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福建农垦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创新(论文文献综述)
罗慧[1](2021)在《中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粮食生产技术进步是国家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更是加快国家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决定性力量。当前,我国粮食安全目标已从单一的数量安全向多元目标转变,这就要求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方式和路径必须做出战略性调整,才能有效地应对粮食生产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什么样的粮食生产技术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和时代特征,更符合新时代粮食安全观的需要?回答这一问题的前提是对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历史演进有一个科学的把握,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究竟呈现怎样的演进特征和内在机制,以往的研究忽略了哪些问题。新时代背景下,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演进又会呈现哪些规律。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基于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和要素错配理论,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进行探析,主要的研究内容和结论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在构建“历史情境—制度框架—激励机制—技术选择”情境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经历了跨越式技术进步(1978-1985年和2012年以后)和递进式技术进步(1985-2011年)两种变化节奏。跨越式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制度激励所引发的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型。递进式技术进步主要依靠单一要素技术进步的推动。从要素组合的演进变化来看,对我国粮食生产起到明显推动作用的单一技术进步先后是育种技术、肥料相关技术和机械技术。技术进步路径的演进呈现“制度激励→技术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形成新要素组合”的逻辑。演进的内在机制主要有:技术进步路径演进的动力主线是激发要素活力,分析主线是技术成本与收益的对比,波动强度取决于宏微观目标匹配度。第二,在放松要素配置最优的假设条件下,采用超越对数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算得到,在考虑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的情况下,2000-2018年我国粮食作物的广义技术进步率平均为1.7%。6种粮食作物的测算结果分别是:中籼稻(2.72%)、小麦(2.45%)、粳稻(1.73%)、早籼稻(1.27%)、晚籼稻(1.07%)和玉米(0.97%)。进入新时代以来,广义技术进步率的波动趋于平缓,狭义技术进步仍是推动我国粮食生产的主要动力。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个地区粮食作物的生产技术进步呈现弱偏向性,主要偏向使用机械技术、(使用或节约)育种技术。从要素错配指数的测算结果来看,粮食生产中大部分要素配置处于过度投入状态。第三,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为例,在不考虑要素配置效率的情况下,集体组织统一经营的农地配置模式的广义技术进步率高于家庭承包分散经营模式,且前者的农地配置效率高于后者,但是家庭分散经营模式的技术效率表现更优。基于研究发现,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加强农业补贴政策的精准化,挖掘生产技术潜能;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保障机制,提升科技创新质量;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减少灾害对技术进步的冲击;激发农业金融市场的活力,优化农业资源配置;充分发挥集体组织的统筹优势,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
柴青宇[2](2021)在《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及其路径选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领域先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经营权流转和免除农业税等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使农产品产量迅速增长,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转变为总量平衡、丰年有余。但是,我国依然面对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农业资源环境持续恶化、农民收益与农业经济增长不同步等问题。为此,2015至2019年中央连续五年下发一号文件部署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问题,在国家层面陆续推出18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配套支持政策,从人才、资金、土地、税收等多维度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以促进农村产业融合主体和新业态的多元化,使农民从产业链中分享更多收益。进一步提升农村产业融合水平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促进产业兴旺、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途径和手段。黑龙江省粮食产量连续10年稳居全国第一,年产量已突破750亿公斤,是名副其实的农业大省,但黑龙江省却一直未能成为农业强省。农产品加工增值率偏低、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难题一直困扰着黑龙江省农村经济的发展。为此,研究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问题具有针对性和典型性。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模式、路径和历程可为我国其它地区农村产业融合提供有力的借鉴,对于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着重研究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及路径选择问题,探析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的理论支撑、融合模式、融合水平、障碍因素、发展路径、制度供给等一系列命题。首先,通过对产业融合核心概念的界定与辨析,以及对产业融合的基础、驱动力等相关理论的综析,构建出本文研究所需的理论参照系,并在理论层面上确定产业融合路径选择所涉及的相关要素。其次,本文从定性及定量两个视角对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程度进行测度与评价。根据对全省13个地市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实践调查的结果,通过实际案例分析,研究黑龙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现存模式及主要问题。定量研究方面,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方法,在明确农村产业融合测量指标体系构建原则的基础上,选取了 20个反映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度量指标,构建出农村产业融合测量指标体系,对黑龙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再次,本文结合黑龙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现状及水平,运用障碍分析模型测量出制约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并厘清导致障碍出现的主要矛盾。然后明确黑龙江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思路、原则、目标,从理论层面锁定黑龙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选择。为使路径的可操作性更强,本文结合黑龙江省农村一、二、三产业发展的实际,从实际层面对路径进行具体的现实选择。最后,本文从农村产业融合的实现主体之一——政府的角度出发,从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合作领域、优化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要素、加强农村产业融合基础设施建设和强化农村产业融合政府服务职能等宏观层面提出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
王福军[3](2021)在《黑龙江优秀精神研究》文中认为黑龙江优秀精神是一种崇高的文化思想,是黑龙江人民在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精神产物。它体现了黑龙江人民坚定的理想信念、优良的政治品格、优秀的文化传承、良好的精神风貌和执着的价值追求,是一系列优秀精神的整体体现和智慧结晶。包括黑龙江人民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所形成的东北抗联精神,在开发建设北大荒苦难而壮丽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北大荒精神,在大庆油田大会战艰难险阻的条件下创造的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在黑龙江革命、开发、建设等各个历史时期所形成的闯关东精神、东北小延安精神、大兴安岭精神、马恒昌小组精神、马永顺精神、哈尔滨城市精神、抗疫精神等共同构成了具有黑龙江地域特色的精神资源体系。这些精神在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慢慢的成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重要内容,成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文化精神产物。当前,我国已开启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的新征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首要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指明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前进方向。为此,加强对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研究,充分认识和把握其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总结和提炼基本特征和时代价值,探索弘扬培育黑龙江优秀精神的路径和方法,对于构筑中国精神、汇聚中国力量、展现中国价值,推动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奋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一共分为六章内容。第一章主要讲的是课题研究的背景,课题研究的目的及意义,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研究现状,阐述相关核心概念,概括相关研究内容,阐明课题研究的方法、思路和创新之处;第二章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论述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形成基础,对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溯源进行梳理总结;第三章对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具体体现作了深刻阐释。在此基础上凝练和升华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科学内涵;第四章系统分析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功能,精准把握黑龙江优秀精神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为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弘扬和培育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第五章通过对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的论述,强化黑龙江优秀精神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引领;第六章通过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理论分析,全面论证弘扬和培育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深刻阐明弘扬和培育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基本原则,在借鉴他人成果的基础上,深入阐述弘扬和培育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基本路径。文章试图从新的内容、新的思路、新的视角对黑龙江优秀精神产生、发展和弘扬进行必要研究,目的是将黑龙江优秀精神理论研究不断深化,为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弘扬与培育提供新思路、新方法和新策略。将黑龙江优秀精神内化为龙江振兴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张冬[4](2020)在《社会主义的想象与实践 ——北大荒文学生产研究》文中认为“北大荒文学”既是一个有着独特历史、地理、人文内涵的区域文学现象,又是深度参与共和国文学发生发展历程与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和文化体系构建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学活动。简言之,北大荒文学既在空间意义上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在历史意义上毫无疑问地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发生和发展的生成性要素。建国不久,十万转业官兵刚下战场即开赴北大荒,从战争到建设,这本身就带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天辟地的象征意味;而此后北大荒社会主义大农场的建设,经过与其同步的文学生产的形象加工,迅速成为全国人民想象社会主义中国的重要资源。新时期伊始,北大荒文学又以知青文学等别样的姿态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变革和思想革新,同样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书写。上世纪90年代之后,在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社会大转型中,北大荒文学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相对沉寂下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走向深化阶段,更为复杂的历史语境和更为艰巨的历史任务,使人们对于文学的社会使命与自身品格,对于社会主义文学实践的经验,都展开了更为辩证和富有历史性的思考。如何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思考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路径,如何应对当下文学和文化变局中的难题,如何重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尤其是新时期以前的三十年文学经验及其变革,俨然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及其理论研究的紧要课题。这在相当程度上需要我们走出相对窄闭的纯文学迷思,在社会结构中重新理解和建构文学的历史功能和人文价值。毫无疑问,新世纪以来文学生产的巨变,尤其是网络文学以及更多新媒介文化形态的出现,都明白地告诉人们,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学生态和文化格局已经或正在展开,在新的互联网媒介资本已经占据大部文学市场份额,而新的总体性前景未明的时刻,重新回顾、梳理北大荒的文学生产,分析、反思这一带有明确总体性意识的文学生态,自然就具有浓厚的当下性。北大荒文学生产是由人民群众的文艺实践推进,并得到社会主义大农场这一典型社会主义集体倡导和推动的文学事业,简言之,是典型的带有社会主义制度实践性质的人民文学的生产。就此来说,始终内在于新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北大荒文学,以其与民族文化、国家发展路径及命运的息息相关,以其制度探索和话语实践与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构建的紧密关联,而在当下显示出重要的参照意义。论文第一章从总体上简要缕述了北大荒的人文历史特征,阐明北大荒开发的历史沿革及其在国家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意义,以此来阐明北大荒文学生产的历史与人文基质。作为论文写作的理论方法,文学生产相关理论的梳理也在这一部分进行了简要回溯,基于这一理论出发点,本文阐明了北大荒文学生产的概念内涵及其性质。论文第二章从北大荒时空场域的社会主义想象及北大荒文学生产的意象与意向性展开,指出北大荒文学生产是通过将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内容图景化、意象化,以“解放”“平等”“开创”的社会主义想象完成自身的意向表达,并由此而参与特定社会关系形态的书写和塑造。着重强调北大荒文学与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和文化事业之间的密切关系,特别提出北大荒文学的社会主义想象与书写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探索的文学生产制度性实践的意义。论文第三章着重从制度设计、媒介、社团与文艺活动几个层面,对北大荒文学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生产制度实践的探索与经验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总结和分析。论文从不同时期、不同层面的文学政策、规划、制度入手,整理分析了各类相关的报刊杂志,并对涉及文学社团的组建、征文、研讨等各类文学活动的历史文献进行了考察,以更清晰、更全面地总结北大荒文学生产,为进一步分析北大荒文学生产的主体、内容、自身定位、艺术传播以及潜在问题等奠定基础。论文第四章探讨了北大荒作家群体不同构成部分在文学实践中身份意识的调整、转换和认同,对作家队伍的来源、性质以及生成过程等方面进行了考察,揭示出北大荒作家队伍结构肌理的复杂性,指出了老作家的分化与移位、新作者的成长与培养,同时阐述了群众作者群体的生成和壮大。北大荒文学的作家群虽有内部分殊,但更有意识与记忆的共相。论文第五章从具体的文学文本出发,寻绎北大荒文学作品社会主义想象与话语实践的表征方式,论述北大荒文学生产语境下的作家和作品特征。着重阐述北大荒文学作品将客观现实和观念现实揉合到文学生产之中,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寻找平衡,以此为基础,北大荒文学作品展开了它的三重面相,即客观现实与观念现实的互文、独特伦理风物的外化和意识形态的美学生产。论文第六章在总结社会主义阶段性完成及北大荒文学生产经验与成果的同时,客观分析了北大荒文学生产在不同时代特别是后革命时代的坚守与重生的语境中面临的现状,指出潜流化的现实,并试图发现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将北大荒文学生产置于多元现代性的语境之中,探索其在失位和复位之间寻求突围的途径。
刘君[5](2020)在《上海生生牧场发展变迁研究(1929-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29年,在南京国民政府鼓励创办企业,颁布《公司法》、《工厂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传入中国半个多世纪的乳业的本土化渐趋完成的时代背景之下,沈九成因个人际遇创办生生牧场。在5年左右的时间里,生生牧场便发展为近代上海最大的华商牛乳场。自1929年至1949年的20年时间里,在生生牧场的发展变迁中,其经理凡四变。据此,生生牧场20年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是1929年至1933年,由沈九成的长子沈鹏程担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创办和初步发展期;二是1933年至1940年,沈九成出走三友实业社后,自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快速发展期;三是1940年至1946年,由沈九成的三子沈万灵担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调整期;四是1946年至1949年,生生牧场被中国国民党的中央信托局接收,为生生牧场的衰退期。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生生牧场的发展战略和销售战略均有所不同。1929年至1933年,生生牧场初始创办,奶牛的采购、员工的招聘、土地的租赁,以及生产设备的买入,奠定了生生牧场营业及发展的基础。此一时期,生生牧场通过文化濡化、竞争者定位、与三友实业社合作等销售方法,将企业的新鲜牛奶消费群体牢牢固定在社会上层人士之中。1933年,沈九成接掌生生牧场之后,通过产品结构的调整、销售模式的扩大、以及制定灵活的销售策略,使生生牧场的规模快速增长,其消费者群体由社会上层人士逐渐向社会中层人士下移。但是,随着日寇的入侵、上海的沦陷,生生牧场的销售规模因日伪政府的配给制度而萎缩。1940年8月24日,沈九成被绑架之后,将生生牧场交由三子沈万灵经营。沈万灵在艰难困苦的沦陷时期,调整生生牧场的销售战略,以生生牧场的“A”字消毒牛乳只为社会上层人士提供。这一销售战略的调整,维持了生生牧场在日伪时期的艰难生存。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企业员工联合国民党的战后接收人员,诬告沈九成、沈万灵为汉奸。生生牧场因此被中央信托局接收。在中央信托局管理上海生生牧场时期,其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多方干扰,不断萎缩,使得生生牧场走向衰落。基于对生生牧场1929至1949年间四个时期生产销售活动的研究,从微观的视角展现了近代的企业发展与社会环境变迁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一方面,牛奶的消费人群从社会上层人士扩展至社会中上层人士,又因为社会环境的变迁上移至社会上层人士。物的社会生命史,不仅是一个经济关系,还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制约。另一方面,企业的生产销售活动,需要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的保障。经营自由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是企业生产销售活动能否正常展开的必要条件。生生牧场的发展历程,是近代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时期经济增长和经济衰落的见证。
丁璐扬[6](2020)在《农业科研机构科技资源错配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加强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扩大对特色优势农产品覆盖范围,面向农业全产业链配置农业科技资源。经济社会双重转型背景下我国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面临新的挑战,依靠要素投入的数量型增长越来越不可持续,农业增长动能不断衰减,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是结构性问题。由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存在,农业科技资源配置体系逐渐僵化,农业科技发展的市场规律被忽视,农业科技资源供需严重脱节,农业科技生产效率受到严重影响,农业科技资源存在严重的错配,农业科技产出缺口明显。基于此,本研究从农业科技资源错配入手,分析我国农业科技财力、人力资源错配程度,计算由于农业科技资源错配带来的农业科技资源产出的损失、配置效率的损失,进一步分析农业科技资源错配影响因素,探究配置农业科技资源的有效路径,以期提升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本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科技资源、资源错配、科技资源错配、农业科技资源配置结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性的梳理,对新经济增长理论、资源错配理论、结构均衡理论进行阐述,描述性分析中国农业科技资源投入与产出现状。第二部分,基于资源错配理论,构建农业科技资源错配测度模型,对中国农业科技资源错配程度的差异性进行分析,深入剖析中国总体农业科技资源错配导致的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损失、行业间农业科技资源错配导致的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损失,隶属单位间农业科技资源错配导致的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损失,区域间农业科技资源错配导致的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损失,行业间、隶属单位间、区域间农业科技人力资源与农业科技财力资源的投入扭曲程度、以及各省份的投入扭曲程度及聚类特征。第三部分,基于资源错配理论,构建农业科技产出缺口模型,测算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农业科技产出缺口,比较农业科技人财力资源、农业科技人力资源错配对农业科技产出的拉动作用。第四部分,通过构建农业科技资源错配影响因素回归模型,运用采用自变量对滞后一期因变量回归方法,对不同地区农业科技资源错配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了解各因素对农业科技资源错配影响作用的差异,并进一步分析了农业科技财力资源、农业科技人力资源错配的影响因素。
刘春晓[7](2019)在《农业高校与农垦企业产学研协同育人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对农业人才的实践应用、科学研究和创新能力的要求更高。结合未来农业的发展趋势,传统农业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与社会生产实际存在差距,不适应新时代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垦企业是我国现代化大农业的示范区,也是我国农业领域的“大粮仓”“大粮商“和“大厨房”。农业高校与农垦企业产学研协同育人提高了农业高校与农垦企业的人才、技术和科研工作的精准对接;提升了农业高校的育人质量;提升了农垦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因此,与农垦企业产学研协同育人对我国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具有典型意义。研究运用文献法、比较法和案例分析法,在国内外研究现状中着重对美国、德国和加拿大校企协同育人模式的优缺点进行归纳对比和分析。通过追溯我国农业高校与农垦企业产学研协同育人的发展历史,深入了解农业高校与农垦企业产学研协同育人的发展情况并发现问题。依据系统论、协同论和战略联盟理论,借鉴国外校企协同育人经验,建立了产学研“三元协同”育人框架体系、农业“全产业链”协同育人模式,提出了农业高校与农垦企业产学研协同育人网络平台建设的思路。对农业高校与农垦企业未来产学研协同育人的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和保障措施。
张小星[8](2019)在《“车站关联地区”视角下广州三大铁路客站地区空间发展模式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火车站与其周边地区相互关系的研究在国内外都是既古老又新鲜的话题,原因要归结于铁路是最重要的陆路交通方式之一,一直深刻地影响、改变、重塑着世界的版图、空间、文化、经济等方方面面。铁路在中国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发展,尤其在新世纪进入高速铁路时代以来,中国已经引领了世界高速铁路的发展,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格局铺垫了坚实的基础。而火车站是铁路运输系统的重要枢纽和节点,也是城市与区域经由铁路相互连接的重要节点和界面,对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其周边地区的地域空间范围内更显突出,这正构成了火车站与其周边地区相互关系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的直接原因。新时期以来中国高铁客站地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更凸显了这一命题的战略性意义。在对现有的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实证案例中的基本事实和现象以及“车站在地区发展中的角色与作用”的主要线索,本文首先提出了“车站关联地区”的概念设想及研究视角,对其与“车站地区”概念原型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辨析并希望在实证分析中得以检验。研究提出了“车站关联地区”空间演化的实证研究分析思路及“车站关联地区”与“车站地区”空间开发的规范研究分析思路。据此以广州“三站”地区案例为对象展开讨论。论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论,是对论文研究的意义、内容、方法和相关概念进行阐述。第二章铁路与城市互动影响下的广州“三站”,从铁路与城市互动、演变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广州“三站”的选址是铁路与城市双方协调、博弈的结果,以及“三站”成为城市功能布局、空间结构演变的重要支点及重要引导因素。第三章广州站关联地区的空间演化及其内在机制分析,在界定“广州站关联地区”空间范围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关联地区”土地利用的演变、功能业态的主要特征及空间形态的演变,并解析了“关联地区”空间演化的内在机制。第四章广州东站关联地区的空间演化及其内在机制分析,与第三章的分析方法类似,本章亦在界定“广州东站关联地区”空间范围的基础上,实证分析其土地利用的演变、功能业态的主要特征及空间形态的演变,并解析其空间演化的内在机制。第五章广州南站新城空间开发的现状及其发展建议,在广州“两站”关联地区案例以及国内外高铁客站地区案例经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广州南站新城”及“广州南站关联地区”空间发展的机遇、挑战分析,以此展望地区未来的发展。第六章车站地区空间发展的格局、过程与机制解析,在广州“三站”地区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解析了车站地区空间发展的格局、过程及其机制,即车站角色的演变、空间的演变、要素驱动的作用机理及“站-城”关系的本质。本文是基于广州“三站”地区案例的个案研究,在实证和规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相关研究的分析框架。同时以个案研究为基础,结合国内外案例尤其是与相关经典理论模型的比较分析,从而探讨车站地区问题的个性与共性。分析结果显示“车站关联地区”的研究视角具有较好的适用性,相关结论也将为“车站地区”的城市更新以及空间开发实践提供参考和指导,同时也可以引发我们更好地审视“车站”与“城市”相互关系的再思考。
黄凡[9](2019)在《云南河口农垦的政治功能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屯垦戍边作为一项保卫边疆、发展边疆的治理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中国农垦事业在不同的农垦思想指导下经历近70年的发展,目前业已成为中国农业经济中的重要部分,为祖国开荒建设、边疆治理、国家物资安全等方面做出重大贡献。伴随全国农垦的改革和中越关系的波动,河口农垦的经营体制、管理机制和社区结构日趋完善,促使政治功能发生变迁,内涵得到多元发展。河口农垦六十余年的改革和发展历程可以分作三个阶段,各阶段有效发挥了保障政权合法性、边疆政治社会化和地方治理平衡等方面的功能。作为国有边疆垦区,河口农垦的政治功能有所演变。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河口农垦通过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建设,实现了促进生产力流动、完成国家边防布局、建立国家权力机制,夯实政权稳定的功能。八、九十年代河口农垦在改革开放背景下,逐步完善管理系统,有效保障天然橡胶物资安全,支援对越战备力量,进一步嵌入地方社会,强化国家认同。二十一世纪以来传统意义上的戍边职责由专业化的军政组织承担,河口农垦围绕农垦改革,协调其政治性和市场化冲突,规范垦地关系,统筹场群发展,调试国家权力运作矛盾。农垦的发展也是农垦政治功能的变迁。河口农垦的政治定位是丰富的,也是动态的。它不仅仅是稳定橡胶、保障河口经济安全的国有企业,也是完成国家边疆安全格局,维护国家边疆利益的政治载体,更是保障地方民生、带领河口经济发展的地方管理组织。河口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使农垦最早履行着国防戍边使命、肩负着天然橡胶生产的政治任务,在不断融入地方建设中传输国家意志和国家权力,新时代的河口农垦应在坚定新型政治功能的基础上实现农垦的转型,在构建边疆屯垦事业与国家安全长效机制愿景下充分发挥政治功能。
卫平光[10](2019)在《全面抗战时期江西难民移垦研究》文中提出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中国大片国土,大量难民自战区逃出,汇聚后方各大城市和交通线,不仅给脆弱的战时经济造成巨大压力,也给本已混乱不堪的社会秩序带来冲击。难民在逃亡过程中,因战争、饥饿、疾病等造成的伤亡不计其数。与此同时,战争导致中国工农业生产下滑,军糈民食发生严重困难。救济难民、发展生产,是收拢人心,鼓舞士气,共同抗敌的需要。国民政府迅速对难民实施救济,协助其撤退到后方安全区域,逐步确立“寓救济于生产”的方针,安排难民从事各种生产事业,以促使难民尽快自给自足,减少消耗。在众多救济难民的措施中,难民移垦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设计。战时中国工业不甚发达,荒地比比皆是。比较而言,垦荒无需特殊技能,能容纳大量人口,且农耕生活也更加稳定持久。国民政府为从根本上解决难民生活问题,确定以垦荒为配置难民的中心工作。1938年10月15日,国民政府颁布《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战时难民移垦事业正式启动。行政院指定中央振济委员会、经济部、内政部、财政部组成“中央主管垦务机关”,负责移送难民垦荒。“中央主管垦务机关”一方面制订政策法规,直接筹设国营垦区,移送难民垦荒;另一方面督导各省政府和社会团体参与其中。国营垦区制度是国民政府为救济难民,在总结我国历史上屯垦制度基础上,参考苏联集体农场的做法,创立的新型垦殖经营模式。为了协助难民发展生产,国民政府给予移垦难民许多特殊的优待政策,比如提供大量生产和生活资金。其中,生活费为无息贷款,生产费为长期的低息贷款;移垦难民免除3年兵役;垦民将所分配荒地开垦后,取得永久耕作权,免交土地税5-8年,等等。在国民政府的鼓励和督促下,难民移垦事业迅速发展,形成了国营、省营和民营三种经营模式。国营垦场由国民政府主办,省营垦场由各省政府主办,两者统称公营垦场,资金由政府统筹。民营垦场由难民组织、慈善团体或者农业公司等主办,资金主要靠自筹解决。江西难民移垦起步较早,组织有序,成效显着。1938年7月,江西省政府成立垦务处,负责江西难民移垦工作。省垦务处主要在荒地面积较大区域筹设垦场(省营垦场),以便集中安置难民,实施规模经营。省营垦场采取集团农场制经营,其特征是土地公有、共同生产、合作经营、共同分配。集团农场制是一种集体生产和合作经营相结合的新型生产经营模式,目的在于发挥大规模集团化生产的优势,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集团农场制有合耕制和分耕制两种模式,省垦务处初期采用集团合耕制,后因弊端较多而改为集团分耕制。在督促垦区生产的同时,省垦务处还在各垦场设立诊所,筹办垦民学校,训练垦民壮丁,建立垦区防卫武装。省垦务处通过改变垦民落后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激发垦民的民族国家观念和抗日情绪,提高垦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垦民的生活环境。江西有大量零星荒地因不适合筹设垦场而闲置,省垦务处也无力将所有符合条件的难民全部组织垦荒。为此,省振济会选择部分符合条件的难民,移送各县开垦零星荒地。省振济会所举办难民移垦以分散垦殖为原则,不集中设立垦场,不成立专门管理机关,难民编入各区乡镇保甲管理。江西难民零块垦殖主要由省振济会负责实施,省垦务处负责技术指导,各县政府负责荒地勘查、划拨、垦民管理和给养筹措。与此同时,各难民组织和民间慈善团体也陆续组织难民垦荒自救。民间团体移送难民垦荒,须向省垦务处登记,接受省垦务处的管理和指导。自1942年起,垦务被列为江西地方自治要政,垦殖事业的发展开始同地方行政系统相扣合,运用行政力量普遍推动。省营垦场从初期的快速扩张,逐渐进入到巩固发展阶段,不再大规模招收难民,垦务转而以利用民间资本普遍推行为原则,民营垦殖事业发展迅速。这其中,由中国红十字会国际救济委员会发起成立的战区难民移殖协会,移送了数千难民到江西垦荒,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是战时江西最大的民营垦殖团体。民营垦殖虽然数量较多,但大多规模狭小。由于得不到政府的经费和技术支持,加上自身管理不善,民营垦殖场大多困难重重。国营垦务方面,“中央主管垦务机关”是一个多部门联合的协调议事机构,因事权不专,成立两年多仅在陕西设立国营垦区两处,安置难民2万人左右。鉴于农业对于抗战建国至关重要,国民政府于1940年成立农林部,以发展农业生产。1941年初,农林部设立垦务总局,负责战时垦务行政,全国难民移垦事业自此划归垦务总局办理,国营垦务自此得到快速推进。垦务总局首先在江西安福县设立国营垦区一处,招收难民垦荒。此外,垦务总局还陆续在四川、甘肃、西康、河南、福建等省设立国营垦区,移送难民开垦荒地。国营垦区有固定的经费预算和较好的人才、技术力量,大多发展较快,多数垦民在经过一两年耕作后,陆续自给自足,实现预定救济的目标。随着战局趋稳,难民潮开始回落,难民移垦不再是政府垦务工作的重心。1945年初,国民政府为节省经费,支持抗战,将农林部垦务总局及所属各国营垦区全部裁撤,垦务移交地方政府办理。抗战胜利后,政府不再给予移垦难民特殊优待,难民垦场与普通垦场并无二致,垦民见家乡收复,大多弃垦返乡。省垦务处只得对各垦场进行归并调整,以图维持,难民移垦事业无形结束。总计抗战时期,省垦务处共设立垦场61个,招收难民1.6万余人,开垦荒地7万余亩,生产稻谷80余万石。省垦务处督导、协助成立民营垦殖团体125个,移垦难民1.9万余人,开垦荒地11万余亩。农林部在江西安福垦区设立垦场9个,招收垦民4 400余人,开垦荒地1.8万余亩。难民移垦兼具救济难民和发展生产的双重目的,是一项十分积极有效的政策。但在实施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国民政府未能有效处理好相关方的权力和利益划分,遭到了基层社会的不同程度的抵制,对垦务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地方政府强令垦民编入地方保甲组织,遭到垦民和垦务机关的一致反对。地方政府和垦务机关为此展开的持久争论,实质上是对垦区管辖权的争夺。垦民编入地方保甲后,优待措施不能执行,利益受到损害,阻碍垦务发展。垦民与土着人民之间因土地、水权、林权等问题产生的矛盾,加深了土客之间的猜忌与对抗,地方势力阻垦排外之风不断。在垦场内部,各垦场管理员掌管经济大权,部分垦场管理员经常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侵犯垦民权利,造成垦务管理人员与垦民关系的紧张。省垦务处对此既缺乏有效监督,又处置不力,导致违法乱纪现象蔓延。如此种种,恶化了垦区的社会生态,垦民因谋生不易,陆续退垦或潜逃。在国民政府“救济难民、发展生产、抗战建国”宏大目标下,移垦各方权力和利益格局的差异,导致矛盾和冲突的发生,而垦务机关和垦民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在这场博弈中的不利结局。难民移垦政策在施行过程中屡遭基层社会的抵制和曲解,造成了政策的扭曲和变形,显示了民国基层政治与社会的混乱。国民政府为实施难民移垦,建立了科层化的垦务管理体系,首创公营垦区制度(国营和省营垦区),并在垦区实行集团耕作制和贷款制,在土地政策、兵役政策、租税政策和农业生产经营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许多重要的改革。公营垦区制度的创立,是国民政府在农业生产经营方面重要的制度创新,推动了民国农业现代化的转型。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下,国民政府难民移垦的组织、实施和管理仍能恪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和原则,值得肯定。当然,受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限制,垦荒所能救济的难民数量有限。在实现从“难民——垦民——居民”转化的过程中,受旧有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环境的制约,垦务政策的推行遭遇诸多障碍,移垦难民屡屡弃垦他去,江西省政府力图通过难民移垦调节人口分布的目的并未完全达到。总之,战时难民移垦政策的推行,救济了部分难民,推动了垦殖事业的发展,为社会救济探索了一条积极可行的道路,更为争取抗战胜利贡献了积极力量。
二、福建农垦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创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福建农垦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问题提出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 |
1.4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概念界定、文献综述与一般分析框架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2.1.1 粮食生产技术与技术进步 |
2.1.2 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 |
2.1.3 粮食生产要素及其最优配置 |
2.1.4 粮食安全涵义的演变 |
2.2 文献综述 |
2.2.1 技术进步及其路径选择理论溯源 |
2.2.2 农业技术进步路径研究的文献综述 |
2.3 一般分析框架 |
第三章 农业技术进步与中国粮食生产能力发展 |
3.1 农业技术进步对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
3.1.1 促进粮食总产量跨越式发展以及单产大幅度提高 |
3.1.2 促进粮食优质化以及粮食生产区域的新格局 |
3.1.3 为粮食生产提供物质技术支撑 |
3.1.4 促进种粮技术的提高和生产管理方式的改进 |
3.1.5 促进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
3.2 支撑我国粮食发展的主要农业技术进步 |
3.2.1 育种技术的进步 |
3.2.2 栽培技术与耕作制度的改进 |
3.2.3 地力改善技术的进步 |
3.2.4 病虫草鼠害综合防治技术的进步 |
3.2.5 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
3.2.6 粮食作物种植结构的优化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变迁之路 |
4.1 数据说明及其特征表现 |
4.1.1 数据处理及说明 |
4.1.2 数据变化特征 |
4.2 中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的演进分析 |
4.2.1 情境分析框架构建 |
4.2.2 粮食生产技术的外部情境演变 |
4.2.3 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的情境分析 |
4.2.4 主要粮食作物品种的变更历程 |
4.3 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的演进特征 |
4.4 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演进的内在机制 |
4.4.1 技术进步路径的动力主线是激发要素活力 |
4.4.2 技术进步路径的波动强度取决于宏观目标和微观目标的匹配度 |
4.4.3 技术进步路径的分析主线取决于技术成本与技术收益的对比 |
4.5 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存在的问题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新世纪以来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演进规律 |
5.1 本章相关理论基础及研究框架 |
5.1.1 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 |
5.1.2 要素错配概念及理论回顾 |
5.1.3 本章研究框架 |
5.2 研究设计 |
5.2.1 要素错配对技术进步率影响的研究机理 |
5.2.2 基本模型设定 |
5.2.3 广义技术进步率(TFP增长率)的分解 |
5.2.4 偏向性技术进步指数的测定方法 |
5.2.5 要素错配指数测定方法 |
5.3 数据处理和假设检验 |
5.3.1 数据收集和处理 |
5.3.2 假设检验与估计结果 |
5.4 生产要素及其产出弹性分析 |
5.4.1 平均要素投入产出弹性分析 |
5.4.2 要素投入产出弹性变化趋势 |
5.5 粮食生产的偏向性技术进步的时空演进规律 |
5.5.1 要素偏向性技术进步指数的时空演进特征 |
5.5.2 粮食偏向性技术进步率的变化趋势 |
5.6 粮食作物要素错配指数的时空测度 |
5.6.1 要素错配时序变化特征 |
5.6.2 要素错配空间异质特征 |
5.7 粮食作物广义技术进步的时空演进规律 |
5.8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要素错配、偏向性技术进步和广义技术进步的扩展讨论 |
6.1 粮食广义技术进步率的整体表现 |
6.2 要素错配指数与偏向性技术进步指数对比分析 |
第七章 农地配置与粮食生产的技术进步——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为例 |
7.1 调研点的选择及基本情况介绍 |
7.2 模型构建及数据处理 |
7.3 模型检验与估计结果 |
7.4 要素投入产出弹性对比分析 |
7.5 不同农地配置模式下技术进步状况对比分析 |
7.5.1 技术效率的对比分析 |
7.5.2 狭义技术进步状况的对比分析 |
7.5.3 广义技术进步率及其分解项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7.6 农地错配程度的对比分析 |
7.6.1 农地错配的测算方法 |
7.6.2 农地错配的程度分析 |
7.7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政策启示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
致谢 |
作者简历 |
(2)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及其路径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1.3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农村产业融合的起源与发展 |
1.2.2 农村产业融合的驱动机制研究 |
1.2.3 农村产业融合的类型模式研究 |
1.2.4 农村产业融合的测度方法研究 |
1.2.5 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路径研究 |
1.2.6 研究述评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1.4.1 研究创新 |
1.4.2 研究不足 |
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2.1 农村产业融合相关概念辨析 |
2.1.1 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现代化 |
2.1.2 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产业化 |
2.1.3 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产业融合 |
2.2 农村产业融合的内涵与特征 |
2.2.1 农村产业融合 |
2.2.2 农村产业融合模式 |
2.2.3 农村产业融合主体 |
2.2.4 农村产业融合水平 |
2.3 农村产业融合相关理论分析 |
2.3.1 分工理论 |
2.3.2 产业集群理论 |
2.3.3 交易成本理论 |
2.3.4 创新理论 |
2.3.5 农业多功能性理论 |
2.4 本章小结 |
3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现状分析 |
3.1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支撑条件 |
3.1.1 自然资源条件 |
3.1.2 社会环境条件 |
3.2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基础概况 |
3.2.1 整体发展概况 |
3.2.2 第一产业发展概况 |
3.2.3 第二产业发展概况 |
3.2.4 第三产业发展概况 |
3.3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
3.3.1 农业产业链延伸型融合模式 |
3.3.2 农业多功能拓展型融合模式 |
3.3.3 产业集聚型融合模式 |
3.3.4 科技渗透型融合模式 |
3.3.5 产业循环型融合模式 |
3.4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主体发展现状 |
3.5 本章小结 |
4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 |
4.1 测度方法的选取与原则 |
4.1.1 测度方法的研判和选取 |
4.1.2 测度指标设置原则 |
4.2 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
4.2.1 测度指标的选择 |
4.2.2 测度指标的解释 |
4.2.3 测度模型的建立 |
4.3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实证分析与评价 |
4.3.1 指标权重的确定 |
4.3.2 数据来源 |
4.3.3 测度结果及评价 |
4.4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分析 |
4.4.1 耦合关系模型 |
4.4.2 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5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与战略选择 |
5.1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路径的障碍分析 |
5.1.1 障碍分析模型 |
5.1.2 障碍度分析 |
5.1.3 障碍因子分析 |
5.1.4 障碍因素现状分析 |
5.2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面临的矛盾 |
5.2.1 产业布局与农村产业融合之间的矛盾 |
5.2.2 土地利用模式与农村产业融合之间的矛盾 |
5.2.3 融资渠道与农村产业融合之间的矛盾 |
5.2.4 农村公共服务与农村产业融合之间的矛盾 |
5.3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路径的战略选择 |
5.3.1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路、原则与目标 |
5.3.2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宏观路径选择 |
5.3.3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具体路径选择 |
5.4 本章小结 |
6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 |
6.1 农林牧渔业布局调整的路径选择 |
6.1.1 特色种植业产业带调整 |
6.1.2 畜牧养殖业布局调整 |
6.1.3 渔业产业布局调整 |
6.1.4 山特产品产业布局调整 |
6.2 农产品精深加工的路径选择 |
6.2.1 玉米精深加工 |
6.2.2 水稻精深加工 |
6.2.3 大豆精深加工 |
6.2.4 乳业精深加工 |
6.2.5 蔬菜精深加工 |
6.2.6 渔业精深加工 |
6.3 农林牧渔服务业的路径选择 |
6.3.1 培育多元化主体 |
6.3.2 加强生产主体市场信息服务 |
6.3.3 完善农业生产资料流通服务体系 |
6.3.4 构建农业生产技术综合服务体系 |
6.3.5 推进农业资源化利用服务体系 |
6.3.6 拓展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体系 |
6.4 休闲农业布局调整的路径选择 |
6.4.1 打造自然生态康养观光产业带 |
6.4.2 构建冰雪特色旅游产业体系 |
6.4.3 传承关东民俗和弘扬四大精神游 |
6.4.4 发挥沿边优势开展边境风情游 |
6.5 以信息技术渗透产业融合的路径选择 |
6.5.1 完善智慧农业信息监管系统 |
6.5.2 精准管理农业全产业链 |
6.5.3 创新农业金融保险服务 |
6.5.4 保护产业质量安全和知识产权 |
6.5.5 构建完整农业产业体系 |
6.6 以国家级试验区创新驱动产业融合的路径选择 |
6.6.1 以农产品加工贸易带动产业融合 |
6.6.2 扩大农业产业负面清单外贸易 |
6.6.3 创新涉农金融国际化服务产业 |
6.6.4 发展开放试验区农业总部经济 |
6.7 本章小结 |
7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 |
7.1 继续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合作领域 |
7.1.1 探索设立农业自由贸易试验区 |
7.1.2 构建畅通便捷的农产品贸易通道 |
7.1.3 引导国际资本进入农产品加工贸易 |
7.2 优化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资源要素 |
7.2.1 确保农村产业融合用地保障 |
7.2.2 加强财政税收政策支持 |
7.2.3 完善金融保险政策支持 |
7.2.4 强化科技与人才政策支持 |
7.3 完善农村产业融合基础设施建设 |
7.3.1 优化改造农田基础设施 |
7.3.2 搭建公共交通和信息网络 |
7.3.3 配套产业融合基本设施 |
7.3.4 综合改造提升乡村人居环境 |
7.4 强化农村产业融合政府服务职能 |
7.4.1 完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顶层设计 |
7.4.2 推动产业融合政策有效落实 |
7.4.3 加强农村产业融合示范园区建设 |
7.4.4 建立完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 |
7.5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东北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修改情况确认表 |
(3)黑龙江优秀精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的目的 |
1.2.2 研究的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1.3.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4 研究的相关概念 |
1.4.1 优秀精神 |
1.4.2 中国精神 |
1.4.3 区域精神 |
1.4.4 黑龙江优秀精神 |
1.5 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点 |
1.5.1 研究思路 |
1.5.2 研究方法 |
1.5.3 创新之处 |
2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形成基础 |
2.1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理论基础 |
2.1.1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黑龙江优秀精神的思想来源 |
2.1.2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理论支撑 |
2.1.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黑龙江优秀精神的时代引领 |
2.1.4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黑龙江优秀精神的文化根基 |
2.2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实践基础 |
2.2.1 救国图强的革命运动 |
2.2.2 开疆拓土的生产实践 |
2.2.3 艰苦卓绝的支援建设 |
2.2.4 先进人物的示范引领 |
2.3 本章小结 |
3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集中体现和科学内涵 |
3.1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集中体现 |
3.1.1 东北抗联精神 |
3.1.2 北大荒精神 |
3.1.3 大庆精神 |
3.1.4 铁人精神 |
3.1.5 大兴安岭精神 |
3.1.6 闯关东精神 |
3.1.7 其它黑龙江优秀精神 |
3.2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科学内涵 |
3.2.1 忠贞报国、勇于献身的爱国奋斗精神 |
3.2.2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 |
3.2.3 尊重科学、讲究实效的求真务实精神 |
3.2.4 自强不息、一往无前的开拓进取精神 |
3.2.5 胸怀全局、富国强民的顾全大局精神 |
3.2.6 淡泊名利、忘我工作的无私奉献精神 |
3.3 本章小结 |
4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功能 |
4.1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基本特征 |
4.1.1 鲜明的地域性 |
4.1.2 广泛的包容性 |
4.1.3 艰苦的开拓性 |
4.1.4 奉献的无私性 |
4.1.5 优秀的传承性 |
4.1.6 先进的时代性 |
4.2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主要功能 |
4.2.1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凝聚功能 |
4.2.2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激励功能 |
4.2.3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整合功能 |
4.2.4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育人功能 |
4.2.5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导向功能 |
4.3 本章小结 |
5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 |
5.1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历史地位 |
5.1.1 黑龙江优秀精神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
5.1.2 黑龙江优秀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历史发展 |
5.1.3 黑龙江优秀精神是繁荣龙江文化的内在动力 |
5.1.4 黑龙江优秀精神是促进龙江振兴的重要支撑 |
5.2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时代价值 |
5.2.1 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力量源泉 |
5.2.2 丰富和发展中国精神的时代要求 |
5.2.3 当代人民核心价值观的引领路标 |
5.2.4 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使命担当 |
5.2.5 鼓舞人民建设新龙江的精神动力 |
5.3 本章小结 |
6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弘扬和培育 |
6.1 弘扬和培育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
6.1.1 弘扬和培育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必要性 |
6.1.2 弘扬和培育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紧迫性 |
6.2 弘扬和培育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原则 |
6.2.1 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结合 |
6.2.2 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 |
6.2.3 全局性与区域性相结合 |
6.3 弘扬和培育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基本路径 |
6.3.1 推进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研究与阐释 |
6.3.2 聚焦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塑造与实践 |
6.3.3 建立黑龙江优秀精神弘扬培育机制 |
6.3.4 纳入各层级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
6.4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附件 |
(4)社会主义的想象与实践 ——北大荒文学生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起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学术价值、应用前景 |
(一)对北大荒文学的总体性研究 |
(二)对北大荒文学的微观研究 |
(三)学术价值与应用前景 |
三、论文基本结构和主要研究内容 |
四、本文的研究难点和创新点 |
(一)研究难点 |
(二)研究创新点 |
第一章 开发北大荒与北大荒文学生产 |
第一节 开发北大荒:历史与社会的透视 |
(一)北大荒的人文历史特征 |
(二)北大荒开发的阶段进程 |
(三)北大荒开发的历史意义 |
第二节 作为生产的北大荒文学 |
(一)文学作为生产 |
(二)北大荒文学生产的概念内涵 |
(三)北大荒文学生产的性质 |
第二章 北大荒文学生产与社会主义想象 |
第一节 解放、平等与开创:北大荒时空场域内的社会主义想象 |
(一)革命的浪漫理想与解放的激情 |
(二)集体劳动与身份平等 |
(三)面向未来的新世界 |
第二节 北大荒文学生产的意象与意向性 |
(一)文学的意象化与意向性 |
(二)北大荒文学的现实意象与社会意向 |
第三章 北大荒文学生产的制度性实践 |
第一节 制度设计的党性原则与去专业化写作 |
第二节 报刊杂志与文学生产空间的开辟 |
(一)《北大荒文艺》与北大荒文学的军旅气质 |
(二)《北大仓文艺》与文学作品的文化空间 |
(三)生产与生活的战歌:《农垦报》的文学副刊 |
第三节 群众性文艺活动与北大荒精神认同 |
(一)群众创作氛围的形成 |
(二)北大荒气质与北大荒精神 |
第四节 文学生产与集体主义的生成 |
第四章 北大荒作家群体的结构生成 |
第一节 结构肌理的差异性与复杂性 |
(一)北大荒作家队伍的人员构成 |
(二)作家队伍的结构重塑 |
(三)两个时期的作家队伍生产 |
第二节 分殊与共相:新老作家的发展曲线 |
(一)老作家的改造与移位 |
(二)文学生产制度下的新作家养成 |
(三)共相:意识与记忆的共同体 |
第三节 群众作者队伍与新型文学生产 |
(一)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文学生产方式 |
(二)与时事政策相呼应的文学生产 |
(三)与农场群众性文艺活动结合的生成方式 |
第五章 现实与浪漫:北大荒文学作品的三重面相 |
第一节 客观现实与观念现实的互文 |
(一)互文性概念的内涵 |
(二)北大荒文学互文性的表征与价值 |
第二节 独特伦理风物的外化:人物、结构与风格 |
(一)塑造与记录:把捉“时代新人”的典型元素 |
(二)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 |
(三)追求崇高:北大荒文学生产的美学风格 |
第三节 意识形态的美学生产 |
(一)意识形态与文学生产 |
(二)北大荒文学:美学产品的意识形态规定性 |
第六章 北大荒文学生产的经验、潜流与问题 |
第一节 社会主义想象的阶段性完成 |
(一)新社会个体自觉的文学塑造 |
(二)社会主义文化氛围的形成 |
(三)北大荒文学生产的时代效应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文艺制度的实践经验 |
第三节 潜流与暗礁:北大荒文学生产经验中的局限 |
(一)过度依赖特殊的历史语境 |
(二)平白的艺术表现方式 |
(三)刻板的政治宣传 |
第四节 后革命时代的坚守与重生 |
(一)后革命时代的新问题 |
(二)突围与重生之路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5)上海生生牧场发展变迁研究(1929-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1.1 研究目的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依据 |
1.2.1 理论依据 |
1.2.2 现实依据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3.1 近代奶业史的研究 |
1.3.2 近代农业企业史的研究 |
1.4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第二章 生生牧场的创办与生产经营的展开(1929-1933年) |
2.1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背景 |
2.1.1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个人际遇 |
2.1.2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政策背景 |
2.1.3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行业时机 |
2.2 生生牧场的创办 |
2.2.1 奶牛的采购及其生产管理 |
2.2.2 土地的租赁 |
2.2.3 员工的招聘 |
2.2.4 生产设备的买入 |
2.3 沈鹏程时期生生牧场生产经营的展开 |
2.3.1 文化濡化:形塑消费者饮食习惯的企业经营方法 |
2.3.2 横向拓展:以奶妈为竞争者定位的企业经营策略 |
2.3.3 纵向连合:与三友实业社合作的企业经营模式 |
第三章 生生牧场的迅速发展与销售规模的扩大(1933-1940年) |
3.1 沈九成接掌生生牧场的经过 |
3.1.1 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案与沈九成出走三友实业社 |
3.1.2 沈九成接掌生生牧场 |
3.2 从单一鲜奶到全面化战略:生生牧场产品结构的调整 |
3.2.1 牛奶 |
3.2.2 冰淇淋 |
3.2.3 奶油 |
3.2.4 其他乳制品 |
3.3 生生牧场的销售模式 |
3.3.1 订户模式 |
3.3.2 专卖店模式 |
3.3.3 杂货店模式 |
3.3.4 交易会模式 |
3.4 生生牧场的销售策略 |
3.4.1 药品、食品、饮品:产品的物质功能定位 |
3.4.2 “国货”:产品的政治功能定位 |
3.4.3 营养与健康:产品的社会功能定位 |
3.4.4 早餐与现代性:产品的生活方式功能定位 |
3.5 生生牧场迅速发展的原因 |
3.5.1 沈九成与穆藕初交往考证 |
3.5.2 沈九成的经营经验与企业家才能的展现 |
第四章 生生牧场销售战略的调整与等级结构的嵌入(1940-1946年) |
4.1 沈九成被绑案与沈万灵接手生生牧场 |
4.2 生生牧场生产等级的提升 |
4.2.1 上海市乳业等级制度的建立 |
4.2.2 生生牧场的质量控制与等级提升 |
4.3 生生牧场消费等级的嵌入 |
4.3.1 近代上海的社会分层与牛奶的品牌选择 |
4.3.2 生生牧场消费人群的社会结构 |
4.3.3 日伪时期生生牧场销售对象的上移 |
第五章 生生牧场的衰退与政治权力的介入(1946-1949年) |
5.1 中国国民党接收生生牧场的经过 |
5.2 中央信托局与生生牧场的衰退 |
5.2.1 中央信托局接收生生牧场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 |
5.2.2 中央信托局管理上海生生牧场时期的衰退 |
第六章 结论 |
附录 :沈九成父子年谱初编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介 |
(6)农业科研机构科技资源错配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资源错配研究综述 |
1.3.2 科技资源研究综述 |
1.3.3 农业科技资源配置研究综述 |
1.3.4 文献述评 |
1.4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论文的创新点 |
第2章 农业科技资源错配理论框架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2.1.1 科技资源 |
2.1.2 农业科技资源 |
2.1.3 农业科技资源配置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新经济增长理论 |
2.2.2 资源错配理论 |
2.2.3 一般均衡理论 |
第3章 农业科技资源投入产出结构分析 |
3.1 农业科技人力资源投入概况和结构 |
3.1.1 农业科技活动人员投入概况 |
3.1.2 农业科技活动人员投入结构 |
3.2 农业科技财力资源投入概况及结构 |
3.2.1 R&D经费内部支出概况 |
3.2.2 R&D经费内部支出结构 |
3.3 农业科技产出概况及结构 |
3.3.1 农业科技产出概况 |
3.3.2 农业科技产出结构 |
第4章 农业科技资源错配与配置效率损失 |
4.1 测算方法及数据来源 |
4.1.1 农业科技资源错配程度模型 |
4.1.2 农业科技生产函数估计 |
4.1.3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4.2 农业科技资源错配测算 |
4.2.1 行业间的农业科技资源错配测算 |
4.2.2 隶属单位间的农业科技资源错配测算 |
4.2.3 地区间的农业科技资源错配测算 |
4.2.4 不同省份农业科技资源错配程度及聚类特征 |
第5章 农业科技资源产出损失测度 |
5.1 研究设计和模型假定 |
5.1.1 农业科技资源错配导致的农业产出缺口 |
5.2 农业科技生产函数估计 |
5.2.1 农业科技生产函数 |
5.2.2 数据来源及描述统计 |
5.2.3 估计结果 |
5.3 农业科技资源产出损失分析 |
5.3.1 农业科技产出缺口估算 |
5.3.2 农业科技要素错配变动贡献 |
第6章 农业科技资源错配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6.1 研究设计和模型假定 |
6.1.1 模型的设定及变量选取 |
6.1.2 研究方法的选择 |
6.1.3 数据来源及描述 |
6.2 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 |
6.2.1 农业科技人力、财力资源错配影响因素回归结果分析 |
6.2.2 不同地区农业科技资源错配影响因素回归结果分析 |
第7章 总结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启示建议 |
7.3 研究局限性和未来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历、申请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7)农业高校与农垦企业产学研协同育人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创新点摘要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设计 |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
一、理论基础 |
(一)系统论 |
(二)协同理论 |
(三)战略联盟理论 |
二、概念界定 |
(一)农业高校 |
(二)农垦企业 |
(三)产学研协同育人 |
(四)农业全产业链 |
(五)机制 |
第二章 我国农业高校与农垦企业产学研协同育人发展历史及出现的问题 |
一、我国农业高等教育产学研发展历史脉络 |
二、我国农业高校与农垦企业协同育人历史脉络 |
三、农业高校与农垦企业产学研协同育人存在的问题 |
(一)产学研协同育人未成体系 |
(二)未形成完善的协同育人模式 |
(三)农业高校信息化建设有待改善 |
第三章 构建产学研“三元协同”育人体系 |
一、“三元协同”育人目标、原则和指导思想 |
(一)协同育人目标 |
(二)协同育人原则 |
(三)协同育人指导思想 |
二、“三元协同”育人主要内容 |
(一)“三元协同”育人合作协议 |
(二)“三元协同”组织领导机构 |
(三)“三元协同”育人沟通渠道 |
(四)“三元协同”育人机制 |
三、建立农业“全产业链”协同育人模式 |
(一)农业高校与农垦企业双方优势分析 |
(二)人才的培养理念 |
(三)人才培养方式 |
(四)人才培养制度 |
(五)质量评价体系 |
四、网络平台建设 |
(一)设计原则 |
(二)设计思路 |
(三)平台功能 |
(四)平台优点 |
第四章 农业高校与农垦企业产学研协同育人的对策与保障措施 |
一、农业高校与农垦企业协同育人的对策 |
(一)加强国家政策和育人环境的支持 |
(二)加强农业高校与农垦企业产学研政策和育人环境的支持 |
二、农业高校与农垦企业产学研协同育人的保障措施 |
(一)建立产学研“三导师”协同育人保障 |
(二)加强国家协同育人基金的支持 |
(三)建立网络协同育人软硬件设备保障 |
(四)建立产学研激励制度保障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发表文章目录 |
致谢 |
(8)“车站关联地区”视角下广州三大铁路客站地区空间发展模式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火车站与其周边地区相互关系研究的意义 |
1.1.2 案例的比较分析是火车站与其周边地区相互关系研究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
1.1.3 问题的提出:广州三大铁路客站地区作为案例研究的典型意义 |
1.2 概念界定 |
1.3 研究综述 |
1.3.1 研究对象的复杂性 |
1.3.2 相关研究综述 |
1.3.3 相关研究主要问题与不足 |
1.3.4 研究将聚焦的基本理论命题 |
1.4 研究视角 |
1.4.1 “车站关联地区”的提出及其与“车站地区”的辨析 |
1.4.2 案例比较分析方法之于“车站地区”命题的综合应用 |
1.4.3 “车站关联地区”空间演化的实证研究分析思路 |
1.4.4 “车站关联地区”、“车站地区”空间开发的规范研究分析思路 |
1.5 研究意义 |
1.5.1 理论意义 |
1.5.2 实践意义 |
1.6 研究方法 |
1.7 研究框架 |
第二章 铁路与城市互动影响下的广州“三站” |
2.1 导言 |
2.1.1 广州中心城区之铁路与城市互动演变的主要历程 |
2.1.2 广州“三站”之客运量对城市经济增长贡献的检验分析 |
2.1.3 广州“三站”是铁路与城市互动影响的主要焦点 |
2.2 广州“三站”的选址过程及其决策机制 |
2.2.1 “铁路主导”:广州站的选址、建设 |
2.2.2 “城市主导”:广州东站的选址、建设 |
2.2.3 “铁路与城市合谋”:广州南站的选址、建设 |
2.3 广州“三站”的运输功能分析 |
2.3.1 广州站的运输功能分析 |
2.3.2 广州东站的运输功能分析 |
2.3.3 广州南站的运输功能分析 |
2.4 广州“三站”对城市空间结构的主要影响 |
2.4.1 广州站是现代城市格局初步形成的重要因素 |
2.4.2 广州东站是天河城市中心区空间结构演化的重要支点 |
2.4.3 广州南站是城市“南拓”发展战略的重要“棋子”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广州站关联地区的空间演化及其内在机制分析 |
3.1 导言 |
3.2 “广州站关联地区”土地利用的演变:车站的主导作用 |
3.2.1 “前广州站时代”:城市郊区演变为城乡结合部的空间、景观格局 |
3.2.2 “一站时代”:单向分布、公服设施用地的圈层布局与旅馆用地的扩展 |
3.2.3 “两站及三站时代”:双向分布、批发市场用地主导及其成片发展 |
3.2.4 “广州站关联地区”土地利用演变的总体特征 |
3.3 “广州站关联地区”的功能业态:车站客流经济为主体走向车站诱导经济为主体 |
3.3.1 基于建筑面积数据的分析 |
3.3.2 基于邮政编码分区单元的企业数据分析 |
3.3.3 小结 |
3.4 “广州站关联地区”空间形态与交通体系的演变 |
3.4.1 空间形态:级差地租导向 |
3.4.2 交通体系:单向平面放射体系走向双向立体网格体系 |
3.5 “广州站关联地区”空间演化的总体特征及其内在机制分析 |
3.5.1 空间演化的总体特征 |
3.5.2 内在机制 |
3.5.3 车站与关联地区商贸批发业之运输联系的问卷及访谈调研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广州东站关联地区的空间演化及其内在机制分析 |
4.1 导言 |
4.2 “广州东站关联地区”土地利用的演变:车站的辅配作用 |
4.2.1 “前广州东站时代” |
4.2.2 “两站及三站时代” |
4.2.3 “广州东站关联地区”土地利用演变的总体特征 |
4.3 “广州东站关联地区”的功能业态:车站诱导经济成为主体 |
4.3.1 基于建筑面积数据的分析 |
4.3.2 基于邮政编码分区单元的企业数据分析 |
4.3.3 小结 |
4.4 “广州东站关联地区”空间形态与交通体系的演变 |
4.4.1 空间形态:城市轴线导向为主 |
4.4.2 交通体系:双向立体枢纽体系的形成 |
4.5 “广州东站关联地区”空间演化的总体特征及其内在机制分析 |
4.5.1 空间演化的总体特征 |
4.5.2 内在机制 |
4.5.3 车站与关联地区商务服务业之运输联系的问卷及访谈调研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广州南站新城空间开发的现状及其发展建议 |
5.1 导言 |
5.2 “广州南站新城”空间开发的现状 |
5.3 广州“两站”关联地区案例的总结 |
5.4 “广州南站新城”与广州“两站”关联地区的差异及其挑战 |
5.5 “广州南站新城”空间开发的主要策略 |
5.6 “广州南站新城”的愿景展望 |
5.7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广州“三站”地区空间发展的格局、过程与机制解析 |
6.1 导言 |
6.2 广州“三站”地区演绎了三种空间发展模式 |
6.3 广州“三站”规划思想演变:车站作为城市发展的“工具”属性不断增强 |
6.4 “车站关联地区”构成一种独特的城市空间类型 |
6.5 车站地区要素驱动的作用机理 |
6.6 “站-城”关系的本质是空间供给与需求的匹配 |
结论与讨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9)云南河口农垦的政治功能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1. 问题的提出 |
2. 研究意义 |
(二) 文献综述 |
1. 研究要点:农垦的政治功能相关研究 |
2. 研究热点:中国农垦变迁史相关研究 |
3. 研究扩展:家庭农场相关研究 |
4. 小结 |
(三)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四) 创新点和重点、难点之处 |
(五) 核心概念界定 |
1. 政治功能 |
2. 农垦 |
3. 国营农场 |
一、全国农垦事业的建设及其政治功能 |
(一) 农垦思想变迁 |
1. 社会主义大农业时代的屯垦思想 |
2. 改革开放阶段的农垦改革思想 |
3. 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农垦发展思想 |
(二) 农垦事业的发展 |
1. 1949-1978年的集体化屯垦格局 |
2. 1978-1991年的家庭化农场建设 |
3. 1992-2001年的农场企业化改革 |
4. 2002年以来的农垦产业化发展 |
(三) 中国农垦管理体制变迁导图 |
1. 全国农垦管理体制变迁示意图 |
2. 云南垦区管理体制变迁导图 |
3. 河口农垦变迁图 |
(四) 中国农垦的政治功能 |
1.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
2. 支援国家建设 |
3. 维护边疆稳定 |
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河口农垦与国家政权稳定 |
(一) 和平解放初期的河口社会形势 |
(二) 河口农垦的创业阶段 |
1. 管理体制 |
2. 社区结构 |
(三) 稳定:传承创业阶段的政治功能 |
1. 有组织的转化生产新生产力 |
2. 完成国家边防安全布局 |
3. 保障战略物资供给 |
4. 构建国家权力的渗透机制 |
三、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河口农垦与边疆发展 |
(一) 中越关系波动中的河口局势 |
(二) 渐进变革中的河口农垦 |
1. 管理体制 |
2. 社区结构 |
(三) 发展:结构完善阶段的政治功能 |
1. 完善农垦管理体系,补全社区职能结构 |
2. 支援河口边境国防力量,稳定边境局势 |
3. 嵌入发展带动河口现代化进程 |
4. 强化社群意识和国家认同 |
四、二十一世纪以来的河口农垦与地方治理调适 |
(一) 双边互动中的河口一体化发展 |
(二) 政企分离中的河口农垦 |
1. 管理体制 |
2. 社区结构 |
(三) 调适:政企分开阶段的政治功能 |
1. 调试资源筹措冲突促进职能转型 |
2. 规范垦地关系协调国家权力运作 |
3. 协调市场化改革和国家安全职能关系维护国家利益 |
4. 统筹场群发展,实现农垦与地方社会的共生 |
五、河口农垦政治功能的变迁逻辑 |
(一) 管理改革和亏损整治升华了农场嵌入发展能力 |
(二) 农垦经济发展更新了战略物资安全功能需求 |
(三) 中越边境安全明确了农场边防功能不可偏离 |
(四) 国家利益格局调整丰富了农垦政治功能的内涵 |
结语 |
附录: 访谈提纲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10)全面抗战时期江西难民移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综述 |
三、论述思路与分析框架 |
四、主要学术创新与不足 |
五、资料述评 |
六、概念界定及相关说明 |
第一章 战时难民移垦制度的建立 |
第一节 国民政府难民移垦政策的形成 |
一、战前中国的垦殖政策与实践 |
二、积极救济方针的确立 |
三、难民移垦的决策过程 |
第二节 江西垦务的发展背景 |
一、江西的垦殖环境 |
二、战时江西的难民救济 |
第三节 江西难民移垦制度的建立 |
一、垦务的规划与设计 |
二、垦务管理体系的建立 |
三、“委员制”和“处长制”之比较 |
第二章 寓赈于垦——难民移垦事业的发轫 |
第一节 身份的转变:从难民到垦民 |
一、垦民的选收 |
二、垦民的人口学分析 |
三、垦民的给养 |
第二节 垦殖资金的筹措与使用 |
一、垦殖资金的筹措 |
二、垦殖资金贷放与监管 |
第三节 垦场的生产与经营 |
一、荒地调查与地权清理 |
二、集团合耕制的实施 |
三、从合耕制到分耕制——垦殖经营制度的变革 |
四、省营垦场的生产绩效 |
第四节 垦区社会事业 |
一、垦民教育 |
二、医疗与卫生 |
三、垦区安全建设 |
第三章 多头并举——难民移垦的普遍推行 |
第一节 战时各县垦务的实施 |
一、地方自治与各县垦务的推动 |
二、各县难民零块垦殖 |
第二节 救济粤东难民运动 |
一、赣粤合作,共济难民 |
二、移民垦荒,救扶并举 |
三、从难民到居民:庄义刊的难民生活 |
第三节 战时江西的民营垦殖 |
一、江西民营垦殖概况 |
二、战区难民移殖协会 |
三、民营垦殖之困 |
四、江西公私营垦殖绩效 |
第四节 垦务管理之弊 |
一、南丰康都场:营私舞弊,贻误生产 |
二、吉安大白垦殖场:亏空公款,卷款潜逃 |
三、管理员张一帆:以权谋私,垦务废弛 |
四、泰和沿溪渡垦殖场:挪用公款,冒名顶替 |
五、管理员王壮飞:假公济私,杀人灭口 |
第四章 国营垦务的实施及其政策调整 |
第一节 国营垦务的实施 |
一、农林部垦务总局的成立 |
二、战时国营垦务的推行 |
第二节 江西安福垦区的筹设与发展 |
一、安福垦区的筹设 |
二、垦民选收及其困境 |
三、垦民生活重建 |
四、垦区生产与经营 |
第三节 归于沉寂——难民移垦事业的结束 |
一、战时垦务重心的转移 |
二、安福垦区接收困局 |
三、农林部垦务总局的裁撤 |
四、江西难民移垦事业的归并与调整 |
第五章 战时的国家、社会与垦民 |
第一节 保甲制度的强行移植 |
一、民国江西保甲制度的实施 |
二、难民入垦与地方保甲的矛盾 |
三、垦民“特编保甲”的实施 |
四、尘埃落定——垦民保甲问题的终结 |
第二节 土客关系及其调适 |
一、土客矛盾的产生 |
二、土客冲突下的垦民与地方社会 |
三、土客关系的调适 |
第三节 垦民弃垦及其应对 |
一、垦民弃垦原因分析 |
二、垦务机关的应对 |
结语: 战时江西难民移垦的作用、特点及其困境 |
附表 |
参考文献 |
四、福建农垦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创新(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研究[D]. 罗慧.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01)
- [2]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及其路径选择研究[D]. 柴青宇. 东北林业大学, 2021(09)
- [3]黑龙江优秀精神研究[D]. 王福军. 东北林业大学, 2021(09)
- [4]社会主义的想象与实践 ——北大荒文学生产研究[D]. 张冬.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5]上海生生牧场发展变迁研究(1929-1949)[D]. 刘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6]农业科研机构科技资源错配及影响因素研究[D]. 丁璐扬. 桂林理工大学, 2020(02)
- [7]农业高校与农垦企业产学研协同育人的研究[D]. 刘春晓. 东北石油大学, 2019(01)
- [8]“车站关联地区”视角下广州三大铁路客站地区空间发展模式的研究[D]. 张小星. 华南理工大学, 2019
- [9]云南河口农垦的政治功能变迁研究[D]. 黄凡. 云南大学, 2019(03)
- [10]全面抗战时期江西难民移垦研究[D]. 卫平光. 南京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