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入WTO后我国果业发展中亟待加强的几个生产环节（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指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王毅[2]（2020）在《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文中指出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开放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经济走过的历史实践中以开放为起点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回望百余年前,中国本土市场随鸦片战争首次开放,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开始由封建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尽管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政府控制并阻碍了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转型进程,但历史可见的是,旧式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了部分的现代金融转型,并且本土金融业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垄断市场前便出现了现代金融业的雏形——新式银行。从对这段重要的开放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被动的开放环境中展现了积极、主动转型的一面,在近代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史为鉴,1840-1927年间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呈现的强大生命力和内生性动力值得被历史铭记并为当前中国本土银行业在深化开放环境中提供借鉴。在经历战乱、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后,1978年,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了中国封闭市场的大门,与1840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市场开放是中国自己选择的主动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同时,中国本土银行业在开放环境中加强自身改革、完善内部结构,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出发,通过渐进式增量改革,最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本土银行业格局。伴随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规模不断扩大,在外部竞争压力下,本土银行业在竞争与学习中稳步发展,本土银行机构职能逐步清晰,银行实力和竞争力显着提升,当前扩大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银行部门参与竞争夯实基础。以史为鉴,回顾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部门的发展实例,银行这一经济部门窗口展现了包括又不限于金融业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中国案例”的成功之处,同样成为今后中国本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机构参与国际竞争中可以借鉴的历史蓝本。回顾并专门研究近代1840-1927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挖掘其中涵盖的发展规律和理论价值,以为当下借鉴。就当前中国本土银行部门面临的发展环境而言,2016年中国入世15年缓冲期结束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全面否定的冲击下,经济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不断影响着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自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优先”战略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中美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出现频繁波动。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新格局中,中国坚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对内统筹改革,对外深化开放。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金融开放的12条具体举措;2019年,国务院再次出台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在新一轮开放和发展战略中,如何正确把握中国银行部门的发展方向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变革中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借鉴全球先进理念革新思维,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深入回顾并总结中国金融发展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在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实践中获取、总结发展经验,以史为鉴,无疑对深化开放背景下中国本土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理论上讲,金融开放对一国或地区特别是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能够带给本国相对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一国投资结构,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因而,金融开放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转型的开端,落后国家的金融部门纷纷走上变革之路。然而,落后国家金融部门往往容易在金融开放中脱离本土实际,在西方国家的牵制中走上“依附他人”的发展之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金融抑制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在多国或地区的实践中看,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理念并不具备普适性,大多数发展中金融改革最终因金融危机被迫暂停或永久性搁浅。2008年,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发展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使得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开放以及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发展策略。以往实践经验带来的反思是,在金融开放背景下,究竟怎样的发展路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实现“追赶”?中国作为金融后发国家的“试验场”,其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历史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案例能够为未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怎样全新的理论借鉴?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顾历史,结合实证研究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科学阐述。为了实现这一命题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本文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思路展开,以历史视角对中国自近代以来两时段金融开放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历史阐述后,结合实证分析方法验证本文在中国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相关历史经验以及提出的相关结论,最后在以史为鉴基础上提出发展展望。依照这样的分析思路,本文主要设置以下6章内容:在文章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介绍本文写作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在写作背景基础上介绍文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引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第4章）。其中,在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并且在对已有成果进行评述的基础之上指出已有研究仍存问题或漏洞,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三章介绍近代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变迁历程,以市场开放为起点,分析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在华银行对本土金融业的资本侵略事实以及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开放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的回顾,对近代时期被动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金融业的发展作以总结。第四章对中国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关键时期,即改革开放后金融市场开放进行理论分析,从中央银行职能的建立和完善,体制内银行部门的发展以及体制外本土银行业的创立分别进行讨论。根据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市场开放的不同阶段对本土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通过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分析,在中国案例两时段的纵向比较中可知,开放背景下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应当以本土特征和本土优势为基础,实施适应本土结构的发展战略;而市场开放的态度将直接决定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彻底性,在这一方面,历史发展的案例已经给出答案。同时,历史地印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本土银行业变革的成功,即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包括第5、6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这一部分以近代被动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主动开放两时段分别进行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第五章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对影响近代时期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因素进行整合、验证。第六章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主动开放下本土银行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包括第7章）基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中国金融开放两时段的发展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总结。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提出对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启示。本文历史地梳理了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脉络,对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学方法对发展规律进行科学阐述。肯定了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以本土结构为基础,以开放学习结合本土优势进行渐进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关键作用,这一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出有别于其他视角的发展建议,对当前及未来中国银行业开放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孙舒[3]（2020）在《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文中指出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是基于对法律主体在特定法律领域的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研究,研究方法是采取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得出该主体与其他国际法律主体之间存在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的现象。针对特定领域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转化称为该领域法律技术的调整依据。法律技术脱节作为国际法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长久以来没有得到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重视,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2017年8月以来,美国对华发起“301调查”1并根据调查结果威胁加征关税,中美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互相申诉的同时利用国内措施互相进行贸易制裁施压,中美贸易关系急转直下,贸易争端解决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当前中美贸易对立关系已经形成,在大国权利政治的较量之下,法律技术是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有力合法武器,中国应根据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发展演变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鉴于实践和理论需要,论文以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为研究切入点,以中美在世界贸易组织的39起争端解决案件为观察样本,研究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进而提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论文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概述了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创新点和现有研究述评。论文第二章重点解释了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和外延,法律技术脱节的概念是基于法律技术提出的。本文对传统法律技术概念进行了拓展,认为法律技术包括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这一部分的重点是论文的理论概念解析。第三章内容为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包括WTO概况、中国对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以及美国对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这一部分是后面的研究背景。第四章为法律技术脱节背景下中美世贸争端案件的统计分析。论文这一部分统计了中国诉美国的16起WTO争端案件和美国诉中国的23起WTO争端案件,并根据案件统计信息分析了案件的基本特点。第五章为WTO框架下中美实体法律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分析了中美互相提起的39起世贸案件涉及的WTO实体规则,以及通过案件分析中美在实体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即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实体领域的不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美在WTO实体规则体系下存在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第六章为WTO框架下中美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重点分析案件中涉及的程序性规则,重点集中在“双反”调查的程序和DSU程序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论文最后一部分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针对前文分析的中美在实体法和程序法领域存在的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及原因,提出中国应对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方案,主要是贸易法律价值合法化、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调整路径。综上所述,本论文统计分析了中美互相在WTO争端解决机制提起的39起争端案件,并以法律技术脱节为切入点,分别分析了中美在实体和程序领域的具体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和原因。最后提出了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调整方案。论文要强调的是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存在必然性,在应对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做出具体法律技术调整的过程中必须不以国内法律技术脱节为代价,这样一国的法律技术才能在相关法律领域发挥最大的效力。
钱芳[4]（2020）在《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规则研究 ——以欧盟和北美为例》文中指出数字贸易、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迭代发展提出了新的需求。目前,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存在多边规则发展滞缓,区域规则发展不均衡,各国金融监管体制差异大、协调难以及现有规则难以应对诸多新问题的困境。欧盟和北美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服务市场,欧盟和北美区域的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各自为阵,差异较大。前者是单一市场立法特征下的规则模式,而后者是自由贸易区模式下对服务贸易总协定相关规则影响较深的规则模式。这两种模式在近几十年中一直发挥着对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形成和发展的引领作用。近几年,通过不断发展成熟,欧盟和北美区域规则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重塑发挥着重要的牵引力。除欧盟和北美外,南方共同市场和东盟等其他地区也试图在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规则领域形成区域经验。然而,从目前来看,这些区域尚未形成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体系,与欧盟和北美地区发展相比发展较为缓慢且尚未成熟,故本文主要聚焦于欧盟和北美作为两大最具代表性的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规则。本文将研究目标定位为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规则,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分析经济联盟和自由贸易区不同类型的区域规则在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中的价值,尤其是对于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裨益。同时,聚焦于欧盟和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及其发展趋势对中国对外自由贸易协定金融服务贸易条款及清单的谈判、对内地与港澳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升级以及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对标的借鉴价值。本文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相关定义作了界定,同时梳理了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明确界定了本文的研究范围。金融服务是各类贸易和投资必不可少的经济活动,其独特的基础设施特性以及金融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决定了金融服务的特殊作用和重要价值。随着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深入发展,金融服务贸易呈现自由化的发展趋势。金融服务贸易壁垒以各国国内法为主。内容各异的金融服务贸易壁垒滋生了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碎片化。无规制的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金融安全造成了挑战,也为国际金融监管与合作创造了需求,催化了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产生。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包含双边、区域、诸边、多边规则。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面临困境,难以及时满足不断发展的数字贸易和金融科技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需求。基于以上现状,本文将研究范围界定为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规则。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出现了多边规则发展滞缓的现状,且多边规则对于涉及国家经济主权以及金融安全的金融服务贸易壁垒常常束手无策。实现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良法善治,需要通过规则的及时和有效供给解决金融服务贸易出现的新问题和新趋势。进而梳理提出了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发展滞缓下的进路、两大引领模式欧盟与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之间的冲突和发展,以及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未来趋势究竟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厘清这些问题对于中国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和法治建设具有指引作用。从区域规则对多边规则供给的一般性论证出发,论述区域规则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以及区域规则的需求与供给,然后从理论的角度、历史的角度以及规则冲突与协调的现实视角三个层面分析了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供给侧效应,以及与其他规则之间的关系。金融服务贸易的各类区域规则载体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被定义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优惠贸易协定以及区域贸易协定三种概念。对区域规则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的研究,首先需要厘清优惠贸易协定、区域贸易协定与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本文使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论述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存在基础、载体形式、多边框架下的合法性及区域法律制度供给侧效应等问题。《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经济一体化协议涵盖众多的服务部门。限制经济一体化协定进行歧视性的行业安排。不得提高与外部成员间的综合贸易壁垒,不得牺牲外部成员的准入程度和机会。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审查经济一体化协定是否符合多边服务贸易体制。世界贸易组织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在多边框架内做了清晰的规定并安排了审核机制。萨伊定律的核心思想是以结构的视角论述供给创造需求。国际法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萨伊定律。国际社会对于国际法的需求催生了国际法,国际法的自身发展又创造了国际社会对国际法的制度需求。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形成的区域集团化实际上反映的是国际贸易规则对适应新发展的多边机制重塑的一种迫切需求,也是国际贸易规则在多边供给不足下的一种现实选择。区域规则拥有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合法存在的空间,同时兼具其自身的灵活性。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纪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规则对多边规则具有弥补、引领和推进的作用。两大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即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两大区域的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更是代表了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区域规则模式。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和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曾对《服务贸易总协定》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更是直接影响了《服务贸易总协定》相关规则的谈判。站在多边规则滞缓的现实视角,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规则对于推动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向前发展具有正向的作用。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是多边、诸边、双边规则的有效中间站,起着输送并引领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发展的关键作用。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体系从发展伊始就存在两大派系,即欧盟和北美模式。欧盟和北美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最具代表性的金融市场,且各自皆有其金融监管的特色、原则和风格。两大派系的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各成一个体系,在沿着各自特色发展的过程中为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贡献了智慧和经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跨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源于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实际上,北美区域向来是美国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试验区”,北美区域引领着各类美国参与的自贸协定中的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同时又将该“试验区”的北美区域规则不断通过双边、跨区域、诸边机制进行规则的输出。区域一体化机制和世界贸易组织均将实现贸易壁垒的实质性削减作为主要目标。回顾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发展对于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演进提供了路径、共识和先验。除对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作用,区域规则还影响了各国国内法关于金融行业开放及监管的规制。此外,多边规则具有强大的融解功能,区域规则与多边规则是动态发展的。欧盟与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虽然特性差异大,前者属于内部市场法下的规则体系,后者属于自由贸易协定下的范式,但是两者在金融服务贸易规则领域一直发生着诸多的互动和协调,影响着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重塑。总体来看,回应了区域规则的供给侧效应,即结构调整提升法律制度发展的质量,改善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良法善治,解决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痛点。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是区域规则的典型代表。受欧盟单一市场立法的影响,其规则架构、基本原则、指令的内国化、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具有其独特的国际法供给侧示范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除此之外,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同样深受国际金融机构的影响,在规则内容与国际金融法的结合方面更为紧密。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体现了国际金融法、国际投资法与国际贸易法的结合、硬法与软法的结合、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结合、立法与司法的结合、规则与配套机制的结合。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生命力和研究价值在于其内部市场立法特征,在于其类似内国法的修订机制的有效运行使其克服法律滞后性尤其是在数字贸易及金融科技等方面,在于其克服国际法的局限性有效推动国际法的内国化,在于其融合区域各国法律、协调区域各国监管协作的能力。在欧盟法律体系中的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包含各层级的相关法律文件。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法律渊源主要包含:欧盟条约、欧盟条例、诸多的欧盟指令等。其中,最大的特色就是欧盟金融服务指令。欧盟在70年代开始陆续制定了诸多金融服务指令。可以说,数量众多的金融服务指令是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主要法律渊源。同时,也是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主要组成部分和特色载体,是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最重要的立法工具。金融服务指令的内容涵盖银行、保险、证券和投资、监管等各领域。欧盟对转化成员国法的程序等施加了具体的规则要求。欧盟金融服务指令在国际法和国内法联结方面提供了区域经验。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是由其单一市场的立法特征所决定的。有学者将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概括为两个层次四项原则:即第一层次的设立和服务自由原则;第二层次的最低限度协调原则、相互承认原则、母国控制原则。第一层级的原则旨在取消跨境金融服务的法律壁垒;而第二层级的三个原则旨在发挥市场机制,构建金融服务单一市场。基于欧盟单一市场的立法特征,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既涉及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又涉及监管合作和协调;而世界贸易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主要功能定位为推进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本文认为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基本原则,即设立、人员和服务自由原则,其中包括了欧盟基本法所赋予的人员、资本、服务、商业存在等的自由;第二种是金融监管的基本原则,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是相互承认原则,它是监管原则第二层的基本原则和母原则,第二层是母国控制原则、最低限度协调原则、一次性原则。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显着特性主要包括:规则框架的系统化;保障机制的强势性;数字贸易和信息数据规则的前瞻性;所涉刑事法律的统一性;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便利性。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主要特征就是其单一市场立法。单一市场立法特征是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区别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模式下的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差异所在。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呈现出内容齐全、结构严谨的特征,规则框架内部协调、调整有序。近年来,欧盟致力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数字贸易及信息数据转移方面的立法和成员国间的协调机制。欧盟通过制定《市场滥用条例》等具有直接适用法律效力的条例,在欧盟所有国家统一其有关市场滥用等刑事犯罪的法律。金融服务领域刑事法律规则的协调是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独有特征。一直以来,欧盟通过贯彻落实其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统一和协调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并通过诸多保障机制以及数据一体化实现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便利化。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基本形成了欧盟金融服务贸易的法治体系,其中包括法律体系、实施体系、保障体系和监督体系。近年来,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朝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运行,更加关注金融服务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保护,关注数字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发展,关注英国退出欧盟后对欧盟规则及其基础设施、金融公司和金融服务的重要影响,如金融机构的“统一护照”问题。对于解决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止步不前问题,欧盟的金融服务法治建设对于重塑新时代的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具有重要的路径和经验价值。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重点是“开放”,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早已基本完成设立和服务自由化目标,进阶为协调和法治运行阶段。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立法活跃度高于北美区域规则,组织机制保障了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立法活动。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是另一极具代表性的区域规则。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起步较早,是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之外的第二大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体系,同时与欧盟规则形成了鲜明的差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曾直接影响并作用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相关规则。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体系历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墨加协定》两代。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起源于双边,融合于多边规则,成熟于区域规则,运用于诸边规则。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在与欧盟规则的冲突中相互影响,在诸边谈判中,不断相遇、冲突、协调、整合,逐步形成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共识。可以说,北美区域是美国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重要根基和规则前沿。研究北美区域贸易规则和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离不开对美国贸易政策以及美国国内贸易政策决策机制层面的研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依然深深根植于美国贸易政策之中,尤其是近年来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重燃热情。其中的原因,正是来自于贸易保护政策在历史上对美国经济振兴尤其是工业化及高新技术发展中产生的重要推动作用的“美好回忆”。在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前,美国的一些贸易协定都涉及金融服务。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起源于双边自贸协定《美加自由贸易协定》,成熟于区域自贸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发展于《美墨加贸易协定》。同时,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由于其属于自由贸易协定的特征,不断在美国的双边以及其主导的大型贸易协定中输出。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与世界贸易组织法相类似。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方面,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类似情况”标准,到《美墨加协定》标准的主要核心国民待遇对象的非歧视性原则,后者在“类似情况”的界定方面更加清晰。市场准入原则方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金融服务章节没有专列市场准入条款,而是在第1403条金融机构的设立和第1404条跨境贸易中加以纪律约束。《美墨加协定》第17.5条专门设定了市场准入条款,原则上规定了数量限制的纪律。透明度原则方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411条规定了提前向所有利害方通过官方出版物、其他书面形式或其他形式公布拟采取的任何普遍适用的措施等具体规定,《美墨加协定》第17.13条规定了相关措施的透明度和行政管理纪律,在利害关系人的程序和实体权利方面比前者更加具体和细致。审慎例外原则方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允许“合理”的审慎目的的措施,《美墨加协定》通过明确列举扩展了“审慎原因”的范围并做了限制性条件,采纳了服务贸易总协定《金融服务附件》第2条国内法规（a）款关于审慎例外的规定。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最新的《美墨加协定》金融服务章节的附件三突显出互惠和对等原则的趋势,呈现北美区域规则向双边规则收缩的现象。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显着特性主要包括:自由贸易协定的立法模式;创新负面清单模式的特色;关注投资者权利的特征;东道国和母国管理权的平衡。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领域已经形成了除欧盟模式外的另一种最主要的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规则。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源自于其自由贸易协定的立法模式。在数据转移、高级管理人员、市场准入、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等规则方面处处体现了对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和自由化的价值取向。《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创新了不符措施清单的立法技术,对于降低金融服务贸易壁垒、提升缔约方的措施管理及透明度水平具有重要的制度创新价值。关注金融服务投资者的权利是历代北美金融服务规则的特色,符合美国金融服务贸易强国的政策需求。尤其是在《美墨加协定》对申请和审批措施管理的程序性规定的强化后,这一特色更为凸显。此外,东道国和母国的管理权是一个矛盾体,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逐步形成了两者相平衡的特色。《美墨加协定》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改为21世纪高标准的新协定以支持互惠贸易。这一协定还将成为特朗普政府美国贸易协议的模板,影响美国的双边、区域、诸边及多边贸易协定。最新的《美墨加协定》被评价为引领了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进入新的规则标准阶段。尤其是在数据本地化限制、审慎例外的明确性、跨境服务规则的改变、措施管理的透明度,特别是负面清单的制定技术等方面。相比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美墨加协定》对数量众多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更广。欧盟模式有其高标准,但由于经济联盟和政治联盟的起点较高,对于其规则的整体性移植具有土壤适应性的问题。而《美墨加协定》所代表的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更具有制度的灵活性。然而,《美墨加协定》中毒丸条款等设置,对域外国家产生了负面影响,与世界贸易组织经济一体化机制纪律中对于不得牺牲外部成员准入程度和机会的原则发生了背离,值得警惕。本文的立足点是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对中国的启示。欧盟和北美区域是世界最大金融市场,其规则体系引领着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风向标。欧盟和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引领着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重塑。长期以来,这两大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各成一体、发展迥异,又能够以差异化模式共存于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之下。同时,也一直在各自的影响范围内掌握规则的话语权,在双边、诸边经贸协定中不断输出其所代表的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这些趋势集中在数据存储和传输、个人信息保护、监管合作、措施管理透明度、审慎例外明确化、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等方面,以及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安全的平衡、东道国和母国管理权的平衡。欧盟和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在中国对外自由贸易协定金融服务条款及其保留措施的谈判,对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升级,以及国内自贸试验区的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及监管能力的提升等方面都具有启发意义。截止目前,商务部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公布中国已签署自贸协定17个,涉及国家和地区25个。作为目前中国签订的开放水平最高的自贸协定,《中韩自由贸易协定》首次设立了金融服务专章,为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谈判高标准的自贸协定提供了参考和经验。此外,韩国与美国和欧盟分别都已签订了自贸协定,因此《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对于中国迈进高标准的自贸区网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韩自由贸易协定》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条款设置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相似。在支付和清算系统、透明度条款、数量限制规则方面标准高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标准。但是跨境金融服务、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新金融服务、自律组织等条款的缺失,使得《中韩自由贸易协定》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仍低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标准。对于第二代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美墨加协定》标准而言,《中韩自由贸易协定》金融服务条款在数据存储和移动、透明度和措施的管理、跨境服务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区域规则对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升级具有借鉴价值。对内与香港、澳门单独关税区之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属于国内不同关税区间的自由贸易协议。一是并未单独专设章节,二是条款规则参照《服务贸易总协定》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范式,总体上看,较为落后和粗糙。此外,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附件与《美墨加协定》等负面清单范式差别较大。对于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展望,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议加强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体系化;二是金融服务涉及措施的管理模式上,加强措施清单的制定技术和国际对标;三是借鉴欧盟经验在原有侧重内地对港澳开放的范式下,转变为内地和港澳单一市场的建设。因其系国内不同关税区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一特殊属性,朝着单一市场发展值得期待。对于国内关税区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欧盟模式对于促进内地与港澳之间的经济一体化以及金融监管的合作和协调具有一定的启示。通过国内自贸试验区对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发展趋势进行压力测试。提升国内自贸试验区金融服务措施的管理和透明度,逐步改善营商环境,形成具有推广作用的金融服务措施管理标准和最佳实践。《美墨加协定》加强了对金融服务措施的管理和透明度的程序以及实体要求,对于利益相关者的程序和实体权利的保护趋势明显,体现了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对于金融服务市场主体的关注。国内自贸试验区在金融服务相关申请、材料补充、通知、流程管理、反馈机制等方面除了现有阶段的一站式服务这类便利化措施外,还应当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提升措施管理的标准和透明度,制定自贸试验区金融服务管理最佳实践并积极加以推广。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一是在形式上应参考《美墨加协定》附件等趋势,以行业及各项不符措施为分类标准。二是在条目上对接国际标准。在制定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时运用国际投资者熟悉的体例和话语体系,主动融入国际规则标准。三是建议单独制定自贸试验区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的负面清单,与国际规则高度对接。欧盟在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中的诸多保障机制在国内自贸试验区的土壤中更具适应性,同样值得借鉴。
田孟[5]（2019）在《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多个视角的测算与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后,中国对外贸易额呈现持续较快地增长。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Gloal Value Chains,GVC）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引起各方面的关注,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各国更加认识到制造业的关键作用,制造业重新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制高点,许多国家纷纷制定了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发展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出口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争夺中低端制造业转移的“双向挤压”。与此同时,由于不合理的统计方法,中国制造业出口被高估,西方发达国家针对中国制造业的贸易摩擦愈来愈多,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大谈“中国威胁论”。正在重构的国际贸易规则和日益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相互交织,使中国制造业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考验。那么,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究竟如何?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何种地位?中国制造业是以何种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制造业对全球价值链的掌控能力如何?是处于控制地位还是处于被控制地位?是否已对美国等西方国家造成威胁?这些都是亟待厘清的问题。针对衡量一国或部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学者们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但由于使用的方法不同,研究问题的视角不同,故而得出的结论有的相同、有的相似、有的甚至相反。本文认为,综合衡量一个国家或部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不但要采用科学的方法、详实的数据,还应该基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综合全面地考评。不能仅根据出口总量的多少,而应充分考虑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真实获利情况、在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参与方式,更重要的是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鉴于此,本文根据OECD和WTO最新公布的世界投入产出表（World Input-Output Table,WIOT）,采用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依次递进地从中间品贸易视角、贸易增加值视角、参与方式视角、技术含量视角四个方面对中国制造业整体及其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和所处地位进行系统的刻画;运用结构分解分析（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SDA）技术对影响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与美国和日本进行横向国际比较。基于以上研究思路,论文共包括7章,各章节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1章:绪论。主要介绍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对已有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概述论文的研究思路、主要研究内容以及可能的创新点。第2章:相关理论基础。对相关的概念和理论进行界定和梳理。主要包括:贸易增加值、增加值贸易、全球价值链相关概念和理论、世界投入产出表相关概念和基本模型。第3章: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中间品贸易视角。经济全球化的典型表现就是中间品贸易的快速发展,经济学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认识最早也开始于对中间品贸易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本章在跨国投入产出的分析框架下,首先从中间品贸易的视角来检视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和发展趋势。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从中间品进口的角度来展开研究,分析中国制造业对进口中间品的依赖程度以及对特定贸易伙伴国的依赖程度。第二部分是从中间品出口的角度来展开研究,分析中国制造业对出口中间品的依赖程度以及对特定贸易伙伴国的依赖程度。通过以上分析,对中国制造业进口中间品的来源地以及中国制造业出口中间品的目的地进行分析,找出哪些国家和地区是中国制造业中间品进口的主要来源地,中国制造业出口中间品又流向了哪些国家和地区;同时,对比分析中国作为中间品供应者的作用和作为中间品使用者的作用,是前者大于后者,还是后者大于前者;中国是否正在从全球最终品的生产基地向全球中间品生产基础转换。总之,通过中间品的关联分析,对中国制造业与其贸易伙伴国的相互依赖程度以及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中的地位进行衡量。第4章: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贸易增加值视角。随着国际贸易越来越“碎片化”,存在着大量的“重复计算”问题,仅凭海关统计的进出口贸易值已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一国的真实对外贸易情况,需要从增加值的角度来核算一国或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实际获利情况。出口增加值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不但能反映一国出口的获利能力,也能反映一个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及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为此,本章在第3章中间品关联分析的基础上,引入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通过对中国制造业进出口贸易总值的分解,从增加值的视角来衡量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获利能力。本章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首先,对中国制造业整体及细分行业的出口总值进行分解,测算出口总值中各部分增加值的构成情况并与美国和日本进行横向国际比较;其次,对中国制造业整体及细分行业进口总值进行分解,测算进口总值各部分增加值的构成情况并与美国和日本进行横向国际比较;然后,根据对制造业进口总值和出口总值的分解结果,分别计算海关统计口径下和增加值统计口径下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净额,找出两种核算口径下净出口的差额,科学地衡量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的真实情况;最后,对影响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变动的主要因素进行结构分解分析。第5章: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参与方式视角。在上一章对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获利能力进行测算的基础上,本章进一步研究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方式及参与程度。通过测算中国制造业整体及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来探究中国制造业整体及各细分行业究竟是以哪种方式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的,并与美国和日本进行国际比较。第6章: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技术含量视角。衡量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参与程度及所处的地位,除了要衡量其出口获利能力、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方式,还应该看其是否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中国制造业只有具备了持续的竞争能力,才能具有控制整个价值链的能力,才能在全球价值链中居于不败之地。尤其是在目前全球化合作与竞争的大环境下,中国更需要进一步提升制造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由“以价取胜”向“以质取胜”转变。本章在投入产出分析框架下,基于生产工序数据,测算了中国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出口产品的总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以及国内技术含量指数,并与美国、日本等国家进行对比。最后,对影响制造业细分行业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的影响因素进行结构分解分析,找出影响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的关键因素,为制定政策和对策提供理论依据。第7章:结论与展望。主要就整篇论文的研究结论做一总结,并说明研究的不足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概括而言,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1）从中间品贸易视角来看,2000-2014年间,中国制造业进口以中间品为主,出口则以最终品为主,表现出鲜明的加工贸易特征,说明中国制造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的较低端。不过,从变化趋势上来看,中间品出口的比重在逐渐上升,最终品出口比重在逐渐下降,中国制造业正在从全球最终品的生产基地向全球中间品生产基础转换,说明中国制造业正在由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向中高端攀升。从细分行业看,对进口中间品依赖程度最高的是计算机光电行业,出口中间品最多的也是该行业。我国中间品进口主要来源地（国家或地区,下同）为:日本、中国台湾、韩国、美国和澳大利亚;中间品出口主要目的地则为:美国、日本、韩国、德国和中国台湾。（2）从贸易增加值的角度来看,以2009年为转折点,中国制造业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率呈现“先下降后持续上升”的“V”形发展趋势。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获利能力在不断提高;虽然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不断增长的盈利能力表明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正在日益提高。通过对海关统计口径下和贸易增加值核算口径下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差额进行测算及对比发现,海关统计口径下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差额被远远夸大了,贸易增加值口径下的净出口额远远小于海关统计口径下的净出口额。对2000-2008年和2009-2014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变动影响因素的分解分析发现,同一因素在不同时期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程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2000-2008年,最终品出口是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2009-2014年,中间品出口则成为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2009-2014年相比于2000-2008年,技术进步对促进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中间品和最终品出口数量对促进出口增加值的影响程度在逐渐减弱。（3）从参与方式的视角来看,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目前主要还是以后向参与为主,但前向参与度在不断提高,后向参与度在不断降低,说明中国正在由后向关联逐渐向前向关联转变。加之进口中间品的比重不断降低,出口中间品的比重不断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制造业正在逐渐地从使用中间品的基地向提供中间品的基地转变。（4）从技术含量的视角来看,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总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指数均表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说明制造业出口产品技术结构在不断升级,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不断加强,中国制造业正在由全球价值链的技术低端向技术中高端攀升,虽然与美国和日本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明显表现出向美日两国逐渐收敛的趋势。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的主要因素是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5）总体说来,中国制造业无论从中间品贸易视角、贸易增加值视角、参与方式视角还是技术含量视角,均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较低端,但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分工中的盈利能力正在提高,参与方式也正在由后向关联向前向关联转变,技术竞争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表现出向价值链中高端不断爬升的趋势。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1）从多角度、多方位对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进行了测算与分析。目前学者们多从一个角度或两个角度来研究一国或部门参与GVC分工的程度,再加之使用方法的不同,数据来源的不同,使得研究结果缺乏可信度,难以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本文从依次递进的四个方面---中间品贸易视角、贸易增加值视角、参与方式视角以及技术含量视角,运用投入产出模型,综合评价了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得到的结论更为客观、公正和全面。（2）采用OECD和WTO最新公布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延长了考察期的时间跨度,提高了研究的时效性,能够更全面地体现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新态势。不但可以对比分析入世前后、2008年金融危机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而且能够观察中国在进入经济新常态以后,对外贸易所表现出的新特点、新态势。通过对此期间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程度的研究,可以为实现《中国制造2025》所确定的任务和目标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3）不同于其他学者仅侧重于对贸易出口总值进行分解,本文不但测算了中国制造业出口总值中所包含的国内和国外增加值,而且还测算了制造业进口总值的国外及国内增加值部分。在此基础上,将海关统计口径与贸易增加值口径下中国制造业的净出口值进行对比。通过分析,一方面可以说明由于存在着“重复”计算,传统海关贸易统计数字夸大了中国制造业的对外贸易顺差;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全球价值链的大背景下,国际贸易不再是双边的,而是多边的,除贸易双方之外,还有许多间接的受益者。（4）本文运用结构分解分析（SDA）技术对影响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分别对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变动和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结构分解。相对于计量经济学模型及其他统计分析方法,结构分解分析技术具有其独到的优势:首先,结构分解技术非常适宜考察行业之间的联系;其次,它可以对两个不同年份的投入产出表进行对比分析,是一种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动态投入产出分析法的特点,能够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化进行检验;最后,相比于其他方法,结构分解分析更便于考察各经济变量之间联系的阶段性特点。当然,论文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1）数据的局限性。一是受限于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世界投入产出表只有43个国家（地区）,并未包含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二是社会经济帐户（SEAs）中缺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数据,因此在测算出口产品全部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指数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出口总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指数的精确性,不过对更为重要的国内技术含量并未有影响。三是在测算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时我们采用的是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指标,虽然劳动生产率指标明显优于前期学者们所使用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但是理想的指标应该是全要素生产率或者选择其他更加科学的指标。但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无法测算各国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就这一点而言仍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2）未对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价格缩减。原因有二:一是由于投入产出表存在行向平衡和列向平衡关系,进行价格缩减没有统一的适当的价格指数,如果对不同行业产品采用不同的价格指数,则会影响到投入产出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平衡关系。二是由于本文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结构分析和趋势分析,故虽未进行价格缩减,但对研究和测算结果不会造成太大的偏差。
刘明辉[6]（2019）在《城乡关系演变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研究 ——基于“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优先”是我国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战略抓手,对我国经济取得瞩目成就举足轻重。但是,城市集聚绝大多数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的光鲜背景下,也诱发了农村产业空心化、农村留守人口老龄化、农村从业人员女性化、农村环境治理无序化等系列“乡村病”。因此,城乡融合、农村产业融合是我国进入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的客观要求,也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执本之举,亟待推进。建国后,我国城乡关系在多数时间处在分离状态。城乡统筹的发展路线在我国肇始于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强调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扭转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局面,补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短板。乡村振兴是党和政府对新时代城乡关系发展的深刻认识,旨在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业不发达、农村不兴旺、农民不富裕的“三农”问题。其中,推动农村“产业兴旺”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重点。城乡关系演变的各个阶段都需要关注农业发展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肩负着保障粮食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保证数亿农民就业和增收的重要使命。然而,当前我国农业仍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粗放的生产方式,加之农业生产比较优势的渐趋衰退、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倒挂以及农业生产的立体式污染等问题,对我国农业发展形成了巨大冲击,构成了农业实现现代化的极大挑战。如何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经济收益、破解农民增收困境以及盘活农村生产要素等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当下,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加速冲击着传统的生产模式,新一轮的新信息、新技术为农村产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农村产业融合已成为突破传统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农业与二三产业之间的融合趋势向好,尤其是第二产业对农业的中间投入已有较大提升。但是,我国农村产业融合仍处在起步发展阶段,仍存在诸多问题,如产业链脱节、要素链脱钩、利益链不完善、融资难度大、税收支持力度不够、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严重束缚了农村产业的深度融合。整体上看,产业融合链的断裂或融合体制的脆弱多可归结于市场、政府和经营主体三个层面。因此,本文在城乡关系演变背景下从“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研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对我国走出传统产业分工、剥离传统农业落后的生产方式、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包括九章内容。第一章是导论。本文首先梳理了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现实作为本文选题的背景依据,并据此提出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接着,本文对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评述,并界定了文中涉及的核心概念,在此基础上设计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并据此选取适宜的研究方法等。第二章是理论基础与理论分析框架部分。基于城乡关系理论、二元经济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分工与产业融合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与产权理论,本文尝试构建了“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理论分析框架,着重剖析政策支持与制度供给、要素配置、主体功能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及其内在规律。第三章构建“政府”维度分析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本文将政府支持和制度供给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概括为资源补充机制、信号传递机制、资源重置机制,并进一步分解为产业政策支持与农业补贴、基础设施建设、创新金融支持、产业确认与保护等角度进行阐释。第四章着重从“市场”维度考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要素市场通过价格机制、信息机制与竞争机制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具体可分解为要素流动瓶颈、要素集聚功能、交易成本等方面。第五章是从“经营主体”维度分析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下,经营主体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主要通过竞争或合作博弈对农村产业融合产生影响,表现为提高组织化程度、提升市场应对能力、密切利益链接机制、强化激励机制与共享机制等。第六章厘清了中国农村产业融合的历史经验,并将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置于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刻画了城乡关系演变过程中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事实和主要特征,最后结合本文构建的一般性理论分析框架,对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第七章是本文的实证检验部分。按照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从“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对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设计变量、构建模型、整理数据、实证估计,本文得出了针对“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分析结论。第八章是国际经验借鉴部分,本文分析了日本、韩国、法国、荷兰、美国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现实、经验性事实,并从理论框架的三个维度分析了五个国家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经验。第九章是本文的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部分,从本文理论框架的三个维度探讨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路径,同时总结提炼城乡关系演变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的互动效应,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得出五个结论。第一,政府的制度供给与政策支持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保障。信息传递机制、资源补充机制与资源重置机制是政府影响农村产业融合的主要渠道,具体表现为产业政策支持与农业补贴、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平台、产权确认与保护以及创新金融支持等方式。第二,要素市场扭曲是制约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诱因。当前,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仍然滞后,诸多体制性障碍严重束缚了要素平等进入市场的程度,要素市场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与信息机制的扭曲导致要素流动受阻、要素集聚受限、交易成本企高等问题制约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第三,经营主体之间通过竞争与合作的博弈推动着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经营主体面对政府和市场机制的共同约束,从而经营主体采取竞争和合作的方式提高组织化程度、强化市场应对能力以及构建紧密的利益链接机制、激励机制与共享机制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第四,我国实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需要从政府、要素市场与经营主体等多方面着手。现阶段,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从本文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分析中,可以看出实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需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政府制度供给与服务,并要大力促进竞争有效的要素市场形成,打破城乡之间的地区分割、完善市场作用机制、实现信息共享,同时要巩固经营主体地位、强化经营主体功能,以及加速技术创新等。第五,城乡关系演变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之间存在双向效应。城乡关系的分离、对立与阻隔会导致要素市场分割,进而导致要素市场机制扭曲,引发要素流动受阻,制约着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由于缺乏新要素和新动能的注入,城乡融合发展则难以实现。随着城乡关系逐渐走向融合阶段,城乡产业开始趋于联动发展,要素能够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和互动补充,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也逐渐加速推进。同时,农村产业融合引导城市地区的资源和要素流向农村地区,开发并拓展农业的多功能性,延伸农业产业链价值链,能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产业空间、提升城乡经济融合程度、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本文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规律基础上发现“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的理论框架,并在理论阐释和实践检验分析中探寻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路径,丰富和拓展了产业融合的相关理论。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尝试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的理论框架。基于城乡关系演变背景的梳理,本文提出“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理论框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拓展了产业融合理论及农业发展理论;第二,细化与拓展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的理论阐释。本文从政府支持与制度供给、要素市场配置、经营主体功能三个维度考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作用机制及其内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视角给出进一步的理论解释;第三,研究方法上的改进。本文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分析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计量模型的理论推导与实证分析以及比较分析方法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在“三个维度”实证检验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部分,本文运用政策评估方法（PSM-DID）以及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对已有的研究进行方法上的改进。
赵其波[7]（2015）在《区域农业安全理论及实证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综合运用系统科学、历史科学、地理科学与全球化理论,初步完成了区域农业安全理论构建,并应用理论从省域层次、国家层次、国际合作三个层次实证研究了中国农业安全状况,提出了中国农业安全体系建设基本战略,并以新疆为案例研究对象,进行了省域层次的农业安全体系建设的规划研究,提出建设目标及任务体系。研究取得的主要结论如下：1、区域农业安全理论结构包括：（1）完整的区域农业系统包括食品安全、粮食安全、农村牧区安全、农业地理安全、国际农业安全五项功能；（2）区域农业系统的食品安全、粮食安全、农村牧区安全、农业地理安全、国际农业安全功能变化累计产生的量变到质变变化过程构成了区域农业发展原理,因而农业安全功能结构具有动态变化特征；（3）区域农业安全的发展范畴为农业生产系统建设、农业社区系统建设、农业社会系统建设,主要路径为生态农业,重点为有机农业；（4）区域农业安全建设既是区域性问题,也是国际问题,需要通过国际农业合作实现发展目标,合作层次包括区域周边层次、洲际层次和全球层次上,合作方式为农业贸易、农业投资和体系建设。2、当前我国立足于国内、具有初步全球影响力的农业系统安全格局已经成型。农业系统总体稳定,但面临着食品生产面临较高质量风险,粮食生产面临一定资源和环境压力,农村牧区处于社会转型的困难阶段,地理安全形势较为严峻,国际农业安全形势稳定性较差等系统风险。今后应加快实施国家农业安全体系建设。总体目标为以食品安全、粮食安全、农村牧区安全、农业地理安全、国际农业安全五项任务,整体推进建设。基本战略包括：（1）农业生产体系建设重点实施农业国土资源综合开发战略、适度集约战略和生态农业发展战略；（2）农业社区体系重点实施国家农业空间功能定位战略、农村牧区“山水”社区发展战略、生态社区功能定位及开发与保护协调战略；（3）农业社会体系重点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农村多元化治理发展战略与现代乡土文化发展战略,等等。3、中国需要实行国内分区域协同战略,夯实对外合作基础；优先展开亚洲农业合作；实行重点与全面拓展结合方式,推进全球农业合作。在合作方式上,农业贸易的战略重点为逐步建设稳定的全球供应链和出口市场,提高国内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建立国内产业保护机制、救济机制；农业对外投资的战略重点是加快形成全球优势地位。在农业引资方面的战略重点是促进引资由“量化引资”向“质化引资”的战略过度；在体系建设方面的战略重点是：完善中国在地理周边层次的合作制度,推动亚洲一体化制度建设,并逐步提升在全球层次各类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4、新疆研究表明,省域区域层次农业安全体系建设的重要方向为有机农业,从有机生产、有机社区、有机社会三方面同步开展建设。新疆推进有机工程建设要着力构建“三大战略格局”：构建“天北和天南两带”为主体的有机生产示范工程战略格局；构建“一核两轴多组团”为主体的农村城镇设施体系和“三屏两环”为地理生态环境体系为支撑的有机社区战略格局；构建“城乡、地区、民族”三元和谐发展的有机社会战略格局,实现地理系统生态、经济、社会功能协同发展。
张复宏[8]（2013）在《中国水果出口的贸易演进及优化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素有“世界水果王国”的美称，几乎所有种类的水果都有出产，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水果产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无论是水果种植面积还是总产量都实现了历史性飞跃，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已成为种植业中仅次于粮食、蔬菜后的第三大支柱产业。特别是温带、亚热带干鲜水果（例如苹果、柑橘、梨、葡萄、栗子等）享誉世界。进入21世纪以来，不仅水果产量始终保持世界首位，而且对外贸易也获得了长足进步。尤其是加入WTO以后，中国水果对外贸易步入了一个快速增长阶段，2011年水果出口总额达31.88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了474.96%，年平均增长速度达19.12%。不过，中国水果出口贸易结构还不尽合理，首先表现为出口的品种结构不合理，出口品种过于单一、优质高档果率不高，缺乏市场势力（市场定价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其二是市场结构不合理，表现为出口市场分布过于集中，主要集中在东盟、俄罗斯、日本、欧盟、美国等国家和地区，但欧美主流水果消费市场占有率偏低；其三是水果加工结构不合理，表现为水果的加工和处理程度偏低，导致水果出口的附加值较低。其四是产业化结构不合理，表现为农民组织化程度低、龙头企业规模小、数量少，产业带动能力不够，很难实现产、运、贮、销一体化，消弱了终端产品的竞争力。贸易结构是产业结构的反映，中国之所以是水果生产大国但不是贸易强国，主要问题就在于产业结构不合理。本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在于：首先，2010年CAFTA全面启动后，中国与东盟果蔬实现零关税，通过深化水果产业结构和市场势力的研究，无疑，会极大促进中国水果贸易的快速发展。其二，水果生产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很多水果生产大国无法比拟的资源优势。通过深化贸易结构的研究，做大做强水果贸易，不仅有利于农民大幅增收而且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再次，水果生产是中国的优势产业，贸易前景广阔。水果作为植物性易腐食品，距离因素是一种天然的贸易壁垒，中国与周边许多国家在水果生产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通过深化贸易结构的研究，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才能将产业优势转化为贸易优势，进而带动整个产业不断快速发展。第四，产业结构是贸易结构的基础，中国经济已步入了产业结构转型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调整应当以整个社会需求为导向，不仅要考虑国内市场需求，更要考虑到日益全球化的国际市场需求。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核心就是依据国际市场结构来调整生产与贸易结构，从而优化产业结构。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中国水果贸易发展现状，分别从需求、结构、竞争力三个纬度探寻中国水果贸易在主要出口市场增长及变动的原因，洞察主要水果出口品种的市场势力，找出产业结构存在于出口产业链各环节上的主要问题，构建一种具有竞争力的、能够保持贸易快速增长的水果产业结构。本研究有利于从结构优化角度探讨如何促进中国水果贸易快速发展、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的可行途径，为产业升级、农民增收、食品安全，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做出贡献，对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发展水果产业、制定水果贸易的决策规划有重要参考价值。本研究基本思路是，在明晰国际贸易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水果产业及贸易发展现状进行总体分析。运用CMS模型对中国水果产品在各主要出口市场增长波动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分析。利用引力模型和剩余需求弹性模型对影响中国主要出口水果的贸易流向的主要因素和目标市场国的市场势力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分析水果出口贸易主要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利用回归与ARMA组合模型预测了水果的产销趋势变化。把国际贸易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管理学、园艺学、食品加工学、统计学有机结合，对中国水果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本研究主要内容和观点是：（1）中国水果产业发展及结构变化分析首先从资源禀赋的角度对中国水果产业发展现状展开分析，分别从自然资源条件，产量、品种结构、生产布局、果品加工及贸易地位，分析中国水果的发展状况。然后从贸易结构角度，对中国水果出口的结构特征及出口市场的依赖性展开分析。着重探讨中国水果在资源禀赋、产品结构、贸易结构与主要出口市场的需求变化情况，找出水果出口的主要和潜在市场。（2）中国水果在主要出口市场的贸易及结构演进分析首先利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对中国水果产品在各主要市场的出口变动展开分析，着重从需求、结构、竞争力的三维视角分析在东盟、俄罗斯、日本、美国、欧盟的出口变动情况及其原因，然后着重探讨中国的水果生产与出口是否集中在世界需求增长较快的产品上；出口去向是否集中在那些需求高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3）中国主要出口水果的贸易流向及其国际市场势力分析贸易结构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可以分为供给的要素增长、需求的收入增长、贸易壁垒变化、运输条件的改善等方面，通过构建水果出口的贸易引力模型，分析价格、质量、GDP、人口、双边汇率及贸易距离等影响中国水果出口贸易的主要因素及影响程度，然后挑选具有贸易优势的市场，通过构建以价格为中心的国际市场势力（Goldberg&Knetter）模型，测算并分析中国水果产品在主要出口市场的市场势力及其地位，通过市场势力对出口商品结构变迁的作用，不断提高出口果品的品质，优化果品出口结构。（4）中国水果出口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影响中国水果出口贸易的因素有很多，概括起来可分为价格方面的因素和非价格方面的因素，也可以说是硬指标因素和软指标因素。硬指标因素主要是指价格、成本方面的因素，而软指标因素主要是指贸易壁垒的设置状况，水果种植的质量和安全状况、消费者需求变化、果农组织化程度等。通过深入剖析中国水果出口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才能为进一步把握水果贸易的发展趋势和提出有针对的优化策略打下坚实的基础。（5）中国水果出口贸易的发展趋势及其优化策略根据中国水果出口的主要市场（东盟、俄罗斯、日本、美国、欧盟等）和（苹果、梨果、柑桔、板栗等）主要出口品种的贸易历史发展情况，运用回归与ARMA组合模型，对今后水果出口市场及其品种的变化趋势进行了预测。从市场发展趋势和产业结构（生产结构、需求结构、加工结构、贸易结构、竞争力结构等）优化的角度提出做强做大水果贸易的措施和建议。
孙兰凤[9]（2009）在《可持续视角下的新疆特色林果业发展研究》文中提出林果业是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相结合的产业,随着我国宏观经济结构及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林果业以其较大的经济生态效益,较为广泛的从业人数和深远的产业开发前景,以及对社会需要和人民生活不可替代的必要性,成为农业经济增长、农村建设发展和农民致富的重要支柱性产业。由此,近年我国林果业发展进入新一轮高潮,这就需要探索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发展方式,以改变传统的片面追求的数量型的粗放经营模式。本文是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己被全世界各国政府和广大人民所接受,并己成为国家和地区发展共同遵循的指导原则和战略目标的今天,强调林果业是在如何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提倡一种对环境、对社会以及对人更为友好的方式和态度,来确保其具有可以继续发展的潜力和活力的问题。林果业可持续发展既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又是可持续发展由理论走向实践的具体体现。新疆素有“水果之乡”的美称。由于种植栽培历史早,形成了众多的名特优果品。新疆特色林果业从改革开放以来得到长足发展,己初具规模。目前,林果业己成为新疆仅次于粮食、棉花的第三大产业,2007年林果种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19.72%,2006年果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11.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已经把林果业列为新疆农业经济发展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并予以政策上的扶持,以此带动新疆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和广大果农增加收入。特色林果业的发展是实现新疆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新疆自然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农民增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的重要保障。新疆虽为果品生产大省区,林果业已具有一定的规模优势和发展水平。但其发展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与林果大区和支柱产业的地位极不相称,严重制约了特色林果业的发展。在西部大开发的良好宏观背景下,如何协调种植业与林果业之间的关系,探寻把林果业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是目前促进新疆特色林果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基于新疆特色林果业发展的实践需要与理论研究的需要,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审视新疆特色林果业发展问题,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关林果业的发展问题在国内外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产业界的重视,很多省区都做了林果业发展规划,将林果业的发展提高到了战略的高度。但是,林果业发展的理论体系尚很零散、缺乏系统性,对林果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成果或者是集中在以产业发展的不同环节的经验总结方面,或者是对产业发展对策等局部内容的研究与探讨,因此,建立系统的林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丰富和发展产业经济理论、指导现代产业可持续发展实践的迫切需要。本文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区域经济理论、产业经济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为指导,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综合运用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理论与方法,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在大量搜集相关数据、信息资料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对新疆特色林果业进行全面系统的理论和应用研究。论文除引言和结论与展望外,主要分为四部分:理论篇: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和产业实践,梳理了当前的林果业研究理论,探讨了林果业发展的理论及实践依据。主要阐述作为研究林果业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石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产业经济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农业产业化理论等,并阐述之所以选择这些理论作为理论依据的主要原因;在分析世界林果业发展概况的基础上,总结了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世界主要林果发达国家林果业发展的经验,从中提炼出林果业发展过程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对新疆发展特色林果业提供借鉴,以此作为全文研究的大背景。基础篇:剖析了新疆特色林果业发展现状。对新疆特色林果业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简要回顾,重点分析了新疆特色林果业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定性及定量分析了新疆发展特色林果业具备的优势,剖析了新疆特色林果业发展的特征、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此作为全文研究的另一背景。研究篇:对林果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综合研究:在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用来解释和分析新疆特色林果业发展要素的“钻石模型”,探讨了新疆特色林果业发展主要影响因素;在分析影响因素及借鉴林果发达国家和地区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了新疆特色林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并尝试地对林果业可持续法指标体系进行评价;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探提出了适合新疆区情的林果业发展战略;探寻新疆特色林果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对策篇: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探讨新疆特色林果业的基地能力建设、加工能力建设、科技支撑能力建设、市场营销能力建设、灾害防控能力建设及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建设等问题,为有关部门制定决策提供依据。
耿立锋[10]（2007）在《河北现代果业发展战略与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河北是果品生产大省,面积居全国首位,产量居全国第二位,果品产业在河北地方经济发展占有重要位置,已被省委、省政府确定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河北果业的发展对于中国果业的发展,对于河北农业经济的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系统分析河北果业发展的各种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对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一系列对策措施,对于指导河北果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着此目的,通过文献检索、统计分析、实地调查、相关部门走访等方法,简要分析了国内外果业发展现状及趋势,深入研究了河北果业发展的历史演变规律,全面分析了河北果业发展现状,研究了发展河北现代果业的优势和制约因素,研究了河北现代果业的发展战略和对策措施。通过以上研究,本文总结归纳出了河北果业发展中形成的六种基地建设模式和五种产业化经营模式;客观地分析了河北现代果业发展中有着地理区位优势、资源规模优势、科技支撑优势和政策环境优势;找出了在生产环节、市场流通环节、贮藏与加工环节、质量安全和政策体制环节存在的制约因素;在对河北果业进行深入的分析基础上,结合河北实际,提出了河北现代果业概念、内涵及特征;提出了发展河北现代果业思路及实现“栽植良种化、布局区域化、基地规模化、管理集约化、生产标准化、技术现代化、装备机械化、果农知识化、服务社会化、经营产业化”现代果业体系的总体目标;提出了由八个一级指标和四十个二级指标构成现代果业体系指标框架;最后提出了发展河北现代果业的主要战略对策,重点提出了在现有“五片两带”区域布局基础上,划分八大果品优势产区的地理区位布局方案和以梨、苹果等为主的八类果树树种、品种布局方案,提出了主要栽培树种的结构调整方案,提出了推进标准化生产、加强果品质量安全、提升科技水平、培育新型农民、发展龙头企业,加大扶持力度等方面针对性、可操作性较强的具体对策措施。
二、加入WTO后我国果业发展中亟待加强的几个生产环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入WTO后我国果业发展中亟待加强的几个生产环节（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基础理论与相关文献评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对金融开放的理解 |
| 2.1.2 对中国金融开放阶段的历史界定 |
| 2.1.3 对被动开放和主动开放的理解 |
| 2.1.4 对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界定 |
| 2.1.5 对发展的理解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内生增长理论 |
| 2.2.2 自组织理论 |
| 2.2.3 理论基础的适用性分析 |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 2.3.1 市场开放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
| 2.3.2 1840-1927年间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发展 |
| 2.3.3 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业发展 |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 第3章 被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840-1927年) |
| 3.1 五口通商与近代金融市场被动开放 |
| 3.2 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银行对华资本牵制 |
| 3.2.1 外国在华银行市场进入及市场垄断 |
| 3.2.2 外国在华银行对旧式金融机构的资本牵制 |
| 3.2.3 中外金融机构互动实质:资本侵略 |
| 3.3 旧式金融机构的历史沉浮 |
| 3.3.1 本土钱庄的近代化转型 |
| 3.3.2 本土票号的时代衰落 |
| 3.4 现代银行业的曲折探索 |
| 3.4.1 发展背景:外商银行干涉与封建势力阻挠 |
| 3.4.2 “官护”银行兴起阶段 |
| 3.4.3 华资银行新设阶段 |
| 3.4.4 本土银行业联合发展阶段 |
| 3.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4章 主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 |
| 4.1 改革开放与中国金融市场主动开放 |
| 4.2 市场开放与中国银行业“顶层设计”(1978-2001年) |
| 4.2.1 “开大门”的金融开放 |
| 4.2.2 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
| 4.2.3 探索国有银行改革 |
| 4.2.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搭建二级银行体系 |
| 4.3 扩大对外开放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化调整(2001-2008年) |
| 4.3.1 全面对外开放 |
| 4.3.2 准确定义中央银行地位 |
| 4.3.3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
| 4.3.4 “准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化改革 |
| 4.3.5 发展城市商业银行 |
| 4.3.6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本土银行业增量改革 |
| 4.4 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多元化布局(2008年后) |
| 4.4.1 中国银行业“走进”国际视野 |
| 4.4.2 中央银行制度完善 |
| 4.4.3 农村金融机构深化发展 |
| 4.4.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建立多元银行体系 |
| 4.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5章 被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5.1 实证分析背景 |
| 5.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研究对象 |
| 5.2.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
| 5.3.1 研究假设 |
| 5.3.2 研究方法介绍 |
| 5.3.3 样本的基本特征与相关性分析 |
| 5.3.4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3.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5.3.6 中介效应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主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研究模型介绍 |
| 6.1.3 变量介绍 |
| 6.1.4 变量基本统计量 |
| 6.1.5 共线性和相关性检验 |
| 6.2 主动开放影响实证分析 |
| 6.2.1 全样本分析 |
| 6.2.2 第二阶段分析 |
| 6.2.3 第三阶段分析 |
| 6.3 不同银行异质性影响分析 |
| 6.3.1 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 |
| 6.3.2 股份制商业银行 |
| 6.3.3 城市商业银行 |
| 6.3.4 农村商业银行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内生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6.6.1 全样本影响结论 |
| 6.6.2 不同阶段影响结论 |
| 6.6.3 不同类型银行影响结论 |
| 第7章 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逻辑、特征、经验及启示 |
| 7.1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逻辑 |
| 7.1.1 历史的变迁:两次金融开放的变迁递进 |
| 7.1.2 政策(环境)的变迁:不同政策效能的变迁差异 |
| 7.1.3 理念的变迁:金融机构变迁发生的关键 |
| 7.2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特征 |
| 7.2.1 以金融开放作为发展起点 |
| 7.2.2 以渐进式改革作为发展思路 |
| 7.2.3 以个体发展带动整体变革 |
| 7.2.4 以增量改革促进存量改革 |
| 7.2.5 以机构改革和功能完善协调推进机构发展 |
| 7.3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经验 |
| 7.3.1 以发挥本土优势为导向 |
| 7.3.2 在开放学习中坚持本土适应性 |
| 7.3.3 发挥主体的内生性带动作用 |
| 7.3.4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动力 |
| 7.3.5 坚持发展的与时俱进 |
| 7.3.6 结合宏观调控与微观主体能动性 |
| 7.4 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发展启示 |
| 7.4.1 立足国情: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家战略的一致性 |
| 7.4.2 依托本土:激发本土银行部门发展的自觉能动性 |
| 7.4.3 政府定位:完善金融开放中的政府作用 |
| 7.4.4 以史为鉴:推广金融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中国方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表 |
| 致谢 |
（3）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中美贸易争端解决对中国贸易发展的重要性 |
|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中美争端解决的重要意义 |
| 三、中美法律技术脱节和中美贸易争端的关系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 |
| 二、关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 |
| 三、关于中美贸易争端的研究 |
| 四、关于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 五、关于美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 六、关于中美贸易发展和战略的研究 |
| 七、关于中国发展战略和实力的研究 |
| 八、研究现状评述及启示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 |
| 一、研究范畴 |
| 二、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与外延 |
| 第一节 法律技术的概念发展及特征 |
| 一、法律技术的概念渊源 |
| 二、法律技术的概念拓展 |
| 三、法律技术的特性 |
| 第二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基本内容 |
| 一、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 |
| 二、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和特征 |
| 第三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影响 |
| 一、法律技术脱节在国内领域的影响 |
| 二、法律技术脱节在国际领域的影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WTO框架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WTO的发展与现状 |
| 一、WTO制度发展 |
| 二、WTO规则体系的困境 |
| 第二节 中国对美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 一、入世后中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 二、中国对美贸易战略演变 |
| 三、中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 第三节 美国对中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 一、2001 年至今美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 二、美国对华贸易战略演变 |
| 三、美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美贸易争端的法律技术脱节案例表现 |
| 第一节 中国诉美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 二、美国应诉方式法律性强 |
| 三、从案件结果看 |
| 第二节 美国诉中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 二、案件涉及传统贸易和美国优势领域 |
| 三、中国应诉方式政治性强 |
| 四、从案件结果看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美在WTO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一节 中美贸易争端涉及的实体法领域概况 |
| 第二节 中美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内容和特点 |
| 一、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内容 |
| 二、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特点 |
| 第三节 中美实体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 一、实体性立法领域的原因 |
| 二、实体法适用领域的原因 |
| 第五章 中美在WTO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一节 中美“双反”案件中程序性的法律技术脱节 |
| 一、AD和 SCM中的程序性规定 |
| 二、中美涉反倾销或反补贴程序案的概况 |
| 三、中美在双反领域中的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二节 中美在DSU程序中的法律技术脱节 |
| 一、DSU程序性规定 |
| 二、中美WTO争端案件涉DSU程序概况 |
| 三、中美在DSU程序下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三节 中美WTO争端中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 一、程序价值理念不一致 |
| 二、程序性立法差异 |
| 三、程序法适用差异 |
| 第六章 WTO体系下中国的贸易法律技术调整方案 |
| 第一节 贸易法价值合法化 |
| 一、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 |
| 二、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原则 |
| 三、实体法和程序法并重原则 |
| 第二节 中国对美贸易立法技术调整方案 |
| 一、平衡内外的立法方针 |
| 二、调整立法机制和机构 |
| 三、确立科学的立法规范 |
| 第三节 中国对美贸易法律适用技术调整方案 |
| 一、法律适用部门分工专业化机制化 |
| 二、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贸易争端解决 |
| 三、建立与立法机构的反馈机制 |
| 四、转变“第三方”思维,实践中提高对实体法的解释能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着作 |
| (二)中文译着 |
| (三)中文论文 |
| (四)中文学位论文 |
| 二、英文参考文献 |
| (一)英文着作 |
| (二)英文论文 |
| 三、相关网站数据库 |
| 附件:中美提交WTO争端案件统计(2001-2019) |
| 致谢 |
（4）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规则研究 ——以欧盟和北美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基本问题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与理论的梳理 |
| 一、金融服务的相关定义与功能定位 |
| 二、金融服务贸易壁垒的特征与评估 |
| 三、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效应与风险 |
| 第二节 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现状与问题 |
| 一、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发展进程 |
| 二、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法律架构 |
| 三、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存在的问题 |
| 四、对本文研究范围的界定与阐释 |
| 第二章 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供给侧效应 |
| 第一节 世界贸易组织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纪律约束 |
|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三种机制的厘清 |
|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纪律的文本表述 |
| 第二节 区域规则的需求与供给 |
| 一、萨伊定律对区域规则的借鉴与启示 |
| 二、区域规则需求的回应和供给的裨益 |
|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的溯源与流变 |
| 四、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的功能与局限 |
| 第三节 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价值考量 |
| 一、优化与升级其他金融服务贸易规则 |
| 二、因应贸易壁垒与规则碎片化的问题 |
| 三、放大区域金融服务贸易的整体效应 |
| 第四节 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与其他规则的互动 |
| 一、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对区域规则的融解 |
| 二、欧盟与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冲突协调 |
| 第三章 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 |
| 第一节 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概述 |
| 一、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立法特征 |
| 二、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法律渊源 |
| 三、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运行发展 |
| 第二节 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 |
| 一、设立和提供服务自由原则 |
| 二、相互承认原则 |
| 三、母国控制原则 |
| 四、最低限度协调原则 |
| 五、一次性原则 |
| 第三节 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显着特性 |
| 一、规则框架的系统化 |
| 二、保障机制的强势性 |
| 三、数据规则的前瞻性 |
| 四、刑事法律的统一性 |
| 五、跨境规则的便利性 |
| 第四节 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新发展及评述 |
| 一、聚焦于消费者与投资者保护的趋势 |
| 二、数字贸易与信息数据一体化的趋势 |
| 三、国际金融机构软法标准的引入趋势 |
| 四、英国脱欧后的影响及欧盟规则评述 |
| 第四章 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 |
| 第一节 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概述 |
| 一、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政策背景 |
| 二、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脉络梳理 |
| 三、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架构体例 |
| 第二节 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 |
| 一、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原则 |
| 二、市场准入原则 |
| 三、透明度原则 |
| 四、审慎例外原则 |
| 第三节 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显着特性 |
| 一、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立法模式 |
| 二、负面清单创新模式的立法技术特色 |
| 三、对金融服务投资者的权利保护倾向 |
| 四、东道国和母国管理权相平衡的导向 |
| 第四节 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新发展及评述 |
| 一、保险规则的政策差异趋势 |
| 二、审慎监管及透明度的发展 |
| 三、数字贸易规则的变化趋势 |
| 第五章 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一节 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总体趋势的评述 |
| 一、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溢出趋势 |
| 二、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价值多元趋势 |
| 三、审慎例外和国际软法标准的融合化 |
| 四、国际法义务和国内法措施有效联结 |
| 五、普遍关注投资者与消费者权利保护 |
| 第二节 对外自贸协定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建议 |
| 一、对外自贸协定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现状评析 |
| 二、对外自贸协定金融服务贸易谈判的关注焦点 |
| 第三节 内地与港澳CEPA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升级 |
| 一、CEPA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现状与发展 |
| 二、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对CEPA的借鉴 |
| 第四节 国内自贸试验区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对标 |
| 一、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新标准的压力测试 |
| 二、国内自贸试验区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多个视角的测算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垂直专业化的研究 |
| 1.3.2 关于贸易增加值的研究 |
| 1.3.3 关于GVC地位指数和GVC参与度的研究 |
| 1.3.4 关于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出口品技术含量的研究 |
| 1.4 研究思路及主要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 |
| 1.4.2 主要研究内容 |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 |
| 2.1.2 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的出口和进口 |
| 2.1.3 增加值贸易和贸易增加值 |
| 2.2 全球价值链理论 |
| 2.2.1 全球价值链概念的来源和定义 |
| 2.2.2 全球价值链形成的动力驱动理论 |
| 2.2.3 全球价值链的测度理论 |
| 2.3 产业关联与世界投入产出表 |
| 2.3.1 产业关联的相关概念 |
| 2.3.2 世界投入产出表的基本结构 |
| 2.3.3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产业关联分析指标 |
| 2.3.4 世界投入产出表的优点 |
| 第3章 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中间品贸易视角 |
| 3.1 中国制造业对进口中间品的依赖程度分析 |
| 3.1.1 制造业整体进口中间品占其中间投入总量的比重分析 |
| 3.1.2 制造业细分行业进口中间品占其中间投入总量的比重分析 |
| 3.1.3 制造业进口中间品对特定贸易伙伴国的依赖程度分析 |
| 3.1.4 小结 |
| 3.2 中国制造业对出口中间品的依赖程度分析 |
| 3.2.1 制造业整体对中间品出口的依赖程度分析 |
| 3.2.2 制造业细分行业对中间品出口的依赖程度分析 |
| 3.2.3 制造业出口中间品对特定贸易伙伴国的依赖程度分析 |
| 3.2.4 小结 |
| 3.3 本章结论 |
| 第4章 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贸易增加值视角 |
| 4.1 进出口增加值的核算及分解框架 |
| 4.1.1 全球价值链分解方法的理论进展 |
| 4.1.2 进出口增加值的核算及分解框架 |
| 4.2 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的测算及国际比较 |
| 4.2.1 制造业整体出口增加值的变化轨迹及国际比较 |
| 4.2.2 制造业细分行业出口增加值的变化轨迹及国际比较 |
| 4.2.3 小结 |
| 4.3 中国制造业进口增加值的测算及国际比较 |
| 4.3.1 制造业整体进口增加值的变化轨迹及国际比较 |
| 4.3.2 制造业细分行业进口增加值的变化轨迹及国际比较 |
| 4.3.3 小结 |
| 4.4 贸易增加值核算口径与海关统计口径对比分析 |
| 4.4.1 海关统计口径下制造业进出口差额的变化轨迹 |
| 4.4.2 贸易增加值口径下制造业进出口差额的变化轨迹 |
| 4.4.3 贸易增加值核算口径与海关统计口径进出口差额的对比分析 |
| 4.4.4 小结 |
| 4.5 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影响因素的结构分解分析(SDA) |
| 4.5.1 结构分解分析(SDA)概述 |
| 4.5.2 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影响因素的SDA分解模型 |
| 4.5.3 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影响因素的SDA分解结果 |
| 4.5.4 小结 |
| 4.6 本章结论 |
| 第5章 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参与方式视角 |
| 5.1 全球价值链参与方式的测算方法 |
| 5.1.1 全球价值链参与方式的种类及涵义 |
| 5.1.2 全球价值链前向和后向参与方式的测算方法 |
| 5.2 中国制造业整体全球价值链前向和后向参与方式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 5.2.1 制造业整体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方式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 5.2.2 制造业整体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方式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 5.2.3 小结 |
| 5.3 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和后向参与方式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 5.3.1 制造业细分行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方式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 5.3.2 制造业细分行业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方式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 5.3.3 小结 |
| 5.4 本章结论 |
| 第6章 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技术含量视角 |
| 6.1 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测算方法 |
| 6.1.1 出口产品包含的总技术含量 |
| 6.1.2 出口产品包含的国内技术含量 |
| 6.1.3 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指数 |
| 6.2 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测算及分析 |
| 6.2.1 制造业整体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及国际比较 |
| 6.2.2 制造业细分行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及国际比较 |
| 6.2.3 小结 |
| 6.3 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影响因素的结构分解分析(SDA) |
| 6.3.1 制造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影响因素的SDA分解模型 |
| 6.3.2 制造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影响因素的SDA分解结果 |
| 6.3.3 小结 |
| 6.4 本章结论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及政策含义 |
| 7.1.1 主要结论 |
| 7.1.2 政策含义 |
| 7.2 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 |
| 7.2.1 研究局限及不足之处 |
| 7.2.2 未来研究方向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6）城乡关系演变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研究 ——基于“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外关于城乡关系的研究 |
| 1.2.2 国内外关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研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 1.3.1 城乡关系 |
| 1.3.2 城乡关系演变 |
| 1.3.3 农村产业融合 |
| 1.3.4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6.1 可能的创新点 |
| 1.6.2 可能的不足 |
| 2.理论基础与理论框架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 |
| 2.1.2 二元经济理论 |
| 2.1.3 产业组织理论 |
| 2.1.4 交易费用与产权理论 |
| 2.1.5 分工与产业融合理论 |
| 2.2 基于“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 |
| 2.2.1 政府政策支持与制度供给 |
| 2.2.2 要素市场配置 |
| 2.2.3 经营主体功能 |
| 2.2.4 政府、市场与经营主体的逻辑关系 |
| 2.3 “三个维度”分析框架的说明 |
| 3.“政府”维度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分析 |
| 3.1 政府、市场与经营主体关系辨析 |
| 3.1.1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3.1.2 政府、市场作用下的经营主体 |
| 3.2 政府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济学解释 |
| 3.3 政府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机制分解 |
| 3.3.1 产业政策支持与农业补贴 |
| 3.3.2 基础设施建设 |
| 3.3.3 公共服务平台 |
| 3.3.4 创新金融扶持 |
| 3.3.5 产权确认与保护 |
| 3.4 小结 |
| 4.“市场”维度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分析 |
| 4.1 要素市场机制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
| 4.2 要素市场的价格机制 |
| 4.2.1 土地市场的价格机制 |
| 4.2.2 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机制 |
| 4.2.3 资本市场的价格机制 |
| 4.2.4 技术市场的价格机制 |
| 4.3 要素市场的竞争机制 |
| 4.4 要素市场的信息机制 |
| 4.5 小结 |
| 5.“经营主体”维度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分析 |
| 5.1 政府与市场约束下经营主体理性行为分析 |
| 5.1.1 政府与市场的约束作用 |
| 5.1.2 双重约束下经营主体的有限理性行为 |
| 5.2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中经营主体之间的行为博弈 |
| 5.2.1 农户与农户之间的博弈分析 |
| 5.2.2 农户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分析 |
| 5.2.3 企业、合作组织与农户之间的博弈分析 |
| 5.2.4 家庭农场与合作社之间的博弈分析 |
| 5.2.5 概括性总结 |
| 5.3 “经营主体”行为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
| 5.4 小结 |
| 6.中国城乡关系演变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
| 6.1 中国城乡关系与农村产业融合进程 |
| 6.1.1 典型事实 |
| 6.1.2 阶段划分 |
| 6.1.3 “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阐释 |
| 6.1.4 概括性总结 |
| 6.2 城乡二元分割阶段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
| 6.2.1 城乡二元分割阶段的典型事实 |
| 6.2.2 城乡二元分割阶段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概况 |
| 6.2.3 “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阶段性阐释 |
| 6.2.4 概括性总结 |
| 6.3 城乡关系缓和阶段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
| 6.3.1 城乡关系缓和阶段的典型事实 |
| 6.3.2 城乡关系缓和阶段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概况 |
| 6.3.3 “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阶段性阐释 |
| 6.3.4 概括性总结 |
| 6.4 城乡一体化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
| 6.4.1 城乡一体化阶段的典型事实 |
| 6.4.2 城乡一体化阶段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概况 |
| 6.4.3 “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阶段性阐释 |
| 6.4.4 概括性总结 |
| 6.5 小结 |
| 7.“政府、市场、经营主体”维度的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实证检验 |
| 7.1 理论推导 |
| 7.1.1 两种极端情境的考察 |
| 7.1.2 一般情境考察 |
| 7.1.3 农业生产的考察 |
| 7.2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测度 |
| 7.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7.3.1 政府干预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
| 7.3.2 市场化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
| 7.3.3 农业经营主体成长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
| 7.4 小结 |
| 8.国外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借鉴 |
| 8.1 日本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 |
| 8.1.1 日本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现实 |
| 8.1.2 日本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性事实 |
| 8.1.3 日本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经验 |
| 8.2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 |
| 8.2.1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现实 |
| 8.2.2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性事实 |
| 8.2.3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经验 |
| 8.3 法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 |
| 8.3.1 法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现实 |
| 8.3.2 法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性事实 |
| 8.3.3 法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经验 |
| 8.4 荷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 |
| 8.4.1 荷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现实 |
| 8.4.2 荷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性事实 |
| 8.4.3 荷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经验 |
| 8.5 美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 |
| 8.5.1 美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现实 |
| 8.5.2 美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性事实 |
| 8.5.3 美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经验 |
| 8.6 小结 |
| 9.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政府制度供给与服务 |
| 9.2.2 大力促进竞争有效要素市场形成 |
| 9.2.3 强化经营主体地位,优化经营主体功能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7）区域农业安全理论及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在农业安全领域的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在农业安全领域的研究现状 |
| 1.3.3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 |
| 1.4.1 区域农业安全理论研究 |
| 1.4.2 中国农业安全状况实证研究 |
| 1.4.3 中国农业安全体系发展战略研究 |
| 1.4.4 省域区域农业安全体系案例研究——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 |
| 1.5 论文研究方法 |
| 1.5.1 系统研究 |
| 1.5.2 历史研究 |
| 1.5.3 实证研究 |
| 1.5.4 文献研究 |
| 1.6 论文研究思路 |
| 1.7 文章逻辑结构 |
| 第二章 区域农业安全理论研究 |
| 2.1 理论渊源 |
| 2.1.1 系统科学 |
| 2.1.2 地理科学 |
| 2.1.3 历史科学 |
| 2.1.4 全球化理论 |
| 2.2 区域农业安全理论的提出 |
| 2.2.1 区域农业安全理论概念及结构层次 |
| 2.2.2 区域农业安全理论的发展原理 |
| 2.2.3 区域内农业安全理论的发展范畴 |
| 2.2.4 区域农业安全理论发展路径 |
| 2.2.5 区域农业安全理论的农业国际合作的理论框架 |
| 2.3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省域区域层次农业安全状况研究 |
| 3.1 新疆食品安全实证研究 |
| 3.1.1 新疆食品安全特征 |
| 3.1.2 新疆食品安全现状 |
| 3.1.3 新疆食品安全面临挑战 |
| 3.2 新疆粮食安全实证研究 |
| 3.2.1 新疆粮食安全特征 |
| 3.2.2 新疆粮食安全现状 |
| 3.2.3 新疆粮食安全面临挑战 |
| 3.3 新疆农村牧区安全实证研究 |
| 3.3.1 新疆农村牧区安全特征 |
| 3.3.2 新疆农村牧区安全现状 |
| 3.3.3 存在的主要挑战 |
| 3.4 新疆区农业地理安全实证研究 |
| 3.4.1 新疆农业地理安全特征 |
| 3.4.2 新疆农业地理安全现状 |
| 3.4.3 新疆农业地理安全面临主要挑战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农业安全状况实证研究 |
| 4.1 国内农业系统的发展历程分析 |
| 4.1.1 粮食安全 |
| 4.1.2 农村牧区安全 |
| 4.1.3 食品安全 |
| 4.1.4 农业地理安全 |
| 4.2 国内农业安全形势及面临的主要挑战 |
| 4.2.1 食品安全 |
| 4.2.2 粮食安全 |
| 4.2.3 农村牧区安全 |
| 4.2.4 农业地理安全 |
| 4.3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农业国际合作实证研究 |
| 5.1 合作背景——国际农业系统安全状况 |
| 5.1.1 国际食品安全 |
| 5.1.2 国际粮食安全 |
| 5.1.3 国际农村牧区安全 |
| 5.1.4 国际农业地理安全 |
| 5.2 中国农业国际合作发展历程 |
| 5.2.1 1949-1978年,确立了对外贸易的国家统制政策 |
| 5.2.2 1979-2000年,农业开放格局逐步形成 |
| 5.2.3 2001年-至今,深度融入全球农业体系 |
| 5.3 中国农业国际合作发展形势 |
| 5.3.1 农业贸易 |
| 5.3.2 国际农业投资 |
| 5.3.3 体系建设 |
| 5.4 当前农业国际合作面临的挑战 |
| 5.4.1 农业内生动力不足 |
| 5.4.2 外部性问题 |
| 5.4.3 冲突增强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农业安全体系建设发展战略 |
| 6.1 中国农业安全体系基础结构与层次 |
| 6.2 中国农业安全体系建设任务 |
| 6.2.1 食品安全 |
| 6.2.2 粮食安全 |
| 6.2.3 农村牧区安全 |
| 6.2.4 生物地理安全工程建设 |
| 6.2.5 国际农业安全建设 |
| 6.3 中国国内农业安全体系建设基础战略 |
| 6.3.1 农业生产体系建设战略 |
| 6.3.2 农业社区体系建设战略 |
| 6.3.3 农业社会系统工程 |
| 6.4 中国农业国际合作战略 |
| 6.4.1 农业国际合作层次 |
| 6.4.2 中国农业国际合作重点战略 |
| 6.5 中国农业安全工程体系的建设机制 |
| 6.5.1 明确将农村现代化确立为国家现代化的主要目标 |
| 6.5.2 制定科学的农业安全战略调整方案 |
| 6.5.3 运用系统科学理论指导国家农业安全工程建设 |
| 6.5.4 认真动员人民群众的参与 |
| 6.5.5 建立全球农业安全合作机制 |
| 6.6 小结 |
| 第七章 省域区域农业安全体系建设规划案例研究 |
| 7.1 规划背景 |
| 7.2 规划理念 |
| 7.3 总体设计 |
| 7.4 主要目标 |
| 7.4.1 食品安全 |
| 7.4.2 粮食安全 |
| 7.4.3 农村牧区安全 |
| 7.4.4 农业地理安全 |
| 7.5 重点示范工程及空间布局 |
| 7.5.1 有机生产重点示范工程及空间布局 |
| 7.5.2 有机社区重点示范工程及地理空间分布 |
| 7.5.3 有机社会重点工程布局 |
| 7.6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区域农业安全理论研究 |
| 8.2 中国农业安全体系发展研究 |
| 8.2.1 中国农业系统建设的经验教训及发展形势 |
| 8.2.2 中国农业安全体系结构及建设任务 |
| 8.2.3 中国农业安全体系发展战略 |
| 8.2.4 中国农业国际合作发展战略 |
| 8.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安全体系形势及建设规划 |
| 8.4.1 新疆农业安全形势 |
| 8.4.2 新疆有机农业安全示范工程建设认识 |
| 8.5 研究特色及创新说明 |
| 8.5.1 理论创新 |
| 8.5.2 主要贡献 |
| 8.6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8.7 今后设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中国水果出口的贸易演进及优化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表目录 |
| 图目录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范围的界定及数据来源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及评述 |
| 1.3.1 关于贸易增长分析方法的研究及评述 |
| 1.3.2 国际市场势力的相关研究及评述 |
| 1.3.3 关于国际竞争力分析的研究及评述 |
| 1.3.4 关于水果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贸易结构的研究及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研究的创新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2 贸易结构演进的理论基础及评定方法 |
| 2.1 贸易结构演进的理论基础 |
| 2.1.1 比较优势理论 |
| 2.1.2 要素比例变化理论 |
| 2.1.3 关税同盟理论 |
| 2.1.4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
| 2.1.5 产业内贸易理论 |
| 2.2 贸易演化的评定方法 |
| 2.2.1 国际市场占有率 |
| 2.2.2 贸易竞争指数 |
| 2.2.3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
| 2.2.4 固定市场份额模型 |
| 2.2.5 贸易引力模型 |
| 2.2.6 剩余弹性需求模型 |
| 3 中国水果产业发展及结构变化分析 |
| 3.1 中国水果产业发展的资源禀赋分析 |
| 3.2 中国水果生产（供给）结构分析 |
| 3.2.1 中国水果及其主要品种产量 |
| 3.2.2 主要水果的品种结构变化 |
| 3.2.3 主要水果品种区域变化 |
| 3.2.4 中国主要水果品种在世界生产中的地位 |
| 3.2.5 中国主要果品加工业的发展变化 |
| 3.3 中国水果出口的结构及特征分析 |
| 3.3.1 中国水果出口的结构总体特征分析 |
| 3.3.2 中国水果出口品种的结构特征 |
| 3.3.3 中国水果出口市场的结构特征 |
| 3.3.4 中国水果出口市场的依赖性分析 |
| 3.3.5 中国主要出口水果的国际竞争力分析 |
| 3.3.6 小结 |
| 4 中国水果在主要出口市场的贸易及结构演进分析 |
| 4.1 中国水果在东盟市场的贸易及结构演进分析 |
| 4.1.1 中国水果对东盟市场的出口变化分析 |
| 4.1.2 中国水果在东盟市场的出口增长变动分析 |
| 4.2 中国水果在俄罗斯市场的贸易及结构演进分析 |
| 4.2.1 中国水果对俄罗斯出口的变化分析 |
| 4.2.2 中国水果在俄罗斯市场的出口增长变动分析 |
| 4.3 中国水果在日本市场的出口变动分析 |
| 4.4 中国水果在美国市场的出口增长变动分析 |
| 4.5 中国水果在欧盟市场的出口增长变动分析 |
| 4.6 小结 |
| 5 中国主要水果的贸易流向及国际市场势力分析 |
| 5.1 中国苹果的贸易流向及其国际市场势力分析 |
| 5.1.1 中国苹果贸易流向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1.2 中国苹果国际市场势力实证分析 |
| 5.1.3 小结 |
| 5.2 中国梨果的贸易流向及国际市场势力分析 |
| 5.2.1 中国梨果的贸易流向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5.2.2 中国梨果国际市场势力实证分析 |
| 5.2.3 小结 |
| 5.3 中国柑桔的贸易流向及国际市场势力分析 |
| 5.3.1 中国柑橘贸易流向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5.3.2 中国柑橘国际市场势力实证分析 |
| 5.3.3 小结 |
| 6 中国水果出口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
| 6.1 影响中国水果出口的价格与成本因素分析 |
| 6.1.1 影响中国水果出口的价格因素分析 |
| 6.1.2 影响中国水果出口的成本因素分析 |
| 6.1.3 小结 |
| 6.2 贸易壁垒对中国水果出口的影响分析 |
| 6.2.1 贸易壁垒的演变及其影响 |
| 6.2.2 SPS 壁垒对中国水果出口影响的理论分析 |
| 6.2.3 SPS 壁垒对中国水果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2.4 小结 |
| 6.3 果农无公害种植行为实施意愿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分析 |
| 6.3.1 果农无公害种植行为实施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3.2 果农实施无公害种植行为的作用机理分析 |
| 6.3.3 小结 |
| 6.4 消费者需求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4.1 消费者品种需求变化的影响分析 |
| 6.4.2 品牌和信誉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分析 |
| 6.4.3 小结 |
| 7 中国水果出口贸易的发展趋势及其优化策略 |
| 7.1 中国水果出口贸易的总体发展趋势分析 |
| 7.2 中国水果主要出口市场的发展趋势及其优化策略 |
| 7.2.1 中国对东盟水果出口的发展趋势及优化策略 |
| 7.2.2 中国水果在俄罗斯市场发展趋势及其优化策略 |
| 7.2.3 中国水果在日本市场发展趋势及其优化策略 |
| 7.2.4 中国水果在美国市场发展趋势及其优化策略 |
| 7.2.5 中国水果在欧盟市场发展趋势及其优化策略 |
| 7.3 中国主要出口水果的发展趋势及其优化策略 |
| 7.3.1 中国苹果出口的发展趋势及其优化策略 |
| 7.3.2 中国梨果出口的发展趋势及其优化策略 |
| 7.3.3 中国柑桔出口的发展趋势及其优化策略 |
| 7.3.4 中国板栗出口的发展趋势及其优化策略 |
| 7.3.5 中国葡萄出口的发展趋势及其优化策略 |
| 7.4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成果 |
（9）可持续视角下的新疆特色林果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言 |
| 1.1 研究主题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主题 |
| 1.1.3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目的和方法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国内外有关林果业发展的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概况 |
| 1.3.2 国内研究概况 |
| 1.3.3 研究评述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产业的含义 |
| 1.4.2 特色产业的含义 |
| 1.4.3 优势产业、主导产业、支柱产业、战略产业 |
| 1.4.4 林果业相关概念 |
| 1.5 本文的研究范围 |
| 1.6 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 1.6.1 研究思路 |
| 1.6.2 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7 论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7.1 可能的创新 |
| 1.7.2 不足之处 |
| 本章注释 |
| 2. 林果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 |
| 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 比较优势理论 |
| 2.3 竞争优势理论 |
| 2.4 规模经济理论 |
| 2.5 产业经济理论 |
| 2.5.1 产业结构理论 |
| 2.5.2 产业组织理论 |
| 2.5.3 产业政策理论 |
| 2.6 农业产业化理论 |
| 本章注释 |
| 3. 国外林果业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
| 3.1 世界林果业发展概述 |
| 3.1.1 世界林果产品生产及其加工概况 |
| 3.1.2 世界果品贸易概况 |
| 3.2 国外林果业发展的经验与借鉴 |
| 3.2.1 国外林果业发展概况 |
| 3.2.2 国外林果业发展的经验与借鉴 |
| 3.2.3 国外林果业可持续发展对新疆的几点启示 |
| 本章注释 |
| 4. 新疆特色林果业发展现状剖析 |
| 4.1 新疆特色林果业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
| 4.1.1 发展新疆特色林果业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
| 4.1.2 发展新疆林果业有助于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换 |
| 4.1.3 发展新疆林果业有助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 |
| 4.1.4 发展新疆林果业有利于深化农村改革 |
| 4.1.5 发展新疆林果业有利于新疆生态环境的保护 |
| 4.2 新疆特色林果业发展的特征分析 |
| 4.2.1 供需矛盾性 |
| 4.2.2 栽培的地域性 |
| 4.2.3 劳动密集性 |
| 4.2.4 产销安全性 |
| 4.2.5 生态性 |
| 4.2.6 市场需求多重性 |
| 4.2.7 发展的不平衡性 |
| 4.2.8 鲜活易损性 |
| 4.2.9 复杂性 |
| 4.3 新疆特色林果业比较优势分析 |
| 4.3.1 比较优势的内涵 |
| 4.3.3 新疆林果业比较优势的定性分析与定量测算 |
| 4.4 新疆特色林果业发展现状 |
| 4.4.1 新疆特色林果业发展阶段分析 |
| 4.4.2 新疆特色林果种植现状 |
| 4.4.3 新疆特色林果贮藏加工现状 |
| 4.4.4 新疆特色林果销售现状 |
| 4.4.5 特色林果业对果农增收的贡献 |
| 4.5 新疆特色林果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5.1 基地建设水平低 |
| 4.5.2 林果产业结构不合理 |
| 4.5.3 科技管理水平低 |
| 4.5.4 生产技术难已突破 |
| 4.5.5 产业化程度低 |
| 4.5.6 市场营销能力弱 |
| 4.5.7 社会化服务水平低 |
| 本章注释 |
| 5. 新疆特色林果业发展要素分析 |
| 5.1 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 |
| 5.1.1 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理论 |
| 5.1.2 对波特“钻石模型”的评价 |
| 5.2 可持续视角下的林果业发展“钻石模型” |
| 5.3 林果业发展的自然资源要素 |
| 5.3.1 自然条件 |
| 5.3.2 气候资源 |
| 5.3.3 水资源 |
| 5.3.4 土地资源 |
| 5.3.5 生物资源 |
| 5.3.6 林果业发展的自然资源要素分析结论 |
| 5.4 林果业发展的经济要素 |
| 5.4.1 资本资源 |
| 5.4.2 市场因素 |
| 5.4.3 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 |
| 5.4.4 林果产业结构 |
| 5.4.5 企业组织、战略和竞争状态 |
| 5.4.6 果农收入 |
| 5.4.7 品牌 |
| 5.4.8 林果业发展的经济因素分析结论 |
| 5.5 林果业发展的社会要素 |
| 5.5.1 新疆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
| 5.5.2 人力资源状况 |
| 5.5.4 机械化 |
| 5.5.5 果农组织 |
| 5.5.6 基础设施 |
| 5.5.7 林果业发展的社会要素分析结论 |
| 5.6 林果业发展的环境要素 |
| 5.6.1 生态环境 |
| 5.6.2 自然灾害 |
| 5.6.3 林果业发展的环境要素分析结论 |
| 5.7 机遇 |
| 5.7.1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机遇 |
| 5.7.2 西部大开发带来了发展机遇 |
| 5.7.3 国家政策带来了发展机遇 |
| 5.7.4 政策带来了发展机遇 |
| 5.7.5 新亚欧大陆桥的开通带来机遇 |
| 5.7.6 市场需求空间大 |
| 5.7.7 信息化带来的机遇 |
| 5.8 政府因素 |
| 5.8.1 制度因素 |
| 5.8.2 政府行为因素 |
| 5.9 新疆特色林果业发展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 |
| 5.10 新疆特色林果业发展机理分析 |
| 5.10.1 新疆特色林果业发展的动力机制 |
| 5.10.2 新疆特色林果业发展的保障机制 |
| 小结 |
| 本章注释 |
| 6. 新疆特色林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及评价 |
| 6.1 构建林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意义及必要性 |
| 6.1.1 构建林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意义 |
| 6.1.2 构建林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必要性 |
| 6.2 新疆特色林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构建 |
| 6.2.1 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类型 |
| 6.2.2 构建林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方法 |
| 6.2.3 构建林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原则 |
| 6.2.4 林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框架 |
| 6.2.5 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及一致性检验 |
| 6.2.6 层次总排序 |
| 6.2.7 权重总排序小结 |
| 6.3 新疆特色林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 |
| 6.3.1 评价的基本步骤 |
| 6.3.2 评价的方法-目标值和指标基础数据的确定 |
| 6.3.3 林果业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估模型 |
| 6.3.4 结论和建议 |
| 本章小结 |
| 本章注释 |
| 7. 新疆特色林果业发展战略构想 |
| 7.1 新疆特色林果业发展的战略环境分析 |
| 7.1.1 SWOT 分析法的基本原理 |
| 7.1.2 新疆特色林果业发展的SWOT 分析 |
| 7.2 新疆特色林果业发展指导思想和战略原则 |
| 7.2.1 指导思想 |
| 7.2.2 战略原则 |
| 7.3 新疆特色林果业发展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 |
| 7.3.1 战略目标 |
| 7.3.2 战略重点 |
| 7.4 战略规划 |
| 7.4.1 主要果品品种规划 |
| 7.4.2 主要果品种植基地区划布局 |
| 7.4.3 主要果品贮藏、保鲜与精深加工基地建设规划 |
| 7.4.4 投资概算与效益分析 |
| 7.5 新疆特色林果业发展战略选择 |
| 7.5.1 政府驱动战略 |
| 7.5.2 科技创新战略 |
| 7.5.3 产业集群战略 |
| 7.5.4 名牌果品战略 |
| 7.5.5 人才战略 |
| 本章注释 |
| 8. 新疆特色林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选择 |
| 8.1 发展模式概述 |
| 8.1.1 模式的概念 |
| 8.1.2 模式的特征 |
| 8.1.3 模式的选择 |
| 8.2 新疆林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 |
| 8.2.1 生态林果业模式 |
| 8.2.2 绿色林果业模式 |
| 8.2.3 休闲林果业模式 |
| 8.2.4 设施林果业模式 |
| 本章小结 |
| 本章注释 |
| 9. 新疆特色林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 |
| 9.1 加强林果业基地能力建设 |
| 9.1.1 优化区域布局和调优品种结构 |
| 9.1.2 加强良种苗木繁育工作 |
| 9.1.3 加强无公害、绿色果品基地建设 |
| 9.1.4 加强出口果品基地建设 |
| 9.1.5 加大林果业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 |
| 9.1.6 加强土地管理，实现适度规模经营 |
| 9.1.7 加强节水灌溉型林果业基地建设 |
| 9.2 通过强化产业化提高林果业加工能力 |
| 9.2.1 林果产业化的内涵及其意义 |
| 9.2.2 林果业产业化的基本条件 |
| 9.2.3 加快培育和扶持龙头企业 |
| 9.2.4 建立林果业产业化的运行机制 |
| 9.2.5 做好产后商品化处理 |
| 9.3 加强林果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
| 9.3.1 创新林果业科技机制 |
| 9.3.2 创新林果业科技体系 |
| 9.3.3 创新科技管理方式 |
| 9.3.4 创新科技人才政策 |
| 9.3.5 积极推广林果业机械化 |
| 9.3.6 加强林果业标准化建设 |
| 9.3.7 建立林果产品贮藏保鲜技术体系 |
| 9.4 加强林果业市场营销能力建设 |
| 9.4.1 完善市场营销体系 |
| 9.4.2 实施果品品牌营销 |
| 9.4.3 构建新的分销网络 |
| 9.4.4 强化营销沟通 |
| 9.4.5 制定有效的果品包装策略 |
| 9.4.6 完善果品物流体系 |
| 9.4.7 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
| 9.4.8 提高果农组织化程度 |
| 9.4.9 组建果品产销战略联盟 |
| 9.5 加快林果业灾害防控能力建设 |
| 9.5.1 林果业生产经营的外部性特点 |
| 9.5.2 新疆林果业灾害防控能力建设的目标 |
| 9.5.3 新疆林果业灾害防控能力建设 |
| 9.6 加快政府对林果业宏观调控能力建设 |
| 9.6.1 发挥政府对新疆林果业的宏观调控作用 |
| 9.6.2 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建设 |
| 本章小结 |
| 本章注释 |
| 10. 总结与展望 |
| 10.1 研究结论 |
| 10.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项目及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10）河北现代果业发展战略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内外果业发展现状 |
| 1.1.2 国内外果业发展趋势 |
| 1.2 现代农业与现代果业 |
| 1.2.1 现代农业的概念 |
| 1.2.2 现代农业的有关研究 |
| 1.2.3 河北现代果业的概念、内涵及特征 |
| 1.2.4 现代果业研究进展 |
| 1.3 本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第二章 调查与分析 |
| 2.1 河北果业发展现状分析 |
| 2.1.1 河北果业发展的历史演变 |
| 2.1.2 河北果业发展取得的主要成效 |
| 2.1.3 河北果业发展中成功的模式 |
| 2.2 发展河北现代果业的优势与制约因素 |
| 2.2.1 河北现代果业发展思路及目标 |
| 2.2.2 河北果业发展的优势 |
| 2.2.3 河北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
| 2.3 促进河北现代果业发展的对策 |
| 2.3.1 优化区域发展布局 |
| 2.3.2 调整树种、品种结构 |
| 2.3.3 实施果品标准化无公害生产 |
| 2.3.4 构建果品质量安全检测监管体系 |
| 2.3.5 提升果业发展科技水平 |
| 2.3.6 培养新型农民 |
| 2.3.7 积极推进果品产业化经营 |
| 2.3.8 加大对果业发展的扶持力度 |
| 第三章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四、加入WTO后我国果业发展中亟待加强的几个生产环节（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D]. 王毅. 吉林大学, 2020(01)
- [3]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D]. 孙舒. 外交学院, 2020(08)
- [4]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规则研究 ——以欧盟和北美为例[D]. 钱芳.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5]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多个视角的测算与分析[D]. 田孟. 天津财经大学, 2019(07)
- [6]城乡关系演变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研究 ——基于“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D]. 刘明辉.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7]区域农业安全理论及实证研究[D]. 赵其波. 中国农业大学, 2015(07)
- [8]中国水果出口的贸易演进及优化策略研究[D]. 张复宏. 山东农业大学, 2013(06)
- [9]可持续视角下的新疆特色林果业发展研究[D]. 孙兰凤. 新疆大学, 2009(01)
- [10]河北现代果业发展战略与对策研究[D]. 耿立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