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怀疑论与文学批评（论文文献综述）
朱进东[1]（2021）在《卡维尔与美国实用主义》文中研究表明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构成卡维尔哲学道路的起点,罗蒂的许多核心概念也与杜威思想不可分割。卡维尔为美国哲学家梭罗和爱默生正名,继承了杜威和詹姆斯的"倔强"这份宝贵的精神遗产。与卡维尔哲学上关注文本不同,罗蒂认为文学体裁意义上的哲学,更接近于文学评论。卡维尔和罗蒂都赞成,揭示怀疑论推测的深奥的谣言,此举是在"浪费温柔的时间和误用未成熟的善良意志"。在笛卡尔的哲学怀疑论中寻觅更深层次的意义,成为卡维尔所有着作的"核心目标"。
倪晓明[2]（2021）在《《论衡》会通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从“会通”的角度切入《论衡》的研究。文章从书与人两条线交融的视角出发,试图挖掘作家身份与文本形态的融会贯通属性。总体上,文章又分文体、文本、文心、文脉四个范畴,而王充的士大夫身份是勾连四个范畴的桥梁。第一章谈王充的文体意识及其文化动因。《论衡》是王充创作实践与认识观念的统一体。在“论”体层面,王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文体意识。与兰台文人作家群相比,王充的批判气质使其能对“论”体进行深入探索。从王充到刘勰,展现的是文体探究由朦胧模糊到逐渐清晰的文体发展历程。“论”体的正俗功能,促使王充将其作为“疾虚妄”的选择;王充的博通之学,则为其驾驭“论”体提供客观保障。越文化、书肆、班氏家族,共同铸就王充的博通学风。王充的个人气质与学术素质使其与“论”体交融为一,相互成就。第二章从文本素材角度还原了王充的士大夫身份。《验符》篇涉及的素材大多是汉代的文书,王充对文书内容进行节录与转写处理后,将其移入《论衡》的文本之中,而官吏身份是其能够阅读官方文书的前提,他对文书的熟悉也是其官吏身份的反映。这表明王充的真实身份应当是融“文人”与“官吏”于一身的士大夫。王充征引文书有两大意义:其一是文书的史料价值。《论衡》所载汉事与常见史书存在详略不同、文字出入等差异。其二是征引素材的宣汉意义。王充将政府公文用于文章写作,含有宣汉的政治意味。此举致力于匡正儒生的复古观念,是从素材到理念的双重纠偏。第三章谈王充颂汉的文化意味。为汉辩护是王充创作《论衡》的首要动机,是其为文之用心。首先,王充的颂汉理念与其对《春秋》的继承密不可分。《春秋》“惩恶劝善”的理念为王充“颂汉”提供坚实的学术基础。其次,王充与东汉前期的其他文士存在颂汉理路的细微差异。王充依违五经,东汉文士依附五经。东汉其他文士对汉德的歌颂不出经义的范畴,王充的颂汉则超出了五经的界限。东汉文士通过依附往圣的方式抬高汉圣,王充则通过对比往圣的方式以凸显汉帝王的优越性。第四章谈《论衡》在后世的接受。总体来讲,20世纪以前的《论衡》评价呈现出褒贬不一的态势。由于历代的文章评判标准不同,《论衡》的评价也随之起伏不定。黄晖撰写的《论衡校释》是融“会校”与“通释”于一体的“会通型”学术专着。张舜徽先生对《论衡》之接受大致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张氏由《论衡》崇博尚通的学风奠定自身博通的治学路径。其二,张氏服膺《论衡》贬斥师法与其自身转益多师的学术阅历有关。其三,张氏以《论衡》“作”、“述”、“论”三科为依托,由考辨体例到编纂语选,实现了体用的会通。其四,张氏由认同《论衡》“反是古非今”理念,到推崇知今之学,将教学与科研、时代与学术融会贯通,知行合一。
王静[3]（2021）在《斯坦利·卡维尔的电影哲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1926-2018）是美国当代着名的哲学家,同时也是英语哲学界（Anglophone philosophy）最重要的电影研究学者之一。卡维尔的哲学思想以抵制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的分裂为特征,主张在日常生活中减少概念化因素对哲学认知的干扰,并坚持把文化和艺术纳入哲学探究的范畴。他以本体论和伦理学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核心议题,提出哲学反思是基于语言交流关系之上的对自我和世界关系的认知活动,并认为这种认知是艺术和哲学的恒久追求,因此他被认为是一位具有“人文主义”和“现代主义”精神的当代哲学家,而此基本思想也贯穿了他对电影的研究。①卡维尔继承了经典现实主义电影理论对现实生活的观照精神,擅长从哲学视角探讨电影与人性、电影与世界的关系。他提出电影的本质具有浑然天成的思想性和哲学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基于媒介特性的电影本体论和类型发展观,为电影媒介本身和电影的阐释行为赋予了“哲学合法性”②,开启了电影研究中的哲学转向,因此被认为是当代电影理论时期“电影哲学”学派的杰出代表。同时,作为一位当代主流哲学家,卡维尔早在五十年代就将电影带到大学课堂中探讨,设立了基于电影解读的哲学理论课,对电影学科在美国高校体制内的建立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③卡维尔的电影哲学中和了新好莱坞电影对艺术形式的反思以及经典好莱坞电影对美国生活的表现,是对欧洲电影理论的美国式解读,从理论上提高了好莱坞流行电影在电影研究中的艺术地位。卡维尔主张从哲学视角来研究电影的本体特征和艺术价值,其观点在“电影作为语言”盛行的七八十年代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进入数字电影时代以后才受到追捧,并在九十年代得到重新阐释,成为“电影作为哲学”（Film as Philosophy）派系的主要理论来源,为重新界定电影本体概念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他的电影类型观对商业化程度极高的当代电影产业也具有指导作用和现实借鉴意义。统观卡维尔的电影哲学着述,可以发现其理论是从哲学的视角探讨电影本质和电影体验的研究,主要内容由三部分构成:电影本体论、电影的类型分析和电影阐释与批评。为了完整地呈现卡维尔的电影哲学思想,本文以这三部分的核心问题为支撑点,挖掘其中的内在联系,把分散于卡维尔着述中涉及电影意义的观点进行整理,甄别和归纳他对电影阐释批评的立场和特点,并以此作为电影本体、类型研究和批评阐释之间的关联和延伸,形成完整的逻辑链条。基于该思路,本文的主要内容大致安排如下:绪论部分简述选题缘由、研究目的、思路和主要研究方法。从卡维尔电影哲学的内容上看,卡维尔提出电影本身的内在逻辑使其具有自主性和思想性,该观点引领了正在发生的电影研究的哲学转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电影理论史的发展进程来看,卡维尔的电影哲学属于当代电影理论阶段“本体论2”①思想的代表,在电影理论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研究价值,值得进行系统地研究和借鉴。但是,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大都呈碎片化特征,缺少对其电影哲学理论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研究。本文在全面地搜集和整理了相关文献之后,意欲对卡维尔的电影哲学进行整体理论研究,揭示其电影哲学中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其主要观点和理论框架作出系统的分析和呈现。论文第一章梳理了卡维尔电影哲学的思想来源和形成过程。鉴于卡维尔对于国内学术界来说还比较陌生,本章使用较多篇幅勾画其学术成长道路,并圈点出了对其电影哲学有重要影响的理论。首先,略述卡维尔的求学生活,指出正是对电影的迷影情结引导他从作曲专业转到哲学专业,并引导他把电影纳入哲学研究范畴。其次,分别论述了实用主义哲学、现象学、现实主义电影理论和伦理学对卡维尔电影哲学的影响。最后,分析其电影哲学理论形成的文化语境,指出经典好莱坞电影和新好莱坞影片在他的理论中所起的不同作用。第二章阐述了卡维尔电影哲学的基础和核心——电影本体论。首先,把卡维尔的电影本体论具象为他对电影媒介的本体反思,通过对比卡维尔的本体论与巴赞的摄影影像本体论,将两者的根本性差异放在电影媒介中摄影和投影装置的区别上,并进一步剖析卡维尔基于“一系列自动的世界投影”的本体描述,指出其电影本体论的核心为投影装置及其产生的现象学关系之和。该观点是其电影哲学理论大厦的基石,直接影响了他后来对电影艺术现象和电影体验的看法。接着,本章展开对电影媒介特性的分析,说明电影具有“单向性”“自动性”和“自指性”,因此电影媒介本身具有内在逻辑性和自主性,并非再现现实的工具。最后,分析电影媒介的素材来源一—现实世界,指出卡维尔所理解的电影中的世界是一个现象学意义上的艺术空间,具有过去时间性和空间延展性的特征。第三章论述了卡维尔的电影类型观。卡维尔对电影类型的归纳和论述是其电影本体论在电影艺术现象层面的具体体现,因此他对电影类型的探讨也围绕电影最本质的意义展开。本章通过三个小节,分别阐释了卡维尔的“类型基因”概念、以“类型作为媒介”的论点,和类型的再叙述与发展演变;并结合具体案例分析,指出卡维尔的电影类型观没有拘泥于标准化的外显特征,而是强调对人文主义内核的把握,并且突出文化和社会演变给电影类型带来的变化,形成了一种动态发展观,具有很高的实际应用价值。第四章分析卡维尔的电影阐释与批评观。这部分内容是从电影本体论到电影批评实践的延伸,并呈现了两者之间的互动作用。首先从电影如何对观看者产生意义谈起,指出电影是通过“承认”的心理前提和“移情投射”的认知行为产生意义,并指出卡维尔在阐释电影意义时对直觉和科学论证方法的双重依重。接着,阐明卡维尔电影批评的基本立场是把“电影作为哲学”看待。在此基础上,继续说明卡维尔电影阐释批评中的伦理性和社会性特征,指出他的阐释和批评最终还是以现实存在作为界限,其普世的哲学追求始终落实于具体的伦理关系和社会关系之中。第五章分析卡维尔电影哲学在学术界的接受状况、理论意义和局限性。首先指出卡维尔的电影哲学受历史语境的影响以及自身表述风格的限制,始终没有成为主流电影理论。但是,其跨学科的研究特点也使卡维尔的理论具有自己的独特立场和学术价值,十分契合当下的电影文化和电影研究语境。同时,结合我国电影理论的发展历史及现状可以发现,过度集中于中观层面的理论研究或者沉迷于具体作品的微观批评都不利于建构科学的理论体系,卡维尔所采取的微观批评与宏大理论结合的研究路径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另外,他的电影哲学体现了媒介和技术背后的文化心理和社会意义,是一种凸显人文性和日常性的电影哲学,为当代的电影理论研究带来了更宽广的方法论视域和多样化的阐释角度。结语部分首先简要回溯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其次总结了本文在明晰卡维尔电影本体论概念、归纳电影媒介的特性、通过卡维尔的伦理学思想脉络解析其电影阐释观、对其电影哲学进行整体评价这四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本文把卡维尔电影本体论的核心问题浓缩为电影的投影装置和意义,较为清楚地阐明了他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本文归纳了由此产生的电影媒介特性,并将这些特性作为进一步理解卡维尔电影阐释批评的重要依据和参考;此外,本文将卡维尔具有争议性的方法论和研究路径也作为其电影哲学的一部分,指出其电影哲学的意图不在于设立任何判断标准,而在于创建一个由电影通达哲学认知的思想路径。最后,指出本文的不足之处:本文未把卡维尔的电影哲学置于电影理论和哲学理论并行发展与交错影响的综合语境中研究,缺少对电影和哲学关系的历时性发展的详细论述,影响了对电影哲学范畴和研究边界的明晰;另外,将卡维尔与电影哲学流派中的其他学者进行更广泛的横向对比也将有助于明确其观点的原创性和继承性关系。这两方面的未尽之处也是笔者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和目标。
李娜[4]（2021）在《认知主义的表达主义 ——基于道德随附性分析的一种道德本质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如何理解道德以及道德的（the moral）与非道德的（the non-moral）的关系问题,是道德哲学研究的基础问题之一。在分析哲学伦理学的各种争论中,道德随附性逐渐成为论辩的焦点。道德随附性一般是指,道德的随附于非道德的,非道德基础属性的同一可以保证随附性道德属性的同一。要合理地回答道德的本质问题,阐明道德的客观性和规范性,就需要提供一种道德本质论,使其能够合理地说明道德随附性,同时维护道德的规范性。本论文以西方元伦理学中的道德随附性争论为着眼点,通过重点讨论非自然主义的道德实在论与非认知主义的道德表达主义在道德随附性方面的争论,表明随附性在解决道德本质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在元伦理学中的地位,然后尝试提出一种更加合理的道德本质观点——认知主义的表达主义,来解决以往道德表达主义本身的困境,推进对道德随附性的理论诠释以及对道德本质问题的回答。首先,论文从元伦理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如何理解道德”切入,简单考察了道德实在论的三种类型——还原论的伦理自然主义、非还原论的伦理自然主义和伦理非自然主义,及其理论竞争者——道德建构主义、道德错论、非认知主义、道德非实在论,在分析阐述道德实在论所面临的认识论挑战、实践论挑战、本体论挑战的基础上指出,随附性问题是道德实在论面临的核心挑战,主要由非认知主义提出的随附性论证构成了对道德实在论的重要反驳。这表明了构建一种更合理的道德本质理论的必要性。接着,本论文借助心灵哲学中的随附性讨论,从概念、类型、定义、相关概念关系等几个角度回答了“什么是随附性”的问题。在此基础之上,笔者着重考察了伦理学中的道德随附性问题。道德错论作为一种认知主义理论,用道德随附性来攻击道德实在论,认为道德实在论无法解释道德随附性,同时用道德怀疑论的方式取消了自己对道德随附性问题的解释性负担。非认知主义者布莱克本认为伦理非自然主义难以支持道德随附性,不能解释混合世界禁令,而自己的投射主义理论很容易解释随附性和相关的混合世界禁令。非自然主义的道德实在论者沙佛-兰道则指出,非认知主义诉诸随附性的论证将论证起点设定为“世界就是像自然科学描述的那样”,但这个论证前提本身就是无法被证明的。沙佛-兰道认为,一方面,道德实在论者可以解释随附性。首先,道德实在论并不一定缺少蕴含命题;即使被指责缺少蕴含命题,道德实在论也并不缺少“共犯”。其次,随附性质的每一个实例都是完全由被随附性性质构成或实现的。另一方面,表达主义不能很好地解释随附性,它难以说明为什么对两个描述性相同的行为采取不同态度的人犯了某种概念上的混乱。但迈克尔·里奇和罗伯特·马布里托认为,构成性进路的道德实在论并不能保证作为概念必然性的道德随附性,而吉伯德的更复杂的解释性表达主义可以解释道德随附性。在道德实在论内部,沙佛-兰道的构成性进路也被指责为一种自然主义。除了沙佛-兰道之外,克莱默、克莱格、韦奇伍德、菲茨帕特里克等伦理非自然主义者在随附性论证方面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进路。这些尝试最终表明,为了解决道德随附性问题,非自然主义不得不向自然主义靠拢。虽然斯坎伦区分了混合的规范性判断和纯粹的规范性判断,认为混合规范判断所对应的规范性事实才随附于相关的非规范性事实,而纯粹规范判断并不依赖于自然事实或超自然事实。但这并不能帮助非自然主义回应全局性的随附性挑战。在随附性论证的挑战之下,更多的实在论者走向保守,认为道德随附性是一种原初的事实、形而上学学说或教条。非还原论者斯德津甚至直接指出,一个人究竟认可哪种形式的随附性,将取决于一个人的元伦理学背景理论。笔者认为,元伦理学中传统的道德本质理论难以完全消除随附性担忧。自然主义者无法解释道德随附性的重要性,因为他们认为道德属性就是自然属性,随附性好像是自然而然、不值一提的。非自然主义者难以解释道德随附性是如何随附的,因为他们认为道德属性不是自然属性,而是自成一格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属性之间究竟如何能做到随附呢?表达主义将随附性看作一种主观约定,又难以解释道德的客观性和规范性。因此,只有建构一种更具有解释力的道德本质理论,道德随附性才有可能得到合理的说明。对道德随附性问题的持续关注构成了本文建构一种新的道德本质理论的理论冲动。在分析非认知主义的表达主义的内部困难、发展演变、当前困境、理论优势和未来走向的基础上,本论文吸取情感认知-评价理论、非自然主义的部分合理之处,试着提出一种从“非认知主义”到“认知主义”的表达主义发展路径,即通过对情感进行一种认知-评价性的理解,使道德表达主义能够更好地回应道德语言问题、态度分裂问题、道德取消主义等质疑和困境,在与吉伯德“解释的表达主义”、史密斯的“理性主义-性情理论”的比较中,构建一种更合理的、认知主义的新表达主义理论。新表达主义理论认为,道德判断区别于其他判断的核心特征在于它表达道德情感,这种道德情感本身包含着认知-评价性信念和非认知性情绪,作为情感表达的道德话语涉及描述性成分、评价性成分和心理倾向性成分,因而具有实在的随附性基础。道德的评价性成分是随附于描述性成分的,不过由于个体繁荣计划的具体差异,以及受到人格、性情等心理倾向性成分的影响,在现实中也会表现出相同认知条件下的道德分歧。但无论如何,作为情感表达的道德话语说出了某些关于事实的描述,这是它具有适真性（truth-aptness）的根本原因,也是它与自然命题具有随附关系的原因之一。同时,道德情感由于关心人的自我繁荣和幸福计划,从而天然地蕴含着非自然性的价值评价。但新表达主义不像传统非自然主义那样,认为道德情感是完全自成一格的独特事物,它承认自然基础对道德情感、态度的奠基性作用。这种基础作用是通过类似于意向性网络-背景那样的结构来发生作用的,情感或态度意向性的心理学结构与语言意向性类似。认知主义的表达主义并不意味着可还原、可简化,以至没有独立的随附性道德情感领域。这种新表达主义理论并不主张承诺极端的自然主义、放弃理性主义,或者使伦理学成为心理学或广义社会学的一部分。它只是强调,作为情感或态度内容的评价性事实是实在的,因为这些评价性关系是在具有心理实在性的意向性网络、与社会实在性有关的意向性背景下,对经验信息进行理性的道德反思这一多维结构中生成的。这使得它融合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能够解释道德判断与情感反应之间的关键性鸿沟。它既吸收了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强调价值在本质上与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关切有关,以避免非自然主义框架下道德属性的神秘性,又坚持理性主义的统一原则,使得我们可以在千差万别的情感中关注共同点,构筑公共的道德生活。认知主义的表达主义理论可以利用在自然科学中被经常使用的最佳解释推理原则,给出一种本体论承诺。最佳解释推理是指,如果通过设定某些事实我们就能最佳地说明被观察的现象,那么我们就应该倾向于主张我们有关事实的信念为真,相关事实确实存在。道德本体论研究和一些复杂的前沿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只能在当前的人类智力范围内通过反思性平衡、融贯性解释做出最佳选择,就像在心身问题上所做的心理-物理随附性解释那样。在实践论的动机理论方面,新表达主义理论主张,情感或态度是有表征内容的心理状态,其内容或对象就是道德事态或道德命题,道德情感或态度本质上是一种意向性态度或命题性态度。因此,道德动机既是一种心灵状态,又要诉诸世界的特征,因为具体的事态才是心灵意向状态的内容。在实践论的理由理论方面,工具主义认为,你有一个理由做某事,仅因为做它能够帮助完成对你而言重要的事情,欲望在此扮演重要的角色。道德理性主义则断言,在道德义务和行动理由之间存在一种蕴含关系或必然关系。理由内在主义拓宽了工具主义的考量范围,认为除了欲望之外的其他东西（比如信念、长期计划、忠诚,等等）也能够驱动人们。而新表达主义理论认为,理由的内在主义并不与理性主义截然对立,道德情感关心我们的目标和计划,情感本身便包含着我们对重要事物的判断,虽然这种判断可能是有理性缺陷的;理由并不完全基于内部心理要素,它也是关涉自然事实的,所以有关情感或态度的分歧,常常需要通过对自然事实的各种补充、转换性描述等来解决;判断实践的目标就是要通过对外部事实的明智审慎的理性评估,使道德判断能够成为具有普遍性的道德法则。总之,一种认知主义的情感表达主义可以更好地同时解释道德理由的驱动性和规范性。在认识论的道德分歧方面,新表达主义理论认为,道德情感中包含意向态度下的认知性信念和非认知性情绪,因而,在类似理想咨询者的条件下,道德事实或属性能够为道德能动者所认知,非道德事实的同一决定了道德事实或属性的同一,但现实中的能动者要获得有关具体情境的所有相关非道德知识非常困难,而且视角性成见、偏见、自利、不充分的同情心、厌恶等很多因素阻碍了合理推理和道德感知,道德能动者在获取全部的、复杂的相关非道德事实方面存在差异,再加上主观上的理性能力差异和情绪差异（也常被称为品格差异或心理倾向差异）,使得道德能动者对道德事实的认识出现分歧。在认识论的道德知识方面,新表达主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融贯论;同时认为我们并不需要将所谓经过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严格界定为可靠的、不变的起点,而是主张所有的道德判断都处在情感的意向性信念网络之中,都是开放的、不断修正的;既然情感是认知主义的,所以实际的道德分歧解决过程仍然可以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反思平衡过程;保持对情感的反思,进而产生对培养积极情感的思想收获与方法改进,使公民能够更好地参与伦理政治程序,这是各类道德教育实践的永恒目标追求。在本体论的道德解释方面,新表达主义理论能够回应所谓的副现象问题,既承认自然属性所承担的解释性工作,也不否认道德属性所具有的解释性功能,合理地避免将道德属性看作副现象。新表达主义能够在解决情感与社会性自然事实、心理性自然事实的随附性关系的基础上,从本体论角度说明道德事实的解释性作用。此外,本论文还从道德错论、建构主义、非认知主义的表达主义、强劲实在论等角度构造了针对新表达主义理论的一些挑战,并一一做出回应,同时也较好地回应了传统情感主义经常遇到的琐碎性威胁。本论文的创新突破点在于,第一,探寻有关道德本质问题论证的焦点分歧,对道德随附性问题在元伦理学中的地位给予更充分的说明和评估,提出道德实在论所面临的认识论挑战和实践论挑战最终都与道德随附性问题这个更深层的本体论挑战密切相关。第二,阐明非自然主义实在论有关道德随附性的解答,指出非自然主义最终不得不向自然主义靠拢;对表达主义的优劣势进行评估,指出它要合理地解释随附性而不伤害道德客观性的话,也需要与认知主义相结合。第三,借助情感认知-评价理论,将非认知主义的表达主义改造为认知主义的表达主义,缩小其与道德实在论的距离,融合非自然主义与自然主义,为道德随附性问题提供更融洽合理的解释,从而更加有效地回应道德怀疑论,丰富中国元伦理学的话语方式和理论视角。
顾盼[5]（2021）在《现实的视域与人性的聚焦 ——布克奖获奖小说研究》文中指出布克奖作为英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项,自1969年创立至今,截止到2019年,已走过了51年的历程,并评选出了54部优秀小说。来自于亚洲、非洲、大洋洲、美洲和欧洲的获奖小说,跨越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文学审美历程,不论是从个人还是集体的角度来看,都反映了英国动态的、民族性的、世界性的、非单一性的文学形象和文化时刻,而布克奖对大英帝国的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和批判,对全球化资本流通和市场经济的适应和争议,都为其带来了广阔的世界舞台上的迥异却多元的文化形态。从早期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到殖民紧缩、去殖民化和后殖民主义,英国的民族和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变化是对应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的,布克奖获奖小说的选择,不仅是英国的审美趣味的选择,也是英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历史抉择。本文由七个章节组成。绪论部分首先论述了本选题的研究意义,对布克奖进行了基本介绍,并分析了英国中心论的衰微与文学浪潮的交织,以及帝国变迁中的人性反思;其次回顾和梳理了国内外以布克奖及其获奖小说为研究对象的资料综述;最后提出了本选题的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论述了布克奖在宏大叙事的历史背景中所采取的运营策略和发展模式。布克奖在英国社会引发的“布克效应”以及一步步成为当代英国文学的重要媒介之一,而大英帝国的历史背景,则奠定了布克奖的帝国主题。第二章至第六章通过分析布克奖获奖小说的类型和主题,来探索布克奖对时代众多焦点的选择和兼顾,其获奖小说表现的英国式的审美意趣、美学价值和艺术精神。其中第二章主要聚焦于后殖民历史重写以及小说中展现的异域文化。布克奖的后殖民小说以1981年萨曼·鲁西迪《午夜之子》的夺冠为元年,吹响了对大英帝国中心式的话语霸权的终结的号角。后殖民文学以完全不同的视角审视了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问题,曾经被殖民的人民重新获得权力以及民族身份,他们通过取代以往的帝国主义立场而将自己的话语赋予价值,进而恢复自己的声音。后殖民的主题由布克奖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成为当代英国文学最重要的分支之一。第三章则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对人性的摧残,以及个体如何在创伤记忆里对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和重塑。在战争这种极端语境下,人类更加渴望文明的修葺和重建。第四章论述了新历史视域下对后现代历史叙事的反思性关注。从“元叙事”到“小叙事”的过渡让公众话语转向个人话语,对帝国历史的戏仿和重构深刻反映了文化和个体身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第五章探讨了布克奖获奖小说中的女性生存和意识图景,女性作为性别概念中的“他者”,在对抗父性制的中心话语的同时,对本体性和自我意识一再重申,从而逐渐获得了对个体存在的证明和回归。第六章分析了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人性危机和文化矛盾中自我与他者的身份认同困惑,其中的性别、种族、阶级、宗教、家庭社会、伦理道德等身份认同问题都呈现了不同程度上的冲突、分裂和无序状态,自我的意志和人性的价值都需要被放置在“他者”的理论体系中被重新思考和感知。第七章论述了布克奖获奖小说的文化反思问题。布克奖商业和美学理想的结合,声望经济和艺术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以及布克奖在文学领域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的多方因素。布克奖对人性的洞察、对新历史观和多元叙述的探索,对未来的英语小说具有指导性的价值和文学发展的启发性意义。结语部分则回溯了本文的主要论点,指出了文学文本和国家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同步关系。布克奖在推动英国的非殖民化进程中占据着重要的文化领域地位,其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关系和经济局势中,包容且赞赏的接纳和承认非英国中心地区与国家的文化符号,打开了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和多元文化的世界性的注视目光。
陈中梅[6]（2019）在《秘—逻模式与西方文化基本结构的形成及其展开态势研究续篇——从怀特海教授关于宗教与科学的一段论述谈起》文中研究表明内容提要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基本结构形态,而这一基本结构形态一经大致形成,就会以其形成本身,在哲学、宗教、法律、政治、语言、文艺和社会等视角以外,提供考察该文化历史发展进程并会旁及上述视角的另一个重要、有时甚至是关键的切入点。有鉴于此,对于研究西方文化的中外学者来说,把它的基本结构揭示出来并赋予其尽可能贴切的概念表达,便是一份不应推辞的责任。在笔者提出的秘（索思）—逻（格斯）理论中,秘索思（■）和逻格斯（■）是构成西方文化基本框架的两个配套的根源性结构要素,也是认知与解析这一基本框架的两个元概念。秘索思和逻格斯既对立冲突,又互补合作,二者都有各自的存在价值和独立品格。纵观历史,我们得知西方文化的秘—逻品质会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主流表现样式。较之其他配套词语和二元模式,秘索思和逻格斯更为贴近西方文化的词源学和古典学根基,具备更强的掌控力、更好的学理对称性和更丰富的学术含量,发挥了前者难以替代的总括性表义功能。在本文提出的概念谱系中,统括性非元概念二元术语的叙事地位有所变动,却依然不可或缺。宗教与科学、信仰与理性、启示与实证、神话与逻辑、文学与科技、诗与哲学、诗性真理与科学真理、唯灵论与机械论、浪漫主义与启蒙精神、耶路撒冷与雅典、狄俄尼索斯与阿波罗、超越的传统与理解的传统、价值理性（或精神和道德因素）与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及其人文图谱中的关系和作用,依然是西方主流思想家们极为关注的热门话题。作为其他二元模式理论设计上的包容者和总括性代表,秘—逻模式受益于自身的元概念地位和构成系统性,拥有很强的分辨效能和更精致的解释效力。在该模式的细密爬梳比对下,西方思想和人文脉络的可思辨格局发生了变化,呈现出一种有别于一些西方着名学者所持观点的展开态势,给我们带来了诸多以前不曾有过的智性体验。事实表明,一个对西方文化基本架构以及评判它的一些主要理论成果进行认真梳理与重新评估的重大学术机遇,很可能已经悄然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西方文化崇尚"力",因此也容易造成对立。一部西方思想史既是一部二元冲突的历史,也是一部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断尝试将对立的双方调和与综合起来的历史。如同帕斯卡尔以降的许多伟大思想家一样,怀特海牢牢抓住了影响近当代西方文化发展进程的宗教与科学这两个基本要素,通过长期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在西方乃至全球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持续的影响。然而,尽管他很正确地看到了冲突所造成的负面结果,但对它的正面或积极作用却似乎略显估计不足。为了多角度解析西方文化的二元构成,有时亦会有意无意地借此扩展宗教的概念外延,他采用了包括机体论与机械论以及美学与理性在内的各种配套术语,却因为心仪于冲突的化解与事态的终极谐和,而始终未能形成一种周全且层次分明的系统表述。
郑帅[7]（2020）在《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当代西方思想界,伊格尔顿是继雷蒙德·威廉斯之后英国重要的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文学、美学等多个领域有着世界影响。新千年后他在文化批判领域不断开拓,其哲学思想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认为新千年后伊格尔顿的研究主题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意识形态批判转为文化批判,出现神学和“形而上学”转向,《理论之后》（2003）和《文化的理念》（2000）为开始变化的主要标志,文化批判和神学、“形而上学”转向是这一过程的不同侧面。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呈现于10余部着作中,本文进行了初步的总体性分析和评价。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产生的大背景是资本主义社会无信仰本质愈加凸显,资本主义国家不公正政治导致恐怖邪恶现象,而西方世界社会主义和左派运动长期处于低谷。其理论来源主要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亚里士多德幸福观、基督教神学、尼采哲学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伊格尔顿详细考察了文化的多重涵义,分析了五种文化形式的联系冲突和当代普遍文化与文化之争,阐述了文化与文明、自然、权力三组文化的基本关系。针对文化理论对政治的忽略和左派研究的缺失点,伊格尔顿提出“伦理—政治”宣言。以此为总纲,他在近20年里以近10部着作的辛勤探索,系统阐述了“异端四部曲”即恐怖、悲剧、邪恶、基督教四种重要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现象,以及“异端四部曲”与资本主义制度严重缺陷的密切关系。伊格尔顿倡导以“身体唯物主义”和重塑人生的意义来培育社会主义新主体。他揭示出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是一种虚假的共同文化,在艾略特和威廉斯关于共同文化思想的对比中阐明社会主义共同文化的构建路径,即在平等团结的原则下,大众合作共造社会主义共同文化。其培育社会主义新主体和共同文化思想构建起“社会主义新文化生存方式”。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的价值主要在于开辟了一种具有鲜明辩证性、政治性、实践性特征的文化批判形式,形成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成果,“社会主义新文化生存方式”成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创新路径。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对中国文化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理论限度主要体现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场不够坚定,对信仰的范围和作用的认识存在偏差。本研究是对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进行的较为系统的哲学研究,有助于凸显新千年后伊格尔顿思想的主题和整体脉络,形成总体性把握,有助于改变伊格尔顿文化批判研究主题相对分散和哲学研究偏少的问题,丰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研究能够揭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凸显的文化矛盾,事实和价值的割裂,对破解邪恶、恐怖和虚无主义等现实热点难点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曾允[8]（2020）在《休谟同情理论研究》文中认为同情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又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在西方哲学中,休谟曾对同情进行系统而深入地探讨,这不仅使他在西方的同情研究史上居于一种承上启下的位置,而且使他的同情理论在当代产生深远影响。本文旨在从休谟的文本出发,系统地梳理和构建休谟的同情理论,在回应对它的相关质疑的同时,也阐明它在休谟人性科学计划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休谟同情理论的历史定位以及它在当代产生的巨大效应。首先,本文在梳理同情概念的历史演变的基础上,厘清同情概念的不同含义,并明确休谟的历史定位。按照“古代——近代——现当代”的阶段划分,本文将首先考察同情概念的历史演变,然后再根据历史上不同哲学家对同情概念的使用,将同情概念划分出两个层面上的三种使用:首先是同情概念在（自然）形而上学层面上的使用,即将同情概念用于解释自然界与精神界、身体与心灵之间的协调作用与和谐状态;其次是同情概念在伦理学层面上的使用,并在此层面下再具体地划分出两种使用,即将同情广义地理解为人们普遍具有的、使各种心理内容得以相互传递的一种心理机制,以及狭义地将同情理解对他人的怜悯和关爱的特定情感。最后,在这种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本文也联系休谟所处的时代背景,分别从社会文化和哲学研究两个角度分析时代因素对休谟产生的影响,明确休谟是在伦理学层面上对同情持一种广义理解,并分析这种理解如何使休谟区别于其他哲学家,从而最终揭示休谟在同情概念的历史发展中的承上启下的独特地位。其次,本文以休谟的文本为依据,对他的同情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构建。这种构建以澄清休谟的同情概念为基础,首先指出休谟的同情概念包括作为心理机制的同情和作为心理活动的同情,然后再根据这两个层面而分别进行构建:在同情机制的层面中,本文根据休谟对同情的定义指出他所理解的同情是广义的,即一种传递他人各种心理内容的一般心理机制,并对这一机制的运作过程、基础和作用进行具体阐述;而在同情活动的层面中,本文根据休谟的相关说明区分出两种同情活动,即狭隘的同情与广泛的同情,并在说明两种同情活动间的关系、尤其是狭隘同情到广泛同情的扩展的同时,着重考察同情与理性和想象力等其他人性原则或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而更深入而准确把握同情的本质。最后,在上述考察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还对休谟同情理论的特征做出系统性总结,指出它表现出经验主义、人性主义、联想主义、情感主义和自然主义等显着特征,然后再从这些特征出发来回应针对休谟的同情理论的根基和有效性的相关质疑,从而维护其合理性。再次,本文从休谟同情理论的系统性出发,详细考察了它在休谟的整个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种考察以休谟对他的人性科学研究计划中的考察和运用这两个层面的区分为基础。在人性科学的考察层面上,本文首先考察同情机制与人性中的理智成分和情感成分的关系,指出由于同情与想象力和观念与印象的双重关系之间存在紧密关联,这使它可以在理智领域和情感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即同情不仅对理智领域中的特定信念起着补充性的确证作用,并使想象力的根基作用由理智领域扩展到情感领域和具体实践中,而且在情感领域中,同情可以说明一系列的具体情感的产生、转移和改变,并构成情感领域中的比较原则等其他的人性原则得以发挥作用的基础。在人性科学的运用层面上,同情不仅构成我们区分道德上的善与恶并做出道德判断的来源、是正义等人为之德以及仁爱等自然之德得以产生并成为德性的根据,而且由于共同利益感的形成和发挥作用离不开同情活动,因此政治领域中的正义规则的确立、实施和维系也要以同情为基础,此外,美感的产生、审美判断的做出、审美趣味标准的建立、以及对悲剧等艺术作品的鉴赏,也同样依赖作为感受和情感的传递手段的同情。最后,本文从心理学和伦理学两个方面上分析了休谟同情理论的当代效应。在心理学方面,本文不仅指出由于休谟把同情视为一种指向他人并传递他人心理内容的心理机制,因此他的同情理论与当代的他心问题相关,并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极具启发意义的独特的读心机制,而且,由于休谟也在行动心理学层面上强调同情作为情感传递的手段在影响意志和激发道德行为上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他的同情理论也深刻影响启迪当代道德心理学。而在伦理学方面,休谟所建立的同情伦理学不仅构成斯洛特等人在当代复兴情感主义伦理学、反思规范伦理学和德性伦理学的重要理论来源,而且,休谟的同情伦理学还被积极运用于动物伦理、中西方伦理学比较研究、普世伦理等一系列热点问题中,这使它在推进相关研究的同时也在当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孟翊洁[9]（2020）在《纳粹大屠杀记忆的史学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和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历史学经历了转型。在新的史学语境下,记忆在历史话语体系中受到很大关注,记忆本身以及有关各种历史事件和经历的记忆,成为学界的研究对象,由此出现了“记忆的繁荣”。记忆研究的兴起与叙事、创伤、集体记忆、个体记忆等概念相互交织。纳粹大屠杀是20世纪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对大屠杀的研究对于推动记忆在历史话语中的发展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大屠杀记忆作为20世纪末以来历史学研究的热点,是考察历史编纂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视域下记忆话语的兴起、现状及走向的绝佳视角。本文旨在透过对纳粹大屠杀记忆在史学视域下的历史流变、时代特性、叙事突破及理论反思,揭示大屠杀记忆研究对于历史学在理论发展和叙事实践方面的启示与价值。本文按照首先分别考察一般意义上与历史学相关的记忆研究和已成熟的纳粹大屠杀研究,再以二者之间理论上的关联与相互渗透作为反思的切入点进行,并依照此思路将全文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本文对20世纪历史话语体系中记忆研究的兴起进行了总体考察,并按以下三步进行。第一步考察历史学的当代转型,重点梳理后现代思潮挑战下历史学在研究旨趣、观念和方法上的变化,及其与记忆研究兴起的关系。第二步是对历史与记忆关系的再梳理。整个20世纪,在记忆兴起之前及之后的语境下,历史学对历史与记忆关系的研究旨趣也经历了从强调区分对立到更关注二者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历史与记忆在方向和目的两个方面的共同指向是大屠杀记忆史学考察的重要基础,笔者还就此作了重点梳理和分析。第三步笔者提出,20世纪历史话语体系对记忆的关注中,大屠杀是焦点事件,大屠杀记忆体现出了集体记忆与创伤记忆这两重属性,然后分别对集体记忆、创伤记忆作了概念梳理,进而对作为集体创伤记忆的大屠杀记忆进行了进一步界定和分析。其次是对大屠杀记忆的历史流变和特性的分阶段考察。笔者分别以1961年艾希曼审判和1986年德国“历史学家之争”为节点,将20世纪下半叶大屠杀记忆的历史演进分为战后初期、“黄金时代”和后大屠杀时代三个阶段,以此对时代变化下大屠杀记忆在历史背景、关键事件、社会氛围及学术观念等方面展现的特性进行总结。为了区分不同主体的立场,每一阶段的考察都以德国和犹太世界为不同阵地进行。总体来说,战后初期以沉默与外属化为特征,“黄金时代”以神圣化与道德化为特征,后大屠杀时代则以历史化与多元化为特征,呈现出较鲜明的阶段特性。随后,本文以后大屠杀时代为背景,重点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大屠杀记忆走向多元化和私有化的背景及后现代史学理论的语境下,大屠杀记忆在历史表现上的困境与理论突破。笔者以1990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召开的探究大屠杀记忆的历史表现极限的学术会议为切入点,重点关注参会并在之后进一步就此问题进行理论探索的海登·怀特、索尔·弗里德兰德、多米尼克·拉卡普拉三位史家。他们各自的理论阐述和相互交锋,分别涉及大屠杀在历史表现问题上与文学理论、史学实践、创伤理论的交融。本文基于三位史家的不同视角,进一步分析了历史记忆在当代史学研究中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效应。最后,笔者就大屠杀记忆在当下史学理论领域中引发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反思。纳粹大屠杀作为一个极限事件,难以对其作出充分准确的历史解释,已成为学界的一个共识。笔者梳理和分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纳粹主义历史解释范式的演变,认为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反犹主义是大屠杀发生的思想根源。同时,西方学者对意识形态的强调反映了其冷战式思维惯性,这也是过往在西方学界未被真正重视但值得批判和警惕的方面。同时,笔者也对大屠杀记忆的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进行了反思。首先通过选取时间性与历史性为例,揭示大屠杀记忆的各种因素在当前及未来的历史书写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道德张力问题。之后,利用玛格利特的理论模型对大屠杀记忆道德属性的复杂性进行反思。最后,通过批判二元对立式的理论惯习,尝试提出一种理论假设,即以道德性为核心的“魔方式”多面体来考察和定位大屠杀中各因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联。此外,本文还以“记忆、正义与纪念”为主题进行了延伸性思考。笔者结合当前西方记忆研究的前沿关注点,对与记忆相关的历史正义、纪念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思考,旨在强调职业历史学应注重大屠杀记忆的复杂性,并以更清醒的视角、更开放的态度为保持记忆的理论活力和社会功能而持续进行有价值的探索。
张钰[10]（2019）在《吴经熊的中西法律思想研究及其创见》文中提出吴经熊（John C.H.Wu,1899-1986）,是二十世纪中国着名的法学家。他自幼接受私塾启蒙,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在1920年东吴大学法科毕业后,他又留学欧美,结识霍姆斯、施塔姆勒、庞德、惹尼等西方法学名家,与西方法学界展开对话交流。他学贯中西,具有中西法学双重背景,对中西法律思想都作了精辟的研究。他主要对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有关史料进行了翻译和诠释,对中国法律思想之进程进行了研究,对中国古代儒家与法家、新旧法律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并且,他还批判了中国法律思想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道德化的法律思想、以及息事宁人的人生观。他对西方法律思想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西方思想名家,如霍姆斯、施塔姆勒、庞德、奥斯丁、卡多佐、威尔逊与阿奎那的法律思想进行了研究,以及对西方法律思想传统如自然法、普通法的研究。他还批判西方近代法律思想的一元论法学、机械论法学与个人主义法学。在批判并汲取中西法律思想精华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以下五点法律思想的创见:一是超越法律“个观”与“概观”的法律认识论;二是综合分析“法律概念”与“司法过程”的新分析法学;三是贯通“恒常”与“无常”的新自然法论;四是追求“真、善、美”的法律艺术论;五是朝向“人格主义”的天主教法哲学思想。从吴经熊的这些法律思想创见中,我们可以得知他擅长融会相反相成的法律思想,注重法律本源与目的之研究,注重“法美学”的研究,以及法律与宗教的研究。吴经熊的一生都在为法律寻找一个坚实的基础,最后他以自然法沟通了法律与宗教,在基督天主教那里找到了法律的永恒根基。因此,他的法律思想也经历了从“新分析法学”到“天主教法哲学”的转变,认为法律之目的是正义,比正义更高是爱,爱即法律之实现。
二、怀疑论与文学批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怀疑论与文学批评（论文提纲范文）
（1）卡维尔与美国实用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 一、从爱默生与梭罗谈起 |
| 二、与杜威、詹姆斯相遇 |
| 三、与罗蒂的互动 |
（2）《论衡》会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综述 |
| 二、本文的研究思路 |
|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论”体意识与博通之学 |
| 第一节 自然与自觉:王充文体意识的过渡性 |
| 一、关于“文体意识” |
| 二、自然:王充文体意识的整体面貌 |
| 三、自觉:王充“论”体意识的明确 |
| 四、王充文体意识的过渡性 |
| 第二节 王充“论”体意识的文学史意义 |
| 第三节 “论”体与王充的博通学风 |
| 一、王充与“论”体的交融 |
| 二、博通与越文化 |
| 三、博通与书肆 |
| 四、博通与班氏家族 |
| 第二章 士大夫身份与《论衡》征引文书的意义 |
| 第一节 文本素材与身份重估 |
| 一、以叙述代议论:从《验符》篇“庐江湖水出金事件”谈起 |
| 二、偏重主旨:《验符》篇研究史略 |
| 三、以文书为素材:《验符》篇素材来源剖析 |
| 四、士大夫:王充身份重估 |
| 第二节 史料与宣汉:《论衡》征引文书的双重意义 |
| 一、史料价值:对东汉史书记载的补充 |
| 二、政治意味:文书与宣汉 |
| 第三章 《论衡》颂汉的文化意味 |
| 第一节 《春秋》与颂汉:王充颂汉动因析论 |
| 一、历史意识的缺失:王充颂汉动因研究史略 |
| 二、采善贬恶:王充对《春秋》的接受及其颂汉学术基础的确立 |
| 第二节 依违五经:王充颂美汉帝王的独特理路 |
| 一、 “五、三”与王充颂美汉帝王的背景 |
| 二、高汉于周:王充对汉代圣王图谱的勾勒 |
| 三、依违与依附:王充与东汉文士颂汉的差异 |
| 第三节 颂汉视野与王充对东汉文章的推崇 |
| 一、知行合一:王充对兰台文士颂汉理念的认同与实践 |
| 二、颂汉无罪:王充赋论观平议 |
| 第四章 《论衡》接受发微 |
| 第一节 历代《论衡》接受举隅 |
| 一、六朝:对书与人的全面肯定 |
| 二、唐代:肯定《论衡》与贬低王充 |
| 三、宋代:“非圣无法”与“以人废言” |
| 四、清代:官学打压与私学赞扬 |
| 第二节 文脉不绝:黄晖及其《论衡校释》平议 |
| 一、黄晖与《论衡校释》成书始末 |
| 二、“会校”:校勘的方法与理念 |
| 三、“通释”:归纳与分类方法的结合 |
| 第三节 通人通学:《论衡》对张舜徽先生治学理路的影响 |
| 一、弃专尚通:博通的治学路径 |
| 二、不拘师法:学术为天下公器 |
| 三、体用结合:考辨体例与撰述实践 |
| 四、古为今用:知今之学最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斯坦利·卡维尔的电影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背景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的、思路和主要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主要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卡维尔电影哲学的思想来源和形成语境 |
| 第一节 迷影情结和实用主义哲学观 |
| 一、卡维尔的迷影情结 |
| 二、实用主义哲学观 |
| 第二节 现实主义电影理论 |
| 一、作为方法的现实主义 |
| 二、现实主义理论的现象学渊源 |
| 第三节 从怀疑论到伦理学 |
| 一、怀疑论与反怀疑论启示 |
| 二、日常生活——怀疑论之争的伦理归宿 |
| 第四节 好莱坞电影文化的变迁 |
| 一、好莱坞电影的“黄金时期” |
| 二、新好莱坞电影的崛起 |
| 第二章 卡维尔的电影本体论 |
| 第一节 作为本体的电影媒介 |
| 一、电影媒介的基础装置——摄影 |
| 二、电影媒介的本体装置——投影 |
| 第二节 电影媒介的特性 |
| 一、电影媒介的单向观看性 |
| 二、电影媒介的自动性 |
| 三、电影媒介的自我指向 |
| 第三节 电影媒介的素材:现实 |
| 一、具有过去时间性的世界 |
| 二、现实空间的转换和延展 |
| 三、技术与现实——以《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为例 |
| 第三章 卡维尔的电影类型观 |
| 第一节 类型基因说 |
| 一、“史前条件”和类型“基因” |
| 二、西部片类型发展中的颠覆和继承 |
| 第二节 作为媒介的电影类型 |
| 一、电影类型作为“电影艺术的可能性” |
| 二、电影类型与语言游戏的类比 |
| 第三节 电影类型的再叙述模式 |
| 一、类型的原型与演变 |
| 二、成为类型成员的标准——意义生成与复杂关系建构 |
| 第四章 卡维尔的电影阐释与批评论 |
| 第一节 电影的意义生产 |
| 一、意义生产的前提:“承认”主体与世界 |
| 二、意义生产的过程:“卡普拉时刻”与电影的体验 |
| 第二节 “电影作为哲学”的阐释观 |
| 一、电影阐释的方法论:带有哲学反思的审美批评 |
| 二、美学可能性的哲学阐释 |
| 三、以《西北偏北》为例 |
| 第三节 卡维尔电影阐释批评的伦理维度 |
| 一、卡维尔的道德至善论 |
| 二、电影体验中的伦理关系 |
| 三、一种空间和时间的伦理 |
| 第四节 卡维尔电影阐释批评的社会维度 |
| 一、“日常性”作为“世俗”的隐喻 |
| 二、从复婚式喜剧、陌生女人情节剧到《卡罗尔》中的女性成长 |
| 第五章 卡维尔电影哲学的接受和学术价值 |
| 第一节 对卡维尔电影哲学的接受与“回避” |
| 一、卡维尔电影哲学与电影研究历史语境的磨合 |
| 二、卡维尔的写作风格 |
| 第二节 卡维尔电影哲学的意义和价值 |
| 一、卡维尔电影哲学的理论史价值 |
| 二、卡维尔电影哲学的方法论意义 |
| 三、卡维尔电影哲学的文化价值 |
| 第三节 卡维尔电影哲学的局限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斯坦利·卡维尔学术年表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认知主义的表达主义 ——基于道德随附性分析的一种道德本质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一、道德的本质问题在元伦理学中的地位 |
| 二、本论文的研究对象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一、国外道德随附性问题研究动态 |
| 二、国内道德随附性问题研究动态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论文结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如何理解道德:道德实在论及其面临的挑战 |
| 第一节 道德实在论 |
| 一、还原论的伦理自然主义:两种典型观点 |
| 二、非还原论的伦理自然主义:康奈尔实在论 |
| 三、伦理非自然主义 |
| 第二节 道德实在论的理论竞争者及随附性挑战 |
| 一、道德建构主义 |
| 二、道德错论 |
| 三、道德非认知主义 |
| 四、弱认知主义的道德非实在论 |
| 五、道德实在论面临的核心挑战: 随附性问题 |
| 第二章 道德随附性: 元伦理学理论竞争的重要议题 |
| 第一节 随附性: 概念、类型及边界 |
| 一、随附性概念溯源 |
| 二、随附性的类型及其定义 |
| 三、随附性与其相关概念的关系 |
| 第二节 基于道德随附性的争论 |
| 一、道德实在论内部的随附性争论 |
| 二、布莱克本基于道德随附性提出的反道德实在论论证 |
| 三、沙佛-兰道对布莱克本随附性论证的反驳 |
| 第三节 伦理非自然主义能够消除随附性担忧吗? |
| 一、给道德随附性提供一种伦理的解释: 克莱默 |
| 二、给道德随附性提供一种概念的解释 |
| 三、引入一种新的模态概念来解释: 韦奇伍德 |
| 四、模仿非还原物理主义的进路: 功能主义 |
| 五、一种构成性的形而上学解释: 麦克弗森对兰道理论的公式化 |
| 六、以标准为基础来解释: 菲茨帕特里克对兰道理论的修正 |
| 第四节 小结 |
| 一、伦理非自然主义的随附性担忧有多严重? |
| 二、一些非自然主义者继续在努力 |
| 三、争议之下: 走向保守 |
| 第三章 新表达主义: 解释道德随附性的一种认知主义进路 |
| 第一节 非认知主义的表达主义 |
| 一、道德表达主义的内部困难及发展演变 |
| 二、道德表达主义的当前困境和未来走向 |
| 三、道德表达主义的优势 |
| 第二节 表达主义: 从非认知主义到认知主义 |
| 一、非认知主义者视角下的情感和态度 |
| 二、情感一定是非认知的吗: 情感的认知-评价理论 |
| 三、表达主义一定是非认知主义的吗: 认知主义的道德表达主义 |
| 第三节 新表达主义理论 |
| 一、新表达主义理论与道德随附性 |
| 二、认识论框架: 一种理性主义的认知-评价主义 |
| 三、本体论承诺: 一种解释主义的道德实在论 |
| 第四章 新表达主义的解释力 |
| 第一节 内部挑战与回应 |
| 一、新表达主义与道德动机、道德理由 |
| 二、新表达主义与道德分歧、道德知识 |
| 三、新表达主义与道德解释 |
| 第二节 外部挑战与回应 |
| 一、道德错论: 可能批评与回应 |
| 二、建构主义: 可能批评及回应 |
| 三、非认知主义的表达主义: 可能批评与回应 |
| 四、强劲实在论: 可能批评与回应 |
| 五、对琐碎性威胁的回应 |
| 余论 |
| 一、认知主义的表达主义理论的理论后果 |
| 二、认知主义的表达主义理论的实践后果 |
| 三、研究的未来展望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现实的视域与人性的聚焦 ——布克奖获奖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一)何谓布克奖 |
| (二)英国中心论的衰微和文学浪潮的交织 |
| (三)帝国变迁中的人性反思 |
| (四)选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综述 |
| (一)以布克奖为研究对象的研究综述 |
| (二)以布克奖获奖小说为研究对象的研究综述 |
| 三、选题的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布克奖的设立及其经营模式 |
| 一、二战后的英国文坛与布克奖 |
| 二、布克奖的设立与运营策略 |
| (一)布克奖的设立 |
| (二)“布克效应”与运营策略 |
| 三、布克奖的发展模式 |
| (一)英国出版业的转变 |
| (二)当代英国文学的媒介 |
| (三)评选模式的“钟摆运动” |
| (四)布克的帝国主题 |
| 第二章 异域文化与后殖民历史重写 |
| 一、帝国审视和后殖民意象的重写 |
| 二、英国式的思乡病 |
| 三、轮回与重构 |
| 四、后殖民的话语革命 |
| (一)异国情调和不可靠的历史叙述 |
| (二)被打破的二元范式关系 |
| (三)叙述形式和内容之间的矛盾对立 |
| (四)多元文化身份的探索 |
| 第三章 在人性深处透视战争罪恶 |
| 一、战争扩张与非人世界 |
| 二、苦难的英国记忆 |
| (一)献祭文化的永续 |
| (二)与创伤记忆的对话:一个愿景 |
| 三、西方文明的塌陷 |
| (一)中心与边缘的失衡 |
| (二)“距离背后的哀伤” |
| (三)权力转换的隐喻 |
| (四)对帝国中心的批判与篡权 |
| 四、帝国建构的精神失落 |
| 第四章 新历史视域下的洞察与反思 |
| 一、元叙事的终结 |
| 二、历史的戏仿与浸入 |
| (一)反讽时代与自觉的文化反思 |
| (二)“罗曼蒂克”与后现代叙事的平衡 |
| 三、时间和空间的消解与重构 |
| (一)对后现代历史叙事的反思性关注 |
| (二)不被定义的小说家 |
| (三)作者之死 |
| (四)历史和现实的调解与谈判 |
| (五)“小叙事”对元叙事的拆除 |
| 第五章 女性的生存与意识图景 |
| 一、“他者”的再商榷和布克奖女性文学 |
| (一)“他者”的性别投射 |
| (二)女性作家的文学声音 |
| 二、疏离的孤独流亡者 |
| (一 ) “乌龟”姑娘与流亡者 |
| (二)自我边缘化 |
| 三、女性主体性的僭越与透视 |
| (一)“欲望中的暴力” |
| (二)“他者”身份的漂移与回归 |
| 第六章 在自我与他者中身份认同困惑 |
| 一、西方资本主义的人性危机和文化矛盾 |
| (一)人性的危机 |
| (二)文化聚合力的断裂 |
| (三)布克奖获奖小说中的人性图解 |
| (四)布克奖获奖小说中的文化话语 |
| 二、裂隙中的自我身份认同 |
| (一)创伤性崇高下的身份认同重塑 |
| (二)性别身份中的裂痕与平衡 |
| (三)种族身份中的错位与和解 |
| (四)介入他者的叙述方式 |
| 三、美的哀悼 |
| (一)阶级身份的桎梏 |
| (二)主体身份的追寻 |
| 四、身份符号的隐匿与错置 |
| (一)文化身份的分歧与同化 |
| (二)宗教与信仰息争的可能性 |
| (三)从“他者”中读取新身份 |
| 第七章 布克奖获奖小说的文化反思 |
| 一、布克奖的声望经济 |
| (一)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是对立且共存的 |
| (二)声望经济是象征性的文化资本 |
| (三)英国中心的文学场域 |
| 二、文学领域的资格竞争 |
| 三、语种守望与世界性文学意图之间 |
| 四、小说与语言的权力 |
| (一)小说的权力和语言的力量 |
| (二)小说的文化身份 |
| 五、窄意图与宽冲击的当代反思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1969-2019 年布克奖获奖小说名单 |
| 附录2:1969-2019 年布克奖入围小说短名单 |
| 附录3:1969-2019 年布克奖评委名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秘—逻模式与西方文化基本结构的形成及其展开态势研究续篇——从怀特海教授关于宗教与科学的一段论述谈起（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译文 |
| 评论与阐发（以下简称“评论”） |
（7）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的社会背景和理论来源 |
| 第一节 社会背景 |
| 一、资本主义社会无信仰本质愈加凸显 |
| 二、资本主义国家不公平政治导致恐怖邪恶现象 |
| 第二节 理论来源 |
|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 |
| 二、亚里士多德幸福观 |
| 三、基督教神学 |
| 四、尼采哲学 |
| 五、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文化的多种涵义、张力冲突与基本关系 |
| 第一节 文化的多重涵义与张力冲突 |
| 一、文化的多重涵义与历史变迁 |
| 二、五种文化形式的联系冲突与两类文化之争 |
| 第二节 文化与外界的三组基本关系 |
| 一、文化与文明 |
| 二、文化与自然 |
| 三、文化与权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伦理—政治”宣言与“异端四部曲” |
| 第一节 文化理论的兴衰与“伦理—政治”宣言 |
| 一、文化理论的兴衰 |
| 二、文化理论对政治的遗忘 |
| 三、“伦理—政治”宣言 |
| 第二节 恐怖:毁灭与创造的结合体 |
| 一、理性与欲望 |
| 二、律法与爱 |
| 三、恐怖与崇高 |
| 四、恐怖与绝对自由 |
| 五、自杀炸弹客致命的意志与两种虚无 |
| 第三节 悲剧的哲学复兴 |
| 一、悲剧与现代性 |
| 二、替罪羊的解体与新生 |
| 第四节 “邪恶”的类型、面向及根源 |
| 一、有无目的功用的两种邪恶 |
| 二、邪恶的“双重面向” |
| 三、“平庸的恶”与“体制性的恶” |
| 第五节 “上帝已死”与上帝代理者的失败 |
| 一、信仰与理性 |
| 二、启蒙理性情感想象的缺失 |
| 三、唯心主义“主体”企图成为“基础”的失败 |
| 四、浪漫主义想象的创造性与虚幻性 |
| 五、文化:马修·阿诺德的诗意化“基督教” |
| 六、“上帝已死”与上帝的隐匿存在 |
| 七、上帝在后现代主义时代的最终消亡和原教旨主义的勃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构建社会主义新文化生存方式 |
| 第一节 新主体的身体建构:身体唯物主义 |
| 一、身体与灵魂的和谐统一 |
| 二、解放感官 |
| 三、两种蜕变方式——彼此的自我实现和超人的诞生 |
| 第二节 新主体的意义探寻:重塑人生的意义 |
| 一、王尔德的“个人主义”和自我实现 |
| 二、在不同时代的色调对比中寻找人生的意义 |
| 三、幸福与爱——人生意义的归宿 |
| 第三节 共造社会主义共同文化 |
| 一、资本主义大众文化:虚假的共同文化 |
| 二、社会主义共同文化:民主团结与合作共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评价 |
| 第一节 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的价值 |
| 一、开辟了具有鲜明辩证性、政治性、实践性特征的文化批判形式 |
| 二、形成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成果 |
| 三、社会主义新文化生存方式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创新路径 |
| 第二节 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的理论限度 |
| 一、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场不够坚定 |
| 二、对信仰的范围和作用的认识存在偏差 |
| 第三节 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对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启示 |
| 一、积极汲取多种理论资源,以微观视域和宏观视域的紧密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发展 |
| 二、积极投身生活实践,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
| 三、着力破解邪恶、恐怖、虚无主义等重要现实文化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8）休谟同情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休谟同情理论的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的研究目标、主要观点和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同情概念的历史演变与休谟的历史定位 |
| 第一节 同情概念及其历史演变 |
| 一、同情是什么? |
| 二、同情概念的诞生与早期发展 |
| 三、同情概念在近代哲学中的发展 |
| 四、从同情到移情:同情概念的当代发展 |
| 五、同情概念的多面性 |
| 第二节 休谟同情理论的历史背景与定位 |
| 一、休谟同情理论的历史背景 |
| 二、休谟同情理论的时代特征与历史定位 |
| 第二章 休谟的同情理论 |
| 第一节 休谟的同情概念 |
| 一、有关休谟的同情概念的争论 |
| 二、对休谟的同情概念的澄清 |
| 第二节 作为心理机制的同情 |
| 一、休谟的同情机制 |
| 二、同情机制的运作基础 |
| 三、同情机制的作用范围 |
| 第三节 作为心理活动的同情 |
| 一、同情活动及其分类 |
| 二、同情活动与理性能力 |
| 三、同情活动与想象力 |
| 第四节 休谟同情理论的特征及其合理性 |
| 一、休谟同情理论的特征 |
| 二、休谟同情理论的合理性 |
| 第三章 同情理论与休谟的人性科学 |
| 第一节 休谟的人性科学 |
| 一、人性与人的科学 |
| 二、人性科学的两个面向 |
| 第二节 同情与休谟的信念理论 |
| 一、信念的地位与作用 |
| 二、他心信念及其有效性 |
| 三、同情对他心信念的补充作用 |
| 第三节 同情与休谟的情感谱系 |
| 一、情感的分类与产生原因 |
| 二、同情对情感的影响 |
| 三、同情与比较 |
| 第四章 同情理论在休谟人性科学中的运用 |
| 第一节 同情与休谟的道德学 |
| 一、休谟的道德学及其构成 |
| 二、同情与道德判断 |
| 三、同情与德性 |
| 四、第二《研究》之“谜”:同情地位的前后期一致性问题 |
| 第二节 同情与休谟的政治学 |
| 一、休谟的政治学及其核心 |
| 二、同情与正义规则的确立 |
| 三、同情与正义规则的具体内容 |
| 四、同情与正义规则的实施和保障 |
| 第三节 同情与休谟的美学 |
| 一、休谟的美学思想 |
| 二、同情与审美理论 |
| 三、同情与悲剧鉴赏 |
| 第五章 休谟同情理论的当代效应 |
| 第一节 休谟同情理论与当代心理学研究 |
| 一、休谟同情理论与他心问题研究 |
| 二、休谟同情理论与道德心理学 |
| 第二节 休谟同情理论与当代伦理学的新发展 |
| 一、休谟同情理论与当代道德情感主义 |
| 二、休谟的同情理论与当代伦理学的热点议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纳粹大屠杀记忆的史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20世纪历史话语中的记忆问题相关研究 |
| (二)纳粹大屠杀及其记忆研究 |
| 三、研究意义、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现代历史话语下记忆的兴起 |
| 一、20世纪记忆在历史学中兴起的背景 |
| (一)后现代思潮的兴起与挑战 |
| (二)“宏大叙事”的解体与历史学的碎片化、私化 |
| (三)多元化的历史 |
| 二、历史与记忆的关系 |
| (一)区分与对立 |
| (二)联系与相互作用 |
| (三)历史与记忆的共同指向 |
| 三、大屠杀记忆:历史学对记忆重新关注的焦点 |
| (一)集体记忆 |
| (二)创伤记忆 |
| (三)作为集体创伤记忆的大屠杀记忆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大屠杀记忆的历史流变与特性 |
| 一、战后初期(1945—1961):沉默与外属化 |
| (一)德国:心照不宣的集体沉默和外属化 |
| (二)犹太世界:消极的沉默者和犹太复国主义 |
| 二、“黄金时代”(1960S—1980S):神圣化与道德化 |
| (一)被道德化的大屠杀记忆:艾希曼审判及对极权主义的思考 |
| (二)被神圣化的大屠杀记忆:六日战争、赎罪日战争和美国“受害者文化”的兴起 |
| 三、后大屠杀时代(1980S以来):历史化与多元化 |
| (一)政治文化变迁下的德国:“历史学家之争”和对纳粹主义的“历史化” |
| (二)战争焦虑下的犹太世界:私有化记忆时代的传承和再现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聚焦大屠杀记忆的历史表现问题 |
| 一、20世纪90年代:大屠杀记忆的历史表现问题与“叙事的转向” |
| (一)大屠杀记忆及其历史表现 |
| (二)“叙事的转向” |
| (三)叙事主义语境下的大屠杀记忆 |
| 二、海登·怀特:情节化处理的限度与“不及物写作” |
| (一)叙事与情节化模式 |
| (二)情节化处理的限度:基于大屠杀反思的修正 |
| (三)关于大屠杀的“不及物写作”设想 |
| 三、索尔·弗里德兰德:关于整体大屠杀史的多层次叙事 |
| (一)与布罗扎特之争:引发对大屠杀叙事的理论思考 |
| (二)精神分析方法在历史叙事中的运用 |
| (三)“记忆与历史的互动”实践 |
| 四、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创伤记忆的历史分析与书写 |
| (一)拉卡普拉的创伤理论 |
| (二)移情与再现 |
| (三)“行动化”与“修通”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大屠杀记忆的理论反思 |
| 一、反犹主义:对大屠杀的意识形态探索 |
| (一)纳粹历史解释范式的演变 |
| (二)作为意识形态的反犹主义 |
| 二、记忆的多面:大屠杀记忆的历史书写与道德张力 |
| (一)时间性与历史性 |
| (二)大屠杀记忆的道德维度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记忆、正义与纪念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吴经熊的中西法律思想研究及其创见（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原因、意义与目的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三、研究方法、文献与框架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吴经熊的生平经历 |
| 第一节 乡风家世 |
| 第二节 求学教育 |
| 第三节 事业功绩 |
| 第四节 宗教信仰 |
| 本章小结：吴经熊的人生经历对其法律思想之影响 |
| 第二章 中法溯源：吴经熊对中国法律思想的译介与研究 |
| 第一节 吴经熊对中国法律思想资料之译介与诠释 |
| 一、译介之原因 |
| 二、译介之基本内容 |
| 三、译介之评析 |
| 第二节 吴经熊对中国法律思想史发展之进程研究 |
| 一、中国法律思想史发展进程之回顾 |
| 二、道德与法律：分期之标准 |
| 三、对吴经熊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分期之评析 |
| 第三节 吴经熊对儒家与法家法律思想之比较研究 |
| 一、孔、孟儒家法律思想之研究 |
| 二、道、法两家法律思想之研究 |
| 三、儒法“人治”与“法治”之争的比较研究 |
| 第四节 吴经熊对中国新旧法律思想之比较研究 |
| 一、中国新旧法制的“哲学基础”之比较研究 |
| 二、中国新旧法律传统中的“个人地位”之比较研究 |
| 本章小结：对吴经熊的中国法律思想研究之初步评估 |
| 第三章 西法研深：吴经熊对西方法律思想的研究与批判 |
| 第一节 吴经熊对西方法学名家的法律思想之研究 |
| 一、霍姆斯、施塔姆勒和庞德法律思想之研究 |
| 二、奥斯丁、卡多佐和威尔逊法律思想之研究 |
| 三、托马斯·阿奎那法律思想之研究 |
| 第二节 吴经熊对西方法律思想传统之研究 |
| 一、自然法思想之研究 |
| 二、普通法传统之研究 |
| 三、自然法、普通法与基督教之关系研究 |
| 第三节 吴经熊对西方法律思想之批判 |
| 一、批判西方法学中的“一元论” |
| 二、批判西方“机械化”的法学 |
| 三、批判西方“个人主义”法学 |
| 本章小结：对吴经熊的西方法律思想研究之初步评估 |
| 第四章 超越中与西：吴经熊的法律思想之创见 |
| 第一节 超越法律“个观”与“概观”的法律认识论 |
| 一、“个观”与“概观”之争 |
| 二、法律的存在：吴经熊的法律认识论 |
| 三、法律个观与概观问题之再探讨 |
| 第二节 综合分析“法律概念”与“司法过程”的新分析法学 |
| 一、法理学范围之重新界定 |
| 二、法律概念之实在性分析 |
| 三、司法过程中的科学方法论 |
| 第三节 贯通“恒常”与“无常”的新自然法论 |
| 一、吴经熊的自然法思想之转变 |
| 二、“在进化中的自然法”：吴经熊的自然法思想 |
| 三、自然与恩典：自然法的认知方法 |
| 第四节 追求“真、善、美”的法律艺术论 |
| 一、吴经熊的法律艺术论之转变 |
| 二、正义与法律之真、善、美 |
| 三、审美直觉与法律正义 |
| 第五节 朝向“人格主义”的天主教法哲学思想 |
| 一、天主教法哲学：吴经熊后期法律思想之性质定位 |
| 二、“人格主义”与“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之区别 |
| 三、人格主义与上帝之爱 |
| 本章小结：对吴经熊的法律思想创见之初步评估 |
| 第五章 吴经熊的中西法律思想研究及其创见总体评估 |
| 第一节 吴经熊关于中西法律思想研究的特征 |
| 一、注重比较与历史研究方法之运用 |
| 二、注重对中西法律思想的批判研究 |
| 三、儒学与基督教：注重中西法律思想哲学基础的研究 |
| 四、从批判到弘扬：吴经熊对儒家思想之评价发生了改变 |
| 五、普通法与自然法：注重对西方“衡平”法律思想的研究 |
| 第二节 吴经熊法律思想之创见的特征 |
| 一、从法律认识论、新分析法学到天主教法哲学 |
| 二、融会“相反相成”两极：吴经熊法律思想的综合之道 |
| 三、“法律的存在”与正义：吴经熊注重法律之本源与目的研究 |
| 四、将法律艺术化：吴经熊注重“法美学”的研究 |
| 第三节 吴经熊法律思想创见取得之成因探讨 |
| 一、从思想上而言：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和阿奎那法律思想之影响 |
| 二、从方法上而言：吴经熊的“直觉”思维方法之影响 |
| 三、从文化上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之共同影响 |
| 第四节 吴经熊法律思想之创见的时代影响与借鉴意义 |
| 一、吴经熊法律思想之创见的时代影响 |
| 二、吴经熊法律思想之创见的借鉴意义 |
| 结语爱：即法律之实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怀疑论与文学批评（论文参考文献）
- [1]卡维尔与美国实用主义[J]. 朱进东. 浙江学刊, 2021(05)
- [2]《论衡》会通研究[D]. 倪晓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3]斯坦利·卡维尔的电影哲学研究[D]. 王静. 山东大学, 2021(11)
- [4]认知主义的表达主义 ——基于道德随附性分析的一种道德本质论[D]. 李娜. 山东大学, 2021(11)
- [5]现实的视域与人性的聚焦 ——布克奖获奖小说研究[D]. 顾盼.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6]秘—逻模式与西方文化基本结构的形成及其展开态势研究续篇——从怀特海教授关于宗教与科学的一段论述谈起[J]. 陈中梅. 文学, 2019(02)
- [7]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研究[D]. 郑帅.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8]休谟同情理论研究[D]. 曾允. 武汉大学, 2020(03)
- [9]纳粹大屠杀记忆的史学考察[D]. 孟翊洁.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10]吴经熊的中西法律思想研究及其创见[D]. 张钰.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