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文化的新诠释——论胡传海的“书法文化视野”

一、书法文化的新读解——胡传海《书法的文化视野》略论（论文文献综述）

林峰^[1]（2017）在《白蕉书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海上白蕉（1907-1969）,是从民国就凸显出来的一位帖派书法大家。在民国书坛业已形成的“碑帖合流”的大背景下,白蕉学书由唐而入魏晋,始终坚持主宗“二王”,专心致志,研精体悟,狂狷独行,涵泳百家,终成正果。书艺之外,兼擅诗文画印,学识渊博,早有“海上名士”之誉。白蕉书学,大体可分为两大块:一是他的书法实践,二是他的书论。实践,体现在他以宗法“二王”为旨归的学书历程及其留下的作品上;书论,则是他基于自身丰厚的学识修养,对书法总体认知的理性思考的成果。前者可谓之“字内功”,后者可谓之“字外功”。白蕉正是字内功和字外功高度结合的典范。本论文旨在以白蕉书学为中心,对其书学成就做全方位的考察、梳理和研究。白蕉诗文画印诸方面的成就,因与书学理论上是相通的,故亦予以兼顾。本论文除“绪论”外,下分五章,大体思路与考论重点如下:其一,重在对与书学相关的白蕉“艺术人生”轨迹的考察,突出其性情的真率,为艺的专注,办事的热诚,艺术身份的隐显进退以及被打成右派仍能移情艺事、潜研不已的精神品格（见第一章）。其二,是对白蕉书学——书艺成就和书论成就的考论。书艺方面,主要围绕白蕉宗法“二王”一脉的学书理念与创作理念,突出其师法古人、崇尚魏晋、主宗“二王”的学书之路。通过对白蕉存世作品的动态分析,厘清其书艺递进的脉络,并对其书法技能特征、风格特征做深入的分析,揭示其对“二王”一脉书法把握与体悟的高度。书论方面,则就白蕉对书学总体、技法、神韵、品评、育人等认识所形成的创作观、批评观、鉴赏观、教育观,择其精要,条分缕析,详加考述。此为本论文的重中之重（见第二章、第三章）。其三,对白蕉书学建构做进一步剖析。白蕉精于书道,兼长诗文画印,文史底子深厚,白蕉书学便是由其综合文化学养融通化运铸成的。正是丰厚的学养,使他对书道有很高的见地。统观白蕉书艺之脱尘出俗,书论之深入肌理,至如笔、墨、纸、砚之雅玩,凡此种种,均不外乎“学养”使然（见第四章）。其四,主要申论白蕉书学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公认白蕉最闪光的佳作,往往是他娴静中不太经意写下的书信或诗文手稿,须知此种书写行为,正是古人写字极普遍极重要的一块,现在却被忽视而愈见萎缩,故笔者特拈出“回归日常书写”这一值得人们反思的命题,加以论述。再者,观照当前书坛帖学创作存在的单纯模古、千人一面、无法深入的现象,笔者提出“回归帖学正道”是当务之急。白蕉学“二王”,最终是他自己的面目,我们反观白蕉书学,则正是与“帖学正道”脉脉相通的。那么,我们还要追问,白蕉书学的核心实质何在?笔者认为,即“字内功”和“字外功”相结合的问题,字内、字外双修,最终归结到修心的问题——这就是白蕉书学最显着的当下意义之所在（见第五章）。

王毅霖^[2]（2013）在《当代书法美学的反思与建构》文中研究指明上个世纪80年代美术思潮显然是点燃积蓄已久美学热情的火源,在改革开放形成的良好文化生态和社会格局的辅助之下,引发了一场巨大的美学燎原。书法现代性探讨就是在这种氛围的激励之下得以展开,美学现代性的动员迅速又广泛,在80年代引起的创作与理论热情都是空前罕见。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似乎都迅速拥有了它们生存和发展的巨大空间,并申领了属于各自美学取向的口号与理论支持。许多院校的年轻师生和社会文化工作者亦投身其中且乐此不疲,并在90年代引发一波又一波的高潮。有趣的是,历史老人有如一位灵巧的变脸师,在时间转过新的千年之后,书法美学马上把现代的、后现代的脸谱统统拉下,取而代之的是惊人一致的传统面孔。尽管曾经热血沸腾地投身于书法现代性探究,被迫或自愿放弃激进与开拓性使这一部分的理论家和创作者均以不同的方式和路径回到了传统的范围之内,并导致20世纪初期以来书法美学现代性的探求止步于八九十年代。为什么书法美学现代性的进程会如此的艰难,以至于跨越千年之后书法美学现代性的探讨与研究只能躲进高校研究所寻求庇护?显然,传统书法美学与现代性形成的张力及其复杂性远远超越我们的想象与预期。因此,在许多其他门类学科（如文学、美术等）关于学科史的重构与反思已成为理论冷饭之时,笔者不惮于以浅薄的知识基础尝试通过对书法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传统内部、现代性等维度进行分析,反思二者的行程与现状,并希望通过理论的梳理,寻找被理论家所疏忽或历史所遮蔽的理论节点,并籍以建构自己的逻辑分析系统,以新的视角与方式思考书法现代性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无疑,中国当代书法如果希冀获得新的生机,必须借助现代性的形式躯壳召唤古老的美学元神。共存于“逸格”的书法美学向度里的古老的美学元神上接古老的巫文化且感应自然宇宙的生命律动,下承文人文化及其农业文明的精神想像,且贯串整个中华数千年的文明。如此,毋庸置疑,当代书法美学的重构必须倡导回归“逸格”,以回归“逸格”开创当代书法美学的新格局是本论文的最终旨归。

闵胜俊^[3]（2011）在《战国中山国青铜器铭文美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77年,在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陵出土的中山三器铭文以其篇幅长、史实记载清晰受到各方的关注。铭文出土40多年来,对其进行军事、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研究浩如烟海,但遗憾的是,书体美的研究成果却甚少。本文将中山三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旨在对其书体特色和书体美进行研究考察。中山国青铜器铭文作为战国时期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体现了战国文字的“文饰”潮流及战国中晚期文字简化趋势这一共同点,另一方面展示出在多元文化的综合影响下所产生的独特的装饰美感。其中具有“文饰”特征的中山三器铭文,端庄修美,从笔划到文字构形,从构形到字体风格乃至用字都展示出独特风格和独立的审美价值。而大量的“物勒工名”铭文,自由松散,呈现出疏朗风格特征,体现出民间文字普及后“趋急就简”的特点。战国中山国青铜器铭文的艺术风格不仅具有书法创作价值,还为我们展示出身处战国中晚期的中山国人的审美特点。导论部分重点说明中山国青铜器铭文的发现与整理情况、研究现状和研究价值。本文以中山三器（中山王（?）鼎、中山王（?）壶、好（?）壶的简称）为主要研究对象。发现与整理一节中,主要是对中山王（?）墓（M1）的出土文字资料和战国中山国灵寿城遗址的出土文字资料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山铭文的发现与整理揭示了战国中山国文字风格的多样性。研究现状中,主要是对战国中山国文字的研究状况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突出战国中山国青铜铭文审美研究的创新价值,并在研究价值的论述中进一步论述了中山国青铜器铭文在书法创作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第一章,重点阐释战国中山国“文饰”青铜器铭文的形成背景。首先通过战国时期南北方青铜器铭文端庄书体、长篇铭文、兵器铭文的分析比较,探析中山国铭文中兼具南北方装饰元素的特点；其次,对中山三器铭文基础内容进行了研究,即对中山三器铭文进行了考释,探析其历史史实、风俗习惯与文化观念等内容,以助于后文的分析;再次,通过战国中山国青铜器铭文与晋系文字的对照分析,展示战国中山国铭文与晋系文字的密切关系,以助于分析战国中山国审美意识的形成因素；最后,通过对具有“文饰”特征的商周青铜器铭文的发展与演变的分析比较,揭示中山国青铜器铭文在整个青铜器铭文中的共性与个性。第二章从布局、结构、线条等方面对中山国铭文的书法风格特征展开分析,探讨战国青铜器铭文的书法特点。第一,从中山国文字布局分析战国青铜器铭文的三种风格：端庄修美风格、介于端庄与疏朗的中间风格、率性自由的疏朗风格。第二,对中山国青铜器铭文字体差异进行了分析,如文字载体的差异、中山国文字字形构架的差异、不同书写者的风格差异。第三,重点对战国中山国青铜铭文线条及契刻技法进行了分析。第三章,从美学角度分析、阐述战国时期中山国青铜器铭文。首先,论述了中山国青铜器铭文的审美背景。即奢华的装饰与北方民族的审美意识、少数民族的丧葬风俗、战国时期“士”的崛起、儒家思想对中山国铭文的影响。其次,分析了战国时期中山国青铜器铭文的线条、结构、装饰及动态与静态的和谐美。最后,探讨了战国时期中山国铭文所体现的精神意识与审美形态。梳理了几个重点：一是胡服骑射所展现的劲健美,二是基于现实的浪漫主义精神,三是以士为代表的精神意志的体现,四是民间率性而为的朴素务实的自然美。结论,尽管战国中山国青铜器铭文的具体特点并不足以回答现代书法创作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但是中山三器铭文的历史背景和中山国人民的审美意识以及他们的超越精神却敞开了耐人寻味的思想空间,对我们今天的书法创作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任艳^[4]（2011）在《当代西安文化与作家书法文化初探》文中指出文学的产生,与地域文化有着很大的关联。而书法艺术,则是地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西安文化与书法文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拟从西安文化这一地域文化的视角,分析作家书法艺术文化的当下处境以及在西安的流变、发展现象,探究作家文化修养与书法文化的内在联系,以及作家书法文化在当代西安文化视野下的影响和意义。本文主要从西安文化与书法文化两个维度,考察特定地域、特定时代下的作家书法文化现象。试图通过文学与文化的角度,分析书法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具体体现,并以西安这一地域文化环境为中心,以代表作家即贾平凹为个案,来分析文学与书法的内在联系,着力探究作家书法文化在西安的实际影响。本文分为六个章节,其中第一章为绪论部分,其余五章为本文的主体部分。第一章是绪论部分,分两节进行简述。这一部分简要论述了本文的研究价值,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切入点。意在论述以西安这一地域环境为考察范围,探究西安文化地理意义上的当代作家书法文化及其深长的文化意味。第二章概述了西安文化与书法文化的内涵与外延。研究西安文化,首先从长安文化着手,并从历史文化的语境下纵向探讨。西安文化是在长安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并横向比较西安文化在新时代的发展,努力把西安文化古城转变为世界文化名城。从传统的书法艺术角度看书法在当代的实用性与艺术性功能的转变。第三章将书法文化放在西安这一地域文化环境中进行探究。本章在回顾西安在中国历史变迁的基础上,阐述了西安作为古代长安的文化形成,和书法艺术在其发展变迁中所表现的文化形态,以及在西安文化环境下的书法文化的形式及其特点。第四章则以西安着名作家贾平凹为个案,研究贾平凹书法中所蕴含的文化气息及其书法文化追求。贾平凹的个人修养,知识水平、文化造诣、书法造诣等使得他的书法作品与文学着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贾平凹的书法作品更是一种西安文化背景下的时代精神的体现。第五章从书法的视觉效应与教育意义上观照西安书法的发展空间。书法对城市文化的发展建设具有多重意义。书法作为文字的载体,承载的不仅仅是语言信息,而且还包含了图形的象征意义。文字经过书法艺术的想象和加工,使书法作品成为一种艺术形象,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书法的教育意义是不可或缺的,城市的建设离不开教育,加大书法教育的力度,对西安长久的文化发展极为有利。第六章从书法艺术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上,面对书法边缘性的处境,提出可行性对策。将书法艺术立足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现代性的融合。且通过转变观念,调整视角,将书法艺术从重“技术”走向重“文化”。结语部分则对当前社会的文化现象做简要分析,并重申了书法文化艺术对社会发展、城市建设的多重意义。

李富林^[5]（2010）在《唐代书法艺术精神初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书法艺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普及、最成熟和高度繁荣的唐代书法艺术文化,不仅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奇观,而且是一代艺术精神的集中点。对唐代书法艺术精神进行整体的断代研究至今仍然一片空白,故以宏阔的文化视野对唐代书法艺术精神进行整体而动态研究的意义重大。研究唐代书法艺术精神首先要了解书法艺术所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统一强盛而开明的大唐政治和繁荣的经济以及壮丽辉煌的大唐文化、多元自由开放的思想意识和宗教文化,为书法艺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经济基础和文化环境。唐代书法艺术精神是唐代时代精神的艺术外化。唐代社会生活、文化风尚与文化主体精神风貌的时代演变,深刻地影响着唐代书法艺术精神的嬗变与转折。研究受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的唐代书法艺术精神,应将研究的视野置于宏阔的唐代社会生活、历史文化当中来关照和探究该时代的人文精神和审美风尚,进而探寻书法艺术精神的社会文化根源及其嬗变的历史动因。唐代书法艺术精神的嬗变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每个阶段的艺术主体精神和审美的主导方向各不相同但又相互交替,呈现出渐进而动态的交替嬗变和转折；书法艺术精神的时代性嬗变既有书法艺术自身发展规律的作用,也有时代社会风尚、文艺思想和主体心态等因素的复杂影响,是内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研究唐代书法艺术精神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与方法。流传至今的大量唐代书法文论、书法诗论以及后世关于唐代书法研究文献,是唐代书法艺术精神在理论上的集中体现。考虑到本文研究的侧重于艺术精神方面,故而从书法论文文献中提炼出最能概括和体现唐代书法艺术精神的七大范畴,集中体现唐代书法艺术创造的整体价值取向、审美风尚和深刻的文化内涵。在实践方面,考虑到唐代书法名家多、书法作品浩繁的现实,故而选取最具有代表性、为历史所公认而影响深远的八大书家为代表,对其人其书作典型研究,以概括各自的艺术思想和艺术审美精神。通过典型性研究,从实践方面可以大致反映出唐代书法艺术精神的主导价值取向和思想文化蕴涵。通过对唐代书法艺术精神的时代性嬗变的把握的纵向研究以及从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横向研究,可以大体概括出唐代书法艺术精神的鲜明特征：丰富的创造精神和中道的圆通精神。丰富的创造精神既是唐代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外在因素促进的结果,而根本的原因是唐人对书法艺术审美创造的本质规律的探索和把握,即对书法艺术的哲学本体、主体精神和技法原理三方面最关乎艺术本质规律的全面深入探究；同时,唐代书法艺术精神并没有走向极端,而是以圆融贯通的精神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唐代书法艺术精神对后世影响深远,同时对现代书法的创作也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孙双^[6]（2007）在《艺术创造与“陌生化”》文中研究说明黑格尔说,方法不是游离于思维内容之外的框架,它即是思维内容本身。“一方面,方法和内容不可分;另一方面,是它自身来规定自己的节奏。”“方法不是外在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1]有什么样的研究内容,要求有什么样的方法,有什么样的方法,就产生什么样研究内容和结果。科学的内容需要一种方法模式完整地、全面地把握,在这个意义上,方法显得尤为重要。二十世纪的西方文论有众多流派,相互之间争论各种新老问题,各自的理论主张此起彼伏,各流派都侧重于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对问题进行研究与剖析,详细地分析文学艺术的各种特征。由于角度以及方法的不同,形成了对事物更为多元的、立体的理解。这其中,俄国形式主义的兴起,可谓艺术研究现代型转变一个极为重要的表现,而其所倡导的“陌生化”理论,更加以其对文学艺术全新的解读,开拓了其后文艺批评的新境界。“陌生化”又称“反常化”、“奇特化”,最初由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提出,后经布莱希特、马尔库塞等人进一步阐释与充实,将其发展成为认识艺术创作规律的一种切入点和视角。熟悉（认识）——陌生（间离）——熟悉（认识）,这是认识事物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黑格尔说,熟悉的东西往往并不是人们所认识的东西。所以,为了认识事物,人们应借助一种新的视角使熟悉的东西陌生化,通过陌生化的再认识,从原来熟悉的事物中发现新的认识点,从而更为深刻地认识它。“艺术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摒弃感觉的无意识,延续惊奇感的过程。”[2]西方艺术由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变,说到底就是不断地将规范、习惯、自动化转化为陌生的过程,是新旧形式不断更替的过程。在此意义上,“陌生化”被发展成为一种“艺术的辩证法”。“陌生化”并不是刻板的一成不变的范畴,而是一个不断建构的、根据具体语境而变化的概念,其提供了一个关于审美心理体验由“自动化”到“陌生化”的矛盾运动过程,形成了对艺术的历时态变迁的描述逻辑。西方美学的这一视角,与中国传统文论有巨大的差异。可以说,“陌生化”概念的引入对中国艺术文本的批评,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现象。比较中西方经典艺术理论的差异,中国艺术理论相对更强调继承性,强调艺术家的功力与作品的韵味,其审美创造的关注点是所谓审美心境与表达的“自然而然”,而不是刻意的“原创”或“陌生化”。进入20世纪后,在中西文化冲撞、交融的变革语境中,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艺术对创作中“陌生化”的美学追求日益强烈,其标示了中国当代艺术中最具现代性色彩的一翼。文章共分为三部分,第一章主要通过梳理“陌生化”理论在西方文论中的发展和流变,叙述“陌生化”这一概念是如何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理论;第二章通过叙述西方艺术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从具体的艺术发展史中获得对“陌生化”理论更为清晰的认识和理解;第三章在前两章对“陌生化”理论两个层面上的梳理和阐释的基础之上,用这一理论来反观中国艺术现象。用“陌生化”理论这一西方视角解读中国艺术文本可谓是对中国艺术多样化阐释的一种尝试,也是一个久绕我心头的课题。

李涛^[7]（2006）在《俯仰天地与中国艺术精神》文中认为中国古代特别重视俯仰天地，它的初始意义是指人们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的原始视觉经验活动，但随着这种原始视觉经验的积淀，逐渐内化为人们心理的、思维的经验，发展出人与世界之间更高级的相从相随的关系，上升为复杂的观念意义和精神意义，不仅成为中国古代文化想象和精神建构的基本姿态，而且反映了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深层结构，决定了中国文化想象中主体性朝向自我的建构和面向自然的还原相统一的性质。本文通过对“艺术精神”的反思，转变中国艺术精神研究的思路，选择俯仰天地作为中国艺术精神研究的文化视角，从中国古代的文化想象和精神建构中，发掘出中国艺术精神的形成、运动和主要内涵，不仅得出中国艺术精神的三维结构这一基本结论，而且在许多具体方面，对中国艺术精神尝试了新的理解。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本文不同于一般的中国艺术精神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第一章分析《周易》对俯仰天地的早期文化阐释、阐释中所表现出的诗性精神及其对中国艺术的影响。第二章讨论儒、道文化想象和精神建构对俯仰天地及其所形成的诗性精神的再发展，包括两者之间的分歧和对中国艺术精神的影响。第三章研究魏晋知识分子不仅把俯仰天地发展为一种新的审美人格和精神，而且通过自觉的艺术实践，促成中国艺术精神及其三维结构的形成。第四章以俯仰天地为文化视角，具体研究中国艺术精神的三维结构及其主要表现。

毛万宝^[8]（2000）在《书法文化的新读解——胡传海《书法的文化视野》略论》文中指出 胡传海先生对书法文化的关注是一以贯之的。早在一九九○年的『北朝摩崖刻经书学讨论会』上,他就提交了长篇论文《走向自然:四山摩崖刻经的文化意义》。一九九三至一九九七年上半年,他在担任,《书法研究》责任编辑期间,开辟『书法与文化』（包括『书法与中国文化』、『世纪末对话』等）专栏,主动向有关人文学科专家约稿,先后刊发了数十篇有关书法文化研究方面的专论及座谈纪要。一九九七年下半年,他担任上海书画出版社『中国书画研究』丛书责任编辑,推出了一套八种书法文化研究专着。而今,他又向我们捧出了他本人的最新研究成果——《笔墨

二、书法文化的新读解——胡传海《书法的文化视野》略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书法文化的新读解——胡传海《书法的文化视野》略论（论文提纲范文）

（1）白蕉书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当代书法美学的反思与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3）战国中山国青铜器铭文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当代西安文化与作家书法文化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5）唐代书法艺术精神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6）艺术创造与“陌生化”（论文提纲范文）

（7）俯仰天地与中国艺术精神（论文提纲范文）

四、书法文化的新读解——胡传海《书法的文化视野》略论（论文参考文献）

• [1]白蕉书学研究[D]. 林峰.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7(02)
• [2]当代书法美学的反思与建构[D]. 王毅霖. 福建师范大学, 2013(01)
• [3]战国中山国青铜器铭文美学研究[D]. 闵胜俊. 山东大学, 2011(12)
• [4]当代西安文化与作家书法文化初探[D]. 任艳. 陕西师范大学, 2011(10)
• [5]唐代书法艺术精神初探[D]. 李富林. 陕西师范大学, 2010(04)
• [6]艺术创造与“陌生化”[D]. 孙双. 山东师范大学, 2007(04)
• [7]俯仰天地与中国艺术精神[D]. 李涛. 上海师范大学, 2006(05)
• [8]书法文化的新读解——胡传海《书法的文化视野》略论[J]. 毛万宝. 书法之友, 2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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