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2000～2001年流行性感冒流行概况（论文文献综述）
冯静静[1]（2021）在《1950年代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防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成立初期,郑州常年因气候、洪涝灾害、群众生活环境差、医疗设备不足、封建迷信思想等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各种疫病频发。特别是麻疹、白喉、百日咳、猩红热、伤寒、疟疾、乙脑等急性乙类传染病的肆虐,造成大量的人口患疫和死亡,严重阻碍了郑州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新中国的建设。面对疫病丛生的局面,郑州市党和政府积极投身于公共卫生防疫事业中,明确防治疫病的政策法规,健全疫病防治卫生机构,利用各种途径开展防治疫病宣传,实行疫情调查制度和报告制度以及强化隔离治疗、预防接种、环境卫生整治等一系列防治疫病流行的措施,有效地控制了疫病的蔓延。在防治疫病的过程中郑州市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这一时期卫生防疫运动中来,促使了传染病防治良好社会环境的形成。郑州市在疫病防治过程中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的互动,不仅成功地遏制了传染病的肆虐,改善了郑州城市环境卫生面貌,而且提高了群众对新生政权的拥护,使人民群众认识到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是全体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国家的建设需要民众共同参与,为中国共产党新生政权在郑州的巩固奠定了良好的民意基础。本文以1950年代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防治为视角,着重论述了政府和民众防治疫病流行所采取的措施,有效地降低了各种疫病的发生率和死亡率。积累了丰富的卫生防疫、改善环境、提高群众卫生防疫观念等宝贵经验,建立起一套卫生防疫体系。为当下党和政府理性而有组织地运用公共权力和社会力量进行防治新冠肺炎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张斌斌[2]（2020）在《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开发与实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校本课程越来越得到国家和地方的重视。《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版）》中明确指出要开发出具有地方和学校特色的校本课程。同时,近年来,传染病疫情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传染病的爆发流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命健康安全,也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秩序。对学生进行传染病知识的教育势在必行,不仅能让学生形成正确的生命健康观念,也有助于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形成。本研究基于高中新课标的基本理念、课程目标以及选修模块的开设建议,以“传染病与防控”为主题,结合广州市东涌中学的学校特色和学生需求,尝试开发出具有地区或学校特色的高中校本教材,以便于对学生进行传染病与防控知识的教育和生物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首先,对广州市东涌中学进行内外部环境分析,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东涌中学的高一、高二学生以及高校大一、大二学生进行学习需求分析和传染病知识知晓率调查。其次,根据选修模块的开设建议与学校、学生的实际需求,进行课程目标的设计和教材内容的组织编排,最终将校本教材的章节定为3章15节6活动。接着以学生自主报名的方式组建实验班,运用多种教学模式和方法对实验班进行校本教材的教学。最后,运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对校本教材的开发与实践环节进行评价,根据评价结果检测学生在知识、能力等方面的发展,并判断校本教材开发与实践的实际效果,进行总结与反思。结果表明:实验班学生通过“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学习,对传染病的相关知识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达到了以新课标为基准的课程目标要求,生物学科核心素养也得到了提高,其学业测试的平均分提高了13.45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合作探讨能力、科学探究能力得到了提升;形成了“防控并重”的观念;提高了学生对生物学课程的兴趣,加强了学生应用生物学原理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的自我健康保护意识有了大幅度地提升。在课程回访中,学生表明在学习完本教材后,他们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做好了个人的防疫工作,并向父母或身边的人宣传了新冠的危害性,教会他们应对新冠的方法,很好地保障了自身及周围人的生命安全,也为自己的行动而感到满足。此外,在开发与实践过程中,教师的专业能力得到了发展,对教育教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提高了课程编制与组织的能力。
靳晓菡[3]（2020）在《基于5E教学模式《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校本课程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青少年健康问题不断增加、我国采取的体育课+心理课的模式并不能全面解决青少年正在面临的一些健康问题的情况下,学校健康教育课程甚至课程体系构建是十分有必要的。目前,我国学校健康教育课程的建设与实施现状并不理想,健康课程体系的构建由于学校整体课程结构的固定化也受到一定限制。本研究借助校本课程开发这一契机,从学生传染病相关的健康教育出发,借助促进学生概念构建及探究能力培养的5E教学模式,旨在回答以下两大关键研究问题:（1）如何构建基于5E教学模式的高中传染病防控相关的校本课程?（2）如何评价该课程的有效性与适用性?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首先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分析我国学校健康教育现状并以此作为课程需求分析,进一步确定《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课程的设计原则、总目标、核心概念及重要概念,在此基础上构建课程框架,细化课程章节目标及内容,形成了指导基于5E教学模式《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校本课程教学实践的相关材料,完成了课程的设计。完成课程设计后,采用实验法以上海某中学高中选修拓展课为依托进行教学实践,通过学生学习课程前后传染病预防相关知识、行为与态度的变化及其在课程过程中完成的作品评价该课程的有效性,通过回收的学生课程评价问卷及半结构化访谈记录分析该课程对我国高中生的适用性。结果表明,参与本课程的14名学生学习课程前后传染病防治知识与行为、态度发生了显着变化;参与课程的所有学生均表示课程内容难度适中、课堂活动形式丰富、课程对自身防治传染病的态度与行为产生积极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本课程应用于高中生传染病防治相关的健康教育十分有效,实验组学生传染病知识与行为以及态度前后测之间呈现显着性差异;（2）本课程适用于我国高中课堂,课程内容对学生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且难易度适于高二学生,同时参与课程的全部学生表示非常喜欢课程中多种多样的课堂活动,而本课程对于生活中学生传染病防治的态度与行为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根据本研究的研究结果,建议将本课程引入学校健康教育课程体系中,同时在健康类校本课程的开发中应注重课程内容的系统性、课程案例的即时性以及课程活动设计的合理性。在教师实施《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课程教学时,建议注意控制学生的数量及其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在教学实践中依据实际情况对教学安排进行灵活调整。
刘臻[4]（2020）在《基于“SHA2011”卫生费用核算体系的四川省呼吸类疾病治疗费用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研究目的:通过对四川省呼吸系统疾病治疗费用的核算与分析,了解呼吸系统疾病的总量、受益人群（包括年龄,性别和疾病）、机构流向和筹资方案分布等信息,研究不同受益人群与不同类型机构、不同类型机构与筹资方案、筹资方案与受益人群等二维交叉的费用结构,进而发现呼吸系统治疗费用的重点疾病,重点人群和筹资方案问题,为减轻居民呼吸系统疾病治疗费用的家庭负担,预防和控制呼吸系统疾病,改善居民呼吸健康提供政策参考和相关建议。研究方法:根据OECD,Eurostat,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发布的《A System of Health Accounts 2011 Edition（SHA2011）》即卫生费用核算体系2011的基本核算框架,结合四川省呼吸系统疾病治疗费用核算的特殊情况,采用问卷调查法和知情者访谈法相结合的方式收集相关数据,运用Stata14.0和SPSS19.0软件进行核算分析。结果:核算结果显示,2018年四川省呼吸系统疾病治疗费用为307.09亿元,占整个四川省经常性卫生费用治疗费用的15.82%,占四川省2018年GDP的比重为0.75%。家庭卫生支出为113.24亿元,占比为36.87%。高于同时期四川省卫生总费用（THE）中家庭个人负担（27.94%）。综合医院呼吸系统疾病治疗费用比重最大（42.64%）,妇幼保健机构治疗费用比重最小（3.99%）。从受益人群分布来看,0-4岁年龄组人群的治疗费用比重最高,高达17.59%,男性人群呼吸系统疾病治疗费用高于女性人群,比重分别为55.57%和44.43%。费用位居前三位的疾病组分别是慢性下呼吸道疾病,流行性感冒和肺炎,急性上呼吸道感染,费用位居前三位的疾病是慢性阻塞性肺病,肺炎（病原体未特指）,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多发性和未特指部位）。通过二维交叉对比发现,男性群体更容易患职业型肺部疾病,女性群体则是更容易患呼吸道感染。在55岁以前,门诊服务治疗费用比大于住院服务,此后则相反。10-39岁人群更倾向于在门诊类机构就诊,55-74岁年龄人群倾向于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综合医院就诊,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对中医医院的兴趣也日益增大。青年人群的家庭卫生支出比例最大,政府卫生筹资方案在每个年龄段分布较为均匀,自愿医疗保健支付方案占比较少。结论:四川省呼吸系统疾病治疗费用总量不容小觑,优化筹资结构,重视重点人群和重点疾病的防控,30岁以下人群的家庭卫生负担重,重视儿童呼吸道感染,减少家庭负担,控制老年人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的治疗费用,加大基层医疗水平建设,合理引导患者就医流向。
童敏[5]（2020）在《空间嬗变与秩序重建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上海街道书写》文中认为空间危机是晚清以来中国人所遭遇的一切危机的源头,西方人在中国设立租界是空间危机的重要表征。上海是中国最早设立租界的城市,也是最先西化、最国际化的城市。伴随着租界的设立,西人开始实施针对上海的城市空间改造计划。兴修街道、完善街道网是城市空间改造的首要任务。随着现代街道在上海的成型,街道网络格局日益成熟,上海城市空间的传统状态逐渐消失。如此来看,现代街道的修建触发了上海大规模的空间变动,用大卫·哈维的话来说,这便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手段,它显示了上海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决心。上海开始以一种“现代”的姿态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上海街道是对西方城市街道的模仿。首先,居住在租界内的西方人将其本国的街道建设经验移植到中国。型态完善的租界街道满足着都市人的日常生活,给予人们良好的感官体验,并成为中国人想象西方物质文明的“刺激源”。在当时旅沪人员的相关记载中,“街道体验”成了他们判断城市文明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在租界街道的对比之下,老城街道成了“负面”的存在。因此为了改善城市面貌,提升城市形象,老城街道又开始了对租界街道的模仿。空间上的危机会触发社会整体秩序的崩塌。作为城市最重要的外部公共空间,街道有多种功能。空间不是简单的物质组合,而是凝聚了深厚文化记忆的场所。上海街道由传统向现代地转型在深层次上意味着空间文化记忆的扭转。在直观层面上,现代街道的出现改变了上海原有的水乡秩序,都市日常生活的节奏由慢走向快,由静走向动。空间上的剧烈变动改变着都市人的感知结构,在其时的文学作品中,街道被反复书写,尤其是四马路、南京路、霞飞路、北四川路等街道。它们表明以满足市民大众日常生活为目的的现代生活方式获得了广泛认同。在上海,街道给予人们以独特的城市美学体验,即异域情调。当人们穿梭于上海的街道,仿佛置身于异国。然而,这异域情调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殖民危机。上海街道是一个西化的空间,更是一个殖民的空间。殖民暴力虽化身为异域情调,却无法掩饰它的殖民野心。因此,走在南京路上的上海人,在感受异域情调的同时,也成了殖民权力直接宰制的对象。尤为独特的是,在现代上海,修建街道并不只是市政事务,它还体现为不同权力体系之间的博弈。正是因为如此,华界当局亦通过修建街道来表达自我的民族主义诉求。街道作为城市的外部空间,从性别角度来说,它还关涉着传统的两性秩序。“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秩序是传统社会秩序的根基,如若发生颠倒、错乱,那么便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稳定。但在上海,走在街上的女性改变了传统的性别秩序格局。女性以街道这一公共空间实践着自我的性别诉求和政治诉求。现代上海的街道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暧昧的城市空间,是一个失序的同时又建立新秩序的空间。正是基于此,“空间”与“秩序”可以看作是理解上海街道现代转型的关键词。街道并非是一个稳定的结构,而是一个不断嬗变的空间。这嬗变首先发生在物质空间层面。本论文的第一章,结合现代上海城市史和文学文本,考察了上海街道的现代转型,以及转型后的现代街道如何影响文学创作。在上海,街道要发展就必须突破一些实际的障碍,如河浜、城墙。填浜筑路、拆城筑路是上海街道现代转型的重要措施。然而在上海,河浜、城墙既是街头景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并且关联着传统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从清末民初因拆除城墙而引发的争论,便可见一斑。河浜、城墙消失后,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街道,这预示着上海逐渐脱离了乡土中国的秩序,开始适应专属现代都市的新秩序。此外,越界筑路也是一个重要的措施。越界筑路在租界当局主导下进行。然而,“筑路”并不是这一措施的目的,“越界”才是本质。现代上海是一个华洋杂居的城市,空间上的越界正是租界对华界权力的侵犯。所以说,越界筑路是租界进行殖民扩张的手段,由此而形成的街道则是殖民扩张的产物。外部空间的变化自然会影响到文学的创作。在晚清以来以上海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中,具备现代型态的上海街道不仅是作品的描述对象,也是文本空间的重要构成之一。在古代城市小说中,城市的街道未能成为文本空间的构成因素,作为城市日常生活空间的街道往往被忽略。现代街道参与文本空间的建构,并成为文本空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古代小说向现代小说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街道在空间上的嬗变是直观的,也就是说是可视的、可触的,可以被人的感官直接感知到的。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往往会把街道所赋予的经验揉进创作之中。这样说来,现代街道同时也为文学文本的创作提供了新的书写经验和书写技巧。本论文的第二章阐释现代街道如何影响都市日常生活秩序。街道是都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生活在都市中的人时刻与街道发生联系。上海街道构建了现代都市的新时空。与传统街道的日常时空秩序相比,这一新时空是变形的,是被权力所规训的。街灯、车辆是现代街道最重要的附属品,是街道文明的物质表征。但同时,它们的存在让街道的内部空间结构发生了形变。街灯延长了人们在街道上停留的时间,它的存在让街道成了昼夜颠倒的时空。车辆以速度为媒介让街道成了压缩的、流动的、叠加的时空。街灯、车辆让都市日常生活获得了现代化的传奇色彩。巡警是现代街道的重要配置,这预示着作为市民空间的街道开始接受权力的规训,都市日常生活被裹挟在一张巨大的权力网中。现代街道改变了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内容。现代都市是物质聚集的场所,人的欲望在物质的刺激下摆脱了日常伦理道德的束缚,开始寻求正常的表达方式。因此,街道成了市民日常生活欲望的表达空间。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上海兴起了一种依托于街道的日常休闲运动,即“荡马路”。所谓“荡马路”也即是散步。“荡马路”是市民大众理解现代上海的重要手段,是人与城市的互动。人既接受了现代城市时空秩序的约束,也在通过行走的方式去改变这一秩序。上海正是在市民大众的脚部下才获得了意义。摩登与革命是理解现代上海城市文化的关键词。本论文的第三章从摩登与革命的关系阐释左翼话语中的上海街道。“摩登”一词词义丰富,它在30年代的上海与现代物质消费产生了直接的关联。因此,由物质文化所塑造的现代街道亦可以看作是一个摩登的空间。左翼文人行走在这摩登的空间中,自然会产生愉悦的感官体验。但阶级意识却阻止他们进一步沉迷于其中。左翼话语中的上海街道是一个两极分化的世界,城市贫民、无产者处于殖民者和上层阶级的压迫中,他们被排斥在这个充满摩登情调的空间之外。左翼文人的上海街道叙事具有强烈的对比意识。为了寻求空间正义,上海街道被挪用为革命的实践空间。游行示威、街头演讲、散发传单、呼喊口号,上海街头的革命活动是对既有城市空间秩序的否定,同时也是改写城市空间记忆的手段。本论文的第四章从空间与身体的关系入手,阐释了在中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大背景下,上海女性是如何利用现代街道的空间特质来颠覆传统性别秩序。街道是城市的外部空间,因而在性别视角下,它亦是男性空间。在传统社会中,街道是拒绝女性的。具体说来,拒绝女性其实是拒绝她们的身体。而现代上海的街道却成为女性身体的展示空间,从晚清的妓女到30年代的摩登女郎和革命女性,上海街头因她们的存在而更加异彩纷呈。走在街上的女性一方面无法避免被男性凝视和被物化的困境,另一方面她们也以自己的方式表述女性的城市经验。为了调整自我身体、街道（公共空间）和男性之间的关系,在30年代民族国家利益的宏大诉求之下,女性主动接受革命的编码,将自我的女性气质隐藏起来,试图以一个政治的身体、革命的身体弥合两性之间的裂缝。晚清以来,上海街道的现代转型是一个剧烈的空间嬗变过程,本论文从“空间”与“秩序”入手,结合现代上海城市史、城市文化和城市文学,分别从都市日常、左翼和性别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重点阐释在一个嬗变的空间中,旧有的秩序如何被颠覆,新的秩序又如何被建立的过程。
艾敏[6]（2019）在《1999-2015年玉溪市红塔区伤寒与副伤寒时空分布特征及其预测模型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描述分析1999—2015年玉溪市红塔区及其乡镇伤寒与副伤寒（Typhoid and Paratyphoid Fever,简称TPF）病例的时间、区域和人群的分布特征;建立Gompertz模型,探索红塔区及其乡镇TPF病例时空变化节点与过程;建立红塔区及其乡镇灰色模型（GM（1,1）模型）和差分自回归滑动模型（ARIMA模型）,预测2016年1—12月TPF月病例数,检验模型拟合效果和预测精度;对比分析三种模型应用特征,为今后TPF流行强度监测、数据化预警、精准控制和模型的选择提供依据与借鉴。材料与方法1.研究对象:持续三天以上发热（体温≥37.5℃）、无明显上呼吸道或泌尿道感染以及外伤或其它诊断发热原因,符合确诊或临床诊断TPF病例诊断标准的病例。2.研究区域:红塔区位于云南省中部、玉溪市西北部,是云南省经济发达地区和玉溪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辖区内有9镇2乡。3.资料来源:TPF数据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CISDCP）疾病监测网络报告1999—2015年中国红塔区TPF临床诊断和确诊病例;人口资料来源于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4.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分别描述统计1999—2015年红塔区TPF病例在不同时间（年、月、周期性）、人群（职业、性别、年龄）和区域（城区、乡镇）的分布特征,采用Excel 2016绘制图表。5.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19.0对月病例数进行年度聚类分析,将1999—2015年17个年度聚为高发年和低发年两类。χ2检验用于比较组间差异,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检验水准α=0.05。6.预测模型方法:绘制1999—2015年红塔区、州城和其他乡镇TPF病例总流行时段、总高发年、总低发年月病例数变化曲线,对符合Gompertz曲线变化的时段建立Gompertz模型,确定拐点坐标（病例时空变化节点）;分别建立红塔区、州城、其他乡镇的GM（1,1）模型和ARIMA模型,预测2016年1月—12月TPF月病例数,检验模型拟合效果和预测精度。结果1.1999—2015年红塔区报告TPF病例8 398例,年发病率范围6.26/10万～355.11/10万,6—10月发病高峰病例数占总病例数57.76%。2001、2004、2006、2007、2009年为五个高发年,合计病例数5 361例,发病率范围170.80/10万～355.11/10万,形成三个流行周期,周期范围19～39月;其余十二个低发年合计病例数3037例,发病率范围6.26/10万～130.91/10万。总高发年6—10月平均发病率130.59/10万,2001年6—10月病例数占当年总病例数63.89%;总低发年6—10月平均发病率65.33/10万,2003年6—10月病例数占47.24%。病例职业分布以农民（29.88%）、学生（20.22%）和工人（13.73%）为主,年龄主要集中在15～39岁（65.25%）,该年龄组年发病率范围112.67/10万～240.66/10万;男性、女性年均发病率分别为52.12/10万、47.65/10万（χ2=33.699,P<0.05）;州城累计病例数和发病率分别为5404（64.35%）例和 155.44/10 万。2.1999—2015年州城报告TPF病例5 404例,年发病率范围5.38/10万～440.08/10万,6—10月发病高峰病例数占总病例数56.81%。2001、2004、2006、2007、2009年为五个高发年,合计病例数3 503例,发病率范围204.88/10万～440.08/10万,形成三个流行周期,周期范围19～39月;其余十二个低发年合计病例数1 902例,发病率范围5.38/10万～158.92/10万。总高发年6—10月平均发病率205.86/10万,2001年6—10月病例数占当年总病例数65.27%;总低发年6—10月平均发病率94.37/10万,2003年6—10月病例数占48.31%。3.1999—2015年其他乡镇报告TPF病例2 994例,年发病率范围4.13/10万～167.92/10万,6—10月发病高峰病例数占总病例数59.67%。2001、2004、2006、2007、2009年为五个高发年,合计病例数1 858例,发病率范围101.85/10万～167.92/10万,形成三个流行周期,周期范围18～38个月;其余十二个低发年合计病例数985例,发病率范围4.13/10万～58.50/10万。总高发年6—10月平均发病率122.57/10万,2001年6—10月病例数占当年总病例数61.48%;总低发年6—10月平均发病率38.61/10万,2003年6—10月病例数占60.53%。4.建立1999—2015年红塔区总流行时段、总高发年、总低发年Gompertz模型,模型表达式分别为y=146*（7.70*10-4）0.29t、y=160*（2.33*10-5）0.23t、y=27*（1.37*10-2）0.39t,红塔区总流行时段Gompertz模型K、拐点坐标（t0,y0）、起始期、增长前期、增长后期、平稳期分别为 146、（3.61,72.94）、0.82、0.79、0.78 和 5.61;总高发年 Gompertz模型K、拐点坐标（t0,y0）、起始期、增长前期、增长后期、平稳期分别为160、（3.60,80.08）、0.95、0.65、0.85 和 5.55;总低发年 Gompertz 模型K、拐点坐标（t0,y0）、起始期、增长前期、增长后期、平稳期分别27、（3.56,13.55）、0.53、1.03、1.02和5.42。5.建立1999—2015年红塔区、州城和其他乡镇TPF月病例数GM（1,1）模型,模型表达式分别为X（0）（k+1）=18.58e-0.005k、X（0）（k+1）=35.OOe-0.005k和X（0）（k+1）=18.65e-0.005k。红塔区GM（1,1）修正模型S1、S2、C和相对误差分别为117.25、104.75、0.89和0.42;州城GM（1,1）修正模型S1、S2、C和相对误差分别为4.85、4.42、0.91和0.45;其他乡镇GM（1,1）修正模型S1、S2、C和相对误差分别为1.17、1.04、0.89和0.42。6.建立1999—2015年红塔区、州城和其他乡镇TPF月病例数ARIMA模型,模型分别为AOIMA（1,0,0）（1,0,0）、ARIMA（1,0,0）（1,0,1）和ARIMA（1,0,2）（1,0,1）;红塔区ARIMA模型R2=0.93,2016年1—12月预测值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0.30;州城ARIMA模型R2=0.93,预测值平均相对误差为-0.35;其他乡镇ARIMA模型R2=0.85,预测值平均相对误差为-0.77。结论1999—2015年红塔区因TPF病例数多、发病率高、季节性升降和周期性波动,成为相应时间空间节点重要公共卫生问题。本研究系统认识红塔区TPF发病季节性与周期性变化、病例人群与区域分布情况,以及州城和其他乡镇年、月和周期变化特征;Gompertz模型参数准确描述红塔区总流行时段、总高发年和总低发年TPF流行峰值高低、时间与空间节点变化特征;GM（1,1）模型预测曲线真实值与预测值曲线关联度较小,预测曲线呈单调递减变化趋势;ARIMA模型对呈季性升降和周期性波动的时间序列高度关联,拟合效果和预测精度较好。TPF流行特征和规律与预测模型联合对确定TPF疫情变化时空间节点、进行风险评估、预测发展趋势、综合防控和精准数据化预警提供方向,对比分析模型的应用特征、拟合效果和预测精度,也为今后类似传染病的分析研究和模型的选择提供借鉴。
杜晓宇[7]（2019）在《上海市杨浦区户籍居民全死因死亡率变化趋势分析及预测研究》文中指出一、研究背景社会因素的对某些疾病死亡率有一定的影响,如能很好的认知并了解其中的关系,则可为制定疾病控制相关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一个地区范围内,时间跨度长的流行病相关数据可以很好的用来分析社会因素的影响。全球疾病负担组织（GBD）研究表明,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已经超过了传染性疾病、母婴疾病、围产期疾病和营养不良疾病的发病率。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常用来评估一个地区卫生系统状况。在1996年至2014年间,中国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了79%,尽管这一比率仍高于高收入国家。在中国,社会因素对人群归因死亡率的长期影响尚未得到系统性的评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城市。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上海市居民经历了以下重大社会事件和公共卫生事件:污染工业的发展（1949-1980）,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76）,改革开放（1979-）和甲肝大流行（1988年1月）。根据世界银行的人均收入标准:上海在1994年以前属于低收入地区;在1996-2005年期间属于中低收入地区;在2006年以后属于中高收入地区。上海市的出生登记制度建立于1987年,比全国早14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上海一些地区的人口不断增加。为了评估社会事件对上海市自然人口增长的分死因死亡率的影响,我们选择杨浦区作为本研究的数据来源地区。选择杨浦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杨浦区的经济水平在上海市区中处于中等水平;其次,杨浦区的居民经历了上述所有公共事件;三是杨浦区户籍居民人口相对稳定,1974-2014年期间从0.77×106到1.0×9106。这主要是由于大型企业的引进受到限制和严格的户籍制度。杨浦区户籍居民在研究期间的人口流入和流出相对有限。因此,研究在人口自然增长状态下社会事件对死亡率的影响,杨浦区的居民人口数据具有非常好的代表性。二、材料本文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1974-2014年上海市杨浦区疾病控制中心死亡登记系统,其中囊括所有上海市杨浦区户籍人口死亡信息。疾病分类编码采用ICD-10分类编码。三、方法1、对41年间各主要疾病的死因顺位,性别比、死亡率变化趋势进行描述性流行病学分析。2、死亡率分解方法:（1）计算方法:同一个人口不同时间的死亡率差别可以看作不同人口结构人口的死亡率差别进行分解。死亡率变化分解采用一种无残差的方法:假定需分解人口A和人口B粗死亡率差别:=年龄结构的差别（以A和B分年龄死亡率的平均值为权重）+非年龄结构的差别（以A和B年龄结构为权重）=人口因素贡献值+非人口因素贡献值其中:设Diff为人口A与人口 B的死亡率差,则:=人口因素贡献值+非人口因素贡献值其中:其中:人口因素贡献率=人口因素贡献值/（人口因素贡献值+非人口因素贡献值）*100%非人口因素贡献率=非人口因素贡献值/（人口因素贡献值+非人口因素贡献值）*100%这里年龄结构差别即两人群人口因素导致的死亡率差别,非年龄结构差别即两人群非人口因素导致的死亡率差别。（2）数据整理方法:把上海市杨浦区1975-2014年分为4段,分别为A段（1975年-1984年）;B段（1985年-1994年）;C段（1995年-2004年）;D段（2004年-2014年）。取各年份段分死因分年龄组死亡人数平均数和杨浦区各年份段个年龄组人口数进行计算。由于需要计算粗死亡率差值,所以计算的年份分别为:B-A=（1985年-1994年）-（1975年-1984年）;C-B=（1995年-2004年）-（1985年-1994年）:D-C=（2004年-2014年）-（1995年-2004年）;3、时间趋势分析方法:死亡率时间趋势分析试图找到一段时间内死亡率变化的趋势分段。本文采用Joinpoint RegressionProgram4.3.1.0（April,2016）软件进行。该软件能够较好的找到死亡率变化的最优模型。在模型的拟合上,按照Joinpoint从0-5的顺序依次进行,寻找最大P值的Joinpoint数量。4、人口预测方法:用1945年Leslie发明的利用目前的年龄结构状况,得到未来的年龄结构和数量随时间演变的动态预测。5、构建年龄-时期-队列模型数据准备本研究中的年龄-时期-队列分析纳入了 20岁及以上的人群,因为年轻人（20岁及以下）的死亡率较低。我们在1976-2014年期间每5年将登记人群划分为亚组,并将登记人群划分为不同年龄组,间隔为5年。之后,我们形成了一张Lexis图表,按年龄（a）,时期（p）和队列（c）列出死亡病例和person-year。我们以癌症致死原因为例来说明Lexis图是如何构建的。Lexis图中的人年数使用以下公式计算:（1/3Lap+1/6La+1,p+1）×y（6La,p+1/3a+1.p+1）×y（B）其中公式A用于计算上三角形的人年,公式B用于计算下三角的person-year。L表示期间p的平均人口规模,y表示时期,年龄和队列的间隔年份（本研究中为5年）。模型拟合数据准备后,将年龄,时期和队列数据拟合到模型中,表示为:log[r（a,p）]=f（a）+g（p）+h（c）,其中f（a）,g（p）和h（c）分别代表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的影响。每个变量分为线性和非线性函数。我们用平滑的自然线条描述非线性函数。由于APC模型中存在共线性（c=p-a）,我们将周期效应的斜率平均约束为0。周期和队列的趋势在图3中显示为风险比率。风险比率是与参考年份相比的死亡风险,参考年份队列上设定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年份）和时期上设定为1980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的第一年）。6、使用年龄-时期-队列模型进行预测为了预测2015-2030年期间的死亡率,构建一个年龄-时期-队列模型,该模型与之前描述的相似但不完全相同。首先,为了平衡乘法模型中的指数增长,选择power 5作为链接函数而不是常用的log link。Moller在2002年证明了power 5作为预测中的联系的优势.其次,使用最近的死亡率数据而不是整个时间段范围数据来构建模型,因为最近的数据在预测未来死亡率方面更有价值。在R软件（版本3.4.3）中使用Epi package和Norpred package进行APC模型分析。四、结果上海市杨浦区在1974年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为12.18%,1984年为9.21%,1994年为10.49%,2004年为15.77%,2014年为18.22%,老龄化状况逐年加剧。1974-2014年间全死因顺位前5位分别为:循环系统疾病、肿瘤、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意外伤害、内分泌和营养代谢疾病。1974-2014年年龄别死亡人口占比最高的年龄段分别为 75-年龄组（16.83%）,85-年龄组（16.58%）,80-年龄组（16.13%）,70-年龄组（14.00%）,65-年龄组（10.31%）。除0-岁组之外,年龄别死亡人口占比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升高。分死因中年龄别死亡人口占比较高的大多数集中在70-以上人群。以10年分段的全死因顺位分析显示:循环系统疾病、肿瘤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变化不大,为前3位,上升幅度较大的为内分泌和营养系统疾病,全户籍中从第7位上升到第4位,男性户籍中从第9位上升到第4位,女性户籍中从第7位上升到第4位。下降幅度较大的为泌尿系统疾病,全户籍从第8位下降到第10位,男性户籍人口从第7位下降到第10位,女性户籍人口从第8位下降到第10位。1974-2014年间上海市杨浦区期望寿命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女性期望寿命高于男性期望寿命。1974-1990年在一定范围内波动,总体期望寿命最低年份为1981年（72.98岁）,之后呈现上升趋势,从1990年74.2岁上升为2014年79.35岁。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整体上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并保持较低水平的趋势.1974年到1988年之前死亡率从8.3/1000（1974年）上升到39.6/1000（1988年）,而1988年之后迅速下降到4/1000（1998年）之后保持较低水平（5/1000以内）。传染性疾病和母婴疾病死亡人数占比从1974的7.66%,逐年缩小至2014年的1.86%。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死亡人数占比从1974年的86.03%逐年增加至2014年的94.42%,意外伤害死亡占比从1974年的6.31%减少至2014年的3.72%。传染性疾病粗死亡率和标化死亡率呈下降趋势,粗死亡率从40.240/10万下降到16.345/10万,标化死亡率从40.383/10万下降到10.300/10万;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粗死亡率从1974年的451.983/10万逐步上升至828.180/10万,标化死亡率在1998年之后下降,从1998年519.936/10万下降至2014年313.477/10万。意外伤害粗死亡率变化幅度不大,1974年为33.139/10万,2014年为32.598/10万,其中最高点为1978年57.496/10万,最低为2013年28.314/10万,标化死亡率呈下降趋势,1974年为36.536/10万,2014年为13.649/10万。最高为1978年57.496/10万,最低为1982年34.429/10万。1974-2014年间,杨浦户籍居民平均41879864人/年,共发生死亡290332例（男154050例,女136282例）。第一类疾病,第二类疾病和第三类疾病死因死亡人口分别占总死亡人口比为3.80%、86.50%和5.56%。1974年至2015年间死亡占比前5位的分别是心脑血管疾病（脑卒中、缺血性心脏病和高血压心脏病）,癌症,呼吸系统疾病,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和哮喘、糖尿病和消化系统疾病包括肝硬化和消化道溃疡,分别占所有死亡总数的35.05%、28.36%、11.35%、3.45%和3.22%。癌症死亡人口平均寿命比心脑血管疾病死亡人口平均寿命短7.7年。而在年龄《60岁人口中,癌症、心脑血管疾病、意外受伤、传染病/寄生虫病和消化系统疾病是导致死亡的前5大原因,分别占所有死亡人口的40.20%、19.66%、11.70%、5.93%和3.29%。经过Joinpoint分析后,传染病和母婴疾病死亡率下降中1988年为明显的下降转折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循环系统疾病、肿瘤、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上升中,标化死亡率在1995年左右前平稳或小幅上升,之后下降,在2005年之后下降幅度减缓;内分泌和营养代谢疾病在2001年之前小幅上升,之后上升幅度加大。主要疾病的年龄-时期-队列效应:通过年龄-时期-队列（APC）模型,我们分析了年龄,出生队列和时期对死亡率的影响。自1990年尤其是2000年之后,在60到70岁年龄组中,心血管疾病、癌症和糖尿病的死亡率大大下降。而且所有年龄组的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均有所下降。出生队列分析表明,从1955年到1965年,包括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这一段时间内,出生的人群中全死因死亡率,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和消化系统疾病在内的第二类疾病死亡率,以及意外伤害的死亡率明显增加。从APC模型出生队列的拟合趋势中,我们发现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和呼吸系统疾病导致的死亡风险分别在1921年,1928年,1911年出生的人群中达到的顶点,之后又开始下降。然而,1949年之后出生的人群癌症和糖尿病的死亡风险开始增加。在1974年,年龄在65及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4.59%,而这一比例到了2015年增加到了 19.15%。老年人口预计在2021-2025年间将会达到峰值,占总人口的33.15%。此后,这一比例将开始减少。在2026-2030年间会共有11354名女性和20996名男性死亡。第一类疾病和第三类疾病的死亡占比将继续下降（第一类疾病:1976-1980年为6.67%,2011-2015年为2.43%,2026-2030年为2.31%;第三类疾病:1976-1980年为7.83%,2011-2015年为3.71%,2026-2030年为3.08%）。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仍然将是导致死亡的最主要疾病。此外,这两种疾病的死亡人数占比在男性和女性中都在增加。糖尿病死亡人口占比也不断增长,在2026-2030年间将会成为女性第三大死亡原因,男性第四大死亡原因。五、讨论本研究有3个主要发现。首先,第一、二、三类疾病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分别在1988、1994、1995年后出现骤降。其次第二类疾病危险因素在1911至1928出生的人群中达到顶峰,然后出现下降。然而,1949年以后出生人群的癌症和糖尿病相关死亡风险出现上升。第三,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仍然是死因顺位的前两位,同时,糖尿病的危险因素在2026至2030年不断上升。标准化死亡率的变化趋势反映了公共卫生环境的优化和死亡危险因素的改变。由于1988年1月甲型肝炎的爆发,上海市政府投入了大量的控制传染病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有效的降低了 1988年后第一类死因的死亡率。上海的第一类和第三类疾病的标准化死亡率明显低于中国大陆其余地区和世界水平,这是因为上海通过改善医疗服务的措施有效的控制了第一类和第三类疾病的死亡率。吸烟和空气污染是明确会导致COPD死亡的危险因素,自 80年代以来,因为空气质量和医疗条件的改善,COPD的死亡率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尽管如此,第二类疾病的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自1991年以来,可能是因为从80年代以来,排放污染的工业被迁离上海市区,癌症的标准化死亡率开始下降。1998年和2005年之后,心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死亡率分别有所下降,这可能是因为从8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发展支撑的医疗条件和健康生活方式得到了大力推进,此外,1996年以后世界银行资助的健康促进计划也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1920至1930年出生的人群中,心脑血管疾病,癌症和糖尿病死亡率位居前列,这与1960至1980年间较差的医疗状况有关。在中国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医疗系统受到重创。以前的研究表明,在早年经历三年自然灾害会增加成年期肥胖、高血糖、Ⅱ型糖尿病、高血压和脂肪肝的风险,并且还会增加晚年精神分裂症的风险和胃癌的死亡率。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围产期经历三年自然灾害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包括中风、癌症、糖尿病、消化系统疾病和损伤。尤其是在女性和缺血性卒中患者中,代谢综合征是中风的重要危险因素。经历三年自然灾害与代谢综合征之间的关系可以部分解释胰岛素抵抗的发生,也会导致胰岛β细胞的数量和功能发育不良,并将伴随余生。早年所处的不良社会环境会增加晚年慢性病的风险。在1940年以后出生的人群中,慢性疾病的死亡风险是下降的,然而1949年以后出生的人癌症和糖尿病死亡风险是增加的。这表明他们暴露于这些疾病危险因素的程度增加。大量红肉和加工肉类的摄入,吸烟、超重或肥胖、缺乏身体活动、蔬菜摄入量的降低和饮酒会增加患癌症的风险。根据上海市区的膳食情况调查,红肉的膳食比例从1982年的9%上升到2002年的26%,而谷物的膳食比例从65%下降到40%。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群的吸烟量大幅增加。在2010年,超过50%的中国成年男性是吸烟者,并且20岁以下的男性吸烟率较高。糖尿病与某些癌症有共同的致病因素,并且糖尿病也是某些癌症的独立预测因素。六、结论与建议结论:1974-2014年间上海市杨浦区老龄化程度逐年加深,未来老年人口比例仍将上升。41年间已发生流行病学转换,死亡主要原因从传染病和母婴疾病转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意外伤害。循环系统疾病、肿瘤、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一直是死亡顺位的前三位,预计未来这种状况还将继续,上升幅度较大的为内分泌和营养代谢疾病,下降幅度较大的为泌尿系统疾病。人口因素（老龄化）在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率的上升中其主要作用,非人口因素（医疗条件的改善等）在传染病和母婴疾病的死亡率的下降中起主要作用。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危险因素（吸烟、肥胖、高血压）没有明显改善,意外伤害死亡率下降与我国严格控制酒驾、安全座椅和头盔的使用有关。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危险因素在1911至1928出生的人群中达到顶峰,然后出现下降。然而,1949年以后出生人群的癌症和糖尿病相关死亡风险出现上升。未来糖尿病的危险因素在2026至2030年不断上升。癌症的患病因素已经从环境污染和（或）感染转移到烟草和酒精的消费、营养过剩和缺乏身体活动上,后者还可能通过诱发全身性炎症导致死于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在过去41年中,和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癌症相关的死亡占比不断增加。预计未来这种趋势还将持续。未来杨浦区老年人口预计在2021-2025年间将会达到峰值,占总人口的33.15%,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死亡率仍将上升,标化死亡率下降。建议:1、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如良好的生活习惯、适当体育锻炼、戒烟限酒、按照《中国居民健康膳食宝塔》建议科学饮食,限制糖分和盐分的过多摄入,限制红肉的摄取预防慢性非传染性疾病。2、随着人群死亡原因转换,社会医疗卫生保健体系应该从传统的“以医院为中心的治病”模式转变为“以社区为主的医疗保健护理”模式。依托社区的健康管理,可以很好的应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病程长、不可治愈、有较严重后遗症的特点。3、人口老龄化情况加剧,为缓解社会医疗和养老保障压力,除了扩大参加社会保险人员纳入范围,加强健康教育,促进老年健康。
杨慧珍（Yang Huei-Chen）[8]（2019）在《台湾医家黄正昌医师学术思想探讨及其临床经验整理》文中研究说明黄正昌医师是一个学徒出身的中医师,担任过多个医学会理事长,是台湾知名中医师。他是少数集合中药房与中医诊所并存的传统中医医疗模式,在治疗中对许多疾病有其特殊经验的诊疗方式,不少患者都是长期被病痛所困扰,在黄医师的悉心治疗下获得改善。能成为良医必然有其独特的辨证思路和治法,是值得探讨的缘由。本研究在导师的指导下采取访谈及搜集资料方式,收集整理黄正昌医师诊疗经验及独到心得,并参考黄正昌医师经年累计的宝贵临床病例,从中研究病案的治疗特点及用药规律。将黄医师的学习历程、学术源流,诊疗经验,临床独到之心得等以录影及录音方式记录,并整理汇集为文后,以供中医同业作为学习中医的参考资料。本文共分六大部分,具体研究内容涵盖如下:（1）黄正昌医师简介及研究缘由,（2）黄正昌医师学术思想特点,（3）黄正昌医师临床治病思维模式,（4）肝胆病诊疗探讨与临床案例解析,（5）保肝平胃思想诊疗探讨与临床案例解析,（6）学习黄正昌医师学术思想的临床实践等。黄医生的学术思想在中医理论的架构下,包含整体观的全面思考,四诊合参,病证结合和标本同治观念。他重视阴阳调合,并且认为现代中医,最好是中西医的知识都要精通。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医有灵活的检查工具,中医有依证型不同相对应的药材,知道中西医的疗效极限和副作用,才能当一个称职的中医师。他治疗疾病特色除了正规药材外,还采用台湾本土药材和虫药,因此对病人的治疗有了更宽广的帮助。黄正昌医师在治病的思维模式中,重视望诊,尤重视望目,且重视观察病人的气色盛衰。他辨证思路是以阴阳为纲,多因合病以阴阳互补方式进行。治法中他特别重视保肝平胃的思想,因为肝胆和脾胃的关系最为密切。黄正昌医师研究肝脏多年,在肝胆病的治疗上,颇有心得。他以“阴阳为纲”辨证分型,并以“保肝平胃解毒”基础下循证医治,治疗上首重保肝利胆,不活动型肝炎采保肝、健脾、扶正为主,解毒为辅,活动型肝炎以解毒为主,保肝、健脾、扶正为辅。在遣方用药上,黄正昌医师治疗疾病时除了使用正规本草药材外,还会参考台湾名间偏方,如利用台湾本土药材叶下珠治疗肝炎,蛇胆治黄疸等。对於病毒性肝炎治疗,肝癌,肝硬化治疗,都有提出不同治法与诊疗案例,供学医者参考。另外他建议六M理论对肝藏的保健预防。论文中除列举了病毒性肝炎的相关案例外,还列举了保肝平胃思想为主的十个案例。例如:一、中风后遗症,二、斗鸡眼,三、油风,四、荨麻疹,五、失眠,六、重症肌无力,七、类风湿性关节炎,八、过敏性鼻炎,九、腮腺炎、十、流行性感冒等辨证治法和案例。学习黄正昌医师学术思想的临床实践则包括:一、胃痛,二、便秘,三、女子痛经,四、女子带下病等。在附录中还有黄正昌医师的个人经历和他的学术成就等珍贵照片。本研究系首次对黄正昌医师,治疗疾病的学术思想,和临床治疗方法经验进行收集整理、归纳总结。并讨论其与各种治疗疾病的方法进行比较,以明确黄正昌医师对疾病治疗的有效性及安全性,为临床治疗疾病提供新的思路。研究讨论结束将撰写相关综述及论文在国内期刊发表,通过本研究总结有效的治疗方法,为临床以中医药治疗本病提供参考,并将其资讯整理归纳后得以永久保存,进而推广宣导,从而指导临床。
游澜[9]（2018）在《疾病书写与现代主体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的疾病、个体与现代性》文中认为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福柯将现代临床解剖医学的出现归因于一种将死亡纳入科学技术体系的启蒙精神。透过死亡之镜,人得以将自我的身体客体化,用科学话语捕捉自己,将自身建构为客观知识的源头。同样地,十九世纪人文艺术领域以疾病与死亡为中心的抒情风格也源自于这种以语言将自我意识客体化的思潮。由此,我们得以推断出西方现代文明在建构有关自我知识时的某个逻辑起点:承认“人”之必死性与有限性,而这也正是现代主体得以生成的必要条件。二十世纪初,随着西方现代文明的引入,这股同时蔓延实证医学与人文艺术领域的“疾病-死亡”哲学思潮同样席卷了现代性萌发期的中国。西方现代医学改变了传统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对“人”的认知:从整体性的思维模式向主客二元对立的启蒙思维转型,使个体“人”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天人关系中解放出来,从角色化的伦理关系中分离出来,成为现代主体自我建构的核心议题。与此同时,疾病书写开始在文学作品中呈现爆发性的增长,并且随着社会历史语境的变迁而不断地嬗变,其嬗变的轨迹与个人主义的发展线索几近重合:发轫于“五四”后期,盛行于三四十年代,沉潜于五十至七十年代,复苏于“新时期文学”,继而在后新时期得到多元化的发展。疾病书写隐喻的不仅是“亡国灭种”的民族-国家主体性危机,更有个人主体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困境,对现代性的追求与反思。因此,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的疾病书写的解读,将会是我们解锁二十世纪个人主体与现代性历史的一把钥匙。主体并非固化的整体性概念,其内涵在不同场域中呈现出不同的面相。为了更好地描述现代个人主体的多维面相,我们将其放置在不同的空间语境中,透过疾病书写的隐喻分析对其内涵进行情境化的阐释。在情爱与性别关系的情境中,现代个人主体在晚清民初才子佳人叙事、“五四”末期情爱叙事以及“后新时期”情爱与精神疾病叙事中,依次呈现出以个体情感诉求、理性中心主义以及非理性自我为内涵的主体类型,而相关的疾病书写则分别隐喻了个体情感诉求的挫败、理性自我的灵肉分裂以及非理性自我对工业社会工具理性同质化进程的逃遁;在欲望都市的情境中,新感觉派都市小说中的神经症隐喻了企图以参与西方都市现代性的方式建构自我身份的欲望主体的失落,而后新时期都市小说中欲望化的疾病则隐喻了都市化进程中由乡村向都市迁徙的欲望主体自我身份的迷失;在日常生活情境中,新写实小说中个体的沉沦与主体性的失却,源自其对疾病引发的死亡恐惧的遮蔽,尽管在部分新写实小说中,个体确立了以“工作”超越死亡恐惧的职业主体设计,但具有超越性的个人主体仍然难免物欲社会价值观念的侵袭,而疾病书写恰好隐喻了对特性的日常生活的沉沦与超越的两难处境。最后,在阎连科“耙耧系列”的疾病书写中,个体被塑造为以日常生活的连续性反抗死亡的存在主义主体,隐喻了人类普遍境遇中文明与自然、生与死的永恒对抗。现代主体的文化设计来源于人对自身有限性的认知以及对这种有限性的想象性超越。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的疾病书写与现代个人主体的历时嬗变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有限性的想象性超越不可能带来一劳永逸的价值确证,无论在何种社会历史语境与关系情境中,现代个人主体总会面临各种解体性的威胁,但是,这些解体性的力量恰恰印证了现代性与生俱来的使命:通过断裂与危机来创造的意识。现代主体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概念。
李春亭[10]（2018）在《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文中指出抗日战争加快了云南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步伐。抗战期间,云南医疗卫生机构不断扩充,并逐渐覆盖到边远和民族地区,现代医学教育的发展,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加之医学院校和卫生人才内迁,医疗卫生人才队伍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卫生法规的颁布和实施,不同等级的卫生院有了固定的经费投入,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得到一定保障。防疫是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的首要任务,制度建设和环境卫生则是其主要内容。通过构建省县两级卫生组织体系,提高传染病防治水平,宣传卫生知识,开展空袭救护医疗,为抗战提供医疗卫生方面的支持。国际组织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社会各界捐款捐药、民众积极参与,在战争时期形成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合力。妇幼卫生和学校卫生,取得了难能可贵的进步。卫生政策和法规在实施中,充满了问题和矛盾,经济发展水平低、经费短缺、卫生人才紧缺、政策协调性差、贪污腐化使很多想法无法落到实处,公共卫生建设成效与预期目标相差甚远。当时,国家权力意图借助卫生,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效果并不理想。新式的报纸和期刊,在互动中传播了卫生观念。即使西医借助知识和权力,占据了卫生行政与医疗技术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却无法改变中医在医疗市场中的主体地位。社会上层和知识精英的医疗选择日趋多元,底层民众的健康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14年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公共卫生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绝不是让人满意的。当前边疆民族地区的卫生健康事业,要坚持健康优先原则,改善医疗卫生设施,培养卫生人才,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优化健康教育,重视调查研究。要在健康扶贫中深化“健康中国”建设,不断提高健康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
二、中国2000～2001年流行性感冒流行概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2000～2001年流行性感冒流行概况（论文提纲范文）
（1）1950年代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防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1.国内研究状况 |
| 2.国外研究状况 |
| (三)研究史料与方法 |
| 1.研究史料 |
| 2.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特色与创新 |
| 1.研究特色 |
| 2.创新之处 |
| (五)核心概念界定 |
| 1.时间界定 |
| 2.区域界定 |
| 3.急性乙类传染病概念界定 |
| 一、1950 年代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流行概况 |
| (一)疫病的流行 |
| (二)疫情流行月份与季节特征 |
| (三)疫病流行造成的社会危害 |
| 1.人口疫死 |
| 2.社会秩序受到影响 |
| 3.各行各业受到冲击 |
| 4.社会经济发展受阻 |
| 二、1950 年代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流行的原因 |
| (一)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流行的自然因素 |
| 1.气候因素的影响 |
| 2.洪涝灾害的影响 |
| (二)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流行的社会因素 |
| 1.环境卫生条件差 |
| 2.医疗设备不足 |
| 3.封建迷信思想 |
| 三、1950 年代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的防治措施 |
| (一)政府的防疫措施 |
| 1.完善疫病防治的政策法规 |
| 2.建立卫生防疫组织 |
| 3.开展卫生防疫宣传 |
| 4.预防接种 |
| 5.建立疫情报告制度 |
| 6.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
| (二)政府的治疫措施 |
| 1.调查疫源地 |
| 2.全面普查,澄清疫情 |
| 3.交通检疫与隔离 |
| 4.中西医结合治疗 |
| (三)群众防治疫病的措施 |
| 1.群众积极参与 |
| 2.驱邪避疫与土法防治 |
| 四、1950 年代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防治的成效与经验 |
| (一)疫病防治的成效 |
| 1.培训了大批医务人员,增加了卫生医疗机构 |
| 2.改善了市区卫生面貌,提高了群众卫生防疫观念 |
| 3.降低了疫病的病发率和死亡率 |
| 4.巩固了新生政权 |
| (二)防治疫病获得的经验 |
| 1.坚持党和政府的重视和领导 |
| 2.坚持以人为本,走群众路线 |
| 3.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
| (三)防治疫病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
| 1.少数人对防治疫病缺乏足够的重视 |
| 2.少数部门之间缺乏协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2）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开发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新课改下的背景 |
| 1.1.2 当前社会的需求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国内外研究概况 |
| 1.4.1 国外研究概况 |
| 1.4.2 国内研究概况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校本课程与校本课程开发 |
| 2.1.2 校本教材与“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 |
| 2.2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
| 2.2.2 课程编制的目标模式 |
| 2.2.3 校本课程开发的情景模式 |
| 2.3 研究方法 |
| 2.3.1 文献法 |
| 2.3.2 问卷调查法 |
| 2.3.3 访谈法 |
| 2.3.4 实验法 |
| 2.3.5 行动研究法 |
| 2.4 技术路线 |
| 第三章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开发与设计分析 |
| 3.1 环境分析 |
| 3.1.1 学校外部环境分析 |
| 3.1.2 学校内部环境分析 |
| 3.2 学生学习需求分析 |
| 3.2.1 问卷的设计 |
| 3.2.2 问卷的发放 |
| 3.2.3 结果分析 |
| 3.3 课程目标的设计 |
| 3.3.1 课程目标的来源 |
| 3.3.2 “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课程目标的设计 |
| 3.4 教材内容的设计 |
| 3.4.1 教材内容的来源 |
| 3.4.2 教材内容的选择原则 |
| 3.4.3 教材内容的组织原则 |
| 3.4.4 基于高中新课标《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内容的选择与编排 |
| 第四章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教学实施 |
| 4.1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教学实施方案 |
| 4.1.1 实施对象 |
| 4.1.2 实施时间 |
| 4.1.3 实施过程 |
| 4.2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教学实施原则 |
| 4.2.1 学生发展性原则 |
| 4.2.2 理论联系实践原则 |
| 4.2.3 教材生活化原则 |
| 4.3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教学方法的选择 |
| 4.3.1 讲授法 |
| 4.3.2 专题讲座法 |
| 4.3.3 直观演示法 |
| 4.3.4 情境教学法 |
| 4.3.5 案例教学法 |
| 4.3.6 讨论法 |
| 4.3.7 参观法 |
| 4.3.8 活动教学法 |
| 4.4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教学实施案例 |
| 4.4.1 案例一:《传染病的流行》 |
| 4.4.2 案例二:《狂犬病》 |
| 4.4.3 案例三:《结核病(讲座)》 |
| 4.4.4 案例四:《校园高发性传染病的宣传活动》 |
| 第五章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评价及教学评价 |
| 5.1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评价及教学评价目的 |
| 5.2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评价及教学评价维度 |
| 5.2.1 评审教师对校本教材的评价 |
| 5.2.2 课堂教学评价 |
| 5.2.3 学生学业评价 |
| 5.3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评价及教学评价结果 |
| 5.3.1 评审教师对校本教材的评价结果 |
| 5.3.2 课堂教学评价结果 |
| 5.3.3 学生学业评价结果 |
| 第六章 讨论 |
| 6.1 校本教材对学生的发展要有积极影响 |
| 6.1.1 对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等方面有积极作用 |
| 6.1.2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生物学习兴趣 |
| 6.1.3 有利于提高学生运用生物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
| 6.2 教材内容的组织应综合考虑 |
| 6.3 评价方式的选择要多样化 |
| 6.4 对教师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
| 第七章 结论与反思 |
| 7.1 结论 |
| 7.1.1 学生的发展 |
| 7.1.2 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
| 7.2 建议 |
| 7.3 反思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课程学生调查问卷(高中生版) |
| 附录 B 传染病与防控知识了解情况调查问卷(大学生版) |
| 附录 C “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内容(部分) |
| 附录 D “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本身评价表 |
| 附录 E 评审教师的教材评语 |
| 附录 F “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课堂教学评价表 |
| 附录 G 实验班前测试卷 |
| 附录 H 实验班后测试卷 |
| 附录 I “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学生表现评价表 |
| 附录 J 学生访谈记录 |
| 附录 K 学生回访记录 |
| 附录 L 课堂教学剪影 |
| 后记 |
| 致谢 |
（3）基于5E教学模式《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校本课程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我国青少年的接受健康教育的必要性 |
| 1.1.2 借助校本课程构建健康教育课程体系的意义 |
| 1.1.3 传染病防控校本课程的开发是良好切入点 |
| 1.1.4 基于5E教学模式构建传染病相关校本课程具有合理性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理论意义 |
| 1.2.3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学校健康教育 |
| 1.3.2 5E教学模式 |
| 1.3.3 校本课程的开发 |
| 2 研究设计 |
| 2.1 研究问题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文献研究法 |
| 2.2.2 实验研究法 |
| 2.2.3 访谈法 |
| 2.2.4 数据处理方法 |
| 2.3 研究思路 |
| 3 《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校本课程的开发 |
| 3.1 课程设计原则的确定 |
| 3.2 课程需求分析 |
| 3.2.1 传染病相关校本课程建设的需求 |
| 3.2.2 基于5E教学模式建设校本课程的需求分析 |
| 3.3 课程目标的确定 |
| 3.3.1 课程目标的来源 |
| 3.3.2 课程总目标 |
| 3.4 课程设计的过程与结果 |
| 3.4.1 课程重要概念的组织 |
| 3.4.2 课程框架的构建 |
| 3.4.3 课程章节目标的细化 |
| 3.4.4 课程章节具体内容的设计 |
| 4 《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校本课程评价体系的构建 |
| 4.1 《高中生传染病防治相关知识、行为与态度调查问卷》的编制与优化 |
| 4.1.1 知识与行为部分难度与区分度分析 |
| 4.1.2 态度部分内部一致性分析 |
| 4.1.3 调查问卷优化结果 |
| 4.2 课程评价问卷与访谈提纲的编制 |
| 5 课程的实施与评价结果分析 |
| 5.1 课程实施与资料收集分析 |
| 5.2 课程评价结果与分析 |
| 5.2.1 课程有效性分析与讨论 |
| 5.2.2 课程适用性分析与讨论 |
| 6 研究讨论与结论 |
| 6.1 研究讨论 |
| 6.2 研究结论 |
| 6.2.1 基于5E教学模式《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校本课程的设计成果 |
| 6.2.2 基于5E教学模式《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校本课程的实践效果 |
| 6.3 研究建议 |
| 6.3.1 关于学校健康教育类校本课程开发的建议 |
| 6.3.2 关于《人类与传染病斗争》校本课程的教学实践的建议 |
| 6.4 研究局限 |
| 6.4.1 课程需求分析不足 |
| 6.4.2 研究样本量较小,覆盖面不够广 |
| 6.4.3 课程评价时学生形成性材料的收集不足 |
| 6.4.4 课程评价方式具有局限性 |
| 6.5 研究展望 |
| 6.5.1 增大样本量、拓展研究对象 |
| 6.5.2 学校健康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高中生传染病知识、态度和行为调查问卷(初稿) |
| 附录2 高中生传染病知识、态度和行为调查问卷(正式) |
| 附录3 高中生传染病知识、态度和行为调查问卷(正式前测) |
| 附录4 高中生传染病知识、态度和行为调查问卷(正式后测) |
| 附录5 学生微生物培养记录(部分) |
| 附录6 课程评价问卷 |
| 附录7 学生访谈提纲 |
| 附录8 学生访谈记录 |
| 附录9 《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课程纲要 |
| 致谢 |
（4）基于“SHA2011”卫生费用核算体系的四川省呼吸类疾病治疗费用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2.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学 |
| 2.1 数据来源 |
| 2.1.1 总量数据 |
| 2.1.2 抽样方法 |
| 2.1.2.1 第一阶段抽样 |
| 2.1.2.2 第二阶段抽样 |
| 2.1.2.3 第三阶段抽样 |
| 2.1.3 个案数据样本量 |
| 2.2 研究方法学 |
| 2.2.1 基本概念 |
| 2.2.2 核算范围 |
| 2.2.3 核算口径 |
| 2.2.3.1 空间口径 |
| 2.2.3.2 时间口径 |
| 2.2.3.3 费用口径 |
| 2.2.4 核算维度 |
| 2.2.4.1 健康服务提供机构分类 |
| 2.2.4.2 卫生筹资方案分类(ICHA-HF) |
| 2.2.4.3 健康受益人群分类 |
| 2.2.5 核算原则与假设 |
| 2.2.5.1 采用“自上而下”的核算原则 |
| 2.2.5.2 采用“经济意义”的核算原则:收入与成本比较 |
| 2.2.5.3 采用“社会费用”的核算原则:涵盖相关政府补助 |
| 2.2.6 核算方法 |
| 2.2.6.1 治疗费用总量核算 |
| 2.2.6.2 治疗费用个案分摊 |
| 2.2.6.3 筹资方案分摊 |
| 2.3 统计软件 |
| 2.4 质量控制 |
| 2.4.1 数据调查工具质量控制 |
| 2.4.2 现场调查质量控制 |
| 2.4.3 数据测算控制 |
| 2.5 技术路线 |
| 3.研究结果 |
| 3.1 呼吸系统疾病现状 |
| 3.2 总体规模分析 |
| 3.3 受益人群分析 |
| 3.3.1 年龄分布 |
| 3.3.2 性别分布 |
| 3.3.3 疾病组分布 |
| 3.3.4 疾病分布 |
| 3.3.5 年龄与性别分析 |
| 3.3.6 年龄与疾病组分析 |
| 3.3.7 年龄与疾病分析 |
| 3.3.8 性别与疾病组分析 |
| 3.3.9 性别与疾病分析 |
| 3.3.10 疾病与疾病组树图分析 |
| 3.4 服务功能配置分析 |
| 3.4.1 服务功能分布 |
| 3.4.2 服务功能与年龄分析 |
| 3.4.3 服务功能与性别分析 |
| 3.4.4 服务功能与疾病组分析 |
| 3.4.5 服务功能与疾病分析 |
| 3.5 机构流向分析 |
| 3.5.1 机构流向分布 |
| 3.5.2 机构流向与年龄分析 |
| 3.5.3 机构流向与性别分析 |
| 3.5.4 机构流向与疾病组分析 |
| 3.5.5 机构流向与疾病分析 |
| 3.5.6 机构流向与服务功能分析 |
| 3.6 筹资方案分析 |
| 3.6.1 筹资方案分布 |
| 3.6.2 筹资方案与年龄分析 |
| 3.6.3 筹资方案与性别分析 |
| 3.6.4 筹资方案与疾病组分析 |
| 3.6.5 筹资方案与疾病分析 |
| 3.6.6 筹资方案与服务功能分析 |
| 3.6.7 筹资方案与机构流向分析 |
| 4.讨论与建议 |
| 4.1 呼吸系统疾病治疗费用总量不容小觑 |
| 4.2 优化筹资结构,重视重点人群和重点疾病的防控 |
| 4.2.1 30岁以下人群的家庭卫生负担重 |
| 4.2.2 重视儿童呼吸道感染,减少家庭负担 |
| 4.2.3 控制老年人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的治疗费用 |
| 4.3 加大基层医疗水平建设,合理引导患者就医流向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综述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专利及科研成果 |
（5）空间嬗变与秩序重建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上海街道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一)为什么是街道? |
| (二)为什么是上海的街道? |
| (三)文学书写的“街道意识”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对“街道”的研究 |
| (二)对“现代上海街道”的研究 |
| 三、研究价值、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双重嬗变:街道转型与文本空间的建构 |
| 第一节 上海旅行与街道书写 |
| 一、引入旅行视角 |
| 二、旅行视角下的上海街道 |
| 三、街道差异体验的书写 |
| 第二节 上海街道的现代转型及其悖论 |
| 一、转型的前奏:街道政治的发生 |
| 二、转型的措施:填浜·拆城·越界 |
| 三、悖论的表征:空间殖民主义 |
| 第三节 街道与现代文本的空间构成 |
| 一、现代文本空间的生成 |
| 二、文本空间生成与更迭的文化机制 |
| 三、文本空间中的人物位移 |
| 第四节 文本叙事中的街道经验 |
| 一、身体在场与感官世界 |
| 二、街道速度与文本节奏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上海街道与现代都市的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街道秩序与日常的逻辑 |
| 一、时空变形中的都市日常 |
| 二、权力下移与被规训的日常 |
| 第二节 日常之“变”:街道空间的欲望化表达 |
| 一、生活物欲化:街道的消费空间属性 |
| 二、狂欢审美:作为娱乐空间的街道 |
| 三、情感公开:两性关系的“街道叙述” |
| 第三节 荡马路:街道的日常实践和审美体验 |
| 一、日常实践 |
| 二、审美体验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摩登与革命:左翼话语中的上海街道 |
| 第一节 北四川路与左翼文化中心的崛起 |
| 一、东洋风·平民气·“半租界” |
| 二、北四川路左翼文化空间的形成 |
| 三、改造与同化:左翼文化空间的巩固 |
| 第二节 左翼文人的双重街道体验 |
| 一、摩登街道与左翼“新感觉” |
| 二、底层书写与街道阶级化 |
| 第三节 街道挪用:左翼文人的街头革命 |
| 一、革命的准备:走向街头 |
| 二、革命的开始:“街上人”的革命启蒙 |
| 三、革命的形式:飞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
| 四、南京路:革命的记忆空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空间与身体:走在街上的女性 |
| 第一节 “见或不见”:女性身体与女性空间 |
| 一、“藏之不见”:传统女性空间的形成机制 |
| 二、看街:女性身体的“视觉突围” |
| 三、街道:“新”女性空间 |
| 第二节 街道与女性身体的再发现 |
| 一、男性视角下的女性身体 |
| 二、女性身体的自我发现 |
| 三、性别共谋:革命化的女性身体 |
| 第三节 街道上消失的身体——对1936年妇女节游行的考察 |
| 一、游行、身体与街道的空间转变 |
| 二、女权还是国族? |
| 三、“为国献身”:女人还是中国人?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发表论文 |
（6）1999-2015年玉溪市红塔区伤寒与副伤寒时空分布特征及其预测模型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表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TPF病原学特征和临床表现 |
| 1.2 TPF流行情况 |
| 1.3 TPF传播危险因素 |
| 1.4 TPF风险度差异及其预防控制 |
| 1.5 传染病预测模型应用研究 |
| 第二章 材料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研究区域 |
| 2.3 资料来源 |
| 2.4 研究方法 |
| 2.4.1 描述流行病学方法 |
| 2.4.2 统计学方法 |
| 2.4.3 预测模型方法 |
| 第三章 研究结果 |
| 3.1 红塔区TPF |
| 3.1.1 TPF基本流行情况 |
| 3.1.2 时间分布 |
| 3.1.3 人群分布 |
| 3.1.4 地区分布 |
| 3.1.5 TPF病例预测模型 |
| 3.1.5.1 Gompertz模型 |
| 3.1.5.2 GM(1,1)模型 |
| 3.1.5.3 ARIMA模型 |
| 3.2 州城TPF |
| 3.2.1 TPF基本流行情况 |
| 3.2.2 时间分布 |
| 3.2.3 TPF病例预测模型 |
| 3.2.3.1 Gompertz模型 |
| 3.2.3.2 GM(1,1)模型 |
| 3.2.3.3 ARIMA模型 |
| 3.3 其它乡镇TPF |
| 3.3.1 TPF基本流行情况 |
| 3.3.2 时间分布 |
| 3.3.3 TPF病例预测模型 |
| 3.3.3.1 Gompertz模型 |
| 3.3.3.2 GM(1,1)预测模型 |
| 3.3.3.3 ARIMA模型 |
| 第四章 讨论 |
| 4.1 TPF病例时间分布特征 |
| 4.2 TPF病例地区分布特征 |
| 4.3 TPF病例人群分布特征 |
| 4.4 TPF病例预测模型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 |
| 优点及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获得的学术成果 |
（7）上海市杨浦区户籍居民全死因死亡率变化趋势分析及预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缩略词表 前言 一、研究背景 二、研究内容 三、研究目的及意义 四、研究创新点 五、研究的不足 第一部分 |
| 上海市杨浦区1974-2014年全死因分析 一、材料方法 二、结果 第二部分 |
| 杨浦区各类疾病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分析和预测 一、方法 二、结果 第三部分 |
| 讨论 第四部分 |
| 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二、建议 参考文献 综述 References 致谢 |
（8）台湾医家黄正昌医师学术思想探讨及其临床经验整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部分 黄正昌医师简介与研究缘由 |
| 第一节 研究缘由 |
| 第二节 黄正昌医师生平事略 |
| 一、初中毕业后就到中药房当学徒 |
| 二、高中半工半读下完成学业 |
| 三、三十六岁考上中医执照 |
| 四、积极进修取得博士学位 |
| 五、勤学不怠成为名医 |
| 六、热心讲学造福人群 |
| 七、提携后辈给予典范 |
| 第三节 经历和重要着作简介 |
| 一、黄正昌医师经历 |
| 二、担任职位 |
| 三、黄正昌医师证照 |
| 四、发表研究论文及文章 |
| 五、黄正昌医师着作 |
| 第二部分 黄正昌医师学术思想特点 |
| 第一节 标本同治整体观 |
| 一、四诊合参 |
| 二、病证结合 |
| 三、标本同治 |
| 第二节 重视阴阳平和 |
| 第三节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
| 一、采用西医诊断工具 |
| 二、中医辨证思维 |
| 第四节 既病防变是关键 |
| 第五节 采用台湾本土药材善用虫药 |
| 一、采用台湾本土药材 |
| 二、善用虫药 |
| 第三部分 黄正昌医师临床治病的思维模式 |
| 第一节 重视望诊 |
| 一、重望神望目 |
| 二、重气色盛衰 |
| 第二节 阴阳为纲的辨证思路 |
| 一、肝胆病以阴阳为纲 |
| 二、多因合病采阴阳双补 |
| 第三节 治法中的“保肝平胃”思想 |
| 一、保肝平胃思想 |
| 二、常用的经方 |
| 三、常用的单味药 |
| 第四部分 肝胆病诊疗探讨与临床案例解析 |
| 第一节 病毒性肝炎 |
| 一、病毒性肝炎 |
| 二、现代医学对病毒性肝炎的研究进展 |
| 三、中医学对病毒性肝炎的认识 |
| 第二节 以“阴阳为纲”辨证分型 |
| 一、脾蕴湿热证 |
| 二、肝胃不和证 |
| 三、肝脾两虚证 |
| 四、热毒内陷证 |
| 五、活动型vs非活动型肝炎 |
| 第三节 “保肝平胃解毒”基础下循证医治 |
| 一、治法首重保肝利胆 |
| 二、热重于湿证-泻火解毒法 |
| 三、湿重于热证-祛浊化湿法 |
| 四、肝胃不和证-和解法 |
| 五、肝脾两虚证-益气健脾法 |
| 六、热毒内陷证-清热解毒法 |
| 七、肝郁气滞证-理气开郁法 |
| 八、不活动型肝炎-保肝、健脾、扶正为主解毒为辅 |
| 九、活动型肝炎-解毒为主保肝、健脾、扶正为辅 |
| 第四节 保肝平胃治法下的遣方用药 |
| 一、常用方剂 |
| 二、常用的单味药 |
| 三、常用的动物或虫类用药 |
| 四、常用本土单方草药 |
| 第五节 肝功能异常情形下的处理 |
| 一、肝指数(ALT)正常时的处理 |
| 二、肝指数(ALT)上升在300以下的处理 |
| 三、肝指数上升在300以上的慢性肝炎急性发作的处理 |
| 四、胆色素(Bilirubin Total)指数的升高时的处理 |
| 五、白蛋白(Albumim)减少时的处理 |
| 六、防治肝昏迷处理 |
| 七、急性肝功能衰竭(猛暴性肝炎)处理 |
| 第六节 肝癌,肝硬化 |
| 一、肝癌,肝硬化 |
| 二、阴阳双补扶正兼以祛邪 |
| 三、肝癌,肝硬化的转化与治疗 |
| 第七节 肝胆病针灸选穴 |
| 第八节 “六M理论”对肝保健预防 |
| 一、排汞(Mercury detoxication) |
| 二、通经络(Meridian system) |
| 三、必需均衡营养(Main Nutrition) |
| 四、现代医学检查(Modern medicine) |
| 五、传统医学顾护元气(Natural Medicine) |
| 六、信仰精神支持(Mental Support) |
| 第九节 临床实践案例研究解析 |
| 案例一、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成功阴转病例 |
| 案例二、肝硬化案例 |
| 案例三、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标本同治病例 |
| 第五部分 保肝平胃思想诊疗探讨与临床案例解析 |
| 第一节 中风后遗症 |
| 一、中风后遗症 |
| 二、治验案例 |
| 第二节 斗鸡眼(斜视) |
| 一、斗鸡眼(斜视) |
| 二、治验案例 |
| 第三节 油风(鬼剃头) |
| 一、油风 |
| 二、治验案例 |
| 第四节 荨麻疹 |
| 一、荨麻疹 |
| 二、治验案例 |
| 第五节 失眠 |
| 一、失眠 |
| 二、治验案例 |
| 第六节 重症肌无力 |
| 一、重症肌无力 |
| 二、治验案例 |
| 第七节 类风湿性关节炎 |
| 一、类风湿性关节炎 |
| 二、治验案例 |
| 第八节 过敏性鼻炎 |
| 一、过敏性鼻炎 |
| 二、治验案例 |
| 第九节 腮腺炎 |
| 一、腮腺炎 |
| 二、治验案例 |
| 第十节 流行性感冒 |
| 一、流行性感冒 |
| 二、治验案例 |
| 第六部分 学习黄正昌医师学术经验临床实践 |
| 第一节 临床案例1胃痛 |
| 一、案例说明 |
| 二、讨论 |
| 第二节 临床案例2便秘 |
| 一、案例说明 |
| 二、讨论 |
| 第三节 临床案例3痛经 |
| 一、案例说明 |
| 二、讨论 |
| 第四节 临床案例4女子带下病 |
| 一、案例说明 |
| 二、讨论 |
| 结论 |
| 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照片 |
| 结语 |
| 致谢 |
| 附件2:不涉及统计分析证明 |
| 详细摘要 |
（9）疾病书写与现代主体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的疾病、个体与现代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主要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创新点 |
| 第一章 自我的疾病:疾病、情爱与个人主体 |
| 第一节 引论 |
| 第二节 才子佳人叙事中的疾病书写、个体诉求及其现代嬗变 |
| 一. 元明才子佳人叙事中的相思病 |
| 二. 晚清民初才子佳人叙事中的疾病书写与现代特征 |
| 第三节 启蒙的病症:“五四”情爱叙事中的疾病与现代主体 |
| 一. “时代病”:灵肉分裂与主体困境 |
| 二. 疾病、性别与自白制度 |
| 第四节 “后新时期文学”中的情爱与精神疾病 |
| 一. 非理性的诱惑：从启蒙到反启蒙 |
| 二. 非理性自我与退隐的主体 |
| 第二章 欲望的疾病:疾病书写与都市现代性反思 |
| 第一节 引论 |
| 第二节 主体性的幻灭:新感觉派都市小说中的疾病与反思现代性 |
| 一. 从都市到乡村:神经症、“无家感”与主体危机 |
| 二. 摩登女与浪荡子:疾病话语、主客关系与商品逻辑 |
| 第三节 欲望的辩证法:后新时期都市小说中的疾病书写 |
| 一. 欲望都市:瘾症、革命伦理与主体迷失 |
| 二. 从乡村到都市:欲望冒险、疾病反思与田园怀1旧 |
| 第三章 日常生活的疾病:疾病、沉沦在世与反抗死亡 |
| 第一节 引论 |
| 第二节 新写实小说中的疾病书写与主体困境 |
| 一.疾病事件与主体沉沦 |
| 二.职业主体:日常生活的类本质超越 |
| 第三节 日常生活的主体化:阎连科“耙耧系列”中的疾病书写与反抗死亡 |
| 一. 接受死亡与生本能的悖论 |
| 二. 反抗死亡与日常生活的主体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10）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与现实价值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国外医疗史研究概况 |
| (二) 国内医疗史研究概况 |
| (三)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研究概况 |
| 三、概念与论域界定 |
| (一) 公共卫生 |
| (二) 研究的时空断限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资料概况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因势而动: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因应 |
| 第一节 近代公共卫生建设的时代背景 |
| 一、自知者“明”:中国人眼里的“不卫生”状况 |
| 二、旁观者“清”:西方人记述的“不卫生”形象 |
| 三、医疗与救国的想象 |
| 第二节 20世纪初至抗战前云南卫生概观 |
| 一、“积弱”的边疆云南 |
| 二、“瘴气”的区域影响 |
| 三、疫病的传统应对 |
| 第三节 近代云南公共卫生事业的开端 |
| 一、清末民初云南医疗卫生的革新 |
| 二、民初至抗战前云南公共卫生的发展 |
| 三、民初至抗战前云南公共卫生的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规模粗具: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组织体系的形成 |
| 一、卫生行政体系的变革 |
| 二、公共卫生人才的培训 |
| 三、现代医学教育体系的构建 |
| 第二节 地方公共卫生的运作 |
| 一、经费保障 |
| 二、业务开展 |
| 第三节 卫生法规的制定与实施 |
| 一、卫生法规的制定 |
| 二、卫生法规的实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救死扶伤:疫病防控与空袭救护 |
| 第一节 疫病防控 |
| 一、疫病的流行:抗战时期云南传染病的流布 |
| 二、官方的措施:构建防疫体系 |
| 三、民间的应对:以1942年呈贡县霍乱防治为例 |
| 第二节 空袭救护与毒气防御 |
| 一、空袭救护 |
| 二、毒气防御 |
| 第三节 战时卫生资源的整合 |
| 一、由外而内:国家卫生的在场 |
| 二、人道主义:国际力量的援助 |
| 三、无问西东:社会资源的整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日新月异:公共卫生服务的深入 |
| 第一节 清洁:公共空间的卫生治理 |
| 一、城市公共空间的更新 |
| 二、基层环境卫生的改善 |
| 第二节 保健:妇婴卫生 |
| 一、新法接生 |
| 二、儿童保健 |
| 第三节 教养:学校卫生 |
| 一、卫生教育 |
| 二、环境卫生 |
| 三、预防传染 |
| 四、健康检查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阐释转化:卫生知识、医疗行为与卫生治理 |
| 第一节 卫生知识的大众化 |
| 一、卫生的动员 |
| 二、卫生知识的灌输 |
| 三、卫生知识的互动 |
| 四、卫生的消费——以报刊医药卫生广告为中心 |
| 第二节 日常疾病及其医疗 |
| 一、昆明及其周边地区的疾病与医疗 |
| 二、边区的疾病与医疗 |
| 三、中西医之争下的医疗选择 |
| 第三节 边疆卫生治理模式的探索:以边疆开发方案为中心 |
| 一、扑灭“瘴疠” |
| 二、改良环境卫生 |
| 三、发展医疗卫生设施 |
| 四、发展社会生产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回顾展望: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成效与启发 |
| 第一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面临的困难 |
| 一、经济发展滞后 |
| 二、局势动荡 |
| 三、工作经费匮乏 |
| 四、贪污腐化严重 |
| 五、卫生观念滞后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成绩 |
| 一、为抗战提供医疗卫生支持 |
| 二、加快了云南公共卫生建设 |
| 三、奠定战后云南医疗卫生发展的基础 |
| 四、促进云南边疆开发建设 |
| 第三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局限 |
| 一、政策协调性差 |
| 二、制度难以落实 |
| 三、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不充分 |
| 四、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 |
| 第四节 边疆民族地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启示 |
| 一、坚持健康优先原则 |
| 二、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
| 三、注重政策衔接 |
| 四、培养卫生人才 |
| 五、优化健康教育 |
| 六、深化研究与评估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 附录5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中国2000～2001年流行性感冒流行概况（论文参考文献）
- [1]1950年代郑州市急性乙类传染病防治研究[D]. 冯静静. 渤海大学, 2021(02)
- [2]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开发与实践[D]. 张斌斌. 广州大学, 2020(02)
- [3]基于5E教学模式《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校本课程的研究[D]. 靳晓菡.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2)
- [4]基于“SHA2011”卫生费用核算体系的四川省呼吸类疾病治疗费用分析[D]. 刘臻. 成都中医药大学, 2020(03)
- [5]空间嬗变与秩序重建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上海街道书写[D]. 童敏. 西南大学, 2020(01)
- [6]1999-2015年玉溪市红塔区伤寒与副伤寒时空分布特征及其预测模型的研究[D]. 艾敏. 大理大学, 2019(01)
- [7]上海市杨浦区户籍居民全死因死亡率变化趋势分析及预测研究[D]. 杜晓宇.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 2019(10)
- [8]台湾医家黄正昌医师学术思想探讨及其临床经验整理[D]. 杨慧珍（Yang Huei-Chen）.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9(03)
- [9]疾病书写与现代主体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的疾病、个体与现代性[D]. 游澜. 厦门大学, 2018(12)
- [10]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D]. 李春亭. 云南大学, 201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