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非正规就业破解就业压力（论文文献综述）
邢朝国[1]（2021）在《疫情之下非正规就业的“超不稳定性”及主体应对——以北京市月嫂为例》文中认为本文以北京市月嫂为研究对象,分析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月嫂非正规就业的不稳定性及其主体应对。研究发现,在疫情与非正规就业的交叉影响下,月嫂的生计处于超不稳定状态,突出表现在流动、居住、工作三个层面。对此,月嫂通过"协同稳定化"和"自我稳定化"两类策略予以应对。"协同稳定化"包括服从中介公司安排,做一个"听话的月嫂",与公司保持良好的关系;与客户协商,消除工作空档期,实现下户上户无缝衔接。"自我稳定化"体现为月嫂避免疫情感染风险的跨省流动以及暂时退出工作。研究表明,这两类应对策略不仅不能真正化解疫情驱动的"超不稳定性",还会给月嫂带来新的不稳定性,导致月嫂对中介公司的依赖性增强、自主性下降。作为一项特定时空下的经验研究,本文丰富了非正规就业不稳定性的理论阐释,并且呈现出女性劳动者的经验及其能动性。
杨雨诺[2]（2021）在《马克思就业理论视域下新时代女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就业问题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中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新时代女大学生作为新时代女性中具有较高素质的人才,其就业问题的重要性不可忽视。马克思就业理论产生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初期,马克思在对就业问题的长期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中,形成了深刻的见解。马克思对青年职业的选择提出了科学的意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揭示了失业的产生与根源;对社会主义的畅想描绘了未来社会的理想就业形态。研究马克思就业理论有助于为国家重视女大学生就业问题提供理论指导、为社会理解女大学生就业问题提供理论依据、为女大学生就业问题解决提供理论遵循。通过具体的问卷调查发现,与男大学生相比,新时代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择业观念不够理性、自身素质有待提高,导致就业缺乏竞争力;第二基本生育问题增加企业用人成本导致就业性别歧视;第三法律法规不够完善、执行率低下导致法律保障略显乏力。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要多方面协同发力,本文充分基于马克思就业理论,客观分析了新时代女大学生就业的基本状况、主要问题以及问题成因,并提出新时代女大学生就业问题解决的具体思路。第一加强学校教育,要把文化教育与社会需求充分对接,教育女大学生做好职业选择与规划,同时提升女大学生整体素质;第二加快经济发展,扩大就业容量,要促进中小企业与农业的发展,大力推进第三产业发展,重视非正规就业的补充作用;第三推进国家法制建设,促进劳动力合理配置,不断完善女大学生就业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更加合理的就业市场规则,构建更加公平的大学生就业环境。总之,马克思就业理论对新时代女大学生就业问题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问卷调查结果与马克思就业理论结合能够对新时代女大学生面临的就业问题作科学归因并最终提出可预期的问题解决思路。
王通[3]（2019）在《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在地理空间结构（人口流动）和社会阶层结构（阶层流动）中的位置变化。从社会整体来看,社会流动是阶层结构优化的重要形式;从成员个体来看,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改善阶层状况或改变阶层类型的关键机制。兼具公共和个人双重属性的社会流动构成社会发展的基本面之一,是解读政治生活的关键视角。根据FJH假设的基本原理,社会流动模式是由社会的分工结构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在“两化叠加”（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两个历史阶段近乎于嵌套在一起的时代特征）的时代背景下,描述和解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流动的特征和规律具有理论和实践等双重价值。对于社会阶层关系的解读,马克思主义阶级范式和韦伯主义阶级范式是两种不同的理论逻辑。具体到社会流动分析,前者以阶层类型转变为聚焦,侧重于解读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等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变化,是一种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后者偏重于阶层状况的升降变化,是对社会成员在高低有序的地位体系中位置变化的分析,是一种指标性社会流动逻辑。在社会转型期,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更适合形成对中国社会基本面变迁的有效解读。从历史变迁来看,中国的结构性社会流动模式经历了限制性阶段、区别性阶段和赋能性阶段等转变。这一历史进程是制度性阻滞作用不断弱化,而制度性支持作用日渐显示,同时,社会成员的个人能动作用日益强化的变化过程;并且,呈现出社会流动路径的多元化和社会流动机会的非农化等发展趋势。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是指中国社会流动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规律。其中,社会转型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形成的基础性因素;城乡关系变迁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成因的基本线索;乡城社会流动为主要形式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典型表现。这种特殊性具体表现为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层次。在宏观层面,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和对比来看,中国社会流动突显社会转型和政府主导等发展性特征,同时,城乡关系变迁和能动作用强化是社会流动模式变迁的重要线索。在中观层面,从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中的流动来看,人口流动与阶层流动的含义重合、结构性社会流动与指标性社会流动的结果重合以及乡城社会流动与城城社会流动的时代重合等是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重要特征。在微观层面,乡城社会流动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主流形式,可以分为联根式社会流动、脱嵌式社会流动和发展式社会流动等三种结果;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相关数据来看,三种乡城社会流动形式的比重分为为45.15%、39.87%和11.54%（其他形式占比为3.43%）。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涵义。形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础性成因在于中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成员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等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的伴生性现象。但是,农村人口基数大以及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上述转型过程的长期性;发展性城乡二元结构和制度性城乡二元结构并存增加了上述转型过程的复杂性;地区间产业布局差异以及公共服务水平梯度格局使得人口流动具备了阶层流动的属性。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结构性成因。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释放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潜力;伴随社会流动,农村社会流动人口由“进城诉求”向“融城需求”转变,产生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需求。在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城市社会的人口容量和流动机会等现实制约并没有降低中国社会流动的规模,以非正规就业等形式进行流动成为中国流动人口的能动性选择。在具体的社会流动过程中,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社会资本差距等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流动能力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但是,贫富差距的相对合理水平以及信任文化的可塑属性等则为社会成员的能动精神提供了作用空间。然而,基础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差距弱化了农村社会成员获得优质流动机会的能力,这对政府强化社会公平职能提出了实质需求。对当前的社会流动格局进行综合归纳是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对此,部分媒体和学者偏向于进行阶层固化的解读,并使得阶层固化成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热门标签”。作为对当前社会流动问题的集中揭露,这一命题具有一定价值,但也存在夸大社会风险或放大社会问题的偏向,同时,具有理论和事实等双重缺陷。这启示我们对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进行更加准确和全面的概括。以社会流动成本变迁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综合概括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因为,伴随户籍制度等政治经济改革进程,社会成员跨越制度阻隔的成本降低;服务型政府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等为社会流动增加了权利保障,同时也增加了政府及其他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单位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扩招等降低了传统流动路径的实际效能,这意味着社会流动群体个人成本的增加。从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视角看,保障畅通且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分担社会流动成本。这成为流动社会治理的题中之义。政府职能转变是中国社会流动机制变迁的重要线索。比如,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以及政府与个人关系等政府职能范围的变迁产生了社会流动机会和流动路径效能等方面的变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优化流动社会的治理机制也应该以政府职能转变为着力主线:从政府职能体系维度强化社会职能和优化职责体系;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确立政府边界和建设有为政府;从城乡关系变迁维度突出政府责任和推进城乡融合。
丁述磊[4]（2019）在《非正规就业对居民社会融入的影响及其传导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农民工转移到城市。农民工的转移为中国城市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他们多数以非正规就业的方式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相比正规就业群体,非正规就业人群不仅面临远离家乡,长时间不能和家人团聚的问题,而且他们的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差、工资收入水平低并且缺乏社会保障,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阻碍了他们的社会融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明确指出,“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受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影响难以融入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机制,要努力完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参与机制,推进农民工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由于非正规就业阻碍了居民的社会融入程度,进而不利于社会融合的最终实现,因此,在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系统研究非正规就业对居民社会融入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该研究对健全完善中国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实证支持,劳动力市场的完善有利于为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有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有利于为实现中国梦奠定健康的社会心理动力源,这也是本文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和2006-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系统研究了非正规就业对居民社会融入的影响及其传导效应,主要包括两个组成部分:第一,利用因子分析方法构建居民社会融入程度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非正规就业对居民社会融入的影响。第二,从工资水平、健康状况和主观认知（主观公平认知和主观幸福感认知）三个层面解释了非正规就业降低居民社会融入程度的原因。以上内容构成了本文五个核心章节,即第三章是居民社会融入程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第四章是非正规就业对居民社会融入影响的实证分析,第五章是非正规就业的工资效应分析,第六章是非正规就业的健康效应分析,第七章是非正规就业的认知效应分析。以上章节的主要内容和研究结论如下:第三章是居民社会融入程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利用因子分析法,根据主客观相结合的原则构建了一个包含8个一级指标,涉及20个指标层的居民社会融入程度评价指标体系。该评价指标体系显示,影响居民社会融入的一级指标共有八个,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级指标为就业状况,权重为0.150。这表明就业状况对居民社会融入的影响不可小觑,如果就业质量相对较差,显然会降低居民社会融入程度。第四章是非正规就业对居民社会融入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CLDS（2016）数据,利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非正规就业对居民社会融入的影响,计量回归结果显示,非正规就业对居民社会融入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显着为负,而且非正规就业对居民社会融入的影响呈现U型特征。性别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在居民社会融入程度的所有分位点上,非正规就业对女性居民社会融入程度造成的损失显着大于男性居民。地区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非正规就业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居民社会融入的影响同样存在异质性差异效应。第五章是非正规就业的工资效应分析。基于2006-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对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工资方程进行估计并对工资差异进行了分解,研究发现非正规就业的工资水平显着低于正规就业。相比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教育收益率低,性别歧视更为严重,随着工资分位数水平由低到高性别歧视程度增强。分位数分解结果表明,随着工资分位数水平的上升,特征差异的解释能力越来越强,而系数差异占比越来越小。同时,随着工资分位数水平的上升,工资差异逐渐缩小,符合“黏地板效应”,而不是“天花板效应”,这表明中国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工资差异主要是由工资分布低分位数水平上的差异造成的。正规就业与异质性的非正规就业工资差异分解结果表明,在代表性分位数上,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受雇者工资差异最大,而正规就业与自我经营者工资差异相对较小。第六章是非正规就业的健康效应分析。基于CLDS（2016）数据,利用有序Probit回归方法分析了非正规就业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正规就业对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着为负。非正规就业对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差异效应,即非正规就业对女性居民健康状况造成的损失大于男性,对户外工作者健康状况造成的损失大于室内工作者。非正规就业对东部地区居民以及中西部地区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也是显着为负的,而且由东到西非正规就业对居民健康造成的损害逐渐增大。以BMI指标和躯体疼痛作为健康的代理指标,非正规就业在1%水平上显着增加了居民身体过度肥胖或过度消瘦的概率,同时也在1%水平上显着增加了居民躯体疼痛的概率。对于工伤变量作为健康的代理指标,非正规就业会增加发生工伤的概率,这一结果却不显着。第七章是非正规就业的认知效应分析。在这一章节中,基于CGSS（2013）数据,将主观公平认知和主观幸福感认知作为主观认知的代理变量,考察了非正规就业的认知效应。以主观公平认知作为代理变量时,首先利用有序Probit模型定量检验了非正规就业对居民主观公平认知的影响,然后从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角度考察了非正规就业影响居民主观公平认知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非正规就业会显着降低居民对社会总体公平程度的主观评价。非正规就业对男性居民主观公平认知造成的损失大于女性,对城镇居民主观公平认知造成的损失大于农村居民。传导机制分析结果显示,非正规就业通过降低居民权利公平认知、机会公平认知以及规则公平认知,进一步降低了居民对社会总体公平程度的认知。以主观幸福感认知作为代理变量时,研究发现非正规就业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如果居民从事非正规就业,那么他们的主观幸福感会显着降低。非正规就业市场上更为严重的性别歧视现象显着降低了女性主观幸福感。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通货膨胀率上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造成的损失也会显着增加。此外,受教育年限变量对女性和中西部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着为正。本文尝试从社会学角度为做好非正规就业的服务和管理提供实证依据,能够客观地评价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社会融入状态。利用微观调查数据构建的一个包含主客观指标相结合的居民社会融入程度评价指标体系,能够比较全面的测度居民社会融入程度。从工资水平、健康状况和主观认知三个层面解释了非正规就业降低居民社会融入的原因,得到了一些符合国情的研究结论,为健全完善中国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实证支持,研究结果对经济学和社会学交叉领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与此同时,本文也存在一些内容、方法和数据方面的不足之处。其一,本文在构建社会融入程度评价指标体系的时候,由于部分变量的可得性,如性格特征变量,没有纳入指标体系。其二,本文仅从工资、健康、主观认知三个角度,分析了非正规就业对居民社会融入影响的传导效应,然而,社会融入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影响居民社会融入的因素有很多。其三,由于部分变量在调查问卷中没有持续追踪,文章多数章节采用的是截面数据,时间变化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有待进一步验证。因此,今后我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研究,更加细致地探讨非正规就业对居民社会融入影响的传导效应,引入混合截面数据,进一步扩大样本容量,同时尝试比较不同微观调研数据的回归结果是否存在差异,试图得到更多符合国情的有意义的研究结论。
祝子涵[5]（2019）在《社会性别视角下日薪制女工权益保护研究 ——以花都区狮岭镇皮具行业为例》文中认为在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的皮具行业中有这样一群特别的工人,他们活跃于政府规范管理的日薪劳务市场中,雇佣关系只在短期（多为当天）内存续,凭借经验和技术与用工者讨价还价,通常获得高于长期进厂工人的计件单价。2008年以前,狮岭镇皮具产业主要依靠国外订单发展经济,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国际经济形势下行,国外订单骤减,狮岭镇皮具产业因经营不善问题导致资方卷款逃逸的事件频发,这致使工人的收入安全得不到保障。因此很多技术工人选择日薪制这种非正规就业方式,以不断议价与“挣现钱”的方式在不稳定的就业市场中寻求部分稳定。狮岭镇皮具制造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存在大量的非正规就业群体,其中也包含很多的女性工人,其生产与再生产的组织方式、面临的问题与解决方式值得关注。本研究通过性别视角的切入,借助交叉性分析范式、从生产与生活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得出了性别结构与制度设置、资本、父权多种因素互动导致了女工存在权益脆弱的状况。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很多女工选择日薪制来试图规避制度风险、摆脱资本对其进行的形象建构与剥削,以及反抗父权对女工主体性抑制的意识和行动以保护自身权益不受侵害。但是这种对于自主性的争取仍旧微弱,并且落入资本追求积累和灵活性的逻辑中。在全球化进程中,日薪女工群体的权益状况及其具有抗争性的权利意识关联着女工共同面临的困境与解决之道。本研究直面女工的权益状况,并尝试提出对日薪女工群体可能的保护路径,从而引发学界对于改善女工权益保护困境的思考。
喻珍[6]（2019）在《乡村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的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乡村旅游热度不减,同时伴随着共享经济和新型劳动关系的出现,乡村旅游市场中旅游非正规就业不断涌现,其强大的就业吸纳能力为乡村振兴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其作为一种有别于正规就业的形式,学界对其认识不足,也较少关注该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基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以乡村旅游非正规就业者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其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模型,并以实证数据加以检验,最终得出了如下结果:（1）通过对乡村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现状的梳理与描述性分析,总结了该群体基本特征:乡村旅游非正规就业者中女性人数多于男性,女性群体在乡村旅游非正规就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且乡村旅游非正规就业者年长者居多,多在36岁以上,受教育程度不高,多在本科以下学历,家庭结构以3或4口之家为主,个人月收入普遍较低,收入来源方式以水果、小吃摊等饮食服务形式的居多,从业方式以自我雇佣或自主创业为主。因而乡村旅游非正规就业者具有不同于旅游目的地一般居民的异质性。（2）乡村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的总体生活满意度（SWLS）和D-T量表测量的主观幸福感结果基本一致,均值得分处于中等偏上,研究得出该群体主观幸福感总体特征处于大体满意状态。在进一步的方差分析中发现其主观幸福感在年龄、学历、个人月收入和旅游收入来源渠道这四个人口学特征上存在显着差异,性别、家庭人口数和从业方式三个统计变量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差异解释力不显着。（3）通过逐步多元回归分析发现,乡村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的主观幸福感在各影响维度上存在显着差异。由回归系数比较得出的变量顺序依次为政策制度、工作质量、旅游参与、生活娱乐因素,而“自我发展”变量被排除在外,表明前四个影响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会显着影响到乡村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的主观幸福感。根据本文研究结论,继而从政府管理和市场就业角度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建议,即明确旅游非正规就业内涵,建立灵活就业制度;关注旅游非正规就业者,完善生活保障体系;创造就业新环境,激发旅游就业和创业的积极性,以期促进乡村旅游非正规就业的管理与发展以及提高这类从业者的主观幸福感,为乡村振兴作出积极贡献。
钟云华,朱家德[7]（2019）在《大学毕业生非正规就业:特征、发展困境与破解之策》文中提出大学生非正规就业既指非正规部门就业,也指正规部门无正式劳动关系就业。实证分析发现,非正规就业大学生占全部就业学生的比例已达40. 7%,其主要来源于社会弱势阶层,拥有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都较少,主要通过劳务派遣形式集中于城市私营企业与外资企业;与正规就业大学生相比,非正规就业大学生月收入更低,各项社会福利更少,就业质量更差。大学生非正规就业进一步发展面临大学生就业理念落后、离校就业服务不完善、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大学生非正规就业政策缺失等困境。促进大学生非正规就业发展,微观层面大学生需要加强对非正规就业的科学认知,中观层面高校应优化大学生非正规就业教育与服务,宏观层面政府则需完善劳动力市场并优化非正规就业政策。
陈洋,穆怀中[8]（2017）在《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系数研究》文中提出本文围绕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幅提升非正规就业群体参保比例的宗旨,研究了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状况。文章立足于缴费需求与缴费能力的合理匹配,依据缴费负担系数产生的原理,构建4阶区间缴费负担系数模型,反映缴费负担与生活水平的逻辑关系,并对20052015年中低收入阶层的负担系数进行测算。研究发现,当前低收入阶层与其他阶层相比,缴费能力差距较大。中低收入群体的养老保险缴费负担仍然很重,并且随着经济下行,负担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按照制度设计的初衷,这类群体面临的缴费负担还将继续加重。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当调整缴费制度需求,健全缴费调节、减免、视同机制,缩小城职保和城居保的待遇差距等建议。
丁述磊[9]（2017）在《非正规就业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经验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居民主观幸福感为民生指标,本文运用CGSS（2013）数据定量检验了非正规就业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正规就业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居民,主观幸福感显着降低;非正规就业市场上严重的性别歧视现象更是显着降低了女性主观幸福感;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通货膨胀率上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造成的损失也会显着增加。此外,受教育年限对女性和中、西部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着为正。因此,政府应该尽力消除城乡、行业和性别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努力促进劳动力市场正规化,促使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走向正规岗位。
孙凤兰,林晓丹[10]（2015）在《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的教育对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非正规就业逐渐成为破解大学生就业难题的一条有效途径,对此,高校要作出积极主动的应对,从加强教育引导、转变大学生就业观念,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积极开展创业教育、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以及加强就业指导与服务工作、帮助大学生顺利就业四个方面入手,努力探索和实践有关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的教育对策。
二、非正规就业破解就业压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非正规就业破解就业压力（论文提纲范文）
（1）疫情之下非正规就业的“超不稳定性”及主体应对——以北京市月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一)非正规就业 |
| (二)不稳定性 |
| (三)家政服务行业生态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疫情期间月嫂生计的“超不稳定性” |
| (一)流动的“超不稳定性” |
| (二)居住的“超不稳定性” |
| (三)工作的“超不稳定性” |
| 1．“黄单” |
| 2．工作机会减少且竞争激烈 |
| 3．订单价格下降且充满不确定性 |
| 五、疫情期间月嫂生计“超不稳定性”的主体应对 |
| (一)协同稳定化 |
| 1．服从公司安排:做一个“听话的月嫂” |
| 2．与客户协商:消除工作空档期 |
| (二)自我稳定化 |
| 1．流动筛选:规避跨省流动 |
| 2．回家:暂时退出 |
| 六、结论与讨论 |
（2）马克思就业理论视域下新时代女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选题来源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来源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4 研究方法、可行性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可行性研究 |
| 1.4.3 创新与不足 |
| 2.马克思就业理论与新时代女大学生就业的基本概述 |
| 2.1 马克思就业理论概述 |
| 2.1.1 马克思就业理论的主要来源 |
| 2.1.2 马克思就业理论的主要内容 |
| 2.1.3 马克思就业理论的理论特征 |
| 2.1.4 马克思就业理论在中国的创新与实践 |
| 2.2 新时代女大学生就业概述 |
| 2.2.1 就业 |
| 2.2.2 新时代女大学生就业的内涵 |
| 2.2.3 新时代女大学生就业的新要求 |
| 2.3 马克思就业理论对新时代女大学生就业的指导意义 |
| 2.3.1 为国家重视女大学生就业问题提供理论指导 |
| 2.3.2 为社会理解女大学生就业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
| 2.3.3 为女大学生就业问题解决提供理论遵循 |
| 3.新时代女大学生就业现状及原因分析 |
| 3.1 新时代女大学生就业面临的形势 |
| 3.2 新时代女大学生就业取得的成绩 |
| 3.2.1 就业规模持续增加 |
| 3.2.2 人员素质显着提高 |
| 3.2.3 保障机制不断完善 |
| 3.3 新时代女大学生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
| 3.3.1 能力欠缺影响职业选择 |
| 3.3.2 求职过程遭遇性别偏见 |
| 3.3.3 法律法规保障力度不足 |
| 3.4 新时代女大学生就业问题产生的原因 |
| 3.4.1 女大学生就业观念缺乏深入的引导 |
| 3.4.2 技术进步与资本蓄积加剧就业竞争 |
| 3.4.3 市场配置环境下法律法规有待完善 |
| 4.新时代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解决思路 |
| 4.1 加强学校教育,提高女大学生整体素质 |
| 4.1.1 促进文化教育与社会需求充分对接 |
| 4.1.2 指导女大学生做好职业选择与规划 |
| 4.1.3 提升女大学生整体素质扩大就业面 |
| 4.2 加快经济发展,扩大就业容量 |
| 4.2.1 促进中小企业与农业发展 |
| 4.2.2 重视非正规就业补充作用 |
| 4.2.3 大力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
| 4.3 加强市场法治保障,合理配置劳动力 |
| 4.3.1 不断完善女大学生就业法律法规 |
| 4.3.2 制定更加合理的就业市场规则 |
| 4.3.3 构建更公平的大学生就业环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后记)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3）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及选题价值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的价值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二、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
| 第三节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一、理论基础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 |
| 一、章节结构 |
| 二、技术路线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相关概念与基本涵义 |
| 第一节 概念梳理与辨析 |
| 一、阶级与阶层 |
| 二、社会阶层与社会分层 |
| 三、社会流动:结构性社会流动与指标性社会流动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涵义 |
| 一、中英文研究成果的总体概况及具体比较 |
| 二、对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涵义的初步总结 |
| 第二章 新中国社会流动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从二元阻隔到有序推进的政策变迁 |
| 一、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的限制性社会流动阶段(1949-1984) |
| 二、经济体制转轨背景下的区别性社会流动阶段(1984-2003) |
| 三、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的赋能性社会流动阶段(2003至今) |
| 第二节 制度作用变迁与能动机制强化并存的演变规律 |
| 一、制度因素:作用机制变迁与新生制度问题 |
| 二、能动机制:多元选择与非农趋势 |
| 第三章 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基本格局 |
| 第一节 当前社会流动的总体概况 |
| 一、当前结构性社会流动的基本现状 |
| 二、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当前社会流动的基本类型 |
| 一、形成背景: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演变 |
| 二、基本类型:联根式流动、脱嵌式流动与发展式流动 |
| 第四章 中国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基本成因 |
| 第一节 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动力机制 |
| 一、社会流动特殊性的结构性动力成因 |
| 二、社会流动特殊性的能动性动力成因 |
| 第二节 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制约机制 |
| 一、先赋性差距:经济收入差距与社会资本差距 |
| 二、后致性差距:基础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不均 |
| 第五章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的反思 |
| 第一节 阶层固化命题的问题指向与理论来源 |
| 一、阶层固化命题的问题指向 |
| 二、阶层固化命题的理论来源 |
| 第二节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事实维度的反思 |
| 一、贫富差距现状:纵向对比与横向比较 |
| 二、教育机制影响:农村的社会基本面变迁 |
| 三、对阶层固化命题基于事实维度反思的总结 |
| 第三节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的逻辑反思 |
| 一、问题研判的片面性:形而上,而非辩证性 |
| 二、现实所指的含混性:局部问题,抑或全局特征 |
| 三、分析单位的混淆性:阶层分化,还是社会流动 |
| 四、对阶层固化命题基于逻辑维度反思的总结 |
| 第六章 对于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综合概括 |
| 第一节 以社会流动成本变迁为理论总结的原因 |
| 一、社会转型: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结构性致因 |
| 二、制度变迁: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生态性致因 |
| 第二节 社会流动成本的含义及构成 |
| 一、基本涵义 |
| 二、基本内容 |
| 三、主体构成 |
| 第三节 当前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表现、问题及诉求 |
| 一、基本表现 |
| 二、现实问题 |
| 三、基本诉求 |
| 第七章 优化流动社会治理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政府职能体系维度:强化社会职能,优化职责体系 |
| 一、政府职能重心转移:突出公共服务,强化社会职能 |
| 二、政府间纵向关系调整:治理重心下移,优化职责配置 |
| 三、政府间横向关系补缺:强化府际合作,构建伙伴关系 |
| 第二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确立政府边界,建设“有为政府” |
|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维护公平竞争,消除流动障碍 |
| 二、政府与社会关系:发挥政府主导,推动多元治理 |
| 三、政府与个人关系:明确责任边界,激励能动精神 |
| 第三节 城乡关系变迁维度:突出政府责任,推进城乡融合 |
| 一、城市维度: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增加社会流动容量 |
| 二、城乡结合部:强化社会治理能力,推动管理机制变迁 |
| 三、农村维度: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寻求内生增长动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一.个人简历 |
| 二.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4）非正规就业对居民社会融入的影响及其传导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
| 2.1.2 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 |
| 2.1.3 Grossman健康需求理论 |
| 2.1.4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非正规就业研究综述 |
| 2.2.2 社会融入研究综述 |
| 2.3 本章小结 |
| 3 居民社会融入程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1 数据来源 |
| 3.2 指标选取 |
| 3.3 因子分析 |
| 3.3.1 KMO与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 |
| 3.3.2 公共因子的特征值与贡献率 |
| 3.3.3 因子旋转与旋转后的载荷矩阵 |
| 3.4 本章小结 |
| 4 非正规就业对居民社会融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数据来源、模型选择与变量描述 |
| 4.1.1 数据来源 |
| 4.1.2 模型选择 |
| 4.1.3 变量描述 |
| 4.2 实证分析结果 |
| 4.2.1 OLS回归结果 |
| 4.2.2 分位数回归结果 |
| 4.3 分样本回归结果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5 非正规就业的工资效应分析 |
| 5.1 工资差异分解方法 |
| 5.2 数据来源、模型选择与变量描述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模型选择 |
| 5.2.3 变量描述 |
| 5.3 非正规就业与正规就业的工资差异 |
| 5.3.1 工资方程的OLS回归结果 |
| 5.3.2 工资方程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
| 5.3.3 异质性非正规就业工资方程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
| 5.3.4 工资差异分解结果 |
| 5.4 本章小结 |
| 6 非正规就业的健康效应分析 |
| 6.1 数据来源、模型选择与变量描述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模型选择 |
| 6.1.3 变量描述 |
| 6.2 非正规就业对居民健康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2.1 有序Probit结果 |
| 6.2.2 性别和工作场所分样本回归结果 |
| 6.2.3 地区分样本回归结果 |
| 6.3 稳健性检验 |
| 6.3.1 内生性处理 |
| 6.3.2 替换变量 |
| 6.4 本章小结 |
| 7 非正规就业的认知效应分析 |
| 7.1 数据来源与模型选择 |
| 7.1.1 数据来源 |
| 7.1.2 模型选择 |
| 7.2 非正规就业的主观公平认知效应分析 |
| 7.2.1 变量描述 |
| 7.2.2 全样本实证结果及分析 |
| 7.2.3 分样本实证结果及分析 |
| 7.2.4 稳健性检验 |
| 7.2.5 传导机制分析 |
| 7.3 非正规就业的主观幸福感认知效应分析 |
| 7.3.1 变量描述 |
| 7.3.2 全样本实证结果及分析 |
| 7.3.3 稳健性检验 |
| 7.3.4 分样本实证结果及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研究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研究展望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社会性别视角下日薪制女工权益保护研究 ——以花都区狮岭镇皮具行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研究现状 |
| 1.2.2 相关理论基础 |
| 1.2.3 关键概念界定 |
| 1.3 研究问题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问题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视角与分析范式 |
| 1.4.1 社会性别研究下的女性主义视角 |
| 1.4.2 交叉性分析范式 |
| 1.5 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路径 |
| 第二章 非正规就业:狮岭镇皮具产业中的日薪劳务市场 |
| 2.1 珠三角地区低技术制造业的产业背景 |
| 2.2 狮岭镇皮具产业的状况 |
| 2.3 日薪工群体产生的土壤 |
| 2.3.1 狮岭镇皮具产业订单生产的转变 |
| 2.3.2 劳动力市场的“用工荒”现象 |
| 2.3.3 用工方的道德风险与用工需求 |
| 2.3.4 劳动者所处的产业环境 |
| 2.4 日薪劳务市场的特点 |
| 2.4.1 日薪劳务市场有序化 |
| 2.4.2 日薪劳务市场管理规范化 |
| 2.4.3 日薪劳务市场中计件单价协商化 |
| 2.4.4 日薪劳务市场中给付方式的即时性与雇佣关系的临时性 |
| 第三章 脆弱的权益:日薪劳务市场中的女工 |
| 3.1 资本与制度设置双重作用的结果 |
| 3.1.1 工人过度劳动 |
| 3.1.2 留不下的城市 |
| 3.1.3 集体保护的缺失 |
| 3.2 资本与父权双重作用的结果 |
| 3.2.1 去技术化导致难以向上流动 |
| 3.2.2 生产与家庭照顾的双重负担 |
| 3.3 资本、制度设置、父权多重作用的结果 |
| 3.3.1 回不去的乡村 |
| 3.3.2 《劳动法》执行中的“次标准” |
| 3.3.3 家庭功能与情感诉求的缺失 |
| 第四章 同意的计算:日薪制与女工权利意识 |
| 4.1 规避制度设置缺失带来的收入风险 |
| 4.2 摆脱资本的形象建构与剥削 |
| 4.2.1 争取自由与被尊重的权利 |
| 4.2.2 讨价还价以争取更高计件单价 |
| 4.3 摆脱父权对于女性主体性的抑制 |
| 4.3.1 平衡家庭与生产的关系 |
| 4.3.2 扩大弱势女性的就业空间 |
| 4.4 同意的计算 |
| 第五章 日薪女工群体权益保护可能的方向 |
| 5.1 对非正规就业群体的权益保护是客观现实的需要 |
| 5.2 日薪女工群体权益保护的可能方向 |
| 5.2.1 尝试制度性改革 |
| 5.2.2 提升企业社会责任 |
| 5.2.3 动员社会组织力量 |
| 5.2.4 培育女工权利意识 |
| 结论及反思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件 |
（6）乡村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的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1.乡村旅游非正规就业是促进旅游就业的切入点 |
| 2.乡村旅游非正规就业是助力农民脱贫的着眼点 |
| 3.乡村旅游非正规就业者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是促进乡村振兴的关键点 |
| (二)研究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实践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1.文献研究法 |
| 2.田野调查法 |
| 3.专家访谈法 |
| 4.问卷调查法 |
| 5.统计分析法 |
| (四)研究内容与框架 |
| (五)研究创新之处 |
| 1.研究内容的创新性 |
| 2.研究视角的创新性 |
| 3.研究模型的创新性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内外关于旅游非正规就业的研究综述 |
| 1.国外旅游非正规就业研究综述 |
| 2.国内旅游非正规就业研究综述 |
| 3.国内外关于旅游非正规就业的研究评述 |
| (二)国内外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综述 |
| 1.国外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 |
| 2.国内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 |
| 3.国内外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评述 |
| (三)旅游非正规就业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 |
| 1.就业与主观幸福感 |
| 2.旅游非正规就业与主观幸福感 |
| (四)文献评述 |
| 三、核心概念与相关理论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1.非正规就业 |
| 2.旅游非正规就业者 |
| 3.主观幸福感 |
| (二)相关理论 |
| 1.制度边缘理论 |
| 2.灵活就业理论 |
| 3.需要层次理论 |
| 四、研究设计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模型构建 |
| 1.已有研究模型 |
| 2.本研究模型 |
| 3.研究假设 |
| (三)量表设计 |
| 1.自变量的测量 |
| 2.因变量的测量 |
| (四)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
| 1.问卷的设计 |
| 2.问卷的预调研 |
| 3.问卷的发放与收集 |
| 五、数据分析与结果 |
|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
| 1.人口学特征 |
| 2.主观幸福感得分结果 |
| 3.主观幸福感总体特征 |
| (二)单因素方差分析 |
| (三)信度检验 |
| 1.量表整体信度分析 |
| 2.分变量信度分析 |
| (四)探索性因子分析 |
| 1.影响因素量表因子分析结果 |
| 2.主观幸福感量表因子分析结果 |
| (五)回归分析与假设检验 |
| 1.相关分析 |
| 2.逐步多元回归分析 |
| 3.实证结果小结 |
| 六、研究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管理启示 |
| 1.明确旅游非正规就业内涵,建立灵活就业制度 |
| 2.关注旅游非正规就业者,完善生活保障体系 |
| 3.创造就业新环境,激发旅游就业和创业的积极性 |
|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
| 1.研究局限 |
| 2.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研究对象访谈调查提纲 |
| 附录2 :问卷调查表 |
| 附录3 :硕士期间成果 |
| 致谢 |
（7）大学毕业生非正规就业:特征、发展困境与破解之策（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提出与数据来源 |
| 二、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的基本特征 |
| (一) 大学生非正规就业个人特征:就业弱势群体 |
| (二) 大学生非正规就业区域与单位类型特征:集中于城市的体制外单位 |
| (三) 非正规就业类型特征:多元但极不均衡 |
| (四) 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的质量特征:收入偏低且普遍缺乏就业保障 |
| 三、大学生非正规就业发展面临的困境 |
| (一) 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理念落后 |
| (二) 高校非正规就业服务不足 |
| (三) 劳动力市场分割严重 |
| (四) 大学生非正规就业政策缺乏 |
| 四、大学生非正规就业发展的促进之策 |
| (一) 微观层面大学生加强对非正规就业的科学认知 |
| (二) 中观层面高校优化大学生非正规就业服务 |
| (三) 宏观层面政府完善劳动力市场并优化非正规就业政策 |
（9）非正规就业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经验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文献综述 |
| 二、模型、变量和数据 |
| (一)实证模型 |
| (二)变量描述 |
| (三)数据来源 |
| 三、实证分析 |
| (一)全样本回归结果 |
| (二)稳健性检验 |
| (三)分样本回归结果 |
|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
（10）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的教育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 一、非正规就业:破解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题的有效途径 |
| 二、对大学生进行非正规就业教育的必要性 |
| 三、高校要积极开展大学生非正规就业教育 |
四、非正规就业破解就业压力（论文参考文献）
- [1]疫情之下非正规就业的“超不稳定性”及主体应对——以北京市月嫂为例[J]. 邢朝国. 妇女研究论丛, 2021(03)
- [2]马克思就业理论视域下新时代女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D]. 杨雨诺.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3]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D]. 王通. 南开大学, 2019(05)
- [4]非正规就业对居民社会融入的影响及其传导效应研究[D]. 丁述磊.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5]社会性别视角下日薪制女工权益保护研究 ——以花都区狮岭镇皮具行业为例[D]. 祝子涵.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6]乡村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的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研究[D]. 喻珍. 湖北大学, 2019(05)
- [7]大学毕业生非正规就业:特征、发展困境与破解之策[J]. 钟云华,朱家德. 高教探索, 2019(01)
- [8]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系数研究[J]. 陈洋,穆怀中. 保险研究, 2017(11)
- [9]非正规就业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经验分析[J]. 丁述磊.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7(04)
- [10]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的教育对策[J]. 孙凤兰,林晓丹. 世纪桥, 201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