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双重拉动（论文文献综述）
王薇[1]（2021）在《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证明了居于主导地位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BC）存在显着缺陷。传统的货币经济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均侧重于对利率和汇率等宏观经济变量的调控,往往忽视了银行信贷因素对实体经济发展及经济波动的影响。党的十九大要求我国金融体系建设应服务于实体经济,同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增长。一方面尽力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另一方面最大程度地降低金融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基于此背景,本文在推导信贷供给对宏观经济的微观影响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总量调控、结构优化、价格传导、风险累积四个维度展开实证分析,最后从宏观经济政策视角探究了信贷监管政策对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三大目标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首先,本文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微观视角探究了信贷供给波动对宏观经济影响的传导机制,发现信贷供给增加能够短期内带动投资水平迅速上升并促进资本存量的长期积累,信贷供给对投资存在扩张性影响,但会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使得短期内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驱动,在长期主要依靠消费拉动。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应用基于GAS过程的时变转移概率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回归（MS-GAS-TVTP）模型对我国信贷供给波动和产出波动进行阶段性变迁识别和时变转移分析发现,在经济衰退初期,信贷供给波动表现出强烈的“顺周期”特征,经济环境恶化会在短期内导致信贷紧缩,但随着信贷扩张政策的逐步实施,信贷供给对产出的引导效应逐渐显现。基于时变协整模型对信贷供给与产出的动态联动关系进行检验发现,我国信贷供给与产出之间同向动态联动,信贷扩张能够带动我国经济增长,信贷收缩会进一步加剧经济的衰退程度,信贷供给对产出的时变影响系数在长期基本趋于稳定,二者趋于长期均衡。其次,考虑到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和收缩对宏观经济可能存在非对称影响效应,本文进一步从产出增长和物价稳定的角度出发应用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展开探究。研究发现,在经济衰退期,可以通过扩张信贷的方式增强企业投资积极性、促进实体经济恢复平稳增长;在经济扩张期,信贷扩张对产出的带动效果会随着产出总量的不断积累而逐渐减弱,并加剧通货膨胀;信贷收缩虽然能够降低通货膨胀水平,但无法完全抵消信贷扩张带来的通胀风险,并且会对经济增速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期限结构视角应用SV-TVP-FAVAR模型探究了推动我国产出增长和通货膨胀水平上升的信贷供给根源。研究发现,我国中长期信贷供给增加虽然能够显着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但同时对通货膨胀也具有强烈的促进作用,非金融企业中长期信贷供给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未能占据优势;相较于中长期信贷,我国短期信贷供给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不具优势,我国短期住户消费信贷供给增加对经济增长存在逐渐减弱的负向影响,并且不会引起强烈的通货膨胀效应,证实了扩大内需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降低通货膨胀损失的可行路径之一。随后,本文进一步基于价格传导视角运用贝叶斯估计的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ST-BVAR）模型分析了不同经济状态下信贷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并探讨不同时期我国信贷价格政策的有效性。结果发现,在经济衰退期,信贷价格下调能够引导第二、三产业投资和消费增加,进而从需求侧驱动经济增长,信贷价格政策的传导渠道基本畅通,政策基本有效。在经济扩张期,我国利率市场化尚不完全且居民储蓄率水平相对较高,存在“金融抑制”和“消费抑制”双重抑制现象,因此我国信贷价格下调仅能通过促进第三产业投资的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第二产业投资和消费的传导渠道均存在梗阻,极大地降低了信贷价格调控政策的有效性。接下来,本文进一步基于风险累积视角运用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MDQVAR）模型分析了信贷风险累积对我国宏观经济及信贷调控有效性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信贷风险累积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对产出、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均呈现出抑制效应,但影响强度随经济下行程度加深逐渐增强,并且信贷风险累积对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最为强烈。信贷供给对产出、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的影响效应在不同信贷风险累积程度下表现出显着的异质性。当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的经济目标时,信贷风险累积水平应当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既不能为了追求低不良水平过分惜贷,也不能为了投资扩张过度放贷。当以“稳定物价、促进货币流通”和“金融稳定”为主要目标时,应全力避免过度放贷和过度负债,同时加强贷款发放前后的审慎监管,尽量减少非理性的竞争行为和代际遗忘,尽可能降低银行资产中的不良资产规模,并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流程。最后,本文基于宏观经济政策视角运用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MDQVAR）模型探究了信贷监管政策对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三大目标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为更好地完善“双支柱”框架提供参考。研究发现,在经济下行期,流动性类的信贷监管政策能够显着增强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调控效果,但会形成通货膨胀问题,因此,需要在“促增长”和“稳通胀”目标中进行取舍。在经济平稳期,价值类的信贷监管政策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但信贷监管政策的动态调整不会对数量型货币政策有效性产生显着影响,二者可以各自调控,能够同时实现“稳增长、稳通胀、稳金融”三大目标。在经济过热期,价值类的信贷监管政策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存在“政策冲突”,二者难以在动态调控中同时实现“金融稳定”与“价格稳定”。流动性类的信贷监管政策能够增强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抑制效果,两政策配合能够同时实现“稳金融、降通胀”的目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增长”,是经济过热期最优的政策协调模式。除此之外,货币政策在金融稳定目标的调控上不具优势,维持金融市场稳定还是应以信贷监管政策为主。
黄志[2]（2021）在《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纵观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技术创新一直是推动地区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是各国抢占国际竞争高地的重要手段。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计算机运算能力和运算速度大幅提升以及算法有效性取得极大突破,人工智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迅速将人类社会送入了智能时代,加速改变着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基于此,世界各国纷纷围绕人工智能展开了新一轮角逐,美、日、德、法等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扶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以期借人工智能之势在新的历史时期抢占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就中国而言,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在受到党中央的高度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0月31日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在2018年12月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2019-2020年,进一步强调要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与媒体、教育、社会治理以及疫情防控等领域深度融合。届此,中国的人工智能及其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踏上了新征程。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进步,在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过程中具体表现为各种有形（机器人）和无形（算法、系统等）的技术创新。那么,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如何影响经济增长?通过什么渠道影响经济增长?“索洛悖论”是否存在?从长期而言,是否会使经济呈现指数级增长趋势?从国际层面而言,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渗透是否会进一步扩大未来南北差距?围绕人工智能的这一系列问题具有相当重要性,但目前尚未有系统性研究,甚至在一些方面仍存在研究空白。为此,论文以经济学为主,结合计算机科学、哲学、数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综合运用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按照“总-分-总”的结构谋篇布局,以研究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论文主要内容如下:总论部分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详细阐述理论基础以及清晰刻画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基础上,探析了人工智能在向经济社会渗透过程中表现出的四大经济效应:智能渗透效应、边界延展效应、知识创造效应和自我深化效应,并对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主要因素（劳动、资本和生产技术）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人工智能四大经济效应作用于劳动、资本和生产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提出由劳动渠道、资本渠道和生产率渠道三条渠道构成的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总体分析框架。分论部分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逐一探讨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资本渠道和生产率渠道。此外,由于数据不可得,无法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来识别人工智能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本文基于理论层面,进一步探讨了人工智能对长期经济增长以及未来南北差距产生影响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第一,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能够显着促进经济增长,长期经济增长甚至存在指数级增长的可能。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技术进步最显着的技术创新,与传统技术创新相似,能够为区域乃至国家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源泉,显着推动宏观经济增长。但与传统技术创新不同的是,人工智能能够通过实现自动化知识生产,为经济提供更强的增长效应,长期而言,如果智能自动化技术进步与新任务边界延展规模一致,经济将实现指数级增长。但不容忽视,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会经历导入阶段、拓展阶段和成熟阶段等阶段的积累和调整过程。因此,人工智能并非一开始就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效应。人工智能具有“当代与未来贯通的长期性”,经过导入阶段的积累和调整过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才得以显现,长期而言,经济存在指数级增长的可能,但同时伴随着南北差距的扩大。自主创新成为缩小未来南北差距的关键,而提升欠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效率仅能够缓解南北差距扩大的趋势。第二,人工智能的发展伴随而来的是劳动力从机械化、知识创造性低的工作和既定程序的开放型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新工作岗位对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要求不断提升,带来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扩大和实际工资水平提高,进而对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推动作用。劳动是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之一,劳动渠道主要通过劳动就业路径和劳动收入路径促进经济增长。从劳动就业路径而言,人工智能能够将劳动力从繁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创造新的就业需求,拉动劳动力就业,推动经济增长;从劳动收入路径而言,人工智能能够带来更高的劳动收入水平,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显着的正向效应。目前,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工作任务标准化、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提升以及智能渗透引致就业均能缩小技能收入差距,技能收入差距并未呈扩大趋势,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效应,但不容忽视的是,目前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尚处于拓展初期,边界延展对技能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并未得到完全释放,未来仍然存在技能收入差距扩大的潜在风险。另外,人工智能在与经济社会渗透过程中同样潜伏着风险和挑战,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会带来智能机器挤出劳动就业,降低劳动收入水平,并加剧收入不平等,进而抑制经济增长。只有经过导入阶段的调整和技术积累,人工智能的经济增长效应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第三,人工智能在经济社会的快速渗透将吸引更多的资本积累,增加资本投资,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支撑作用。资本是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又一渠道,而这一渠道主要通过资本积累路径和资本结构路径发挥作用。就资本积累路径来看,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人工智能资本增加的同时挤出传统资本,由于增加的人工智能资本难以弥补挤出的传统资本,进而资本积累下降,抑制经济增长,但经过导入阶段的调整和技术积累,人工智能能够吸引更多的资本投资,增加资本积累,且增长幅度大于下降幅度,进而资本积累总体呈上升趋势。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尚存在较大空间,通过增加资本积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就资本结构路径来看,受行业工作任务特征的影响,人工智能的渗透难度存在行业差异。由于产品生产部门智能渗透相对容易,将吸引大量人工智能资本和部分传统资本流入,而服务部门智能渗透难度大,该部门新增的高技能岗位将吸引大量传统资本流入。在两种资本的流动过程中,无论是产品生产部门大量采用人工智能资本替代劳动力,还是服务部门部分采用人工智能资本替代劳动力,传统资本与高技能劳动力相结合进行生产,都将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第四,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突破“索洛悖论”的怪圈,显着提升技术效率,最终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力量源泉。生产效率是除劳动和资本外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又一渠道,而这一渠道包括技术进步路径和技术效率路径。但实证发现,生产率渠道主要通过技术效率路径发挥作用,技术进步路径的作用并不显着。具体而言,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促进技术传播和扩散、科学发现与发明以及技术革新和改进等的作用并不显着,难以通过技术进步路径实现经济增长。但能够提升其他生产要素间衔接配合的契合度,补充或增强传统生产要素,带来微观主体的管理方式、社会管理方式以及经济社会组织运行的模式不断改革,改善要素质量与配置效率,进而驱动经济增长。然而,人工智能并非一开始就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同样需要调整和技术积累的过程。人工智能在导入阶段,由于“索洛悖论”的存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但随着人工智能在行业应用的逐渐成熟,“索洛悖论”将消失,全要素生产率显着提升,且提升幅度大于前期的下降幅度,进而实现经济增长。最后对论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就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另外,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多角度、综合系统地分析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三条渠道,补充和拓展了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围绕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已有研究往往直接指出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而缺乏作用机理分析,或者从某一方面研究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缺乏多视角、综合系统的研究。本文基于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从劳动、资本和生产率等多角度出发,综合系统地分析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拓展了已有的相关研究:（1）劳动渠道。人工智能的发展伴随着劳动力从机械化、知识创造性低的工作和既定程序的开放型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创造的新就业岗位带来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扩大和实际工资水平提高,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将带来技能溢价,加剧收入不平等,进而抑制经济增长。（2）资本渠道。人工智能能够增加资本积累,带来人工智能资本和传统资本在行业流动,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3）生产率渠道。人工智能在行业的应用过程中能够提升其他生产要素间衔接配合的契合度,补充或增强传统生产要素,带来微观主体的管理方式、社会管理方式以及经济社会组织运行模式不断改革,改善要素质量与配置效率,进而驱动经济增长。第二,考虑了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从理论上科学、全面地认识了人工智能在渗透融合的不同阶段对经济社会的风险与机遇。人工智能向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会经历从导入到不断成熟的过程,因此,其对经济社会的作用效应也将存在阶段差异。Hémous&Olsen（2015）、王君等（2017）等研究注意到了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和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但在人工智能的其他相关研究中并未受到重视。因此,围绕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已有研究均未考虑人工智能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进而忽略了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的调整过程,而调整过程往往伴随着风险与挑战。因此,缺乏这一考虑,可能导致研究结论出现偏差。本文将人工智能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引入分析过程,分析了人工智能在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的不同阶段通过作用于劳动、资本和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明确了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的阶段存在性。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既有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第三,从行业层面出发,探索出了一种衡量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方法,弥补了目前人工智能相关研究在数据选择上的不足。受相关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国内围绕人工智能的实证研究较少,已有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工业或制造业机器人数据进行研究,并不能全面反映人工智能在整个国民经济行业的渗透情况,得到的结论存在片面性。本文采用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量作为衡量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基于本文对人工智能的界定,分别以“人工智能”“算法”“专家系统”“机器人”为关键词,在Patenthub专利汇全球专利数据库搜索专利数据,将重复的数据进行剔除,并将得到的人工智能专利数据根据三个层次分入我国国民经济各行业。第一个层次:按国际专利分类（IPC）主分类号归类;第二个层次:难以按IPC号分类的专利数据按照《国际专利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参照关系表》归类;第三个层次:剩余的专利数据按用途划分。最后形成2003-2018年19个行业人工智能专利绝对量的面板数据。这一数据清晰地反映了人工智能在不同行业的渗透情况,以及对不同行业产生的影响效应。基于此,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的经济效应,克服了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在人工智能代理变量选取上的不足。
董雪[3]（2021）在《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税收政策作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针对性的税收政策工具能够有效兼顾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并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2019年、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相继提出要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结构性减税等积极的财政收入政策。可见,推进税收制度改革、优化现行税收结构是新时代背景下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现阶段,在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国际大环境下,我国经济面临着外部出口大幅下降、内部结构亟需调整的内外双重压力,合理有效的税收调控对于当前经济形势下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尤为重要,继续实施和完善大规模减税降费及结构性减税政策是必然之举。有鉴于此,探究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相关理论基础进行梳理,实证检验了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效应与非对称影响效应,并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层面探究了我国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首先,本文在理论分析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借助时变协整模型考察了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协整关系,并运用分位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随后构建了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SV-TVP-FAVAR）模型分别考察了宏观税负与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冲击效应,结果发现:我国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着的时变协整关系与长期负向均衡关系,且二者之间不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仅表现为税收政策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从总量视角来看,宏观税负的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着的负向抑制效应;从结构视角来看,增加商品税主要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效应,增加所得税能够显着促进经济增长,但增加财产税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抑制效应。其次,本文从短期视角出发,基于贝叶斯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ST-BVAR）模型探究了不同经济周期下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效应,随后从长期视角出发,利用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检验了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长期非对称效应,结果发现:从短期视角来看,在经济衰退期,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主要产生了微弱的正向冲击效应;在经济扩张期,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主要产生了负向冲击效应。从长期视角来看,我国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着的长期均衡关系与非对称效应,税收的负向波动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拉动效应弱于其正向波动所带来的抑制效应。再次,本文在理论分析税收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机制基础上,运用带有潜在门限变量的时变系数向量自回归（LT-TVP-VAR）模型考察了经济危机时期、经济复苏时期及经济新常态时期我国税收结构对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供给的动态影响,试图厘清税收结构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以探究不同时期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合理税收结构。结果发现:在经济危机时期、经济复苏时期和经济新常态时期,税收结构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劳动力水平均产生了显着的正向影响效应,而对技术进步则产生了显着的负向影响效应;除了劳动力水平,税收结构对其他三类要素供给的时变影响效应均在经济复苏时期和经济新常态时期较强,在经济危机时期较弱,而税收结构对劳动力水平的影响效应在三个时期内均较强;在响应的持续期方面,除劳动力水平外,税收结构对其他三个要素供给均具有短期影响效应,长期内影响效应基本不存在,而对劳动力水平在短期和长期内均具有显着的影响效应。最后,本文基于税收经济效应理论分析了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需求传导渠道,并采用一个Metropolis-Hastings（MH）抽样规则下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系数结构向量自回归（SV-MH-TVP-SVAR）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宏观税负与税收结构冲击对消费和投资的时变影响效应,随后基于时变方差分解思想探究了税收政策冲击对消费和投资变化的贡献程度。结果发现:宏观税负对消费产生了负向影响,税收结构中商品税和所得税对消费产生了负向影响,而财产税对消费产生了正向影响;宏观税负对投资产生了负向影响,税收结构中商品税对投资产生了正向影响,所得税和财产税对投资产生了负向影响;时变方差分解显示了不同时期我国税收政策对消费与投资变化的贡献程度存在着显着的异质性。本文从不同维度、不同视角对我国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传导机制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着的时变性影响和非对称性影响,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外部环境下我国税收政策对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要素供给、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影响均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特征。因此,总量驱动与结构优化的双轮调控税收政策更有利于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根据不同经济目标适时调整税收结构,针对不同时期不同要素供给及经济内需侧重充分发挥结构性减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调控作用,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吴金燕[4]（2021）在《中国经济金融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表现出明显的“脱实向虚”现象,一方面,金融部门因具有收益高、资金回流快等优势吸引大量投机性资本而导致发展陷入自我循环,并且部门内部资产价格高、杠杆高等问题导致金融发展严重脱离服务实体经济;另一方面,由于产能过剩、产品缺乏创新、生产效率低下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实体部门的发展动力不足使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随着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不断背离,我国开始注重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推进金融业改革开放和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金融回归实体经济。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实体经济发展在承受原有负担的基础上又增加额外的成本。在统筹疫情防控的进程中,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点是针对疫情中暴露出的问题补齐短板。我国需要进一步加大宏观政策实施的力度以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并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基于此,本文着重分析经济金融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主要的研究内容如下:第一,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和总结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一方面,分别从促进和抑制的视角分析金融化影响实体经济和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影响实业投资的机制;另一方面,构建精准衡量金融化的静态和动态权重综合指标,并应用MS-AR模型分析指标的波动特征发现,金融化和实体经济主要处在低水平区制且指标波动具有惯性。第二,本文利用Lasso回归筛选能够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的因素,并以2012年为节点分析金融化在不同阶段的影响效果。全样本的结果证实金融化抑制实体经济增长,而分阶段的结果表现为金融化的影响由负变为正,突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已经取得成效。进一步对Lasso回归筛选出的变量构建MS-VAR模型分析发现,相比于低水平金融化,适度金融化对实体经济的促进力度更强且效果持续的时间更长;而过度金融化的影响在短期内（6个月）发挥抑制作用,并随时间延长在金融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后才能够发挥促进作用。第三,金融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其中适度引进的外商投资能够融合本地金融资源共同发挥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而不断增加的外商投资会因与本地资源形成竞争而产生挤占效果,并在资金总规模超过本地金融市场的吸纳能力后起到抑制作用。进一步将优选的时空权重矩阵纳入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分析溢出效应发现,金融化对实体经济影响的直接、间接效应均为正,能够提高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实体经济增长水平。第四,同时控制省份、时间和行业固定效应的高维面板模型结果表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抑制实业投资,而估计引入平方项的模型发现二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位于“U型”曲线的左半支,以至于金融化的抑制影响占主导。进一步补充异质性分析发现,我国自2012年开始实施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相关政策能够有效降低金融化的抑制程度,并且第二产业相比于非第二产业、国有企业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相比于中小型企业金融化对实业投资的挤占程度更深。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据此提出便利非金融企业生产经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助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建议。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如下:其一,由于已有研究通常使用不能准确、全面衡量金融化水平的单一指标,本文选取代表不同金融子市场的指标,并分别利用SVAR和TVP-VAR模型的脉冲响应结果计算静态和动态权重,进一步将权重赋予子指标得到对经济冲击、宏观政策的影响更敏感、测度精确性更高的金融化综合指标。其二,不同于已有研究利用逐步回归法确定纳入模型的影响因素,本文利用Lasso压缩估计不仅能够有效解决变量间存在共线性的问题,而且能够通过筛选变量起到精简模型的作用。交叉验证的方法通过对模型中的系数施加约束筛选出部分对实体经济影响小的因素,并将对应变量的系数压缩至零;而最小角解法能够对影响因素进行排序,并依据最优步长完成筛选以对交叉验证的结果进行检验。其三,由于传统的时间权重矩阵存在弊端,本文利用全局莫兰指数计算时间权重矩阵,既能够反映以前各期溢出效应对当期的影响,也能够反映影响程度随时间延长递减的趋势。不同于以往研究比较同一空间模型下不同类型时空权重的结果,本文选取时间权重矩阵与空间权重矩阵的克罗内克积作为时空权重矩阵,并通过比较时空权重矩阵与被解释变量矩阵的有效相关性以确定最优权重。其四,由于传统面板计量模型在应用中受到限制,本文构建同时控制年份、行业和省份固定效应的高维面板模型以分析金融化影响的异质性。为克服分组回归系数不具有可比性的弊端,本文添加对分组回归系数差异的检验,并通过在模型中引入交乘项以反映不同组别之间估计系数的差异。
刘岩[5]（2020）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经济历经四十多年的稳步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从经济增长的宏观层面看,投资、政府支出、进出口和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宏观经济增长微观主体的核心要素是劳动力和资本的贡献,劳动力和人口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其发展状态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老龄化不断深入、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导致少儿抚养比增加等特点,这种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带来了不确定性,再加上新冠疫情对人类健康和经济的冲击,我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对此,深入研究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动态变化对经济增长和持续发展的影响、把握中国人口变动态势、全面考虑人口因素对各项经济变量的影响、实现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本文从经济供给与需求两个角度,在分解经济增长动力的基础上,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论文遵循“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内涵——经济供给与需求理论及经济增长动力分解——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动力的关系（投资、政府支出、进出口、消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的总体研究逻辑和思路,沿着“文献综述——理论基础分析和模型构建——实证分析与解释——提出对策”的研究路线,综合运用理论与机理分析、数理经济学模型以及前沿的计量实证模型等手段展开研究。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作为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本文首先回顾经济增长涉及人口因素的经典理论与经典研究,总结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并构建包含人口年龄结构的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多维度和深层次的,研究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经济效应既需要借鉴西方经典的理论,同时更需要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因此,本文从经济的供给与需求角度分解我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投资、进出口和消费）,尝试以经济增长动力为传导路径,构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在后续的四个章节综合宏观和微观分析观点,对投资、进出口和消费展开实证研究。第二,基于宏观视角实证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投资规模的影响。本文建立PVAR模型,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发展基础要素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动态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从影响系数来看,我国人口老龄化显着抑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但这种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2）从脉冲响应函数来看,我国老年抚养比的上升表现出对固定资产投资率的先促进后抑制的影响,相比之下,我国少儿抚养比的上升均只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抑制作用,从地区差异看,西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最高。（3）从方差分解来看,少儿抚养比对固定资产投资率的影响程度较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西部固定资产投资率变动的影响较大。因此,老年和少儿抚养比的变动将直接导致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变化。第三,本文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层面深入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政府公共支出的影响。主要结论包括:（1）将税收的影响纳入到人口年龄结构与政府债务关系的分析框架,通过理论分析阐明当负担的间接税达到一定水平后,总抚养比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可能会抵消其对财政支出造成的负担,从而将对财政运行产生有利的影响。（2）以间接税负为门限变量,运用面板门限平滑模型研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地方政府债务影响的非线性特征。实证研究表明,少儿抚养负担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而老年抚养负担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第四,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体现在我国经常账户的动态变化上。对此本文从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变动的角度,诠释了我国经常账户顺差产生的持续性原因和发展趋势。基于TV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1）少儿抚养比下降对经常账户的积极促进作用和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显着,与此同时,老年抚养比提升对经常账户的促进作用和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也很明显,这也说明少儿抚养比下降和老年抚养比上升交织过程中造成了经常账户顺差和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的回落。（2）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常账户的作用强度表现出递增的态势。（3）在“中度少子化-深度老龄化”的现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仍十分明显。第五,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于消费和需求的影响是个体消费和需求的加总,对此本文基于微观家庭视角,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分析。实证研究表明,家庭老年抚养比与少儿抚养比的提高将抑制家庭消费;家庭老年抚养比的增加对家庭消费结构的改善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而少儿抚养比的增加对家庭消费结构的改善具有显着的抑制作用;家庭经济条件、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不同程度地调节家庭人口的消费需求效应和消费升级效应;从城乡家庭消费升级的作用效果上看,农村地区体现得更为明显;从分地区的研究看,西部地区家庭消费升级受少儿抚养比提高带来的抑制作用最为明显。第六,基于上述理论和实证分析,在全文的最后一章,综合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动力的影响效果,通过反事实分析方法,实证研究生育政策调整对经济增长的长短期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全面二孩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体现出长短周期的阶段性差异,即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表现为长期优于短期,因此有必要保证全面二孩政策的持久性和适时动态增量调整,并做好中长期过渡的准备。本文从经济增长基础动力因素的人口结构变动角度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开展了理论探索和系列实证研究,为深入研究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效应补充了新的研究思路。
笪玲[6]（2020）在《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文中认为脱贫攻坚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对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民族地区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和决战区,贫困人口分布的新格局使得扶贫开发工作必须下沉到村、扶持到户。传统的扶贫思路缺乏对贫困社会复杂性的充分认识,破解贫困的过程中脆弱性、无力感及排斥等社会问题严重。村寨旅游扶贫过程中暴露的种种问题正在消弭扶贫成效,迫切需要重新审视村寨旅游扶贫的发展轨迹,科学分析其内生的减贫因子,探索新时期让经济增长成果精准“滴落”到贫困阶层的可持续途径。贵州村寨旅游扶贫经过40余年的发展,在探索减贫道路、培育乡村业态、弘扬民族文化、保护传统村落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全国性经验。梳理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发展历程及经验,探索村寨旅游扶贫在新形势下的新任务和新命题并有效激活其创新发展的动力,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研究整合民族学、经济学、旅游学、地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按照“背景思考—文献梳理—案例分析—实地调研—咨询交流—专题研究—重点突破”的程序,形成“理论研究—样本分析—案例田野”的研究思路。首先,分析村寨旅游扶贫的研究背景及意义,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锁定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的核心命题,确定研究的主要内容、思路、技术路线,整合研究方法,明确论文创新,形成数据来源、案例选择及调研过程的依据;第二,厘清相关概念及理论,对村寨旅游扶贫的功能及特点、可行性及局限性等要素进行系统辨识,为后续研究搭建平台;第三,选择贵州这个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最为典型的省份为研究对象,分析发展村寨旅游扶贫的现实选择及主要阶段;第四,依托“省级层面的整体效果-特定区域的扶贫绩效-样本村的福利感知”搭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评价体系,运用统计描述、扶贫绩效（经济、社会、文化及生态）、福利评估等要素,对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效果进行科学、全面的量化评估;第五,系统总结贵州村寨旅游扶贫中政府主导、国际合作、生态补偿、管护机制、文旅融合、村民主体等成功做法,生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经验。辨析民族村寨旅游扶贫中乡村异化、机会萎缩、贫富差距、公地悲剧、文化消弭等现实挑战,洞悉深层次的约束缺陷;第六,以贵州传统村寨旅游扶贫模式中暴露的问题为逻辑起点,对资源、资金、技术等影响旅游扶贫的常规因子进行分析,把基层治理、产权制度、土地改革、文化资本、政策整合、产业融合等纳入分析框架,锁定“乡村治理”、“土地产权（产业发展）”、“文化增值”三个视角,分别选择典型的案例村寨,探索提升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质量的科学路径;第七,在理论研究、数据分析及案例调查的基础上,分析未来减贫的任务及特点,形成村寨旅游扶贫质量提升的战略体系、创新模式、差异化路径及文化价值实现机制。研究方法依托文献收集与综合集成有机结合、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综合运用、案例研究及统计分析法系统集成等思路。质性研究,采用多案例研究的视角,锁定深度田野调查村寨三个,通过“案内分析”及“案间较差”的程序,提高案例研究的有效性;定量研究,设计三个研究层面:（1）全省范围内的统计描述。刻画民族村寨旅游对贫困减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及生态优化等方面的贡献;（2）典型区域的计量分析。选取典型样本（黔东南州）,构建村寨旅游扶贫绩效评价模型,运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AHP）,对扶贫绩效进行科学评估;（3）问卷统计及分析。通过问卷跟踪及田野调查,运用重要度-满意度（Importance-Satisfaction Analysis,IPA）分析模型进行村寨旅游扶贫的福利效应评价。随着绝对贫困的消除,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进入由单维走向多维、由非均衡走向均衡、由效率走向共享、由产业单一走向产业协同的重要时期,理顺乡村治理夯实减贫基础、释放资源能量推动产业发、依托地方基因推动文化振兴,是提升村寨旅游扶贫质量、实现振兴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研究获得以下结论:第一,村寨旅游扶贫是民族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重要创造,这一扶贫模式在民族地区具有可行性,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二,村寨旅游扶贫是贵州的重要选择,是民族地区减贫的重要经验;第三,将基层政府的公共性扎根于乡村社会是推动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重要基础;第四,土地是重要的减贫资本,产权制度改革是实现产业融合的重要力量;第五,文化资本是内生的减贫资本,旅游是促进文化资本增值并减缓贫困的重要动力;第六,我国未来的减贫特征,决定贵州村寨旅游扶贫必须形成以巩固主体多元的减贫格局、构建资源联动的减贫体系、撬动资金整合的投资机制、落实“益贫”的制度安排、建立公平发展的产业格局及激活贫困人口的生计资源为核心质量提升战略,落实创新多元化的村寨旅游扶贫模式、探索差异化的村寨旅游扶贫路径、推动市场化的文化价值实现机制等质量提升举措。
张龙[7]（2020）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预期冲击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文中指出从1949至2020年,新中国走过了波澜壮阔的70多年,世界经济地位稳步提升。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手段,货币政策同样具有曲折而辉煌的发展历程。货币政策能够通过特定传导渠道实现宏观经济目标,一直都是我国政策当局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毫无疑问,不同经济状态需要货币政策的不同调控取向和工具配合,有的经济状态重在货币政策的“松紧”切换,有的经济状态倾向货币政策的“量价”选择。不可否认,我国货币政策的盯住目标具有多元化特质,但至少都涵盖了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两大目标。从宏观经济调控经验看,我国的货币政策调控工具选择和松紧取向较为成功,基本实现了宏观经济的阶段性目标。然而,新形势下,我国经济系统的时变特征愈加明显,内外部冲击更显复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着增加,对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和前瞻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关于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有效性问题,各界已达成一些共识,多数学者认为货币政策具有宏观经济效应,但不同阶段和目标下,量价工具的调控效果存在较大差异。从Friedman的数量规则到McCallum的数量规则再到Taylor的价格规则,政策规则形式和内涵得到逐步完善,但各界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动态视角下研究规则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与调控工具选择,有助于探究货币政策有效性争议的根源,完善我国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框架。本文在充分考虑经济系统“时变特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滞后效应”、行为主体“异质预期”、时点脉冲“随机波动”等关键性现实问题的基础上,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问题延伸→解决问题→进一步思考与展望”的设定思路,通过VAR、MS-AR、MF-VAR、TVP-VAR、SV-TVP-FAVAR和DSGE等时变和动态模型分析不同情形下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性（包含与未包含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包含与未包含预期冲击等）。根据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内容框架体系搭设,文章的主要章节包括以下内容:理论基础:论文第1章和论文第2章。理论基础部分主要包括选题意义、学术进展、主要思路和创新之处等问题。具体来说,本文第1章首先介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预期冲击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这一主题的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随后按照“货币政策有效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货币政策有效性→预期管理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递进式思路,梳理评述研究主题相关的经典文献,在突出本文分析视角和研究必要性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本文的分析思路、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等内容,并基于货币政策宏观经济调控有效性（基准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性（比较分析）、预期管理如何逆周期调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量价工具宏观调控有效性产生的影响（比较分析的逆向调控）这三方面给出本文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总结来看,论文第1章和第2章旨在为本文后续实证分析、计量检验等章节作基础铺垫。实证分析:论文第3章、论文第4章和论文第5章。实证部分主要回答了货币政策工具与宏观经济变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联关系、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有效性等问题,并初步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弱化了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调控效果。其中,第3章是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分析的准备工作,通过同频Granger因果关系与混频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同频检验与混频检验。第4章为基准分析,在不考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通过TVP-VAR模型对量价工具的经济效应进行时变分析,直观观测不同阶段下量价工具的宏观经济有效性差异。第5章为对比分析,首先对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进行阶段性划分,并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阶段性特征总结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基于SV-TVP-FAVAR模型对货币政策量价工具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三维脉冲分析、总量脉冲分析、分阶段脉冲分析和分区制脉冲分析,从而逐步论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不同阶段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弱化强度等问题。计量检验:论文第6章和论文第7章。计量检验部分为本文重要章节,主要论证预期管理是否可以逆周期调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弱化效应、货币政策预期与技术进步预期之间是呈现同频共振“叠加效应”抑或震荡错位“抵消效应”?等问题。具体来说,本部分运用DSGE模型对未包含预期、包含货币政策预期、货币政策预期+技术进步预期下我国货币政策量价工具的宏观调控有效性进行计量检验,主要评价指标有冲击极值、调控幅度、响应周期、短期效应、阶段效应和长期效应,从而检验预期管理是否具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货币政策调控有效性弱化效应的逆周期调控功效,并对宏观政策与技术进步不同预期冲击间可能存在的“抵消效应”或“叠加效应”进行创新型论证。结论、启示与展望。本章主要是对前文的理论基础、实证分析和计量检验等章节进行全面梳理和总结,在总结全文实证分析结论和政策启示的基础上,指出论文可能存在的研究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学术研究展望。研究不足和学术展望主要涉及到货币政策多重目标权衡两难、经济政策缺乏协调、发展质量考虑不足等三个方面。本文在充分考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行为主体异质预期等经济现实的基础上,通过VAR及拓展模型、DSGE及拓展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和预期冲击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内容和分析结论对于构建新形势下的货币政策框架体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林晨,陈小亮,陈伟泽,陈彦斌[8]（2020）在《人工智能、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改善：资本结构优化的视角》文中指出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呈现出"高增长、高投资、低消费"的特征,近年来虽然居民部门消费率有所上升,但是经济增速也在不断下降。本文构建了含有人工智能和异质性资本（包括实体经济资本、住房资本和基建资本）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探寻人工智能是否有助于优化中国的资本结构,从而在扩大居民消费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可以优化资本结构,实现扩大居民消费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究其原因,一方面,人工智能可以提高实体经济的吸引力,吸引资金从房地产流向实体经济,从而减轻住房资本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并增强实体经济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可以减弱地方政府依靠基建投资"稳增长"的动机,从而减轻基建资本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并进一步增强实体经济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据此,本文建议政府部门着力促进人工智能快速健康发展,从而优化资本结构,最终实现扩大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
贾占华[9]（2020）在《东北地区经济结构的增长效应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期、持续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然而,在经济向好发展的同时,背后隐藏的一系列矛盾也逐渐显现:供给体系不能有效满足需求结构变化,经济结构失衡;创新驱动力不足,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减弱,对经济的约束逐渐增强等。其中,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已成为制约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2013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国家将调结构、稳增长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任务。党的十八大明确了调整经济结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途径;党的十九大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时期推动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因此,在新常态背景下,推进结构调整是突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深层次障碍的利器,如何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问题。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重化工业和商品粮生产基地,曾经为国家经济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东北地区经济开始出现衰退,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性、结构性和资源性矛盾凸显。2003年国家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一定程度上缓减了经济下行压力。然而,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东北地区经济再次陷入困境,结构性问题愈加突出,主要表现为:在产业结构方面,农业现代化程度较低,重化工业比重高,新兴产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不合理;在需求方面,对投资的偏好远远高于消费,使投资与消费严重不协调,投资消费结构失衡;在要素投入结构方面,传统物质资本投入大于科技创新,增长动力不足等。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2016年国家提出新一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举措,明确指出推进结构调整是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关键。因此,在新时代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研究东北地区经济下滑的结构性因素,有助于深入剖析“新东北现象”的症结,为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参考。论文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经济增长理论、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和系统科学理论为基础,综合运用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和计量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理论,采用因子分析、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系统广义矩估计、面板门槛回归、空间计量模型等技术方法,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究了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交互效应以及空间溢出效应,深入剖析了这三种效应存在的现实问题,并提出了提升经济结构增长效应的转型路径及政策建议。具体研究内容如下:首先,论文系统梳理了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系统科学理论和空间相互作用理论等相关理论。其次,基于供给和需求的视角将东北地区的经济结构划分为要素投入结构、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国际收支结构和区域结构;根据作用方式的不同,将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为直接效应、交互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简称三种效应）,并系统阐述产生三种效应的理论逻辑,以此为论文的研究主线展开实证研究。再次,分别从省域和市域两个尺度对东北地区经济结构的时空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运用因子分析法对经济结构合理性进行评价,并探究了影响经济结构变化的因素,为研究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效果奠定基础。然后,将经济结构纳入到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中,运用传统计量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验证了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交互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并从省域层面分别探讨了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三种效应的差异性。最后,分析了国内外发达地区“调结构、促增长”的典型案例,从中获得提升经济结构增长效应的启示,并针对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效应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结果表明:一是东北地区经济结构演变特征:产业结构逐步向高级化方向演进;要素投入结构由传统要素投入向科技创新投入转变;投资消费结构始终呈现高投资低消费的特征;区域结构保持非均衡状态;国际收支结构由贸易顺差转为逆差。二是东北地区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水平空间差异显着,并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各结构要素的合理化水平由低到高排名依次为投资消费结构、区域结构、要素结构、国际收支结构和产业结构。三是要素投入结构和国际收支结构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产业结构高级化、投资消费结构和区域结构具有抑制作用。此外,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市际差异。四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和投资消费结构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显着的负向交互作用;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国际收支结构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交互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投资消费结构、国际收支结构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交互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区域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的负向交互作用。五是部分结构要素（要素投入结构、产业结构高级化、区域结构）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显着,且具有明显的省域差异。此外,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区域结构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出长期和短期差异性。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提出提升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增长效应的转型路径,即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以提高结构变动对东北地区经济的正向推动效应;培育合理的结构互动体系,以增强东北地区经济结构要素间的正向交互效应;完善制度化区域合作机制,以强化经济结构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正向溢出效应。
景刚[10]（2019）在《中国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规模差异、区域差异及空间溢出效应视角》文中研究说明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住房改革、城市化建设和城镇旧房改造给房地产市场带来发展机遇,也进一步刺激了房地产投资,房地产投资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和支撑了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房地产投资相关的产业链长,上下游相关行业多,与国民经济多个部门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关联,作为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地产投资具有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乘数效应。房地产投资增长在城市化建设、拉动内需、提供就业岗位、提高人们居住条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过去20年,可以说是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房地产投资的年均名义增长速度接近20%,虽然当前房地产投资增速放缓,但房地产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国内生产总值中均占有较高的比重,在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房地产投资的稳定持续增长会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稳定和持续、健康发展。但同时也应看到,房地产投资高增长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些弊端和风险,会带来潜在的金融风险和经济波动风险。1990年日本的房地产业泡沫对日本经济的拖累,2007年美国房地产泡沫间接引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这些足以说明,房地产业的非理性发展对经济稳定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近些年来,国内房地产市场发展如火如荼,由于房价的高企和过热的房地产投资,各级政府也多次出台了调控政策。针对房地产投资到底与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联系、对经济增长是正向还是负面影响等方面问题,国内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如定量分析房地产投资对三次产业的影响、房地产投资规模与增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房地产投资空间溢出效应的机制与机理等。本文在国内外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基础上,通过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针对中国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探索,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的:（1）绪论、文献综述、理论基础和作用机制分析。这是本文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研究基础,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等;文献综述部分主要总结和梳理了前人的研究经验、研究成果和主要观点,并进行了简要分析评述;理论基础部分主要对与房地产投资和经济增长相关的一些理论做了分析和阐述,包括古典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空间集聚经济学等,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支持;作用机制部分主要就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机制和机理进行理论探讨与定性分析,为后续研究提供逻辑支持。（2）房地产投资发展现状及其与宏观经济的关系。该部分首先回顾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历程,并分析了我国房地产投资的发展现状,然后实证检验了房地产投资与GDP、房地产投资与三次产业的关系。研究表明,房地产投资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二者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且房地产投资与GDP短期相互影响显着,房地产投资对三次产业贡献明显,工业化发展即第二产业的发展促进房地产投资增长。（3）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规模差异分析。该部分基于2000—2017年中国31个省市数据建立面板门限模型,实证分析房地产投资在不同规模、不同增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房地产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显着,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降低,并且房地产投资增速过快对经济增长呈现明显抑制作用。（4）分区域分时段对比研究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该部分基于2000—2017年中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全样本、分地区、分地区分时段分别建立模型,实证分析房地产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性。结果表明:房地产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较高,2008年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东部地区变化不大,中部地区明显升高,而西部地区下降较为明显。（5）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该部分首先就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的机制与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探讨,然后基于2000—2017年中国31个省市数据建立面板空间模型,实证分析了房地产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房地产投资对于经济增长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房地产投资要素（这里指与房地产业相关的上下游产业链及其人力、资本、技术、产品等）流动引致房地产投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房地产投资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房地产投资的稳定持续增长会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稳定、持续和健康发展;房地产投资增速过快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降低;房地产投资要素流动会形成房地产投资空间溢出效应,而空间溢出效应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1）受国际经济环境不景气影响,当前中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发挥固定资产投资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性作用势在必行。房地产投资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适当的房地产投资增速有利于扩大内需,巩固近年来去产能所取得的成果,有利于缓解经济下行压力。（2）城市化的持续推进必然会带动城市房地产需求的增加,房地产投资应与城市发展相匹配。适当的房地产投资能够为城市提供良好的城市居住环境和城市投资环境,吸引投资和增加就业人口,促进城市化建设。（3）依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应实施差别化的政策,合理控制房地产投资规模并采取区域性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房价调控与房地产投资调控应区别对待,在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时,制定和实施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但不影响房地产投资的政策,充分发挥保障性住房的积极作用。（4）房地产投资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是基于地区间的房地产投资要素的流动来实现的,未来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制定应充分考虑其空间溢出效应及结构异质性,特别是制定区域性房地产政策时,应更多地考虑经济邻近的区域房地产产业链的形成。（5）房地产投资对国民经济短期波动影响较大,过快或过慢的房地产投资增速都预示着产业结构失衡、经济发展的低效率,房地产市场暴涨暴跌,都会对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干扰。所以保持平稳的房地产投资对促使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创新点为:（1）本文从理论上探析了房地产投资空间溢出机制,揭示了房地产投资要素流动引致的空间溢出效应,验证了房地产投资空间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2）本文实证分析了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规模差异性和区域差异性,发现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但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或房地产投资增速过快,其影响效应下降。（3）本文从房地产投资对中国三次产业发展的贡献角度进行定量分析,发现房地产投资对三次产业均具有正向影响,对第二产业的贡献要大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
二、谈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双重拉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谈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双重拉动（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信贷供给总量的经济效应 |
| 1.2.2 信贷供给结构的经济效应 |
| 1.2.3 信贷供给价格的经济效应 |
| 1.2.4 信贷风险累积的经济效应 |
| 1.2.5 信贷供给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效应 |
| 1.3 主要研究目标、论文结构及主要内容 |
| 1.3.1 主要研究目标 |
| 1.3.2 论文结构及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贡献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贡献 |
| 第2章 信贷供给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基础 |
| 2.1 信贷供求理论 |
| 2.1.1 宏观信贷供求理论 |
| 2.1.2 微观信贷供求理论 |
| 2.2 信贷价格理论 |
| 2.2.1 可贷资金理论 |
| 2.2.2 金融抑制理论 |
| 2.3 信贷风险理论 |
| 2.3.1 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
| 2.3.2 金融脆弱性理论 |
| 2.4 信贷配给与信贷传导理论 |
| 2.4.1 均衡配给理论 |
| 2.4.2 银行信贷渠道传导理论 |
| 2.4.3 资产负债表渠道传导理论 |
| 第3章 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与产出的动态关联分析 |
| 3.1 基于DSGE模型我国信贷供给的微观传导机制分析 |
| 3.1.1 模型设定 |
| 3.1.2 模型均衡 |
| 3.1.3 参数校准与模拟分析 |
| 3.2 我国信贷供给与产出的波动特征及动态关联性分析 |
| 3.2.1 MS-GAS-TVTP模型与TVP-VECM模型原理 |
| 3.2.2 我国产出与信贷波动的阶段性变迁识别及时变转移分析 |
| 3.2.3 动态关联性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信贷供给总量与期限结构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4.1 信贷供给总量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理论机制分析 |
| 4.2 我国信贷总量扩张与收缩对宏观经济的非对称影响效应分析 |
| 4.2.1 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原理 |
| 4.2.2 变量选取、数据处理及平稳性检验 |
| 4.2.3 我国信贷总量扩张与收缩对产出的非对称影响效应 |
| 4.2.4 我国信贷总量扩张与收缩对通货膨胀的非对称影响效应 |
| 4.3 我国信贷供给期限结构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4.3.1 SV-TVP-FAVAR模型原理 |
| 4.3.2 我国信贷供给期限结构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时变效应分析 |
| 4.3.3 我国信贷供给短期结构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时变效应分析 |
| 4.3.4 我国信贷供给中长期结构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时变效应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信贷供给价格传导机制及其非线性效应分析 |
| 5.1 信贷供给对宏观经济增长的价格传导机制分析 |
| 5.1.1 投资渠道传导机制分析 |
| 5.1.2 消费渠道传导机制分析 |
| 5.2 ST-BVAR模型原理 |
| 5.2.1 ST-BVAR模型设定 |
| 5.2.2 ST-BVAR模型的非线性检验 |
| 5.3 不同经济周期下信贷价格对经济增长的两阶段传导效应分析 |
| 5.3.1 变量选取、数据处理与经济周期波动区制识别 |
| 5.3.2 第一阶段信贷价格对投资与消费的非线性影响效应 |
| 5.3.3 第二阶段投资与消费对产出的非线性影响效应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信贷风险对宏观经济及信贷调控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效应分析 |
| 6.1 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MDQVAR)模型 |
| 6.2 不同经济周期下信贷风险对宏观经济的异质性影响效应分析 |
| 6.2.1 理论机制分析 |
| 6.2.2 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
| 6.2.3 分位数脉冲响应分析 |
| 6.3 不同信贷风险水平下信贷调控宏观经济有效性分析 |
| 6.3.1 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
| 6.3.2 分位数脉冲响应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我国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效应分析 |
| 7.1 理论背景与影响机制分析 |
| 7.2 信贷监管的不同强度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分析 |
| 7.2.1 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
| 7.2.2 经济增长目标下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
| 7.2.3 物价稳定目标下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
| 7.2.4 金融稳定目标下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人工智能的相关研究 |
| 1.2.2 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 1.2.3 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 1.2.4 研究述评 |
| 1.3 内容结构、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3.1 内容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技术创新 |
| 2.1.2 人工智能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技术创新理论 |
| 2.2.2 经济增长理论 |
| 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 |
| 3.1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 |
| 3.1.1 世界主要经济体人工智能的发展战略 |
| 3.1.2 世界主要经济体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 |
| 3.1.3 国内人工智能发展趋势 |
| 3.2 人工智能的四大经济效应 |
| 3.2.1 智能渗透效应 |
| 3.2.2 边界延展效应 |
| 3.2.3 知识创造效应 |
| 3.2.4 自我深化效应 |
| 3.3 经济增长的三大影响因素 |
| 3.3.1 劳动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要素投入 |
| 3.3.2 资本是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实现途径 |
| 3.3.3 生产技术是加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
| 3.4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渠道 |
| 3.4.1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 |
| 3.4.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渠道 |
| 3.4.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率渠道 |
| 3.5 本章小结 |
| 4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 |
| 4.1 分析基础 |
| 4.1.1 高低技能劳动者的厘定 |
| 4.1.2 基本理论假设 |
| 4.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就业路径 |
| 4.2.1 智能渗透对劳动就业的影响 |
| 4.2.2 边界延展对劳动就业的影响 |
| 4.2.3 就业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4.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收入路径 |
| 4.3.1 智能渗透对劳动收入的影响 |
| 4.3.2 边界延展对劳动收入的影响 |
| 4.3.3 收入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4.4 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路径的实证检验 |
| 4.4.1 研究设计 |
| 4.4.2 人工智能影响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的实证检验 |
| 4.4.3 人工智能、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4.4.4 长期效应分析 |
| 4.4.5 作用渠道检验 |
| 4.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影响经济增长 |
| 5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渠道 |
| 5.1 分析基础 |
| 5.1.1 资本积累与资本结构的概述 |
| 5.1.2 智能渗透的行业差异 |
| 5.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积累路径 |
| 5.2.1 智能渗透对资本积累的影响 |
| 5.2.2 边界延展对资本积累的影响 |
| 5.2.3 资本积累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5.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结构路径 |
| 5.3.1 智能渗透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
| 5.3.2 边界延展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
| 5.3.3 资本结构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5.4 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路径的实证检验 |
| 5.4.1 研究设计 |
| 5.4.2 人工智能影响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的实证检验 |
| 5.4.3 人工智能、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5.4.4 长期效应分析 |
| 5.4.5 作用渠道检验 |
| 5.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影响经济增长 |
| 6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率渠道 |
| 6.1 分析基础 |
| 6.1.1 全要素生产率的解构 |
| 6.1.2 基于“生产率悖论”的争议 |
| 6.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路径 |
| 6.2.1 智能渗透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2 知识生产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3 自我深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4 技术进步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效率路径 |
| 6.3.1 智能渗透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3.2 边界延展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3.3 自我深化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3.4 技术效率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4 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路径的实证检验 |
| 6.4.1 研究设计 |
| 6.4.2 人工智能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
| 6.4.3 人工智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6.4.4 长期效应分析 |
| 6.4.5 作用渠道检验 |
| 6.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影响经济增长 |
| 7 进一步分析——人工智能、长期经济增长与未来南北差距 |
| 7.1 分析基础 |
| 7.1.1 技术创新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变化路径 |
| 7.1.2 基本理论假设 |
| 7.2 人工智能与长期经济增长 |
| 7.2.1 基本模型构建 |
| 7.2.2 模型分析 |
| 7.2.3 分析结论 |
| 7.3 人工智能发展与未来南北差距 |
| 7.3.1 基本模型构建 |
| 7.3.2 领先国家 |
| 7.3.3 追随国家 |
| 7.3.4 模型分析与结论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 基本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 1.2.1 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
| 1.2.2 税收政策的消费效应研究 |
| 1.2.3 税收政策的投资效应研究 |
| 1.3 相关概念、研究目标与主要研究内容 |
| 1.3.1 相关概念 |
| 1.3.2 研究目标 |
| 1.3.3 主要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 |
| 第2章 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 |
| 2.1 基于税收的经济增长理论 |
| 2.1.1 索洛-斯旺模型 |
| 2.1.2 卡斯-库普曼斯模型 |
| 2.1.3 AK模型 |
| 2.1.4 人力资本模型 |
| 2.1.5 生产性公共资本增长模型 |
| 2.2 最优税收理论 |
| 2.2.1 最优商品税理论 |
| 2.2.2 最优所得税理论 |
| 2.3 税收乘数效应理论 |
| 2.3.1 定量税税收乘数效应 |
| 2.3.2 比例税税收乘数效应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检验 |
| 3.1 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 |
| 3.1.1 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3.1.2 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3.2 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时变协整关系检验 |
| 3.2.1 时变协整模型 |
| 3.2.2 时变协整关系检验 |
| 3.2.3 分位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 3.3 不同时期宏观税负与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冲击效应 |
| 3.3.1 SV-TVP-FAVAR模型设定 |
| 3.3.2 变量选取与共同因子提取 |
| 3.3.3 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时变效应分析 |
| 3.3.4 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时变效应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效应检验 |
| 4.1 非对称计量模型设定 |
| 4.1.1 ST-BVAR模型原理 |
| 4.1.2 NARDL模型原理 |
| 4.2 不同经济周期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短期非对称冲击效应 |
| 4.2.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4.2.2 经济波动区制识别 |
| 4.2.3 非对称冲击效应分析 |
| 4.2.4 稳健性检验 |
| 4.3 税收政策的正负向累积波动对经济增长的长期非对称效应 |
| 4.3.1 变量选取与模型参数估计 |
| 4.3.2 累积动态乘数效应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机制分析 |
| 5.1 税收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供给驱动机理 |
| 5.1.1 基本分析框架 |
| 5.1.2 税收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理 |
| 5.2 LT-TVP-VAR模型原理 |
| 5.3 税收结构对要素供给的时变影响效应分析 |
| 5.3.1 变量选取与平稳性检验 |
| 5.3.2 脉冲响应分析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内需拉动机制分析 |
| 6.1 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内需拉动机理 |
| 6.2 SV-MH-TVP-SVAR模型原理 |
| 6.3 税收政策对消费的动态冲击效应 |
| 6.3.1 变量选取、模型设定与参数估计 |
| 6.3.2 脉冲响应分析 |
| 6.3.3 时变方差分解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3.5 税收政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效应分析 |
| 6.4 税收政策对投资的动态冲击效应 |
| 6.4.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6.4.2 滞后阶数选择、先验设定与参数估计 |
| 6.4.3 脉冲响应分析 |
| 6.4.4 时变方差分解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及所获奖项 |
| 致谢 |
（4）中国经济金融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背景及意义 |
| 二、内容和方法 |
| 三、研究思路及框架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及相关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相关理论基础 |
| 第二节 相关文献综述 |
| 一、非空间维度下金融化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 二、空间维度下金融化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 三、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影响实业投资的相关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金融化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现状及问题 |
| 第一节 金融化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现状 |
| 一、金融化的发展现状 |
| 二、实体经济的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现状及问题 |
| 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现状 |
| 二、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金融化影响实体经济的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金融化在不同部门之间传导的机制分析 |
| 一、政府部门的金融化表现 |
| 二、家庭部门的金融化表现 |
| 三、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表现 |
| 第二节 宏观视角下金融化影响实体经济的机制 |
| 一、金融化影响实体经济的促进机制分析 |
| 二、金融化影响实体经济的抑制机制分析 |
| 第三节 微观视角下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影响实业投资的机制 |
| 一、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促进实业投资的机制分析 |
| 二、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抑制实业投资的机制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化与实体经济测度及波动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模型简介 |
| 一、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简介 |
| 二、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VAR)模型简介 |
| 第二节 金融化测度 |
| 一、金融化综合指标的构建基础 |
| 二、金融化综合指标的权重确定 |
| 三、金融化综合指标的比较 |
| 第三节 金融化与实体经济的波动特征分析 |
| 一、金融化的波动特征分析 |
| 二、实体经济的波动特征分析 |
| 三、金融化与实体经济的分区制发展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化影响实体经济的研究:基于宏观视角 |
| 第一节 金融化影响实体经济的分阶段研究 |
| 一、Lasso回归简介 |
| 二、研究设计 |
| 三、实证分析 |
| 四、稳健性检验 |
| 第二节 金融化影响实体经济的分区制研究 |
| 一、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MS-VAR)模型简介 |
| 二、研究设计 |
| 三、实证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金融化影响实体经济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中观视角 |
| 第一节 金融化影响实体经济的门槛效应分析 |
| 一、研究设计 |
| 二、门槛效应检验与门槛值确定 |
| 三、全样本的实证分析 |
| 四、分区域样本的实证分析 |
| 第二节 金融化影响实体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一、研究设计 |
| 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权重确定 |
| 三、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筛选 |
| 四、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影响实业投资的研究:基于微观视角 |
| 第一节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影响实业投资的实证分析 |
| 一、高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简介 |
| 二、研究设计 |
| 三、实证分析 |
| 第二节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抑制实业投资的补充研究 |
|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结构化影响分析 |
| 二、行业异质性的影响分析 |
| 三、产权性质异质性的影响分析 |
| 四、企业规模异质性的影响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一、金融化与实体经济的测度及波动特征 |
| 二、金融化影响实体经济的结论 |
| 三、金融化影响实体经济的区域差异结论 |
| 四、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影响实业投资的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旨在便利非金融企业融资的政策建议 |
| 二、旨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
| 三、旨在助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和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第2章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和作用机制 |
| 2.1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实践回顾 |
| 2.2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2.3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投资、贸易经常账户和居民消费的理论回顾 |
| 2.4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投资、贸易经常账户和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 |
| 第3章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投资规模影响的动态特征研究 |
| 3.1 中国经济增长与投资 |
| 3.2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PVAR模型分析 |
| 3.3 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政府公共支出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
| 4.1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政府债务影响的理论框架 |
| 4.2 基于PSTR模型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地方政府债务的实证分析 |
| 4.3 PSTR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进出口经常账户的时变特征分析 |
| 5.1 TVP-VAR模型和估计方法 |
| 5.2 少儿抚养比对经常账户和经济增长影响的结果分析 |
| 5.3 老年抚养比对经常账户和经济增长影响的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
| 6.1 居民消费和消费升级的研究进展 |
| 6.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6.3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居民家庭消费的实证研究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代表性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1 包含人口年龄结构指标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构建 |
| 7.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7.3 全面二孩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反事实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6）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内容及思路 |
| 四、研究方法及主要创新 |
| 五、资料数据来源与田野调查 |
| 第一章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相关概念及理论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贫困 |
| 二、民族村寨 |
| 三、民族村寨旅游 |
| 四、旅游扶贫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环境贫困理论 |
| 二、资源诅咒理论 |
| 三、精准扶贫理论 |
| 四、乡村治理理论 |
| 五、土地产权理论 |
| 六、文化资本理论 |
| 第三节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功能及特点 |
| 一、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功能 |
| 二、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特点 |
| 第四节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可行性及局限性 |
| 一、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可行性 |
| 二、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局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现实选择及发展阶段 |
| 第一节 贵州民族地区的贫困 |
| 一、贫困面积大,贫困程度深 |
| 二、贫困原因错综,贫困治理复杂 |
| 第二节 贵州民族村寨的主要特征 |
| 一、是交融散布于崇山峻岭中的“活化石” |
| 二、拥有着适应山地自然环境的生存智慧 |
| 三、凝固于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结构之中 |
| 四、通过仪式性的活动确定社会结构关系 |
| 五、风险依靠有限自我救助社会组织系统 |
| 第三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发展条件 |
| 一、资源禀赋 |
| 二、脱贫攻坚 |
| 三、市场驱动 |
| 第四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发展阶段 |
| 一、起步期(改革开放-1990年) |
| 二、成长期(1991年-2010年) |
| 三、成熟期(2011年-现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果评估 |
| 第一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整体效果 |
| 一、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大格局形成 |
| 二、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推动经济发展 |
| 三、民族村寨旅游扶贫促进减贫增收 |
| 四、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改善人居环境 |
| 五、民族村寨旅游扶贫重构人地关系 |
| 第二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绩效评价:以黔东南为样本 |
| 一、绩效评价样本选择依据 |
| 二、扶贫绩效计算 |
| 三、绩效评价分析 |
| 第三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福利评估 |
| 一、福利的内涵及测量 |
| 二、基于可行能力的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福利评估体系 |
| 三、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福利评估 |
| 四、福利改进方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经验及挑战 |
| 第一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经验 |
| 一、政府主导:贫困地区的合理逻辑 |
| 二、搭建平台:高标准开展国际合作 |
| 三、生态补偿:优化旅游及人居环境 |
| 四、长效管护:乡村设施的投管机制 |
| 五、文旅融合:以旅游激活文化传承 |
| 六、村民主体: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 |
| 第二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挑战 |
| 一、异化与重构:传统乡村社会的“脱嵌” |
| 二、机会与风险:产业机会的盲目与麻木 |
| 三、能人与穷人:精英剥夺与贫富差距 |
| 四、扶贫与养贫:难以避免的“公地悲剧” |
| 五、增长与消亡:贫困减缓中“无根的增长”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案例研究 |
| 第一节 扶贫困境与乡村治理:来自肇兴侗寨的调查 |
| 一、肇兴侗寨概况 |
| 二、肇兴侗寨的传统社会组织及现代意义 |
| 三、肇兴侗寨旅游扶贫历程 |
| 四、旅游扶贫中基层行政与乡村社会的拉锯 |
| 五、破局:村寨旅游扶贫权利的有序归位 |
| 第二节 扶贫质量与土地产权:来自纳灰村的调查 |
| 一、万峰林纳灰村概况 |
| 二、布依族传统的农地习俗 |
| 三、纳灰村旅游扶贫历程 |
| 四、华冠背后:景区核心村寨的尴尬 |
| 五、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提升村寨旅游脱贫质量 |
| 第三节 扶贫创新与文化资本:来自岜沙苗寨的调查 |
| 一、岜沙苗寨民族文化 |
| 二、岜沙旅游扶贫推动民族文化资本化的过程 |
| 三、岜沙旅游扶贫推动民族文化资本化的问题 |
| 四、岜沙旅游扶贫创新激活民族文化资本价值 |
| 第四节 案例思考: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质量提升的方向 |
| 一、重组乡村治理结构是破解村寨旅游扶贫困境的重要基础 |
| 二、重赋乡村产业活力是提升村寨旅游扶贫质量的重要途径 |
| 三、重构乡村文化价值是促进村寨旅游扶贫创新的重要依托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质量提升的战略及举措 |
| 第一节 贵州村寨旅游扶贫质量提升的战略 |
| 一、调整贵州村寨旅游扶贫战略的依据 |
| 二、贵州村寨旅游扶贫质量提升的战略 |
| 第二节 贵州村寨旅游扶贫质量提升的举措 |
| 一、创新多元化的村寨旅游扶贫模式 |
| 二、探索差异化的村寨旅游扶贫路径 |
| 三、推动市场化的文化价值实现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不足及展望 |
| 结论 |
| 不足 |
|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村民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村组干部访谈提纲 |
| 附录四 部门及案例点主要访谈人员基本信息 |
| 附录五 “村寨旅游扶贫绩效评价体系的权重赋值”专家打分表 |
| 附录六 田野工作相关照片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7）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预期冲击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2.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2.3 预期管理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 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3.1 论文结构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预期管理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相关理论 |
| 2.1 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理论基础 |
| 2.1.1 数量型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 |
| 2.1.2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 |
| 2.1.3 混合型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 |
| 2.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理论基础 |
| 2.3 预期管理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理论基础 |
| 2.3.1 政策承诺 |
| 2.3.2 前瞻指引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关联关系检验 |
| 3.1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 |
| 3.1.1 同频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 |
| 3.1.2 混频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 |
| 3.2 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关联关系检验 |
| 3.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3.2.2 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因果关系分析 |
| 3.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的关联关系检验 |
| 3.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3.3.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的因果关系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未纳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货币政策有效性时变效应分析 |
| 4.1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4.1.1 利率传导 |
| 4.1.2 汇率传导 |
| 4.1.3 资产价格传导 |
| 4.1.4 信贷传导 |
| 4.2 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调控效应分析 |
| 4.2.1 TVP-VAR模型 |
| 4.2.2 数据说明与参数估计 |
| 4.2.3 数量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动态冲击效应分析 |
| 4.2.4 价格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动态冲击效应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 |
| 5.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总量分析 |
| 5.1.1 SV-TVP-FAVAR模型 |
| 5.1.2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5.1.3 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总量脉冲分析 |
| 5.2 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阶段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
| 5.2.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阶段性划分与数字特征 |
| 5.2.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同阶段下的货币政策调控效应分析 |
| 5.3 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区制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
| 5.3.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同区制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均值法视角 |
| 5.3.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同区制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MS-AR视角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预期与未预期冲击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检验 |
| 6.1 包含货币政策预期的DSGE模型 |
| 6.2 数据说明与参数估计 |
| 6.2.1 数据说明 |
| 6.2.2 先验分布 |
| 6.2.3 最优期限选择与贝叶斯估计 |
| 6.3 未预期与预期视角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6.3.1 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效应单指标评价 |
| 6.3.2 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效应多指标评价 |
| 6.4 方差分解与稳健性检验 |
| 6.4.1 方差分解 |
| 6.4.2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重预期冲击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检验 |
| 7.1 包含货币政策预期与技术进步预期的DSGE模型 |
| 7.2 数据说明与参数估计 |
| 7.2.1 数据说明 |
| 7.2.2 先验分布 |
| 7.2.3 模型的适用性检验 |
| 7.2.4 最优期限选择与贝叶斯估计 |
| 7.3 不同情形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数值模拟 |
| 7.3.1 数量型规则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7.3.2 价格型规则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7.4 方差分解与稳健性检验 |
| 7.4.1 方差分解 |
| 7.4.2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启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8）人工智能、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改善：资本结构优化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典型事实 |
| 1. 中国居民部门消费率和经济增长率的走势 |
| 2. 中国资本结构失衡的主要表现 |
| 三、基准模型构建与求解 |
| 1. 企业部门和人工智能的刻画 |
| 2. 居民部门和住房资本的刻画 |
| 3. 政府部门与基建投资的刻画 |
| 4. 模型均衡系统 |
| 5. 平衡增长路径 |
| 四、参数校准和模型的适用性 |
| 1. 模型外参数校准 |
| 2. 模型内参数校准 |
| 3. 模型的适用性分析 |
| 五、数值模拟与机制分析 |
| 1. 人工智能可以实现改善居民消费与促进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 |
| 2. 人工智能促进经济增长、改善居民消费的核心机制：优化资本结构 |
| 六、结语 |
（9）东北地区经济结构的增长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方法与目标 |
| 二、技术路线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经济结构的评价 |
| 二、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三、相关文献述评 |
| 第二章 相关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经济增长理论 |
| 一、古典增长理论 |
|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三、新经济增长理论 |
| 第二节 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 |
| 一、大推进理论 |
| 二、二元结构经济发展理论 |
| 三、地理二元结构理论 |
| 四、结构转变理论 |
| 第三节 系统科学理论 |
| 一、系统论 |
| 二、协同论 |
| 三、耗散结构理论 |
| 第四节 其他相关理论 |
| 一、空间相互作用理论 |
| 二、外部性理论 |
| 第三章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增长效应的理论逻辑框架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东北地区 |
| 二、经济结构的内涵 |
| 三、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经济结构增长效应的作用机理 |
| 一、直接效应作用机理 |
| 二、交互效应作用机理 |
| 三、空间溢出效应作用机理 |
| 第四章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的现状评价与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的演进特征 |
| 一、省级层面的变化特征 |
| 二、地级市层面的时空演化 |
| 第二节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合理性评价 |
|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数据处理 |
| 二、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演进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区位因素 |
| 二、资源禀赋 |
| 三、历史因素 |
| 四、技术进步 |
| 五、政府与市场 |
| 第五章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增长效应的计量分析 |
| 第一节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 |
| 一、东北地区经济增长总量分析 |
| 二、直接效应的理论模型构建 |
| 三、直接效应的计量模型结果 |
| 第二节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交互效应 |
| 一、交互效应的理论分析与模型构造 |
| 二、交互效应的计量模型估计结果 |
| 第三节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
| 一、空间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与模型构造 |
| 二、空间溢出效应的计量模型估计结果 |
| 第六章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增长效应的问题剖析与调控措施 |
| 第一节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增长效应的问题剖析 |
| 一、经济结构不尽合理,对增长产生负效应 |
| 二、经济结构各要素间的交互效应有待提升 |
| 三、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
| 第二节 提升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增长效应的调控措施 |
| 一、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结构变动对经济的正向推动效应 |
| 二、培育完善合理的结构互动体系,增强结构间的正向交互效应 |
| 三、构建制度化区域合作机制,强化结构要素的正向溢出效应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一、基本结论 |
| 二、创新之处 |
| 三、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中国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规模差异、区域差异及空间溢出效应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1.5 研究创新 |
| 2 文献综述 |
| 2.1 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 |
| 2.2 房地产投资与相关产业 |
| 2.3 房地产投资与区域经济 |
| 2.4 房地产投资空间溢出效应 |
| 2.5 文献述评 |
| 3 理论基础及作用机制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理论 |
| 3.1.2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房地产投资理论 |
| 3.1.3 城市化、集聚经济的房地产投资理论 |
| 3.1.4 投资乘数效应的房地产投资理论 |
| 3.2 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分析 |
| 3.2.1 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
| 3.2.2 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 |
| 3.2.3 房地产政策对房地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保障作用 |
| 3.3 本章小结 |
| 4 房地产投资与宏观经济关系研究 |
| 4.1 中国房地产投资发展现状分析 |
| 4.1.1 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历程 |
| 4.1.2 中国房地产投资发展现状 |
| 4.2 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
| 4.2.1 理论分析 |
| 4.2.2 数据选取与处理 |
| 4.2.3 房地产投资与GDP的协整检验 |
| 4.2.4 房地产投资与GDP短期影响关系分析 |
| 4.3 房地产投资与三次产业关系分析 |
| 4.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3.2 数据选取与处理 |
| 4.3.3 房地产投资与三次产业相互影响关系的实证检验 |
| 4.4 本章研究结论 |
| 5 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规模差异性研究 |
| 5.1 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度量 |
| 5.1.1 计量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度量 |
| 5.2 单位根检验和描述性统计 |
| 5.2.1 面板单位根检验 |
| 5.2.2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不同规模的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 |
| 5.3.2 不同增速的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 |
| 5.3.3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 |
| 5.4 本章研究结论 |
| 6 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性研究 |
| 6.1 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度量 |
| 6.1.1 计量模型设定 |
| 6.1.2 变量度量 |
| 6.2 单位根检验与描述性分析 |
| 6.2.1 面板单位根检验 |
| 6.2.2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全样本实证分析 |
| 6.3.2 分地区实证分析 |
| 6.3.3 分时段实证分析 |
| 6.3.4 分地区分时段实证分析 |
| 6.4 本章研究结论 |
| 7 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
| 7.1 房地产投资空间溢出效应 |
| 7.2 计量模型设定和变量度量 |
| 7.2.1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度量 |
| 7.3 单位根检验和描述性分析 |
| 7.3.1 面板单位根检验 |
| 7.3.2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7.4 实证分析 |
| 7.4.1 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面板空间效应 |
| 7.4.2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研究结论 |
| 8 结论、建议和研究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3 研究不足 |
| 8.4 研究展望 |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谈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双重拉动（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D]. 王薇. 吉林大学, 2021(01)
- [2]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黄志. 四川大学, 2021(12)
- [3]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D]. 董雪. 吉林大学, 2021(01)
- [4]中国经济金融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研究[D]. 吴金燕.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5]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刘岩. 吉林大学, 2020(03)
- [6]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D]. 笪玲. 西南民族大学, 2020(12)
- [7]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预期冲击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D]. 张龙. 吉林大学, 2020(08)
- [8]人工智能、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改善：资本结构优化的视角[J]. 林晨,陈小亮,陈伟泽,陈彦斌. 中国工业经济, 2020(02)
- [9]东北地区经济结构的增长效应研究[D]. 贾占华.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10]中国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规模差异、区域差异及空间溢出效应视角[D]. 景刚.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