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铸就“大我”——外经贸委书记、北京市外经贸委主任李兆

一、彻底变革,铸就“大我”——外经贸工委书记 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 李昭（论文文献综述）

王伟^[1]（2014）在《政治精英培养与政党能力建设 ——中国共产党干部培训制度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政治精英培训的制度史。中共通过有计划的培养政治精英，提升了政党的整体素质，加强了政党的能力建设。在中共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也逐步探索、构建并完善了政治精英培训制度。制度的物质载体是进行政治精英培训的场域基地，主要是党校和干部院校；理论载体是培训的课程和内容体系；功能是塑造与政党要求相一致的新型政治精英，从而提升政党素质，推动政党发展。在中共发展的九十多年里，制度根据政党的目标和战略，主要培养了两类政治精英：革命精英和执政精英。这些精英也都成为了中共革命和执政的中坚力量，由此也证明了制度的有效性。政治精英培训制度的变迁与中共的发展呈现出同步性的特征，是中共发展的缩影。在建国之前，制度开始初步探索，并逐步建立完善，其目标指向于培养适应战争环境的优秀革命精英，制度的物质载体不断完善，理论载体在经历了教条主义的危害后实现了本土化的创新，即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从建国至“文革”结束，制度实现了演进发展，但最终走向分化和断裂，其目标指向于培养革命后执政精英，但是由于受内外部环境的综合影响，制度的理论载体演变为新的教条主义，最终制度走向崩溃。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制度得以恢复，并实现了变迁和发展。在这一时期，制度致力于培养符合改革需要的新型执政精英，并在制度的物质载体和理论载体上实现了创新。在物质载体上，构建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精英培训基地体系，并将制度的边界延伸到了国外，派遣政治精英到海外受训或调研考察；在理论载体上，构建了意识形态导向和实用主义导向两个维度的培训内容体系，其中意识形态方面，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主要内容的新意识形态思想，现实主义导向的课程内容则更加丰富。制度的功能在于再生产出符合政党要求的新型政治精英。一方面，提升政党的学习能力，使政党能够具备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另一方面，实现对政治精英的整合，主要在意识形态教育和党性锻炼两个方面，强化政治精英对政党的认同感和忠诚度。当然，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意识形态教育与高素质执政精英培养的张力、党性锻炼与个人利益的张力、政治逻辑与市场侵袭的张力。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政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让政党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本论文的结构如下：第一章，导论。主要介绍问题的提出和选题意义、进行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综述、介绍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思路，界定论文使用的关键概念、提出论文可能的创新点。第二章，讨论政治精英培训与现代政党建设。从现代政党的起源与发展谈起，论述政治精英培养对现代政党建设的重要意义。本章比较了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精英培养模式，资产阶级政党主要是培养选举导向型的政治精英，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精英培养模式则经历了较大的变化。本章重点论述了共产主义政党的特征和政治精英培养模式。共产主义政党具有强调意识形态、组织结构严密和处于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之中的特点，因此政治精英的培养模式也显着区别与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第三章，讨论建国前党的干部培训制度的探索。将建党至建国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分别讨论这几个时期政治精英培训制度所处的环境、制度的具体安排、制度的绩效和影响制度变迁的变量。第四章，讨论建国至改革开放前党的干部培训制度的演进。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领导人民恢复生产秩序，开展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开展，政治精英培训制度也实现了制度演进，构建了较为科学的物质载体和理论载体体系。但是在1957年之后，国内政治运动不断，制度缺乏继续演进和变迁的土壤，相继出现了分化和断裂。第五章，讨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干部培训制度变迁。在这一时期，中共实现了政治路线的转变，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因此也需要培养大量适应改革需要的新型执政精英。在这一阶段，中共实现了政治精英培训物质载体的完善和理论载体的持续更新，促进了制度的变迁。第六章，讨论制度的特征、功能和问题。制度呈现出与中共同步性变迁的特征，主要是由政党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制度的功能主要是增强政党的学习能力和实现对政治精英的整合。制度存在的问题表现在意识形态教育与高素质执政精英培养的张力、党性锻炼与世俗利益的张力、政治属性与市场侵袭的张力。在本文的结论部分，总结了政治精英培训制度在提升中共政党能力建设方面的重要意义，认为制度是中共实现政治精英培养、加强政党能力建设的一项基本的政党内部制度安排。本文还认为，制度与中共具有同步性变迁的特征，其变迁受到内部冲突、外部压力、新观念输入、政治精英推动这些基本变量的影响。要解决制度存在的内在张力，就必须加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实现意识形态的持续更新。

张鹏^[2]（2013）在《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的地方参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政策指引下，中国地方部门在对外关系中的参与程度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现象。而学科特点造成的中国内外政治结合型研究不足，以及中国内外政治协调发展的理论化需要，都使得中国对外关系展开的地方参与研究成为一种新兴的研究方向。同时，大量外事档案、政府文件、统计数据的存在以及相关论着的涌现，使利用社会科学方法开展这项研究成为可能。本文提出，地方参与中国对外关系展开的程度与深度，取决于中国央地、内外、地地三组关系的变化。为全面理解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的地方参与，本文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理论部分的研究。对于地方参与对外关系的一般解释而言，已有的多层治理理论与功能主义理论都有提倡竞争性合作的问题，潜在的政治社会学解释则无法提供清晰的问题解决进路，而且现有理论多基于对西方国家对外关系的考察与辨析。在批判上述三种一般解释的基础上，将地方部门作为对外关系的“有限参与行为体”，提出地方参与对外关系的“有限参与”解释。这一解释，是在继续和坚持承认主权国家是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前提下，以中央对地方的对外事务授权有限为原则，将地方提升到作为对外关系的一类“有限”参与主体，并以对外关系发展中央地、内外、地地的合作最大化为目标，在“整体”考量的基础上，注重国家的国内-国际综合治理观形成。其次，是比较研究方面。通过中西在地方参与对外关系方面的比较研究，特别是与代表联邦制国家的德国进行比较，提出政治关系与法律关系这两种央地关系传统，和央地协力与央地竞合这两类有限参与适用，从而厘清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的地方参与之组织特点、历史流变和运行逻辑。最后，在案例研究部分，使有限参与的解释贯穿于沿海经济次区域的国际化、边境省区与跨区域国际合作、中国非中央政府驻德代表机构以及地方发展与国际组织在华活动等研究。并通过上述四个案例，从由内而外、由外而内两个大的观察视角，既说明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的地方参与形式与现状，又进一步验证绪论部分提出的，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存在央地协力的政策倾向；中国在内外关系协调发展的实践中实现了国内国际制度建设的不断优化；地方多样性蕴含着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可能的地地合作三个研究假设。

董明^[3]（2011）在《新兴商人群体形成与社会的转型 ——以义乌为例》文中指出社会转型是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议题,也承载了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责任。而无限丰富的社会事实则给研究者提供了多元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并已从中揭示了人类社会转型的最基本进路,即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但已有的经典研究大多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基本背景,尽管这也的确是对人类文明演进基本面相的一种呈现,但显然还不能涵括客观现实的全部内容,尤其是不可能以此简单比附自上世纪后半叶以降许多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的基本特质与路径选择。随着19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其间所展现出来的社会转型的独特魅力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浓厚的研究兴趣,迄今也已提出了不少各具特点且有不同影响力的解释框架及基本观点。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转型的若干特征,但一方面由于研究视角上仍不可避免地存在西方理论的“路径依赖”,同时更由于中国社会特殊的复杂性及其发展的异常迅猛,使得既有研究或多或少地出现了“理论的贫困”:中国的发展究竟将朝着怎样的方向演进?她最终会是向着已被认知的人类文明发展基本规律的一种持续趋近,抑或可能会因此贡献一种迥异的模式?总的看,迄今的研究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尚显力不能逮。应当承认,面对这一繁杂的研究议题,基于研究者本人事实上难以摆脱的研究局限,这的确是个难题。因此找到一个较恰当的个案与切入点,借助于最新最生动的事实材料,从中梳理出蕴藏其间的若干真实理路,则将是对这样一个研究主题必要且可行的有益工作。本文正是这样一项推进性的研究工作:选择浙江省义乌市这个新兴商贸城市为个案,以其中极具活力的商人群体形成发展为研究切入点,通过探究由此而带给地方社会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层面的实际变化,试图从中揭示处于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相互交织中的我国社会转型的一般性路径特质、行动者逻辑以及可能的演进趋势等等议题。根据这一研究旨趣,本文采用的总体理论分析框架是政治社会学中使用最广泛的范畴之一即“国家—社会”关系。这不仅因为它较大程度上契合了当下我国社会转型中最基本的两大行动主体,即政权力量（包括中央和地方）与民间力量（体现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层面）,同时,正因这一框架已堪称理论经典,从而也有可能与西方既有的社会转型模式形成某种有意义的比照对话,以更便于凸显我们的独特性所在。当然,正是鉴于我国的特殊性,本文并不预设一个学术规范意义上成熟的“公民社会”假定,而只是坚持从传统国家权力的渐趋消解、民间力量开始发挥作用的视角来观察社会转型的基本趋向。换言之,本研究将力图超越国家与社会二元区分的思路,而是把国家与社会置于一个连续统（continuums）的两极,国家一极意味着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社会一极则意味着自由多元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任何一个国家,更毋论处于转型中的国家,其在特定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处于这两极当中的一极,或处于两极中间连续统的某一个特定位置。而这一特定位置的确定,则依赖于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对比。如此,实际就将国家与社会关系置于一种动态的分析框架之中,从而或能更接近于发展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之客观真实。一句话,本文更侧重于把国家与社会关系从互动的而非二元对立这种西方传统模式意义上来理解与描述。为此,研究中所运用到的主要理论概念包括:治理、行动者、公民社会、社会冲突与博弈,等。通过本文对义乌个案的分析发现,在整个义乌地方社会的变迁历程中,商人群体在其间起到了“第一推动力”的实际功效。即,主要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首先是义乌人尤其是义乌农民（这是义乌商人群体的基本社会来源）以其“韧武器”为基本行动方式,也就是以持续不辍的非暴力抗争且兼具足够韧劲与政府周旋的形式来顽强地表达和追求自身的利益,最终得以促成政府妥协式地积极跟进。虽然这种最原初的推进方式究其实质是农民“弱者的武器”的一种力量体现,但它却最终演化成了推动制度创新的具有颠覆性的力量。在以后的进一步发展中,尽管政府的作用已开始由先前的被动转为相对主动,在制度供给与相应协调、规制方面开始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的“积极程度”总体说来又需以商人群体为主体的民间力量所能认可或承受的程度为限,即在某种意义上它已成为托克维尔所期待的受到了限制的公权。正是在这种条件制约下,政府与民间力量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已型构成一种相互制衡的格局。诚然,基于中国国家权力的主导地位这一基本制度背景特点,无论政府处于或被动或主动的行为方式下,最终都是经由政府的政策调整或新制度的创设而得到确定,都毋庸置疑地体现了政府理性的结果,而越到发展中后期,动力机制甚至已更多地偏向由政府供给导向的制度创新所决定,但此时的政府供给显然已不可能完全是原先压力型体制下权力与利益之间的自上而下的单向分配关系,而逐渐转变为政府与民间的上下互动式博弈,并且这种互动博弈的场域随着经济的弥散性而得以不断拓展。在政治、社会和文化各层面,以商人群体为主要社会构成的民间力量同样渐趋活跃,已昭示着在经济民主的推动下体现在政治民主进而社会民主层面的新进展。而随着每一种新议程的出现,又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范围内强化着或制约着相关联的其它方面,构成一种事实上的多方互动与制衡的局面,从而具有了某种不可逆性。整个地方社会则由此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其趋向现代性、面向未来的发展路向。即,义乌商人群体和义乌地方政府,他们作为成就义乌模式的两大主体力量,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不管两者间具体关系将可能呈现为怎样的不同特征,但保持两者间力量的相对均衡以达成互动制约当属贯穿始终的要件。今后的义乌模式还将会怎样发展,从而地方社会的转型或变迁还将如何继续演进,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以商人群体为重要构成部分的社会力量与地方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力量之间的关系状况。由上分析可见,尽管这里的国家与社会之间显然有着较西方国家紧密得多的关联,但在发生逻辑、过程博弈和演进路径等多方面,其“家族相似”特点也是明显的,因此,这里的特殊性从本质上看并未完全脱嵌于“国家与社会”的一般演进规律。固然,这还仅是在个案基础上得到的阶段性判断,个案本身尚需持续关注,而更多事实的观察则是得出更确切结论所需的进一步工作。但即便如此,我们从一个侧面已然看到了一个古老东方国度在现代经济制度推进下,同样能够缓慢但却坚实地迈向现代性的一种逻辑力量呈现,而不是相反。

王彩霞^[4]（2006）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校校训研究》文中提出本文力图对中国学校校训的历史脉络进行系统梳理，从而揭示校训和教育的关系，从校训的变化反观中国教育的发展。蕴涵传统文化和体现时代精神的校训在百年发展中发生了变化，它的变化暗合了教育的变迁，它的变化折射了中国教育由传统走向近代进而步入现代的光辉历程。 由于学界对校训本身历史的研究少之又少，更没有从校训和教育这一关系去阐述校训，因而本文力图做此尝试。从校训本身的发展变化折射中国教育的变迁，这不仅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也存在很强的现实意义，这是本文独有的视角。 本文运用了历史文献法、比较法、语言分析法、个案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系统考察了校训的发展脉络和历史演变，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教育的关系问题，从而揭示校训作为中国学校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本文第一、二、三章，从校训的渊源、产生和演变三方面进行阐释，力图揭示人们耳熟能详的校训是如何起源，如何发展和流变的。中国古代学校特别是书院已存在校训的原型，只是没有校训的明确概念名称而已。近代以来，教会大学把西方“motto”（校训）这一实体引入中国，但未为中国学者所关注。直到甲午战后，“校训”二字从日本引进，这样校训才以正式的中国式名称固定下来。日本“校训”概念和西方教会大学校训实体双重影响，使得中国古代校训原型得以明确化、概念化，古代校训转型为现代校训。从此中国校训发展进入了多样化的新阶段，校训成为学校教育的一种手段，作为学校的一种标志而被提升为学校制度。当然，中国近代校训只是援引了日本“校训”这一概念名称、借鉴了西方大学校训这一制度实体，而在内容和形式上，则主要突显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西方校训在指导思想上和表现形式上有明显的不同，不同的校训反映风格各异的民族文化、民族思维和语言习惯。 第四、五章，从校训的形式和内容入手，阐释校训无论内容还是形式的变化都反映了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不同时期校训采用的句式、词语组合、用词的词性、词语的来源方式，是很不相同的。不同时期校训所包含的主要内容和校训类型很不相同。这种校训形式和内容的变化，正反映和折射了中国教育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的特点。 以上介绍了校训的源流、形式和内容，那校训到底是什么，即校训的本质是

刘平^[5]（2005）在《中国转型期反腐介廉的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逐步进入转型期。转型期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就是腐败现象的严重滋生蔓延。在转型期反腐倡廉的实践中,在学者们关于转型期反腐倡廉的研究中,反映和体现了较为丰富的反腐倡廉的经济思想。 本文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对我国转型期反腐倡廉的经济思想进行总结、梳理和阐述。 本文首先介绍了转型期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社会背景及基本情况,然后按照思想发展的逻辑顺序,分八个专题对转型期反腐倡廉的经济思想进行总结和论述。先是归纳、阐述了什么是经济学意义上腐败概念,接着总结、阐述了腐败产生的经济原因、腐败对经济发展的恶劣影响。在反腐倡廉涉及经济方面的策略、措施和指导思想中,本文运用经济学的一些理论,从宏观到微观,分围绕经济建设开展反腐倡廉、规范职务消费和收入分配、透明反腐、提高反腐倡廉的资源配置效率、运用市场经济的手段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等专题进行了总结和论述。最后将转型期反腐倡廉的经济思想放入历史时空的大背景中进行评析,提出本文的观点。

潘克西^[6]（2003）在《煤炭产业组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能源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能源的需求将不断增加。就我国富煤缺油少气的资源格局而言，中国的能源问题，更直接的表现为煤炭问题，其实质是经济基础、制度环境和产业组织三者的相互关系问题。在石油产业、电力产业逐步呈现寡头竞争态势的今天，煤炭产业的发展更为值得关注，竞争与垄断、市场与政府、开放与自主等涉及中国煤炭产业组织取向与定位的敏感性问题都己成为业界讨论的焦点。本文初次尝试西方产业组织理论与中国煤炭产业实践的多层次融合与贯通，是笔者对煤炭市场结构、企业行为、产业绩效等关键性问题进行长期思考和深入研究之后的体会与认识，目前研究工作还在继续，本论文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与以往传统上对煤炭问题的研究相比，本论文在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上做了一些突破和创新。全文共有八章，按照内容划分为三大部分：现实环境与基本原理部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部分、结论与案例部分。现实环境与基本原理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全文的基础和依托。通过对世界能源市场最新变化趋势和美国煤炭产业成功实践的客观描述，在阐明本文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础上，说明了本文研究的前提条件、基本方法、总体框架和主要创新，概述了前人有关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成果和结论，对煤炭产业组织相关概念、含义和边界做出界定，澄清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并就煤炭产业组织的实证研究，特别是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适用性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为后来的SCP分析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逻辑依托，为中国煤炭产业组织的实证检验进行了铺垫。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部分包括第三章至第七章，是全文的核心与支撑。为便于比较，在第三章里首次近于完整地计算出1965-2001年美国煤炭市场集中度指标数值，并就其影响因素、市场结构演进方式和优势企业重组扩张行为等重要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评价，与第二章一起为以后各章中国煤炭产业组织相关议题的比较研究设立了参照体系。同时，在占有大量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第一次公开推出原创性的中国煤炭产业市场集中度指标数值（1990-2001年），并对其影响因素、市场结构定位，尤其是产业政策取向和企业重组扩张等敏感性问题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分析和评价，构造出本论文的核心内容。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历经10余年的煤炭市场化实践，出现了许多值得认真研究并需合理解释的现实问题。与美国早期的煤炭储量私有化，企业为适应市场竞争，追求最大利润而带动煤炭产业快速成长不同，中国煤炭产业的发展主要是国家意志和政府力量作用的结果。近年来，优势企业的迅速壮大带动中 国煤炭市场结构的升级，但由于过去长时间形成的高度分散化的产业组织，使得 过度竞争的原子型市场结构没能获得大的改观。 目前，中国尚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市场机制还很不发育，计划经济的影响依 然严重，特别就煤炭企业的市场行为而言，更带有明显的行政管理烙印和经济转 型特征。产业组织理论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在分析现实经济问题中发展起来的一门 应用性学科，市场经济体制是其研究的前提条件，计划经济时期不具备这个条件， 1992年市场化改革以后才逐步具备这个条件。第四章和第五章在全方位描述独 具特色的中国煤炭产业的销售定价、公司化改制等市场竞争行为和行业协会、企 业集团等市场协调行为的基础上，指出企业销售自主权的获得，是迄今为止中国 煤炭产业组织市场化改革最富实效的成果，而定价行为已成为现阶段中国煤炭企 业最具代表性的市场竞争行为；目前已基本完成的公司化改制，不仅是煤炭企业 经营模式从传统的计划管理模式转向现代市场经营模式的分水岭，也是中国煤炭 企业有别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具有标志性的市场行为。其重大意义不仅在于 锁定了煤炭产业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揭示出企业制度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趋势，更 现实地是在实践中为中国煤炭企业的市场行为提供了组织保障；集团化发展由于 受封建文化、经济制度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存在着一些先天性的、制度性的缺 陷。 第六章重点分析评价了煤炭市场竞争状态、改制重组进程和能源产业链接续 等己经取得的和有待改善的产业绩效。第七章在强调政府管制作用的基础上，勾 画出国有资产管理组织演进过程中，国有控股煤炭企业集团的形成方式与路径。 第八章结论部分是独创性和关键点所在。强调为保护和促进市场的有效竞 争，就必须首先建立一个适度集中的寡头主导型煤炭市场结构；阐明中国煤炭产 业具有市场和资源等比较优势，可以采用以市场换资本的方法

二、彻底变革,铸就“大我”——外经贸工委书记 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 李昭（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彻底变革,铸就“大我”——外经贸工委书记 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 李昭（论文提纲范文）

（1）政治精英培养与政党能力建设 ——中国共产党干部培训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的地方参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兴商人群体形成与社会的转型 ——以义乌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二十世纪中国学校校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转型期反腐介廉的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煤炭产业组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彻底变革,铸就“大我”——外经贸工委书记 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 李昭（论文参考文献）

• [1]政治精英培养与政党能力建设 ——中国共产党干部培训制度研究[D]. 王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4(10)
• [2]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的地方参与研究[D]. 张鹏.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08)
• [3]新兴商人群体形成与社会的转型 ——以义乌为例[D]. 董明. 上海大学, 2011(02)
• [4]二十世纪中国学校校训研究[D]. 王彩霞. 华东师范大学, 2006(12)
• [5]中国转型期反腐介廉的经济思想研究[D]. 刘平. 复旦大学, 2005(07)
• [6]煤炭产业组织研究[D]. 潘克西. 复旦大学, 20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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