债、金融革命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4.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理论与国债信用的意义 |
| 4.1.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逻辑 |
| 4.1.2 英国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4.1.3 以国债及国家信用视角研究英国霸权兴衰的意义 |
| 4.2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及其绩效差异对两国霸权竞争的影响 |
| 4.2.1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起源与差异 |
| 4.2.2 英法百年争霸战争过程中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绩效差异 |
| 4.2.3 英法国家债务的市场化操作对金融市场乃至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 |
| 4.3 英法国家信用优劣差异的根源 |
| 4.3.1 英国卓越国家信用的来源：特权垄断公司、国家安全、财政集中度、国债市场制度化与独立中央银行的监督 |
| 4.3.2 法国国家信用不良的根源:财政改革受限、中央银行缺位及王权绝对专制 |
| 4.3.3 英国国家信用先于且导致霸权衰落的逻辑:经济衰退、一战、金本位制与资本流出 |
| 第5章 美国国债、国家信用的起源和完善及其对霸权崛起的影响 |
| 5.1 美国霸权的快速崛起、国债的起源与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 |
| 5.1.1 美国霸权崛起的历程 |
| 5.1.2 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独立战争时期的大陆贷款处票据与外债 |
| 5.1.3 美国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汉密尔顿的国债信用思想 |
| 5.2 美国国家信用初步完善所依托的六大支柱 |
| 5.2.1 实力因素:制造业驱动经济增长 |
| 5.2.2 制度因素:集中度更高的联邦制、以间接税为主的联邦税收体系 |
| 5.2.3 金融市场因素:统一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货币体系 |
| 5.3 美国霸权崛起期国债与国家信用对实力的提升效应 |
| 5.3.1 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 |
| 5.3.2 为华尔街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 |
| 5.3.3 为美国参与的重大战争筹集军费 |
| 第6章 透视美国霸权现状及其未来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1 美元危机的本质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1 关于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讨论 |
| 6.1.2 美国货币权力的演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3 美元危机出现与美元霸权确立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2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隐患以及替代者缺失 |
| 6.2.1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与优势 |
| 6.2.2 美国国家信用衰落的内部隐患:国债主动违约风险、无底线量化宽松、财政纪律松弛 |
| 6.2.3 欧元作为美元潜在替代者的国家信用缺陷 |
| 6.3 美日英德法的国家信用测度 |
| 6.3.1 体系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3.2 熵值法赋权 |
| 6.3.3 结果分析 |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1500 年以来的信用—霸权周期演进 |
| 7.1.1 荷兰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2 英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3 美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2 美国信用—霸权周期的未来 |
| 7.2.1 美国金融市场体系的风险累积 |
| 7.2.2 全球化的分裂 |
| 7.3 疫情后的中国选择 |
| 7.3.1 中国的国债市场化道路、差距与对策 |
| 7.3.2 央行独立性与财政纪律 |
| 7.3.3 金融市场深化与开放 |
| 7.3.4 提升产业科技竞争力夯实国家信用之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的创新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最优货币区理论 |
| 2.1.2 货币替代理论 |
| 2.1.3 计价货币选择理论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货币锚的概念及特性 |
| 2.2.2 货币锚效应测度的实证方法 |
| 2.2.3 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 |
| 2.2.4 货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 |
| 2.2.5 文献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现实背景 |
| 3.1 货币锚的演进历程 |
| 3.1.1 金本位时期:黄金锚 |
| 3.1.2 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黄金-美元锚 |
| 3.1.3 牙买加体系时期:以美元为主导的货币锚 |
| 3.2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内部基础 |
| 3.2.1 经济实力的显着增强 |
| 3.2.2 对外开放程度的持续深化 |
| 3.2.3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 |
| 3.2.4 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 |
| 3.3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外部机遇 |
| 3.3.1 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 |
| 3.3.2 全球经济格局面临多元化调整 |
| 3.3.3 “一带一路”引领国际合作新格局 |
| 3.4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制约因素 |
| 3.4.1 资本账户的不完全开放 |
| 3.4.2 金融体系的不完善 |
| 3.4.3 美元强大的计价货币惯性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效应测度 |
| 4.1 基础分析框架 |
| 4.1.1 模型的设定 |
| 4.1.2 样本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
| 4.2 模型的扩展与改进 |
| 4.2.1 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处理:辅助回归 |
| 4.2.2 样本区间的划分:基于Bai-Perron方法的多重结构突变检验 |
| 4.2.3 回归方法的选择:似不相关模型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平稳性检验及结果说明 |
| 4.3.2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 |
| 5.1 “一带一路”建设中影响人民币锚效应的因素及作用机制 |
| 5.1.1 政府合作渠道 |
| 5.1.2 贸易渠道 |
| 5.1.3 投资渠道 |
| 5.1.4 金融渠道 |
| 5.2 变量的选取及模型设定 |
| 5.2.1 变量及数据来源 |
| 5.2.2 模型设定及回归方法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基础回归结果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3.3 进一步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
| 6.1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合作基础 |
| 6.1.1 贸易和投资的合作现状 |
| 6.1.2 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潜力 |
| 6.2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金融合作进展 |
| 6.2.1 货币合作的初步成果 |
| 6.2.2 金融服务的网络化布局 |
| 6.2.3 资本市场合作的有益尝试 |
| 6.2.4 开发性金融合作的突破进展 |
| 6.3 基于OCA指数的区域货币合作潜力分析:以东盟为例 |
| 6.3.1 中国与东盟货币合作的背景 |
| 6.3.2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 |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 区域货币合作推动欧元国际化的经验借鉴 |
| 6.4.1 欧元国际化的发展历程 |
| 6.4.2 欧元国际化模式的启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政策建议 |
| 7.1 继续提升人民币在“一带一路”的货币锚地位 |
| 7.1.1 在政府合作层面为人民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
| 7.1.2 在贸易和投资层面培育人民币的真实需求 |
| 7.1.3 在金融层面促进人民币的良性循环 |
| 7.2 分区域、分层次推进区域货币合作 |
| 7.2.1 东盟区域:开展深层次货币合作 |
| 7.2.2 其他区域:夯实经济合作基础 |
| 第8章 总结及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3）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1.3.1 次区域合作研究进展 |
| 1.3.2 府际治理研究进展 |
| 1.3.3 云南参与次区域合作研究进展 |
| 1.4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内容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次区域合作 |
| 2.1.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2 合作特征 |
| 2.2 府际治理 |
| 2.2.1 理念演进 |
| 2.2.2 次区域府际治理实践路径 |
| 2.3 地域分工理论 |
| 2.3.1 中心—外围理论 |
| 2.3.2 地缘区位论 |
| 2.3.3 劳动地域分工和协作理论 |
| 2.3.4 经典博弈理论 |
| 第3章 次区域府际合作的驱动机制 |
| 3.1 府际关系的APT—R因子模型 |
| 3.1.1 发展引力(Attraction) |
| 3.1.2 梯度压力(Pressure) |
| 3.1.3 战略推力(Thrust) |
| 3.1.4 博弈阻力(Resistance) |
| 3.2 基于主体异质性的府际博弈分析 |
| 3.2.1 有限理性概念 |
| 3.2.2 群体策略选择 |
| 3.2.3 演化稳定策略 |
| 3.2.4 合作博弈机制 |
| 3.2.5 群体选择与直接互惠 |
| 第4章 云南参与澜湄次区域合作进程 |
| 4.1 澜湄合作机制演变 |
| 4.1.1 合作成效 |
| 4.1.2 存在问题 |
| 4.2 阶段特征 |
| 4.2.1 前期积累准备阶段(1950-1991 年) |
| 4.2.2 构建合作框架阶段(1992-2002 年) |
| 4.2.3 积极参与实践阶段(2003-2014 年) |
| 4.2.4 融入澜湄合作阶段(2015 年—今) |
| 4.3 重点合作区域 |
| 4.3.1 中越河口—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2 中缅瑞丽—木姐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3 中老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4 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 |
| 4.3.5 境外合作区 |
| 4.4 主要合作领域 |
| 4.4.1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
| 4.4.2 产能合作成效显着 |
| 4.4.3 贸易畅通方兴未艾 |
| 4.4.4 资金融通格局初现 |
| 4.4.5 民心相通深入人心 |
| 4.5 问题与瓶颈 |
| 4.5.1 支持沿边地区开放的机制与功能不完善 |
| 4.5.2 边境贸易互补性不高 |
| 4.5.3 交通瓶颈 |
| 4.5.4 产能合作示范效应不显着 |
| 4.5.5 非公共安全隐患较大 |
| 第5章 基于APT—R因子的府际合作机制研究 |
| 5.1 次区域主体利益分析 |
| 5.1.1 泰国利益诉求 |
| 5.1.2 缅甸利益诉求 |
| 5.1.3 越南利益诉求 |
| 5.1.4 柬埔寨利益诉求 |
| 5.1.5 老挝利益诉求 |
| 5.1.6 中国及中国云南利益诉求 |
| 5.2 基于APT—R模型的府际关系动力机制 |
| 5.2.1 合作发展引力(A) |
| 5.2.2 发展梯度压力(P) |
| 5.2.3 战略协同推力(T) |
| 5.2.4 地缘博弈阻力(R) |
| 第6章 基于APT—R模型的府际关系情景模拟 |
| 6.1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情景分析 |
| 6.1.1 实施前稳态 |
| 6.1.2 策略扰动者 |
| 6.1.3 实现路径 |
| 6.1.4 模型设计 |
| 6.1.5 策略模拟 |
| 6.1.6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2 澜湄合作机制情景分析 |
| 6.2.1 实施前稳态 |
| 6.2.2 策略扰动者 |
| 6.2.3 实现路径 |
| 6.2.4 模型改进 |
| 6.2.5 策略模拟 |
| 6.2.6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3 强化云南辐射功能的情景分析 |
| 6.3.1 辐射中心策略 |
| 6.3.2 策略模拟 |
| 6.3.3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4 案例:中缅泰老“黄金四角”府际治理研究 |
| 6.4.1 府际关系情境分析 |
| 6.4.2 府际合作领域 |
| 6.4.3 府际治理政策设计 |
| 第7章 云南参与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路径与建议 |
| 7.1 府际合作路径 |
| 7.1.1 促进互联互通 |
| 7.1.2 促进跨境产能合作 |
| 7.1.3 支持次级政府府际合作 |
| 7.1.4 促进跨境旅游合作 |
| 7.1.5 促进贸易畅通 |
| 7.2 府际治理保障措施 |
| 7.2.1 要素流动保障 |
| 7.2.2 企业主导保障 |
| 7.2.3 政府推动保障 |
| 7.2.4 辐射功能保障 |
| 7.2.5 改革赋权保障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创新点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发表论文情况 |
| 参加课题研究情况 |
| 致谢 |
（4）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一)选题的目的 |
| (二)选题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性和不足 |
| (一)创新性 |
| (二)不足 |
| 第一章 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生成背景 |
| 一、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生成的经济条件 |
| (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为虚拟资本的生成提供了一般可能性 |
| (二)货币资本的历史进程为虚拟资本的生成提供了社会现实性 |
| (三)信用制度和股份公司的发展 |
| (四)交易所和金融危机的推动 |
| 二、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形成的理论渊源 |
| (一)亚当·斯密的“借贷资本” |
| (二)大卫·李嘉图的“国家银行” |
| (三)西斯蒙第的“空想的资本” |
| (四)威·利瑟姆的“虚拟资本” |
| 第二章 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一、虚拟资本的基本内涵 |
| (一)狭义的虚拟资本和广义的虚拟资本 |
| (二)信用型虚拟资本和货币型虚拟资本 |
| (三)虚拟资本的双重属性:资本和商品 |
| 二、虚拟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 |
| (一)国债券 |
| (二)股票 |
| (三)商业汇票 |
| (四)银行券 |
| 三、虚拟资本的主要特征 |
| (一)虚拟性 |
| (二)高度流动性 |
| (三)价格的回归性 |
| (四)寄生性 |
| (五)高风险性 |
| 四、双重维度下对虚拟资本作用的考察 |
| (一)依附与独立:存在之维下对虚拟资本作用的考察 |
| (二)奴役与解放:主体之维下对虚拟资本作用的考察 |
| 五、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对社会发展影响的科学预测 |
| (一)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不可避免 |
| (二)合作工厂是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 |
| 第三章 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实践印证 |
| 一、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与国际货币虚拟化实践 |
| (一)国际货币虚拟化的发展历程 |
| (二)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视域下对国际货币虚拟化的分析 |
| 二、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与我国证券市场实践 |
| (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程 |
| (二)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视域下对我国证券市场实践的分析 |
| 三、虚拟资本发展的历史轨迹 |
| (一)虚拟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融入 |
| (二)虚拟资本向金融武器的转向 |
| (三)虚拟资本向虚拟经济的发展 |
| 第四章 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当代价值 |
| 一、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理论意义 |
| (一)系统梳理虚拟资本内容,奠定理论大厦基础 |
| (二)综合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理论借鉴指导 |
| (三)理性对待虚拟资本利弊,树立正确的投资观 |
| (四)辩证分析西方金融理论,坚定自身理论自信 |
| 二、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对当代中国的现实启迪 |
| (一)坚持人民币国际化与地方性双重职能的转换相统一 |
| (二)坚持实体经济根本地位与虚拟经济适度发展相协调 |
| (三)坚持政府合法合理监管与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共发展 |
| (四)坚持国内市场为主与国外市场为辅的双循环新格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圣西门主义力行者 ——拿破仑三世和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经济发展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言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史料概况和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和论文框架 |
| 1.5 本文创新和不足 |
| 2.“马背上的圣西门”的家世与思想渊源 |
| 2.1 “马背上的圣西门”的显赫家世 |
| 2.2 早年的经历及其影响 |
| 2.3 “圣西门主义力行者”治国思想探源 |
| 3.“圣西门主义力行者”的治国理念和施政方针 |
| 3.1 以稳定求发展,用繁荣保秩序 |
| 3.2 寻求国家干预和自由主义经济之间的平衡点 |
| 4.完成被社会动荡延宕的法国工业革命 |
| 4.1 被社会动荡延宕的工业革命得以在法国完成 |
| 4.2 以信贷作为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推进器” |
| 5.近代法国农业发展“黄金时代”的到来 |
| 5.1 广受农民拥戴的“农民皇帝” |
| 5.2 复苏农业、振兴乡村:愿望和举措 |
| 5.3 拿破仑三世和法国“三农”现代转型的起步 |
| 6.交通运输:经济飞跃另一“推进器”的大发展 |
| 6.1 以进入“铁路时代”作为让经济走出低谷的突破口 |
| 6.2 传统交通手段在“铁路时代”的新发展 |
| 7.“商业政府”扩大内外贸易的举措与成效 |
| 7.1 以生产性消费促进商业的发展和转型 |
| 7.2 借力“关税政变”使法国走上自由贸易之路 |
| 8.以打造“世界之都”引领法国城市化进程 |
| 8.1 改造乃至“重建”巴黎的必要性 |
| 8.2 打造“世界之都”:拿破仑三世与“奥斯曼计划” |
| 9.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生平大事记 |
| 附录2. 1852年10月9日路易-拿破仑总统在波尔多发表的讲话 |
| 附录3. 1860年1月5日拿破仑三世致国务大臣富尔德的信 |
| 作者简历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6）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7）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新中国建立之初选择金融发展模式时面临的约束条件 |
| 第一节 单纯依靠国家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的确立 |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遗产:国家垄断金融体制 |
| 第三节 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实践:政府严格控制金融系统 |
| 第二章 从市场金融体制到计划金融体制 |
| 第一节 新政权对金融业的整理 |
| 第二节 有管理的金融市场的短暂繁荣 |
| 第三节 金融系统功能的初步回归 |
| 第四节 计划金融体制的基本确立 |
| 第三章 金融机构财政机关化 |
| 第一节 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
| 第二节 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被率先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三节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业务边缘化与机构被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四章 金融机构日常业务财政化 |
| 第一节 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 |
| 第二节 银行存贷款业务成为财政预算的有效补充 |
| 第三节 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 |
| 第五章 对1953-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的评估 |
| 第一节 存款动员能力评估 |
| 第二节 资金配置效果评估 |
| 第三节 风险管理能力评估 |
| 第四节 产品流通促进能力评估 |
| 第五节 企业治理能力促进价值评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核心概念辨析及界定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第六节 拟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
| 第七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的逻辑架构 |
| 第一节 虚拟资本理论的逻辑演进特性 |
| 一、虚拟资本理论的历史生成性 |
| 二、虚拟资本理论的内在关联性 |
| 三、虚拟资本理论的现实指向性 |
| 第二节 商品价值形态的历史嬗变及货币的潜在虚拟化 |
| 一、货币在商品价值体系中的历史出场 |
| 二、货币内在矛盾在商品矛盾转移中的凸显 |
| 三、货币的内生信用向度及虚拟化趋向 |
| 第三节 信用的时代更替及对虚拟资本的基础作用 |
| 一、信用向现代信用的过渡 |
| 二、信用的杠杆作用及对虚拟货币完成的基础性 |
| 三、资本逻辑中信用扩张同货币形态演进的一致性 |
| 第四节 货币资本化及资本虚拟化的历程推进 |
| 一、货币流通转向资本流通 |
| 二、产业资本衍生生息资本 |
| 三、生息资本催生虚拟资本 |
| 第二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的内在蕴涵 |
| 第一节 虚拟资本的内在逻辑阐释及形态表达 |
| 一、内在生成逻辑之一:“资本化”虚拟资本及其有价证券形态 |
| 二、内在生成逻辑之二:“派生化”虚拟资本及其信用票据形态 |
| 第二节 虚拟资本的特征阐发 |
| 一、虚拟资本的虚拟性 |
| 二、虚拟资本的风险性 |
| 三、虚拟资本的寄生性 |
| 四、虚拟资本的价格复归性 |
| 第三节 虚拟资本的机制梳理 |
| 一、虚拟资本的积累机制 |
| 二、虚拟资本的价格机制 |
| 三、虚拟资本积累同现实资本积累的关系 |
| 第四节 虚拟资本的内在特质 |
| 一、虚拟资本对资本逻辑的“传承” |
| 二、虚拟资本对资本逻辑的“升级” |
| 三、虚拟资本对资本逻辑的“探底” |
| 第五节 虚拟资本的双重效应 |
| 一、虚拟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正向效应 |
| 二、虚拟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负向效应 |
| 三、虚拟资本双重效应的历史统一性 |
| 第三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的理论方位 |
| 第一节 虚拟资本理论展现马克思资本理论的新的规定性 |
| 一、虚拟资本深化资本的商品化 |
| 二、银行资本推动资本的社会化 |
| 三、总利润“质的区别”强化资本的独立化 |
| 第二节 虚拟资本理论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辩证批判性 |
| 一、虚拟资本理论揭露虚拟资本的拜物教幻象 |
| 二、虚拟资本理论批判虚拟资本扩张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 |
| 第三节 虚拟资本理论凸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前瞻性 |
| 一、虚拟资本理论昭示经济虚拟化发展趋向 |
| 二、虚拟资本理论预判经济发展的金融风险 |
| 第四节 虚拟资本理论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价值性 |
| 一、虚拟资本理论的文本在场:虚拟资本理论的真理性存在 |
| 二、虚拟资本理论文本分析的解释境域:前见的历史性存在 |
| 三、虚拟资本理论理解深化的有效滤镜:间距的客观性存在 |
| 第四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的时代赓续与虚拟经济的发展 |
| 第一节 虚拟资本理论的时代延续 |
| 一、金融资本概念的提出 |
| 二、金融资本的系统分析 |
| 三、金融资本理论的集成发展 |
| 第二节 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的现实演进 |
| 一、虚拟资本催生虚拟经济的逻辑进路 |
| 二、虚拟经济存在及运作的基本特性 |
| 三、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的内在关联 |
| 第三节 虚拟资本理论对虚拟经济发展的原则限定 |
| 一、虚拟资本及虚拟经济是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向 |
| 二、机能资本是经济社会合理运行的初始根基 |
| 三、虚实经济的动态均衡是经济有序运作的重要保证 |
| 第五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语境中经济虚拟化与金融危机 |
| 第一节 经济虚拟化的系统运作机制 |
| 一、经济虚拟化的动力溯源 |
| 二、经济虚拟化的演进支撑 |
| 三、经济虚拟化的发展限度 |
| 第二节 经济虚拟化视角中的金融危机 |
| 一、金融危机的存在条件 |
| 二、金融危机的运行机理 |
| 三、金融危机的全球影响 |
| 第三节 金融危机实质的科学剖析 |
| 一、西方经济理论对金融危机的应对 |
| 二、虚拟资本理论对金融幻象的祛蔽 |
| 三、虚拟资本理论对金融危机根源的揭示 |
| 第六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与我国虚拟资本的发展 |
| 第一节 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状况梳理 |
| 一、虚拟资本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推进历程 |
| 二、金融全球化形势下我国虚拟资本发展面临的挑战 |
| 第二节 虚拟资本理论视阈中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优势体现 |
| 一、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根本保障 |
| 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基本策略 |
| 三、效益共享是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价值旨归 |
| 第三节 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路径选择 |
| 一、坚持实体经济的主导性:夯实虚拟资本发展的根基 |
| 二、推进虚拟资本的适度性: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 |
| 三、完善金融领域宏观管理:提升虚拟资本运行的保障 |
| 四、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降低我国金融发展的风险 |
| 第四节 新时代历史方位中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理论指引 |
| 一、本质论视角认识习近平金融发展观的四维特性 |
| 二、认识论层面领会习近平金融发展观的四重关系 |
| 三、价值论向度理解习近平金融发展观的三大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的缘由 |
| (二)研究的理论意义 |
| (三)研究的实际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目标、研究内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三)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逻辑推理论证法 |
| (三)定性分析法 |
| (四)比较分析法 |
| 五、研究重点和创新点 |
| (一)本文的研究重点 |
| (二)本文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金融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根本依据 |
| 一、马克思的金融思想 |
| 二、恩格斯的金融思想 |
| 三、列宁的金融思想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历史发展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历史资源 |
| 一、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1925-1949) |
| 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1949-1978) |
| 三、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1978—1992) |
|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的金融思想(1992-2002) |
| 五、进入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2002 年—2012 年) |
| 第三节 现代金融理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重要的理论借鉴 |
| 一、货币基础理论 |
| 二、信用理论 |
| 三、利息与利率理论 |
| 四、货币均衡论 |
| 五、货币政策理论 |
| 六、开放金融理论 |
| 七、金融危机理论 |
| 八、金融创新理论 |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金融工作 |
| 一、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25-1927 年) |
| 二、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28-1934 年) |
| 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37-1945 年) |
| 四、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45-1949 年)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党的金融工作 |
|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 年)党的金融工作 |
| 二、社会主义改造至改革开放前(1953-1978 年)党的金融工作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至十八大以前党的金融工作 |
| 一、金融体制的初步改革和金融业务的初步改组 |
| 二、金融体系的加强和巩固 |
| 三、金融行业进一步发展和壮大 |
| 第四节 十八大以来党的主要金融工作 |
| 一、深化金融市场化改革 |
| 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
| 三、加大金融开放程度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国内背景 |
| 一、经济结构亟待转型升级 |
| 二、金融业“脱实向虚”问题日益严重 |
| 三、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三大攻坚战 |
| 四、为实现金融强国梦需做好战略规划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国际背景 |
| 一、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 |
| 二、美元霸权局面仍然持续 |
| 三、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 |
| 四、国际金融体系现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 |
| 第一节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我国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 |
| 一、关于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论述 |
| 二、关于发展普惠金融的论述 |
| 三、关于发展绿色金融的论述 |
| 四、关于发展科技金融的论述 |
| 五、关于金融安全的论述 |
| 六、关于深化金融改革的论述 |
| 七、关于国际金融的论述 |
| 八、关于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的论述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思想 |
| 二、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思想 |
| 三、正确处理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关系的思想 |
| 四、积极发展普惠金融的思想 |
| 五、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的思想 |
| 六、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思想 |
| 七、维护金融安全的思想 |
| 八、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的思想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主要内容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基本特征和重要价值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基本特征 |
| 一、金融宏观与微观相配合 |
| 二、金融以经济为基础,以政治为导向 |
| 三、金融以实体经济为主,虚拟经济为辅 |
| 四、金融改革与开放相结合 |
| 五、金融供给与需求相平衡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重要价值 |
|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实践价值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的有关研究积累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和选题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2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理论来源 |
| 2.1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 |
| 2.1.1 古典国际贸易思想 |
| 2.1.2 贸易保护主义思想 |
| 2.2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间接理论来源 |
| 2.2.1 重商主义国际贸易思想 |
| 2.2.2 重农主义国际贸易思想 |
| 3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1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理论基础 |
| 3.1.1 世界市场理论 |
| 3.1.2 国际分工理论 |
| 3.1.3 国际价值理论 |
| 3.1.4 国际金融理论 |
| 3.1.5 国际服务贸易理论 |
| 3.1.6 理论基础、基本观点与政策之间的逻辑关系 |
| 3.2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基本观点 |
| 3.2.1 国际贸易的产生和发展 |
| 3.2.2 国际贸易的本质和规律 |
| 3.2.3 国际贸易的地位和作用 |
| 3.2.4 国际贸易政策的演变 |
| 3.2.5 对未来社会国际贸易的预期 |
| 3.3 马克思国际贸易政策的二重性 |
| 3.3.1 自由贸易政策 |
| 3.3.2 保护贸易政策 |
| 4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与西方国际贸易思想的比较及特征 |
| 4.1 相关理论比较 |
| 4.1.1 对世界市场的现实表现形式的比较 |
| 4.1.2 对国际分工的贸易利益认识的比较 |
| 4.1.3 对国际价值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的范畴比较 |
| 4.1.4 对国际金融理论中资本国际流动的比较 |
| 4.1.5 对国际服务贸易理论解读的比较 |
| 4.2 基本观点比较 |
| 4.2.1 国际贸易产生和发展原因的比较 |
| 4.2.2 国际贸易研究侧重的比较 |
| 4.2.3 国际贸易作用的比较 |
| 4.2.4 国际贸易政策演变的比较 |
| 4.3 对国际贸易政策态度的比较 |
| 4.3.1 对自由贸易政策态度的比较 |
| 4.3.2 对保护贸易政策态度的比较 |
| 4.4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特征 |
| 4.4.1 实践性 |
| 4.4.2 阶级性 |
| 4.4.3 科学性 |
| 4.4.4 人文性 |
| 5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思想史中的历史地位 |
| 5.1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对列宁和斯大林国际贸易思想的影响 |
| 5.1.1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对列宁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影响 |
| 5.1.2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对斯大林对外贸易思想的影响 |
| 5.2 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思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 |
| 5.2.1 毛泽东对外经济交流思想对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继承发展 |
| 5.2.2 邓小平对外经济开放思想对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继承发展 |
| 5.2.3 习近平开放型贸易观对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继承发展 |
| 5.3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思想的影响 |
| 5.3.1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对巴兰和斯威齐经济剩余依附型贸易的影响 |
| 5.3.2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对阿明、伊曼纽尔“中心—外围”国际分工理论的影响 |
| 5.3.3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对安沃·塞克自由贸易思想的影响 |
| 5.3.4 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思想之间的逻辑联系 |
| 6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当代实践价值 |
| 6.1 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当代实践价值 |
| 6.1.1 世界市场理论是建立公平合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依据 |
| 6.1.2 国际分工理论是从“生产端”推进外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源泉 |
| 6.1.3 国际价值理论是解释美中贸易摩擦本质原因的理论武器 |
| 6.1.4 国际金融理论是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下“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指路明灯 |
| 6.1.5 国际服务贸易理论是推动中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理论指南 |
| 6.2 马克思国际贸易政策的当代实践价值 |
| 6.2.1 自由贸易政策是进一步提升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开放度的行动纲领 |
| 6.2.2 保护贸易政策是指引发展中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贫富差距的智慧源泉 |
| 7 研究结论和未来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开放黄金市场与改革黄金流通管理体制有关政策问题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D]. 李黎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D]. 蔡琬琳. 吉林大学, 2021(02)
- [3]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D]. 闫晓燕.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9)
- [4]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侯周梓. 兰州大学, 2021(02)
- [5]圣西门主义力行者 ——拿破仑三世和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经济发展探究[D]. 应远马. 浙江大学, 2020(01)
- [6]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7]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D]. 张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8]《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靳永茂. 兰州大学, 2020(01)
- [9]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D]. 薛涵予. 兰州大学, 2019(02)
- [10]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研究[D]. 徐雅. 东北财经大学,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