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论文文献综述）
赵辉[1]（2020）在《“古国时代”》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公元前4000年或稍晚至公元前2300年,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同质农业村落,随着生产力提高和社会总人口的增殖,导致了整合聚落群的政治行为,造就了"古国"的聚落形态。古国的社会演进呈现出高低参差的状态,强者不断壮大,进而迈进更高层次的王朝时代,开启了三代历史的大趋势。
徐艳兰[2]（2020）在《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旨从“中原文献之传”这一独特视角,探讨吕祖谦如何重建儒学学统。宋学的问题意识是重建内圣外王之道,而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正是对这一时代问题意识的回应。吕祖谦将传统思想之继承与时代思想之变革结合起来,走了一条以儒学学统为骨骼、以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为血脉的儒学复兴之路。这条路既有别于朱熹以天理论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建构,又迥异于陆王挺立心本体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他以“中道”作为贯穿本体世界与意义世界的方法论,又以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打通内圣与外王的关隘,使得儒学重归内圣外王的格局。此种儒学学统建构方式,对宋元明清儒学尤其是清代儒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透过吕祖谦学术地位的演变,发现宋元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学统到道统再复归注重学统的演变历程。虽然朱子以道统论为核心,以《四书》学为经典体系构建的理学得到官方认可,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核心,回归五经,统合孔孟,包举汉唐的学统论建构亦是儒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股暗流。学统与道统相角逐且学统传衍至清代而复兴。其次,吕祖谦的学术体系是围绕着儒学学统而展开的,其所得“中原文献之传”的确切含义是“儒学学统之正”。这既是与金朝争正统的产物,也是吕祖谦对儒学发展的整体性思考的结果。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总纲;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关键;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基石;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归宿,它们共同构成了吕祖谦学问之整体。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个面向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义理之学代表道统,辞章考据代表文统,经济之学代表治统。吕祖谦以学统去统合道统、文统与治统,既不割裂儒学发展的连续性又注重时代创新性,使得其中原文献之学呈现出与同时代人迥异的面貌。最后,透过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理据重建宋学,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吕祖谦在思想史、学术史以及文化史上的地位。强调内圣与外王是儒学重要的特质,也是儒学区别于道家、佛家的显着特征。修己治人、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的中原文献之学是吕祖谦学术的核心。在理学家转向内在心性修养,忽略外王事功的时代背景下,重建内圣外王之道成为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吕祖谦在儒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既是宋学建构的参与者,又是婺学开拓者,更是儒学学统建构的完成者。宋代浙东事功学派、明清实学、清代朴学、浙东史学皆深受其影响。总之,中原文献之学展现了吕祖谦博杂思想背后的系统性及其为宋元明清儒学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许宏[3]（2020）在《二里头与中原中心的形成》文中提出众所周知,中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核心地区,这一地区既孕育了辉煌灿烂的三代文明,也相继发展出秦、汉、隋、唐等统一王朝。中原中心的形成,是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大问题,自百年前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就成为考古学者致力探索的重要课题。随着考古发现的层出不穷,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既在不断深化,也仍处于探索之中。
李新伟[4]（2020）在《第一个“怪圈”——苏秉琦“大一统”思想束缚论述的新思考》文中指出一苏秉琦1997年出版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下文简称"书"）开篇就提出两个"怪圈"的着名比喻:"几十年来,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有两个怪圈:一个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一个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对于第一个怪圈,苏秉琦的描述是:"在中华大一统方面,我们习惯把汉族史看成正史,其他的就列于正史之外。于是,本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
唐由海[5]（2020）在《先秦华夏城市选址研究》文中指出中国传统营城思想的韧性活力、独特审美和哲学底色,丰富了世界城市发展历史。先秦时期的城市选址,充溢着活跃思潮和丰富实践,是中国营城传统的开启之处,但现有城市选址研究成果集中在主要王朝时期,先秦时期研究鲜有成果报道且不成体系。本文旨在通过对先秦华夏城市选址的研究,从史学角度还原先秦城市选址营建历史,从文化和技术角度挖掘先秦城市选址的基础性价值、源头价值和多元化价值,以弥补对先秦营城传统的理解不足及其价值对“华夏化”贡献的认识不足,并为现代城市规划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早期先民智慧。本文采用阶段式论述结合案例城市分析,梳理了自龙山时代到东周结束约2000余年时间内先秦华夏文明主要地域的城市选址起源、分布、流变、融合的动态历程,以综合性研究为主,并选取作为城市选址重要支撑的技术体系和哲学思想进行专项研究。研究结果揭示了先秦华夏城市选址发展历程经历“多源”发育期、“多源”到“一体”期、“一体”到“多元”期三个阶段;提出选址技术体系在先秦时期已经初步形成,并由“辨方正位的测量之术”、“城地相称的制邑之术”、“因地制宜的御水之术”、“流域治理的兴城之术”、“观星授时的节令之术”、“星象崇拜的象天之术”六方面技术构成,具有“实用理性”特点;发现城市选址受先秦哲学思想影响,并体现在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山水有情的审美观和有为无为的人地观三方面,呈现出“儒道互补”特征,“儒”“道”共同构成了进与退,巧与拙,收与放的矛盾体,形成了华夏选址传统开放、多元、深沉的思想主干和基本线索。
黄金龙[6]（2020）在《崑曲曲牌源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崑曲曲牌源流研究”课题的展开,是基於目前对崑曲曲牌源流演变中存在的问题,所做的系统回顾和整理研究,是对戏剧本体的深入探索和考证。曲牌研究是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对南北曲曲谱的整理与研究、对自上古时期到近代相关音乐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对各体音乐文学体裁文学的整理与研究等等,进而从整个中国“音乐文学“和“腔词关系”的宏观与微观视域考察崑曲曲牌的演进逻辑。本课题以通代研究角度切入,具体考察各代音乐文学与崑曲曲牌之间的源流互渗情况。第一章为“唐前古曲曲牌与崑曲曲牌之关系”。本课题对於崑曲曲牌源流的考察不仅仅把曲牌产生和发展限定为唐以後,而是力图在“前曲学时代”勾勒出一个曲牌音乐的酝酿和准备阶段,探索《诗经》、乐府等音乐文学在格律和音乐形式方面,对曲牌的产生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这也初步奠定了曲牌的文学和音乐基础。第二章为“大曲与崑曲曲牌关系论”。该章以大曲为主要考察对象,具体整理大曲源出崑曲曲牌的大致数量和基本演进方式,从而认为大曲的音乐管理方式和音乐体式,为崑曲曲牌提供了规范性和变异性的基本理念,同时也为崑曲曲牌的音乐文学来源提供了雅俗两方面的积累和雅俗融合的基本理念。第三章为“词牌与崑曲关系论”。作为崑曲曲牌的重要来源,该章主要考察“词曲递变”的文学逻辑和音乐逻辑,从而得见词与曲在宫调和格律的转化上,均有不同;其次,词法为度曲之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基础,为崑曲曲牌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和音乐素材。第四章为“北曲崑化论”。北曲和南曲始终存在着诸多文学与音乐特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宋元明清以来,以交通和地域转移流变,在东西南北之间进行了多次深入的学习、交流和渗透,构成了南北曲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文化景观。该章也在意图证明南北曲的交流互渗,是南北曲自我曲学规范建立的基础。第五章为“南戏曲牌与崑曲曲牌关系论”。本章以南戏与崑曲内部声腔的转化入手,探讨南戏与崑曲的源流问题。南戏为崑曲初步奠定了“腔格理论”和“曲牌声情论”,课题通过对南曲谱谱系的重新梳理和反思,确立了南戏和崑曲在音乐和文学倾向的雅俗倾向和曲律转变,这也进一步揭示了崑曲曲牌风格的独立发展与演变过程。第六章为“崑曲曲牌中的民间俗曲”。该章是基於曲牌源流多样性所作出的考察,具体从民间音乐、宗教音乐、边地音乐、琴曲、琴歌等角度,来全面考察崑曲与其他音乐品类之间的交流互渗状况。总体来说,本课题通过对崑曲曲牌源流的梳理可以看到:曲牌是曲牌体戏曲的重要特质,曲牌提供了戏曲的“诗、乐、演”的重要维度,具有重要的规约性和适应性。本课题对崑曲曲牌源流的考察,不仅仅是对崑曲曲牌的演唱和理论的揭櫫和指导,更重要的是力图发掘曲牌这一具体音乐形式其背後所蕴含的音乐演变逻辑,曲牌是整个中国音乐文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充分展现了中国戏曲的独特魅力。
陈晖[7]（2019）在《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冈时期中原文化向南方的扩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以长江中游为中心,西至峡江地区,东达江淮西部地区,北及淮河支流,南过长江至洞庭湖周边区域的广博地理范围为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冈时期中原文化影响下的南方地区。龙山时代晚期之前,尽管中原文化和南方地区发生着联系甚至在某些时候“侵占”了其边缘地区,南方地区仍然有着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然而到龙山时代晚期,中原地区王湾三期文化南侵打断了本地石家河文化发展进程,由此开启的中原文化向南扩张的态势经二里头阶段一直持续到二里冈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出现了以盘龙城为中心的庞大遗址群,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制度、精神等层面在很大范围内均表现出了较强的一致性,中原文化势力范围达到顶峰。本文即以中原文化向南扩张为视角,探讨这一文化过程及其背后体现的社会图景。本文第二章分三个阶段构建了南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第三至五章分析了南方地区各区域文化面貌构成及区域间互动与文化变迁。在此基础上第六章探讨了龙山时代晚期、二里头时期和二里冈时期中原文化各自的扩张背景以及扩张阶段、模式及动因差异。龙山时代晚期之前,长江中游地区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发展序列属于本地同一谱系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而进入龙山时代晚期以后,文化面貌出现了剧变。大量精美玉器的出现,瓮棺葬的流行,大量王湾三期文化陶器在原石家河文化地域范围的出现,展现了文化谱系的剧变。学术界普遍相信这是“禹征三苗”所带来的直接后果。王湾三期文化采取向南扩张模式是对南方地区的全面占领而非据点式,但在南方地区并未形成完整的聚落层级,没有明显的中心聚落。南方地区二里头时期遗存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到四期早段,其中又可以分为扩张的初始期、全盛期及衰退期三个小阶段。二里头的扩张是分阶段逐步推进的;未形成明显的高等级中心性聚落;中原地区对南方输出的主要是日用陶器。青铜礼器生产与分配为中原地区贵族所垄断,用以构建其统治秩序。南方地区遗址主要沿资源产区及河流等交通要道分布,具有明显的资源导向性。第二阶段为二里头末期时,二里头文化彻底退出南方地区,部分遗址新出现了具有下七垣文化因素的遗存。江淮地区、环洞庭湖地区出现的少量具有二里头晚期特征玉器、铜器可能反映了夏商之变后部分二里头贵族的南迁。南方地区二里冈时期遗存可存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为二里冈下层时期,一方面典型的中原文化开始分波次进入南方地区,体现了南方地区与中原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文化面貌表现出多种文化因素共存的局面。第二阶段为二里冈上层阶段,中原文化在南方地区影响和控制达到顶峰。同时不同区域文化和社会形态又展现出诸多差异,反映出中原文化对南方的控制和影响存在不同模式。以盘龙城为中心的江汉东部地区,中原文化在此区域以城址为中心沿长江向周边辐射,但其对江汉西部的影响力与上一阶段相比明显衰退。在江汉西部地区,中原文化并未如江汉东部那样完全占据主导地位,中原因素与地方因素杂糅共处,其影响可能是通过贸易据点的方式实现。江淮地区在二里冈上层二期之前中原文化并不强势,地方特征明显。这可能与豫东地区长期为岳石文化所占据,江淮地区与中原交流通道不畅有关。至二里冈上层二期时,在商文化的东方战略下,豫东及江淮地区开始出现典型的二里冈陶器。中原文化在南方的中心开始逐步转移至江淮地区。二里冈在南方的扩张不仅以城址作为重要节点,并且城垣、宫殿基址、贵族墓葬及青铜器等高等级遗存实为中原地区的复刻,具有明显的礼制和信仰输出特征。
吉东梁[8]（2019）在《中晚唐藩镇判官研究》文中指出藩镇判官作为藩府文职僚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晚唐藩府幕职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本文通过对藩镇判官群体的渊流、职能、种类、出身、入仕、带职等诸方面的研究,进而窥探唐廷与藩镇之间的博弈。希冀对此类幕职群体有一个更为完整的认识。唐代藩镇判官的出现经历了一个由“判官”泛称到使职判官专称再到藩镇判官的分化转变,这种转变与地方使职制度的固定常设化密切相关。藩镇判官作为藩帅的心腹,权责广泛。通过对藩镇判官的分类研究,我们发现,特定藩镇判官类型的出现、藩帅所兼某些使职的固定,都能够侧面反映藩帅权力的扩大与朝廷控制力的减弱。藩镇判官总体出身较好,仕宦前景也很乐观。但河朔型与中原防遏型藩镇判官相比,无论在迁往高层文官种类,还是在官员品级方面,都相对较差。这反映的是河朔型藩镇判官呈现一定的地域性,与中央间的流动性较差。从两种藩镇判官带职来分析,河朔型无论从带职类型抑或带职品级方面都要优于中原防遏型藩镇判官,这与唐廷对河朔三镇的姑息政策有关。从中原防遏型藩镇判官带职的纵向历程来分析,唐后期带职品级要优于前期。但也呈现出时代愈后,带职类型愈少的现象。这是唐廷对地方逐渐呈现出来的失控状态的反映。本文在最后通过藩镇判官这一幕职看待了与中晚唐相关的三个问题。通过对四房范阳支系卢寿童一系的仕宦前景分析,认为卢寿童一系在前五世荫仕宦平平,后四世仕宦显赫,与后四世卢氏子孙乐于取得进士出身、不耻入藩府有关。这实际上反映的是原靠门荫的世家大族地位的衰落。同时,我们也对唐代藩府中存在的文武相轻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文人对武人的轻视。武人对文人职权、俸禄甚至生命的侵夺,是晚唐武人独大,藩镇走向独立的反映。最后,我们也揭示了藩镇判官在藩镇与唐廷政治博弈中的关键作用,认为藩镇判官所代表的文职僚佐对藩帅行为的制约对于延续唐王朝的寿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党岱[9]（2019）在《春秋至两汉音乐文化内外交流与传播 ——从多元为主到一体化为主》文中研究指明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明,由于起源和地域的不同,从旧石器时期开始,中华文化便呈现出多元性,各文化在产生和发展的初期都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到了新石器早中时期,中华大地上的文化多姿多彩,展现着多元并进的面貌。新石器中期以后,随着各文化不断地发展,地域的扩张和人口的迁徙越来越频繁,各种文化相互作用与交融,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核心,不同地域文化各具特色又逐步融为一体的发展趋势。“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文化下移”,周天子权威失坠,诸侯雾合云集,竞相争霸。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孤立的静态的生活格局,“百家争鸣”的局面进一步促进了多元文化交流重组。秦汉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建立,随着“书同文”“行同伦”“车同轨”“度同制”以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举措的实施,实现了政治、经济、思想的高度统一。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文化在多元的政治背景主要呈现出下呈现出多元发展之特点,既有横向空间地域性不同文化圈的音乐文化交流,而各文化圈内部本身又有诸多不同形态音乐文化的多元发展,并且存在着相互联系与整合的一体化趋势。秦汉音乐文化体现出强势一体化政治经济背景下的多元发展,在域内不同区域不同类别音乐文化交流的基础上,随着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秦汉开拓进取、包容宏大的时代精神通过多种途径作用于外部世界,促进了与周边民族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开启了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新纪元。本论文将春秋至两汉时期的音乐交流活动和行为放置于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整体发展观的视野中,放置于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分析,结合文献、考古出土乐器、画像等资料,结合民族学、社会学、传播学等知识,通过纵向交流与横向交流的融合分析,域内交流与域内外交流的结合探讨,梳理分析这段时期的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环境与特点、不同的传播类型与模式、多样的传播内容、传播观念及不同媒介的运用、交流与传播的结果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从“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到“大一统”时代的秦汉,音乐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如何在多元一体民族格局背景下,生动地展现出从多元的多元到一体的多元之律动。最后进一步分析在国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民族文化的传播构建了宏伟的远景的背景下,研究音乐文化多元一体的形成与发展,探求传播规律的积极意义:不仅在历史上促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音乐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而且在当下对于民族音乐文化交流与发展,民族音乐文化精神的构建,具有积极的借鉴与启示。
彭汉宗[10]（2019）在《山水的化外潜流 ——敦煌壁画树石造型研究》文中指出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哪个民族会像华夏民族那样热衷于山水树石的艺术表现了。自北魏至元代的近千年中,敦煌壁画见证了各个时代的审美风尚,包括西域样式、汉晋传统样式、北朝新兴样式、隋代的“细密精致而臻丽”、唐代的“焕烂而求备”、曹氏归义军时期的“千篇一律”、西夏与元代的卫藏风格。不同风格之间或和谐共存,或新旧迭代,其既与艺术自律发展的内部因素有关,同时也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民族风俗、宗教文化等外部因素有关,如何从纷乱庞杂的现象中将这些因素一一寻绎则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而采用不同的研究视角亦将引发全然不同的结论。在山水树石图像的演变历程中,主要有三股力量互相制衡,其一为中原山水画的同步影响,其二为异域审美观念的影响,其三为特殊的宗教文化内涵。三股力量联合构成了敦煌壁画山水树石图像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同时也彰显了其无可替代的价值与魅力,更重要的是,它提示了我们在面对复杂艺术现象时往往需要做好随时切换研究视角的准备,如此才有可能在最大程度上恢复历史的原貌。
二、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1）“古国时代”（论文提纲范文）
| 一、“古国时代”的提出 |
| 二、考古资料所见上古的“国” |
| 1.新石器时代末期“天下万国”的形势 |
| 2.古国形态 |
| 3.古国的形成 |
| 4.古国的演进 |
| 三、走向王国 |
| 四、小结 |
（2）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理论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吕祖谦思想总体研究 |
| 1.2.2 吕祖谦义理之学的研究 |
| 1.2.3 吕祖谦辞章之学的研究 |
| 1.2.4 吕祖谦考据之学的研究 |
| 1.2.5 吕祖谦经济之学的研究 |
| 1.3 研究的意义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5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6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中原文献之传”与吕祖谦儒学学统建构 |
| 2.1 “中原文献之传”的内涵考辨 |
| 2.1.1 南宋时人之认同:“中原文献之传”乃儒学之正统 |
| 2.1.2 宋元朱熹后学之新诠:“中原文献之传”为伊洛渊源之道学 |
| 2.1.3 明清学者之复归:“中原文献之传”即图书资料之学 |
| 2.1.4 现当代学者的多维视域:“中原文献之传”古今内涵之融合 |
| 2.2 儒学学统及其四个面向的学理依据 |
| 2.3 学统与道统的角逐: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 |
| 2.3.1 “升—降—升”:吕祖谦学术地位之演变 |
| 2.3.2 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探析 |
| 2.4 中原文献之传的传承脉络考 |
| 2.4.1 高平、庐陵、鄞江、西湖五传 |
| 2.4.2 安定、泰山、濂溪、焦氏、荆公、横渠、百源、清敏四传 |
| 2.4.3 涑水、二程、荥阳、了翁、廌山、和靖三传 |
| 2.4.4 二传元城、龟山、谯氏、武夷、横浦之学 |
| 2.4.5 一传白水、玉山、三山、芮氏之学 |
| 2.4.6 兼传三苏、王苹、胡宏之学 |
| 2.5 从“中原文献之传”到中原文献之学 |
| 2.5.1 义理之学的传承 |
| 2.5.2 辞章之学的承传 |
| 2.5.3 考据之学的的承袭 |
| 2.5.4 经济之学的承继 |
| 2.6 中道:吕祖谦构建儒学学统的方法论 |
| 2.6.1 中庸之道的常道特征 |
| 2.6.2 “文明以健,中正而应”——中庸之道的方法论意义 |
| 第3章 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 |
| 3.1 义理之学的来源 |
| 3.2 义理之学的总体架构 |
| 3.2.1 无极而太极:道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 3.2.2 相倚又相成:整全之道的展开方式 |
| 3.2.3 分立而不分离:道之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 |
| 3.3 理气论:理气合一 |
| 3.4 心性论:心与天一、心与理一、心性合一 |
| 3.5 工夫论:工夫须从心上做 |
| 3.6 道器不离:理——心——气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 3.6.1 理事一致 |
| 3.6.2 理礼合一 |
| 3.6.3 心史合一 |
| 第4章 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 |
| 4.1 求道于经,以经为文:吕祖谦文道合一的思想 |
| 4.1.1 重道轻文的时代背景 |
| 4.1.2 以学统统合文道 |
| 4.2 “巧”在文道并进的文章工夫——吕祖谦斯文重建的旨趣 |
| 4.2.1 “东莱之弊尽在于巧” |
| 4.2.2 巧之所指:文章工夫 |
| 4.2.3 “巧”之旨归:重建斯文 |
| 第5章 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 |
| 5.1 语言文字学 |
| 5.1.1 承汉儒之旧的音韵学 |
| 5.1.2 守旧与创新并举的训诂学 |
| 5.2 古籍编纂与史学考订 |
| 5.2.1 吕祖谦对《古周易》的复原及其意义 |
| 5.2.2 吕祖谦对《程氏易传》的整理与刊刻 |
| 5.2.3 史学考订 |
| 第6章 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 |
| 6.1 吕祖谦之政治思想与实践 |
| 6.1.1 政治伦理思想 |
| 6.1.2 政治生态思想 |
| 6.1.3 德法并行:政治制度思想 |
| 6.1.4 政治实践 |
| 6.2 经济思想与实践 |
| 6.2.1 寓兵于农,提高土地生产力 |
| 6.2.2 取民有制,宽省民力 |
| 6.2.3 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 |
| 6.2.4 农商并重、工商各有其分 |
| 6.2.5 经济实践 |
| 6.3 教育理念与实践 |
| 6.3.1 学以成圣的人格教育目标 |
| 6.3.2 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
| 6.3.3 讲实理、育实材、求实用的教育方针 |
| 6.3.4 教育实践 |
| 6.4 推势阐理之经世史学 |
| 6.4.1 吕祖谦的史学渊源 |
| 6.4.2 经史一体的史学观 |
| 6.4.3 读史之法 |
| 6.4.4 推势阐理,以史经世 |
| 6.4.5 以“礼”为核心的史学特色 |
| 第7章 中原文献之学的旨趣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
| 7.1 重建内圣外王之道: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 |
| 7.1.1 通世务、实践履的经学主旨 |
| 7.1.2 文贵有用、文以宣言文学功用观 |
| 7.1.3 通古今之变,用于当世的治史目的 |
| 7.2 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对后世的影响 |
| 7.2.1 对浙东事功学派的影响 |
| 7.2.2 对明清实学思潮的影响 |
| 7.2.3 对清代朴学的影响 |
| 7.2.4 对浙东史学的影响 |
| 7.3 博杂抑或博洽?——吕祖谦学术的再评价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先秦华夏城市选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1.1.1 中国城市发展中的理论空心化 |
| 1.1.2 中国历史城市的可资借鉴 |
| 1.1.3 华夏城市选址 |
| 1.1.4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概念界定 |
| 1.2.1 “华夏”——先秦时期总体时代特征 |
| 1.2.2 研究对象 |
| 1.2.3 时空跨度 |
| 1.3 相关研究情况 |
| 1.3.1 史学视角的城市选址研究 |
| 1.3.2 环境适应性视角的城市选址研究 |
| 1.3.3 类型学视角的城市选址研究 |
| 1.3.4 研究综述 |
| 1.4 研究问题、方法与内容 |
| 1.4.1 研究核心问题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主要内容 |
| 1.4.4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先夏的城邑选址 |
| 2.1 农业与前龙山时代的城邑 |
| 2.1.1 栽培农业的出现 |
| 2.1.2 农业经济形成与聚落城邑化 |
| 2.1.3 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时代的聚落 |
| 2.2 龙山时代长江流域城邑选址 |
| 2.2.1 长江上游地区 |
| 2.2.2 长江中游地区 |
| 2.2.3 长江下游地区 |
| 2.3 龙山时代河套地区城邑选址 |
| 2.3.1 岱海地区 |
| 2.3.2 大青山南麓 |
| 2.3.3 陕东地区 |
| 2.4 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城邑选址 |
| 2.4.1 中原地区 |
| 2.4.2 海岱地区 |
| 2.5 不同区域的选址特点 |
| 2.5.1 长江流域选址小结 |
| 2.5.2 河套地区城址小结 |
| 2.5.3 黄河中下游地区城址小结 |
| 2.6 华夏城邑选址传统初现 |
| 2.6.1 多元化特征 |
| 2.6.2 一体化趋势 |
| 2.6.3 礼制萌芽 |
| 2.6.4 防洪思想 |
| 第三章 夏、商的城市选址 |
| 3.1 夏的都邑选址 |
| 3.1.1 夏的社会文化 |
| 3.1.2 新砦城址 |
| 3.1.3 二里头城址 |
| 3.1.4 夏都邑选址特点 |
| 3.2 商的城市选址 |
| 3.2.1 商的政治经济 |
| 3.2.2 偃师商城 |
| 3.2.3 郑州商城 |
| 3.2.4 安阳殷墟 |
| 3.2.5 商都邑选址特点 |
| 3.2.6 地方城邑选址 |
| 第四章 西周的城市选址 |
| 4.1 西周的都邑政治制度 |
| 4.1.1 宗教思想 |
| 4.1.2 宗法制度 |
| 4.1.3 分封制度 |
| 4.1.4 都邑制度 |
| 4.2 早周都城选址 |
| 4.2.1 豳 |
| 4.2.2 周原 |
| 4.3 周都城选址 |
| 4.3.1 丰镐 |
| 4.3.2 洛邑成周 |
| 4.4 诸侯国城市选址 |
| 4.4.1 燕国都城琉璃河 |
| 4.4.2 齐国陈庄西周城址 |
| 第五章 东周的城市选址 |
| 5.1 东周的政治经济 |
| 5.1.1 生产技术 |
| 5.1.2 意识形态 |
| 5.1.3 政治形态 |
| 5.1.4 城邑建设 |
| 5.2 东周城址的违制 |
| 5.2.1 擅自建城 |
| 5.2.2 扩大规模 |
| 5.2.3 改变形态 |
| 5.3 诸侯国国都选址 |
| 5.3.1 楚都纪南 |
| 5.3.2 鲁都曲阜 |
| 5.3.3 齐都临淄 |
| 5.3.4 赵都邯郸 |
| 5.3.5 新郑郑韩故城 |
| 5.3.6 燕下都 |
| 5.3.7 灵岩古城 |
| 5.4 地方城市选址 |
| 5.4.1 晋国晋阳城 |
| 5.4.2 秦国成都城 |
| 5.5 秦咸阳选址 |
| 5.5.1 宏观与微观选址 |
| 5.5.2 基本格局 |
| 5.6 小结 |
| 5.6.1 从多源到一体 |
| 5.6.2 从一体到多元 |
| 第六章 先秦城市选址的技术体系 |
| 6.1 先秦的科学技术 |
| 6.1.1 “数术” |
| 6.1.2 先秦的科学技术 |
| 6.2 辨方正位的测量之术 |
| 6.3 城地相称的制邑之术 |
| 6.3.1 相土九州 |
| 6.3.2 度地量民 |
| 6.4 因地制宜的御水之术 |
| 6.4.1 “防水”与“得水” |
| 6.4.2 城址位置与形态 |
| 6.4.3 城墙修筑技术 |
| 6.5 流域治理的兴城之术 |
| 6.5.1 水土保持 |
| 6.5.2 沟洫及水利建设 |
| 6.5.3 流域治理与城市兴起 |
| 6.5.4 典型的流域治理 |
| 6.6 观星授时的节令之术 |
| 6.6.1 天文观测 |
| 6.6.2 授时而为 |
| 6.6.3 应时建城 |
| 6.7 星象崇拜的象天之术 |
| 6.7.1 政治天文学 |
| 6.7.2 分野说 |
| 6.7.3 北极(帝星)与三垣 |
| 6.7.4 北斗崇拜 |
| 6.7.5 象天设邑 |
| 6.8 小结:实用理性的技术体系特征 |
| 第七章 先秦城市选址的哲学思想 |
| 7.1 华夏哲学思想的形成 |
| 7.1.1 思想与权力的分离 |
| 7.1.2 士与流派的形成 |
| 7.1.3 反思、抽象和论证的出现 |
| 7.2 天人合一的整体观 |
| 7.2.1 辩证的阴阳论 |
| 7.2.2 唯物的气论 |
| 7.2.3 运动的五行说 |
| 7.3 山水有情的审美观 |
| 7.3.1 比德山水 |
| 7.3.2 天地大美 |
| 7.4 有为无为的人地观 |
| 7.4.1 儒家的君子有为 |
| 7.4.2 道家的圣人无为 |
| 7.4.3 墨家的兼爱节用 |
| 7.4.4 法家的人与天调 |
| 7.5 小结:儒道互补的选址思想特征 |
| 7.5.1 “美”“善”的互补 |
| 7.5.2 “主动”中的“被动” |
| 结语 |
| 1.研究贡献 |
| 1.1. 厘清了先秦城市选址的发展脉络 |
| 1.2. 提炼了先秦城市选址形成的“实用理性”技术体系 |
| 1.3. 提出先秦哲学思想在城市选址方面具有“儒道互补”特征 |
| 2.华夏城市选址研究对现代城市规划建设的借鉴意义 |
| 2.1 注重城市安全 |
| 2.2 遵循发展规律 |
| 2.3 合理城市定位 |
| 3.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3.1 研究不足 |
| 3.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6）崑曲曲牌源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标号说明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曲牌的历史演变与分期 |
| 三、研究缘起与意义 |
| 四、研究史回顾 |
| 五、研究创新点、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唐前古曲与崑曲曲牌之关系 |
| 第一节 古曲崑化曲牌之考索 |
| 一、古曲曲牌崑化之数量统计与演变考 |
| 二、古曲曲牌演变略论 |
| 第二节 古曲与崑曲曲牌关系论 |
| 一、《诗经》篇章结构与曲牌音乐体制 |
| 二、“乐府”与曲牌音乐 |
| 三、南、北民歌交流与曲牌音乐 |
| 第二章 大曲与崑曲曲牌 |
| 第一节 大曲—曲牌崑化之考索 |
| 一、大曲-曲牌转化之总体统计 |
| 二、大曲曲名-崑化曲牌分类考 |
| 第二节 大曲与崑曲曲牌关系辨正 |
| 一、大曲节拍与崑曲曲牌节拍之演变 |
| 二、大曲“遍数”与崑曲曲牌 |
| 三、唐宋大曲与崑曲曲牌之关系 |
| 第三章 词牌与崑曲关系论 |
| 第一节 词牌崑化曲牌之考索 |
| 一、词牌崑化之数量统计 |
| 二、词牌崑化曲牌分类考 |
| 第二节 词牌格律与崑曲曲牌关系辨正 |
| 一、词牌与崑曲曲牌格律、结构 |
| 二、词牌与崑曲曲牌音乐体制论 |
| 三、宋词与崑曲曲牌关系反思 |
| 第四章 北曲崑化论 |
| 第一节 北曲曲牌崑化之考索 |
| 一、北曲曲牌崑化之概括 |
| 二、南北曲曲牌分类考 |
| 第二节北曲崑化逻辑论 |
| 一、北曲与崑曲曲牌音乐体制 |
| 二、北曲曲牌、崑曲曲牌格律关系论 |
| 三、南、北曲牌界说 |
| 第五章 南戏曲牌与崑曲曲牌关系论 |
| 第一节 南戏崑化曲牌之考索 |
| 一、南戏崑化之数量统计 |
| 二、南戏崑化分类考 |
| 第二节 南戏曲牌与崑曲曲牌关系辨正 |
| 一、南戏与崑曲演唱方式之差异 |
| 二、南戏与崑曲曲牌格律之分歧 |
| 三、南戏与崑曲曲牌关系反思 |
| 第六章 崑曲曲牌中的民间俗曲与其他源流 |
| 第一节 民间俗曲与其他曲目崑化曲牌之考索 |
| 一、民间俗曲崑化之数量统计 |
| 二、民间俗曲崑化之主要方式——[节节高]源流个案研究 |
| 第二节民间俗曲与崑曲曲牌关系 |
| 一、民间小调与崑曲 |
| 二、民间宗教音乐与崑曲 |
| 三、边地音乐与崑曲 |
| 四、“琴曲”“琴歌”与崑曲曲牌 |
| 余论:曲牌论 |
| 一、将文体学概念的“曲”迁移到音乐文学领域 |
| 二、音乐文学的角度要坚决摒弃“乐文优劣论” |
| 三、曲谱的刊刻为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
| 四、地域流动是曲牌演变的重要因素 |
| 五、曲牌研究的构型和拓展——叠压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编制说明 |
| 附录A: 《集成曲谱》曲牌检索 |
| 附录B: 《六十种曲》曲牌检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後记 |
（7）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冈时期中原文化向南方的扩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时空范围及相关概念说明 |
| 一、时间范围及阶段划分 |
| 二、空间范围及分区 |
| 三、相关概念说明 |
| 第三节 中原文化南下之前南方地区的文化背景 |
| 第四节 研究史回顾 |
| 第五节、研究目标与方法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理论与视角 |
| 四、论文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二章 分期与年代 |
| 第一节 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早期的考古学文化分期与年代 |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 二、江汉西部地区 |
| 三、汉水中游地区 |
| 四、淮河上游地区 |
| 五、江淮西部地区 |
| 六、环洞庭湖地区 |
| 七、南方区域文化分期与年代 |
| 第二节 二里头文化中晚期的考古学文化分期与年代 |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 二、江汉西部地区 |
| 三、汉水中游地区 |
| 四、淮河上游地区 |
| 五、江淮西部地区 |
| 六、环鄱阳湖地区 |
| 七、环洞庭湖地区 |
| 八、南方区域文化分期与年代 |
| 第三节 二里冈时期考古学文化分期与年代 |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 二、江汉西部地区 |
| 三、汉水中游地区 |
| 四、淮河上游地区 |
| 五、江淮西部地区 |
| 六、环鄱阳湖地区 |
| 七、环洞庭湖地区 |
| 八、南方区域文化分期与年代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早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 第一节 王湾三期文化晚期之前南方地区的文化背景 |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 二、江汉西部地区 |
| 三、汉水中游地区 |
| 四、淮河上游地区 |
| 五、江淮西部地区 |
| 六、环鄱阳湖地区 |
| 七、环洞庭湖地区 |
| 八、石家河文化时期中原文化对南方的影响 |
| 第二节 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 二、江汉西部地区 |
| 三、汉水中游地区 |
| 四、淮河上游地区 |
| 五、环洞庭湖地区 |
| 第三节 新砦期至二里头文化早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 一、江汉西部地区 |
| 二、汉水中游地区 |
| 三、淮河上游地区 |
| 四、江淮西部地区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二里头文化中晚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 第一节 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 二、汉水中游地区 |
| 三、淮河上游地区 |
| 四、江淮西部地区 |
| 第二节 二里头文化三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 二、江汉西部地区 |
| 三、汉水中游地区 |
| 四、淮河上游地区 |
| 五、江淮西部地区 |
| 第三节 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段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 一、汉水中游地区 |
| 二、淮河上游地区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 二里冈文化时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 第一节 二里头向二里冈过渡阶段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 二、江淮西部地区 |
| 第二节 二里冈文化下层时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 二、江汉西部地区 |
| 三、江淮西部地区 |
| 四、环鄱阳湖地区 |
| 五、环洞庭湖地区 |
| 第三节 二里冈文化上层时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 二、江汉西部地区 |
| 三、汉水中游地区 |
| 四、淮河上游地区 |
| 五、江淮西部地区 |
| 六、环鄱阳湖地区 |
| 七、环洞庭湖地区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中原文化向南方的扩张过程 |
| 第一节 王湾三期文化向南方的扩张 |
| 一、王湾三期文化扩张前中原与南方的文化面貌 |
| 二、王湾三期文化向南扩张与南方地区文化面貌的改变 |
| 三、南方地区文化格局的形成及与周边文化的互动关系 |
| 四、王湾三期文化扩张模式、路线和动因蠡测 |
| 第二节 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扩张 |
| 一、扩张的背景 |
| 二、扩张的阶段与路线 |
| 三、扩张的模式 |
| 四、扩张的动因 |
| 第三节 二里冈文化向南方的扩张 |
| 一、扩张的背景 |
| 二、扩张的阶段 |
| 三、扩张的模式 |
| 四、扩张的动因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中晚唐藩镇判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四节 相关问题说明及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中晚唐藩镇判官的渊流与统职型判官的职能勾稽 |
| 第一节 唐代藩镇判官的渊流 |
| 第二节 藩镇统职型判官的职能勾稽：以节度判官和观察判官为中心 |
| 小结 |
| 第二章 唐代藩镇判官的种类 |
| 第一节 藩镇监察类判官 |
| 第二节 藩镇军事类判官 |
| 第三节 藩镇经济类与其它判官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晚唐藩镇判官的群体分析：以中原防遏型和河朔型藩镇为例 |
| 第一节 藩镇判官的身份构成 |
| 第二节 藩镇判官的仕宦前景及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藩镇判官带职分析：以节度判官和观察判官为中心 |
| 小结 |
| 第四章 从藩镇判官看中晚唐的几个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从藩镇判官看世家大族的衰落：以卢寿童系为中心 |
| 第二节 从藩镇判官看唐代的文武矛盾 |
| 第三节 从藩镇判官看中央与藩镇间的政治博弈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春秋至两汉音乐文化内外交流与传播 ——从多元为主到一体化为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可行性 |
| 四、几个相关概念的界定分析 |
| 第一章 史前到西周的音乐文化交流简述：多元一体音乐文化的初期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史前多元音乐文化的发展 |
| 一、史前多元文化和社会一体化趋势的发展 |
| 二、从音乐的起源看史前时期的音乐文化交流 |
| 第二节 夏商音乐文化交流：一体化音乐文化趋势增强 |
| 一、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一体化趋势 |
| 二、一体化趋势背景下的夏商音乐文化交流 |
| 第三节 西周音乐文化交流：一体化文化下的治礼作乐 |
| 一、周初制定礼乐 |
| 二、“礼崩乐坏”的同时乐舞走向绚烂 |
| 三、音乐教育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春秋战国音乐文化交流：多元社会背景下的多元发展 |
| 第一节 政治文化背景 |
| 一、华夏文化的汇成 |
| 二、多元政治背景下的文化发展 |
| 第二节 音乐文化传播：区域音乐文化的多元发展 |
| 一、区域音乐风格的多元 |
| 二、“钟磬之乐”的区域性交流与多元发展 |
| 三、“新声”的广泛传播与繁荣 |
| 四、《诗经》《楚辞》之形成发展 |
| 五、多元音乐思想与音乐教育的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秦汉音乐文化传播与交流：一体化为主的多元发展 |
| 第一节 传播与交流环境 |
| 一、民族融合与疆域扩张 |
| 二、大一统的政治思想 |
| 三、外交政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 |
| 四、礼乐文化的承继与乐府机构的建立 |
| 第二节 域内传播与交流 |
| 一、从几个不同区域着名汉墓出土的相关音乐文物分析 |
| 二、以楚国为代表的区域音乐文化交流 |
| 三、以秦声为代表的歌唱传播 |
| 四、琴乐的传播 |
| 五、舞蹈文化传播与交流 |
| 第三节 中原与周边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交流 |
| 一、两汉与月氏、乌孙、匈奴等少数民族的音乐交流 |
| 二、鼓吹乐的传播 |
| 第四节 丝绸之路背景下的音乐文化交流 |
| 一、与西域的音乐文化交流 |
| 二、佛教音乐传入 |
| 三、百戏之传播发展 |
| 四、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交流 |
| 五、关于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传播与整合的思考 |
| 第五节 秦汉与域外的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 |
| 一、与越南、缅甸等国的音乐交流 |
| 二、与朝鲜、日本的音乐文化交流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东周与秦汉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之比较及意义：从多元为主到一体化为主的拓展 |
| 第一节 交流与传播之比较 |
| 一、交流背景：从多元政治到封建大一统 |
| 二、交流范围：从域内到域内外 |
| 三、传播方式与符号：愈发多元 |
| 四、传播内容：由雅及俗 |
| 第二节 东周秦汉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之意义 |
| 一、从历史意义层面分析：多元一体音乐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
| 二、对当今音乐文化建设的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从多元轴心时代的多元到封建大一统强势一体化下的多元 |
| 一、民族融合与交流是音乐文化发展的基础 |
| 二、政治、经济是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保障 |
| 三、内部交流与内外交流是有机的统一 |
| 四、多元与一体是矛盾统一体 |
| 五、音乐艺术多元化发展是永恒的定律 |
| 六、追古思今是根本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山水的化外潜流 ——敦煌壁画树石造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北魏、西魏、北周前期的树石造型 |
| 第一节 北魏、西魏、北周前期的树木造型 |
| 一、从汉晋传统风格向北朝新兴风格的演变 |
| 二、西域花卉纹样的本土化改造 |
| 第二节 北魏、西魏、北周前期的山石造型 |
| 一、故事画题材中配景山石造型的演变 |
| 二、须弥山图式的形成与演变 |
| 第三节 北魏、西魏、北周前期的山水空间 |
| 一、从西域风格向中原风格转型 |
| 二、北朝新兴风格——三维纵深与平面拼贴的过渡期 |
| 第二章 北周后期至隋代的树石造型 |
| 第一节 北周后期至隋代前期的复古主义 |
| 一、回归汉晋传统的图案化风格——古朴、原始的树木造型 |
| 二、回归汉晋传统的图案化风格——云气纹山石造型 |
| 三、不同叙事结构下的山水空间 |
| 第二节 隋代后期的现实主义 |
| 一、现实主义审美理念下的写实化树木造型 |
| 二、现实主义审美理念下的写实化山石造型 |
| 三、大型说法图中的山水空间——两侧封边式造境 |
| 第三章 唐代的山水树石造型 |
| 第一节 细密臻丽、焕烂求备的树木造型 |
| 一、细密精致而臻丽的佛国花树 |
| 二、中原本土树木造型在不同场景中的“变形” |
| 第二节 唐代的山石造型 |
| 一、大型说法图、经变画中的圣山造型 |
| 二、初唐时期两大基础性元素的初步构建——高山、缓坡 |
| 三、盛唐“山水之变”——以“双峰对峙”图式为中心 |
| 四、盛唐时期对山石之“质”与“奇”的追求 |
| 五、唐代后期山石造型的模式化以及山水空间的秩序化 |
| 第三节 不同画幅形制与多元叙事结构对山水空间的综合影响 |
| 一、通壁向心式大型经变中的开放式一体化山水空间 |
| 二、三联式构图模式中关于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的思考 |
| 三、以传统的横长卷形制构建全新的山水空间 |
| 四、屏风形制的拆分与组合 |
| 第四章 五代、宋代、西夏、元代的树石造型 |
| 第一节 曹氏画院的程式化风格 |
| 一、工艺美术设计理念下的树木造型 |
| 二、工艺美术设计理念下的山石造型 |
| 三、重山复水式的程式化山水空间 |
| 第二节 西夏、元代的异域风情 |
| 一、中原水墨山水画对敦煌壁画的影响 |
| 二、窟窿石审美风尚对敦煌壁画的影响 |
| 三、西藏密教艺术风格对敦煌壁画的影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参与的项目 |
| 致谢 |
四、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论文参考文献）
- [1]“古国时代”[J]. 赵辉. 华夏考古, 2020(06)
- [2]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D]. 徐艳兰. 湖南大学, 2020(02)
- [3]二里头与中原中心的形成[J]. 许宏. 历史研究, 2020(05)
- [4]第一个“怪圈”——苏秉琦“大一统”思想束缚论述的新思考[J]. 李新伟. 南方文物, 2020(03)
- [5]先秦华夏城市选址研究[D]. 唐由海. 西南交通大学, 2020
- [6]崑曲曲牌源流研究[D]. 黄金龙. 苏州大学, 2020(06)
- [7]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冈时期中原文化向南方的扩张研究[D]. 陈晖. 武汉大学, 2019(01)
- [8]中晚唐藩镇判官研究[D]. 吉东梁. 西北大学, 2019(01)
- [9]春秋至两汉音乐文化内外交流与传播 ——从多元为主到一体化为主[D]. 党岱. 南京艺术学院, 2019(01)
- [10]山水的化外潜流 ——敦煌壁画树石造型研究[D]. 彭汉宗. 上海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