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如何走向主流

一、华文媒体如何走向主流（论文文献综述）

王劲竹^[1]（2020）在《海外华文媒体的发展进路与角色担当》文中研究表明据我国侨务部门统计,除港澳台同胞之外的海外华侨华人总数现已超过6 000万人。海外华侨华人无论生活在哪里,身上都有鲜明的中华文化印记,虽然远在他乡,始终改变不了的是乡音乡情。多年来,海外华文媒体以庞大的海外华侨华人为受众,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传递着中国的声音。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海外华文媒体虽有兴衰,但仍是海外舆论场中一只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传播作用。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当下,海外华文媒体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变革和挑战,如何传递新时代的中国力量,如何使中华文化在海外接续和传承,显得尤为重要。

杜未未^[2]（2020）在《空间的文学建构与文化阐释 ——北美华文文学空间书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海外华文文学因创作者经历和书写对象与生俱来的跨域属性,与空间视角有着极强的适配性,受“空间转向”思潮与国内文艺研究理论热点的影响,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以空间视野介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北美华文文学作为海外华文创作版图中活跃且高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近代华工书写发展至当代新移民写作,创作实践始终与空间位移带来的意义表征相关联,但相关研究大多停留于对作家、作品的微观解读,缺少系统化、全局性的体系建构与理论梳理。因此需要借鉴空间理论与空间批评路径,对创作文本进行文本细读,结合史实史料,综合观照北美华文文学空间书写在内容层面和表达层面的特质与互动,整体关注近代以来文本空间中典型空间意象的更迭,以及空间表征模式的流变,挖掘北美华文文学以空间维度对各时代话语、社会场域做出的文学回应。国内外丰富多元的空间理论资源在拓展思维路径的同时,也容易形成新的结构性制约,面对广袤的理论来源我们既需保持开放的视野广度积极吸纳,也要时刻保持警惕,避免对理论过度依赖而造成文本阐释的偏移。北美华文文学空间书写研究的建构基点,仍应是立足于文学创作实践的理论融合。故而在绪论部分,从国外20世纪中后期人文社会思想领域的“空间转向”、文学研究中的空间理论方面综合梳理理论成果,关注国内对空间理论的译介、再阐发与文学批评领域的化用现状,在理论观点不断解构、碰撞、融合的过程中,结合北美华文文学创作实况选择用“乌托邦/异托邦/恶托邦”角度进行空间书写类型的结构性呈现,一方面突破现有空间理论模型的思维制约,一方面从北美华文文学以现实主义叙事型创作为主的实用精神中,提纯出典型空间感知与构建意图,作为进一步观照文学生产所表达的空间关系、精神变迁的重要端口。第一章从北美华文文学作家在空间书写中寄予的“乌托邦愿景”出发,探讨诗性空间定位的“立”与“破”。西方乌托邦概念的空间性与中国原生的桃源式空间发生交叠,并在现代性审美、寓言化言说、以历史僭越现实等创作技艺的加持下,创造出不同时代人类精神冲动的空间想象。不仅早期华工书写中的乌托邦建构,体现出现实层面的生存空间逐利需求与话语层面的异域想象,北美华文文学中也出现过以对异国乡土建立怀旧式乌托邦的方法,在书写家族与寻根故事中铺展代际冲突间的理想化社会诉求,同时新移民创作从全球性反殖民话语体系出发,对革命理想进行乌托邦空间化呈现。此外也有作家选择了截然相反的乌托邦路径,即用私人化的存在空间、割裂于历史的寓言式空间等游移于主流话语之外的封闭性场域,抗衡历史与社会的空间收编。第二章借鉴福柯的“异托邦”理论,分析空间书写对现实空间再建构的文化意义。异托邦视角不仅代表文学研究范式从历史视角向空间视角转变,更督促着文学批评对知识型的建构、文学秩序的形成、空间并置的认知变奏等进程化问题加以关注。从早期移民经历与留学生叙事中的离散空间来看,唐人街空间由最初被迫他者化的族裔聚落,演变为主动他者化的景观性空间符码,地下室意象则日趋超越离散叙事中的边缘空间定位,见证、演绎着移民群体性地位的提升;从游离于当下的异质空间来看,博物馆、纪念馆、墓地等带有时间超越性的异托邦形态,与危机异托邦所呈现的庇护、排他与悖反属性,在不同层面上展现着异托邦的独特话语模式;从内向审视的心理空间来看,心理诊所、抽屉等空间意象,也具有审视自我救赎、时代省思,考察秩序与隐私感知等价值指向。第三章由恶托邦入手观察极端场景下人的异化与人性省思,北美华文文学发展过程受到近现代时期中国被西方列强侵略殖民、文化压榨,与西方20世纪经济、战争危机两种恶托邦空间感受的共同影响,展现出更为暴虐复杂的空间属性。早期华人移民遭遇“排华”事件的险恶生存处境、战争时期的罪恶城市镜像、恐怖事件阴影下的当代都市空间,以及因愚昧、贫穷、灾难等原因形成的极端封闭场景中的伦理孤岛,在展现群体苦难屈辱、无畏挣扎的过程中体现出人性与天性的博弈与沉沦。第四章聚焦于北美华文文学对空间关系的呈现。作为对空间书写类型及其转型的归纳与演绎的补充,空间的流通、割裂、争夺乃至无序,展现着科技跃迁带来的世界性空间碰撞,与空间激变对国际关系提出的新思考:如何定位空间流通与全球化体系建构中的地方性存在,如何正视社会发展节奏差异导致的空间割裂与认知错位,如何解读人类社会中多种形态的空间争夺行为,这些均是跨域书写需要加以深度思考的即时性问题。第五章集中剖解北美华文文学空间书写的叙事策略,思考表达层面的空间叙事和内容层面的空间表征,如何通过叙事艺术实现共融。综合选择北美华文文学创作中特色较为突出、使用频率较高,且围绕空间元素展开的空间叙事手段,鉴于创作现状与研究视野,在对群体性创作策略的整合和对个体书写经验的凝视下,主要从空间并置主导下的复线结构、以典型空间为原点的桔瓣式结构,以及故事空间与话语空间的时空嵌套三方面入手。最后总结北美华文文学空间想象流变中的精神史变迁与创作转型,在书写范畴从“区域”到“全球”的转向中,去边界化的地志空间书写与世界化文化症候相互表征;身份感知从“缺失”与“追寻”,到形成多元复合的文化认同,隐形身份认同与日常空间审美化成为新移民作家群拓展书写主题的意识底色;职业叙事原型由“经济”过渡到“科技”,故事空间场域由纽约过渡到硅谷,表象转变的背后实则蕴藏着空间认知结构的跃迁与价值基点的当代重塑。

杨薇^[3]（2020）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指明“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新时期提出的重要发展理念与愿景,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中国贡献。“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提出的,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发展过程。本研究选取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五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典型代表,主要通过历史研究、口述历史等研究方法,在国内外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外交关系、教育政策等宏观背景下,呈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个国家之间留学生教育发展过程的立体影像。留学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根据国内和国外两个立足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留学生教育,可以分为向国外派出留学生和接收来华留学生两大分支领域,既有在教育政策指导下发展的共通性,也有遵循各自轨迹发展的独立性。依据我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重大教育政策的颁布实施以及留学生教育发展的规模等具有标志意义的史实,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划分为“重新起步时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加速发展时期”三个主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和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留学生个体在时代大潮中的经历等不同角度,客观呈现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通过对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历史回溯,本研究得出以下认识:40年来,服务国家建设需要、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始终贯穿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进程;国际政治局势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是发展留学生教育的前提条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自身的教育水平是与我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合作的基础;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和教育政策的导向决定了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整体统筹规划、到各自相对独立发展、再回归统筹兼顾趋势的演进过程,充分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与政策取向。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取得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有力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促进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通过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加快了留学生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整体的法制化进程;认识到来华留学生教育具有一定的市场属性、是教育服务贸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直接服务国家公共外交的作用日益突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可在以下几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把留学生教育置于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之中,置于世界高等教育的竞争之中,高度重视留学生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加快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需要统筹派出和接收两个不同的方向,平衡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关系;通过发展留学生教育,契合“一带一路”倡议,发挥教育的多重功能,不断推动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筑“民心相通”的教育之路。

赵婧^[4]（2020）在《美国华人社会的政治分野与《美洲华侨日报》的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华文媒体承载着中华文化,传递中国之声,满足华侨华人对祖国信息的需求,又寄托着华人怀旧思乡的情绪,是美国华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可是,华文媒体在政治倾向和政治立场上并不是铁板一块,它们的言论价值取向和舆论导向差异,往往映照出其主办人和背后支持者所处的政治阵营不同,而这种政治分野则受到祖籍国政治局势、派系纷争,以及中美关系起伏的影响。1950-1972年间,在中美对立、美台联盟,以及中国海峡两岸交锋的大背景下,国民党驻美支部利用美国反共高压环境,拉拢侨社保守派力量力图控制华社,对亲大陆的左派乃至中立的自由派极力打压。表现在华文媒体上,就是亲国民党的报纸占据上风,左派和中立派报纸在艰难处境下,仍勉力支撑,发出不同的声音。本文运用国际关系和跨国政治参与的理论和视角,以“左派”侨报《美洲华侨日报》研究对象,探讨在美国华人亲国民党阵营对社会舆论有绝对控制权的背景下,《美洲华侨日报》如何站稳立场,在夹缝中生存,在重要历史关头如何发声支持中国共产党,给当地华社带来怎样的影响,试图揭示出在这一时期中美关系与美国华人社会的政治纷争对于美国华文媒体的影响以及《美洲华侨日报》的历史贡献。

吴昕婷^[5]（2020）在《马来西亚华文报业跨文化传播困境研究 ——以《诗华日报》为例》文中指出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发展。华文报纸作为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承者,在跨文化传播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论文着重采用文本分析法、内容分析法、深度采访法三种研究方法,通过对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与拉斯韦尔五个基本范畴,探析马来西亚《诗华日报》所面临的困境与生存策略研究,并着重反映出华文报纸的自主意识及社会责任。本文共分为六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本篇论文的绪论章节,主要概括了论文选题的缘起和研究意义,关于海外华人媒体研究、跨文化传播与文化认同研究的文献综述,还有对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等概述。第二部分是对马来西亚华文媒体的历史及演变进行了概括,由大到小分别从海外华文报业历史的发展论述到马来西亚华文报业的发展,对华文报纸的背景大致梳理也为后文进行了铺垫。第三部分是通过一手资料对研究主体《诗华日报》进行文本分析,从华人新闻报道的总量与分布还有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用数据展现出诗华日报2018年1月至2020年1月两年对华人新闻的报道。第四、五、六部分是本论文的重点。通过实地调研与对华文报纸相关人员的采访展现出目前困境下的《诗华日报》,详细的从政治、文化认同、身份认同三个方面分析了马来西亚华文媒体在跨文化传播环境下困境产生的原因,并且根据前文分析的结果为华人报纸提供了建议与对策,同时也展现了目前《诗华日报》作为华文大报为了更好的发展所采取的一系列转型措施。本人希望借此研究结果,促进《诗华日报》在跨文化传播中发挥更大作用。本研究不同于以往对跨文化的研究,首先是在于本研究是在跨文化传播视野下分析华文报纸目前的困境,其次是在于本研究采用了实地调研法,使得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希望本研究能为以后华文报纸的研究产生一定的借鉴意义。

喻仪^[6]（2020）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网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媒介构建 ——以“中美贸易争端”报道为例》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和国际地位的增强,我国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国家形象塑造意识。但由于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巨大鸿沟,我国在对外传播中国国家形象时面临话语阻碍。为了摆脱西方媒体对我国的“刻板印象”,修正外界对中国形象的误读,有必要深入研究海外媒体对我国的新闻报道。海外华文媒体与中国文化一脉相承,他们的报道通常聚焦中国问题,因此他们如何报道中国,对我国国家形象塑造来说,至关重要。鉴于此,本文将运用议题建构理论,针对独立于中国媒体和美国媒体之外的第三方媒体——联合早报网（www.zaobao.com.sg）对“中美贸易争端”的议题建构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本文选取联合早报网在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所有涉及中美贸易战事件的报道作为具体研究对象进行深入分析,发现联合早报网构建了一个政治上坚守国家利益、刚柔并济、具有制度优势的国家形象;经济上发展迅速、有足够韧劲但也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国家形象;科技上创新发展但面临知识产权问题的国家形象;文化上强势崛起但同时存在道路迷失问题的国家形象。总体来说,报道趋于客观公正,没有过度拔高,也没有刻意贬低。由于既是海外华文媒体,处于大中华文化圈,又是新加坡政府控股的媒体,联合早报网的多重身份势必影响到其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呈现,因此对于其报道框架形成的内在动因分析可以有效洞悉政治、文化因素对于媒介报道框架的影响,进而总结联合早报网在建构中国国家形象上的优点和不足,从而为国内媒体提高对外传播质量、塑造本国形象提供有益参考。

李苒苒^[7]（2020）在《欧洲华文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呈现 ——以《欧洲时报》涉华报道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以《欧洲时报》为主的欧洲华文媒体也对中国给予了极大关注。随着众多华文媒体的强势崛起,其在塑造中国国家形象方面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此,对华文媒体的涉华报道研究也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话题。通过研究华文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呈现,探索了解其报道中国的规律和方法,分析影响其报道的原因,针对现状提出应对策略,对于完善中国的对外传播机制并树立一个良好的大国形象,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本文运用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并结合臧国仁提出的框架结构的三个层面——宏观、中观、微观理论等探究《欧洲时报》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以《欧洲时报》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的涉华报道为样本,研究其呈现出的中国国家形象及其塑造方式。通过统计得知,《欧洲时报》有关中国的报道中中立倾向的报道最多,其次是正面报道,最少的是负面报道。从整体来看,《欧洲时报》建构的是一个正面积极的发展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政治上对内不断深化改革,对外开放包容,追求与世界合作共赢;经济上转型升级,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并逐步走向世界;社会体系逐渐完善,民生福祉不断增加;中国与欧洲各国在政治、经贸、文化方面合作密切,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根据以上结论,本文分析出《欧洲时报》镜像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以及对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的启示。我们应充分认识到欧洲华文媒体在塑造中国良好形象方面的重要性,针对其报道特征与规律,不断改善我国对外传播策略,在国际上争取有效平等的传播地位,抓住机遇并树立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

赵丽萍^[8]（2020）在《广播汉语教学节目制作研究 ——以《Hello Mandarin》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是促进民心相通,以语言为载体开展两国之间的交流互动,有利于增强对彼此文化的认同感;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为了实现汉语教学向大众化、普及型转变,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广汉语,2019年4月,菲律宾国立大学孔子学院（英文缩写CIUP）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与菲律宾国家广播电台（PBS）联合创办的《Wow China》栏目中,开创了一个汉语教学节目——《Hello Mandarin》。通过调查菲律宾汉语教学的历史与现状、菲律宾孔子学院的教学与管理现状,笔者发现,广播汉语教学在菲律宾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利用广播媒介推广汉语不仅能缓解师资短缺、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的问题,而且还以一种经济、便捷的方式满足受众的汉语学习需求。本文使用个案分析的方法,探讨了《Hello Mandarin》这一广播汉语教学节目的特点和优势,并借助传播学和媒介学的相关理论知识,深入分析了菲律宾汉语国际教育的传播者和《Hello Mandarin》的节目受众。节目的特点有,受众的身份多元,在性别、国籍、年龄层次、文化程度、职业领域等方面均不相同;节目中的汉语和中华文化是异域传播,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相辅相成、融合渗透;节目的传播形式和内容具有趣味性和交际性;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交流以单向灌输式为主,受众的反馈是迟缓的、零散的。节目的优势包括,广播汉语教学是有声教学,能有效提高学习者的汉语听说能力;节目内容的时效性强,信息容量大;广播媒体的学习成本低廉且便于携带。文章主要从播放内容和技术支持两个方面,对《Hello Mandarin》进行全面剖析,节目的播放内容涉及汉语词汇教学、句子教学和中华文化传播。节目的制作团队针对教学内容需要提供编写脚本、制作课件、录制教学音频等技术上的支持。基于广播汉语教学,提出授课教师应该具备的职业素养,希望能够启发高校更新汉语教师的培养理念,为高校制定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模式提供新思路,国外汉语教学环境的复杂性、学习者的广泛性、传播媒介的多样性,要求高校不仅要针对不同的国别地区和教育层级制定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方案,而且还要针对不同的传播媒介,定向培养能够灵活使用各类媒介推广汉语的国际化人才。针对广播媒介自身的不足和第一季《Hello Mandarin》节目存在的问题,第二季节目在教学内容、传播形式等方面做出调整。《Hello Mandarin》汉语教学节目对未来汉语推广带来以下启示,在充分把握广播这一传播媒介的特点和传播规律的基础上,发挥广播媒介时效性强和以声传情的优势,改进教学方法;通过创新节目形式,优化教学步骤,提高节目的质量;重视受众价值,调查分析预期受众的年龄、职业、学习动机、兴趣指向等,增强教学内容的针对性;相关职能部门应尽快开发节目的配套教材,提高汉语国际教育领域中广播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加强广播与网络媒体资源的整合,以弥补广播单向传播、受众反馈迟缓的不足;增强广播与其他新媒介的优势互补,满足不同受众的收视习惯。汉语推广孔子学院与广播媒体合作的模式能有效解决师资短缺的问题,扩大汉语受众面。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华文化内在吸引力的不断增强;汉语经济价值的不断升值,菲律宾也迎来了“中国热”和“汉语热”,汉语国际推广事业应整合各种有利资源,鼓励孔子学院利用广播、网络等多媒体手段宣传、推广汉语。

黄金^[9]（2020）在《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久以来高度物质化的商业环境遏制了香港人文文化的发展,使香港一直无法摆脱“文化沙漠”的粗浅印象,大陆中心意识也导致香港文学在“九七”回归以前都不受重视,被形容为中国文学的“弃婴”、“边缘”。不过,这种边缘的处境同时也可以视作一种契机,香港作家由此努力探索文学的多元性与可能性,力图突破种种刻板的论述。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便是执掌旗帜行进其中的一支个性队伍。混杂着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与西等多种文化特质,产生中心与边缘、都市与个人、物质与精神、商业体制与文学场域、区域与整体等多重权力关系与复杂矛盾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文化领域中进行着带有差异性、异质性、颠覆性的文学实践。而消费文化语境的限定,不仅仅是把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环境和消费主义带来的种种问题当作现代主义文学表现的主要内容,也是将商业语境作为一种境遇现实,观察消费文化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传播和接受产生的深刻影响。基于此,论文将从香港边缘状态的呈现、异化主题的延伸与小说的跨界实验三个角度出发,在消费文化语境中考察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精神思想及形态特征,并追寻其在香港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当中的意义与价值。全文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绪论部分首先界定了与现代主义文学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梳理广义上现代主义文学的历史脉络、理论谱系、美学特色及相关主义之间的关联,简要讨论香港现代主义的关键特质及个中联系,并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历史与现状、选题价值、框架思路进行总括性的阐述。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前两章通过香港文学生态环境的探讨和地域文化的比较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进行外部研究,后三章结合文本细读展开文学的内部研究。第一章试图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生存空间与状态作出整体描述。从香港商业化的文学运行机制可以看到,奉行坚守严肃文学品性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一直以来都在以商业消费文化为主导的城市环境中艰难生存。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也在不断调适自我,试图在文学理想、市场趣味和公共规则中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香港对现代与后现代的接受过程与西方同期的文学发展历程存在一定时差,香港现代主义经过现代化、本土化、后现代化的影响,逐渐呈现现代与后现代的杂糅。因此,对于香港现代主义整体的内涵与性质便容许一定的模糊性和弹性理解。除此以外,中西文化交织的复杂文化环境赋予香港文学“混杂”的特质,在此情境中发展起来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文学既有借鉴吸收,也有批判反思。第二章从香港的“边缘”状态及其独特价值出发,探讨了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以及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学互动交流。依据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个地区发生的时间线索,可以得到一条完整、连续的现代主义文学发展路线,而香港现代主义运动无疑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革命中的一次高峰。香港不仅在传统断裂的特殊时期接过了文学薪火,承担起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在不同地区间发挥了不可小觑的转承枢纽作用。在此意义上,香港文学的意义不能仅以中心和边缘的二元对立作僵化论述,要考虑到实际情况中存在相对性和变化性。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地理版图中,上海、香港、台湾三地的现代主义文学经验不尽相同,彼此之间既有继承和转化,也有文学内部的交融与碰撞,通过比较上海与香港、香港与台湾的异同,可以看到社会状况、政治体制、文化环境与风俗人情等文化因素对文学产生的深刻影响,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学表现与个性。第三章以个案研究的形式进入到小说文本内部的分析,主要探索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内在思想精神。从文学整体的发展脉络来看,不同代际的作家表现出不同的反应与特性,崛起于50年代的刘以鬯、昆南、马朗等是香港现代主义的先驱,之后的“资深一代”、“中生代”与“新生代”作家,每一代作家的书写都不同程度地对前代进行拓展延伸,也有反省和创造。章节内分别选取刘以鬯、西西、董启章、潘国灵作为四代现代主义作家的代表,他们的创作反映了不同时期香港城市意识与历史精神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到香港现代主义书写旨趣与方式的演变以及作家思想观念上的突围与超越。第四章围绕现代主义的“异化”主题,讨论都市人面临的种种困境与挑战。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异化的现代城市,承受着由物质带来的巨大压力,使人对城市产生强烈疏离感,但另一方面,香港也因其开放多元的历史传统而具有文化包容性。作为亲历异化的都市人,作家借助作家形象的塑造进入城市言说,同时还扮演叙述者的角色。他们群体性地在都会情境中经历迷失,也从中探求自我拯救之路。异化造就了香港独特的生活景观,从病态的市井男女到纷繁庞杂的物质,都可以见到现代文明病影响下人类的历史命运,以及物化逻辑之下“人”与“物”既互相对立又彼此和解的矛盾关系。此外还探讨了殖民环境影响下港人历史观念的异化问题,香港现代主义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地区断裂的殖民记忆和疏离的历史意识。第五章主要讨论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以及对通俗文学的跨界影响。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很注重发掘个人的内在意识世界,表现人类颓废虚无、荒唐放纵等负面心理倾向,导致了一部分现实主义作家的质疑和批评,并由此引起关于“真实”与“虚构”的争论。但从现代主义作家具体的创作主张与实践来看,他们不仅没有割裂写实与虚构的联系,还尝试将两者有机结合,实现现实存在与现代、后现代内容与形式的融汇。此外,香港现代主义很注重叙述形式、技巧和结构的实验性与先锋性,作家通过形式的创新和文体的越界探索了文学表达的多种可能。现代主义不仅在吸引着纯文学作家,对通俗文学作家也产生影响,从古龙小说可以看到存在主义与武侠文学的融合,这种尝试使通俗小说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结语部分重申了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现代性意义,并探讨了现代性的书写方向。从一般的现代性意义来说,香港现代主义文学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思想精神上,都在实现向传统反叛、与传统决裂的目标,从具体的实践成果来看,现代主义文学对现代香港历史与城市文化的优势与缺失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构建起多元的审美思维和艺术风格,其现代性书写已经形成了独特的个性。接下来面对现代性书写如何继续进行下去的问题,无论是倡导回到“以人为本”的“多元现代性”理论,还是面向未来的“重写现代性”,都颇具启发作用,香港的现代性书写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吴舒坦^[10]（2020）在《客观与多元：欧洲华文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 ——基于对《欧洲时报》周末版涉华报道的样本分析》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政治、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中国正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均对中国国家形象予以高度的关注与重视。基于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风云变幻的现状,中国有必要重视国家形象的塑造,积极主动地表现一个正面的国家形象以回击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一些历史性误解与偏见。在这其中,海外华文媒体分担着一部分对外宣传与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独特职能与作用,研究他们是如何呈现以及呈现了怎样的中国国家形象,对实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的外宣效果有重要的助力作用。本文以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华文纸媒《欧洲时报》（1）为研究对象,以框架理论为研究基础,对《欧洲时报》中国家形象的呈现效果、重点报道的主要框架、影响国家形象的各类因素、报道内容的优缺点及相应的优化路径等内容进行考察。第一章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选取的涉华报道样本进行量化与质化上的分析,发现《欧洲时报》对中国新闻的报道较为重视,报道题材以经济与政治类新闻为主,选题较为客观中立。第二章则是通过对典型报道的案例分析,以期对重点报道的主要框架进行更深度的剖析。本章选取了中美贸易战、“一带一路”相关报道与5G技术的发展这三个议题作为个案研究的主题对象,研究发现,《欧洲时报》的重点报道内容总体较为客观,展现了一个正在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合作与建设、谈判与斗争并存的快速发展的中国国家形象。同时,该报在议程设置上特别关注中国发展对欧洲各国的影响,反映出来的中国形象并非“污名化”。第三章则分析了涉华报道中国家形象的特点与成因,本文认为,《欧洲时报》自采新闻建构的国家形象较具客观性与稳定性,而欧媒反映的中国国家形象则较为主观与多变,其中,影响其建构国家形象的因素包括了报刊天然的种族归属感、报刊自身的定位与编辑方针,还有大环境下中欧愈发紧密的经济关系。最后一章是本文的总结与建议部分,基于《欧洲时报》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成功与不足之处,第四章利用拉斯维尔的“5W”理论,从“传播者”“传播内容”“渠道”“受众”与“传播效果”5方面对海外华文媒体涉华报道中国家形象的建构提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优化路径。通过对《欧洲时报》涉华报道中国家形象的建构过程进行系统考察,本文最后得出结论:《欧洲时报》作为中华民族的少数族裔报纸,对涉华新闻进行了较为客观地报道,呈现的中国形象是一个以正面形象为主导的多元复杂综合体。

二、华文媒体如何走向主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华文媒体如何走向主流（论文提纲范文）

（1）海外华文媒体的发展进路与角色担当（论文提纲范文）

（2）空间的文学建构与文化阐释 ——北美华文文学空间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4）美国华人社会的政治分野与《美洲华侨日报》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5）马来西亚华文报业跨文化传播困境研究 ——以《诗华日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新加坡联合早报网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媒介构建 ——以“中美贸易争端”报道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欧洲华文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呈现 ——以《欧洲时报》涉华报道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广播汉语教学节目制作研究 ——以《Hello Mandarin》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客观与多元：欧洲华文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 ——基于对《欧洲时报》周末版涉华报道的样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华文媒体如何走向主流（论文参考文献）

• [1]海外华文媒体的发展进路与角色担当[J]. 王劲竹. 今传媒, 2020(12)
• [2]空间的文学建构与文化阐释 ——北美华文文学空间书写研究[D]. 杜未未. 吉林大学, 2020(03)
• [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D]. 杨薇.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6)
• [4]美国华人社会的政治分野与《美洲华侨日报》的发展[D]. 赵婧. 暨南大学, 2020(04)
• [5]马来西亚华文报业跨文化传播困境研究 ——以《诗华日报》为例[D]. 吴昕婷. 贵州民族大学, 2020(08)
• [6]新加坡联合早报网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媒介构建 ——以“中美贸易争端”报道为例[D]. 喻仪. 华侨大学, 2020(01)
• [7]欧洲华文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呈现 ——以《欧洲时报》涉华报道为例[D]. 李苒苒. 华侨大学, 2020(01)
• [8]广播汉语教学节目制作研究 ——以《Hello Mandarin》为例[D]. 赵丽萍. 兰州大学, 2020(10)
• [9]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D]. 黄金. 浙江大学, 2020(07)
• [10]客观与多元：欧洲华文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 ——基于对《欧洲时报》周末版涉华报道的样本分析[D]. 吴舒坦.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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