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99中国民营经济十大新闻（论文文献综述）
李满[1]（2020）在《中国传媒企业并购商誉对公司价值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传媒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成为投资者的聚焦点。早些年传媒行业的快速扩张和发展,公司股价不断创下上市以来的新高,而一两年内又伴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市场监管趋紧以及内部管理失衡等问题,传媒上市公司积累了大量的商誉减值风险,公司估值也随之登高跌重。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重要转型期,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的大背景下,行业影响依旧显着,加上2020年之初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传媒影视行业受到更明显冲击。为促进各行各业的生产复工,再融资新规拓宽了公司融资来源,叠加2019年10月出台的重组新规鼓励并购政策,可以预见新一轮并购潮将再次到来。在商誉的起起落落之中,无论是市场监管层、公司管理层,还是普通投资者,都应当对传媒上市公司的商誉有一个正确认识和应对方法。本文以150家中国传媒上市公司研究样本,采用数据分析法、访谈调研法以及案例分析法对传媒上市公司的商誉与其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研究。以第二年的净资产报酬和公司标准化商誉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传媒行业公司资产负债表的特点和行业特性,建立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传媒上市公司商誉对于未来价值具有显着的负作用,而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于价值具有积极作用。在深入调研四家代表性的传媒上市公司后,总结并购商誉面临的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何控制商誉减值风险以及提升公司竞争力的方案。本文提出四点建议,包括科学选择并购标的,减值测试更加公开合理化,常态化商誉监督以及深度融合等。
吴宗晏（Wu Chung Yen）[2]（2020）在《“党公营报业”的衰落与“侍从报业”的崛起 ——台湾报禁时期《中央日报》与《中国时报》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台湾,拥有充沛党政资源的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为何不到十年便丢失了其报界龙头的地位?民营报纸的翘楚《中国时报》为何能逐步成为寡占市场的报业巨头?台湾的报禁时期是国民党威权体制全盛之时,对于新闻的管制极为严苛。民营报业是如何在备受压制的报业环境中异军突起,取代秉承上意又握有丰富资源的“党公营报业”成为报业的领头羊?这些都是本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本研究选择《中央日报》与《中国时报》为研究对象,分别作为“党公营报业”及民营报业的代表,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理论视角,采用历史文献法爬梳台湾报禁时期报业发展过程中所要面对的台湾岛内外政治经济环境以及报社发展的历程,结合内容分析法检视两份报纸的头版内容,看其如何反映这一较长的历史跨度中时空环境的变化,从而探讨报禁时期两份报纸的不同发展轨迹。本研究发现国民党的新闻政策对两种报业的命运差异起着关键的作用,而国民党新闻政策又受到其政权正当性危机的影响。国民党政权的威权体制与其承诺的“宪政”目标背离,有着法理基础上的结构性缺陷。这一缺陷更会因国民党政权长期在经济军事上受惠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而曝露在西方世界的民主检视下。在内生结构的困境与外部权力的束缚中,国民党的新闻政策无法实践全能主义的新闻理念,而必须为民营报业留有空间,从而保持“自由报业”承载“自由中国”的国际形象。在如此政治现实中,国民党转而试图控制报业的进入门槛,以政策及经济资源的扶持来笼络民营报纸,以满足其在岛内及国际间所需的宣传能量。在国民党的新闻管制下,民营报业反而成为了恩庇侍从主义视角下的“侍从报业”,因而得已幸存于报业市场中,与“党公营报业”共同成为“党国”的新闻战士。这时两种报业在媒介所有权上的根本差异却又引领他们走向了不同结局。承载过重政治宣传任务的“党公营报纸”,其内容在日新月异的台湾经济社会环境中愈显僵化,而更具市场属性的“侍从报业”在经营中会在谨守政治红线的同时尽力回应市场的需求。在民主声浪迭起的80年代,两份报纸的发展歧路反映的更是国民党威权体制下的人心向背。最终,《中央日报》在80年代基本没落,而《中国时报》成为了报业的巨无霸,台湾报业也在1988年的报禁解除中走向了自由化,走向了下一个时代。
高锐[3]（2020）在《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文中指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以来,随着一系列“严监管”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各类金融风险呈现收敛可控的局面,中国金融杠杆率得到了有效控制,金融体系总体稳健。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再次凸显出来。为应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各项举措缓解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但又出现政策持续放宽导致的局部领域杠杆率快速回升的问题。为什么“防风险”政策和行动会加剧民营企业融资的难度?而随后支持民营企业融资的政策和举措会再度引发风险?从公共治理学科的视角看,“防风险”与支持民营企业融资不能实现平衡的根本原因在哪儿?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解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经济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涵,给出推动“防风险”背景下民营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答案。本文通过研究认为,防控金融风险和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间的矛盾,其本质上是政府干预与市场运作之间的矛盾,其根源在于政府金融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无法适应现代金融发展的要求。二者的协调本质上涉及金融体制结构改革、政府经济金融职能重新定位、政府金融管理权力分配等问题。因此,本文从金融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给出如何促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经济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答案。金融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在金融领域的表现形式,是各类金融活动主体在国家治理框架下维护金融稳定、推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相互关系,以及治理的方式方法、途径、过程和能力。本文认为,“金融治理”的概念和框架更加适用于解释和应对纷繁复杂的金融事务管理活动和金融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其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的蕴意是健全现代金融治理体系、塑造现代金融治理能力,即实现国家金融治理的现代化。本文所探讨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是金融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具体而言,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就是金融风险可控,包括实现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银行同业业务等的良好治理,同时,把握好改革、发展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平衡,避免发生重大金融风险;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基础就是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优化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从而为金融体系注入源源活力、为金融创新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以此推论,构建现代化金融治理框架,对缓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出现的突出矛盾、实现两者的统一与平衡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金融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旨向是要求政府履行现代金融治理职能,一是要进一步增强市场意识,明确政府干预边界、推进金融市场化程度,发挥市场在配置金融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要通过建立健全金融市场体系,积极有为地支持民营企业融资,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从而实现“金融监管”到“金融治理”的转变、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本文主要研究了如何实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平衡,即如何处理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关系。总体上,文章基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背景下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变化的实践状态,通过建构现代金融治理分析框架,考察其中存在的金融治理偏差和失灵问题,继而寻求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可行路径。具体而言,首先,研究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对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正反两方面影响。一方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可以进一步防止金融“脱实向虚”的倾向,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的意愿和能力,进而优化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另一方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使得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变窄,促使银行收紧信贷政策、减少民营企业贷款份额,从而加剧了民营企业流动性风险和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其次,文章认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旨就是要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推动传统的金融监管范式向金融治理转变。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实现金融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的现代化,是金融治理制度、金融治理体制的现代化,是金融治理主体、金融治理工具的多元化,是政策供给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社会动员能力、金融服务能力、通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强调金融治理中的部门整合和多元融合。再次,文章认为从当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实践情况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表现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前后民营企业融资难度的变化,不同企业由于规模、类型、信用甚至隐性社会地位的差异而金融风险与融资水平不同,以及抑制金融业发展造成的金融资源配置和实体经济发展在结构上出现不协调、不适应。其原因在于金融治理制度、体制、政策、协调能力、动员能力等出现问题与偏差,以及金融体系公平竞争机制长期缺位、行政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潜在矛盾、金融治理体系存在的固有矛盾引发的治理失灵。本文从金融治理偏差与失灵两个理论分析维度出发,通过构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归因分析结构,系统地揭示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一般规律。最后,本文认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背景下实现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优化需要完善金融治理偏差与矫正金融治理失灵。其一,采用多元化治理工具,继续推进金融治理手段科技化,丰富已有治理理念。其二,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积极推动建立更加有序、有效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其三,建立综合型治理政策调控架构,建立民营企业融资环境优化的长效机制。其四,推进现代金融治理的“元治理”进程,为金融治理得以实现提供各种制度机制支持。其五,明晰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边界,建立治理主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分担和问责机制。其六,完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建立金融法人治理体系等金融治理各项体系,继续推进金融市场改革与开放,增强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
龚振[4]（2020）在《产业扶持政策与企业系统风险 ——来自我国股票市场的经验证据》文中认为一般而言,企业承担相对低的系统风险,而承担相对高的特质风险,更有利于激发企业活力和创造力,同时对于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也有着重要作用。在我国的转型经济环境下,政府通过选择性产业扶持对微观企业经营活动进行广泛而细致的干预,产业扶持政策对企业系统风险的影响不可忽视。然而,虽然目前已有很多文献讨论了产业扶持政策的经济后果,但现有文献对产业扶持政策如何影响金融市场关注较少,而且目前鲜有文献从上市企业系统风险的角度对此进行研究。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讨论产业扶持政策是否会对我国上市企业系统风险产生重要影响,并探究这种影响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差异。为此,本文基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用股票β系数来衡量系统风险,并以2006年1月至2017年12月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进行研究。文章首先通过百度新闻大数据提炼新颖的产业扶持政策指标;然后将产业扶持政策指标引入时变系统风险β的估计中,同时加入产权性质虚拟变量,运用贝叶斯算法动态检验产业扶持政策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系统风险的影响;最后,将引入产业扶持政策因素的时变β与其他传统未考虑产业扶持政策因素的时变β进行对比分析,以进一步检验产业扶持政策对系统风险存在的关键性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扶持政策提升了相关行业国有企业的系统风险,同时降低了这些行业民营企业的系统风险。进一步的检验发现,产业扶持政策因素的引入有助于提高时变β的估计精度和估计有效性（包括对股票横截面收益的解释力和在长期内的样本外预测力两方面）。此外,分组回归和更换产业扶持政策指标（以“五年规划”中的产业扶持条款度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亦说明了本文结论的稳健可靠。本文从企业股票系统风险的角度来探讨我国产业扶持政策的经济后果。不仅丰富了产业扶持政策和系统风险这两个方面的文献,而且也为政府制定实施产业扶持政策和投资者进行投资组合风险管理提供了重要启示。
金缦[5]（2020）在《公司丑闻如何影响公司“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文中提出公司丑闻是伴生在现代公司经营的每个时段的一种信息的激发性传递,且丑闻发生及持续时间的随机性使得该信息传递无法进行预先控制,发生后对公司内部治理、外部投资利益造成的影响也有巨大的差异。本文通过聚焦公司丑闻从制造、窖藏、披露、被媒体监督、引发外部、内部投资人“用脚投票”、“用手投票”的全过程,通过理论综述、案例分析、实证检验的方法,分析公司丑闻作为外部冲击如何形成外部治理对内部治理的效率影响,并得出结论:不仅外部投资人可通过“用脚投票”行为来标记和甄别在丑闻信息披露当期的公司短期和长期价值,控股股东作为内部投资人也会在丑闻披露当期显着减持,但高管（团队）则无法形成独立减持行动。公司声誉在丑闻信息中体现特殊的公司治理路径,一方面,丑闻的溢出效应较媒体负面报道更大,另一方面,公司治理成本在窖藏丑闻期间体现不同治理主体的不同成本状态,高管丑闻引发的治理成本在丑闻窖藏中较无丑闻公司高而控股股东丑闻则相反。在对公司的丑闻披露类型进行研究发现,公司会因丑闻披露——特别是监管部门的强制披露——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但通过监管进行的丑闻强制披露更多体现的是对信息劣势的中小股东的公平交易而非整体效率的提高。
曾维新[6]（2019）在《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网络文化产业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新兴产业,并日益成为推动各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大部分国家对该产业采取扶持政策。目前中国网络文化产业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以网络游戏、网络视频、网络音乐、网络动漫、网络新闻媒体等为代表的新型业态已初具规模,并逐渐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及消费群体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得益于政府的政策支持。近几年国家先后出台了众多涉及该产业的重要政策,从明确该产业的重要地位到文化产业统计范围变化以及各种财政、税收、金融扶持补助政策不一而足。这些财税金融扶持政策提供的各种政府资源最终落实到企业层面都归入了政府补助范畴。然而对于政府是否应当介入和扶持网络文化产业发展尚存争议,有关网络文化产业的相关扶持政策情况如何,因扶持政策形成的巨额补助是如何落实到网络文化企业层面,补助是否实现了政府部门既定目标,这些问题都亟待深入探讨。因此研究我国网络文化产业的政府补助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发现:一是当前国内外对网络文化产业并无权威统一的界定,众多学者或部门将其称之为数字创意产业、数字文化产业、数字内容产业、互联网文化产业等;二是现有对政府补助的研究大都聚焦于战略新兴产业、信息技术产业等,鲜有以网络文化产业为对象的研究;三是对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的研究主要以定性为主,较少以定量方法来研究政府补助的绩效;四是在考察政府补助对企业的影响时,大都只考察总体补助的作用,较少考察不同类型补助的效果差异,且对政府补助类型的研究仍有细化的空间。基于此,本文依据“要不要-怎么样-行不行”的逻辑,聚焦中国网络文化产业,研究其政府补助问题。“要不要”是解决政府是否有必要对网络文化产业进行补助,这就需要对网络文化产业的特性及在中国国情下的现实必要性开展研究。“怎么样”是解决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的现状如何,这就需要梳理中国现有的关于网络文化产业的相关政策和研究当前中国网络文化企业获取政府补助所呈现的总体特征和内容特征。“行不行”则要解决政府补助是否有效,即绩效评价问题,这就需要验证政府补助（包括总体补助和不同细分类型补助）对网络文化企业的经营绩效、创新和社会责任方面是否起到积极作用。最终目的在于为政府通过补助扶持网络文化产业提供依据,并帮助其更好的制定和修正补助政策,实现补助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网络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本文的研究工作可概括为以下三部分:第一部分研究政府通过补助扶持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必要性。本文采用归纳演绎法在明确和完善网络文化产业概念及系统研究网络文化产业各种特性的基础上,先是从市场失灵、产业竞争力理论和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出发论述政府扶持该产业的理论依据;然后在介绍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新兴业态发展现状及其原因之后,从中国经济转轨及文化体制改革角度探讨政府通过补助扶持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必要性。同时尝试明确政府在网络文化产业发展中应扮演的角色。第二部分全面剖析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的现状。一是依据重要政策出台或技术进步的关键节点将中国网络文化产业的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并详细梳理各阶段的政府政策,总结政策演进情况以及特点和问题。二是依据筛选的179家网络文化上市公司（其中核心领域132家,相关领域47家）年报中披露的政府补助金额数据剖析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的特征,包括总体政府补助和不同类型补助（财政拨款、政府奖励和税收优惠）在所有制、细分行业和区域等方面呈现出的分布特征;并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one-way ANOVA）和LSD多重比较法（Least-Significant Difference）验证所有制性质、细分行业和区域因素是否是影响网络文化企业获取政府补助的因素。三是对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的内容结构进行分析。基于补助的目的和具体指向性,将样本企业补助明细科目归类整理分为七大内容板块,通过统计分析揭示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的内容结构特征。第三部分检验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的有效性。本文搭建了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有效性的综合评价框架,利用179家网络文化样本企业2013-2017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政府补助对网络文化企业经营绩效（财务绩效和市场价值）、创新和增加就业三方面的影响。不仅考察总体政府补助,还考察财政拨款、政府奖励和税收优惠三种细分类型补助对网络文化企业的影响。在整个实证研究中还考虑了所有制因素和细分行业因素对政府补助与网络文化企业各种绩效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调节作用。此外还检验了研发投入在政府补助与网络文化企业创新之间是否起到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可归纳为:第一,网络文化产业是一个不断变化和演进的动态概念。通过梳理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及学者繁杂众多的概念中可知,从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内容产业到数字文化产业、数字创意产业、数字内容产业再到互联网文化产业、网络文化产业,这些概念的出现是文化产业和不同时段的技术融合发展产生的必然结果。随着科技进步,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网络文化产业的定义还会不断演进。第二,中国扶持网络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理论依据和现实需求。网络文化产业具有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三重属性,同时表现出强大的产业融合和技术关联性等特征,这些特征让其具备了其他产业没有的优势。市场失灵理论（外部性、公共产品、信号传递理论）、产业竞争力理论及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为政府介入网络文化产业提供了理论基石。同时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缓解中小科技型网络文化企业融资困境的现实情况也需政府扶持网络文化产业发展。本文还明确政府的角色应定位为公共网络文化产品的监管者和提供者,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引导者和调控者,网络文化市场秩序的建设者和维护者。第三,中国网络文化产业补助政策不断完善但仍需优化。我国网络文化产业从萌芽发展至今可划分为六个阶段,管理和补助扶持政策经历了从无到有,并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现有补助政策呈现出规制监管的专门性和政府补助的一般性,推动传统文化产业网络化转型补助政策多过扶持新兴网络文化产业补助政策等特征。同时补助政策也存在不够具体,相对被动和滞后需求等问题。虽然我国已形成了包含财政资金、专项基金、税收减免、政府采购、贷款贴息、保费补贴、项目补贴和政府奖励等在内的多种手段的综合补助政策体系,但尚未建立对各种政策和措施的效果和绩效进行评价的机制。第四,中国网络文化产业补助具有普惠性并且特征复杂。我国网络文化产业上市公司2013-2017年政府补助覆盖率在95%以上,说明补助对于网络文化上市公司是“普惠”政策,而非“特惠”政策。财政拨款是我国网络文化上市公司政府补助最主要的形式,其次为税收优惠;政府奖励呈现出“奖励名目较多,奖励金额不高”的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网络文化企业、相关领域企业和东部地区的网络文化企业相较于非国有、核心领域和中西部地区的网络文化企业在获取补助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和LSD多重比较法研究发现,网络文化企业在获取政府补助上存在显着的所有制和细分行业差异,而地区差异并没有统计上的显着性。第五,技术创新类补助是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的主要内容。中国政府对网络文化产业的补助大部分都投向了技术和创新方面,这符合网络文化产业与技术高度关联的特征。其次为产业专项补助和项目专项补助,投融资补助、涉外补助、人才和就业补助、无形资产补助四块内容的政府补助金额占比较少。第六,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而言,在网络文化企业经营绩效方面,政府补助的影响较为复杂,其中对企业市场价值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对企业财务绩效并无显着影响;在网络文化企业创新和社会责任（就业）方面,政府补助均有积极正向促进作用;（2）不同类型补助对网络文化企业的影响存在差异,财政拨款对网络文化企业的市场价值、创新和增加就业方面均有显着正向促进作用,税收优惠对其网络文化企业的市场价值和增加就业方面均有显着正向促进作用,政府奖励对网络文化企业创新有负向影响;（3）所有制因素并没有对政府补助与网络文化企业的经营绩效、创新和就业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4）细分行业是影响政府补助和网络文化企业创新、就业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以生产网络文化设备为主的相关领域相较于以网络内容生产为主的核心领域而言,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和增加就业的影响更加显着;（5）研发投入（RD）在政府补助与网络文化企业创新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政府补助对网络文化企业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有6.63%是通过企业研发投入来实现的。鉴于以上主要发现和研究结论,本文就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提出如下优化建议:一是要建立专门的网络文化产业管理体制和补助体系;二是明确财政拨款、政府奖励和税收优惠三类补助各自的特征和效果,依据政策既定目标选择合适的补助类型,确保补助发挥最佳效用;三是破除“所有制惯性”,坚持“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立”原则,给予国有和民营网络文化企业平等市场地位,公平合理分配补助资源。四是关注网络文化产业内部结构差异,鉴于核心领域企业是网络文化产业的主体最能体现该产业特性,补助可适当向核心领域企业倾斜;五是建立科学有效的网络文化产业补助绩效评价机制,以提高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的利用效率。
龙靓[7]（2019）在《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联性研究：国企改革博弈视角》文中研究指明国有企业是国家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一种组织形式,是国家参与市场的一个渠道。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私有化浪潮大大降低了西方国有企业在实体经济中的比重。但是从21世纪以来,世界各地上市公司的国有产权却普遍存在（除美国以外）且呈显着增长趋势。各国在探索国家权利在企业中的表现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股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逐步出现与发展。过去四十年伴随改革开放,中国的国有企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企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诸多大型的国有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担当重任,为提高综合国力、增强国家竞争优势贡献力量,且在全球国际竞争中初露峥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出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事业获取成功的关键力量,是“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是“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明确新时代国有企业发展目标是“坚定不移做强做大做优”;强调“把混合所有制作为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但在实践中,国企效率相对低下的问题却也是客观存在的。本文试图从股权结构的多层次性视角研究企业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联性,冀望发展和帮助理解所有制结构理论在国有企业层面的运用,正确科学评价国资管理体制和国企发展的演变过程,厘清“国”与“民”之间在企业层面的关系,并尝试探索下一步中国国资国企改革的方向及方式。本文首先对国有企业、企业所有权和所有权主体结构,特别是实际控制人等概念加以界定,系统性梳理了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相关性研究的海量文献,主要包括股权集中度、股权主体结构（管理层持股、机构持股、国家持股、实际控制人持股）与企业绩效相关性两方面的文献研究。整体来看,除了机构持股外,基本上其他的所有权结构表征指标与企业绩效之间并不存在非常明确的、方向性的相关关系。接着本文运用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基于博弈模型分析了经典的两权（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情况下股权结构如何影响企业绩效,从单一股权结构下的委托代理的一般博弈分析延伸至股权分散条件下、实际控制人不同存在状态下的博弈分析,进而拓展到国企这类拥有特殊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下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试图刻画多方博弈在直接影响企业经营行为及决策后对企业绩效的间接影响。之后本文对提出的理论逻辑分析进行实证研究论证。在此之前先梳理了大量史实资料,运用历史分析、比较分析、案例分析,考察了国际上国有企业组织所有制结构的演变过程,主要选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私有化浪潮中的变革标的,包括发达经济体中的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转轨经济体则选择了东欧、俄罗斯、巴西和阿根廷。考察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企改革的进程,详细梳理了中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的政策走向与发展动态,盘点了中国国有企业自有系统性数据披露以来的企业绩效情况,主要从组织形式、吸收就业、资产规模、偿债能力、盈利水平及增长性等方面进行评价分析,并区分了不同隶属层级的国有企业情况。由于在所有权的链式结构中,实际控制人对企业经营绩效有着比较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实证部分先考察了中国A股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演变（A股上市公司中国有控股公司占据了半壁江山）。接着,进一步构建GMM计量模型考察企业股权结构（包括股权集中度、股权主体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定量关系,并按照行业属性、公司属性、实际控制人属性等分类标准寻找各细分类型下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间的具体关系。实证研究表明A股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主体结构指标都与企业绩效存在正U型的关系,即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并不存在“最优解”,因此高度分散或者高度集中的持股结构可能更有益于国企绩效的提升。从行业来看,以电子、食品饮料、商贸为代表的竞争性行业的计量结果表现更为显着;从公司属性来看,外资企业和中央控股企业的计量结果表现更为显着;从实际控制人类型来看,实际控制人为国有属性以及具有共同实际控制人的计量结果表现更为显着。最后,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历史分析和实证分析结果对中国下一步国企改革提出了四点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与不足。本文的创新主要集中在实证研究方面,一是对中国上市公司特别是国有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动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梳理,对国企实际控制人持股变化、持股偏好、以及背后的原因都进行了细致分析;二是从更细分层次全面考察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考虑了行业分类、行政隶属层级分类、实际控制人分类等;三是指标运用上的创新,在股权主体结构变量上增加了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在企业绩效变量上增加了社会效益变量,如企业税收指标;最后在计量模型运用上采用了GMM方法,而非传统的OLS、2SLS方法,规避了传统模型对数据回归的强限制预设。本文的不足之处,一是选取的企业社会效益指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二是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只针对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样本未能涵盖全部国有企业。
朱大鹏[8]（2019）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信息披露行为研究 ——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文中提出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领域的核心问题。自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来,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微观企业层面的关键内容和具体体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质是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外资资本等相互融合,交叉持股。依托混合所有制的多元股权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将国有资本的规模、资源、技术和管理优势与民营资本的灵活市场机制、运营效率和企业家精神有机结合,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实现“1+1>2”的治理效果。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民营经济一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为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创造劳动力就业机会和国家税收贡献了重要力量。2018年,习近平主席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措施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积极稳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促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协同发展。”新一轮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国有企业单向向民营资本敞开大门,而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双向参股,实现多元化混合股权结构。目前,无论是在实务界还是理论界,都主要关注民营企业参股国有企业这类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的相关问题,而对国有企业参股民营企业这种另类混合所有制改革关注较少。因而,本文主要探讨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企业形成混合股权结构对民营企业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通过归纳相关文献和理论,梳理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脉络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政策,本文发现在新一轮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企业形成混合股权结构与以往“国有化”、“国进民退”等概念有着本质区别。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背景下,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国际市场竞争的新形势而进行的。同时,此次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同于之前国有企业利用政策和资源优势做大做强、挤占民营企业生存空间,而是为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合作各取所长、各取所需创造了机会和平台。在进行实证研究之前,本文选取了佛山照明（000541.SZ）、南国置业（002305.SZ）和上峰水泥（000672.SZ）三家上市公司进行多案例分析研究,具体考察了三家上市公司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过程,对比了股权混合前后公司董事会结构、信贷融资规模、政策支持力度、经营业绩和信息披露行为的差异,为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信息披露行为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并进一步发现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信息披露行为的作用机理,为后续实证研究做好铺垫。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了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具体而言,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上市公司以后,民营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披露时滞缩短。并且,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的异质性对上述研究结论具有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在股东委派董事和党组织参与治理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时性改善更加显着;在分析师跟踪较多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时性改善更加显着。这说明公司内部和外部治理机制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起到约束和规范作用,使民营上市公司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信息披露及时性的影响更加显着。进一步分析,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上市公司之后,财务报告文本更加简洁,财务报告完成效率提高;审计师的审计风险降低,进而减少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缩短了审计报告的完成时间,从而改善年报信息披露的及时性。第二,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增加了当期财务报告与上期财务报告之间的文本相似度。本文运用机器学习法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进行文本处理,计算得出当期财务报告与上期财务报告之间的文本相似度。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上市公司以后,民营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文本相似度增加。通过分组检验发现,当民营上市公司党组织未参与治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少时,民营上市公司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导致信息披露文本相似度上升更加显着。这说明,当公司内部和外部治理机制较弱时,财务报告文本相似度更高。进一步检验发现,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上市公司显着提高了公司的信贷资源和政策资源的获取能力,长期负债金额、银行贷款金额、长期负债比率和政府补助金额都显着增加,有效缓解了民营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资源获取能力的提升导致公司信息披露的动机和财务报告信息含量下降,财务报告文本相似度上升。第三,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降低了盈余管理程度。具体而言,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上市公司以后,民营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下降。并且当公司外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多、内部党组织参与治理时,盈余管理下降更加显着。进一步检验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公司治理水平改善和资源获取能力提升是导致盈余管理下降的主要原因。具体表现为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上市公司以后,关联方资金占用显着减少。国有股东参股有助于监督和制衡民营控股股东追求控制权私利最大化的行为,公司治理质量不断改善。民营上市公司信贷融资和政府补助的获取能力显着提升,缓解了“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民营上市公司基于“债务契约假说”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减弱。但是,国有股东参股并没有导致民营上市公司“政治成本”显着上升,即没有证据支持民营上市公司是基于“政治成本假说”而减少盈余管理行为。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首先,本文拓展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经济后果的研究。现有关于混合股权结构、混合所有制改革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从经营业绩、研发创新、投资决策、公司治理、现金持有等方面展开研究（张祥建等,2015;刘晔等,2016;郝阳和龚六堂,2017;王业雯和陈林,2017;王欣和韩宝山,2018;杨兴全和尹兴强,2018）,鲜有文献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公司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并且,现有研究主要把国有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关注民营企业参股国有企业这类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的影响。而对国有企业参股民营企业这种另类混合所有制改革关注较少。本文以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信息披露的视角关注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济后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全面认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公司决策行为的影响。其次,本文丰富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国外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基本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无法从动态角度考察股权结构调整对公司行为决策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特有的制度背景,考察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上市公司这种动态股权结构调整对公司信息披露及时性、信息披露文本特征和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为股权结构影响公司信息披露行为提供了最直接的经验证据。再次,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和内部治理机制的异质性对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信息披露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考察了公司外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分析师跟踪预测、公司股东委派董事以及在中国政治制度背景下党组织是否参与治理这四个因素对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信息披露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弥补了以往文献在该领域的研究空白。最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政策启示。本文的研究表明,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上市公司能够改善民营上市公司治理质量和资源获取能力,将国有资本的资源优势与民营资本的市场优势有机结合,进而影响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当前进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激发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活力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同时,对资本市场投资者投资决策以及监管机构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侯顺[9]（2019）在《中国网络影视产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影视文化生产活动开始于1895年,经过了 100多年的发展,进入当下的网络时代,传统影视产业升级为网络影视产业,出现了新的产品和新的现象。网络影视产业是科技与艺术相结合的结果,对其进行研究,既有艺术审美价值和理论意义,又有产业借鉴价值和实践意义。1995年,尼葛洛庞帝在《Being Digital》（《数字化生存》）中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信息技术的基本概念、趋势和应用,阐明了信息技术、互联网对时代和人们生活的影响和价值,并为我们描绘了一种新的思维及生活模式。1987年互联网进入中国,32年过去了,如尼葛洛庞帝预测的一样,互联网给人们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娱乐方式和生存方式,也对产业经济市场带来升级和变革。本文即是对网络影视产业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引入历史学、影视学、传播学、经济学等交叉学科视角,采用原理演绎与比较分析、宏观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客观地梳理了网络影视产业从溯源、萌芽、诞生到发展、壮大的产业基础、时代背景、历史脉络、产业格局等;从具体的生产实践中比较、总结一般生产规律,总结归纳部分网络影视企业失败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探讨分析其未来发展趋势和发展对策。全文除绪论和结论外,重点研究内容主要分布在第二章至第七章中。其中,第二章对网络影视产业研究的逻辑起点、研究范畴等基本问题做了交代。第三、四章是历史研究,从历史学角度,追溯传统影视产业对网络影视产业的历史渊源,建构网络影视产业的历史进程。第五、六章是现实研究,主要对网络影视产业的现状格局、典型企业进行具体分析;第七章主要对网络影视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研究。第一章绪论,明确研究的意义、现状、内容、理论、方法、基本概念及主要创新点等。绪论首先阐释了研究意义,网络影视产业作为网络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新兴业态之一,受到网民的高度关注和喜爱,将网络影视产业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来进行研究,对历史学、影视学、产业学、传播学等研究领域的拓展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对网络影视企业的分析、研究和总结对企业发展有重要的实践借鉴意义。其次,在对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分析的基础上,明确了论文的主体内容、主要理论和研究方法及创新点等。第二章是对网络影视产业研究的逻辑起点和问题阈进行分析,这是网络影视产业研究的基本问题。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看,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影视产业是科技与文化结合的典型代表,两者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依赖的矛盾运动推动着影视产业往前发展。网络影视产业研究的逻辑起点可以追溯为科技与文化的深度关联性,具体的历史阶段表现为网络科技与影视产业的关联,这种关联是网络影视产业产生、发展的基础,也促使网络科技与影视产业的协同并轨发展,而与网络影视产业相关的活动及其规律都属于网络影视产业研究的范围。第三章是对传统影视产业历史发展的追溯,网络影视产业脱胎于传统影视产业,而且在网络影视产业出现之后,传统影视产业并未消亡,而是继续发展。本章主要通过追溯影视产业的历史渊源,阐明其艺术属性和科技属性等本源性问题。从时间轴来看,影视文化生产活动远早于文化产业概念的出现和网络技术的产生,在网络科技出现之前,影视艺术的生产活动、产业形态就非常丰富,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影视娱乐产品。随着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作为文化产业的核心层,影视艺术的文化属性更加明显;进入21世纪后,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发展,出现了网络影视产业活动,影视产业的科技属性又开始凸显,因此,对网络影视产业的研究要从研究传统影视产业开始。同时本章还分析了传统影视产业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情况。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积累了丰厚的文化资源,中国共有53处世界物质遗产,和40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以这些遗产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是具有高价值、稀缺、无法仿制、难以替代的宝贵财富,但是当下的网络影视产业对这些优质资源的利用还需要进一步提高。第四章对网络影视产业的发展进度进行了全景性历史建构。通过考量影视文化活动、文化产业、网络技术的产生时间,提出是进入21世纪后,影视产业与网络技术交叉融合到一定程度,网络影视产业才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在2001年8月出现的网络VOD服务,可以视为网络影视产业的萌芽,之后陆续上线众多影视网站,虽然在后期的发展中,网站的盈利方式、业务重点各不相同,但影视制作依然在网站业务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18年里,网络影视产业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逐渐成为人们生活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产业发展的视角,梳理我国网络影视产业的发展历程,大致经过了野蛮生长期、行业调整期、行业发展期、快速成长期四个历史阶段。网络影视产业是影视产业发展到网络历史阶段的产物,网络大电影、微电影、微电视剧、网络直播等“网生”影视产品是对传统影视产品的发展。而且,随着网络技术与电影艺术的融合进入更深层次,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影视产品新形式出现。第五章是对网络影视产业市场格局的分析。在发轫之初,乐视、酷6等影视网站争先上线,快速抢占影视资源,经过多次洗牌之后,很多网站悄然退走,只有少数网站在互联网巨头BAT的支持下,得到了新的发展。从整体来看,中国网络影视产业在长视频领域形成了以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为主的“三国鼎立”格局;在短视频平台领域,则形成了以抖音、快手、秒拍等为主的“战国时代”状态,竞争也异常激烈。与此同时,长、短视频平台交叉布局,网络直播后来居上,传统影视文化企业发力突围,成为中国网络影视行业格局的变量。第六章是选取了网络影视企业的典型代表进行分析。优酷形成了围绕电商的泛娱乐生态、爱奇艺形成了围绕IP的泛娱乐生态、腾讯视频形成了围绕细分的泛娱乐生态、乐视视频形成了垂直发展的泛娱乐生态、芒果TV形成了网台融合的泛娱乐生态、快手与抖音短视频形成了围绕社交的娱乐生态,虎牙直播与斗鱼TV形成了围绕游戏的娱乐生态。第七章主要研究了网络影视产业发展的趋势和企业发展对策。当下,在经历了野蛮生长到跑马圈地的行业格局洗牌之后,网络影视企业开始全面竞争。在网络影视产业的后竞争时代,出现了内容主题趋向主流文化、生产制作趋向版权自制、传播渠道趋向多屏互动、赢利模式趋向多样付费等趋势。网络影视产业需要在内容制作上求精、资源利用上求深、商业模式上求变、产业格局上求新,才能在泛娱乐时代立于不败之地。1985年,媒体文化研究者、批判家美国人尼尔·波兹曼出版了他媒介批评三部曲之一的《娱乐至死》,书中解析了美国社会由印刷统治转变为电视统治,得出了由此导致社会公共话语权的特征由曾经的理性、秩序、逻辑性,逐渐转变为脱离语境、肤浅、碎化,一切公共话语以娱乐的方式出现的现象,表达了自己的预见和担忧,以此来告诫公众要警惕技术的垄断。在该书中,波兹曼深入剖析了以电视为主的新媒体对人思想认识、认知方法乃至整个社会文化发展趋向的影响,令人深省。34年过去了,当时的观众并没有“娱乐至死”,而当下,随着高新科技的发展,互联网又将“娱乐”推向了以新媒体为载体的征程上,尼尔·波兹曼所担忧的电视时代已过去,但是新的娱乐载体电脑、平板、手机,甚至网络电视,又相继出现,而网络影视生产内容,网剧、微电影、网络大电影、网络综艺、直播节目等也的确是在推动着人类的娱乐进程,历史似乎依然朝着波兹曼先生设想的“至高至死”的方向发展,娱乐本身并不是洪水猛兽,但“娱乐至死”依然需要避免。因此,尼尔·波兹曼的警示在当下依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网络影视产业的发展也要预防这种可能。
谭志东[10]（2019）在《环保政策演进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从“督企”到“督政”》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瞩目成就。但在取得经济发展成绩的同时,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等问题也日趋严重,这些现象已发展成阻碍经济健康发展、危害居民健康的严重问题。如何有效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实现“中国梦”所面临的最迫切问题之一,也是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企业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企业也是环境污染最主要制造者,企业理应承担环境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的主体责任,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但是,由于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和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加上环保投资具有资金占用量大、投资周期长、经济效益低等特点,多数企业其实没有主动进行环保投资的积极性。要想企业积极地参与环境治理,就需要政府通过―有形之手‖进行环境管制,向企业施压,才能解决环境保护方面的市场失灵问题。换言之,企业作为政府环境规制政策实施的重要对象,政府的环境保护措施需要通过企业这一中间载体进行传导,企业则通过具体的环保投资行为使政府的环境政策得以实施。目前,围绕环境政策和环保投资这两个话题,学者们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并得出了较多的成果。但将环境政策与企业环保投资行为两者结合起来的研究文献却不多。目前关于环保投资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政府环保投资或行业的环保投资,基于微观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不多。本文选取微观企业为研究视角,重点观测环境政策演进与企业环保投资行为之间的关联关系,考察环境政策从“督企”演进至“督政”时微观企业环境治理投入（企业环保投资）的变化。从理论上看,研究将进一步完善企业环保投资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实践上看,通过检验环境政策演进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可以更深入的了解不同时期和“督企”、“督政”模式下政府环境治理的措施,为政府制定和完善环境政策、有效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正确引导企业进行环保投资提供重要依据。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本文运用环境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以及会计学与财务学等多学科知识,通过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主要探讨了以下三个问题:一是环境政策从“督企”演进至“督政”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即环境政策演进对企业环境治理积极性的影响;二是环境政策从“督企”演进至“督政”时影响企业环保投资的作用机制,本文重点分析了“监管之手”（环保监管）和“扶持之手”（环保补助）发挥的作用。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是:第一,我国企业环保投资呈增长趋势但规模总量相对较小。2008-2017年间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环保投资总额基本保持了增长态势,但规模总量仍相对较小。且企业环保投资更多的是环保费用方面的费用化支出,涉及环保设备更新、技术升级等方面的资本化环保支出规模更小。可见,企业在环保投资方面的表现欠佳,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潮中它们应该反思并以实际行动去承担更多的环保责任。第二,从“督企”政策看,企业被挂牌后,企业存在较强的摘牌动机,企业会加大环境治理的投入,资本化环保投资和环保投资总额均显着增加,如购置除污设备、生产线升级改造、增加费用化环境治理投入等。企业摘牌后,企业的环保投资规模不再有显着变化。挂牌督办虽然具有精准执法的效用,很好的解决了一批造成严重危害污染的环境案件,但由于被挂牌企业所占比重很小,仅凭挂牌督办难以改善整体环境。第三,从“督政”政策看,环保督查显着提升了企业资本化环保投资的规模。按产权性质分组,环保督查的政策效应在环保投资“先天不足”的民营企业层面更明显。但环保督查带来的政策影响是短暂的,督查的政策效应主要体现在督查后的第一年。从政策的影响机制上讲,城市被督查后企业受到了地方政府“监管之手”和“扶持之手”的双重影响。第四,从“督政”政策看,环保督察显着提升了企业环保投资的规模。按产权性质分组,与环保督查的政策效应一样,环保督察的政策效应对环保投资“先天不足”的民营企业层面更明显。从政策的影响机制上讲,环保督察后企业主要受到了地方政府“监管之手”的影响,相比环保督查,环保督察后企业面临更强的环保监管,环保投资的增幅的显着性也越高。第五,环保督查和环保督察同为“督政”政策,对比环保督察与环保督查的政策效应,环保督察具有更强的政策效应,企业参与环境治理很大程度取决于“督政”的强度,“督政”力度越大,企业面临的环境治理压力越大。地方政府在不同强度的“督政”政策下,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方式。环保督查时,地方政府既依赖于“监管之手”,也依赖于“扶持之手”;环保督察时,地方政府主要依赖于更强的“监管之手”。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丰富了企业环保投资的研究文献。本文选取环保政策演进的动态视角,观测政策演进对微观企业环境治理投入的影响,是对企业环保投资影响因素领域研究的有益补充。第二,丰富了环境政策的研究文献。本文利用微观企业数据观测环境政策的政策效应,可以全面分析各项环境政策,是对环境政策领域研究的有益补充,对后续环境政策的制定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第三,本文丰富了政府环境治理的研究文献。本文的数据摘自企业年度财务报表,企业作为环境污染最主要的制造者,选取微观视角具有积极的意义,为环境治理中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提供了微观依据,拓展了政府环境治理的研究视角。第四,影响机制的检验中,本文重点考察了政府环境治理中的“监管之手”和“扶持之手”。“监管之手”和“扶持之手”作为政府进行环境管理的主要手段,能较透彻的分析到政策的影响路径。透过政府环保监管和环保补助两个视角,对环境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机制做了有益补充。第五,本文用微观证据阐释了环境政策由“督企”到“督政”的必要性。“督企”存在诸多不足,检验发现“督企”有精准执法的作用,但企业被挂牌督办的概率太小,对企业整体环境治理积极性的提高和整体环境质量的改善的作用较小。同时“督政”政策中的环保督查政策力度有限,企业环境治理的积极性虽有显着提高,但政策的作用时间和政策力度仍存在不足;“督政”政策中的环保督察政策力度明显优于环保督查,也印证了“督政”政策从环保督查到环保督察的必要性。
二、'99中国民营经济十大新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99中国民营经济十大新闻（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传媒企业并购商誉对公司价值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商誉研究相关领域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文章难点与创新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一章 传媒上市公司并购概述 |
| 第一节 传媒上市公司子行业细分 |
| 第二节 传媒上市公司并购历史梳理 |
| 第三节 传媒上市公司并购模式 |
| 第四节 传媒上市公司并购商誉概述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实证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机理分析 |
| 第二节 定义变量与模型 |
| 第三节 实证分析 |
| 描述统计 |
| 相关性分析 |
| 多重共线检验 |
| 回归分析结果 |
| 稳健性检验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传媒上市公司商誉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奥飞娱乐 |
| 第二节 省广集团 |
| 第三节 浙数文化 |
| 第四节 万达电影 |
| 第五节 讨论与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传媒上市公司商誉探讨 |
| 第一节 传媒公司商誉问题 |
| 第二节 建议与对策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答辩委员会对论文的评语 |
（2）“党公营报业”的衰落与“侍从报业”的崛起 ——台湾报禁时期《中央日报》与《中国时报》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 一、媒介所有权与新闻生产 |
| 二、《中央日报》与《中国时报》的现有研究 |
| 第二节 理论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与问题 |
| 一、研究对象与断限 |
| 二、研究问题与假设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历史文献法 |
| 二、内容分析法 |
| 第二章 “党公营报业”的辉煌与“侍从报业”的崛起(1949-1961) |
| 第一节 风雨飘摇的台湾与“自由中国”的神话 |
| 一、《中央日报》的草创与重启 |
| 二、“自由中国”运动酝酿中 |
| 第二节 “自由报业”的虚实 |
| 一、“自由报业”之虚 |
| 二、“自由报业”之实 |
| 第三节 《征信新闻》的肇建 |
| 第四节 《中央日报》和《中国时报》的内容比较 |
| 第三章 “侍从报业”的寡占与“党公营报业”的没落(1962-1976) |
| 第一节 政经环境的忧与喜 |
| 一、国际政治风云变色 |
| 二、台湾的经济转型之路 |
| 第二节 报业中的悲与欢 |
| 一、报业荣景与官报陨落 |
| 二、言论的再紧缩与“党国”的新闻战士 |
| 三、党外的星星之火 |
| 第三节 《中央日报》和《中国时报》的内容比较 |
| 第四章 “侍从报业”的松动与“党公营报业”的残喘(1977-1988) |
| 第一节 国民党的危机 |
| 一、蒋经国的挑战 |
| 二、美丽岛事件的回声 |
| 第二节 报业最后的十字路口 |
| 一、“党公营报纸”的垂死挣扎 |
| 二、向中间靠拢的“侍从报业” |
| 第三节 《中央日报》和《中国时报》的内容比较 |
| 第五章 讨论与总结 |
| 第一节 《中央日报》为何衰败?《中国时报》为何崛起?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新闻政策之源 |
| 一、内生因素 |
| 二、外部因素 |
| 第三节 反思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报纸头版内容编码类目表 |
| 致谢 |
（3）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三、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政府经济金融职能的理论演进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相关研究 |
| (三)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相关研究 |
| (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关系研究 |
| (五)文献述评 |
| 四、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相关概念 |
| (二)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相关概念 |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关系 |
| (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的界定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政府金融监管改革理论 |
| (二)现代金融治理理论 |
| 第二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背景下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 |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概述 |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时代背景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重要举措 |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行动机制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对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影响 |
| (一)正面影响 |
| (二)负面影响 |
| 三、实践层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平衡 |
| (一)调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政策重点 |
| (二)平衡“防风险”和“促发展”的关系 |
| (三)进一步促进民营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
| 第三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旨:金融治理现代化 |
| 一、金融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阐释 |
| (一)金融治理体系现代化 |
| (二)金融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三)金融治理模式现代化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下的现代金融治理意涵 |
| (一)“防风险”与“促发展”的有机统一 |
| (二)政府治理行为制度性约束的同步加强 |
| (三)中央和地方金融治理权力的合理配置 |
| (四)政府、市场和自组织治理机制的协调 |
| (五)金融治理“公共理性”水平显着提升 |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下的现代金融治理理论框架建构 |
| (一)现代金融治理体系构面 |
| (二)现代金融治理能力构面 |
| (三)现代金融治理模式构面 |
| 第四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实践探析:金融治理的偏差与失灵 |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实践景观 |
| (一)总体性失衡表现 |
| (二)阶段性失衡表现 |
| (三)结构性失衡表现 |
| (四)冲突性失衡表现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失衡下金融治理偏差 |
| (一)治理制度偏差 |
| (二)治理体制偏差 |
| (三)治理主体偏差 |
| (四)治理工具偏差 |
| (五)金融政策偏差 |
| (六)协调能力偏差 |
| (七)动员能力偏差 |
| (八)服务能力偏差 |
| (九)通用能力偏差 |
| (十)治理模式偏差 |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失衡下金融治理失灵 |
| (一)金融体系公平竞争机制长期缺位 |
| (二)行政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潜在矛盾 |
| (三)金融治理机制存在固有的局限性 |
| 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失衡归因的二维结构 |
| (一)基本假设 |
| (二)二维结构 |
| (三)结构矩阵 |
| 第五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路径选择:金融治理的矫正与完善 |
| 一、提升金融治理工具的运用水平 |
| (一)实现治理工具多元化 |
| (二)推进治理手段科技化 |
| 二、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 |
| 三、建立综合型治理政策调控架构 |
| (一)加强各项政策紧密配合 |
| (二)坚持结构性去杠杆政策 |
| (三)落实民企长效发展政策 |
| 四、推进现代金融治理的“元治理” |
| 五、理顺金融治理之中的各种关系 |
| (一)明晰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边界 |
| (二)建立合理的风险分担和问责机制 |
| (三)建立治理主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
| 六、改革完善金融治理体制与体系 |
| (一)完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 |
| (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
| (三)健全金融监管体系 |
| (四)建立金融法人治理体系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产业扶持政策与企业系统风险 ——来自我国股票市场的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文章结构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文章结构 |
| 1.3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3.1 创新之处 |
| 1.3.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企业系统风险相关文献 |
| 2.1.1 系统风险与β系数 |
| 2.1.2 系统风险的影响因素 |
| 2.1.3 系统风险的稳定性 |
| 2.1.4 系统风险的估计方法及其有效性 |
| 2.2 产业扶持政策经济后果相关文献 |
| 2.2.1宏观经济层面的研究 |
| 2.2.2 微观企业层面的研究 |
| 2.2.3 产业扶持政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
| 2.3 文献评述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问题 |
| 3.1 中国的产业扶持政策 |
| 3.2 理论分析 |
| 3.2.1 产业扶持政策对系统风险的影响机理 |
| 3.2.2 产业扶持政策、产权性质与系统风险 |
| 3.2.3 产业扶持政策与β估计的有效性 |
| 3.3 研究问题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实证研究设计 |
| 4.1 产业扶持政策指标的测量 |
| 4.2 样本筛选与数据来源 |
| 4.3 实证模型说明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实证结果分析 |
| 5.1 产业扶持政策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
| 5.2 产业扶持政策影响系统风险的实证结果 |
| 5.3 进一步研究 |
| 5.3.1 引入产业扶持政策因素的系统风险的估计精度 |
| 5.3.2 引入产业扶持政策因素的系统风险的横截面收益解释力 |
| 5.3.3 引入产业扶持政策因素的系统风险的样本外预测力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4.1 发展良好产业和其他产业的比较 |
| 5.4.2 更换产业扶持政策指标的结果 |
| 5.5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5）公司丑闻如何影响公司“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意义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及难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公司丑闻的研究综述 |
| (一)公司丑闻的概念 |
| (二)公司丑闻的制造和窖藏 |
| (三)公司丑闻的披露 |
| 二、关于媒体治理在公司丑闻层面的研究综述 |
| (一)媒体治理有效论 |
| (二)媒体治理失效论 |
| (三)新技术与媒体监督 |
| 三、关于公司治理在公司丑闻层面的理论综述 |
| (一)公司丑闻与“用脚投票” |
| (二)公司丑闻与“用手投票” |
| 四、文献评述 |
| (一)研究评述 |
| (二)不足与改进 |
| 第三章 案例分析 |
| 一、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
| (二)数据来源与分析思路 |
| 二、案例概况 |
| (一)康美药业丑闻事件分析 |
| (二)康得新丑闻事件分析 |
| 三、案例分析 |
| (一)丑闻生产和窖藏特征 |
| (二)媒体监督特征 |
| (三)丑闻披露引发“用脚投票”和“用手投票”的后果 |
| 四、案例分析的结论和建议 |
| 第四章 公司丑闻的“用脚投票” |
| 一、样本选择和指标定义 |
| (一)总样本选择 |
| (二)变量指标定义 |
| 二、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 (一)研究假设 |
| (二)理论模型构建 |
| (三)实证模型构建 |
| 三、实证分析 |
| (一)描述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 |
| (二)丑闻与外部投资人用脚投票的行动集 |
| (三)丑闻与内部投资人用脚投票 |
| (四)丑闻与股权结构 |
| (五)稳健型检验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公司丑闻的“用手投票” |
| 一、样本选择和指标定义 |
| (一)总样本选择 |
| (二)变量指标定义 |
| 二、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 (一)研究假设 |
| (二)理论模型构建 |
| (三)实证模型构建 |
| 三、实证分析 |
| (一)描述性分析 |
| (二)相关性分析 |
| (三)回归分析展示 |
| (三)稳健型检验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强制披露和自愿披露 |
| 一、样本选择和指标定义 |
| (一)丑闻披露分类变量 |
| (二)其他解释和被解释变量 |
| (三)控制变量 |
| 二、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 (一)研究假设 |
| (二)理论模型构建 |
| 三、实证分析 |
| (一)描述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 |
| (二)回归分析展示 |
| (三)稳健型检验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一、主要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公司负面风险事件分类表 |
| 附录二 媒体变量的数据挖掘方法和流程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6）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三、论文结构和创新 |
| 四、研究不足及展望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和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政府补助研究综述 |
| 一、政府补助界定及类型 |
| 二、政府补助的动机研究—政府宏观角度 |
| 三、政府补助的影响研究—企业微观角度 |
| 第二节 网络文化产业研究综述 |
| 一、网络文化产业的界定和分类 |
| 二、网络文化产业发展影响因素及评价 |
| 三、网络文化产业政策研究 |
| 四、网络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及国际经验 |
| 第三节 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研究综述 |
| 一、网络文化产业发展中政府的作用和角色 |
| 二、网络文化产业的财税金融补助政策 |
| 三、政府补助对网络文化企业的影响 |
| 文献述评 |
| 第二章 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必要性分析 |
| 第一节 网络文化产业的特性 |
| 一、网络文化产业的“三重属性” |
| 二、网络文化产业的经济特征 |
| 三、网络文化产业的产业特征 |
| 第二节 政府补助网络文化产业的理论依据 |
| 一、市场失灵理论 |
| 二、产业竞争力理论 |
| 三、幼稚产业保护理论 |
| 第三节 政府补助网络文化产业的现实依据 |
| 一、中国网络文化产业发展情况简析 |
| 二、中国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因 |
| 三、中国政府补助网络文化产业的现实考虑 |
| 第四节 网络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政府定位 |
| 一、网络文化产业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
| 二、网络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政府角色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演进历程及政策梳理 |
| 第一节 网络文化产业孕育期(2000 年以前) |
| 一、发展演进情况 |
| 二、政策梳理和分析 |
| 第二节 网络文化产业初步发展期(2001-2004 年) |
| 一、发展演进情况 |
| 二、政策梳理和分析 |
| 第三节 网络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期(2005-2008 年) |
| 一、发展演进情况 |
| 二、政策梳理和分析 |
| 第四节 网络文化产业全面发展期(2009-2012 年) |
| 一、发展演进情况 |
| 二、政策梳理和分析 |
| 第五节 步入移动互联网时期(2013-2015 年) |
| 一、发展演进情况 |
| 二、政策梳理和分析 |
| 第六节 成为战略新兴产业新时期(2016 年至今) |
| 一、发展演进情况 |
| 二、政策梳理和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网络文化产业上市公司政府补助特征 |
| 第一节 网络文化产业上市公司筛选与政府补助总体情况 |
| 一、样本公司筛选和数据来源 |
| 二、网络文化产业上市公司政府补助总体情况 |
| 第二节 网络文化产业上市公司总体政府补助特征 |
| 一、总体政府补助的所有制分布特征 |
| 二、总体政府补助的实际控制人分布特征 |
| 三、总体政府补助的细分行业分布特征 |
| 四、总体政府补助的区域分布特征 |
| 第三节 网络文化产业上市公司不同类型政府补助特征 |
| 一、不同类型补助的所有制分布特征 |
| 二、不同类型补助的细分行业分布特征 |
| 三、不同类型补助的区域分布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内容结构分析 |
| 第一节 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内容分类 |
| 一、网络文化产业上市公司补助明细科目情况 |
| 二、网络文化上市公司补助内容分类 |
| 第二节 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内容结构特征 |
| 一、网络文化产业上市公司补助内容结构总体分析 |
| 二、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政府补助内容结构分析 |
| 三、不同细分行业的政府补助内容结构分析 |
| 四、不同区域的政府补助内容结构分析 |
| 第三节 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内容结构交互分析 |
| 一、区域与细分行业政府补助内容结构交互分析 |
| 二、区域与所有制性质政府补助内容结构交互分析 |
| 三、所有制性质与细分行业政府补助内容结构交互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有效性验证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政府补助与网络文化企业经营绩效 |
| 二、政府补助与网络文化企业创新 |
| 三、政府补助与网络文化企业社会责任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和数据来源 |
| 二、变量选取和度量 |
| 三、模型设计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政府补助与网络文化企业经营绩效 |
| 二、政府补助与网络文化企业创新 |
| 三、政府补助与网络文化企业社会责任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 |
| 一、网络文化产业是一个不断变化和演进的动态概念 |
| 二、中国扶持网络文化产业存在理论依据和现实需求 |
| 三、中国网络文化产业补助政策不断完善但仍需优化 |
| 四、中国网络文化产业补助具有普惠性并且特征复杂 |
| 五、技术创新类补助是网络文化产业补助的主要内容 |
| 六、补助有益于企业提升市值及促进创新和增加就业 |
| 第二节 网络文化产业补助优化建议 |
| 一、建立专门的网络文化产业管理体制和补助体系 |
| 二、明确各类补助的特征和效果确保发挥最佳效用 |
| 三、破除所有制惯性确保市场主体可公平获得补助 |
| 四、关注产业内部结构差异可适当向核心领域倾斜 |
| 五、建立科学有效的网络文化产业补助绩效评价机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录 A:《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 |
| 附录 B:中国网络文化及相关产业上市公司名单 |
| 致谢 |
（7）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联性研究：国企改革博弈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 |
| 一、国有企业 |
| 二、所有权结构 |
| 三、实际控制人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联性 |
| 一、相关论 |
| 二、无关论 |
| 第二节 股权集中度、管理层持股与企业绩效 |
| 一、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 |
| 二、管理层持股与企业绩效 |
| 第三节 机构持股、国家持股、实际控制人与企业绩效 |
| 一、机构持股与企业绩效 |
| 二、国家持股与企业绩效 |
| 三、实际控制人与企业绩效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博弈分析 |
| 第一节 股东与代理人(管理层)之间的博弈 |
| 一、股东与代理人(管理层)的一般博弈分析 |
| 二、股权分散条件下股东与代理人(管理层)的博弈分析 |
| 第二节 实际控制人存在条件下的博弈 |
| 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博弈分析 |
| 二、引入小股东利益保护法律框架下的博弈分析 |
| 三、实际控制人可能存在情况下的博弈分析 |
| 第三节 企业实际控制人为政府的博弈 |
| 一、政府机构与国企管理层的混合战略均衡博弈 |
| 二、政府主管官员与国企高管合谋的精炼博弈 |
| 第四章 国有企业组织所有权结构的演变：国外私有化浪潮 |
| 第一节 私有化：有机发展战略与急速私有化战略 |
| 一、私有化浪潮(Privatization) |
| 二、私有化浪潮的理论基础 |
| 三、私有化的两种路径选择 |
| 第二节 发达经济体国企改革 |
| 一、英国国有企业改革 |
| 二、美国国有企业改革 |
| 三、法国国有企业改革 |
| 四、德国国有企业改革 |
| 五、意大利国有企业改革 |
| 六、小结 |
| 第三节 转轨经济体的国企改革 |
| 一、东欧国有企业改革 |
| 二、俄罗斯国有企业改革 |
| 三、巴西国有企业改革 |
| 四、阿根廷国有企业改革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国有企业所有制结构的演变：中国国企改革 |
| 第一节 中国国企改革历程 |
| 一、1993-2003：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抓大放小 |
| 二、2004-2012：深化推进股份制 |
| 三、2013-至今：以实现国企功能为导向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
| 第二节 中国国企发展与概况 |
| 一、国有控股成国企发展新趋势 |
| 二、国企吸收就业空间趋近饱和 |
| 三、国有资产总量规模稳步上升 |
| 第三节 中国国企绩效评价分析 |
| 一、国企绩效评价体系 |
| 二、盈利能力 |
| 三、偿债能力 |
| 四、增长能力 |
| 五、其他指标 |
| 第六章 企业实际控制人变迁研究 |
| 第一节 数据与样本 |
| 一、样本选取 |
| 二、实际控制人类型 |
| 三、样本行业分布 |
| 第二节 实际控制人截面分析 |
| 一、实际控制人类型变动 |
| 二、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变动 |
| 第三节 实际控制人个体变动分析 |
| 一、实际控制人变动行业分布 |
| 二、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变动 |
| 三、混合化持股结构初现端倪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企业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模型构建 |
| 第二节 样本与变量 |
| 一、样本选取 |
| 二、变量界定 |
| 三、描述统计 |
| 第三节 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的实证分析 |
| 一、总体 |
| 二、分行业 |
| 三、分公司属性 |
| 四、分实际控制人属性 |
| 第四节 股权主体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实证分析 |
| 一、总体 |
| 二、分行业 |
| 三、分公司属性 |
| 四、分实际控制人属性 |
| 第八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实证研究结论 |
| 一、实际控制人变迁 |
| 二、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 |
| 三、股权主体结构与企业绩效 |
| 第二节 国企改革政策建议 |
| 一、厘清国资管理边界,理顺委托代理 |
| 二、分类改革,相机混改 |
| 三、加强党建,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司监督体制 |
| 四、提高投资者保护,鼓励所有权结构多元化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信息披露行为研究 ——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关键概念定义 |
| 1.2.1 混合所有制改革 |
| 1.2.2 信息披露 |
| 1.3 研究框架与主要章节内容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主要章节内容 |
| 1.4 技术路线图与研究方法 |
| 1.4.1 技术路线图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混合股权结构文献回顾 |
| 2.2 信息披露时间文献回顾 |
| 2.3 信息披露文本特征文献回顾 |
| 2.4 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文献回顾 |
| 2.5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制度背景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企业所有权理论 |
| 3.1.2 代理理论 |
| 3.1.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3.2 制度背景 |
| 3.2.1 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历程 |
| 3.2.2 我国信息披露相关政策梳理 |
| 第四章 案例分析 |
| 4.1 引言 |
| 4.2 研究方法 |
| 4.2.1 案例选择 |
| 4.2.2 数据收集 |
| 4.3 案例背景 |
| 4.3.1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
| 4.3.2 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
| 4.3.3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
| 4.4 案例讨论与分析 |
| 4.4.1 民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信息披露的路径分析 |
| 4.4.2 民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信息披露的具体表现 |
| 4.5 案例结论与研究贡献 |
| 4.5.1 案例结论 |
| 4.5.2 案例研究贡献 |
| 第五章 民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信息披露及时性 |
| 5.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
| 5.3.2 关键变量定义 |
| 5.3.3 回归模型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2 实证检验结果 |
| 5.4.3 分组回归检验结果 |
| 5.4.4 稳健性检验结果 |
| 5.5 进一步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民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信息披露文本特征 |
| 6.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
| 6.3.2 变量定义 |
| 6.3.3 回归模型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2 单变量检验结果 |
| 6.4.3 实证检验结果 |
| 6.4.4 分组回归检验结果 |
| 6.4.5 稳健性检验结果 |
| 6.5 进一步分析 |
| 6.5.1 民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信贷资源获取 |
| 6.5.2 民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政策资源获取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民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
| 7.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7.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3 研究设计 |
| 7.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
| 7.3.2 变量定义 |
| 7.3.3 回归模型 |
| 7.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4.2 实证检验结果 |
| 7.4.3 分组检验结果 |
| 7.4.4 稳健性检验结果 |
| 7.5 进一步分析 |
| 7.5.1 民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公司治理改善 |
| 7.5.2 民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资源获取能力 |
| 7.5.3 民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政治成本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局限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中国网络影视产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和研究现状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的主要特色与创新 |
| 一、论文特色 |
| 二、论文可能的创新点 |
| 第四节 基本理论与相关概念 |
| 一、基本理论 |
| 二、相关概念 |
| 第二章 网络影视产业研究的逻辑起点和问题阈 |
| 第一节 网络影视产业研究的逻辑起点 |
| 一、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历史关联 |
| 二、网络科技与影视艺术的现实关联 |
| 第二节 网络科技与影视艺术的互动融合 |
| 一、“相加”: 影视资源的网络平移 |
| 二、“相长”: 影视产业的全面变革 |
| 三、“相融”: 影视产业的破壁融合 |
| 第三节 网络影视产业的问题阈 |
| 一、网络影视产业研究对象及范围 |
| 二、网络影视产业研究本体 |
| 三、网络影视产业特征 |
| 第三章 中国传统影视产业的历史追溯 |
| 第一节 传统影视产业发展历程 |
| 一、传统影视产业的史料梳理 |
| 二、作为文化产业的影视产业 |
| 第二节 传统影视产业对文化资源的利用 |
| 一、传统影视产业对文化资源的利用现状 |
| 二、传统影视产业在文化资源利用上的不足 |
| 第三节 推进影视产业对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 |
| 一、资源基础论的基本观点 |
| 二、借助历史文化资源促进影视产业发展 |
| 第四章 中国网络影视产业的历史建构 |
| 第一节 网络影视产业演进轨迹 |
| 一、野蛮生长期(2001年一2007年):抢占市场 |
| 二、行业调整期(2007年一2009年):优胜劣汰 |
| 三、转型发展期(2009年—2014年): 资本入局 |
| 四、快速成长期(2014年—至今): 破壁融合 |
| 第二节 网络影视产品新形态的特征辨析 |
| 一、网络大电影: 叙事结构多样化与游戏色彩 |
| 二、网络直播: 社交媒体语境下的全景敞视 |
| 第三节 中国网络影视产业的历史机遇 |
| 一、国家推动科技发展 |
| 二、VR技术带来的机遇 |
| 第五章 中国网络影视产业格局 |
| 第一节 中国网络影视产业整体情况 |
| 一、中国网络影视产业持续成长 |
| 二、中国网络影视企业运营平台类型 |
| 第二节 网络长视频领域的“三国鼎立” |
| 一、长视频平台概览 |
| 二、长视频市场上的“三国鼎立” |
| 三、长视频市场形成“头部效应” |
| 第三节 网络短视频领域的“战国时代” |
| 一、短视频平台概览 |
| 二、短视频市场“战国时代” |
| 三、短视频内容格局: MCN成新风口 |
| 第四节 中国网络影视产业格局的变量 |
| 一、长短视频平台交叉布局 |
| 二、直播平台后来居上 |
| 三、传统影视文化企业发力突围 |
| 第六章 中国网络影视企业典型分析 |
| 第一节 长视频领域的“优爱腾”模式 |
| 一、优酷: 围绕电商的泛娱乐生态 |
| 二、爱奇艺: 围绕IP的泛娱乐生态 |
| 三、腾讯视频: 围绕平台细分的泛娱乐生态 |
| 四、“优爱腾”模式比较 |
| 第二节 乐视视频与芒果TV模式 |
| 一、乐视视频: 垂直发展的泛娱乐生态 |
| 二、芒果TV:网台融合的泛娱乐生态 |
| 三、乐视视频与芒果TV模式比较 |
| 第三节 短视频和直播视频模式 |
| 一、快手与抖音: 围绕社交的娱乐生态 |
| 二、虎牙与斗鱼: 围绕游戏的娱乐生态 |
| 三、主播之争与主播合伙人模式 |
| 第七章 中国网络影视产业发展趋势及对策 |
| 第一节 中国网络影视产业存在问题分析 |
| 一、管理机制不顺 |
| 二、财政投入不足 |
| 三、发展战略同质 |
| 第二节 中国网络影视产业发展环境分析 |
| 一、国家政策营造良性发展环境 |
| 二、科技发展带来新增长点 |
| 三、资本注入成为强大助力 |
| 第三节 中国网络影视产业发展趋势 |
| 一、内容主题趋向主流文化 |
| 二、生产制作趋向版权自制 |
| 三、传播渠道趋向多屏互动 |
| 四、赢利模式趋向多样付费 |
| 五、业务布局趋向融合跨界 |
| 第四节 中国网络影视产业发展对策 |
| 一、管理机制上求进 |
| 二、资源利用上求优 |
| 三、内容制作上求精 |
| 四、商业模式上求变 |
| 五、产业布局上求新 |
| 结语 |
| 第一节 研究总结 |
| 一、网络影视产业是影视产业进入网络历史阶段的产物 |
| 二、网络大电影等“网生”产品属于影视产品 |
| 三、传统历史文化资源是网络影视产业的优质资源 |
| 四、优质网络影视企业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 |
| 五、网络影视企业发展需要求精、求深、求变、求新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 一、“泛娱乐”对网络影视产业的影响研究 |
| 二、“大数据”挖掘传统历史文化资源的应用研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环保政策演进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从“督企”到“督政”（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政府环境责任 |
| (二)企业环保投资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 一、公共物品理论 |
| 二、外部性理论 |
| 三、责任政府理论 |
| 四、环境规制理论 |
| 五、博弈论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地方政府环境治理 |
| 二、企业环保投资 |
| 三、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与企业环保投资 |
| 四、文献评述 |
| 第二章 制度背景与企业环保投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制度背景 |
| 一、环境政策从“督企”到“督政”的演进 |
| 二、“督企”政策的现状分析 |
| 三、“督政”政策的现状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重污染行业企业环保投资现状 |
| 一、企业环保投资概况 |
| 二、企业环保投资的分布情况 |
| 三、企业环保投资的驱动力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督企”政策实证检验：挂牌督办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 |
| 二、变量定义 |
| 三、模型构建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
| 二、变量相关性检验 |
| 三、挂牌督办与企业环保投资 |
| 四、稳健性检验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督政”政策实证检验：环保督查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实证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 |
| 二、变量定义 |
| 三、模型构建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
| 二、变量相关性检验 |
| 三、环保督查与企业环保投资 |
| 四、进一步分析 |
| 五、稳健性检验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督政”政策实证检验：环保督察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实证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 |
| 二、变量定义 |
| 三、模型构建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
| 二、变量相关性检验 |
| 三、环保督察与企业环保投资 |
| 四、进一步分析 |
| 五、稳健性检验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总结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总结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创新 |
| 三、研究局限与进一步研究方向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政府层面 |
| 二、企业层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第三章实证分析稳健性检验结果 |
| 附录B 第四章实证分析稳健性检验结果 |
| 附录C 第五章实证分析稳健性检验结果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四、'99中国民营经济十大新闻（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传媒企业并购商誉对公司价值影响研究[D]. 李满.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2]“党公营报业”的衰落与“侍从报业”的崛起 ——台湾报禁时期《中央日报》与《中国时报》的比较研究[D]. 吴宗晏（Wu Chung Yen）.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1)
- [3]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D]. 高锐. 吉林大学, 2020(08)
- [4]产业扶持政策与企业系统风险 ——来自我国股票市场的经验证据[D]. 龚振.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5]公司丑闻如何影响公司“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D]. 金缦.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6]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研究[D]. 曾维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7]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联性研究：国企改革博弈视角[D]. 龙靓.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8]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信息披露行为研究 ——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D]. 朱大鹏.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9]中国网络影视产业研究[D]. 侯顺.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10]环保政策演进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从“督企”到“督政”[D]. 谭志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