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识就是一切——彼得·德鲁克论下一个社会（论文文献综述）
徐振华[1]（2021）在《马克思自由观视域下哈耶克自由理论研究》文中提出19世纪的马克思与20世纪的哈耶克,尽管身处不同时空,但均是众多人类自由问题研究论域中的两位杰出研究者。二人所形成的自由观或自由理论,实质上代表了近代以来西方两条不同进路的自由学说——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当代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思想体系不得不再次“相遇”。抛开意识形态论争不说,就如何解决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这一现实难题,让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实现再次对话已势在必行。如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实践向世人有力证明,当初我们以开放的姿态和博大的胸怀接纳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对话、汲取自由主义思想精华的尝试是十分正确的。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已全面开启,中国的改革不会停顿,开放也不会止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道路上的步伐将迈得更加稳健、更加坚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对话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可能性空间。本文即以此为背景,将有着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哈耶克自由理论置于马克思自由观视域,采用分析与综合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哈耶克自由理论的思想渊源、要素构成、历史再现、马克思自由观的要素构成以及历史演进等多个主题进行系统梳理和全方位研究。哈耶克自由理论的思想渊源与奥地利经济学派、苏格兰启蒙传统以及主观主义认识论密不可分,哈耶克所形成的自由理论至少涵括了否定性自由、个人自由、自生自发秩序等三大自由要素构件。而马克思自由观却包含了积极性自由、现实自由以及实践自由等不同于哈耶克自由观的自由要素构件。通过研究发现,马克思与哈耶克自由理论在关于人类自由的终极价值关怀上是一致的,都是谋求实现个人自由。而双方存在的诸多分歧,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呈现于两位思想家关于实现自由道路与手段维度的差异:马克思选择了社会主义,而哈耶克则选择了自由主义。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亟需一个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保驾护航、开疆拓土。哈耶克关于市场秩序、产权保护以及法治等有关思想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价值。因此,我们既要积极吸收哈耶克自由理论中的合理性因素,充分挖掘哈耶克自由理论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启示价值,在实践中促进我国社会主义自由的进一步发展,还要坚持和坚守马克思自由观关于社会主义自由的基本原则和根本立场。
黄文武[2]（2021）在《企业家精神视野中的大学革新》文中研究指明这是一个持续变革的时代,任何组织及个人的发展都处在时代变革的潮流之中,大学的发展也不例外。在大变革时代需要对大学革新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对大学过去发展历程中的辉煌与没落、此时此刻面对的挑战与机遇以及未来发展的种种可能性统筹思考。基于对创新创业时代大学的转型发展、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中“为改革而改革”、“为政府政策背书而改革”以及“以排名为导向建设‘双一流’”等问题的反思,促使我们思考大学究竟应该在一种什么力量和精神的引领与推动下才能实现我们所期盼的高质量发展。论文选择以“企业家精神”作为研究大学革新的概念工具和理论视角,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跳出经济学、管理学的视野,重新认识“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深刻内涵,彰显“企业家精神”对“大学革新”的解释力,进而探究“企业家精神”在推动大学革新中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则在于揭示企业家精神在实践层面对大学革新所起到的具体作用,强调为了创造大学的未来需要特别重视以企业家精神引领大学革新,唯有激发企业家精神的力量以推动大学革新才能塑造大学的未来。研究首先基于“大历史观”的视野从纵向的维度考察从中世纪大学到现代创新创业型大学的历史进程中大学发展所展现出的企业家精神。基于历史的分析其目的在于强调对于以革新求生存图发展的大学而言,企业家精神不是外在于大学这一组织的,而是其本身持续发展应该具备的核心特征和品质。从历史的角度呈现企业家精神之于大学革新的意义和作用后,研究依据现实情景论证了企业家精神对于我们时代的大学革新之所以重要的原因。立足时代变革的大环境,强调当下的大学革新所涉及的技术变革和制度创新需要企业家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家精神之于大学范式革命的重要性。在明确了企业家精神对大学革新的重要性,并对大学革新的过程从企业家精神的视角加以阐述后,需要追问的是大学革新需要怎样的企业家精神。研究则主要运用案例分析方法,从国家的企业家精神、组织的企业家精神和个人的企业家精神三个维度进行较为详细的阐释。在横向上从大学革新的丰富事例中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来说明这三种企业家精神之于大学革新的意义,即为了更好地把握大学发展的未来,需要个人的、组织的、国家的企业家精神的共同作用。在理论层面充分阐述了“企业家精神”对于大学革新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后,研究的重点在于凸显企业家精神对大学革新在组织结构、制度、管理模式以及行动方式等实践层面的影响。企业家精神引领下的大学革新展现出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既超越组织发展历史/传统的范畴,又突破校园的围墙。企业家精神引领和推动大学革新实践就体现在激励学科知识生产和学术创业、加快学科-专业-产业链建设、促进大学创新创业治理以及推动大学创新创业社区建设等几个方面。同时,研究还结合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双一流”建设实践,分析企业家精神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发挥重要作用以更好地实现大学发展目标。当前,“双一流”建设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政策驱动,强调走向卓越的大学更应该重视企业家精神的引领,并从个人的企业家精神、组织的企业家精神和国家的企业家精神三个维度阐明了“企业家精神”之于“双一流”建设的作用。
左萌[3]（2021）在《乔治·罗奇伯格的后现代音乐观念及其对新浪漫主义音乐的推动》文中研究说明乔治·罗奇伯格（George Rochberg,1918—2005）是20世纪音乐中较有影响力的作曲家,新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1960年之前,罗奇伯格一直是以忠实的序列音乐的身份站在现代音乐发展的前列。然而,当他逐渐开始看到现代音乐过于理性,在情感上受到限制,无法表达更宽维度的局限,罗奇伯格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序列音乐。但他并没有完全拒绝无调性的音乐创作,在他重要的美学着作《生存美学:一个作曲家对20世纪音乐的观点》中,罗奇伯格重新审视其与调性、旋律与和声的关系,重新评估无调性音乐体系,并挑战他曾经成功建立起来的艺术体系。1973年《第三弦乐四重奏》的诞生,代表着罗奇伯格后现代音乐观念的正式转型。在后现代的历史背景下,罗奇伯格企图用“非理性”创作来唤起他的“直觉”意识,并挽救不断恶化的音乐文化。罗奇伯格认为自己是与生俱来的“浪漫主义者”,创作中有根深蒂固的十九世纪音乐特点。这也是罗奇伯格一直饱受争议的原因。罗奇伯格被指控为一个“卑鄙的事业叛徒”、“一个大师式的伪造者和无耻的冒充者”。他被序列音乐作曲家们称为叛徒,但罗奇伯格仍然坚持自己的道路,并多次撰文力证自己的风格转型。他曾明确的说到,抽象之后是什么?清晰的回答是:“新浪漫主义”。而通往罗奇伯格音乐风格转型之路的是其一直坚守的“拼贴艺术”,二战时期的经历以及序列音乐时期的创作对其风格的转变带来了重要的影响。新浪漫主义音乐的兴起意味着现代主义音乐的终结,罗奇伯格说这对他而言是重返调性的开始,对当代作曲家的音乐语言具有重要意义。而凝聚罗奇伯格“罗氏美学观”的拼贴音乐技法也代表了21世纪音乐语言发展的重要十字路口,标志着当今许多风格创新的起点。
李慧敏[4]（2021）在《艺术教育使命之下的上海儿童艺术剧场困境与策略研究》文中认为使命是非营利性艺术组织存在的前提和理由。清晰地陈述使命是建立公众信任、获取生存资源的第一步。使命是组织内部行动的指引。上海儿童艺术剧场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专业儿童剧场。作为一个非营利性艺术机构,它的经营活动不以追逐经济利润为首要目标,完成“使命”才是其必须要做的事情和承担的责任。通过对剧场由来和发展历史的梳理可知,进行儿童艺术教育是上海儿童艺术剧场的重要使命。过去7年上海儿童艺术剧场在艺术教育方面倾注了很大的心力,但笔者在实践过程中观察到的一些现象:上海儿童艺术剧场至今没有一个官方的、明确的使命或宗旨陈述;节目策划更聚焦于0-10岁左右孩子等。这些现象引发了笔者对其使命实现的疑问。本论文以上海儿童艺术剧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实地调查法及访谈法,从艺术教育活动、管理团队建设、推广营销方式、财务管理状况几个角度分析上海儿童艺术剧场是如何在其日常运营中实现“艺术教育”使命的,在此过程中遇到的现实困境有哪些,以及“艺术教育”使命之下的上海儿童艺术剧场还有哪些提升空间。目前,上海儿童艺术剧场遇到的现实困境从组织内部来说包括:组织制度建设有待完善;决策制定缺乏目标性和计划性;艺教资源开拓力不足;内容创作投入不够;从外部儿童剧市场困境来说包括:中国儿童剧受众低龄化现象严重;缺乏适合大龄少年儿童观看的优质剧目。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五点建议:制定明确的使命陈述;以需求为导向,拓展更多元的青少年儿童艺教项目;从引进到原创,引领中国儿童剧行业发展;建立完善的会员制营销模式;创新思路,积极寻求外部商业赞助资源。
肖萧[5]（2020）在《德鲁克管理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作为现代管理学的创始人,彼得·德鲁克是经验主义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和精神领袖。他在管理思想史上留下了丰富而伟大的精神遗产,贯穿他管理思想的哲学基石是其对人本主义的追求。德鲁克人本主义思想的形成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他出生于维也纳,二十世纪初的维也纳是世界思想中心和艺术圣殿。家庭的富裕使他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克尔凯郭尔对人主观性的强调,萨特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以及柏克反对一切暴力的保守主义政治观等,都深刻影响了德鲁克人本主义思想的形成。德鲁克认为,管理是对人的管理,是一种人文艺术。通过对人的有效管理,来构建自由的功能型理想社会。个人的需求可以通过和组织的协作得以实现,并最终实现人自身的价值。他的人本主义特质主要表现为人是管理核心,一切从人出发,又复归到人,以及在现代社会中企业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不过,德鲁克的人本主义思想并没有协调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在其管理实践中也未彻底解决功利主义思想与人本主义思想的矛盾。德鲁克的人本主义思想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社会、组织及其管理,他所确立效率和人性的整体性追求,重视社会公平正义,强调社会责任担当等等人本主义思想,对丰富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构建富强与和谐的现代社会具有一定的启示。
杜威[6]（2020）在《制度的理性维度及其管理价值研究》文中指出人与制度是管理的两个核心问题,管理的主体和本质是人,管理意欲达成目标的常态性手段是制度。制度中的人是凝结着理性特征的行为主体,是人类社会化活动中的理性存在者,亦即所谓“理性的人”。现代社会制度的建构是人类在社会化生活中的一种理性活动。制度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无法离开人的理性精神、理性认识以及理性作用,而管理理论与实践同样是制度的理性功能得以发挥的一个重要场域。因而,有必要以制度的理性问题为视角,就其所蕴涵的理性特征加以定义,挖掘其凝结的管理价值。本文意欲揭示制度内蕴的不同理性维度的内容与形式、功能与特征,立足制度的理性思想史,审思制度在不同管理时期呈现的理性样态、偏好与诉求,深度挖掘制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两个维度在管理实践中的积极价值,概要梳理两者在管理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偏失。它试图超越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制度的一元理性维度,探索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并重的制度结构的二元理性解释模式,并在管理视界中展望制度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整合方式和应然之态。显然,本研究期望解决管理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矛盾冲突,维护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逻辑体系,以推动制度的持续创新与合理性化发展进程,最终实现促进制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治理现代化中走向协同之路。这不仅是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理论诉求,也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形成制度自觉和张扬制度自信的现实需要。
刘柯[7]（2020）在《环境治理中的行动者网络建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西非的埃博拉疫情,澳洲山火的蔓延,菲律宾火山的喷发,东非肆虐的蝗虫,加拿大的暴雪,印度尼西亚的暴雨,以及新冠病毒爆发等各类席卷全球的环境灾难,无不向人们敲响了环境保护的警钟。由于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所构成的威胁越来越严重,致使环境治理成了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性行动项目,也是人类历史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重要步骤。本文是一项基础研究,着力于环境治理问题的基础理论建构,试图在行动主义视角下形成环境治理的系统理论框架和基本行动观念。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政府治理效果的不佳与多元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诉求,促使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成为应对复杂环境问题的新方案。面对环境问题的共生性、跨域性和流动性特征,作为环境治理引导者的政府,如何在环境治理中与多元治理主体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需要理论研究者做出新的探索,而不仅仅局限于法制化、市场化或社会化的策略性探讨。因此,本文立足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中,从环境合作治理的角度思考这一问题:为了达到对关涉整个人类共同体命运的环境问题的有效治理,我们应建构何种组织,以将环境治理的多元行动者有效组织起来?近代以来,在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现代西方哲学家提倡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引领下,一场始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工业化进程得以在全球范围内扩展。不可否认的是,数百年的工业化发展的确创造出了无比辉煌的工业文明,但是,“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却因支持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剥削、掠夺式经济发展方式而让全人类付出了极为惨重的环境代价。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等关于生态与环境保护的着作问世,对于促进人们环保意识的觉醒非常有益,随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全球环境保护运动拉开了帷幕。经历了几十年的思想和观念的积累,人们达成了低碳环保的基本共识,成立了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等为代表的专门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国际环保联盟组织,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环境保护的公约、协定与方针。但是,20世纪后期以来,环境危机事件的频发与环境风险社会的到来,表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并未随着环保意识、环保力度和环境治理技术的提高,而从根本上得到改善。面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千疮百孔的地球,莫里斯·伯曼指出,我们正处于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的十字岔路,摆在人类面前有两条拯救地球的道路,一条是通过科学技术赢得地球的拯救;另一条是通过形形色色的人对地球加以保护。对于这两条道路的选择,美国生态政治学家科尔曼坚定不移地支持了后者,他认为,以现代科学世界观为指导的技术化环境治理方式,只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的扩张和控制需要,因而,为了促进环境公平、正义的普遍实现,要求我们必须探索适应未来环境治理秩序的新型世界观。在当前人类所处的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型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切实解决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工业化、城市化阶段所造成的突出性环境问题,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使命。我们认为,党和政府提出的用生态文明替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理念,是与科尔曼新型世界观要求相一致的。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可以相信,是能够形成人对地球环境加以保护的环境治理路径的,进而把人类带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成为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的积极行动者。为了能够将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社区、媒体以及公众等多元化的环境治理行动者有效组织起来,本文从环境治理体制变革的视角提出了建构平等开放的环境治理行动者网络的构想,用以替代封闭集权式的官僚制组织的行动体系。显然,在应对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环境问题中,作为工业社会组织典型形态的官僚制组织的失灵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本文首先从人类共同体进化的角度分析了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发展趋势以及环境治理模式从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协作治理走向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其次,通过对与环境协作治理模式相对应的官僚制组织特征、目标追求的客观分析,形成了这样一个观点:尽管官僚制组织对“权威—命令”“责任—义务”“技术—流程”“领导—激励”等工具主义管控手段的强调可以预防并减少环境问题的发生,但总体看来,这种中心—边缘的环境治理结构、制度主义的环境治理逻辑和技术化的环境治理方式,因排斥和限制了多元社会力量的有效参与,以至于难以促使环境问题从根本得到有效治理;再次,论述了用环境行动者网络替代传统官僚制组织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条件,认为由多元环境治理主体所结合成的行动者网络结构因具有平等性、高凝聚性、弱连带性和灵活性的特征,而能够非常容易地将网络节点上的每一环境治理行动者有效地集结起来,同时形成巨大的环境治理行动场域和强大的环境治理行动力;复次,对与环境行动者网络相适应的合作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明确“结构——权力关系——制度——行动”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基础上,让人们充分认识行动者网络之于环境风险治理的重要性。同时,在人类走向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的背景下,本文对与环境行动者网络结构相适应的合作制组织所具有的的特征和优势进行了深入具体的阐释;最后,本文以区域环境治理和全球环境治理为例,着力探讨了在将环境治理行动者网络付诸实践时可能面临的困境,从行动目标、行动理念两个维度思考政府所应扮演的职能、角色,以及环境合作治理的行动方案与行动方向等问题。众所周知,对环境治理实践而言,环境治理理论研究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它能够提出诸多对于环境治理具有参照意义的观点,甚至在环境治理实践中发挥引导作用。然而,从当前环境治理研究的总体状况看,无疑存在着“重实证而轻理论”的研究倾向。因而,在实践中造成了某种应当引起重视的问题,那就是,在具体的环境治理项目上取得了成功,而总体上的环境问题却没有得到改善,甚至变得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急需加强环境治理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为了建构一套适合中国的且适应于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的环境治理理论,本文在行动主义理论范式的指导下,以环境治理组织体制的变革为切入点,在对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官僚制组织及其与之对应的环境协作治理模式加以批判和解构的基础上,建构了一套能够适应于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环境治理的理论路线——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行动者网络结构的构想。本文在出发点上,与国内外已有的应用行动者网络分析环境治理问题的研究是不同的。本文认为:一方面,只有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才是环境治理网络结构中的行动者。因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是由人的行为所致,保护生态与环境免遭破坏的行动者只能是具有道德性和他在性的人。另一方面,所有加入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的行动者,都是行动者网络结构中的一个个平等节点。也就是说,本文所建构的环境行动者网络是无中心、无权威和无控制的行动体系。只有在这样一种行动网络中,才能激发所有的环境治理行动者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才能促进每一个行动者的自觉性、自主性与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在此过程中,政府扮演的是引导者和服务者的角色。
陆俊杰[8]（2020）在《合作型地方法治的社会权力研究》文中指出在法治现代化征程中,地方法治深嵌在时代发展大潮和国家法治建设的双重关系中,需要在实践中着力解决“何以可能?何以进行?何以实现?”等关键性问题。全球化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意味着处于开放型格局中的地方必然要以国际化视野认真对待经济社会和治理中的各类法律问题。数字时代的信息与数据的变革,催生了地方数字政府,优化了社会规范与工具,促进了社会发育和公众参与。面对这些机遇和挑战,地方法治受到了动力主体与要素不平衡和内在权力关系配置失衡的制约。破解社会基础薄弱和政府主导的悖论关键在于培育社会力量,建设“有效地方法治”。当下,地方法治主要有三种类型即国家试错分析模式的试验型地方法治、政府竞争分析模式的竞争型地方法治、压力发包分析模式的承包型地方法治,均存在着社会缺位等问题。多元主体力促政府与社会合作,这是地方法治现代化的重要路向。现实中,市场化利益聚合、服务型政府改革和社会力量嵌入性成长促使地方法治逐步向政社合作转型。地方性事务的平等治权、宪法与法律的涉地合作规定、地方社会的信赖机制等为合作型地方法治提供了正当性、合法性和实效性基础。合作型地方法治意指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社会权力和政府权力以信任为基础,充分运用已有资源和社会资本,通过平等合作和交织互动,发挥多元社会主体结合而成共同体的能动作用,有效实现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法治目标的地方法治模式类型,需要具备合作主体、合作条件、合作方式、合作平台等构成要件,具有强社会性、多主体性、平等性、集体行动等鲜明特征。社会权力作为合作型法治的重要力量一直存在于地方法治的实践场域中。政府与社会结构网络中,社会权力活跃于政府服务、公共治理和基层自治等领域,并且在公权力的主导下作为参与性力量参与地方立法、行政和司法活动。权力关系结构中,社会权力在社会阶层复杂化、资源配置社会化和网络观念多元化的催生下逐步发育壮大,从而与政府权力之间基于主体、制度和结果等相互信任而迈向合作。这种合作展现了平等性地位、公共性指向和多向度开放的合作特点。法理语境中,社会权力是除国家组织和社会个体之外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群体凭借其掌握的社会资源对政府、社会和公众产生影响、支配和控制作用的力量和能力,是地方法治权力关系的重要组成。其生成和实施需具备社会组织等多元社会主体力量、社会资本等各种资源条件以及对于其他主体和权力权利产生影响等条件。“政府-社会”关系模式下,作为地方法治权力关系的重要维度,社会权力的主体是多元化的。社会权力的法治力量主要来自于社会领域的多元主体,需具备组织化、群体化、社会化和公共资源等条件。地方性社会组织是社会权力最重要的主体,其囊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等,在迈向高质量治理进程中不仅具有组织独立性和行动自主性,还具备了民间性和公共性等特点。稳定的社会群体则是基于社会利益价值需要为实现共同目标结合的社会共同体,包括较多现实结合的实体性社会群体和虚拟化网络社会群体,自组织性、利益共通性和成员认同性是其重要特点。而自治性社区组织是法定的常见社会力量,广泛地存在于城乡治理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权力主体不仅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组织形态,更是地方法治的重要推动力量。社会权力在合作型地方法治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是其重要的法理向度。整体而言,社会权力自组织运行不仅能够增强其在权力体系中的法治地位,还能有效发挥其外化的法治功能。首先,社会权力通过多元化方式有效防止地方政府权力的扩张与滥用,途径是社会权力促使地方政府通过职能转变自限权力、扩张社会权力领域限缩政府权力实施空间、通过静态分享和动态转化方式分解政府权力。其次,增强社会资本促进社会与政府间合作,则是社会权力法治功能的重要一面。在具体实践中,社会权力通过架构陌生人互惠关系网络、培育平等合作的公共精神和构筑体制回应的社会秩序等方式丰盈社会资本的内容,增强社会权力内在动能。再次,社会权力通过“民间法”等社会规范的成熟完善,不断生成自身治理权威,架构多元权力的耦合机制,从而促成社会秩序的逐步建立。通过限制政府权力、培育社会资本、生成社会秩序,社会权力致成了其法治功能。社会权力在合作型地方法治的作用主要通过其有效的运行机制实现。社会权力运行主要依赖于地方开放复合的民主实践空间、经济和信息等多元资本以及多样繁荣的理性文化等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地方法治建立公私伙伴关系集聚信任,强化平等对话与公共协商,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的有序参与和城乡的社区自治等方式实现深度法治合作。社会权力的作用机制是其介入地方法治进程最核心的运行机理。社会权力通过自主决策和能动机制,建立了多元权力平等合作的网络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多元权力主体基于项目化绩效目标,生成动态的项目合作共同体。在较为完善的社会信任制度体系以及政社权力合作运行规范机制下,多元主体基于互惠原则展开法治合作的集体行动。社会权力的作用机制,实际上是其和政府权力通过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等多元主体,依靠强大的社会资本和互惠的信息共享机制,基于信任形成项目化的虚拟合作共同体,对权力运行绩效进行评价及反馈,动态回应治理中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需要,实现地方法治目标。当然,合作型地方法治也要高度警惕社会权力的政治动机和权力溃散现象,确保权力的运行和功能以法治目标为导向。
姚程[9]（2020）在《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问题研究 ——基于制度与科技创新关系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在实现科技创新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部分领域开始领跑的历史性跨越。在为取得巨大成绩而欣喜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目前在科技创新能力与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还存在着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探寻问题产生的根源无疑是提高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与科技成果转化率的关键所在。创新型人才是科技创新活动的能动主体,创新型人才所投入的人力资本即本文所论的创新型人力资本,显然是科技创新活动中的核心要素,而科技经费、科技设备等物质资本则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物质基础。考察中国科技创新的现状,科技人力资源与经费投入已分别排名世界第一、第二位,可以说中国在科技创新中投入了大量的创新型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但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却仍然存在不小差距。导致这种背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科技经费投入不合理、使用效率有待提高,等等。不过,基于创新型人力资本是科技创新活动中的核心要素,最关键的原因还需从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方面去分析。创新型人力资本使用效率的影响因素,当然需要结合主客观两方面去探讨,但主客观因素结合的最终反映,则是创新者从事创新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创新者从事创新活动的行为选择,毋庸置疑受到制度的制约。从产权制度看,中国对于科技创新的成果保护,已经形成了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系列制度,如专利法、商标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等等,但是对于科技创新活动主体即创新型人才的人力资本产权却迄今都未立法予以明确。虽然基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通过人才流动、人才激励等方面的改革,破除原有的体制机制障碍,科技人才拥有其自身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产权已然得到默认,他们也可以自主创业或自主选择就业单位,即原则上享有自身人力资本的使用权、转让权。并且,创新型人力资本的收益权原则上也依法得到保护。然而,由于缺失健全完善的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方面难免存在体制机制障碍,也因此影响到中国科技领域创新活动的效率和持久性。若进一步从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的特点看,由智力、知识决定的科技创新主导生产力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创新型人才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加之各国科技竞争中的成败得失都与科技创新的制度体系息息相关,因而促进现实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需求必须包括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有鉴于此,对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问题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已经成为中国理论界不容回避的责任,故笔者选择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问题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期望能对此问题的研究略尽绵薄之力。本文总共分为十章,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导论。说明研究背景、提出研究问题并阐明所研究问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梳理与评述相关研究的现状,论述本文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第二章,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阐述本文的相关理论基础:制度、产权、人力资本以及创新理论;界定本文的核心概念:制度、科技创新、人力资本产权;构建以提出问题——明确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一般理论分析——联系中国实际的分析——解决问题为分析路径的研究框架。第三章,对制度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一般理论分析。首先,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分析制度、科技创新的所属范畴;其次,分析制度对科技创新的作用;再次,分析科技创新对制度的作用;最后,考察科技创新领域制度安排的非平衡性。第四章,分析人力资本成为财产权对象的依据与原因。首先,分别从哲学与经济学视角为人力资本成为财产权对象进行理论溯源;其次,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人力资本成为财产权对象的原因,并说明人力资本产权制度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协同作用。第五章,人力资本产权及其实现内涵。首先,对人力资本产权的本质、内容、属性、功能进行一般性探讨;其次,分析人力资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实现的内涵。第六章,基于中国实际来分析科技创新与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内在关系。首先,通过现阶段中国科技创新活动的总体情况与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分析中国科技创新的现状;其次,围绕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来分析中国现阶段科技创新领域存在的问题;最后,分析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中国现实,揭示其与科技创新绩效的内在关联。第七章,分析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改革方向与绩效。首先,分别从创新型人力资本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实现的视角对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改革方向进行分析;其次,分析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深化改革的绩效。第八章,美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经验及其启示。评述美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实践与经验,得出美国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第九章,提高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程度的思路与建议。在给出提高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程度思路的基础上,提出提高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程度的相关政策建议。第十章,给出研究结论和研究展望。通过研究,本文获得如下主要结论:（一）制度与科技创新之间存在内生动态关系。制度与科技创新关系的实质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在科技创新领域内的表现,制度通过规范与约束功能、激励功能、调节功能三方面作用于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对制度的产生、变迁、消亡均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制度必须随着科技创新的发展而发生相应的变革以适应科技创新发展的新要求,如此才能对科技创新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二）人力资本作为财产权对象是一个符合理论和现实的命题。马克思、卢梭、康德等哲学家的财产权利理论能为人力资本产权的合理性提供哲学依据,而斯密、凡勃伦等经济学家的经济学思想与理论能为人力资本产权的合理性提供经济学依据。而人力资本凝结了人类的劳动,且具有生产性、稀缺性、异质性与创造性,以及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的时代需要等,使得人力资本不仅作为重要的经济资源而且作为财产而客观存在。并且,人力资本产权与知识产权有着显着的不同,人力资本产权涉及了科技创新投入产出的整个链条,与科技创新有着更为全面的密切关系,因此有必要建立健全完善的人力资本产权制度。（三）人力资本产权是包含所有权、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在内的权利束,具有排他性、自由支配性、可转让性和可分割性等产权的一般属性,以及所有权不可转让、使用权不可能完全转让、权能的可控性、专用性等人力资本产权特有的产权属性。人力资本产权可以通过规范与约束功能、稳定预期功能、激励功能、资源配置功能等作用于经济活动,而人力资本产权主体对经济行为的选择取决于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程度。人力资本产权实现包括人力资本所有权、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的实现,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程度与人力资本使用效率之间存在正向关系,提高人力资本使用效率的关键就在提高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程度。（四）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国不断完善了科技体制与国家创新体系,科技创新水平实现了显着地提升,不少领域的科技创新水平进入了世界前列。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科技创新能力、科技成果转化与科技人才体制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很大原因在于缺乏健全完善的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影响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程度,从而抑制了创新型人力资本在科技创新活动中配置、使用的效率。（五）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有利于科技创新绩效的提高。尽管中国尚未明确提出健全完善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来促进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但近年来中国在人才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措施都已经无形中指向了促进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通过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程度的提高,中国科研人员在科技创新活动中提高了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进而促进了专利产出数量、专利与论文质量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程度的提升。进一步深化改革需要明确提出健全完善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的目标,以为中国的科技创新以及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实现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1）论文明确提出了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命题,不仅通过对哲学、经济学两大学科若干经典文献的梳理,为人力资本成为财产权对象的理论依据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学术思想溯源,而且从经济学角度探讨了人力资本成为财产权对象的原因,指出正是由于人力资本凝结了人类的劳动,且具有生产性、稀缺性、异质性与创造性,以及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的时代需要,才使得人力资本不仅作为资源存在而且成为一种财产存在;而社会需要健全完善人力资本产权制度来规范人们之间的有关行为和调节人力资本权益关系,激励人们对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本从事生产活动,使人力资本的使用实现最佳效益,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其重要作用。（2）论文指出科技创新作为投入产出过程,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共同作用于科技创新,而人是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离开了人的能动性,科技创新无从谈起。但国际上有公认的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科技创新成果,以及物权法等来保护物质资本的权益,却对科技人才的人力资本产权缺乏完善的制度保护,现实中各国的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程度不一,原因正在于此。（3）论文分析了现阶段中国科技创新领域存在的问题,并明确提出从科技人才人力资本使用效率的角度来看,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健全完善的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从而导致创新型人力资本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实现程度的不足,并导致了创新型人力资本在科技创新中配置和使用的低效率。（4）论文对近年来中国有关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制度与政策进行了分析,以阐明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改革方向,并就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改革业已取得的成效:中国科技创新的绩效提升予以分析,进一步为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内在关系寻求了论据支撑。
杨然[10]（2018）在《关于德鲁克“自由的功能社会”的哲学研究 ——德鲁克的管理哲学》文中研究表明每个时代都会出现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是这个时代的标杆,德鲁克可以称得上是其中之一。尽管大多数人对他的了解仅停留在他对企业管理的卓着贡献上,但事实上他对管理的认识远不仅仅局限在企业中。童年时期德鲁克就已经开始思考自己可以为社会贡献什么,当他看到自由的信仰崩溃、社会的秩序坍塌之时,他就意识到自己的一生都将致力于构建一个“自由的功能社会”之上了。在德鲁克看来,一个“自由的功能社会”首先是建立在大众认可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之上的,这也赋予了社会决定性权力的合法性。其次它应该充分尊重个人的主体性,赋予个体必要的社会身份和功能。德鲁克认为单纯地依靠政府来维持个人与社会的功能关系已经不切实际了,因此我们必须将目光转向更为广阔的组织领域中。组织作为整个社会的器官,对社会的发展担负着不可逃避的责任,它不仅可以为个体提供实现自身价值的空间,也使知识转化成生产力成为可能。当然这一切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发生,最终的动力还要归结于一种力量——管理。不论是自我管理、组织管理还是社会管理,它都是维系社会动态平衡的关键。本文从德鲁克“自由的功能社会”出发,通过对其本质的剖析从而引出德鲁克思想中的精华,即目标管理和自我管理。诚然,德鲁克的思想是上个世纪的宝贵财富,但管理的世界仍充满着未知的领域等待探索,因此我们还要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反思,不断完善管理哲学的体系。
二、知识就是一切——彼得·德鲁克论下一个社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知识就是一切——彼得·德鲁克论下一个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思自由观视域下哈耶克自由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哈耶克自由理论研究状况述评 |
| 1.1.1 国外学者研究状况述评 |
| 1.1.2 国内学者研究状况述评 |
| 1.2 马克思自由思想研究状况述评 |
| 1.2.1 国外学者研究状况述评 |
| 1.2.2 国内学者研究状况述评 |
| 1.3 论文研究方法 |
| 1.3.1 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 |
| 1.3.2 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方法 |
| 第2章 哈耶克自由理论的思想渊源 |
| 2.1 奥地利经济学派 |
| 2.1.1 卡尔·门格尔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及“门格尔难题” |
| 2.1.2 米瑟斯的“社会主义计算大论战”及“个人主观主义方法论” |
| 2.2 苏格兰启蒙传统 |
| 2.2.1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 |
| 2.2.2 大卫·休谟的人性论及“不可知论” |
| 2.3 主观主义认识论 |
| 2.3.1 恩斯特·马赫的感觉经验认识论 |
| 2.3.2 伊曼努尔·康德的知识论 |
| 第3章 哈耶克自由理论的要素分析 |
| 3.1 否定性自由 |
| 3.1.1 免受强制的状态 |
| 3.1.2 人与人的关系 |
| 3.1.3 消极自由 |
| 3.2 个人自由 |
| 3.2.1 个人自由与“政治自由” |
| 3.2.2 个人自由与“内在自由” |
| 3.2.3 个人自由与“力量自由” |
| 3.3 自生自发秩序 |
| 3.3.1 必然无知 |
| 3.3.2 理性不及 |
| 3.3.3 扩展秩序 |
| 第4章 哈耶克自由理论的历史再现 |
| 4.1 否定性自由要素的历史再现 |
| 4.1.1 否定“原子论个人主义” |
| 4.1.2 批判“建构论理性主义” |
| 4.2 个人自由要素的历史再现 |
| 4.2.1 对理性戕害个人自由的警惕 |
| 4.2.2 对“自由作为重要价值”的理论论辩 |
| 4.3 自生自发秩序要素的历史再现 |
| 4.3.1 自生自发秩序发轫:“曼德维尔悖论” |
| 4.3.2 自生自发秩序萌芽:批判国家干预主义 |
| 4.3.3 自生自发秩序生成: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论 |
| 第5章 马克思自由观的要素分析 |
| 5.1 积极性自由 |
| 5.1.1 有别于“积极自由” |
| 5.1.2 能动的“积极力量” |
| 5.2 现实自由 |
| 5.2.1 现实的人 |
| 5.2.2 现实的社会关系 |
| 5.3 实践自由 |
| 5.3.1 劳动自由 |
| 5.3.2 扬弃私有财产 |
| 5.3.3 走向共产主义 |
| 第6章 马克思自由观的历史演进 |
| 6.1 作为精神本性的自由:自由意识 |
| 6.1.1 自由的思想移居:古希腊城邦民主制的消失 |
| 6.1.2 自由意识的觉醒:原子偏斜 |
| 6.1.3 精神与现实的碰撞:定在中的自由 |
| 6.2 作为人的类本质的自由:自由自觉的活动 |
| 6.2.1 人的类本质的设定 |
| 6.2.2 人的类本质的异化 |
| 6.2.3 积极扬弃异化 |
| 6.3 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自由个性 |
| 6.3.1 走向科学自由观的前奏——创立唯物史观 |
| 6.3.2 自由个性的生成 |
| 6.3.3 自由个性的实现 |
| 第7章 马克思自由观视域下哈耶克自由理论审视 |
| 7.1 马克思与哈耶克自由观的内在关联 |
| 7.1.1 肯定个人自由的价值 |
| 7.1.2 尊重社会发展内在规律 |
| 7.1.3 法治保障之下的自由 |
| 7.2 马克思自由观与哈耶克自由理论的关键分歧 |
| 7.2.1 人类理性的分歧:有限理性与实践理性 |
| 7.2.2 自由秩序的分歧:自发秩序与建构秩序 |
| 7.2.3 自由道路的分歧: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 |
| 7.3 哈耶克自由理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借鉴启示 |
| 7.3.1 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7.3.2 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 |
| 7.3.3 规范约束政府权力建成法治政府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出版专着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2）企业家精神视野中的大学革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1. 关于创新创业时代大学转型发展的审视 |
| 2. 对高等教育整体改革的再思考 |
| 3. 对“双一流”建设的反思 |
| (二) 研究意义 |
| 1. 理论意义 |
| 2. 实践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一) 关于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的研究 |
| 1. 关于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研究的整体性概述 |
| 2. 关于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内涵和类型研究的述评 |
| (二) 关于大学革新的相关研究 |
| 三、 基本概念 |
| (一) 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 |
| (二) 大学革新 |
| 四、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一) 研究目标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五、 研究方法 |
| (一) 方法论基础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大学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 |
| 第一节 中世纪大学的兴起与企业家精神 |
| 一、 中世纪大学的制度构建 |
| 二、 中世纪大学中的教师与学生 |
| 三、 作为社会性组织的中世纪大学 |
| 第二节 现代大学的创立与企业家精神 |
| 一、 现代大学的早期发展 |
| 二、 洪堡与柏林大学的创建 |
| 三、 后洪堡时代现代大学的持续变革 |
| 第三节 研究型大学的崛起与企业家精神 |
| 一、 科研的兴盛与研究型大学典型模式的确立 |
| 二、 美国研究型大学中的本科教育改革 |
| 三、 走向服务社会的研究型大学 |
| 第四节 创业型大学的繁荣与企业家精神 |
| 一、 创业型大学中的商业性企业家精神 |
| 二、 制度性企业家精神与创业型大学的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大学革新为什么需要企业家精神 |
| 第一节 技术变革需要企业家精神 |
| 一、 教育和技术的赛跑 |
| 二、 教育技术革新需要企业家精神 |
| 三、 外部技术环境变革与大学的企业家精神 |
| 第二节 制度创新需要企业家精神 |
| 一、 大学制度构建中的企业家精神 |
| 二、 大学多重制度逻辑整合中的企业家精神 |
| 第三节 大学范式革命需要企业家精神 |
| 一、 范式与大学范式革命 |
| 二、 创新创业:大学转型发展的新范式 |
| 三、 以企业家精神推动大学范式革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大学革新需要何种企业家精神 |
| 第一节 个人的企业家精神与大学革新 |
| 一、 哈珀的企业家精神与芝加哥大学的创建 |
| 二、 艾略特的企业家精神与哈佛大学的转型 |
| 三、 蔡元培的企业家精神与北京大学的再造 |
| 四、 特曼的企业家精神与斯坦福大学的崛起 |
| 第二节 组织的企业家精神与大学革新 |
| 一、 麻省理工学院的组织企业家精神与创业型大学的兴起 |
| 二、 香港科技大学的组织企业家精神与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崛起 |
| 三、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组织企业家精神与“全球性知识企业”的塑造 |
| 第三节 国家的企业家精神与大学革新 |
| 一、 美国的国家企业家精神与世界一流大学的积聚 |
| 二、 以色列的国家企业家精神与创业国度中的大学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企业家精神如何促进大学革新 |
| 第一节 以企业家精神激励学科知识生产和学术创业 |
| 一、 企业家精神与学科建设中“学术创业”的兴起 |
| 二、 学科建设中知识生产与学术创业的统筹 |
| 三、 企业家精神引领下的学科知识生产与学术创业整合 |
| 第二节 以企业家精神加快学科-专业-产业链建设 |
| 一、 企业家精神助推学科-专业-产业链创建 |
| 二、 企业家精神与学科-专业-产业链的协同治理 |
| 三、 大学学科-专业-产业链的发展趋势 |
| 第三节 以企业家精神促进大学创新创业治理 |
| 一、 大学治理:从正当到绩效 |
| 二、 创新创业能力建设:大学有效治理的关键 |
| 三、 为创新创业而治理:企业家精神推动大学治理模式变革 |
| 第四节 以企业家精神推动大学创新创业社区建设 |
| 一、 大学创新创业社区的内涵及其演进 |
| 二、 大学创新创业社区的组织架构与运行模式 |
| 三、 以企业家精神协同推进大学创新创业社区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以企业家精神引领“双一流”建设 |
| 第一节 国家的企业家精神与“双一流”建设 |
| 一、 提升政府政策运行效能:政策工具的动态整合 |
| 二、 掌舵而不是划桨:包容性治理理念下的“府-学”关系重塑 |
| 三、 建设创新创业型国家:创建以大学为中心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
| 四、 重塑高等教育系统:以新发展格局引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
| 五、 塑造企业家式政府角色:从官僚主义行为转向企业家行为 |
| 第二节 组织的企业家精神与“双一流”建设 |
| 一、 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 |
| 二、 以商业性企业家精神塑造新型“产-学”关系,增强大学资源创生能力 |
| 三、 社会性企业家精神助推社会创业实践,突出大学社会责任感意识 |
| 四、 企业家精神引领大学自我建构与革新,实现组织创新创业范式转型 |
| 第三节 个人的企业家精神与“双一流”建设 |
| 一、 以企业家思维代替排名思维,促进大学从优秀走向卓越 |
| 二、 整合组织领导中的多重企业家角色,扩展大学社会关系网络 |
| 三、 创建组织特色发展模式,形成大学独特竞争优势 |
| 四、 科学制定组织战略规划,形塑大学未来发展愿景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一、 论文完成的主要工作 |
| 二、 创新之处、研究反思与展望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研究反思与展望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 致谢 |
（3）乔治·罗奇伯格的后现代音乐观念及其对新浪漫主义音乐的推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特征 |
| 第一章 “生存美学”观:罗奇伯格的现代音乐观念 |
| 第一节 罗氏与“生存美学” |
| 第二节 罗氏现代音乐的“不确定性” |
| 第三节 罗氏现代音乐时间的“空间性” |
| 第四节 罗氏现代音乐观念中持续时间与记忆的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直觉创作:罗奇伯格的后现代哲学 |
| 第一节 后现代音乐的历史概念 |
| 第二节 “非理性”的直觉创作 |
| 第三节 “直觉后现代主义”观念 |
| 第四节 “拼贴技法”的创作理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拼贴”之路:通往后现代音乐途径 |
| 第一节 最初的艺术原型(1944-1948) |
| 第二节 现代主义与包容性原型(1950-1956) |
| 第三节 现代主义与排他性原型(1955-1957) |
| 第四节 战后新论战(1958-1962)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浪漫主义:罗奇伯格后现代音乐的风格 |
| 第一节 新浪漫主义音乐的历史概念 |
| 第二节 罗氏对传统音乐的回归 |
| 第三节 罗氏新浪漫主义风格的争议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艺术教育使命之下的上海儿童艺术剧场困境与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使命对于非营利性艺术组织的影响 |
| 第一节 表演艺术与非营利性组织 |
| 第二节 组织使命与非营利组织管理 |
| 一、使命是非营利性艺术组织存在的前提和理由 |
| 二、清晰地陈述使命是建立公众信任、获取生存资源的第一步 |
| 三、使命是组织内部行动的指引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二章 上海儿童艺术剧场“艺术教育”使命溯源 |
| 第一节 “艺术教育”使命溯源 |
| 第二节 上海儿童艺术剧场“艺术教育”使命溯源中存在的问题 |
| 一、没有一个官方的、明确的使命或宗旨陈述 |
| 第三章 使命之下艺术教育活动的展开 |
| 第一节 节目运营情况概述 |
| 一、主、合办节目 |
| 二、租场演出、活动 |
| 第二节 主打节目版块及其选择标准 |
| 一、国外优秀剧目的引进和本土化制作 |
| 二、原创“宝贝”系列演出 |
| 三、“海星之愿”特殊儿童项目 |
| 第三节 艺术教育活动 |
| 一、艺术教育活动概况 |
| 二、四大“品牌艺术教育活动” |
| 第四节 小鲸鱼计划 |
| 第五节 疫情之下“艺术教育”新举措 |
| 一、“小鲸鱼来啦”线上艺教内容配送 |
| 二、拓展户外演艺新空间 |
| 三、积极寻求与国内艺术家、艺术团体的合作 |
| 第六节 小结 |
| 一、把关艺教质量,儿童节目以主办为主 |
| 二、以引进国外节目为主,逐年增加原创系列演出 |
| 三、不只是艺教内容的“搬运工”,更是“生产者” |
| 四、儿童剧演出按年龄分级,让孩子匹配到最适合自己的艺教内容 |
| 五、关注少数群体,给他们提供平等的享受艺术教育的权利 |
| 六、以节目为核心,开展配套活动和巡演,让剧场“不止是剧场”,也让艺教“不只是剧场” |
| 第七节 使命之下艺术教育活动的展开存在的问题 |
| 一、系列节目、活动选题类型不够多元 |
| 二、演出聚焦低龄儿童,缺乏适宜大龄少年儿童的剧目 |
| 三、自制内容中,原创作品演出体量偏小 |
| 四、本土化特殊儿童戏剧不够“本土化” |
| 第四章 “艺术教育”使命之下的剧场管理团队建设 |
| 第一节 上海儿童艺术剧场管理历程 |
| 一、儿艺剧院主导下的探索期(2013.06-2014.03) |
| 二、儿国发公司主导下的快速发展期(2014.04-2020.03) |
| 三、管理升级新时期(2020.04后) |
| 第二节 组织架构与儿童“艺术教育”使命 |
| 第三节 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艺术教育”使命考察 |
| 一、人员构成 |
| 二、用人标准 |
| 三、培训体系 |
| 四、激励和考评机制 |
| 五、人力资源管理部分“艺术教育”使命履行情况总结 |
| 第四节 员工对使命的认知及满意度调查 |
| 一、受访员工的基本情况 |
| 二、员工对组织使命的认知度 |
| 三、员工对组织使命的满意度 |
| 四、调查小结 |
| 第五节 “艺术教育”使命之下的剧场管理团队建设存在的问题 |
| 一、艺术教育活动分工不合理 |
| 二、员工培训缺乏教育学、儿童身心发展特点的相关内容 |
| 三、缺乏组织文化建设 |
| 第五章 “以儿童为先”的推广营销 |
| 第一节 上海儿童艺术剧场“艺术教育”品牌及产品宣传 |
| 一、“大鲸鱼”文化品牌 |
| 二、艺教项目的宣传方式和目标人群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票务营售 |
| 一、“为儿童所想”的票务销售渠道 |
| 二、会员制营销 |
| 第三节 从财务角度看上海儿童艺术剧场“艺术教育”使命的完成 |
| 一、使命完成基础——资金来源和资产管理 |
| 二、使命完成路径——预算及其编制方法 |
| 三、使命完成标准——绩效评价方式和标准 |
| 四、对使命完成情况的监督——财务信息披露和内部控制机制 |
| 五、小结 |
| 第四节 “以儿童为先”的推广营销存在的问题 |
| 一、自媒体宣传平台内容滞后,功能、信息不完整 |
| 二、会员服务内容单一 |
| 三、寻求外部商业赞助资源的能力需加强 |
| 第五节 上海儿童艺术剧场“艺术教育”使命履行情况总结 |
| 第六章 上海儿童艺术剧场“艺术教育”使命实现的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组织内部困境 |
| 一、组织制度建设有待完善 |
| 二、决策制定缺乏目标性和计划性 |
| 三、艺教资源开拓力不足 |
| 四、内容创作投入不够 |
| 第二节 外部儿童剧市场困境 |
| 一、中国儿童剧受众低龄化现象严重 |
| 二、缺乏适合大龄少年儿童观看的优质剧目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七章 优化上海儿童艺术剧场“艺术教育”使命实现的策略 |
| 第一节 制定明确的使命陈述 |
| 第二节 以需求为导向,拓展更多元的青少年儿童艺教项目 |
| 第三节 从引进到原创,引领中国儿童剧行业发展 |
| 第四节 建立完善的会员制营销模式 |
| 第五节 创新思路,积极寻求外部商业赞助资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上海儿童艺术剧场2014年-2020年演出情况统计表 |
| 附录2:上海儿童艺术剧场2014年至2019年租场情况统计表 |
| 附录3:上海儿童艺术剧场:2015年至2020年巡演情况统计表 |
| 附录4:上海儿童艺术剧场“小鲸鱼来啦”线上艺术体验活动内容表 |
| 附录5:对上海儿童艺术剧场行政、人事情况的访谈提纲 |
| 附录6:“上海儿童艺术剧场员工对其使命的认知及满意度”访谈问卷 |
| 附录7:对上海儿童艺术剧场宣传、营销情况的访谈提纲 |
| 附录8:2014年至2019年上海儿童艺术剧场媒体刊登统计表 |
| 附录9:2013至2020年上海儿童艺术剧场自媒体平台宣传情况汇总 |
| 附录10:2015年至2019年上海儿童艺术剧场广告投放情况汇总 |
| 附录11:对上海儿童艺术剧场财务管理情况的访谈提纲 |
| 致谢 |
（5）德鲁克管理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德鲁克人本主义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 |
| 一、德鲁克人本主义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一)德鲁克生平 |
| (二)新型社会组织的形成 |
| 二、德鲁克人本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索伦·克尔凯郭尔和萨特的实存主义 |
| (二)埃德蒙·柏克的保守主义政治观 |
| 第二章 德鲁克人本主义思想的内涵 |
| 一、德鲁克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观点 |
| (一)人是管理的出发点 |
| (二)个人与组织和谐关系的构建 |
| (三)个人发展与自我管理 |
| 二、德鲁克人本主义思想的体现 |
| (一)德鲁克人本主义思想在效率中的体现 |
| (二)德鲁克人本主义思想在公平中的体现 |
| 第三章 德鲁克人本主义思想评析 |
| 一、德鲁克人本主义思想的特质 |
| (一)突出人是管理的核心 |
| (二)强调管理实践中的社会责任 |
| 二、德鲁克人本主义思想的内在缺陷 |
| (一)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 |
| (二)人本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矛盾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研究生期间学术活动及成果 |
（6）制度的理性维度及其管理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
| 三、主要创新与不足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制度的理性问题解析 |
| 第一节 制度的理性概念界定 |
| 一、制度 |
| 二、理性 |
| 三、制度的理性 |
| 第二节 多角度审视制度的理性 |
| 一、制度的理性的性质 |
| 二、制度的理性的作用 |
| 三、制度的理性的维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制度的理性维度表达形式 |
| 第一节 制度的工具理性 |
| 一、制度的工具理性的含义与规定性 |
| 二、制度的工具理性的基本特征 |
| 三、审思制度的工具理性 |
| 第二节 制度的价值理性 |
| 一、制度的价值理性的含义与规定性 |
| 二、制度的价值理性的基本特征 |
| 三、制度的价值理性的基本向度 |
| 第三节 制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 |
| 一、制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逻辑关联 |
| 二、制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断裂现象 |
| 三、制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制度的理性在管理思想演进中的阶段性呈现 |
| 第一节 早期管理时期制度的理性形态 |
| 一、制度背景与目标:维护政治稳定统一的管理秩序 |
| 二、理性形态:制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原始统一 |
| 第二节 科学管理时期制度的理性偏好 |
| 一、制度背景与目标:技术管控下的高效率管理秩序 |
| 二、理性偏好:制度的工具理性优先 |
| 第三节 行为科学时期制度的理性偏好 |
| 一、制度背景与目标:人性张扬下的情感型社会秩序 |
| 二、理性偏好:制度的价值理性优先 |
| 第四节 现代管理时期制度的理性诉求 |
| 一、制度背景与目标:复杂管理的协同整合秩序状态 |
| 二、理性诉求:制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并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制度的理性在管理中的价值与偏失 |
| 第一节 制度的工具理性在管理中的价值与偏失 |
| 一、制度的工具理性在管理中的价值 |
| 二、制度的工具理性在管理中的偏失 |
| 第二节 制度的价值理性在管理中的价值与偏失 |
| 一、制度的价值理性在管理中的价值 |
| 二、制度的价值理性在管理中的偏失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制度的理性在管理中实现整合的思考 |
| 第一节 制度的理性整合的理论基础 |
| 一、整体性治理理论对制度的理性整合的意义 |
| 二、公共价值管理理论对制度的理性整合的意义 |
| 三、制度人类学理论对制度的理性整合的影响 |
| 四、实用主义哲学对制度的理性整合的启示 |
| 五、结构功能主义对制度的理性整合的作用 |
| 第二节 制度的理性整合的影响因素 |
| 一、管理制度的理性功能呈现非均衡性 |
| 二、管理制度的理性文化生态的制约性 |
| 三、管理制度的理性承载主体的异化性 |
| 四、管理制度的理性效度评价的差异性 |
| 第三节 制度的理性整合方式的展望 |
| 一、管理制度观念:科技与人文相结合的价值观 |
| 二、管理制度共治:制度的公共理性的整合作用 |
| 三、管理制度艺术:“真、善、美”理性的统一 |
| 四、管理制度生态:工具性与价值性人格的共生 |
| 五、管理制度方法:制度的理性方法论范式寻求 |
| 六、管理制度实践:理性精神导引下的制度建构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7）环境治理中的行动者网络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价值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价值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目标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目标 |
| 1.4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关涉共同体命运的环境治理 |
| 2.1 环境治理的成就与失败 |
| 2.1.1 环境治理的成就 |
| 2.1.2 环境治理的失败 |
| 2.2 环境治理的目标与理念 |
| 2.2.1 环境治理的目标 |
| 2.2.2 环境治理的理念 |
| 2.3 作为环境治理集体行动的组织 |
| 2.3.1 环境治理的组织视角 |
| 2.3.2 环境治理的行动者思路 |
| 2.3.3 建构环境治理的行动者网络 |
| 第3章 环境治理模式的演变 |
| 3.1 农业社会的环境应灾模式 |
| 3.1.1 农业社会的环境思想及其应灾模式 |
| 3.1.2 农业社会环境思想的当代启示 |
| 3.2 工业社会的环境协作治理模式 |
| 3.2.1 经济利益追求导致全球性环境危机 |
| 3.2.2 环境协作治理模式的生成及其演变 |
| 3.2.3 环境协作治理模式的缺陷 |
| 3.3 建构行动主义的环境治理模式 |
| 3.3.1 合作共同体诞生的历史必然性 |
| 3.3.2 行动主义的环境合作治理模式 |
| 第4章 对环境协作治理的组织审查 |
| 4.1 作为环境协作治理模式的官僚制组织 |
| 4.1.1 官僚制组织与政府管控的环境治理方式 |
| 4.1.2 对环境协作治理目标追求的反思 |
| 4.2 官僚制组织在环境治理中的失灵 |
| 4.2.1 中心—边缘环境治理结构的失灵 |
| 4.2.2 .制度主义环境治理逻辑的失灵 |
| 4.2.3 技术化环境治理方式的失灵 |
| 4.3 环境参与治理的民主悖论及其解决路径 |
| 4.3.1 环境参与治理的产生 |
| 4.3.2 环境参与治理的民主悖论 |
| 4.3.3 从环境参与治理向环境合作治理的转变 |
| 第5章 作为环境合作治理基础的行动者网络 |
| 5.1 建构环境合作治理行动者网络的理论基础 |
| 5.1.1 环境正义理论 |
| 5.1.2 民主行政理论 |
| 5.1.3 合作治理理论 |
| 5.1.4 行动主义理论 |
| 5.2 建构环境合作治理行动者网络的现实条件 |
| 5.2.1 环境风险和危机事件的频发 |
| 5.2.2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 |
| 5.2.3 “私有化运动”的选择 |
| 5.2.4 环保NGO的成长 |
| 5.3 环境合作治理行动者网络结构中的特性 |
| 5.3.1 环境行动者网络结构中的平等性 |
| 5.3.2 环境行动者网络结构中的弱连带性 |
| 5.3.3 环境行动者网络结构中的高凝聚性 |
| 5.3.4 环境行动者网络结构中的灵活性 |
| 第6章 环境治理行动者网络中的合作体制 |
| 6.1 环境治理中的组织体制变革 |
| 6.1.1 组织结构的变革 |
| 6.1.2 组织权力关系的变革 |
| 6.1.3 组织制度的变革 |
| 6.2 环境治理合作制组织的建构 |
| 6.2.1 生成中的环境治理合作制组织 |
| 6.2.2 环境治理合作制组织的特征 |
| 6.3 环境治理合作制组织的行动优势 |
| 6.3.1 行动的自主性 |
| 6.3.2 行动的自觉性 |
| 第7章 基于行动者网络的区域环境合作治理行动 |
| 7.1 区域环境合作治理的行动目标 |
| 7.1.1 区域环境正义问题的产生 |
| 7.1.2 区域环境正义的实现方式 |
| 7.2 区域环境合作治理行动中的地方政府 |
| 7.2.1 引导者的职能定位 |
| 7.2.2 服务者的角色定位 |
| 7.3 区域环境合作治理行动的生成路径 |
| 7.3.1 促进区域行动者网络的形成 |
| 7.3.2 发挥环境任务型组织的作用 |
| 第8章 全球化中的环境合作治理 |
| 8.1 全球环境合作治理是无可选择的行动方案 |
| 8.1.1 环境治理的全球化与合作化 |
| 8.1.2 全球环境合作治理的阻碍 |
| 8.2 建构全球环境合作治理模式 |
| 8.2.1 对话 |
| 8.2.2 包容 |
| 8.2.3 信任 |
| 8.3 全球环境行动者网络中的信任关系 |
| 8.3.1 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信任危机 |
| 8.3.2 从契约型信任向合作型信任的转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合作型地方法治的社会权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复杂背景下地方法治变革的动因 |
| 第一节 时代变革叠加驱动地方法治转型 |
| 一、全球化时代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
| 二、数字时代信息扁平化的喜与忧 |
| 第二节 内在结构失衡期待地方法治转型 |
| 一、法治变迁动力机制的结构失衡 |
| 二、权力纵横配置的内在关系失衡 |
| 第二章 治理现代化语境地方法治的合作型转向 |
| 第一节 基于“控制—依附”结构的地方法治类型 |
| 一、国家试错分析模式的试验型地方法治 |
| 二、政府竞争分析模式的竞争型地方法治 |
| 三、压力发包分析模式的承包型地方法治 |
| 第二节 合作型地方法治:有效法治的可能范式 |
| 一、逐步趋向合作的地方法治 |
| 二、合作型地方法治的法理证立 |
| 三、合作型地方法治的内在特征 |
| 第三章 社会权力的法治合作及其法理意蕴 |
| 第一节 合作型地方法治的社会权力在场 |
| 一、政社关系结构网络的社会权力实践连接 |
| 二、社会权力对法治合作机制的内生要素扩展 |
| 第二节 合作型地方法治语境社会权力的法理属性 |
| 一、域外关于社会权力的经典论述 |
| 二、国内学界关于社会权力的解读 |
| 三、合作意蕴的社会权力法理界定 |
| 第四章 合作型地方法治的社会权力主体力量 |
| 第一节 地方性社会组织 |
| 一、法律语境的社会组织 |
| 二、社会组织高质量转向 |
| 三、迈向治理的组织类型 |
| 四、变塑社会的特征优势 |
| 第二节 稳定性社会群体 |
| 一、社会群体的学理维度 |
| 二、虚实结合的多元社群 |
| 三、主体特征的社会面向 |
| 第三节 自治性社区组织 |
| 一、基于法定的主体地位 |
| 二、社区自治的力量条件 |
| 三、自治效应的典型实践 |
| 第五章 社会权力之于合作型地方法治的功能 |
| 第一节 控约地方政府权力 |
| 一、制约政府权力的传统机制及其式微 |
| 二、社会权力阻却地方政府权力的扩张 |
| 三、社会权力对政府权力的分解与转化 |
| 第二节 丰盈民间社会资本 |
| 一、社会资本与合作型地方法治 |
| 二、地方法治中社会资本的孱弱 |
| 三、社会权力重塑法治社会资本 |
| 第三节 生成地方社会秩序 |
| 一、社会权力生成地方法治的“民间法”资源 |
| 二、基于社会权力合作治理的社会秩序生成 |
| 第六章 合作型地方法治社会权力的运行机理 |
| 第一节 开放多元的运行条件与场域 |
| 一、开放复合的民主社会实践空间 |
| 二、市场经济与信息技术等现代化资本 |
| 三、多样繁荣的地方社会理性文化 |
| 第二节 深度合作的有序运行方式 |
| 一、对话与协商:公私伙伴关系的建立 |
| 二、有序参与:政社权力的深层互动 |
| 三、自主治理:社会权力的自主实现 |
| 第三节 制度化网络的集体合作行动机制 |
| 一、自组织决策的项目绩效合作机制 |
| 二、制度化政社权力的集体行动机理 |
| 余论:对社会权力的法治制约 |
| 一、对社会权力保持政治警惕 |
| 二、防止社会权力的溃散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9）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问题研究 ——基于制度与科技创新关系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相关文献综述 |
| 1.3.1 人力资本产权及其实现的研究 |
| 1.3.2 制度与科技创新关系的研究 |
| 1.3.3 简要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本文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本文的创新点 |
| 1.5.2 存在的不足 |
| 2.理论基础与论文分析框架 |
| 2.1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1 制度经济理论 |
| 2.1.2 产权理论 |
| 2.1.3 人力资本理论 |
| 2.1.4 创新理论 |
| 2.2 核心概念与分析框架 |
| 2.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2.2 论文分析框架 |
| 3.制度与科技创新:一般理论分析 |
| 3.1 制度与科技创新的马克思主义视角 |
| 3.1.1 需要对经济关系进行规范 |
| 3.1.2 科技创新是一个生产力范畴 |
| 3.2 制度对科技创新的作用 |
| 3.2.1 制度在科技创新中的规范与约束功能 |
| 3.2.2 制度在科技创新中的激励功能 |
| 3.2.3 制度在科技创新中的调节功能 |
| 3.3 科技创新对制度的作用 |
| 3.3.1 科技创新对制度起源的作用 |
| 3.3.2 科技创新对制度变迁的作用 |
| 3.3.3 科技创新对制度消亡的作用 |
| 3.4 科技创新领域制度安排的非平衡性 |
| 3.4.1 科技创新要素的审视 |
| 3.4.2 科技创新领域的制度安排 |
| 4.人力资本成为财产权对象的依据与原因 |
| 4.1 人力资本成为财产权对象的依据 |
| 4.1.1 人力资本成为财产权对象的哲学依据 |
| 4.1.2 人力资本成为财产权对象的经济学依据 |
| 4.2 人力资本成为财产权对象的原因 |
| 4.2.1 人力资本成为财产权对象的经济学分析 |
| 4.2.2 人力资本产权制度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协同作用 |
| 5.人力资本产权及其实现的内涵 |
| 5.1 对人力资本产权的一般性探讨 |
| 5.1.1 人力资本产权:本质及其权利内容 |
| 5.1.2 人力资本产权的属性 |
| 5.1.3 人力资本产权的功能 |
| 5.2 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内涵 |
| 5.2.1 人力资本所有权的实现 |
| 5.2.2 人力资本使用权的实现 |
| 5.2.3 人力资本转让权的实现 |
| 5.2.4 人力资本收益权的实现 |
| 6.科技创新与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基于中国实际的分析 |
| 6.1 中国科技创新的现状 |
| 6.1.1 现阶段中国科技创新活动的总体情况 |
| 6.1.2 现阶段中国主要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 |
| 6.2 中国科技创新领域存在的问题 |
| 6.2.1 科技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 |
| 6.2.2 科技成果转化率低 |
| 6.3 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及中国的现实 |
| 6.3.1 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多角度审视 |
| 6.3.2 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现实 |
| 6.3.3 中国科技创新领域存在问题的根源 |
| 7.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改革的方向与绩效 |
| 7.1 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改革方向 |
| 7.1.1 关于促进创新型人力资本使用权的改革 |
| 7.1.2 关于促进创新型人力资本转让权的改革 |
| 7.1.3 关于促进创新型人力资本收益权的改革 |
| 7.2 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深化改革的绩效 |
| 7.2.1 中国科技创新活动总体创新绩效的提升 |
| 7.2.2 中国各科技创新主体创新绩效的提升 |
| 8.美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经验及其启示 |
| 8.1 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美国的实践与经验 |
| 8.1.1 促进创新型人力资本使用权的实现 |
| 8.1.2 促进创新型人力资本转让权的实现 |
| 8.1.3 促进创新型人力资本收益权的实现 |
| 8.2 美国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 |
| 8.2.1 创新型人力资本使用权实现方面的启示 |
| 8.2.2 创新型人力资本转让权实现方面的启示 |
| 8.2.3 创新型人力资本收益权实现方面的启示 |
| 9.提高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程度的思路与建议 |
| 9.1 提高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程度的思路 |
| 9.2 相关政策建议 |
| 10.研究结论与展望 |
| 10.1 本文研究结论 |
| 10.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10）关于德鲁克“自由的功能社会”的哲学研究 ——德鲁克的管理哲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状况 |
| (二)国内研究状况 |
| (三)发展动态分析 |
| 三、行文思路及内容架构 |
| 第一章 德鲁克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理论来源 |
| 一、时代背景 |
| (一)特殊的成长经历 |
| (二)动荡的社会现实 |
| 二、理论来源 |
| (一)基督教的“自由与平等” |
| (二)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 |
| (三)埃德蒙·伯克的保守主义 |
| (四)卡尔·马克思的理论 |
| 第二章 “自由的功能社会”的社会构想 |
| 一、历史语境 |
| (一)社会信仰的崩塌 |
| (二)社会救赎的失灵 |
| (三)知识社会的到来 |
| 二、概念分析 |
| (一)“自由”的概念 |
| (二)“功能社会”的概念 |
| 第三章 管理是实现“自由的功能社会”的关键 |
| 一、管理对实现这一构想的意义 |
| (一)管理能重塑人的主体地位 |
| (二)管理能体现人与组织的社会价值 |
| (三)管理能维系人与社会的功能关系 |
| 二、原先的管理存在哪些问题？ |
| (一)不再适用的管理范式 |
| (二)忽视了管理的终极价值 |
| 三、后现代管理的原则 |
| (一)管理必须体现人的意志 |
| (二)管理必须植根于文化土壤 |
| (三)管理必须要激发人的善 |
| 四、后现代管理的方法 |
| (一)目标管理奠定了后现代管理的根基 |
| (二)自我管理是打破奴性思维的必经之路 |
| 第四章 对德鲁克管理思想的评价及反思 |
| 一、德鲁克思想的借鉴意义 |
| (一)对资本主义的怀疑及强调人的重要性 |
| (二)对组织社会及多元化趋势的辩证思考 |
| 二、德鲁克思想的局限性 |
| (一)后现代色彩过重,缺乏实质性理论 |
| (二)人性假设理想化,适用范围较狭窄 |
| 三、对中国管理哲学的启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四、知识就是一切——彼得·德鲁克论下一个社会（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自由观视域下哈耶克自由理论研究[D]. 徐振华. 辽宁大学, 2021(02)
- [2]企业家精神视野中的大学革新[D]. 黄文武.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3]乔治·罗奇伯格的后现代音乐观念及其对新浪漫主义音乐的推动[D]. 左萌. 武汉音乐学院, 2021(09)
- [4]艺术教育使命之下的上海儿童艺术剧场困境与策略研究[D]. 李慧敏. 上海音乐学院, 2021(09)
- [5]德鲁克管理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研究[D]. 肖萧. 广西大学, 2020(07)
- [6]制度的理性维度及其管理价值研究[D]. 杜威. 黑龙江大学, 2020(03)
- [7]环境治理中的行动者网络建构研究[D]. 刘柯.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20(02)
- [8]合作型地方法治的社会权力研究[D]. 陆俊杰.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2)
- [9]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问题研究 ——基于制度与科技创新关系的视角[D]. 姚程.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10]关于德鲁克“自由的功能社会”的哲学研究 ——德鲁克的管理哲学[D]. 杨然. 苏州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