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神障碍:全球性的发现,本土化的难题(论文文献综述)
刘玉娥[1](2021)在《急诊医护人员为自杀未遂患者心理健康服务影响因素问卷编制及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目的:1.编制一份科学的《急诊医护人员为自杀未遂患者心理健康服务影响因素问卷》并进行信效度检验。2.运用问卷调查急诊医护人员为自杀未遂患者心理健康服务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剖析其中关键的障碍因素和促进因素。3.提出针对可行的临床策略与建议,为改善急诊医护人员心理健康服务行为,预防和减少自杀未遂患者再自杀提供参考依据。研究方法:1.文献研究法:广泛查阅国内外急诊自杀未遂患者心理健康服务相关文献,结合我国医疗服务行为实践及相关行为理论,经过分析提炼,初步形成急诊医护人员为自杀未遂患者心理健康服务影响因素问卷的理论与内容框架。2.质性访谈法:采用目的抽样法抽取湖北省两所综合医院16名急诊医护人员进行半结构深入访谈,进一步丰富并形成急诊医护人员为自杀未遂患者心理健康服务影响因素问卷初稿。3.德尔菲法:选择专家21名,来自全国5个省市的11所大型三级医院及医学高等院校,长期从事于精神卫生学/自杀预防与危机干预、急诊医学、临床护理、护理管理、公共卫生管理领域研究。经两轮专家函询意见,对问卷条目内容进行修改与调整,形成预调查问卷。4.问卷调查法:本研究问卷调查分预调查和正式调查。通过预调查,对问卷进行条目筛选与因子分析得到初始问卷。正式调查前,运用初始问卷调查湖北省287名急诊医护人员,进行问卷信效度验证,最终形成《急诊医护人员为自杀未遂患者心理健康服务影响因素问卷》。正式调查运用自制的一般现状调查表与所编制问卷,对湖北省8所三级综合性医院,12所二级综合性医院的842名急诊医护人员进行现状与影响因素调查。5.统计学方法 采用Excel、SPSS22.0、AMOS23.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与分析。问卷条目筛选与调整,采用区分度法、相关系数法、内部一致性系数及因子载荷量、共同度等;同时采用Cronbach’sα系数、分半信度、重测信度及相关性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等检验问卷的信效度。统计描述中采用均数±标准差、频数、构成比;统计推断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秩和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研究结果:1.急诊医护人员为自杀未遂患者心理健康服务影响因素问卷编制结果:(1)两轮专家函询的专家积极性系数分别为:84%,100%;两轮专家函询的权威系数为:0.839、0.879。肯德尔和谐系数分别为0.415、0.474(P<0.05)。编制问卷包含4个维度(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行为意向),26个条目。该问卷采用Liket5级评分法,满分130分,得分越高,表明急诊医护人员为自杀未遂患者心理健康服务的障碍因素越多,障碍程度越大,反之亦然。(2)问卷总的Cronbach’sα系数0.930,各维度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841、0.747、0.906、0.885;总的问卷分半信度为0.918,重测信度为0.915,信度较好。问卷内容效度指数为0.943。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拟合指标χ2/df=2.584,CFI=0.904,GFI=0.875,AGFI=0.881,RMSEA=0.074,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2.急诊医护人员为自杀未遂患者心理健康服务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1)本研究842名急诊医护人员中,86.22%表示接诊过自杀未遂患者,54.3%表示为自杀未遂患者提供过心理健康服务。但评估患者自杀风险时,仅2.38%的急诊医护人员使用了自杀相关评估工具,建议为患者进行心理会诊或转诊者不足6%,超过75%的急诊医护人员表示从未为患者进行出院后随访。总体上急诊医护人员为自杀未遂患者心理健康服务质量低下。(2)急诊医护人员为自杀未遂患者心理健康服务影响因素总均分为71.97±13.08,表明影响因素条目中既存在关键障碍因素,也包含促进因素。结合心理健康服务质量低下的现状,剖析得分排名前5位的关键障碍因素条目分别是:(1)我觉得为自杀未遂患者心理评估与自杀干预需要精神心理专业人员才能完成;(2)我觉得与自杀未遂患者谈论自杀是件困难的事情;(3)我觉得与患者谈及“自杀”会对其再次造成心理伤害;(4)对我来说随访评估自杀未遂患者出院后的再自杀风险很困难;(5)我不能正确使用自杀风险评估工具(如Beck自杀意念量表、哥伦比亚自杀严重程度评定量表(C-SSRS等))。得分排名后5位的促进因素条目是:(1)我应该为自杀未遂患者心理健康服务;(2)我会将患者自杀行为与其心理健康问题联系起来;(3)我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询问评估患者的心理状况;(4)我愿意与自杀未遂患者沟通其自杀事件;(5)我知道患者自杀的危险因素(如有自杀未遂史、精神障碍、绝望、身患重病、物质滥用等)。(3)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为自杀未遂患者心理健康服务经历”,“自杀预防专业知识培训经历”,“心理健康服务了解程度”,“自杀风险评估工具的使用”为影响问卷总分的自变量,且与总分间呈现负相关。急诊医护人员最希望学习的患者自杀预防知识是:与自杀未遂患者的沟通技巧(35.51%)。最希望获得/增设的心理健康服务资源是:简便可行的自杀风险处理流程与方案(21.72%)。研究结论:1.本研究编制《急诊医护人员为自杀未遂患者心理健康服务影响因素问卷》具有较高的信效度,可作为测评医护人员为自杀未遂患者心理健康服务影响因素工具。2.本研究中,绝大部分急诊医护人员接诊过自杀未遂患者,但为自杀未遂患者心理健康服务质量较低。关键障碍因素包括急诊医护人员自杀预防相关知识缺乏、缺乏沟通技巧与干预技能、存在自杀认识误区、对自身在预防患者自杀中的作用认识不深刻。促进因素包括急诊医护人员认识到为自杀未遂患者心理健康服务的重要性、愿意与自杀未遂患者沟通、愿意为急诊自杀未遂患者心理健康服务。3.自杀预防专业知识培训经历与为自杀未遂患者心理健康服务经历有利于急诊医护人员为患者心理健康服务。急诊医护人员最希望学习的患者自杀预防知识是:与自杀未遂患者的沟通技巧;最希望获得的心理健康服务资源是:简便可行的自杀风险处理流程与方案。
刘慧鸿[2](2020)在《回归上古天真 ——道学观照中的精神养生》文中研究表明目的:精神养生被认为是中医养生方法之一,并贯穿于养生始终,是养生活动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人民在心理健康、道德健康等诸多方面的健康需求如何实现,是一个在宏观层面涉及社会文化,在微观层面涉及精神调摄的多层面问题。中医药学凝聚着的深邃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对于创造性的解决如此宏大的健康需求提供了可能性。本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精神养生的文献、理论、案例和策略研究,对此种实际上涉及面甚广的健康需求提出精神养生的理解和主张,探索精神养生在现代社会中的存在状态和价值实现。方法:研究方法也属于人的精神心理活动或观念认知方面的事物。如有中医学者所认为的“由于时代性的遮蔽”,养生缺少精神独立的系统研究。解除时代性的遮蔽是社会文化层面的宏大的精神需求。所以在研究方法上,立足传统文化、体现文化自觉,从而其根本方法就是传统文化话语体系中的“道学的”“观照的”方法。同时研究内容,精神养生的“道”与“术”,根本上也是传统文化和文化自觉。所以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是相应、相融、相生的,在传统文化的“共冶一炉”中,这也是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面向。个体、群体就是在文化的抱持中健康成长的,放眼古今中外,没有比文化自觉更能提升人民精神境界、鼓舞人心和促进个体健康的事物。“道学的”“观照的”方法的特征,首先是境界取向。境界立意高远,就能“整全”“顾及全面”。借鉴整体论、内省法、创造性诠释等已有的思想方法,这些思想方法无论是历史渊源还是思想内核,都承继了传统文化。同时,论文也使用文献研究、案例研究、问卷调查、比较研究等方法,由此呈现“整全的顾及全面的多层远近观”。具体步骤为,首先对精神养生与道学的关系进行探讨,然后以精神养生、心理养生、情志养生、心性修养等为检索关键词在中英文数据库对文献检索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精神养生的传统智慧进行阐释。借鉴于阐释得到的洞见,先在宏观层面、社会层面进行考察以完成理论探索,并明确理想和主张;最后通过精神养生相关的实践进行体验和考察,对如何实现理想和主张提供策略建议。成果:在文化层面,立足传统文化,以“道学”的阐释能力,展示精神养生的内在体系,阐明精神养生的“道”与“术”、“知”与“行”,使得对精神养生之本来面目有一个意会。并将道学这个研究方法与精神养生这个研究对象交融在一起,呈现为文化自觉的一种形式。在个体层面,通过道学的观照使得个体对精神养生的面貌有一个俯瞰,心中对如何精神养生有一个总览而不失细节的心智地图,协助个体在有限的生命和急迫的生活节奏的两难中找到可行、必行、乐行的实践道路。结论:本研究开启精神养生的新的自觉,在最大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主的基础上阐释精神养生,在体现精神养生所追求的“精神内守”“独立守神”的境界中观照精神养生。论文主要有以下创新:一、在研究方法上,论文创造性的在养生学研究中运用整体论的、自本体诠释的方法、内省的方法等体现道学观照的方法;由分析式、还原式的研究范式,转向道学、整体论的、内省的方法;由以西诠中的解释转向自身解释,转向文化自觉的解释。论文将相关的现代健康理论、方法和技术纳入道学的观照之中,也就等于纳入了精神养生的理论和实践,这种纳入也是一种“与新科技相结合,多学科交叉”,是“超世界水平的发展方向”的一种可能形式,是文化自觉的呈现。二、论文以问道的精神把精神养生作为生命过程始终存在的一种本质。创造性的提出了“入道-养生-疗疾”的健康实践连续谱,鲜活的呈现了精神养生贯穿于养生始终,同时强调养生贯穿生活始终。三、论文阐释了精神养生“道”与“术”的知识体系结构,“施”与“受”的实践体系结构,“知识体系结构”与“实践体系结构”形成的真知真行结构,构成了精神养生的三重太极结构。论文清晰了精神养生知识丛林的观感,拓展实践视野,有利人们在生活中找到、选择自己的健康道路。四、论文从精神养生内生的理论视角初步提出发挥精神养生社会价值的建议。
张慧[3](2020)在《我国意定监护制度完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7年《民法总则》出台,第33条之规定确立了我国的意定监护制度。在人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尊重自我决定权”、“维持生活正常化”、必要性原则和补充性原则成为现代成年监护制度的理论基础和理念导向。制度兼具人文价值与经济价值,既体现了以人为本、保护弱者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温情,又体现了维护市场秩序及交易安全,保障第三人利益的细致考量。对个人来说,该制度能够弥补传统监护制度之不足、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尊重当事人的剩余意思能力。对社会来说,该制度能够满足社会养老需求,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正是因为该制度本身蕴涵的功能及价值才会被世界许多国家或地区采用,纳入本国(地区)立法。人口老龄化是当前我国面临的社会现实,社会养老矛盾突出,加之世界人权保护理念不断深入,我国确立了意定监护制度,是立法的一大进步,但是制度运行效果却不佳。该制度仅由一个原则性条文规定,缺乏可操作性,难以指导司法实践,发挥其制度价值,满足社会需求。制度存在三大问题:第一,立法理念相对落后。第二,立法体例不尽科学。第三,体系化制度框架有所缺失,应有针对性的完善。域外国家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确立意定监护制度,不论其立法理念还是制度设计都有值得学习借鉴之处。本文选取了英美法系的代表英国和大陆法系的代表德国、日本加以评述,提供给我国完善意定监护制度的借鉴思路,其先进的立法理念和立法模式、具体的制度设计具有一定参考借鉴意义。完善我国意定监护制度应当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重构立法理念与立法原则,引入协助决定,实现成年监护新范式的转型。学习借鉴域外改革成果,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完成本土化转型。第二,修正和完善立法体例,一方面要区分成年监护与未成年监护,分开立法规定。另一方面要确定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立法模式。第三,构建意定监护制度的体系框架。从实体法和程序保障两个方面方能构建完整的体系框架。
张志浩[4](2019)在《内观认知疗法对女性强制戒毒人员毒品渴求的干预及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毒品滥用是全球性的问题,不仅会严重损害吸毒者生理和心理状态,还会造成严重的经济问题、伦理问题和公共卫生问题。近三十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成瘾的治疗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在药物治疗、经颅磁干预以及外科手术方面均取得了一定进展,但高复吸率依然无法解决,吸毒人员逐年增加,如何有效降低吸毒人员心瘾的问题亟需解决。本研究以强制戒毒的女性吸毒人员为研究对象,探究内观认知疗法对女性吸毒人员药物渴求的干预效果以及影响机制,并在理论和操作上构建一种更加适应女性吸毒人员戒断模式的心理干预模式。本研究共由内观和谐认知问卷的编制和女性吸毒人员的药物渴求的内观认知疗法干预两个研究组成。研究一基于内观认知疗法理论提出中国化的内观和谐认知概念,通过对180册《内观指导手册》分析研究,并结合文献分析、个人访谈和专家小组讨论等方法收集条目。对1107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通过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探究内观和谐问卷的信效度。采用一般健康问卷12题中文版和认知灵活性问卷作为效标效度来探究问卷效度,6周后抽取86名被试进行复测探究问卷重测信度。内观和谐认知问卷由22道题目组成,包括付出成就感、获得幸福感、无报愧疚感、回馈满足感和归属连带感五个维度。总量表及五个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在0.680.89之间,间隔6周的重测信度为0.560.84之间。总量表及五个维度与GHQ-12呈负相关(r=-0.22-0.42),与CFI呈正相关(r=0.190.38)。研究二将筛选出的符合入组标准的女性强制隔离戒毒人员随机分配为2组,其中干预组30人,控制组30人。除干预方法不同外(干预组采用内观认知疗法干预,控制组采用常规教育矫治)其余条件均相同。两组人员在干预前后均进行一次量表测试,以评估干预效果。干预结束以后,相较于常规教育矫治组(控制组)内观认知疗法干预对女性吸毒人员的内观和谐认知、快感缺失和毒品渴求具有更好的临床效果。链式中介效应表明,内观和谐认知和快感缺失在NCT干预与毒品渴求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显着,效应值是-0.11,bootstrap 95%的置信区间是(-0.28,-0.02)。基于以上结果我们得出,内观和谐认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可以有效的测量个体的内观和谐认知。NCT干预通过内观和谐认知和快感缺失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女性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毒品渴求水平。
鱼哲贤[5](2019)在《社区精神康复中心的发展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日益加剧,各种压力随之增多,许多人都出现了诸如焦虑、抑郁、酗酒等不良心理及行为问题,患有各类精神疾病的人群数量也在逐年增加,精神健康问题已成为一个日趋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长期院舍化治疗导致精神疾病患者与社会脱节,有限的医疗资源无法满足庞大患者群体需求,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庭长期承受疾病带来的负担,而传统的医院康复模式和家庭照护模式均不能发挥良好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南京市近年来注重社区精神康复服务的探索与发展,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及我国其他地区的经验,依托政策支持,整合相关人力、物力资源成立社区精神康复中心,为精神疾病患者由医院向社会过渡的“缓冲期”创造一个康复场所,为有需求的群体提供康复服务。本文以Y社区精神康复中心为例,采用文献研究法、个案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法开展研究,依托社会支持理论与人本主义理论,从社会工作视角出发,分析Y社区精神康复中心的服务现状,探讨其未来的发展策略。研究显示,社区精神康复服务的开展带来了一系列成效:促进了医疗资源的有效利用,有助于缓解医疗系统的床位压力;服务对象疾病复发率有效降低,社会功能逐渐得到恢复;减轻了患者家庭的经济及照护负担,舒缓了心理压力;进一步提高社会大众对于精神疾病患者群体的关注度与理解度。但康复服务依然面临着一些困境,例如相关服务制度尚未完善,服务人员的专业性有待提高,康复服务成效未能达到预期等。因此,在分析服务对象需求及服务现状的基础上,对社区精神康复中心的未来发展提出一些建议:第一,优化资源配置,整合人力、物力、财力及社会资源,充分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第二,完善服务制度建设,巩固安防体系,建立隐私保护机制,保持“绿色住院通道”的通畅;第三,服务团队需秉持精神康复专业理念,加强各专业学科服务人员的配合与协调,推动社会工作者在服务中的主导作用,与服务对象建立良好的、相互尊重的专业关系;第四,康复服务应注重机构服务与家庭照护服务相结合,搭建服务对象社会支持网络,提供发展性康复服务,注重服务对象的社会融入,协助服务对象实现社会价值,改变社会大众对于精神疾病群体的固有观念,将有利于精神疾病患者群体污名化的去除,助力构建一个更加平等、和谐的社会。
王中杰[6](2019)在《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大学生自杀危险性评估与干预模式研究》文中认为自杀是人类非正常死亡的重要原因,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早已引起全世界的共同关注。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学生过早的自我结束生命,不仅会对其家庭带来沉重打击,给周围同学带来心理创伤,而且会影响学校和社会的稳定发展,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损失。国务院、教育部等部门相继出台文件,明确提出在高校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作用,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养理性平和的健康心态,使大学生德才兼备、全面成才。因此,如何科学准确地筛选出大学生自杀高危人群,开展及时有效干预,降低大学生自杀发生率,促进大学生全面健康发展,是高校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但自杀并非简单现象,存在复杂的内在机制,是生理、心理、社会、价值观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自杀现象进行了探讨,取得丰硕成果,但仍然存在较多问题,首先缺乏本土化大学生自杀危险评估工具,难以准确筛选出有自杀风险的大学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杀预防干预工作的开展;其次,自杀研究领域集中在精神病学、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但对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自杀关系的研究工作十分匮乏,尤其是实证性研究成果更是少见,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缺失或歪曲恰恰是部分大学生自杀问题的根源,相关研究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大学生自杀预防和干预的效果;第三,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二者在大学生自杀预防干预工作的融合度有待进一步提高。有鉴于此,该研究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大学生自杀理论模型的构建是有效开展自杀危险性评估和干预工作的理论基石和保障。该研究在总结已有自杀研究的基础上,对影响大学生自杀的众多因素进行重要性分层,依次划分为深层核心因素、深层非核心因素、表层重要因素和表层次要因素四大类,构建大学生自杀影响因素分层模型图,并得出,心理痛、绝望等情绪因素和冲动性、攻击性、神经质等人格因素是影响大学生自杀的重要风险因素。同时,立足于自杀的社会联结理论、心理痛理论、应激易感理论和人际交往理论,结合自杀影响因素分层模型图,从自杀的风险因素和保护性因素两种视角出发,构建大学生自杀风险理论模型。大学生自杀风险模型中的风险因素是评估大学生是否存在自杀风险的重要依据,由此,该研究编制出本土化大学生自杀危险性评估问卷,从心理痛、绝望、自我攻击、行为冲动、神经质与自杀倾向等六个维度对大学生自杀危险性进行不同危险等级的评估。该研究对2029名大学生的数据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自杀意念的检出率为12.7%,自杀未遂的检出率为6.7%,处于正常的检出率范围内,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增长或下降趋势。自杀危险性的检出率为13%,其中高度自杀危险类别占为5.1%,中度自杀危险级别占7.9%。大学生自杀风险模型中的保护性因素是大学生自杀干预工作的良好视角。生命价值观、领悟社会支持是大学生自杀危险性的重要保护性因素,价值观的引领和心理健康维护应是大学生自杀风险干预的重要途径。实证研究表明,当前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整体水平较低,城市大学生、独生子女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高于农村大学生和非独生子女大学生,高校急需开展大学生的生命价值观引领工作。大学生对社会支持的领悟程度处于中等水平,女大学生、城市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能力显着高于男大学生和农村大学生,大学生心理问题的检出率为7.8%,表明心理健康教育在高校已见成效,但在心理育人上仍需进一步加强。生命意义感、领悟社会支持、人际敏感、抑郁、焦虑和偏执等心理症状能显着预测大学生的自杀危险,生命意义感和领悟社会支持是大学生自杀危险性的重要保护性因素,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大学生自杀风险,人际敏感、抑郁、焦虑和偏执等心理症状是大学生自杀的风险因素。人既是生理意义上的人,也是心理意义上的人,更是社会意义上的人。大学生自杀不仅仅是一个心理健康问题,也是一个信念和价值观问题。目前,大学生自杀预防干预工作仍以心理健康教育为主,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对自杀预防干预工作中的具体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侧重于大学生的思想健康,注重立德树人,心理健康教育侧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注重心理育人,思想健康是心理健康的前提,心理健康是思想健康的保障。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应是大学生自杀干预工作的两个重要支撑,如机之两翼,相互补充,缺一不可,二者相融合的工作模式才能在大学生自杀预防干预工作中更充分地发挥应有的作用,符合时代发展对高校育人工作的要求。该研究尝试构建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相融合的高校自杀双重干预工作模式,并通过生命价值观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和领悟社会支持的团体心理辅导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对自杀双重干预模式的效果进行验证,结果表明,经过双重干预的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水平最高、领悟社会支持能力最强、心理更健康、自杀危险性最低,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相融合的大学生自杀双重干预模式效果最佳,应成为高校大学生自杀预防干预工作的重要工作模式。
赵茜[7](2018)在《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由于少年身心发展不成熟等特点,对罪错少年进行司法保护也已成为国际共识。社区矫正由于其自身优势成为了中美两国罪错少年矫正的主要方式与发展趋势,其中,教育矫正是罪错少年社区矫正的核心任务与根本方法,是社区矫正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从历史与现状看,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少年司法与社区矫正起步较晚,专门的《社区矫正法》尚未颁布,少年司法制度也不完善。这些都直接导致了我国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仍主要滞留在法律基础建构,与制度完善的层面上,对于罪错少年的专门性社区教育矫正,仍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相比之下,而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在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理论体系、制度以及模式与方法上都更加成熟,美国现阶段更注重通过实证化研究,促进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方法与技术的革新,降低矫正成本提升矫正效果,同时追求教育矫正的个体化、专业化、科学化。可以说,美国已经进入了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深入发展阶段。基于这种现状,本文采用教育学、心理学、法学等多学科交叉的视角,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访谈法等综合方法,以基本理论、制度、模式与方法为研究主线,由理论到实务、由宏观至微观的对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包括研究视角的创新——立足于学科交叉地带,改变了目前法学研究“一边倒”的研究现状;研究内容创新——研究中美两国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方面最新、最前沿的的理念与方法等;以及实践创新——研究尝试将美国的一些先进模式与方法,有机的融入到我国本土化的社区教育矫正实践中区,立足于实践,又应用于实践。本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对美国经验的简单复制,而是本着“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取其精华,扬长避短,最终的目的在于吸收美国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经验和启示,以及将美国的经验、教训与我国的现实国情结合后,为我国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深入发展提出建议。具体而言,本文的主要观点与结论如下:第一,从数据的视角看中美两国罪错少年群体的现象与发展趋势,发现近年来中美两国的罪错少年问题各自都处于稳中向好的趋势,但从数据的横向对比来看,美国的罪错少年问题远比中国严重。这一结论必须考虑两国统计单位、统计范围不同所造成的误差。第二,在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措施趋向保护性、福利性、教育性、康复性的表层共性之下,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性质其实存在根本性差别:鉴于美国少年司法体系的独立性,美国对罪错少年的社区教育矫正,就是促进他们康复的“服务”,没有刑罚的性质;而中国的的社区教育矫正则是刑罚执行的性质。基于性质的根本差别,中美罪错少年社区矫正的目的也存在根本性差异:概括来讲,美国在维护少年最大利益的基础上,尽量平衡各方的利益,是对罪错少年最大利益的“单向保护”,突出矫正的“康复性”目的,是社会福利取向;而中国,则坚持“双向保护”立场,既保护罪错少年,又保护社会,对罪错少年实行“有底线”的司法保护,突出矫正的“改造性”目的,是社会控制取向。第三,通过对社区教育矫正制度的前提和基础——中美两国的少年司法制度比较发现:建立在“国家亲权”思想的基础上,美国的少年司法体系独立于成人刑事司法体系;而中国的少年司法体系并未完全与刑事司法体系分离,这也直接导致了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制度的根本性差异:美国的社区教育矫正是非刑罚的、灵活的、个体化的;而中国则是严格、严肃的刑罚执行活动。因此,在社区教育矫正机构的职能定位上,美国以服务性为主,而中国则具有鲜明的执法性;在工作主体方面,中国以执法人员为主,美国以少年保护观察官为主;在工作机制上,美国的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实行“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实则是需要付费的服务性质,而中国的社区教育矫正是一种刑罚执行活动,完全由政府财政负担。第四,从中美社区教育矫正的基本模式及方法的对比发现,美国的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模式与方法更加科学化、专业化与个体化,以研究为基础,以更为积极的“能力发展观”为出发点,不断追求矫正成本的降低与矫正效果的提升。而中国正的社区矫正发展时间较短,对于罪错少年的针对性矫正措施仍很不完善。目前,中国已积极的吸取和借鉴了许多域外的教育矫正模式与方法,如个案调查评估、分级与分类矫正、循证矫正与平衡与恢复性矫正等。在这些方面,美国丰富的研究与实践经验经有助于我国相关研究与实践的深入发展。从发展趋势上看,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已不满足于“孤立”的犯罪后矫正,而呈现出内涵不断延伸,体系不断扩大,机制不断完善,最终“大矫正观”的发展趋势。最后,通过上文的系统比较,立足于我国的现实国情,本文提出了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比较带给我国的积极启示:包括优化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理念,完善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制度,以及深化与创新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模式与方法等等。总结来看,中美的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各具特色,各有优势。其中中国由于社会制度、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性质等原因,最大程度的保证了社区教育矫正的严肃性与严格性,取得了较好的矫正效果。随着我国将社区矫正的侧重点逐渐由“监管”转向“教育矫正”,中国在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内容与方法上也正在快速的创新发展。而美国在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专业化、科学化、个体化等方面经验更为丰富,特别是美国对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专业化的模式与方法最值得学习与借鉴。
田孟[8](2018)在《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文中指出目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和密集的制度建设,然而这些举措却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并且最终造成了一种政府、患者(社会)和医院(医生)都不满意的意外结果。这种政策的意外结果构成了笔者的问题意识来源。全面考察农村新医改各项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而分析和解释其中的政策偏差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目标。本文主要基于富县这个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的田野调查,采用将纵向的历史变迁梳理和横向的制度实践分析两个维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探讨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破解之策。由于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深度“嵌入”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中,因此,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过程便不仅可以看作是一个考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学或卫生经济学问题,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学问题。由于当前农村新医改所面临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政府-市场”框架的解释能力和认识范围,通过引入“国家-社会”框架,将能有助于深化认识,并对接下来的农村新医改具体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指导和建议。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是在以国家力量为主要依托的、包括了现代市场和现代政府等在内的现代性因素进入尚具有传统性特征的乡村社会的过程中,那些包括了既有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等要素在内的传统社会因素的反应、作用及其应对方式。其中,特别强调传统社会性因素和机制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等。具体就农村新医改这一研究主题而言,政府主导的卫生体制必须要在政府、市场和农民(社会)之间达成某种均衡,尤其是要注意调动农民及村社自身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笔者认为,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基于村社的农民合作共同构成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在“国家-社会”框架下,本文主要从纵向的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和横向的农村新医改的制度实践两个维度具体展开:首先是考察了新医改前的两个阶段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历程和模式,其次是分别考察了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阶段最主要的三项制度的实践过程及其面临的困境。首先是对于第一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前的考察。国民政府在建设现代卫生事业的过程中,不仅未能较好地体现政府主导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没有以农民为本位,积极发动农民,促成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主体性,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现代卫生事业不彰的根本原因;而集体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主要是采取了将行政主导的体制和农民及村社本位的机制相结合的办法,最终快速、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深入到农村社会之中,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其次是对于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至新世纪以前的旧医改的考察。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从整体上看,卫生事业活力确实有所增强,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有所增加,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市场失灵的出现和普遍存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民众的不可承受之重。最后是对于第三阶段即新世纪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的考察。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中的三项主要制度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预期目标,也即出现了政策偏差的现象。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在贯彻落实政府主导的原则的同时,没有能够考虑到农村的客观实际并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不过,笔者并非笼统地进行阐述和演绎,而是对新医改中的三项制度分别进行探讨:第一,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卫生人才问题上,笔者认为,现行城乡同一的执业医师制度脱离了农村的客观实际,是导致农村卫生人才事业陷入短缺困境的关键原因。第二,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医疗费用负担问题上,笔者发现,新农合筹资量的剧增并没有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而是让农民的疾病负担持续性地保持在了一个并不能够保障其避免陷入贫困之中的支出水平之上。新农合制度以大病统筹作为基本的制度定位和将新农合视为社会医疗保险的倾向,不仅违背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疾病治疗的基本规律。第三,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问题上,笔者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服务主要采取了项目制的方式进行供给,从而非常明显地强化了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导致农民参与决策的空间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对于当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所遭遇到的困境,必须超越“政府-市场”视角,引入强调社会机制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后者看来,现代社会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现代性因素在整个社会弥散和建立的过程。然而,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新的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缺乏自律性,故而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对于社会领域的过度扩展和僭越,也即进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们面对的可能不只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也不单是政府失灵的问题,而往往是市场和政府同时出现失灵的问题。对此,“国家-社会”范式强调要超越市场与政府,站在社会的角度来反思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从而为社会秩序的最终达成提供创造性的思路。由此观之,农村新医改的各种制度之所以会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和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够体现农民的本位原则,农民的参与性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农村社会的差异性在决策中没有得到基本的重视和充分的体现,农民的需求偏好得不到有效地地表达和回应。笔者提出,在通过适度下放决策权力的方式以完善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应着力强调农民及村社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医疗卫生政策要以农民为本位,通过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各项医疗卫生政策及资源相对接的平台和能力。总之,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以农民为本位的基本方略,即以农村的客观状况和实际需要作为卫生制度改革的基准,并特别注意在村社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模式”作为接下来农村新医改实践的主要方向,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总体目标中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张春楼[9](2017)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再创造》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轴心时代、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及中国哲学再创造等层面的哲学探讨都是当前新哲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这些研究事关中国哲学在"新哲学丛林期"的生存、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长期以来,这类讨论与研究的领域相对零散,需要进一步整合到新轴心时代视域下去关注中国哲学的传承与创新,也是国家层面关注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学界关于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研究不多,且倾向于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分割研究,长期会通不力,平面化、静态化比较明显,缺乏对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融合的深度反思。而把中国哲学理论和大众实践体系再创造的路径探讨放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指向人类核心问题来研究更不多见。哲学应该以会通的方式指向人类现实问题,这也是此研究的基本逻辑思路。论文沿着"背景←→实景←→愿景"的整体循环脉络,展示中国哲学再创造的动态性。即通过追溯哲学演进的历史,寻找人类核心问题的遗传和变异基因,以轴心时代以来的哲学变迁为背景,以"人类核心问题"为焦点,"再创造"为主线,落笔于科学技术辐射全球的新轴心时代前兆实景,围绕当代和未来人类核心问题,指向新轴心时代的中国哲学再创造,期盼再造中国新哲学的美好愿景得以实现。首先聚焦轴心时代的核心问题,考察其嬗变历程,反思其根源与变异成因,回溯中西方哲学通过批判作出的连锁反应。由此发现科技发展已经成为哲学再创造的强大动力,推动人类迈进新轴心时代。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不再孤单,而是形成核心问题圈。面对多重危机,人类全面觉醒,瞩望新轴心时代的开启。中国哲学对人类危机必须应战,做出准确判断,且在理论与实践两个领域进行有机再造。当然,这一永恒的人类主题并非一蹴而就,必须长期探索。该研究直面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探索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理论与实践盲区和路径,试图推动中国在新轴心时代再现百家争鸣新局面,使中国哲学走出生存困境,让中华文明在新轴心时代焕然一新,惠及人类。全文竭力想说明和论证的主要观点有:一、人的"理性与欲望"居于人类问题核心位置,经过轴心时代持续嬗变,其根源与变异在哲学批判的脉络中清晰可见。哲学在指向人类核心问题的大众实践过程中发生批判性地变革,呈现出自身的内在规律。二、在科技时代,人类文明在冲突与对话中开启共生性呼吸,中心主义开始离散,部落主义泛滥,普遍主义与普世价值纠缠不清,科技异化日益挑战人类文明,引发批判升级,各种文明渐次跨域,加剧着哲学转向。学者的研究旨趣也从跨学科延伸到立体、动态的跨界或跨域,科技发展已经成为哲学再创造的强大动力,推动着人类新轴心时代的步伐。三、多维度地审视新轴心时代的核心问题圈,反思不断升级、变异的矛盾与危机,倒逼人类全面觉醒。中国传统哲学很难应对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特别是中国自身发展问题,表现为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的双双滞后,原因主要在于没有把问题置于新轴心时代的视域下进行批判与会通。四、中国哲学在新轴心时代的存废主要取决于是否进行恰当的理论再创造。通过考察张岱年综创论和成中英再创论的既有研究,可从中推及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盲区与困境,构筑中国哲学再创造的多阶路径。五、分析儒释道大众化实践的历史典范和现实楷模,宏观审视中国哲学世界化的战略构想与实践,多维度地透视中国哲学的大众化实践,分析其得与失,凝练出中国哲学大众化实践体系再创造的新构想。全文暗用"互联网+"思维模式,在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理论与实践两个方向都隐含着动态的"中国哲学+"立体再造脉络。根据具体章节内容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典型案例法、历史回跳法和总结归纳法等展开研究。该文是以中国哲学为基础的跨学科、跨界综合性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尝试性创新:一、在学术思想上,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探索中国哲学理论再创造的多阶路径,再造中国哲学大众化实践新体系。这是学界交叉研究不足的领域,有一定的开拓性。二、在学术观点上,提出"中国哲学+"新概念,认为新轴心时代与"中国哲学再创造"之间可以实现历史与逻辑的双重会通,中国新哲学能够成为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次生问题,甚至新轴心时代人类核心问题圈的中国方案。三、在研究方法上,采取跨学科、跨界、概念类比和"嫁接"等方法,既有对新轴心时代和中国哲学分析与再造的理论"务虚",也有对大众实践成果的总结和理论渗透的"务实",更有对新体系再创造理论与实践中次生问题的多维度关注。在整体上,该项研究最终的创新点是思想系统性、内容实践性、视角多样性和问题针对性,因而既具有理论深度,也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可操作性。概览全文,展望哲学发展前景,发现人类文明在新轴心时代是整体性再造,故步自封的文明必将成为人类文明化石,探讨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体系再创造路径,有利于激发自由、平等、富强的中华大地再现百家争鸣。中国哲学再创造也必将加强中华文明与外域文明的优势互补,惠及全人类。
邓少君[10](2016)在《风险社会视域下基层矛盾治理研究 ——基于广东省的实践样态》文中研究表明社会治理是人类追求政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新思路新理念。社会治理作为一种工具理性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是世界各国通向现代化之路的必然选择。中国已经进入经济社会双重转型期,同时也全面进入风险社会。改革开放使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就,但是社会建设尤其是社会治理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当下的中国面临社会矛盾多发、社会治安复杂、风险隐患凸显、社群融合困难等突出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发生在基层,基层社会治理也相应地面临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全、管控社会风险等三大基本任务,迫切需要在依法治国视域下,构建基层综合治理体系,在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首次指出,人类已进入全新的社会形态即“风险社会”时代。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社会双重转型并发生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也使中国同样迈进风险社会,并同时具有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矛盾共生的“断裂的社会”特征。基于风险社会理论,当今中国高发多发的基层矛盾纠纷,主要是涉及民生领域的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相互之间基于权益基础上的民间性冲突和社会性对立。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当今中国社会矛盾风险类型,在类型特征上,可以从对抗性质、所涉主体、适用法律、对象规模、时代背景、主题归属等多重同角度,厘清各类矛盾纠纷的基本属性;在宏观表象上,可以归结为总量长期高企、递增幅度明显,扩散领域宽泛、发展向度多维,结构关系多元、所涉对象复杂,表现形式多样、触点难点交织,强度烈度扩张、社会燃点降低等特征;在发展态势上,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继续面临涉农纠纷量大面广、涉土纠纷对抗激烈、劳资纠纷高发多发、医患纠纷日渐严峻、金融纠纷破坏力强、环保纠纷成为焦点、群体纠纷组织化更加明显的发展趋势。探寻中国社会矛盾纠纷高发频发的风险源头并非易事。在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基本不变的前提下,人们日益增长的权利需求与落后的制度供给之间的矛盾也越发明显。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纠纷“井喷”的源头性归因,可以从经济、社会、行政、司法、教育、党建等多个层面寻找症结所在,可以归结为经济快速发展与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变迁巨大与社会结构分化、政府结构膨胀与管理服务缺失、公平正义有失与法治权威有限、教育扭曲失范与文化精神失魂、基层组织涣散与先锋作用迷失等六个方面的基本缘由,当然每个层面的不同病灶相互交织、盘根错节、复合叠加、甚至互为因果,均会不断诱发、催化出新的社会矛盾。这样更多地从批判的角度对社会风险来源进行比较系统而又一定深度的剖析,对于建立完善中国社会转型期基层矛盾治理格局应该具有基础性的意义。面对社会矛盾纠纷的不同表征与多元起因,广东的改革开放和先行先试无疑做了积极而富于价值的风险调控探索实践。如建立了以行政为主导的制度化路径,通过着重顶层设计、明确责任主体、构建联调机制、改革信访机制等措施,使以国家行政力量为代表的国家治权主导的矛盾解决机制成为一种基础性保障;拓展了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社会化路径,提出了坚定人民调解发展方向、拓展人民调解职责内涵、创新人民调解体制机制的思路,特别在如医患纠纷、交通纠纷、环保纠纷等社会矛盾风险热点领域,大力推进和发展第三方专业性、行业性社会组织的治理思路显得更富创新意义;创设了以诉前联调为机制的法治化路径,矛盾纠纷当事人到法院起诉后、在法院正式立案前,以法院为主导,法院与各行政职能部门、行业组织协调联动,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相互配合、优势互补,共同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探究了以复合治理为基本框架的多元化路径,通过厘清各种解纷方式的主体与特性、关系定位与路径选择、探索经验与现实困惑,对多元解纷机制的未来进路和网络结构做了具有一定前瞻意义的探讨,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中国执政党一直在探求国家长治久安之道。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综合治理,到中共十八届三、四、五中全会相继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新跨越,这一系列重大决策无疑适应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同阶段的治理需求。然而,以政府主导的国家治理体系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尽管历经多次改革,最终都是陷入了一种不良循环,特别是作为国家治理基础的镇街治理机构,由于强调与县级以上各职能部门的条条对接、垂直管理,反而造成基层治理部门分割、资源分散、单打独斗、效率低下。在这样的国情下,广东省创设基层社会综合治理实战平台,通过有效整合基层社会治理资源,理顺治理机制,健全运行机制,凝聚了基层治理正能量,产生了1+1>2的治理效果。从广东经验中可以得到创新基层社会矛盾风险治理的五点启迪:创新基层矛盾治理理念,强化“以人为本”价值观、推进“利民便民”服务观、践行“依法治理”法治观;创新基层矛盾治理格局,盘活政府资源存量、优化镇街资源配置,培育基层社会组织,实现“官民共治共享”;创新基层矛盾治理体制,建立以县区为龙头、以镇街为支撑、以村居为基础、以网格为细胞的治理体系;创新基层矛盾治理方法手段,推进指挥协调扁平化、社会治理精细化、治理手段信息化、治理方式多样化;创新基层矛盾治理目标管理,细化目标管理责任、强化综治政策工具、完善考评问责体系。这些思路和建议,体现了现代社会风险防控与治理的发展理念,对各地深化基层矛盾治理具有一定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
二、精神障碍:全球性的发现,本土化的难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精神障碍:全球性的发现,本土化的难题(论文提纲范文)
(1)急诊医护人员为自杀未遂患者心理健康服务影响因素问卷编制及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前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急诊自杀未遂患者心理健康服务研究现状 |
1.3.2 急诊医护人员为自杀未遂患者心理健康服务影响因素研究现状 |
1.4 理论框架 |
1.5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5.1 研究目的 |
1.5.2 研究意义 |
1.6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6.1 研究方法 |
1.6.2 技术路线图 |
第二章 急诊医护人员为自杀未遂患者心理健康服务影响因素问卷编制 |
2.1 问卷框架的初步构建 |
2.1.1 文献研究法 |
2.1.2 质性访谈法 |
2.1.3 结果 |
2.2 德尔菲法 |
2.2.1 函询对象与方法 |
2.2.2 统计方法 |
2.2.3 专家函询结果 |
2.3 预调查 |
2.3.1 预调查对象与方法 |
2.3.2 资料的收集与录入 |
2.3.3 预调查的结果 |
2.4 验证急诊医护人员为自杀未遂患者心理健康服务影响因素问卷 |
2.4.1 研究对象与方法 |
2.4.2 结果与分析 |
2.5 讨论 |
2.5.1 问卷构建方法的科学性 |
2.5.2 问卷的表现形式与可行性评价 |
2.5.3 问卷的信效度评价 |
第三章 急诊医护人员为自杀未遂患者心理健康服务现状及影响因素调查 |
3.1 调查对象 |
3.1.1 调查医院 |
3.1.2 调查人群 |
3.2 调查工具及方法 |
3.2.1 调查工具 |
3.2.2 调查方法 |
3.3 数据录入与分析 |
3.4 研究结果 |
3.4.1 调查人群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
3.4.2 急诊医护人员为自杀未遂患者心理健康服务现状 |
3.4.3 急诊医护人员自杀风险评估工具使用及知识培训情况 |
3.4.4 急诊医护人员为自杀未遂患者心理健康服务影响因素得分情况 |
3.4.5 不同特征急诊医护人员为自杀未遂患者心理健康服务影响因素总分比较 |
3.4.6 急诊医护人员为自杀未遂患者心理健康服务影响因素总分多因素分析 |
3.4.7 其他相关问题回答情况 |
3.5 讨论 |
3.5.1 急诊医护人员为自杀未遂患者心理健康服务现状 |
3.5.2 急诊医护人员为自杀未遂患者心理健康服务影响因素分析 |
3.5.3 急诊医护人员为自杀未遂患者心理健康服务总得分影响因素分析 |
3.5.4 急诊医护人员希望学习的患者自杀预防知识与希望获得/增设的心理健康服务资源 |
3.6 策略建议 |
第四章 结论 |
第五章 本研究的创新性与局限性 |
参考文献 |
综述 自杀未遂急诊患者再自杀风险干预研究进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A 急诊医护人员为自杀未遂患者心理健康服务影响因素问卷----专家咨询表(第一轮) |
附录B 急诊自杀未遂患者心理健康服务影响因素调查问卷-----专家咨询表(第二轮) |
附录C 急诊医护人员为自杀未遂患者心理健康服务现状及影响因素调查 |
攻读硕士期间的研究成果 |
(2)回归上古天真 ——道学观照中的精神养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章 导论: 问道的精神 |
1.1 道学与养生 |
1.1.1 问“道” |
1.1.2 何谓道学? |
1.1.3 道学与养生 |
1.2 道学与精神养生的交融 |
1.2.1 精神养生及与道学 |
1.2.2 “入道-养生-疗疾”健康实践的连续谱 |
1.2.3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对象、意义与论文题目 |
1.3.1 研究对象 |
1.3.2 研究意义 |
1.3.3 题解 |
1.4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精神养生的历史回望:超越时空的传统 |
2.1 历史回望的文献范畴 |
2.2 相关研究进展 |
2.2.1 精神养生与道学的交汇 |
2.2.2 精神养生、道学与“西学”的交汇 |
2.2.3 精神养生与疗疾的交汇 |
2.3 精神养生的知识结构——“道、法、术” |
2.4 儒家与精神养生 |
2.4.1 儒家的精神养生之道 |
2.4.2 儒家的精神养生“法术” |
2.4.3 教化与师表 |
2.5 道家与精神养生 |
2.5.1 道家的精神养生之道 |
2.5.2 道家的精神养生“法术” |
2.5.3 俗世即道场、临炉指点、道侣 |
2.6 佛家与精神养生 |
2.6.1 佛家的精神养生之道 |
2.6.2 佛家的精神养生“法术” |
2.6.3 迷时师度与船子投江 |
2.7 古代医家与精神养生 |
2.7.1 古代医家的精神养生之道 |
2.7.2 古代医家的精神养生“法术” |
2.7.3 主体的转换——医者与患者,养生家与养生之家 |
2.8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现代反思: 现代人的精神状况与问道东方 |
3.1 西方文明范围中现代人的精神状况 |
3.1.1 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 |
3.1.2 雅思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 |
3.1.3 加缪《鼠疫》 |
3.1.4 小结 |
3.2 精神养生与现代研究 |
3.2.1 精神境界的现代研究 |
3.2.2 精神养生“法术”的现代研究 |
3.2.3 精神养生与养生的社会人文研究 |
3.3 精神养生与身体——我们该如何意识我们的身体? |
3.3.1 立足于身体的精神养生 |
3.3.2 当代身体意象的分裂特征 |
3.3.3 当代身体实践的分裂特征 |
3.3.4 精神养生与身体实践的内在统一性 |
3.3.5 精神养生视野中的清醒与睡眠 |
3.3.6 小结 |
3.4 精神养生与语言——我们该如何言说健康? |
3.4.1 当下健康流行语言的荒诞与后现代主义的反抗 |
3.4.2 精神养生与诊治的语言 |
3.4.3 精神养生与食、药的语言 |
3.4.4 精神养生与疾病谱、预防医学的语言 |
3.5 中医养生学视野中的心性修养与人民的健康促进 |
3.5.1 健康面临的人性挑战 |
3.5.2 中医养生学视野中健康促进的理念与实践 |
3.5.3 生生之道与中医养生学心性修养的实践观 |
3.5.4 小结 |
3.6 以道莅天下——《黄帝内经》“独立守神”的意义发现 |
3.6.1 独立守神的渊源与探索路径 |
3.6.2 早期社会文化与“独立守神” |
3.6.3 “独立守神”在传统文化实践中的显现 |
3.6.4 “独立守神”在生物医学实践中的显现 |
3.6.5 “独立守神”在心理治疗实践中的显现 |
3.6.6 小结 |
3.7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数则精神养生案例及其启示 |
4.1 案例1: 何以解忧——竹林七贤作为团体形式精神养生的滥觞 |
4.1.1 古代社会生活中团体的存在 |
4.1.2 竹林之游的精神养生属性 |
4.1.3 古代团体养生的存在状态及价值 |
4.1.4 小结 |
4.2 案例2: 某温泉度假村调训养生课程的精神心理效果考察 |
4.2.1 调训课程介绍 |
4.2.2 课程方案举例与纪实 |
4.2.3 问卷调查部分 |
4.2.4 调训课程组织者对课程的理解 |
4.2.5 解读 |
4.2.6 小结 |
4.3 案例3: 某瑜伽自然疗法静修营实践 |
4.3.1 背景 |
4.3.2 内容 |
4.3.3 讨论 |
4.3.4 小结 |
4.4 案例4: 某院慢性病辟谷实践的总结及比较研究 |
4.4.1 某医院利用辟谷治疗代谢综合征的当代实践 |
4.4.2 古今辟谷与正念饮食干预的比较研究 |
4.4.3 小结 |
4.5 启示 |
第五章 前行策略: 充分发挥精神养生力量的讨论 |
5.1 提出策略建议的方法 |
5.2 个体的内求为本 |
5.3 个体内求与中医院校教育内求的相融、相生 |
5.4 全民教育——全民的内求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结论 |
6.1 题目作为核心论点之一 |
6.2 健康实践的连续谱与精神养生的道学内涵 |
6.3 文化自觉的一种呈现——方法与对象的同一 |
6.4 精神养生的道与术、施与受、知与行的三重太极结构 |
6.5 理论探索总结: 现代人的精神状况及精神养生 |
6.6 案例启发与策略建议总结 |
6.7 根本的结论 |
结语 |
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
特点与不足之处 |
特点 |
不足之处 |
自反性陈述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致谢 |
统计学审核证明 |
(3)我国意定监护制度完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基本概念厘清 |
三、研究的现实意义 |
四、文献综述 |
五、研究思路 |
六、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意定监护制度依托之原理 |
第一节 意定监护制度的理论基础 |
一、尊重自我决定权 |
二、维持生活正常化 |
三、必要性原则 |
四、补充性原则 |
第二节 意定监护制度的价值及功能 |
一、意定监护制度的人文与经济价值 |
二、意定监护制度对个体和社会的功能 |
第二章 我国意定监护制度现状及其问题 |
第一节 意定监护制度直面的社会现实 |
一、社会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 |
二、新模式新理念的正面冲击 |
第二节 我国意定监护制度的规范分析 |
一、意定监护制度的立法规制 |
二、意定监护制度的运行效果 |
第三节 我国意定监护制度主要的问题 |
一、立法理念相对落后 |
二、立法体例不尽科学 |
三、体系化制度框架有所缺失 |
第三章 域外成年意定监护制度的考察与借鉴 |
第一节 域外典型成年意定监护制度介评 |
一、英国—持续性代理权授予制度 |
二、德国—照管制度 |
三、日本—任意监护制度 |
第二节 域外成年意定监护制度借鉴思路 |
一、引入现代成年监护立法理念及成年监护新范式 |
二、注重完善意定监护协议 |
三、增加意定监护监督制度 |
第四章 我国意定监护制度完善之基本构想 |
第一节 实现成年监护新范式的转型 |
一、重构立法新理念 |
二、明晰立法新路径 |
第二节 立法体例的修正与完善 |
一、区分未成年监护与成年监护 |
二、选择与确定务实的立法模式 |
第三节 构建意定监护制度的体系框架 |
一、实体法上的意定监护制度 |
二、意定监护制度的程序保障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4)内观认知疗法对女性强制戒毒人员毒品渴求的干预及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缩略语/符号说明 |
1 前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2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
2.1 主要概念的界定 |
2.2 国内外关于毒品渴求的相关研究 |
2.3 成瘾戒断干预中降低渴求的干预方法 |
2.4 内观认知疗法的发展及应用 |
2.5 小结 |
3 研究设计和方法 |
3.1 研究内容 |
3.2 研究假设 |
3.3 实施步骤以及技术路线 |
4 研究一内观和谐认知问卷的编制以及信效度检验 |
4.1 内观和谐认知概念的提出 |
4.2 对象与方法 |
4.2.1 对象 |
4.2.2 问卷编制 |
4.2.3 效标工具 |
4.2.4 统计方法 |
4.3 结果 |
4.3.1 条目分析 |
4.3.2 结构效度 |
4.3.3 效标关联效度 |
4.3.4 信度 |
4.4 讨论 |
5 研究二女性吸毒人员药物渴求的NCT干预 |
5.1 对象与方法 |
5.1.1 研究对象 |
5.1.2 操作方法以及干预过程 |
5.1.3 测量工具 |
5.1.4 数据采集以及统计分析 |
5.2 结果 |
5.2.1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
5.2.2 控制组和干预组在干预前各量表得分的基线值比较 |
5.2.3 控制组和干预组在干预前后各心理维度以及毒品渴求得分变化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
5.2.4 控制组和干预组参与人员干预前后各心理维度以及毒品渴求变化值的初步统计 |
5.2.5 中介效应检验 |
5.3 讨论 |
5.3.1 NCT干预可以提升女性强制戒毒人员的内观和谐认知、快感体验和降低毒品渴求 |
5.3.2 NCT干预通过个体的内观和谐认知和快感缺失的链式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女性强制戒毒人员毒品渴求 |
6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7 结论 |
参考文献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附录 |
综述 |
综述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5)社区精神康复中心的发展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一、精神疾病与精神残疾 |
二、精神康复 |
三、社区精神康复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第四节 理论基础 |
一、社会支持理论 |
二、人本主义理论 |
第五节 研究对象、方法与内容 |
一、研究对象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内容 |
第二章 精神康复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及需求分析 |
第一节 问题分析 |
一、患者及其家庭承受着疾病带来的负担 |
二、医疗系统的压力现状 |
三、社会大众对精神疾病存在一定的偏见 |
第二节 需求分析 |
一、康复期精神疾病患者的需求 |
二、家庭照护对于康复服务的需求 |
第三章 社区精神康复中心的兴起 |
第一节 社区精神康复中心建立过程 |
一、依托相关政策 |
二、康复服务探索 |
第二节 社区精神康复中心服务现状 |
一、服务团队及服务对象情况 |
二、康复服务项目情况 |
第三节 社区精神康复服务的成效 |
一、促进资源合理利用 |
二、满足患者康复需求 |
三、减轻患者监护人负担 |
四、改变社会大众观念 |
第四节 社区精神康复服务的困境 |
一、相关服务制度尚未完善 |
二、服务人员专业性不足 |
三、服务成效未能达到预期 |
第四章 社区精神康复中心运营与发展的建议 |
第一节 优化资源配置,完善康复服务体系 |
一、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
二、配置机构康复设施 |
三、积极链接社会资源 |
第二节 规范服务制度,保障服务对象权益 |
一、将服务对象纳入评估体系 |
二、完善“绿色住院通道” |
三、编制服务对象隐私保密制度 |
第三节 明确责任分工,提升服务团队凝聚力 |
一、秉持精神康复专业理念 |
二、加强服务团队分工合作 |
三、重视社会工作主导作用 |
第四节 满足患者需求,完善康复服务设计 |
一、巩固服务对象社会支持 |
二、提供发展性康复服务 |
三、康复服务延展至公众教育 |
第五章 研究总结与反思 |
第一节 研究总结 |
第二节 研究反思 |
一、对于研究主题的反思 |
二、对于研究过程的反思 |
附录A: 康复项目负责人访谈提纲 |
附录B: 康复中心服务人员访谈提纲 |
附录C: 服务对象(监护人)访谈提纲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大学生自杀危险性评估与干预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一 选题缘由 |
二 选题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 大学生自杀危险的概念 |
二 大学生自杀发生率 |
三 大学生自杀相关理论 |
四 大学生自杀的影响因素 |
五 大学生自杀评估 |
六 大学生自杀干预 |
七 现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
第三节 研究总体思路、研究设计及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设计 |
三 研究方法 |
第四节 研究难点及创新点 |
一 研究难点 |
二 研究创新点 |
第一章 大学生自杀危险性评估 |
第一节 大学生自杀危险性评估问卷的理论构架 |
一 大学生自杀风险影响因素分层模型 |
二 自杀理论的整合 |
三 大学生自杀的结构化访谈 |
四 问卷理论构架的形成 |
五 建立条目库 |
第二节 大学生自杀危险性评估量表理论框架的数据检验 |
一 大学生自杀危险评估量表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
二 大学生自杀危险评估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
三 信度和效度分析 |
四 大学生自杀危险差异检验 |
五 大学生自杀危险评估问卷正式版 |
第三节 大学生自杀危险基本特征 |
一 大学生自杀危险的调查 |
二 大学生自杀危险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三 大学生自杀危险现状 |
第二章 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自杀的关系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与高校自杀预防干预工作 |
一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
二 思想政治教育融入高校自杀预防干预工作的必要性 |
三 思想政治教育融入高校自杀预防干预工作存在的问题 |
第二节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基本特征 |
一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调查 |
二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三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现状 |
第三节 生命意义感、心理健康与大学生自杀的关系 |
一 调查对象与工具 |
二 生命意义感、心理健康与大学生自杀关系的统计分析 |
三 生命意义感、心理健康对大学生自杀行为的影响 |
第三章 心理健康教育与大学生自杀的关系 |
第一节 心理健康教育与高校自杀预防干预工作 |
一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
二 心理健康教育与大学生自杀预防干预工作中的现状 |
三 心理健康教育在大学生自杀预防干预中存在的问题 |
第二节 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的基本特征 |
一 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的调查 |
二 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三 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现状 |
第三节 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基本特征 |
一 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调查 |
二 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三 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现状 |
第四节 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健康与大学生自杀的关系 |
一 调查对象与工具 |
二 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健康与大学生自杀关系的统计分析 |
三 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健康对大学生自杀的影响 |
第四章 大学生自杀双重干预模式的构建与数据验证 |
第一节 大学生自杀双重干预模式的理论构建 |
一 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的必要性 |
二 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的必然性 |
三 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相融合的自杀双重干预模式构建 |
第二节 大学生自杀双重干预模式的数据检验 |
一 自杀双重干预模式的研究目的 |
二 自杀双重干预模式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
三 自杀双重干预模式的实验程序 |
四 自杀双重干预模式的统计结果 |
五 自杀双重干预模式的效果 |
第三节 高校大学生自杀双重干预模式的运作机制 |
一 完善思想政治课堂教育模式,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 |
二 立足实际需求,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学科交叉 |
三 引入时代特色,提升师资队伍的的心理学素养和思想政治素养 |
结语 |
一 研究结论与创新 |
二 研究不足及展望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7)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的意义与目的 |
三、研究概念界定 |
(一)少年 |
(二)罪错少年 |
(三)教育矫正与矫正教育 |
四、研究现状 |
(一)中国的研究现状 |
(二)外国的研究现状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中美罪错少年群体的现象与特征 |
一、中美罪错少年群体的现象与趋势——数据的视角 |
二、中美罪错少年的特征 |
(一)中美罪错少年的个体水平特征 |
(二)中美罪错少年的社会化特征 |
第二章 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基本理论 |
一、中美罪错少年保护理论 |
(一)儿童的特殊性 |
(二)儿童权利概述 |
(三)罪错少年的司法保护 |
二、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理论基础 |
(一)法学理论基础 |
(二)心理学理论基础 |
(三)教育学理论基础 |
(四)社会学与犯罪学的理论基础 |
三、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历史与现状 |
(一)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历史沿革 |
(二)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现状 |
四、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性质与目的 |
(一)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性质 |
(二)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目的 |
(三)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性质与目的之差异本质的剖析 |
第三章 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制度 |
一、中美社区教育矫正制度的前提与基础—少年司法制度 |
(一)少年司法的独立性 |
(二)少年案件的裁量与社区矫正 |
二、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 |
(一)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主要法律保障 |
(二)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管理体系与机构设置 |
(三)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工作主体 |
(四)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工作机制 |
第四章 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模式与方法 |
一、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基本模式 |
(一)“医疗模式”与“思想模式” |
(二)循证矫正模式与经验矫正模式 |
(三)个别化矫正模式与集体矫正模式 |
(四)家庭参与模式与官方主导模式 |
二、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具体方法与技术 |
(一)个案调查与评估 |
(二)分类矫正与分级矫正 |
(三)循证矫正模式 |
(四)平衡与恢复性司法矫正模式 |
三、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发展趋势 |
(一)少年司法与儿童福利一体化的趋势 |
(二)从“矫正”到“预防”的趋势 |
第五章 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比较的启示 |
一、优化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理念 |
(一)更新对社区教育矫正的基本认识 |
(二)树立能力发展取向的社区教育矫正观 |
(三)培育社区教育矫正的社会参与观 |
二、完善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制度 |
(一)延伸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 |
(二)细化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法律条款 |
(三)采取多种方式巩固与落实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经费保障 |
(四)建立少年社区矫正服务中心与“少年社区矫正官”制度 |
三、深化与创新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方法和技术 |
(一)深化循证矫正模式 |
(二)加强调查评估与分级矫正机制 |
(三)创立本土化的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范例项目 |
(四)建立多部门联动的罪错少年预防与矫正连续体系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
附录 B |
致谢 |
作者简历 |
(8)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1.2 文献综述:政策的社会学研究 |
1.3 理论资源与分析框架 |
1.4 研究方法和田野工作 |
1.5 章节安排及主要内容 |
2 改革开放前的富县现代卫生事业:从1949年到1984年 |
2.1 现代卫生事业在民国时期从无到有 |
2.2 现代卫生的全面建立:三级卫生网 |
2.3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基本思路 |
2.4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重要创新 |
2.5 本章小结:集体时代的成就与经验 |
3 市场化思路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1985年到2000年 |
3.1 分田到户以后“落单”的村医 |
3.2 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医改 |
3.3 医改后卫生事业中的政府行动 |
3.4 市场主导下的资源动员及困境 |
3.5 本章小结:成就、问题和经验 |
4 农村新医改的卫生人才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医师资格制度 |
4.1 医学毕业生过剩与农村医生短缺的悖论 |
4.2 卫生人才“过剩-短缺”困境的既有研究 |
4.3 医师制度的变迁与农村卫生人才的困境 |
4.4 本章小结 |
5 农村新医改的医疗费用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合作医疗制度 |
5.1 新农合制度的现状及其问题 |
5.2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5.3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制度原因 |
5.4 本章小结 |
6 农村新医改的农民参与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基本公卫制度 |
6.1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的概况及其困境 |
6.2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6.3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理论分析 |
6.4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实践分析 |
6.5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破解之道 |
6.6 本章小结 |
7 总结:农村新医改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困境的破解之道 |
7.1 从“政府-市场”到“国家-社会”:卫生政策研究范式转换 |
7.2 农村“新医改”困境的破解之道: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 |
7.3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一些具体的农村新医改政策建议.. |
7.4 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不足、以及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和打算..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9)新轴心时代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再创造(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论题提出与界定 |
1.2 海内外的研究动态述评 |
1.2.1 海内外研究综述 |
1.2.2 存在问题与拓展领域 |
1.3 论文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
1.3.1 研究的路径 |
1.3.2 研究的方法 |
1.4 论文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1.4.1 研究内容与结构框架 |
1.4.2 论文创新点 |
1.4.3 研究意义 |
本章参考文献 |
第2章 轴心时代的核心问题 |
2.1 人及其理性与欲望 |
2.1.1 人:多视角的解读 |
2.1.2 成人:哲学的指归 |
2.1.3 欲望与理性的诠释 |
2.2 轴心期人类核心问题的嬗变 |
2.2.1 地方性思想的创造性演进 |
2.2.2 人类核心问题的嬗变脉络 |
2.3 轴心期文明的演变与反思 |
2.3.1 哲学批判助推哲学变革 |
2.3.2 哲学变革旨在立德树人 |
2.3.3 哲学存有自身发展规律 |
2.3.4 理论变革终归大众实践 |
本章参考文献 |
第3章 科技发展与哲学再造的追问 |
3.1 科技时代开启人类文明的新呼吸 |
3.1.1 人类历史的两次大呼吸 |
3.1.2 文明的冲突与共存 |
3.1.3 科技成为人类发展新动力 |
3.2 科技异化与哲学转向 |
3.2.1 全球化与科技异化 |
3.2.2 哲学的转向 |
3.2.3 后现代主义回归理性 |
3.3 中心主义的离散与文明的跨域 |
3.3.1 中心主义的历史演变 |
3.3.2 部落主义的泛滥 |
3.3.3 跨学科与文明的跨域 |
3.3.4 普世价值与普遍主义 |
3.4 科技发展成为哲学再造新引擎 |
3.4.1 人类核心问题圈的滋生与发酵 |
3.4.2 哲学再造的新特点 |
本章参考文献 |
第4章 新轴心时代的问题、危机与新觉醒 |
4.1 瞩望新轴心时代 |
4.1.1 新轴心期时态的论争 |
4.1.2 新轴心时代序幕亟待开启 |
4.2 新轴心时代的矛盾与特征 |
4.2.1 人类矛盾的历史重演 |
4.2.2 新轴心时代的核心问题圈与时代特征 |
4.3 新轴心时代的危机 |
4.3.1 新轴心时代的多重危机 |
4.3.2 新型危机的特征 |
4.4 新轴心时代的新觉醒 |
4.4.1 文明从冲突走向共生 |
4.4.2 科技异化倒逼哲学再造 |
4.4.3 中国哲学与人类的全面觉醒 |
本章参考文献 |
第5章 中国哲学理论变革的探索与新哲学建设 |
5.1 当代新儒家与新道家的创造性探索 |
5.1.1 中国哲学的传统性变革 |
5.1.2 从当代新儒家重心性到新道家重天性 |
5.2 综创家冲破中国哲学传统性变革 |
5.2.1 综创论的演进轨迹 |
5.2.2 创学的生成踪迹 |
5.2.3 综创论发展到创学的评析与启示 |
5.2.4 综创论与文明冲突论 |
5.3 中国哲学理论变革的盲区与困境 |
5.3.1 哲学研究,重破轻立 |
5.3.2 再造传统,曲高和寡 |
5.3.3 理论观察,视角固化 |
5.4 中国哲学理论再创造的多阶路径 |
5.4.1 从人才培养到学派林立 |
5.4.2 从核心问题到人性发现 |
5.4.3 从文化辩论到理论建构 |
5.4.4 从跨界会通到内外超越 |
5.4.5 从儒家"仁学"到当代"创学" |
5.5 再创论跳出中国哲学传统性视域 |
5.5.1 从照着讲的传播到跳出讲的批判 |
5.5.2 从再创造的理论到跳出来的实践 |
本章参考文献 |
第6章 中国哲学大众化的多维度实践及体系再创造 |
6.1 儒释道大众化实践的历史典范与遗憾 |
6.1.1 流变的儒家文化圈 |
6.1.2 佛教本土化 |
6.1.3 道教世俗化 |
6.1.4 乡村建设运动 |
6.1.5 "中国文化统一论"的搁置 |
6.2 书院复兴与中西大学比拼 |
6.2.1 传统书院的现代兴起 |
6.2.2 中西大学的兼容与双修 |
6.3 精英与百姓同修的现实楷模 |
6.3.1 泰州百姓大学堂 |
6.3.2 中华文化大学堂 |
6.4 中国哲学世界化的战略构想与实践 |
6.4.1 孔子学院走向世界 |
6.4.2 "一带一路"引领未来 |
6.5 中国哲学大众化实践体系的再创造 |
6.5.1 吸纳典范精华,融合多维实践 |
6.5.2 契合核心问题,转换跨界视域 |
6.5.3 走近社会大众,推动百姓日用 |
6.5.4 反思理论变革,做好顶层设计 |
本章参考文献 |
第7章 新轴心时代的展望 |
7.1 人类文明整体性再造 |
7.2 中华大地再现百家争鸣 |
7.3 中国新哲学惠及人类 |
7.4 论文自陈与反思 |
本章参考文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10)风险社会视域下基层矛盾治理研究 ——基于广东省的实践样态(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主要创新点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一、中国执政党治国理念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
二、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
三、中国基层矛盾治理需求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第三节 研究概述 |
一、风险社会研究 |
二、基层矛盾治理 |
三、基层社会治理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式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概念厘定 |
第一节 风险社会理论 |
一、社会风险演变 |
二、风险社会理论的基本内涵 |
三、社会风险与风险社会的关系 |
第二节 社会治理理论 |
一、治理的基本内涵 |
二、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 |
三、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构建 |
第三节 核心概念厘定 |
一、社会转型与风险社会 |
二、基层与基层矛盾 |
三、治理体制与治理机制 |
第三章 风险形式:基层矛盾表现特征 |
第一节 矛盾纠纷的基本类型 |
一、从矛盾性质划分 |
二、从所涉主体划分 |
三、从人员规模划分 |
四、从适用法律划分 |
第二节 基层矛盾的宏观表征 |
一、在数量上:总量长期高企,递增幅度明显 |
二、在走向上:扩散领域宽泛,发展向度多维 |
三、在主体上:结构关系多元,所涉对象复杂 |
四、在形态上:表现形式多样,触点难点交织 |
五、在强度上:矛盾张力扩大,社会燃点降低 |
第三节 基层矛盾的多发领域 |
一、涉农纠纷量大面广 |
二、涉土涉房矛盾对抗激烈 |
三、劳资纠纷高发多发 |
四、医患纠纷日渐严峻 |
五、金融纠纷破坏力强 |
六、环境纠纷成为焦点 |
七、群体纠纷组织化明显 |
第四章 风险来源:基层矛盾源头归因 |
第一节 经济转型:经济快速发展与经济结构失衡 |
一、粗放型增长 |
二、城市化失序 |
三、房地产泡沫 |
第二节 社会分层:社会变迁巨大与社会结构分化 |
一、个体分化 |
二、群体分化 |
三、阶层分化 |
第三节 执政效率:政府结构膨胀与服务管理缺失 |
一、政府结构臃肿膨化 |
二、决策管理时有失控 |
三、基本公共服务滞后 |
四、维稳模式呆板僵化 |
第四节 司法实践:公平正义有失与法治权威有限 |
一、地方立法滞后 |
二、司法公正有失 |
三、基层法治薄弱 |
四、法治文化缺失 |
第五节 教育文化:教育扭曲失范与文化精神失魂 |
一、教育扭曲失范 |
二、主体文化受侵 |
三、精神信仰丧失 |
第六节 基层党建:组织建设弱化与先锋作用淡化 |
一、基层党的组织建设弱化 |
二、基层党的领导干部蜕化 |
三、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淡化 |
第五章 风险调控:基层矛盾解决路径 |
第一节 制度化路径:行政主导 |
一、着重顶层设计,强化制度牵引 |
二、落实主体责任,健全体制机制 |
三、构建联调机制,打造综治平台 |
四、改革信访机制,畅通诉求渠道 |
第二节 社会化路径:人民调解 |
一、坚定发展方向 |
二、拓展职责内涵 |
三、创新组织机制 |
第三节 法治化路径:诉前联调 |
一、诉前联调的出台背景 |
二、诉前联调的基本内涵 |
三、诉前联调的运行机制 |
四、诉前联调的司法效率 |
第四节 复合化路径:多元衔接 |
一、历史与现实:多元解纷机制价值判断 |
二、主体与特性:多元解纷方式辨析 |
三、定位与选择:多元解纷方式的关系 |
四、探索与困惑:来自广东的实践经验 |
五、讨论与结论:多元解纷机制的未来进路 |
第六章 风险治理:基层矛盾治理创新 |
第一节 创新基层矛盾治理理念 |
一、强化“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
二、践行“依法治理”的执政观 |
三、推进“利民便民”的服务观 |
第二节 创新基层矛盾治理格局 |
一、党委政府领导:担当主体责任 |
二、国家治权主导:发挥职能作用 |
三、社会组织担当:激发自治活力 |
四、公民广泛参与:加快全民普法 |
第三节 创新基层矛盾治理体制机制 |
一、镇街中心是支撑 |
二、村(居)工作站是基础 |
三、县级中心是龙头 |
第四节 创新基层矛盾治理方法手段 |
一、指挥协调扁平化 |
二、社会治理精细化 |
三、治理手段信息化 |
四、治理方式多样化 |
第五节 创新基层矛盾治理目标管理 |
一、落实目标管理责任制 |
二、实施综治政策工具 |
三、建立考评问责体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后记 |
四、精神障碍:全球性的发现,本土化的难题(论文参考文献)
- [1]急诊医护人员为自杀未遂患者心理健康服务影响因素问卷编制及实证研究[D]. 刘玉娥. 武汉轻工大学, 2021(02)
- [2]回归上古天真 ——道学观照中的精神养生[D]. 刘慧鸿.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0(06)
- [3]我国意定监护制度完善研究[D]. 张慧.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20(08)
- [4]内观认知疗法对女性强制戒毒人员毒品渴求的干预及机制研究[D]. 张志浩. 天津医科大学, 2019(02)
- [5]社区精神康复中心的发展策略研究[D]. 鱼哲贤.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6]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大学生自杀危险性评估与干预模式研究[D]. 王中杰. 郑州大学, 2019(07)
- [7]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比较研究[D]. 赵茜. 鲁东大学, 2018(06)
- [8]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D]. 田孟.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5)
- [9]新轴心时代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再创造[D]. 张春楼.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7(09)
- [10]风险社会视域下基层矛盾治理研究 ——基于广东省的实践样态[D]. 邓少君. 武汉大学, 20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