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的民族文化的心理基础

一、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民族文化的心理基础（论文文献综述）

顾超^[1]（2020）在《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就近代世界历史而言,伴随着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并从欧洲蔓延至全球。仅仅在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民族走向了自觉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开始以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中华民族开始具备了国族的身份和象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对内来说,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把握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起中华民族应对危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对外来说,通过区域共同体实践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而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从古至今,西北地区由于其历史、区域和自然条件等因素,不论是在王朝国家,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北地区的现实任务和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研究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问题,既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的、宏观问题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针对性。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研究,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溯源来看,充分考量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及逐步确立起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框架。又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深处,挖掘出多语境、复杂态下的共同体形式。并且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另一方面,从核心概念的分析来看,提出从政治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命运共同体四个维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把握。同时,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第一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决定向度上,提出民族意识是对民族本体的客观反映;第二重是从意识的历史性生成向度上,分析不同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第三重是从意识的能动性向度上,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价值性考量。再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理解为一种认同,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方面勾勒出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作为现实命题的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进一步聚焦和把握西北地区的特殊性,提出西北地区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机遇、劣势和挑战。从优势上看,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进行着各民族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也有各民族独有的特色文化,还有与异质文化、文明的往来。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西北各族人民一道进行民族救亡图存、追求团结统一的伟大斗争中,一方面产生和奠定了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塑造和涵养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从机遇上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机遇下,形塑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施了惠及西北各族人民的现实举措。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中,拓展了西北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现实机遇中,深入推进依法治边、依法治疆进程中,提供了稳定的内外环境。从劣势上看,经济方面的差距无疑是明显且深刻的,同时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复杂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以及语言多样性可能带来的沟通不畅等,在增强个体、族群意识的同时,淡化了共同体意识。从挑战上看,存在着诸多外部威胁与干扰。一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由来已久,作用于客观历史和人们的历史观念,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史学研究;二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和定位,看似合理实则潜藏着以多元分离和分解主流的风险;三是“三股势力”,其中暗含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西北边疆为重点渗透区域,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威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结合以上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规避劣势、应对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首先要有一些最为基本的遵循来保证前进的方向,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好宗教的因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西北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次,在宏观方略的建构上,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及其意识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立足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和宏观安排。最后,实践的生命力和效度体现在落小、落细之上,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最终要从教育的主体内容、关键环节、心理引导、语言桥梁、现实载体、实际效果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具体下功夫。

尹诵^[2]（2020）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内政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软实力”,直接体现着党的政治倾向和本质属性。强化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不仅可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涵养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而且可以引领社会价值,净化社会风气,促进社会政治文化发展。仔细研究会发现,党的建设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或多或少都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有关。这就需要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使每一位党员端正政治思想、强化政治认同,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石,围绕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主题,沿着理论——实践——问题——对策的思路展开研究。运用多学科交叉法、系统分析法、文献法、经验总结法、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遵循理论与逻辑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原则,对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相关概念、历程发展、现实情况及路径选择一一作出论证,具体而言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通过对党内政治文化及其相关的概念的理论分析,厘清“政治文化”、“政党文化”及“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并对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遵循理论与逻辑相结合的原则,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进行梳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决定了党内政治文化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指导,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党建理论,也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思想的影响。第二章立足时代和现实发展需要,分析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所在。一个政党的涣散或垮台,始于党内政治文化的混乱或没落;相反,一个政党充满活力、取得成就,源于党内政治文化的纯洁、先进。从现实意义来看,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增进党员政治认同的关键所在、巩固党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坚定文化自信的内在需要。第三章剖析党内政治文化的基本结构。通过对政治文化、政党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分析,得出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基本要素包括政治信仰文化、政治组织文化、政治行为文化、政治制度文化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是建构党内政治文化结构体系的基础,也是开展本文研究的逻辑主线。在分析基本构成要素的基础上,概括出党内政治文化的特征,包括阶级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传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稳定性与流变性相统一等。第四章梳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发展历程及基本经验。党内政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成长的始终。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次发展壮大,都伴随着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的发展;反之,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次曲折,也始于党内政治文化方向的偏离。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初步探索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继续探索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再到十八大以来的创新发展。在这近百年的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道路上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红色革命文化为基因,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为今后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更有意义的借鉴。第五章分析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情况。总的来看,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面临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部分党员理想信念弱化;二是部分党员干部政治价值观扭曲;三是圈子文化依然存在;四是不良作风犹存。这些问题的形成源于内外因因素的共同作用,只有解决好现存的问题,才能不断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向更健康方向发展。其成因在于:一是从思想教育因素方面看,理想信念教育内容的弱化;二是从文化因素看,政治文化中的消极因素的影响;三是从社会因素看,社会转型带来的负面影响;四是从制度因素看,党内法规制度尚不完善。第六章提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一个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过程,要立足中国国情和党的建设实际,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指导、在继承传统中创新发展、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相结合的原则。具体来说,一要培育健康的政治意识,塑造党内政治文化灵魂;二要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壮大党内政治文化主体;三要合理规范政治行为,维护党内政治文化环境;四要完善党内法规制度,纯洁党内政治文化肌体。要完成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工程,不能止步于政治文化本身,而应当实现从政治文化理论向政治文化实践的飞跃,把政治文化融入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之中,从而进一步推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王爱桂^[3]（2019）在《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意识形态领域一直是大国较量的一个重要场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大国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愈发激烈。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巩固我国社会主义政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目标、战略安排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起到引领社会思潮、聚合人心的作用,而且对推动社会发展起到强大的精神支撑作用。但是,进入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以下严峻的挑战:一是面临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的挑战;二是面临价值多元化的挑战;三是西方社会思潮渗透的挑战;四是面临信息网络化的挑战;五是面临自身建设不足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如何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同时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如何全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在信息化时代加强政府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如何提高我国意识形态宣传的质量和水平等等都是新时代我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必须解决的现实课题。如何应对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我们可以从中外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经验与教训获得借鉴。本论文采取纵向考察与横向比较相结合的方法来探究中外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经验与教训。不仅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纵向历史维度来探究分析,而且从中国、美国和前苏联的横向比较中深刻剖析中外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经验与教训。虽然不同国家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方面采取的措施不同,但透过特殊可究其一般,纵观中国、美国、前苏联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经验和教训说明,维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其一,意识形态建设必须有科学的指导思想才能确保不偏离正确的方向;其二,意识形态建设必须有与主流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诉求相一致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基础作为保障;其三,核心价值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引领整合社会思潮的作用;其四,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必须落实到真实有效的制度设计和制度运行之中;其五,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还必须有赖于意识形态宣传手段和话语方式的创新,必须善用新媒体,促进媒体融合,打造全媒体平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实现意识形态从政治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促进意识形态大众化和生活化,被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认同才能真正实现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放入到国家总体安全中去研究。本论文以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从梳理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安全概念入手,着重分析了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现的严峻挑战,在借鉴国内外维护意识安全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了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体系:树立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指导思想;夯实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基础;建立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预警、监控、评估等长效机制;从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法律制度建设、完善网络管理和监控、宣传方式创新等方面提出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路径选择。

张培^[4]（2017）在《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话语及其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身处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如何最大限度地凝聚改革共识,将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为进一步推进改革提供更有力的思想保障,需要我们从意识形态建设的高度加以考量。改革开放作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和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旗帜”,蕴含着深刻的意识形态的思想内涵,这些内涵,需要通过意识形态话语来加以表征。回顾历史,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通过建构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话语,打破了僵化保守的话语体系,掌握了改革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启动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进程。这一历史经验值得总结。作为由“改革”“意识形态”和“话语”等词语所构成的复合型概念,“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话语”具有自身独特的内涵,是不可替代的。它指的是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中期,在发动和推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改革的具有强烈意识形态意蕴的概念、判断和表述等的集合。这些话语通过邓小平本人的讲话、文章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文件、报告等载体加以呈现,反映着邓小平关于我国改革的价值选择、战略构思和话语艺术等。邓小平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矛盾理论的基础上,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矛盾作出正确判断,并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统一起来,为其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话语建构铺垫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在基本内容上,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话语可分为改革的价值论话语和改革的方法论话语两大类,前者主要回应人们关于“什么是改革”“为什么要改革”“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改革的效果怎么样”等问题,一旦确立,能够为改革提供相对恒定的价值观引导和精神支撑;后者主要回应人们关于“改革什么”“谁来改革”“在改革中应怎么想”“在改革中应怎么做”等问题,能够为改革实施提供相对宏观的指导原则。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话语有着自身的建构理路。从产生历史背景看,它既是应对国内困境和国际压力的必然选择,也离不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穷则思变,乱久思治”的社会内驱力以及邓小平的个人品质等现实条件的支撑。从静态的结构分布看,它立足中国实践,以增强话语解释力为内在动力,旨在倡导和传播改革的价值观,并通过语言这一载体加以彰显,形成了事实层面、逻辑层面、价值层面和表达层面渐次铺展、相辅相成的基本布局。从动态的规约机制看,按照话语产生、筛选、优化和传播的基本环节,它在形成中受到动力机制、筛选机制、平衡机制和传播机制的共同作用。党的十五大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为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时代衍进提供了重要契机。十五大以来,邓小平关于改革的价值论话语在丰富中持续更新了改革的价值目标,不断深化了改革的价值理念,更加凸显了改革的价值功能;关于改革的方法论话语在发展中坚持拓展改革的思想方法,不断强化改革的实践方法,注重创新改革的话语方法。梳理这一衍进历程,并不意味着对不同历史阶段的话语进行孰优孰劣的比较,而是基于党的历次代表会议报告等历史文本所做的一种学理性分析,旨在总结规律性特征,为话语建构提供经验性参照。整体看来,其所呈现出的主要特征有:变与“守”相结合、变与“迁”相结合、变与“定”相结合、变与“化”相结合。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形成与发展,为进一步建构中国共产党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话语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在出发点和落脚点上,话语建构要面向现实问题,顺应时代诉求;在内容上,话语建构须以要素为支撑,不断打造基本概念、判断和表述等,注重彰显改革的价值合理性;在方式上,话语建构应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建构的目标是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原则是坚持一元化和多样性相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现实性与前瞻性相统一、自主性与开放性相统一,重点是加强意识形态话语和学术话语、日常话语间的融通。

戴剑飞^[5]（2015）在《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前提假设是中共存在文化自强之实。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建党之初就重视政党文化建设,并在90多年革命与建设历程中坚持文化自觉、注重文化自立、展现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文化、中国共产党文化、文化自强、路径是本选题最重要的基础概念,是建构整个理论研究的基石。论文第二章梳理并界定了相关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中共文化自强路径研究框架体系。文化是人在生产生活实践中追求自由全面、平等和谐发展的活动,包括意识文化、规范文化和形象文化三种形态；中国共产党文化是指为了获得并长期执掌国家政权,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中国人民自由全面发展的创党与治党活动,包括创党与治党的意识、规范和形象文化；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即中国共产党自觉树立和主动调适本党意识文化、规范文化和形象文化,使党组织从弱小到强大的治党活动过程,实质是文化强党；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是指党从弱小到强大所选择的文化发展道路、方法、程序及其运动轨迹。第三、四章主要是历时性研究,即对中国共产党文化产生与自强过程作全景式考察分析。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的选择与强党目标的实现都是在时代转换中完成,论文以近代以来中外文化交流史与文化全球化、近代中华民族民主革命史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世界现代化发展史与中国现代化历程等为宏观背景,对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作全景式阐释与建构性分析。本文研究视角自始自终是中共“党文化”自强路径,强调“党文化”是强党的“总路径”,具体表现为马克思主义革命文化武装自强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文化现代化自强两大根本路径。在此前提下进一步探讨中共文化自强三大基本路径,即政党意识、政党规范、政党形象,这是第一层级路径。只有从政党政治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共党史去考察,才能明确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的特色与内容。革命党文化自强路径的特点是在民族民主革命活动中实现马列主义革命文化武装自强,即坚持马列主义革命党理论、建设马列主义革命党规范、塑造马列主义革命党形象；执政党文化自强路径的特点是实现马列主义革命党文化向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文化自觉转型,实质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意识文化、规范文化和形象文化现代化自强。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考察必定上升到规律层面。第五章提出把握文化发展规律,探索全面从严治党先进文化自强之道。强调更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文化自强路径体系设计必须坚持先进性与群众性、现代性与民族性、科学性与合法性的统一。内容包括“马学”、“国学”、“西学”、“中共党史学”四个子系统,还有意识文化、规范文化、形象文化三个子系统。意识文化子系统包括心理、精神、价值观、理论；规范文化子系统包括心理、党德、党法、国法；形象文化子系统包括物质、印象和符号。培育全面从严治党先进文化体系是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新认识、文化自信的新特征、文化自强的新路径。总之,作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创新文化自强路径,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文化竞争力,发挥其他任何组织都不能替代的政治代表性功能和制度性功能。

吴云超^[6]（2013）在《邓小平南方讲话的思想解放意义研究》文中指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世界风云变幻莫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国内各种思潮相互碰撞，传统的思想观念严重阻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这种背景下1992年邓小平进行了南巡，在南巡过程中，他立足我国国情提出许多着名的论断，解放了国民的思想，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重新回到了正轨。本文通过三部分内容详细阐述了邓小平南方讲话对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远意义。首先，论述了南方讲话发生的背景环境和主要内容。从邓小平南方讲话发生的背景入手，论述了当时国内外的具体环境，突出了南方讲话的迫切性；之后从经济、政治、思想方面对南方讲话中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着名论断加以阐释。其次，论述了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历史意义。这一部分从南方讲话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南方讲话是解放思想这一法宝的生动体现、南方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三个方面着手阐述了南方讲话的思想解放作用。最后，论述了南方讲话具有的现实意义。本章内容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的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以及“中国梦”的实现四部分论述了现阶段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继承、发展邓小平的有关思想的前提下进行的，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

龚晓珺^[7]（2013）在《哲学的民族性研究 ——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文中研究表明哲学以其深刻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成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任何一种哲学观都是以民族性的存在方式、时代性的内容、人类性的追求和个体性的风格去追求和探索关于世界本原和人类生活意义的“终极关怀”问题。哲学总在寻求普遍和超越,却又最个性化,具有多姿多彩的民族性内容和形式。哲学以民族为载体而存在,其形成是特定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社会生产方式和政治结构、民族交往、文化传统、科学宗教语言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没有民族性的哲学是不存在的。民族性是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哲学以民族性为存在方式和基本属性,总是特定民族在特定时代、特定社会实践和特有历史文化传统的最高理论概括,是系统理论形态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特定民族的哲学集中反映了该民族特有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人生观以及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终极根据,凝结了该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民族语言、民族心理、民族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从民族自身的发展来看,哲学是民族之魂,各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哲学,没有形成本民族哲学的民族是很难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世界三大哲学传统印度哲学、中国哲学和古希腊哲学各有自己独特的内容范畴和表现形式,从哲学特质来看,印度哲学本质上是宗教哲学,中国哲学是伦理和人生哲学,希腊哲学则为科学和理性哲学。发端于古希腊哲学的西方哲学“同源分流”而出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法国的启蒙和唯物主义哲学,德国的古典和理性主义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等西方哲学形态。而东方的印度哲学、中国哲学和阿拉伯哲学则泾渭分明,其他东方民族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其哲学就深受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两者的共同影响。深入考量哲学民族性的不同形态,可以看出不同民族哲学各具独特差异个性,并无优劣之分,但却各有长短,哲学民族性之中总是蕴含着世界性的品格和趋势,哲学世界性又需要通过民族性加以体现,当代“去西方哲学范式”的多元共识和互补格局成为哲学共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是最科学的哲学体系和最伟大的认识工具,它源自西方哲学,但却超越了以往哲学狭隘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局限,以其世界性、普遍性和人类性的哲学品格而成为无产阶级和解放全人类的学说,成为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作为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自己的任务不仅在于科学地解释世界,而且在于现实地改变世界,其普遍原理被运用于世界各地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具体革命实践而由此赋予了不同的民族特色、民族禀赋和民族性格,其与不同的民族性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其走向世界性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活的学问和行动指南,民族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属性、内在要求和表现方式,只有在与各个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具体革命实践和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形成缤纷异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特色,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才能得以真正体现。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不是单一民族的哲学民族性,而是具有全球视野和世界高度的民族性,真正实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中华民族是迄今为止唯一能够从古代文明延续至今的民族,其强大的民族生命力植根于悠久而独具中国魅力的传统哲学和文化之中。但自近代以来,西方工业文明现代性的世界历史进程打破了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原有的历史逻辑,形成了传统的断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呼唤着传统哲学和文化的现代转型。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康庄大道,“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中国的未来”成为时代的呼唤。当今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挑战和机遇同在,对东方文明古国中国而言,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无不显示着经济腾飞的奇迹。18大吹响了中华民族复兴之梦的征程,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造就了新时期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构建共有的精神家园理应成为当今中国哲学民族性的主题和时代呼唤。对哲学的民族性研究将有助于以哲学的高度思考和引领民族国家的特色发展之路,寻求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和发展,指导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不仅是中华民族彰显“哲学自我”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哲学使命,更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实现伟大复兴之梦的民族使命。本文以“概念构建→发展历程→内容和形式→当代时空境遇→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国视域”为研究脉络,首先探究了哲学的民族性在学理溯源、概念内涵、生成机制、发展历程、本质特征等方面的一般规定性,考量了东西方哲学等不同哲学形态的内容范畴和表现形式,比较了哲学民族性不同形态的异同,探讨了现代性、全球化、民族主义等当代时空境遇下不同民族哲学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应对；其次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在内涵、合法性依据和表现形式等方面的一般规定性,从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基本要义,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鲜明中国特色；最后落脚到中国视域,结合当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总结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经验,反思了中、西、马三哲研究中存在的基本问题,并提出了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思考。总体来说,本文从理论、实践、价值等三个层面对哲学的民族性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问题展开了深入分析和探讨：第一,理论层面：从学理溯源、一般规定性、内容范畴和表现形式、异同比较等各方面全景分析了哲学的民族性,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的一般规定、理论和实践要义等进行了基本阐述,以期在理论层面构建哲学的民族性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的学理框架。第二,实践层面：针对中国视域的经验、问题和前沿思考,引发对当代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重大实践问题的思考,以实践建构理论,以理论引导实践。第三,价值层面：面对现代性、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的当代时空境遇,哲学应该诉诸价值层面的反思,根据民族国家的不同具体国情和世情,思索和寻求最适合本国的发展之路和哲学之路,以独具个性化的民族特色的价值诉求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李宗建^[8]（2013）在《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工作转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运动进程中,“宣传工作”从来就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作为中国共产党重要执政资源的宣传思想工作也应随之发生相应的转变和调整,以适应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及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从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进程中持续发挥应有的功能和作用。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工作的转变为主要线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工作的内容体系、表达方式、运行机制及与外部环境的协调等方面发生转变的过程进行系统的学术梳理和理论分析。将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进程作为宏大的历史背景,将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工作这一实践活动本身作为相对独立开放的系统,着重考察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工作发生转变的实践历程和基本脉络,重点把握宣传思想工作为何转变、转变什么及转变轨迹,即理念内容有无重大转换,表达方式有无重大变化,运行机制有无重大调整,与外部环境是否动态协调。基于宣传思想工作实践本身,寻找宣传思想工作发生转变的节点,进而对宣传思想工作转变的实践历程作出阶段划分,从而在历史动态中把握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工作的转变过程和运作逻辑。首先,对中国社会主义运动进程中宣传思想工作的基本理论问题作出分析和说明。将“宣传”视作一种国际现象和世界运动,探究“宣传”在西方的演变轨迹,并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探寻理解“宣传思想工作”的思想渊源。同时以“革命导向”、“价值重塑”、“凝聚共识”为线索在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工作的实践中找寻“宣传思想工作”概念演变的轨迹,从对历史的梳理和分析中全景式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宣传思想工作”概念的本质属性。其次,对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工作转变的内涵和动力机制进行分析。党的宣传思想工作转变的向度和效度,既受到宣传思想工作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的影响,更受到该实践活动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性、操作性和导向性的制约,而这往往又是通过宣传思想工作转变的内在构成要素与系统功效体现出来。文章将对宣传思想工作转变内涵的分析解构为内容体系的解释力、表达方式的亲和力、运行机制的现代性以及与外部环境的协调性等四个方面。同时,从党面临执政考验的直接反应、实现社会主义阶段性目标的思想保证、社会历史环境变动的客观要求等三个方面对宣传思想工作转变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再次,对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工作的探索和转变进行历史梳理,划分为改革开放以前与改革开放以来两个大的时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以服务“革命”为导向的宣传思想工作理论与实践基本成熟和定型,这是分析建国后宣传思想工作转变的起点；1949年到1957年,中国共产党开启并拓展了执政条件下“价值重塑型”宣传思想工作的探索与奠基；1957年到1978年,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呈现出以“阶级斗争”为导向的运动式宣传的特殊景象,经历了宣传思想工作与阶级斗争“互强”的一个过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宣传思想工作的转变大致经历四个基本的阶段：1978年到1989年,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在“拨乱反正”中开启“转轨”之路,进入随改革开放进程而“转轨变型”的阶段；1989年至1992年,“政治风波”凸显宣传思想工作“极其重要的地位”,宣传思想工作进入全面反思和整顿时期；1992年到2002年,宣传思想工作开启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调整与重大变革；2002年以来,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宣传思想工作坚持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实现新的跨越,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最后,对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工作转变的基本路向进行分析和判断。在总结宣传思想工作转变的经验教训和提炼对宣传思想工作转变的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客观分析宣传思想工作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进而提出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工作未来转变的基本趋向和路径选择。将考察党的宣传思想工作转变历程所得到的启示提炼成“四个理性认识”,即理性认识宣传思想工作转变的基本规律,理性认识宣传思想工作中执政党与大众传媒的关系,理性认识宣传思想工作中体现党的意志与表达人民群众心声的关系,理性认识党的“宣传形象”与执政能力提高的关系。将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工作未来转变.的路径选择概括为四个方面,即构建扎根中国实践的宣传话语体系,积极拓展宣传思想工作的辐射范围,切实改进宣传思想工作的方法手段,逐步完善宣传思想工作的体制机制。

萧衡锺^[9]（2012）在《论新时期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建设之探索、发展与实践》文中研究指明自公元2002年中共‘十六大’会议中正式通过将‘三个代表’论述纳入党章以降,学界中关于在以生产资料为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允许民营企业主入党资格以及中国共产党属性转变的讨论文章时有所闻;而2007年3月甫由中共全国人大制订通过之《物权法》更标志着继宪法中‘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性宣示后,于实质上形诸于具体法律条文的落实。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环,乃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中与时俱进、和当前中国大陆发展形势之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务实做法,更视之为胡锦涛‘科学发展观’指导思想与‘和谐社会’政策纲领的实现。然而,吾人却不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笔者认为实有从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来观察理论思想如何与中国之具体实际相结合并演化（亦即一般所谓的中国化、本土化、在地化）之必要性;换言之,本文乃在探讨于‘社会主义中国化’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下,邓小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之实践经验,亦即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历程,以期能够藉由中共意识型态与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来收鉴往知来之效。

王一木^[10]（2012）在《多元文化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经过艰苦卓越的民族解放运动，建立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升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后，确立的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近年来，在中央文件中频繁出现“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概念，是具有针对性的，针对的语境就是多元文化和“指导思想多元化”的挑战。本文的中心论点是，多元文化语境中，坚持和巩固、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理顺一个重要关系，解决一个关键问题。理顺一个重要关系，即理顺主导文化与多元文化之间的关系，明确“一主多元”的文化格局；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即如何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问题。本论文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理论基础。论文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多元文化的关系这一核心主题，深入论述了以下重点问题:在多元文化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指导以何为指导，及马克思主义指导如何指导。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层层递进的关系，“何以可能”是合法性问题，“以何指导”是依据问题，“如何指导”是落实问题，构成了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多元文化关系的基本逻辑。这篇论文的论证过程分为三个部分，即多元文化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何以可能，以何指导与如何指导。何以可能？论述了“当代中国多元文化的基本生态与语境评价”，即对中国的多元文化基本结构、利弊关系和关联性进行了深入分析；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对多元文化具有正确指导的理论品格”，即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实践性等指导多元文化的理论品格；还论述了“多元文化语境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即多元文化给主导文化带来的挑战和考验，迫切需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保证、文化安全和精神动力；以何指导？论述了“多元文化语境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理论依据”，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意识形态和文化建设的科学论断，以及它们对多元文化建设的现实指导意义；还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具体体现”，即马克思主义对多元文化所具有的指导功能，包括文化导向功能、利益整合功能、政治认同功能和民族凝聚功能，等等。如何指导？这是本论文的重点。论述了“多元文化语境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原则、方法和重要内容”，提出多元文化语境中要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方法指导多元文化和社会实践，以及指导多元文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还论述了“多元文化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重要启示”，对多元文化语境中如何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做的一些深入研究和重点思考，得出一些启示性和结论性观点。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研究一般都限定在政治领域、意识形态领域、思想领域和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本文另辟蹊径，以多元文化领域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为研究对象。这是本文与众不同的地方。本文认为，多元文化是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多元文化是把双刃剑，既为发展先进文化提高了广阔视野和丰富文化资源，又威胁主导文化和主导价值的安全，挑战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文化多元化并不意味指导思想多元化，指导思想一元化是一条执政规律，越是多元文化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特别是东西方意识形态斗争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十分重要和必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保证、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对多元文化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呢？要完整理解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实践性的理论品格为依据，充分发挥其文化导向、利益整合、政治认同和民族凝聚功能，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解决好社会重大关切；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最重要的是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要用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多元文化和社会实践。当前最重要的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多元文化，凝聚人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中国特色就是创新发展，就是强基固本之路。

二、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民族文化的心理基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民族文化的心理基础（论文提纲范文）

（1）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话语及其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邓小平南方讲话的思想解放意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哲学的民族性研究 ——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论文提纲范文）

（8）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工作转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多元文化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民族文化的心理基础（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D]. 顾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2]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究[D]. 尹诵.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1)
• [3]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D]. 王爱桂. 苏州大学, 2019(06)
• [4]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话语及其发展研究[D]. 张培.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8)
• [5]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研究[D]. 戴剑飞. 西南交通大学, 2015(08)
• [6]邓小平南方讲话的思想解放意义研究[D]. 吴云超. 燕山大学, 2013(08)
• [7]哲学的民族性研究 ——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D]. 龚晓珺. 中央民族大学, 2013(12)
• [8]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工作转变研究[D]. 李宗建. 南开大学, 2013(07)
• [9]论新时期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建设之探索、发展与实践[A]. 萧衡锺. 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2012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2
• [10]多元文化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研究[D]. 王一木. 江西师范大学, 2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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